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難餘生記 · 第一章 流亡

這本書是在流亡的病苦中寫的，所以我首先想略談流亡。 我這個人就表面上看來，好像是很富於流動性似的，好像是很好動似的。第一次流亡在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從上海做出發點，由大西洋流動出去，於一九三五年由太平洋流動回來，在地球上剛剛環繞一周，流動了這麼大的一個大圈子！隨後十年來，除和幾位救國會的同志在蘇州略嘗鐵窗風味不能算流亡外，有第二次流亡，第三次流亡，第四次流亡，第五次流亡，第六次流亡！好像我樂此不疲似的！流亡包含流動，在實際上我很怕流動。 我怕流動，倒不是因為我懶惰。 第一因為我的職務關係。我差不多出了學校就踏上編輯之路，編輯刊物的出版是有定期的，而在中國這樣的艱苦環境裡，真正認真辦事的機關往往事多人少，不易離開職守。我雖怕流動，在職務上需要流動的時候，也只得流動流動。例如初期在中華職業教育社擔任職業指導股主任的時候（當時該社主任黃任之先生，主任之下分股辦事，我不久即改任編輯股主任，主持《教育與職業》月刊，職業教育叢書，後來專辦《生活》周刊），就為著職業指導運動，偕同楊衛玉先生（當時任該社副主任）跑了十來省的路，不過比較都是短程，而且是交通便利的區域。 第二因為我有暈船暈車的毛病。這種毛病雖不算很利害，但有時卻也夠麻煩。在中華職業教育社任事時，有時因該社在南京開年會，有時因演講（當時東南大學的暑期學校每設有職業教育組，請職教社同人任講師），我臨時由火車偕任之先生於晚間趕往南京。當時由上海往南京，乘夜車是最經濟的辦法，夜裡十一點鐘開車，第二日晨六七點鐘便到。但是因為我們乘的是二等車，四人對坐，中間一小几，不得躺下去睡覺，有時同座雖偶然空個位置，彎曲而臥，也勉強得很。以有暈車習慣而又不慣熬夜的我，每經這樣一夜，便不免頭昏腦脹，精疲力盡。我當時實在敬羨老前輩任之先生那樣的精力。我在車裡夜眼矇矓中總看見他常常從衣袋裡挖出厚厚一本的活頁日記簿子，用自來水筆在那上面寫這樣寫那樣，打瞌睡的時候很少。黃先生那個時候是社會上的忙人。他的什麼計劃，什麼演詞要旨，大概就在這種時候寫下的。黎明車子到了南京，我拖著疲乏不堪的身體隨他下車，好像生病初愈似的，但是他老先生卻精神抖擻，步履如飛，總走在我的前面。依理我這後輩在旅途中應該照顧他老，但是在實際上卻反過來，叫黃包車，講車錢，都是由他老一手包辦，布置妥貼之後，我安然坐上車子隨他進城。 其實就中國一般情形說來，交通不便，設備欠周，也是使人怕動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中國有句老話，說是「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朝難」。有些洋氣十足的朋友，每易破口就罵中國人不知道旅行的益處，不能像外國人那樣喜歡旅行，增廣見聞，增加知識，甚至認為這也是中國人的一種劣根性，與什麼「民族性」有關，他們根本就沒有顧到中國人所處的是什麼環境。我在國外走了一遭之後，更覺得這種責備是含有莫白之冤。以我這樣怕動的人，在國外的時候卻也喜動，就是環境給與他以動的種種便利。 我在國內雖怕流動，但是為職務上所需要時卻也不辭跋涉，至於萬不得已而不得不流亡，那更含有比較重要的意義，和尋常職務上所需要的流動不能相提並論的了。請談我的第一次流亡。 第一次流亡，一方面是由於《生活》周刊的力量突飛猛進；一方面是由於參加蔡孑民先生和孫夫人所倡導的民權保障同盟。 關於《生活》周刊的始末詳情，我在《經歷》及《事業管理與職業修養》兩書中都曾述及，在這裡不想多說。簡單說起來，該刊最初是由中華職業教育社所創辦，旨在宣揚職業指導和職業修養。