華盛頓 · 第一章 緒論

孫毓修 《華盛頓》
近今社會有一普通之心理焉,曰凡處腐敗狡猾之社會,及治衰亂之天下者,必須有最巧妙之手段、最橫溢之霸才,而後乃能適社會之生存,措天下於平治也。斯說一行,於是平民社會,爭以巧妙之手段相答酬;官吏社會,爭以橫溢之霸才相陵遏,而社會遂益趨於腐敗,天下遂日就於衰亂。 彼之創為是說者,不止於事實上得確實之證憑,其於歷史上,亦間有是之證憑焉。即以上海而論,五方雜處,人類不齊,多以詐欺相尚,俗所謂滑頭者是也。而久住於上海者,亦必習為滑頭,而後始免詐斯之害。內地人有新到上海者,必須訪一二知友,久於上海者,受其指導,而後始免於受欺。以故久於上海之人,名曰老上海。老上海者,質言之,即習於滑頭也。苟不習滑頭,則被人詐欺之事,觸處皆見。俗所謂老實人多吃虧是也。此事實上之證憑也。 秦孝公用霸才橫溢之商鞅,而富強之業成;漢獻帝用霸才橫溢之曹操,而董卓之亂定;法國有霸才橫溢之拿破崙,而兵力幾躪全歐;德國有霸才橫溢之俾斯麥,而聯邦遂能統一。史家嘗言:「當衰亂之世,苟不能得賢人君子,而得一二奸雄,亦足以為救時之用。」所謂使貪使詐是也。司馬遷尊遊俠,而不以朱家、郭解之殺人為非,殆亦執是意也。 此歷史上之證憑也。 雖然,吾於此提出一問題焉。問曰:「以巧妙之手段,對付狡滑之社會者,果足以改良社會乎?抑適以相演狡滑於不止也?以橫溢之霸才,對付衰亂之天下者,果足以安定天下乎?抑適以相煽衰亂於無窮也?」則必無敢直下判斷之語者。 然而吾今亦即以前此彼輩所執之事實與歷史證憑,還而問之曰:上海原始固有滑頭,然自有對付滑頭之滑頭,而滑頭遂相演以至今日而不止。蓋當其始也,滑頭之人,本居少數,自有人習於滑頭,以謀抵禦,於是漸習漸慣,久乃不知不覺亦變為完全滑頭之人,而於是滑頭愈多矣。滑頭愈多,而習滑頭者亦愈多。相演相乘,而於是舉上海變為一滑頭之世界矣。譬如有十人於此,其中有君子六人、小人四人。以六君子遇四小人,其初固不免為小人所欺。然使此六君子者,不貪為巧妙之手段,而安守其迂拙,則彼少數之小人原不足以造成風氣。久而久之,其技亦必漸窮,或竟為君子所同化。此敢斷言者也!倘此六君子者,不能忍微小之損害,群聚而研究種種巧妙之手段,出與小人相對付,自喜其成效之易見,於是遂迷信處狡滑社會者,不得不用巧妙手段。則此六君子,不久亦變為小人矣。自是小人愈多,君子愈少。而社會風氣,乃全趨於小人之一方,卒至腐敗不可救藥。試觀今日之上海,印捕華捕,鵠立如林;偵探差役,巡邏如織;而奸拐命盜、倒欠詐取、大流氓小流氓,遍地皆是。嗚呼!此豈少數惡人之過歟?毋亦多數習於惡者之過也? 即以歷史而論,彼商鞅、曹操、拿破崙、俾斯麥諸人,當其出現時,其橫溢之霸才,何嘗不足以起當代之衰,靖一時之亂?然試翻秦漢法德之史,一尋其跡,則秦社之屋,去商君幾時矣?漢祚之移,去曹操幾時矣?森赫勒拿島之放逐,拿坡侖且身被其災;威廉王之被刺,俾斯麥亦躬見其亂。安在橫溢霸才,果足以治衰亂之天下也? 吾今敢為大言於此曰:「人者,造風氣者也,不可為風氣所造。人者,轉移社會者也,不可為社會所轉移。蓋社會風氣愈狡猾腐敗,而吾人愈不可不以世俗所謂最迂拙之手段挽而回之。夫世俗所謂迂拙者何也?曰惟至誠而已矣!」 且夫至誠之感人亦大矣哉!以瞽瞍之頑而大舜能以至誠感之;以商紂之暴而文王能以至誠感之;周公以至誠而挽成王之心;閔子以至誠而回繼母之意。