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難餘生記 · 第二章 離渝前的政治形勢

八一三全面抗戰開始，如把政治的進步當作「曲線圖」來看的話，那麼可說這「曲線」是開始漸漸向上升，取徑儘管迂迴曲折，而漸漸上升卻是事實，而其主要的象徵或經緯則為團結和民主。如我上面已經說過，中央和西南似乎箭在弦上的內戰危機得以消除了，國共內戰亦得以結束了，全國團結禦侮的局面由是建立了起來。這是關於團結的象徵。在全面抗戰初期，政府即迅速在南京成立國防參議會，延攬抗日各黨派的若干領袖參加，共商國事，雖規模簡陋，但用意是要向民主的初步走去，卻是一種好現象。到武漢後，規模更加擴大，內容更加充實（比較國防參議會而言），成立第一屆國民參政會。這是關於民主的象徵。 當然，所謂團結並不限於內戰的消弭與停止，所謂民主亦並不限於國民參政會一個機構，凡是關於民眾運動（包括民眾團體的組織與活動），關於文化活動（包括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以及教育政策及態度等），都隨處和團結及民主發生關係。當時邵力子先生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對於文化的政策和態度，的確較後來的開明得多了。 所以我說那時的政治「曲線」是漸漸向上的。但是我也說過，一九三八年是政治「曲線」的最高峰，一九三九年便很不幸地漸漸往下降了。至一九四一年的皖南事變後的數月間降到最低度，在妥協陰謀派大有重新擴大內戰以破壞抗戰的企圖！（後來如何避免了這慘劇，下文要說到。） 自一九三七年的八一三起，至一九四一年的四五月止，這三四年間的一段有關中國政治「曲線」升降的實際情況，我在拙著《抗戰以來》一書里曾有比較有系統的論述，所搜集的材料比較充實豐富。我在那本書里特別注意客觀的事實，真實的材料，自信是出以沈痛的態度和誠摯的心情，仍在誠懇希望國民黨能虛心反省，容納諍言，使國民黨從開倒車的泥淖中轉到進步的大道上。國民黨是當今執政的政黨，如能從開倒車的泥淖中轉到進步的大道上，中國的政治「曲線」便只會直往上升，而不致下降，這不僅是中國之福，也是國民黨之幸。我的那本書也許不免直率，但卻是本於這個動機而寫成的（是我在一九四一年三月第四次流亡到香港後寫成的）。 我希望那本書能做本章的參證資料，有許多事實，我便不想在這裡再作詳細的複述。我在這裡只想說明我第四次流亡前夕的政治形勢和由政治「曲線」下降而影響於進步文化的情形。 一九三九年，政治「曲線」逐漸下降，華北發生國共間的「軍事摩擦」，大後方發生國民黨和各抗日黨派「文化摩擦」。其實「文化摩擦」這個名詞還不能成立，因為軍事還可以武裝對壘一打，受壓迫的方面還有武裝可以來抵抗一下。講到大後方的進步文化，一遇到國民黨的壓迫，那就只有受壓迫罷了，在壓迫得透不過氣來的時候，疏解和抗議都無用，壓迫者是可以任所欲為，倒行逆施的。 各抗日黨派只有國共兩黨有武裝，所以「軍事摩擦」只限於國共兩黨。關於這件事，何應欽氏以參謀總長的資格在國民參政會中報告軍事的，只根據國民黨「摩擦專家」的單面報告，大放厥辭，置對方將領的無數報告的事實於不顧，完全抹煞，一字不提。這種偏私的態度引起了中共參政員的嚴重抗議。這種情形也引起了國共兩黨以外的各抗日黨派的焦慮，因為在此抗戰時期，槍口應該一致對外，內部的「軍事摩擦」如果擴大，徒然消耗自己的力量，有利敵人，這對抗戰是大不利，是很顯然的。他們再三加以考慮之後，覺得要根本「治療」，達到和衷共濟的目的，還是要在民主政治方面著手，於是在第三屆國民參政會開會時，實施憲政的提案有如雨後春筍，由國民黨以外的各抗日黨派紛紛提出。 國民黨聽到這個消息，覺得憲政是中山先生遺教中所固有，沒有反對之餘地，為搶先一步起見，特由國民黨在參政會中的黨團迅速囑由十九位國民黨參政員也提一個實施憲政的議案，只是措辭與眾不同，是要承襲國民黨在民國二十四年所公布的國民大會老案而籌備的。這樣一來，又伏著多少暗礁，因為以前已選出的大部分國民大會代表，都是賄選出來的，鬧過不少笑話，（且而據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葉楚傖先生所自稱過半數已做了漢奸，）組織法也是在國民黨與其他黨派合作以前所規定的內容，有許多和抗戰以後的情形全不適合。時期不同，時代進步，所用辦法原可重加考慮，這是很尋常的事，但是國民黨當局卻咬定要完全照舊的，在各方面所舉行的憲政座談會中禁止討論以前所公布的國民大會選舉法和組織法。 此外，國民黨以外的各抗日黨派認為在實施憲政以前，應展開憲政運動，由各界舉行憲政座談，給與國民以教育的機會，也只有人民都能起來關心憲政，憲政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而不是少數人的玩藝兒。這一點又得不到國民黨當局的諒解。當時國民黨的中央黨部秘書長葉楚傖先生對人說：「你們少數學生在房間裡研究研究憲政是可以的，何必各界民眾開什麼憲政座談會呢？」他們的意思，憲政運動最好是限於「房間運動」，不必混入什麼民眾運動！說來似乎奇怪。憲政運動的提倡，原是抗日各黨派鑒於黨派的摩擦，有礙團結抗戰（及建國），苦心孤詣想用憲政來增加和諧，鞏固團結，不料卻因國民黨有些人的堅持頑固成見，反而引起不少的糾紛！這實在是和我們的原旨相違背的，關於這一點，國民黨的頑固派實不能不負其責。 關於戰時首都各界憲政座談會所鬧的笑話，我在拙著《抗戰以來》一書中曾有述及，在這裡不想再說了，但有一件事未曾提及，可在這裡附帶談談，那便是中央大學的學生所舉行的憲政演說大會。 當時偶有朋友從西安到重慶，看到重慶報上載有什麼憲政運動的消息，認為是奇蹟，因為他說在西安乃至西北各地報上（延安除外，《新華日報》上載有該處憲政運動的熱烈情形。）根本就看不到有憲政這兩個字樣，根本就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可見當時國民黨當局對於這個運動封鎖的厲害。但是憲政運動究竟是根據中山先生遺教的光明磊落的事情，所以在戰時首都及其附近的較大的地點不能完全加以封鎖，至多只能消極或實行相當「抵制」的辦法。