後來由於時代的需要和內容的進步，漸漸推廣到實際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在九一八事變以後，對於民族解放的倡導及不抵抗主義的嚴厲攻擊尤不遺餘力，超出最初創辦者所規定的宗旨，有獨立經營的必要。可感謝的是中華職業教育社諸先生慨然允許其獨立，由生活周刊社全體同人組織合作社，獨立續辦，後來成為進步文化一支強有力的生力軍的生活書店，即濫觴於此。 當時《生活》周刊風行海內外，聲勢日大，不僅在交通比較便利的城市可以隨處見到，即在內地鄉村僻壤及遠在異域的華僑所在地，也隨處可以見到。最有趣的是不但承蒙許多熱心讀者自動介紹訂戶，而且訂戶還有傳代的，父親歸天，兒子還要接下去！ 當時的《生活》雖在這樣蓬勃洶湧形勢之下，在實際上每期銷數也不過十五萬份。這個數量在外國出版事業發達的地方，可謂渺乎其小，但在中國卻好像已屬驚人。當時有女作家蘇雪林女士把這個事實向胡適之先生提及，胡先生不信，說據出版界邵某說，《生活》每期不過二萬份而已，認為無足重視。其實事實勝雄辯，不值得爭辯，事實上當時因紙張貼本太重，一部分要靠廣告收入貼補，為增強廣告戶的信任起見，我們曾將郵局立券寄遞的證件及報販收據製版印出證明。《生活》周刊共辦了八年，當時的政府如與胡適之先生有著同樣的意見，它的生命也許還可以長些，不幸《生活》卻被他們重視起來，《生活》出到第六年的時候，就被下令禁止郵遞。 本埠——上海——銷售只是占全部一小部分，最大部分是要由郵局寄往外埠的，所以禁止郵遞當然是刊物銷路上一種嚴重的打擊。怎麼辦呢？當時《生活》自問對於政府只有在政策上批評的態度，並沒有反政府的態度，所以首先從解釋誤會下手，由國民黨的黨國元老，向來關心文化事業的蔡孑民先生兩次致電當局解釋，當局兩次回電拒絕，咬定要禁止郵遞，蔡先生雖非常和我們表同情，也無可如何。我們還在無辦法之中想辦法。任之先生認識黃膺白先生（郛），乘他往見某先生之便，托他代為疏通，某先生拿出一厚本合訂起來的《生活》周刊，那上面把批評政府的地方都用紅筆劃了出來，他認為批評政府就是反對政府，所以絕對沒有商量之餘地。這樣看來，郵遞這條路是要斷絕了，刊物也就不免壽終正寢了！ 但是一方面由於讀者群眾同情心和協助力量的偉大，一方面由於當時所謂特務工作還不及現今的猖獗——尤其是對於文化事業，郵局寄遞雖受了無理的禁止，但是交通機關，如鐵路，輪船，民航等等地方，隨處都有同情熱心協助的讀者幫忙，一大捆一大包地運輸出去，銷路不但不因此減低，反而經常增加起來，並且延展了兩年的生命，直至我出國之後若干時後才被封閉。（封閉之後，摯友杜重遠先生接著辦《新生》周刊。） 且說《生活》周刊雖在禁郵的情況下保持著它的英勇公正邁進的態度，但是在當時即站在團結抗戰民主運動的最前線，愈益受到當道的嫉視，無寧說是意中事。 真有生命力的刊物，和當前時代的進步運動是不能脫節的。但是由於環境的壓迫，它的艱危的程度也往往隨著增加。 火上添油，如上所說，我一面又參加了蔡孑民先生和孫夫人所倡導的民權保障同盟。 提起那時的民權保障同盟，也可以說是民主政治的一種支流初步運動。民主政治不能離開民權，說到民權，除了選舉權罷免權等等如中山先生所謂四權之外，最主要的大家都知道而且常常聽到的是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權和生命的自由權，而人民生命的自由權，尤為基本的基本，因為生命的自由權如果得不到合法的保障，什麼都無從說起。因此，各國憲法對此都有明確的規定。即就中國說，僅有的基本法如《臨時約法》，以及《刑法》，都規定捕人罰人必須經過法律的手續，即由公安或警察機關拘捕，也必須於二十四小時以內送交法院依法處理。此外如公開審判，律師依法辯護等等，都是防備違法殘害人民生命的必要手續，在法律上也都有明文規定的。 但是在蔡孑民先生和孫夫人等發起民權保障同盟的時候，所謂特務已經橫行，他們避開法院和法律，用綁票方法秘密捕人，酷刑逼供，慘無人道，隨意處死，有冤莫伸。