自古以來,大奸雄大盜賊,平日肆無忌憚,往往遇一二至誠之人,卒為其所感動,而立戢其野心、自止其暴行者,歷史所載不可勝數。故《大學》曰:「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又曰:「欲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必先誠其意。」由此而觀,至誠之為用,豈不大哉? 或問曰:「以今日社會之腐敗狡猾,設吾徒抱誠意,而處於其間,則彼方利我之迂拙,而時時加損害於我矣。夫好利惡害,人之情也。今既以誠而受害,則人又何樂於為此?吾子之論,得毋亦近於迂歟?」應之曰:「是不然。凡人未有不各具天良者。彼小人非無天良之人,只以日與小人相處,故無從發見其天良;而一見君子,往往天良發見焉。」故凡慣為狡猾之人,彼苟一見至誠之君子,恒生不忍相欺之心。或對君子偶發惡念,而一聞君子之言語,每至面赤汗下。此何故歟?蓋皆天良之發見也。夫萬物之競生存也,常各以其類。樹木競生,而不妨及昆蟲;昆蟲競生,而不妨及禽鳥。彼狡猾小人之競生於社會亦然,其相妨也,恆在同類,而君子之蒙害轉鮮焉。此非吾之過言,亦事實上所恆有者也。 抑吾人之處於今日社會,果負有責任乎?不負責任乎?如曰不負責任,而只圖自了,若世俗所謂自了漢者,則可以不論矣。如曰願負責任,而思為改良社會、轉移風氣之人,則雖蒙百難冒萬險,古人之猶有為之者,況小小受欺乎?以小小受欺,而即畏難焉?同流合污焉?何其無膽量至此也?佛氏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耶穌願釘於十字架而救眾生。而吾乃因欲避社會狡猾之害,至捨身而習為狡猾,此劣男子賤丈夫之所為,非堂堂鬚眉之所宜爾也! 吾故曰處今日腐敗狡猾之社會,必出以至誠。苟能出以至誠,則君子敬之,小人愛之,而吾在社會之信用固矣。信用既固,而吾身將為全社會所信仰,人人爭以吾為模範。於是吾之言論,無人不聽從。不知不覺之間,而腐敗狡猾之社會,將為吾所轉移所感化。夫以一人而具有轉移全社會之力,其手段之巧妙,為何如矣?彼世俗以吾為迂拙者,至此始悟吾實巧妙而非迂拙。而彼習於滑狡者,終至甲以詐來,乙以詐往,交相詐而兩蒙害。前之以手段巧妙自詡者,至此始悟彼實迂拙而非巧妙。讀者疑吾言乎?則請觀《北美建國之華盛頓》。 當今社會的人有這樣一種普遍心理,就是認為但凡處在腐敗狡猾的社會或是處在國家治理衰敗混亂社會的人,必須要善於運用最巧妙的手段,還要有足夠的雄才霸略,然後才能在這樣的社會上生存,並把天下治理得安定太平。這種說法一流行,於是平民百姓都爭相以投機取巧的手段來互相應酬;而官場上的人則都爭相用霸道專斷的手段來相互欺壓和傷害。因此,社會變得更加腐敗,天下也變得日益混亂。 支持這種說法的人,不僅列出了事實證據,在歷史上也能追究到相關證據。便以上海為例,各地人員雜居一處,魚龍混雜,大家都以互相欺詐為風尚,也就是俗稱的滑頭。這樣一來,長期住在上海的人,也一定會變為滑頭,然後才能避免遭受別人的欺詐。內地新到上海的人,必須拜訪一兩個長期居住在上海的好友,接受他們的指導,而後才能避免受欺騙。所以,長期居住在上海的人,被稱為老上海。老上海,從本質上說,就是那些習慣於耍滑頭的人。如果不習慣耍滑頭,那麼被人欺詐的事情,到處都可以見到。這也就是俗話說的老實人吃虧多。這是現實中的證據。 