在這種情況之下，民間的團體或學術機關還有陸陸續續的什麼憲政座談會或演講會出現。重慶中央大學便是一個例子。 最高學府的中央大學也要舉行一個憲政演講會，有些學生要請我去演講，我當時是國民參政員，對於憲政運動是非常積極的一分子，在我所主持的言論機關也發表過不少提倡憲政的言論，有些學生想到我，學校當局似乎不便遽加拒絕，但是所謂「三青團」的分子便著了慌，所以同時決定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王世傑先生也來演講，後來因為王先生剛巧在那天有別的事，便由副部長潘公展先生出馬。潘先生本來是我的老朋友，在五四運動時期，上海學生聯合會辦有小型日報，由潘先生主持其事，我也在編輯部幫忙，他時常要我們這班「客串編輯」寫些文章，所以很相熟。後來他在上海《商報》服務，我也在上海《時事新報》服務，算是報界同人，時常晤談，彼此友誼很好。我們現在見了面，在私人友誼上還是客客氣氣，殷勤相待的，但是因為政治的立足點有了差異，私人友誼也就降到次要甚至不重要的地位。那天的情形便是一個顯明的例子。 他明明知道我是積極主張民主政治的，同時也明明知道我是積極主張抗日各黨派應該為著抗戰建國而精誠團結，協力合作，而不應該發生摩擦以消耗國力甚至存心要「消滅異黨」而引起許多無謂糾紛的。我現在不想細述他在憲政講壇上講了許多話在實際上是在反對憲政運動，而極力推崇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我只想提及他在他的講辭快結束的時候，突然圓睜了眼睛，張大了喉嚨，面紅耳赤，握緊拳頭，大聲疾呼道：「現在有人說蘇聯是最民主的國家，試問現在在蘇聯有的是一個黨，還是幾個政黨？」他用盡氣力高聲呼出了這幾句話之後，台下由「三青團」布置好的人們便拚命大鼓其掌，即仍然有著理智的青年朋友們眼看部長高高在上，「三青團」爪牙虎視眈眈，也只有沈默裝傻而已。 我知道潘先生對我個人並無惡意，他只是代表國民黨中一部分人發表意見而已。況且我們是在研究問題，並不是在爭辯，所以我心平氣和，態度從容。第二個輪到我講，我上台先不慌不忙地說明潘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我們所研究的不是個人問題而是國家大事，潘先生剛才所說的確是國民黨中有一部分人的意見，簡單說來就是要消滅異黨。這是中國當前政治所以不能上軌道的癥結所在，的確是值得研究的問題。我說蘇聯現在只有一黨是事實，但是各國有各國的歷史，中國不是蘇聯，中國有中國的歷史。蘇聯原來也有幾個政黨，後來除了布爾塞維克之外，其餘各黨都陸續背叛革命，甚至黨內的孟塞維克也背叛革命，為大多數人民所厭棄，所以剩下的只是一個黨。中國今日各抗日黨派都在抗戰建國的大原則下共同努力，團結則禦侮衛國的力量增加，否則禦侮衛國的力量減少，這種歷史的發展，和蘇聯當時是不同的。再則蘇聯是無產階級社會革命成功的國家，由歷史的演變而由無產階級的党進行建國，中國在抗戰建國的時期都不只是由任何一個階級擔負責任，是要由全國各階級各階層協力合作而共同擔負責任的。關於這個問題，我們要仔細研究歷史，而不可就表面上看，拙譯《蘇聯的民主》一書（英國斯隆根據他在蘇聯視察五年的結果而著成的）對於這個問題有詳細的說明，可供參考，我在這裡不必多談了。 我接著說我是國民參政員，不是國民黨黨員，也不是共產黨黨員，在國民參政會開會的時候，我在會場中向前望望，看見國民黨參政員；向左望望，看見中共參政員；向右望望，看見青年黨參政員，向後望望，看見國社黨參政員。他們都是由國民黨所領導的國民政府延聘而來的，可見團結抗日各黨派共同努力抗戰建國大業，是政府的國策，這國策是適應國家民族的實際需要，是全國愛國同胞所竭誠擁護的。但是如潘先生剛才所說，國民黨中確有一部分人幻想「消滅異黨」，和上述的國策背道而馳，阻礙或減少國策所能發揮的偉大的力量。 我最後說，我們如就實際問題的角度看去，是非所在，更為明顯。團結抗戰建國，各黨派沒有話說，如國民黨必欲置國策於不顧而要「消滅異黨」，那末即就國共兩黨而論，都有武器，勢非引起內戰不可，此外有沒有辦法？全場默然。我說全場默然，可見大家都默認這話是對的，那末請進一步問：大敵當前，不團結禦侮而反自相殘殺，只等於破壞抗戰，陷國家民族於危亡之境，此外沒有什麼可得。全場又默然。我說全場又默然，可見大家都默認這話是對的。 大家默認，沒有話說，潘先生也微笑無言。 憲政運動的目的原是要團結抗日各黨派（同時也就是團結全國），以增強抗戰建國的力量。倘若把憲政運動和「消滅異黨」等量齊觀，恰恰足以引起許多不幸的糾紛而減弱抗戰建國的力量。這真是所謂差以毫釐，謬以千里，不可不嚴格看清的。 但是不幸的是能夠鞏固團結的憲政（憲政同時還有革新政治等效用，這裡姑僅就鞏固團結一端而言。）終於流產，而前方的「軍事摩擦」，由華北而皖南，至一九四一年的一月底達到所謂皖南事變的最高峰，後方的「人事摩擦」亦變本加厲，愈逼愈緊。 所謂「人事摩擦」，是指國民黨一方面強拉人入黨，否則加以種種壓迫，如打破飯碗等等；一方面發現有其他黨籍者就加以種種壓迫，打破飯碗算是輕描淡寫，其較重者由特務老爺賜予一綁，鋃鐺入獄，或一命嗚呼！ 中國的政黨，除國民黨外，最大的要輪到中共，這兩「大」「摩擦」也最厲害，其次像救國會也因為救國的主張和公正的態度，尤其是進步文化的力量，受到全國廣大民眾的重視，也特別受到嚴重的打擊。（國民黨的反動派怕聽到「救國會」這個名詞，硬把救國會叫做什麼「人民陣線」，頗饒趣味，容後再談。）此外如青年黨因為在四川頗有「群眾」，也受到嫉視而引起「人事摩擦」或「文化摩擦」。 例如青年黨重要領導人之一的李璜先生（也是國民參政員）就曾經對我談起一件事，說有幾個教員因為有了青年黨籍被發現，便被打破飯碗。李先生對此事當然非常憤慨，他乘著和蔣先生見面的機會，把這件事很具體地告訴了蔣先生，並把因黨籍問題被打破飯碗的教員名單都交給了蔣先生。蔣先生聽了之後，認為這是不應該的，他說：「我把青年黨的同志看作和國民黨的同志一樣，讓我叫他們查明糾正。」國民黨的總裁作了這樣肯定明確的答覆，在李先生以為可以放心了。但是此事並沒有得到下文，蔣先生儘管這樣說，黨部卻儘管那樣辦，不但此事得不著下文，相類的事件仍繼續不斷地發生，他說蔣先生日理萬機，他又不好意思因這些瑣屑的事情常常去求見，去麻煩他。