在這種無法無天的黑暗情況之下，有用的人材和無辜的青年被犧牲的不知多少！我還記得當時有一位很友好的南洋大學同學，他有一個親戚是一個年才十八歲的優秀青年，而且是個獨子，他的寡母就只有這一個獨一無二的愛子，不幸被特務綁去，硬說他是共產黨，但毫無證據。他的母親哭得滿地打滾，求援於我的這位同學。當時特務大權握在cc派手裡。我的同學和該特務工作主持人亦有同學之誼，便挺身而去，力為擔保。答覆說可以釋放，不過必須寫一張悔過書。那個孩子卻是一個有骨氣的硬漢，他說無過可悔，不肯寫什麼勞什子的悔過書。結果他終於不明不白地被無辜槍決了，他的母親雖呼天搶地，哭得死去活來，何濟於事！我的這位同學原是一位和平中正的好好先生，也氣得切齒痛恨，怒髮衝冠，但亦何濟於事！這只是我所親自看到聽到的一個小小例子。類此例子，比這例子更慘酷萬倍的，更不知有整千整萬，不可勝數！ 民權保障同盟便在這種慘況之下產生。特務的違法橫行，草菅人命，用綁票的方法，用秘刑的拷打，都是在偷偷摸摸鬼鬼祟祟中進行的，（後來在內地發生「失蹤」的新鮮名詞，當時這種名詞還未曾發明！）民權保障同盟就是要揭發這類黑暗的違法行為，依法加以援救。 蔡孑民先生負黨國重望，對於構成國家民族奠基石的優秀青年及人材尤愛護不遺餘力。孫夫人向來主持正義，國際聞名。由他們兩位出任正副會長，該同盟的力量更為增加，在國際宣傳上也更為有力。當時中國特務要在上海租界捕人，不得不勾結租界當局，英美的政治雖也不見得怎樣高明，但對於法治二字，總比cc派的特務重視一些，所以他們的黑暗伎倆或事實經民權保障同盟揭露之後，對於他們多少也要增加些麻煩。此外該同盟也時常根據事實，直接向有關當局交涉。尋常老百姓如向他們哀求探問，他們可以厚著臉皮回答根本不知道有這回事，根本不知道有這樣的人，你又將他們奈何！只是由黨國元老主持的該同盟，根據事實提出交涉，卻不能像對尋常老百姓那樣易於對付了。 這種情形在當時南京當局方面，有一部分人當然滿不高興。他們雖然膽大妄為，但對於黨國元老如蔡孫，究竟不敢遽下毒手，於是決定先從該同盟總幹事楊杏佛先生下手。 當時民權保障同盟總會在上海，開會時總是和上海分會開聯席會議。每次參加者有蔡先生，孫夫人她的英文秘書史默得萊女士，魯迅、林語堂、楊杏佛、胡愈之諸先生，我也忝陪末座。每次開會總是由蔡先生主席。因為有西人參加（還有一位是西報記者，忘其名），中文文件每由林先生當場譯成英文，譯得很恰當。開會時最有趣的是魯迅先生和胡愈之先生的吸紙菸。他們兩位吸紙菸都用不著火柴，一根剛完，即有一根接上，繼續不斷地接下去。 楊杏佛先生是總幹事，決議案的執行當然偏重在他，他又很熱心幹事，所以會務的進行很積極。楊先生平日的私人行為，也許不盡滿人意，但是他為保障民權努力，為保障民權運動而犧牲了他自己的生命，就這一點說，他的死是值得永遠紀念的。 他在事前得到警告，隨著事變發生。他有一天剛和他的十一歲的兒子小佛上汽車，暗殺他的槍彈四面飛來，他用全身包圍著他的兒子以衛護他，結果他的兒子幸得保全生命，而他自己卻被亂彈所犧牲了。 隨著謠言四起，有幾種「黑單」的傳說，鄙人也蒙他們青睞，列名其中。 楊先生死後，送往萬國殯儀館大殮，當時人心浮動，吊者寥寥，不過數十人而已。我和胡愈之先生以楊先生為公而死，殊可欽敬，相約同時偕往靈前致敬，表示哀誠。到時他正在入棺，當時他已和他的夫人分居（似已離婚），只聽見他有個胞妹在慘呼大哥，悲泣甚哀，令人悽然。 經過這場風波之後，文化界有幾位特別愛護我的好友勸我出國暫避，於是開始我的第一次流亡。 出國不是一句空話所辦得到的，必須有相當的經費。幸而有幾位好友在國內拍胸膛，先籌集三千元，叫我帶著先走，隨後他們再設法借款接濟。我在國外便就視察所及，努力寫書，以作報償。 第一次流亡算是我幾次流亡中最安適的一次，因為中國人往歐美旅行或視察，不管你有錢沒有錢，都必須勉強撐著相當的場面，例如乘輪船至少必須乘二等艙，否則上岸時便要發生許多麻煩，往美國甚至要被關在什麼島上的拘留所里，好像鋃鐺入獄一樣！