秦孝公重用了霸才橫溢的商鞅,因此國家變得富強了;漢獻帝重用了霸才橫溢的曹操,因此平定了「董卓之亂」;法國因為有霸才橫溢的拿破崙,所以幾乎占領了整個歐洲;德國也因為有霸才橫溢的俾斯麥,所以聯邦最終得以統一。歷史學家常說:「處在亂世,即使不能得到賢人君子,但如果能得到一兩個奸雄,也足夠使當時的社會得到治理了。」說的正是利用人的貪婪和姦詐。司馬遷崇尚遊俠,因而並不認為朱家、郭解的殺人是不對的事情,大概他也是持這樣的想法吧。這些是歷史上的依據。 即使這樣,我在此還是想提一個問題。問題是:「用巧妙的手段對付社會上狡猾的人,果真可以使社會得到改良嗎?或者能夠讓狡猾的社會風氣得到適當的抑制?用才華橫溢的人,來治理混亂的天下,果真能夠讓天下變得安定嗎?或者是讓不斷互相煽動的禍亂得到適當的抑制?」那麼我想一定沒有敢直接下定論的人。 然而我今天也拿著過去這些前輩們所持有的事實依據和歷史依據,回過頭來問問他們:假如上海本來一開始就有滑頭,這樣自然就會產生對付這些滑頭的滑頭,於是滑頭們之間相互耍滑,到今天也沒能停止。大概最開始的時候,滑頭的人,原本只是少數,自從有人習慣了滑頭之後,於是其他人為了防禦滑頭之人,也就漸漸習慣了滑頭。時間一久,不知不覺中他們也漸漸變成了完全的滑頭,因此滑頭也就越來越多了。滑頭越多,而習慣於滑頭的人也就越來越多。這樣相互影響,愈演愈烈,於是整個上海也就變成了一個滑頭之人的世界了。比如這裡有十個人,其中有六個是君子,四個是小人。六個君子遇到四個小人,開始肯定免不了被小人欺負。但如果這六個君子不屑使用「巧妙」的手段而安守於自己的迂拙,那麼這幾個少數的小人本來就不能形成滑頭的風氣。久而久之,他們的滑頭伎倆也就會慢慢被六個君子同化。這是可以斷言的!如果是這六位君子,不能容忍小小的傷害,因而聚在一起研究各種「巧妙」的手段,與小人相互周旋,自以為自己獲得了顯著的效果而為此竊喜,於是最後便相信處在狡猾的社會不得不使用巧妙的手段。那麼,這六位君子,不久之後也就變成小人了。從此之後,小人越多,君子越少。而社會風氣,也因此完全趨向於小人一方,最終導致社會腐敗而無可救藥。我們看看當今的上海,印度巡捕、華人巡捕,到處都是;偵探、差役,到處不停巡邏;而坑蒙拐騙、殺人偷盜、欠債詐騙、大流氓小流氓,遍地都是。悲哀啊!這難道是那些少數惡人的過錯嗎?不也是大多數習慣於作惡的那些人的過錯嗎? 再從歷史上來講,如商鞅、曹操、拿破崙、俾斯麥這些人,當他們出現的時候,他們橫溢的霸才,難道不足以拯救當時的衰敗現象,平定當時的叛亂嗎?然而我們翻看秦朝、漢朝的歷史,法國、德國的歷史,看看當時的情況。秦朝的宗廟崩塌,距離商鞅變革有多久?漢朝的江山被人取代,距離曹操作亂有多久?拿破崙被放逐到森赫勒拿島,自己身受其害;威廉王被人刺殺,俾斯麥也親自見證了這場禍亂。怎麼能說有橫溢的才華,便真的能夠治理衰亂的天下呢? 我今天敢在這裡大膽地說:「人,是形成社會風氣的主體,但不會被社會風氣所造就。人,是社會變遷的主體,但不可能被社會所轉移。大概社會風氣越狡猾腐敗,而我們就越不能不隨世俗用所謂的最『迂拙』的手段來挽回世風。世俗所謂的『迂拙』是什麼呢?說的就是那些為人『至誠』的人吧!」 且說以至誠之心感化人的作用,實在是大啊!瞽瞍如此的愚昧頑固,仍能夠被大舜的至誠之心感化;商紂王如此暴虐,也被周文王的至誠之心感化;周公用至誠之心挽回了周成王的心;閔子騫用至誠之心挽回了後母的心意。