他說完叫苦連天，急得跳腳！ 也是青年黨重要領導人之一的左舜生先生，富正義感，說話尤其直截爽快，他也談起一件事。他說有某君誠實可靠，做了十幾年的青年黨黨員，不願改黨籍，也因為有人要再三強拉他入國民黨，他再三婉謝，飯碗岌岌可危，他不得已來見左先生商量這件事，左先生聽了之後憤然對他說，「不要緊，你仍然做青年黨黨員，同時不得已加入國民黨黨員也無妨」，左先生說得有趣，他說不多時他見到國民黨黨部的某負責人，他老實對他提起這類的事情，他說：「你們一定要這樣蠻幹，也好！我們也通令青年黨黨員可以跨黨，這樣還可以從他們得到國民黨黨內的許多秘密消息，倒是一件好事！」 以上所說的當然只是千萬件中的一二例子，而且這類「人事摩擦」當然不限於青年黨。至於無黨無派的當然也在被拉之列，在入黨和飯碗之間大加思索，由服務的機關當局發「表」填注，一大批一大批實行其「集團入黨」！（有人說這是仿效頗為摩登化的「集團結婚」，待考。）這不但實行於各機關，甚至舉行什麼會議的時候，也來這一套，例如在重慶舉行的小學教員會議（詳細名稱已記不清），就發共同宣言，實行全體入黨，也就是集團入黨！你常在報上可以看到用大字登出這類的消息！但是這樣冠冕堂皇的新聞後面，就伏有不少的「人事摩擦」。（我自己和我與許多工作同志所主持的文化事業，遭受到殘酷的壓迫，事業且遭到殘酷的摧殘，也和這個問題有關，也只是這整個逆流中的遭難的一部分而已。）後面要順便談到。 國民黨中不是沒有腦子比較清楚的人，其中和我個人友誼好的也有，我有一次和一位國民黨參政員在他家裡一個房間裡兩人對談，提及這件事，我說任何政黨（國民黨也在內）要多得優秀黨員，這種合理的心理是可以了解的，但是現在國民黨用飯碗的威脅來強迫入黨，在大後方鬧得烏煙瘴氣，怨聲載道，實在令人百思莫得其解。好的政黨能起領導的作用就在集中優秀分子，不僅重量，尤須重質，這樣「兼收並蓄」，無所不拉，於黨何益？假使全國國民都個個入黨，那黨的招牌可以脫下，換上中華民國的招牌，又何必有黨？他承認這種辦法是不對的，但卻輕輕加一句說：「總裁要這樣辦，有何辦法！」我想蔣先生不會見不及此，即退一步說「總裁要這樣辦」，如果知道是不對的，大家也應該竭誠進言，不該只在房間裡恣嗟嘆息而默無一言。他聽我這段不入耳之言，也只有默無一言而已。我暗中想這還是「領袖腦殼論」的遺毒在那裡作祟罷！ 也許有人以為這是「消滅異黨」的一種好辦法吧，因為大家都進了國民黨，任何「異黨」都沒人做黨員，豈不等於「消滅」了嗎？這真是想入非非之談，事實上的效果如何，不是很明顯擺在人人的眼前嗎？ 「人事摩擦」是不該有的，也是不必要的，但是由於政治「曲線」的逐漸下降，「人事摩擦」也隨著愈逼愈緊，不但要強拉入黨，而且疑心生暗鬼，動不動就疑心你是什麼「異黨分子」，那就非嚴厲對付不可！ 復旦大學的某教授告訴我，有幾個該校的東北籍同學，平日很勤學，但因不修邊幅，常常發蓬蓬而衣襤褸，被校外的特務老爺所注意，時有暗中追蹤探察之事發生，疑心他們是「異黨分子」，他們蒙此不白之冤，駭怕極了，竟而不敢在校，不知躲在什麼地方去，宣告失蹤！這位教授憂形於色，說好好青年，如此受壓迫，怎樣是好？該校校長還是國民黨黨員，聽說他還和cc派接近（大後方的文化支配大權，握在cc派手裡，這是公開的秘密，大家所知道的。）頗不高興，宣稱以後有事當由校長處理，無須校外特務費心。 即令是蓬頭垢面，衣服不整，何以便有「異黨分子」的嫌疑？這點也頗費解。有人說，特務老爺這裡所疑的「異黨分子」，是指共產黨分子，因為他們認為共產黨能刻苦耐勞，蓬頭垢面，衣服不整，似與刻苦耐勞有關，所以便生疑問！如果特務老爺真是這樣想法，真是冤哉枉也，因為天下刻苦耐勞者多矣，並不限於共產黨。 可是這類傳說很盛。當時政界中人兼營商業以增加收入的頗多，即令是中小公務員無力獨營，也多營營逐逐合力而經之營之。據說如有公務員只會刻苦耐勞，認真辦事，而不想在生意眼上賺些外快，那也要被特務老爺認為具有「異黨分子」嫌疑犯條件之一！ 除刻苦耐勞無意外快等等之類，他們當然也要注意思想行動。關於思想，特別注意你看的書報。中央政治學校有個湖南學生，因為偶然在抽屜里被發現了一張《新華日報》，被確定是「異黨分子」，便立刻被開除，而且在冷天被強令他把身上所穿的冬季制服脫下，立刻離校。（該校名義上系蔣先生任校長，實際上是陳果夫氏任教育長。）那個學生無可如何，只得向認得的湖南同學借些衣服，勉強離校，一時幾陷於絕路。其實《新華日報》雖是中共的機關報，但卻經國民黨所領導的國民政府准於註冊發行，所登的言論消息也經過國民黨所領導的重慶新聞審查機關核准的。既准它公開發行，認為是合法的報紙，看的人——而且是偶爾被發現一張報紙的人——卻須受到那樣嚴厲的處分，在法律上實在是說不通的。（以上所述的事實，是被開除的青年親自告訴我的。） 講到行動，在重慶轟傳一時的中蘇文化協會同其他中英中美等的相類機關有同一目的，是旨在溝通兩國文化及增進兩國邦交的。該會是由孫哲生先生任會長，邵力子先生任副會長，完全是公開的合法的機關，且在國民黨要人領導之下的。該會有幾個高級職員於一九四一年元旦往蘇聯大使館賀年，意思也不過聯絡友誼而已，這在中蘇文化協會這樣的一個機構看來，原是極尋常的事情。郁文哉那天也冒冒失失地跟著他們前往，回來時不幸走得慢些，一人落後，竟被特務老爺綁去，認為他的「行動」有異黨分子嫌疑，後來雖經孫哲生先生設法保出，但已遍體鱗傷，背上打得血肉紛飛了！能夠由孫先生保出，算是萬幸，事後報上固不敢登一字消息，他也只得飲泣吞聲，不敢聲張。但是這件事卻已喧傳於重慶的文化界。 在蔣夫人所領導的婦女慰勞會重慶分會裡有一個青年婦女工作者周健女士，對於慰問及幫助抗屬（抗戰軍人的家族）的工作非常努力，不畏勞苦，聽說有十分之七八的抗屬都認識她，和她有深厚的感情。她為熱忱所驅，往往忘餐廢食去做她的慰勞工作。但是她就因此「行動」被特務疑為「異黨分子」，有一天深夜由兩三個便衣特務，居然在她的辦事處冒充周女士的朋友將她喊出，然後拿出手槍威脅著她同走。她被禁在川東師範舊址，cc的中央調查統計局所管的防空洞內，關了好幾個星期，最後由蔣夫人設法保出，她只被打過手心算是輕之又輕的責罰了！ 像郁文哉及周女士有國民黨要人設法保出，總算保了生命，其他沒有這樣保證的要人關係，為著「人事摩擦」而被冤枉犧牲的，何可勝數！報上其先不敢直載這種消息，只說「失蹤」，後來「失蹤」登得多了，新聞審查機關大概覺得有礙觀瞻，連「失蹤」都不許登載了。 「人事摩擦」似乎比「軍事摩擦」和平，「文化摩擦」似乎比「人事摩擦」和平，其實是同樣地殘酷，而且還要普遍化。「人事摩擦」不僅因入黨問題而打破飯碗，斷絕生路，往往因「異黨分子」問題而被綁入獄，斷送生命，父母不得而知，妻子無從探問，死得不明不白，其嚴重性往往非「人事摩擦」四字所能形容其萬一。 「人事摩擦」往往和「文化摩擦」連結在一起。說到這一點，我想起最可敬愛的一位青年朋友，他叫鄭代鞏，原來是全國學聯的一位健將，隨後就主持救國會青年部工作。為人深沈忠實而耐勞，他在重慶差不多以個人力量支持《戰時青年》月刊，不畏辛勤，奔走各校，聯絡進步同學，使該刊成為他們的思想機關，故銷數驚人，為青年刊物冠。最有趣的是當空襲警報來時，你可以看到他什麼都可以不拿，必須拿的是一個他所最寶貴的提箱，很沉著地一步一步向防空洞走，那隻提箱就等於他的編輯部，裡面有的是《戰時青年》的文稿校樣等等！這樣忠誠於工作的可愛的青年，這樣不畏艱苦的青年，又被特務老爺認為具有「異黨分子」的資格！有一天他在馬路上被一個特務老爺拿出一枝手槍威脅著綁去，和郁文哉關在一處。文哉將放出的時候，他很誠摯地偷偷懇託文哉傳給救國會同志令人聽了流淚的話：他囑同志們放心，他寧願一死，絕對不會做出對不住同志的事情。聽說特務老爺們也很佩服他的能力，所最不滿意的就是他有「異黨分子」的嫌疑！後來他們決定把他槍決，我們得到這個消息，都為這位同志痛哭一頓。可是鄭代鞏的本領真大，不知怎樣竟被他逃了出來！我們大家得到了這個喜信，都喜歡得說不出話來！他自己替中國保全這樣一個有為的青年，真是功德無量，可賀之至！可喜之至！ 無論「軍事摩擦」，「人事摩擦」，「文化摩擦」，都隨著政治「曲線」的下降成正比例而尖銳化，而各種「摩擦」之間，亦彼此略有相當的連帶關係，雖則「軍事」比較有獨立性，「人事」與「文化」較接近，雖則「人事」與「文化」亦各成其獨立部門。講到抗日黨派關係，政治「曲線」下降，整個抗日各黨派關係亦隨之惡化，雖則其間惡化情形亦各有不同，大概依其力量成正比例（指抗日各黨派本身的力量）。上面已經說過，「軍事摩擦」只限於國共兩黨，因為在抗日各黨派間，只有國共兩黨有軍隊。但是因「軍事摩擦」使政治「曲線」愈益下降的惡影響卻不僅及於國共兩黨。例如一九四〇年的下半年華北國共兩黨「軍事摩擦」尖銳化的時候，後方「人事摩擦」隨著日趨厲害，中共的「異黨分子」固然首當其衝，青年黨的「異黨分子」也不見得能夠優遊自在！上面所述李左所談具體事實便是典型例子。其他幹著愛國工作的積極分子如救國會會員乃至無黨無派被疑為有黨有派的無辜分子，都在殃及池魚之列。這種情形，到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底皖南事變發生時就更變本加厲，由「軍事摩擦」而蔓延為大後方「人事摩擦」，幾於隨處可以遇到，使關懷團結抗戰者發生異常深切的憂慮。 我們上面對於政治「曲線」下降中的「三擦」作了一番鳥瞰。為什麼有這樣的現象？「軍事摩擦」和「人事摩擦」原是兩件，可各自獨立進行，但是由「軍事摩擦」卻很容易連帶增劇「人事摩擦」，這需要簡單的說明。中國雖鬧了三四十年的民主政治，中山先生雖一生為此事而努力奮鬥，但在事實上中國到今日還是一黨（甚至一黨中的一派）專政。在抗戰初期國民參政會雖略含民意機關的一點點的微微的曙光，但至多只是政府的一個顧問機關，他的決議案並無代表民意監督政府之權或督促政府必須執行之權。在抗戰初期，政府延攬全國抗日各黨派若干重要分子加入該會，雖為上述職權所限，但溝通各方意見，主持正義，尚為國人所重視，隨後逐漸演變，至第三屆以後，成為cc派所操縱的御用機關，等於袁世凱的參政院。至於執行方面的政府，那更是單純的一黨專政，即在形式上也沒有其他抗日黨派參加其間，——民選固然說不到，號稱民意機關還沒有民選可言，政府更不說；由國民黨領導的政府延攬吧，曾經有過一個鳳毛麟角的時期，即周恩來先生任政治部副部長不得不實際到部辦公的時期，這時期已成過去的了。 中央政府既在一黨專政之下，軍事委員會當然也在一黨專政之下，所以何應欽氏屢在國民參政會開會報告軍事的時候，完全採用國民黨在華北的摩擦專家的報告，置其他方面將領的報告於不顧，完全抹煞，一字不提，（這是據中共參政員轉述第十八集團軍所屢次報告的事實，當場提出抗議，認為何氏有所偏私，不然我們也不會知道的，）是不足怪的，因為他在形式上是代表軍事委員會乃至中央政府向國民參政會報告軍事，而在實際上卻處處只顧到國民黨的立場。 在這種情形之下，以「消滅異黨」為黨策的國民黨及其所領導（或支配）的一切機構對於「軍事摩擦」的看法當然很簡單，那就是萬方有罪，罪在對方。其他方面，——其他抗日各黨派及無黨無派立在團結禦侮的立場，看到「軍事摩擦」，總要審慎判斷，詳細探明事實，說幾句公道話，有時還要奔走呼號，設法調解。這樣愛護團結抗戰愛護國家實力的審慎的態度，便大大觸怒了在表面上似乎是在代表政府而在實際是在代表國民黨「消滅異黨」政策的某些人！（中山先生遺教中有不少進步的寶物，我們不能因這些人的不長進而一概抹煞！）這樣一來，你的頭上便很容易被人輕輕加上「異黨分子」的頭銜，於是前方的「人事摩擦」，有許多無辜青年便犧牲在特務老爺的辣手，紛紛「失蹤」！ 皖南事變發生以後，戰時首都的「人事摩擦」真是緊張到了極點了。「人事摩擦」和「特務活動」是孿生子。各機關都散布著的受津貼的特務大活動。說也奇怪，有一天有兩個青年偷偷摸摸到我辦公處來看我，抽抽咽咽哭得像孩兒似的，原來他們是在中央某機關中被迫做特務，說以前系在上海某高中畢業，在報上看到某機關用某軍事機關戰時服務隊的名義招生，以為是參加抗戰的良好機會，踴躍應考，不料從此投入火坑，被迫做特務，現在如不做而脫離，即有被槍斃或被暗殺的危險，我說你們中途只須偵察真正妨礙抗戰的漢奸，不做破壞團體的工作，於抗戰也是有益的。他們垂涕而道，能這樣安有不願之理？最苦痛處就在被迫殘害所謂「異黨分子」，摧殘無辜青年，苦苦求救於我，要脫離苦海。我說照你們目前情形，除乘機遠逃之外，想不出別法，遠逃也須有相當充分準備，且須萬分機密，否則反有生命之危。