自古以來,大奸雄大盜賊平日肆無忌憚,但只要遇到一兩個至誠之人,最終被其感化,因而立刻放棄自己的野心,主動停止自己的暴行,這樣的事例,在歷史記載中數不勝數。所以《大學》中說:「意誠之後,心自然會變得端正;心端正了之後,身性自然能得到修煉;身性得到修習後,自然能夠管理好家庭;管理好家庭,國家自然會得到治理;國家得到治理後,天下自然變得太平。」又說:「想要治理好國家的人,必須先管理好自己的家;想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必須先提高自己的修養;想要提高自己的修養,必須先端正自己的身心;想端正自己的身心,必須先使自己的態度真誠。」由此看來,「至誠」的作用難道不大嗎? 有些人問道:「在當今這個腐敗狡猾的社會,如果僅僅懷有誠意,那麼對方便會利用我的迂拙而時時加害我。喜歡好處而討厭害處,是人之常情。現在既然因為至誠而受害,那麼人們又怎麼會願意以至誠處世呢?您這樣的結論,總結得不也近乎迂拙嗎?」我想回答他們:「這不一樣。人沒有不具有天理良心的。小人並不是沒有天理良心,只是因為天天與小人相處,所以無從發現。然而一旦見到君子,他們的天理良心就會被發現了。」所以凡是習慣了狡猾的人,他們如果一見到至誠的君子,便常常會生起不忍欺騙之心。有些人偶爾會對君子產生惡念,然而每次只要聽到君子的言語,便會面紅汗下。這是什麼原因呢?原來都是因為天理良心的發現啊。世界萬物競相生存,通常區分為不同的種類。樹木之間競相生長,不會妨礙昆蟲的生存;昆蟲之間的競相生長,也不會妨礙禽鳥的生存。那些狡猾的小人,在社會相互競爭生存也是如此,與這種情況相似,永遠只會在同類中存在競爭,而君子被蒙害的很少有聽說。這並不是我言過其實,而是事實上常常存在的。 那麼我們處在今日的社會,究竟是需要承擔責任呢,還是不需要承擔責任?如果說不需要承擔責任,而只是為了自己,就像社會中所謂的「自了漢」,那麼我們便不說什麼了。如果說願意承擔責任,成為改良社會、轉移社會風氣的人,那麼即使承受百難萬險,古代就有這樣的人,何況只是受到小小的欺辱呢?因為很小的欺辱,便畏懼了困難嗎?因而就同流合污了嗎?怎麼會如此的沒有膽量呢?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耶穌為了救眾生而願意被釘在十字架上。而現在我們卻因為想要逃避社會奸詐帶來的危害,竟然犧牲自己而去習慣於奸詐,這是懦弱、卑賤的人所有的行為,而不是堂堂男子漢所應該做的! 我因此認為,在今天這樣腐敗狡猾的社會,必須要有至誠之心。如果真能用至誠之心待人處事,那麼君子會尊敬他,小人會敬愛他,那麼我們在社會上的信用也就穩固了。信用穩固以後,那麼我們的品行將會被全社會的人所信仰,人人都會爭著以我為模範。於是我們的言論,沒有人不聽從的。不知不覺之間,這個腐敗奸詐的社會,都將被我們所感化、改變。一個人就具有轉移全社會的力量,那些巧妙的手段,如何能有這樣的效果呢?那些以為我是迂拙的世俗人,到此才醒悟我其實是巧妙之人而不是迂拙之人。而那些習慣奸詐的人,最終是甲剛向乙使詐,而接著乙便向甲使詐,彼此相互使詐而兩個人都蒙受禍害。前面那些自誇自己手段巧妙的人,到現在才醒悟,自己其實是多麼迂拙而不是巧妙。讀者對我的話有疑問嗎?如果有疑問,可以參看《北美建國之華盛頓》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