他們淚如泉湧而別，來時為證明起見還帶了一本千餘頁的特務講義。哀哉無辜青年，不知何時能離此黑暗牢獄！ 除機關外，聽說街頭巷外，也有特務密布，除特殊者外，還有接替辦法，即一個特務監視一人走完一條街後，第二條街還有第二個特務接下去監視。各條街上都有特務輪流接替監視，使你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據可靠報告，我也承蒙他們不棄，也派有特殊的特務監視。但是後來似乎並沒有收到多大如他們所希望的效果。依犧牲青年的成例，他們所希望的效果，最好應該是發現我有越軌或違法的重大的罪狀，作為他們的藉口，那末一刀兩斷，一命歸陰，還落得個法治精神的美名。但在事實上我並沒有越軌或違法的任何罪狀，所以特殊的特務儘管對我一天跟到晚，從這條街跟到那條街，也跟不出什麼來！我不是沒有活動。我對於國家民族的血沒有冷，是滾燙著的，無論在國民參政會中（遇到舉行大會的時期），在國民參政會外，抗日各黨派（其中亦有主持正義的無黨無派的人士，代表總數約十六七人，都是國民參政員），為著調解國共摩擦（因國共摩擦最尖銳，尤其是軍事摩擦，如處理不當，或不幸擴大，勢必妨礙團結抗戰建國），我無次不參加，無次不追隨諸前輩之後，竭盡心力，不辭勞瘁，以期有所救濟。（因所調解者為國共摩擦問題，故國共兩方面都不直接參加，直接參加者僅為國共以外的其他抗日各黨派，惟有所建議，必以書函詳述，由全體負責者簽字，推代表持與國民黨的蔣先生及中共在渝代表人周恩來先生徵求同意。） 熱心調解國共摩擦的國民參政員，不乏其人，抗日各黨派的領導人及無黨無派的公正人士都有，這原無足為怪，站在國家民族利益的立場，誰不虔誠希望全國團結禦侮？但是我一參加調解國共摩擦，國民黨的反動派便振振有詞，說國民黨請我做參政員，我卻幫助共產黨，他們好像把參政員看做養走狗似的，一旦豢養，便感恩圖報，助桀為惡，便當閉著眼睛幫助他們「消滅異黨」，置國家民族的前途於不顧！他們自己也許這樣做慣了！為什麼不略為張開眼睛把人看看清楚？說得出這樣骯髒的話，聽了令人作三日嘔！記下來都污了我的筆！ 我的行為是光明磊落的，與人以共見的；我的參加調解國共摩擦是和其他十六七位國民參政員共同進行的。在戰時首都，要以調解國共摩擦為罪名而加以逮捕是不可能的，要尋覓其他罪名也無隙可乘，於是發生一件奇聞，一件奇事。 奇聞是：有一天有一位在軍委會政治部第×廳任事的某女士很憂慮地跑來見我，說她偷聽到第×廳會議商討如何處理我，決定最妥善的辦法是乘我到附近鄉間偏僻地方閒遊的時候，裝做匪徒出來搶劫把我刺死。某女士原在文化界服務，為人很忠實，為很多朋友所知道，她再三叮囑而別。我平日少閒，因此也很少到「鄉間偏僻地方閒遊」，況且得到某女士的好意「叮囑」，所以直到今天未被「搶劫」，更未「刺死」。 奇事是：當一九四〇年秋天，戰時首都各軍事及公安機關忽接到軍委會參謀總長何應欽氏通令，謂據報我和沈鈞儒，沙千里諸先生將於七七在首都暴動，如不成則再於雙十暴動，慎為防範云云，（誰被誣為罪魁，已記不清，尋常好事應該推年高德劭的沈老先生，罪魁未便亦不忍瞎推，就算是鄙人被誣可也！）我們三個人親往質問何氏，他親自接見，說得非常好聽，他說：「我們深信諸位先生決不會這樣，這一定是漢奸離間之策！」他話雖如此說，但後來還是一而再發出同樣的通令！（因有些機關里的熟朋友通知我們。關於這件事在拙著《抗戰以來》有較詳敘述。） 那「奇聞」的用意很淺顯，但要自投羅網，否則無從下手。那奇事卻存心更辣，暴動之罪，非身首異處不可，豈不一了百了！我和沈先生都是奔走呼號團結最起勁的人，在反動派認為應該身首異處，猶可說也，無緣無故拉個沙先生，其先莫名其妙，後來經熟悉「內幕」者道破，說cc派要把英國人愛黎那裡所慘澹經營的生產合作社搶過來，沙先生是愛黎最得力的一位助手，所以也想請他身首異處。 空氣既然放出，後來但聞雷聲響，不見雨下來，頗可詫異，想來想去，大概不會替我們三個人的身首設想，最合理的邏輯，還是因為替他們自己的利益設想。也許有人替他們想，這幾個人究竟在社會上多做幾年事，知道的人較多，不如青年那樣容易欺侮，也許將來易發難收。這只是我的猜想，當然還不是事實，事實是說我要暴動，要藉此砍我的腦袋。 特殊的特務也許沒有看見我有什麼武裝，所以倒並沒有說我要暴動，甚至看得單調，後來我溜往香港，他竟沒有發覺，他自己反而因此被特務頭兒關了起來。 其實他也怪可憐，後來聽說他在監視我的時候，每天只有兩塊錢的生活費，在他也許不夠用，這也許使他對於特工的情緒低落。聽說特務要有特殊的報告才有特賞。這在我，他也不易得。說我要暴動，這也許可算是很特殊的罷，但已被高高在上的參謀總長何應欽氏搶先報去了，不但報一次，他自己否認之後，還一而再再而三地報去了，那裡輪得到他呢？ 在政治「曲線」加速往下降的情況下，「三擦」的不幸現象也加速增劇起來。關於「三擦」中的軍事摩擦和人事摩擦，上面都已大略地談過，現在想再略談「三擦」中的文化摩擦。 所謂文化，儘管在各專家有或詳或略的定義，但就具體的表現而論，主要的是在言論出版及教育各部門。言論有的是口頭的，如演講，談話，座談，及討論會之類；有的是寫出來的，如報紙雜誌上的言論等等。出版則屬於日報，期刊，雜誌，以及書籍。教育則大概就狹義說，指學校教育，在學校中教師所教授，青年學生所研究的都是。這只是就事實上大概提出來談談，這幾方面當然並沒有嚴格不可逾越的界限，例如一個學校請校外的人來校演講，這是演講，同時也是教育，因為它含有教育的意義。就廣義說，言論出版也含有教育的效用。學校中除講授外，也有課內外讀物及學校的印刷品出版物等等。總之，一般地說來，所謂文化摩擦，最具體的表現，主要的是在言論界（尤其是日報及期刊上的言論），出版界，及教育界。 我在上面曾經說過，「三擦」往往有互相的關係。前方的軍事摩擦，雖是限於國共兩黨的軍事摩擦，可能發展其影響於大後方的人事摩擦，並不限於國共兩黨，而是侵入於比較有力量的其他抗日各黨派。關於這一點，我在前面曾經談及國共以外的青年黨及救國會的故事。講到文化摩擦，也有相類的情形，最顯著的是皖南事變發生後，當局對於文化摩擦的變本加厲。該事發生後，國共兩黨的機關報處於對立的地位很是顯然的，一方面是《新華日報》，一方面是《中央日報》及《掃蕩報》。（《中央日報》算是國民黨的機關報，《掃蕩報》算是軍委會政治部的機關報。）一方面在極艱苦的環境中努力奮鬥，要把事實真相及真是非表白於世，以求公判；一方面憑藉執政黨的便利，運用審查機關及軍警憲兵作壓迫工具。最有趣的是警察憲兵在大街上亂打亂捕售賣《新華日報》的無辜小販。後來自己也覺得在戰時首都，國際觀瞻所系，究竟不大方便，特妙想天開，僱傭小流氓乃至小乞丐無緣無故隨處打這樣無辜小販的耳光，受侮反抗大概是人類天理，當然引起吵鬧，於是警察或憲兵出來裝做彈壓，把他們一同捉到官里去，不管三七二十一，所有報紙全部沒收！這樣既可不致有礙瞻觀（？），又可達到目的。但是事實終究是事實，很難久在隱瞞之中，不但你遇著中國的新聞記者，他們可以幽默而沈痛地告訴你一切，即偶爾住在國際宣傳處的press house（也許可譯為「記者之家」）外國訪員，他們也會笑眯眯地低聲告訴你實際是什麼一回事。 天下事最難的也許莫過於壓抑正確的消息或言論。事有湊巧，擁護中國抗戰的中國國民，固然都怕內戰又要發生，以致妨礙團結禦侮，住在press house的外國駐華訪員（尤其是英美，蘇聯記者有自己住所，德國除外）為著他們本國的利益，也希望中國能團結抗住日本，所以對此類消息，十分注意，忙於探聽。《新華日報》於克服種種困難之後，把周恩來先生簽名蓋章負責寫出的「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及「向江南為國殉難者致哀」幾個大字刻出登載之後，外國記者分子要譯發電報，仍被封鎖，剛巧他們裡面有人赴港，偷帶赴港發電，引起外國的公正友人及僑胞的急電飛來，希望中國仍能化險為夷，為國家得到最後勝利。聽說僑胞各團體來電總在千封以上，這使當局不得不稍稍有所顧忌，才能使事態不致再形擴大，僑胞對於祖國的關懷和急難時的貢獻，實在值得我們欽敬。 但是這一部分（關於國共兩黨）的文化摩擦卻不因此就算停止，《新華日報》排字工人有幾十位被特老（特務老爺的簡稱，這名詞不敢說有創造精神，似尚順口！）綁去，至於郵政的暗中抵制，憲兵的暗中搗亂，亦不可勝說，我在這裡只是因為這一部分的文化摩擦是政治「曲線」下降後「三擦」中的一部分現象，所以連帶談到，真是略之又略，其詳有待於將來的中國史家。其實由前方的軍事摩擦而殃及後方的文化摩擦，可說是整個的，並不限於國共兩黨而已，皖南事變發生後，重慶中間層的日報言論有過二三星期的最困難最緊張的時期，便是一例。 皖南事變發生後，政府鄭重提出軍令政令之必須服從。國民黨的機關報要做的事很簡單，大罵一頓之後，將「漢奸」的帽子強行戴在對方的頭上。中間層的日報也有好幾家，他們的「腦殼」卻不能這樣簡單，而在國民黨領導下的政府環境中，又覺難說老實話，於是大家在這樣重要事件發生之後，索性有好幾天在社論里一字不提！但是他們終難躲過難關，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部負責人著了慌，把各報館的主筆先生分別請來詳加勸導，指示他們這篇文章應該這樣這樣做，那樣那樣說，大有以國文教師自任之概！有的主筆先生回館之後，勉強胡謅一篇敷衍敷衍，但是第二天又被請去，指出他說得不夠，甚至和宣傳部負責人原來的指示不符，希望他再來一下！有的主筆先生只好哭喪著臉再勉強來它一下，有的倔強些的，老實置之不理，結果受到嚴重的警告。有的主筆再挨過幾天，被電話催得沒有辦法，情急智生，特來一篇不痛不癢的短評，登在報的末端，這當然大動了指示者的肝火，叫去大罵一頓，說叫你做長篇社論，指示得那樣詳細，你卻做了一篇三言兩語登在使人尋不著的尾巴上！再不識抬舉，那只有請他關門大吉！有一家報請老成持重的黃任之先生寫一篇，黃先生很費苦心寫了一篇顧全大局而又給國民黨十足面子的大著，可是他文章里說的幾句公道話卻被檢查員刪得一乾二淨。 總之，那二三星期的重慶新聞界可謂在風雨飄搖之中，偶然遇到新聞界的朋友，他們總是搖頭嘆息，把這件「新聞背後的新聞」做談資。 我對於皖南事件並不否認在表面上看來，其中含有軍令政令的因素，因為新四軍是歸軍委會指揮，在國民政府抗戰國策下作戰，由軍委會發出的命令是軍令，由國民政府發出的命令是政令，這是常識，但是在實質上我們卻不能否認其為黨派鬥爭的問題，因為在事實上新四軍是承襲有中共的傳統，軍委會及國民政府也在事實上是由執政的國民黨一黨所主持的。我們要解決問題，必須面對事實，不能以軍令政令幾個表面上的名詞抹煞問題的真實內容，而不從根本上加強民主政治，鞏固抗日黨派的精誠團結與合作。我有一篇文章很婉轉地表達我的這種態度，我自信是很持平的，原擬登在《全民抗戰》周刊上面，但是全文被審查會扣留，在那期周刊上的社論地位留下一個大空白——開個大天窗。 關於皖南事件的詳細經過及真相，非本文範圍所及，在這裡只是指出軍事摩擦和文化摩擦的相互關係，略談一些作為一例而已，但還有一件有關的小事卻很有重要的意義，值得附帶一提的。有一位我所信任的江蘇同鄉老前輩告訴我，說皖南事件發生後，顧祝同氏曾親到重慶召集一個江蘇同鄉談話會，參加的是在戰時首都的江蘇重要士紳，他也被邀請。他說顧氏對他們報告，老實說原定計劃是要消滅新四軍，後來未能成功，竟被跑到蘇北，很對不起云云。這裡面不僅是軍令政令問題，而確含有黨派問題，是顯而易見的。根本解決的辦法是要努力實行民主政治，各抗日黨派都在民主政府之下和衷共濟，同心協力，為國家民族前途的光明，為全國大多數民眾的福利，而共同奮鬥。這一點是根本解決中國政治的核心問題，以後有機會還要談到，在這裡只是要指出：我們徹底明白了皖南事件的真相，便知道只是用軍令政令的表面名詞來抹煞一切，當時言論界並不以這種掩耳盜鈴的態度為然，不是沒有理由的，但卻因此引起當時的文化摩擦，實在是很不幸的事情。就表面上看來，上述的文化摩擦是由軍事摩擦波及的，但是如果進一步作稍稍深刻的分析研究，便知道其根本來源不是僅僅來自國共兩黨的關係問題，也不是僅僅來自抗日各黨派的關係問題，而是來自有關國家前途的基本的政治問題。——具體說來，就是民主與反民主的鬥爭。 軍事摩擦可能波及或加劇文化摩擦，但文化摩擦當然不只是由於軍事摩擦，可能由於在基本的政治問題之下對於各種重要問題的態度。例如上面談過的憲政運動，抗日各黨派認為不實行憲政則已，既實行憲政，必須注意提高民權，實行合於抗戰建國需要的憲法，（即不應死守已經過時的不合時代需要的憲法草案及國民大會組織法選舉法等。）而且應把憲政運動和民眾運動打成一片；一方面使政府的本質真能民主化，一方面使人民真有參政的機會。但是國民黨的某些人卻只要敷衍表面，實際上仍想維持一黨專政的局面，而對於民眾運動，更好像驚弓之鳥，所以說只要少數學者在房間裡研究研究就得了！ 因為對於這個重要問題有這樣的不同的態度，於是在發表言論，乃至發表文章各方面，碰來碰去都不免摩擦。本文不是研究憲政問題，所以關於憲政問題本身，不能多所論述。我在這裡只想指出一點，就是在國民參政會中儘管通過實施憲政的提案，而在這些提案之中，除了在野的各抗日黨派及無黨無派的公正人士外，執政的國民黨儘管也有實施憲政提案在內，但是有一件很有奇趣的事實，即你如有工夫把當時國民黨的言論（包括日報定期刊及小冊子等）一讀，那在實際上幾乎是完全反對憲政的，和民間的言論幾乎是處於敵對的地位，好像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陣營似的！ 例如民間言論講到民權，很自然地會講到民主政治中人民享受的民權而且已成為各民主國憲法常講的所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等等自由權利。這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中亦曾經列為專條，原屬中山先生遺教中的一部分，可為國民黨黨史上增加光輝的。但是民權自由的「自由」兩個字卻嚇壞了反民主的先生們。國民黨中央黨部所出的關於憲政的小冊子，開宗明義第一章，一開始就用四號大字把中山先生「反對自由」的話全部分印出，好像暗示國父也和他們一樣，一向是在「反對自由」的！其實中山先生所反對的是「一盤散沙」的自由，絕對不是民主政治中的民權自由，這是有《中山全書》原文可復按，不是我所創造的。我們主張民主政治，誰也不會提倡「一盤散沙」的自由！誰也知道民主政治所爭取的是有組織的合於法治精神的民權自由！這並不是什麼高深的政治學，只是常之又常的常識。但是國民黨的機關報和刊物卻用此大罵民主政治的提倡者，不惜一引再引三引四引！他們根本沒有想到反對「一盤散沙」的自由是一件事，反對民主政治中的民權自由又是一件事！但是反民主者卻把這兩件事扯為一談，視為無上法寶，呶呶不休，不但在重慶憲政運動時期努力「表演」，後來在香港的國民黨機關報——《國民日報》——以及用盡陰謀掠奪到手後的《星島日報》上，仍把這個「法寶」搬出來大罵民主政治運動。在我第四次流亡到香港後，又看到這個「名劇」「演出」，有一天遇著一位剛到港的國民黨參政員某君，我們私人友誼不錯，承他來訪問，我慨然問他，國父遺教中積極提倡民權可資發揮光大之處不少，何必如此歪曲遺教，令人齒冷，小冊子作俑於前，機關報呶呶於後，何苦來！他回答得很妙，他說：「他們不如此解釋遺教，如何解釋他們當前的行動？」我的憤慨，在實際上不僅為著民主政治運動，也是出於愛護國民黨及中山先生，也許這一點感動了這位國民黨朋友，所以給我以如此坦白直爽的答覆。所可惜的，這也只是他在房間裡私人談話中的態度，出去之後，他還不是同流合污了，加入反民主者的行列中一同搖旗吶喊？ 關於後來在香港的時候，民主與反民主的激烈鬥爭，這是後話，還待後敘，在這裡只是因為談起在重慶憲政運動中國民黨的機關報言論一致反民主的奇怪現象，附帶涉及。現在言歸正傳，還是要回到在重慶憲政運動中「文化摩擦」的奇形怪狀。 因軍事摩擦問題而引起文化摩擦，這在「摩擦專家」隆盛的時代，似乎多少還是意中事；可是因憲政運動而也要引起文化摩擦，卻不免有些希奇！ 在國民參政會中一致通過實施憲政提案，卻在國民黨中有人大發其反對民權自由的高論，這已足令人詫異，但是既稱為「實施憲政」，關於「實施」想來總不致和民間言論發生爭執罷！但是在提案一致通過以後，卻有一位國民黨參政員某先生在國民黨機關報上發表偉論，認為依中山先生遺教，有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之分，現在訓政未畢，而且抗戰期間尚在軍政時期，所以憲法儘管研究，至於「實施」，那要等到何時，尚不得而知！（這篇名著原文不在手邊，只能述其大意。）於是「黨」的言論紛紛提出三個時期的重要性。大有篤守「遺教」的信徒愈多，民主政治的前途愈無希望之概！這樣，「官論」與「民論」之間又引起了不少的波瀾。其實中山先生預定訓政為六年，現在訓了一二十年，勢非永訓不可！中山先生所指的軍政時期，是當時革命政府侷處廣州，北洋軍閥橫行各地，實施憲政，非俟打倒軍閥，無從著手，現在為對外戰爭，加強民主，正所以加強動員，形勢迥異，豈能混為一談。 這種「黨」的偉論，無異於無形中把國民參政會中所一致通過的實施憲政提案根本取消！國民參政會雖漸漸只具形式，最近已成為cc派所操縱的御用機關，但在當時，尚有幾分生氣，在野的各抗日黨派對此當然不能默無一言，該會議長即為國民黨的領袖（總裁）蔣先生，參政員有機會見到議長時，便提出疑問，蔣議長大概也覺得太說不過去，於是由他發表談話，申述根據總理遺教，三個時期不必拘泥。但是蔣議長的申述是一事，國民黨內定的政策又是一件事。從此以後，「黨」的言論雖不再喋喋於三個時期，但卻一致認為民主與抗戰是不能同時並行的，民主與抗戰是不相容的，民間言論卻認為民主是鞏固團結，加強民眾動員，及革新政治的鎖鑰。所以關於這方面的「文化摩擦」仍然是有著遠大的前途！我們看到國民黨最近十一中全會決定抗戰結束一年後才實施憲政，可見民主與抗戰不相容的謬論仍是某些人的成見。 所謂文化摩擦，如果只是口頭辯論，文字爭論，那真理愈辯愈明，我們不但不反對，反而可以歡迎，但事實卻不是這樣。前面所述警察憲兵特老爺對於壓迫文化的行為，已是證明一斑。真理愈辯愈明；在相反方面，違反真理的言論行為也最懼怕公開的辯論和研究。憲政座談會之所以受到國民黨某些人的極端厭惡，理由就在此；提倡團結與民主的言論所以受到某些人同樣的極端厭惡，理由也就在此。重慶各界憲政座談會由各界熱心人士要求在野各抗日黨派國民參政員發起並主持其事，宗旨正大，行為光明，而且在野各抗日黨派為著進行順利並與國民黨合作起見，曾想種種方法拉一位國民黨參政員參加。其先拉不到，拉這個不來，拉那個不願，後來想盡方法拉到一個，也像小學生時常「逃課」一樣，時來時不來。最後由「黨」的「領導」，用打手若干人搗亂會場，鬧得烏煙瘴氣，詳情我曾在拙著《抗戰以來》一書述及，現在不多說了。 「文化摩擦」這個名詞里有「文化」兩字，好像怪斯文似的，其實文化摩擦的結果不但可使被壓迫者失學失業，甚至失去生命。一個湖南學生因偶在抽屜內被發現一張《新華日報》，被立刻剝去冬季制服，驅逐出校，便是一例。又像前面談過的鄭代鞏因創辦《戰時青年》辦得發達被特老「賞識」，認為是「異黨分子」而被綁，又是一例；這倒不是僅僅因為辦得發達（雖則這一點也是受注意的因素之一），而尤其主要的還是其中的內容是進步青年的進步意見，例如對於當前的國事問題，擁護團結必然要引起摩擦專家的肝火，主張民主必然要引起反民主者的嫉視。至於研究到青年切身的種種問題，只要是進步的主張，都不免與頑固派反動派的高見格格不入。頑固派反動派的老爺們自己知道要在思想上領導青年幾乎是不可能，這並不是有什麼敢於阻止他們在思想上領導青年，卻是因為他們自己領導不起來。於是他們只得另闢途徑，把進步的青年刊物主持「綁」去！他們說他辦事很能幹，所可惜的就是「異黨分子」！其實凡是進步分子都有「異黨分子」的嫌疑，因為他不知道跟著閉著眼睛破壞團結，反對民主！這樣「不識事務」的進步青年，在頑固派反動派的老爺們看來，決定槍決，真是千活該萬活該的事情！ 這些例子，也可以說是由文化摩擦牽連到人事摩擦。這二「擦」是時常可以碰在一起的。在四川綦江訓練班演出的許多無辜青年慘受酷刑，死於非命，是教育界方面文化摩擦牽連到人事摩擦的一種較大規模的例子，其詳亦見拙著《抗戰以來》一書中，此處恕不贅述了。此外學校教員上因不能如頑固派反動派老爺們之意，發揮「赤色帝國主義」的神秘理論，致被打破飯碗（此中有一位親來詳細告訴我一切）；成都某大學有一個大學生因被校內武裝的三青團某「健將」所「賞識」認為他的「腦殼」有問題，於深夜被叫到校舍附近，嚴厲詰問幾句，桌球一聲，一命斷送，同學側目，莫敢誰何！（這是我第五次流亡經過廣東某縣時，有華僑青年某君曾在該校肄業，僅一年大學即可畢業，看來形勢每況愈下，情願半途輟學去做生意，由家裡出些資本，在粵港一帶經營運輸貨物，親口告訴我他所親耳聽到的這個故事，他在校內某個深夜，親耳聽到那位「健將」怎樣叫那個被暗殺的同學出去，怎樣問答，怎樣發出槍聲，那個無辜同學怎樣慘呼而倒。）這類奇事慘劇，都構成了「文化摩擦史」上令人憤慨無已的一頁。 這樣看來，像特派若干打手搗亂憲政座談會會場，僅將聽眾從此驚散，未把十幾個各黨派的參政員（其中有一位被強拉列席的國民黨參政員李中襄先生，可謂兩面做人難，他是我的老友，我很同情他的苦境！）打得頭破血流，或乘便送掉幾條老命（其中有好幾位滿臉長須年高德劭的老輩），可謂「優待」之至；又像分別延請各報的主筆先生到黨部辦公室「面授機宜」，指示「文章作法」，也可謂「客氣」之至了！最可慘痛的當然要輪到許多既無「參政」之虛名，又無「主筆」之職位的純潔天真的青年！每念及此，不勝悲憤！ 即像區區這樣一個「傻子」，不過想對進步文化貢獻一點小小力量，也受盡頑固派反動派老爺們的青睞，既不死於重慶野外偏僻之地（參證前述軍委會政治部某君的熱心報告），又不死於「暴動」禍首之列（參證前述某參謀總長的再三通令），如今仍得苟延殘喘，勉強呼吸於人間，在病榻上於病苦中憤然持筆寫此《患難餘生記》，仍與黑暗勢力作殊死戰，也可謂萬分僥倖了！ 文化摩擦並不是限於文化界一隅的現象（所謂文化界，主要地包括新聞界，出版界，教育界，）而是整個政治「曲線」下降中全部「逆流」現象中的一部分。（「逆流」這個名詞，用來形容整個政治「曲線」下降中的全部狀態，頗為簡明可取，雖則頑固派反動派老爺們聽到這個名詞大為頭痛！）這一點很為重要，因為必從整個政治「逆流」中看文化摩擦，（看軍事摩擦或人事摩擦也一樣，這裡不過專就文化摩擦而已，）然後才看得出文化摩擦癥結所在，然後才能明白文化摩擦的根源也是來自有關中國前途的基本政治問題，然後「文化摩擦」這個問題才能獲得合理的解決。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才能夠進一步指出：所謂文化摩擦，除一方面與其他「二擦」（軍事摩擦與人事摩擦）常可以發生連帶關係之外，另一方面，就它本身說，是中國整個黑暗勢力所要盡力保存的落伍文化與中國整個光明力量所要努力發揮光大的進步文化的鬥爭。所以我們如看到一個進步的報館或其主持人遭難，以為這只是這個特殊的報館或主持人與頑固派反動派之間的糾紛，這便是大錯誤；我們如看到一個進步的學校或其主持人遭難，以為這只是這個特殊的學校或主持人與頑固派反動派之間的糾紛，這也是大錯誤；同樣地我們如看到一個出版機關或其主持人遭難，以為這只是這個特殊的出版機關或主持人與頑固派反動派之間的糾紛，這也是大錯誤。即作為個人的一個進步的作家或文化工作者，我們如看到他的遭難，以為這只是這一個特殊的個人和頑固派反動派之間的糾紛，那也是大錯誤。為什麼呢？因為無論是進步的報館，或是進步的學校，或是進步的出版機關，或是一個進步的作家或文化工作者，他們的工作目標與成果，都是整個進步文化的一部分。為著一個進步文化機關而努力奮鬥——無論是報館，學校，出版機關，乃至學術團結——為著進步文化的工作而努力奮鬥，都是為著整個進步文化而努力奮鬥。 文化政策是整個政治政策的一個重要部分。進步的政治政策才能產生進步的文化政策，也只有進步的文化政策，才能與進步的政治政策相配合；就文化政策的偉大效能而論，我們也可以說進步的文化政策是進步的政治政策的先導，是進步的政治政策所以成功的一個要素。頑固派反動派所以痛恨進步文化，也因為進步文化與他們的頑固派反動派政治政策不相容，是他們的頑固的反動的政治政策的莫大障礙，所以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摧殘蹂躪，不遺餘力。在政治「逆流」的漩渦中，文化摩擦所以發生，進步文化所以遭到空前的災難，根本原因也就在此。 但是我們為著國家民族的光明前途，必須始終堅守進步文化的崗位，與黑暗勢力奮鬥到底。什麼是進步文化？請於下章敘述「進步文化的遭難」時候，附帶提出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