在各國視察研究，各處奔走，雖然也是很辛苦的事情，但是由於環境的相當舒適，交通比較便利，求知的機會尤其易得，這都是令人追想而不勝其依戀的。但是我在當時非被逼迫至萬不得已，也不會有出國之行。 附帶有一件小事使我感到奇趣。我於一九三三年出國，一九三五年五六月間旅行到美國西北部達科他州（dakota），在那裡經過一個小城市，看到本地當天一份日報上的社論題目，赫然為中國民權保障的良好模範！開首除說明民權在一個共和國里的重要性外，即十分讚揚中國有個民權保障同盟，說中國允許有這樣的一個機構存在並允許其活動，真不愧稱為中華民國！接著便替在時間上為共和先進國的美利堅合眾國大感其慚愧，極力建議應該以中華民國的民權保障同盟為良好模範，也來組織一個民權保障同盟。我看完了這篇社論，一面為中國榮幸，因為得到那樣的讚揚，同時卻又笑不可仰，深深覺得慚愧，因為我知道在中國的民權是在遭受著怎樣的摧殘！該報的主筆先生大概只聽到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歷史的前半段，倘若他知道了後半段的歷史，也許要感慨系之，不再那樣捧場了。 關於第一次流亡中視察及研究所得，我曾經著有《萍蹤寄語》第一集（偏重在寫英國）；第二集（偏重寫德國）；及第三集（全部寫蘇聯）。此外還有《萍蹤憶語》（全部寫美國），是回國後在蘇州看守所中完成的。全部寫蘇聯的《萍蹤寄語》第三集和全部寫美國的《萍蹤憶語》，都近二十萬言，所搜集的材料較為豐富，而且都是親自視察到的。周恩來先生有一次偶然和我提及《萍蹤憶語》，他說關於美國的全貌，從來不曾看過有比這本書所搜集材料之親切有味和內容豐富的。這雖承他過獎，但在當時為著搜集著述材料，不以視察美國東部為滿足，特冒著相當的險往美國南部一行。（尋常的旅行原沒有什麼危險，但美國南部反動勢力相當大，要去實際探訪，搜集真實材料，卻有相當的危險。）除東部南部外，還往北部西部視察，不但視察城市，而且深入鄉村，所以自問是很費了一番苦工的。 上面說過的四本書，算是我第一次流亡對於讀者諸友略盡報告的職責，在這裡不想有所贅述了。 現請略述第二次流亡的前因後果。 我在上面提及過，我出國後《生活》周刊即被封閉，摯友杜重遠先生即接著創辦《新生》周刊，在精神上是和《生活》一致的。這好像我手上撐著的火炬被迫放下，同時即有一位好友不畏環境的艱苦而搶前一步，重新把這火炬撐著，繼續在黑暗中燃著向前邁進。我在海外聽到這個消息，真是喜而不寐，我從心坎里深深感謝杜先生。但是我於一九三五年五六月間在美國旅行到芝加哥時，突然在芝加哥最著名的《論壇報》上看到長電，詳載「《新生》事件」的發生及杜先生含冤入獄的情形，初則為之驚愕，繼則為之神傷，珠淚奪眶而出，恨不能立生雙翼飛至獄中抱著杜先生向他極力安慰一番。 杜先生的愛國文字獄加速了我的歸程。我於當年八月間回到上海，一到碼頭，別的事都來不及聞問，第一件事即將行李交與家人之外，火速乘一輛汽車奔往杜先生獄中去見他。剛踏進他的門檻，已不勝其悲感，兩行熱淚往下直滾，話在喉里都不大說得出來！我受他這樣感動，倒不是僅由於我們友誼的篤厚，卻是由於他的為公眾犧牲的精神。 杜先生身在獄裡，他所創辦的《新生》也夭折了，我於是籌劃創辦《大眾生活》周刊。當時是九一八事變後的第五周年，華北五省等於繼著東四省而送卻，而來日大難，方興未已，救國運動和妥協陰謀兩方面的鬥爭日趨尖銳；另一說法，也就是停止內戰以團結抗戰的主張和寧願妥協不願停止內戰的成見，這兩方面的鬥爭也日趨尖銳。愛國的熱火在每一角落裡每一個愛國同胞的心坎里燃燒著，當局雖盡力壓抑，亦有難於禁止之勢。《大眾生活》便在這樣形勢之下，接著《新生》而撐起光芒萬丈的火炬，作為愛國者的代言人和計劃者。——它的產生正在震動寰宇的一二九學生救國運動和全國澎拜，沛然莫之能御的如火如荼的救亡運動的前夕。 《大眾生活》每期銷數達二十萬份，打破中國雜誌界的紀錄，風行全國，為每一個愛國青年所愛護，為每一個妥協陰謀者所震懾不是偶然的，因為它是與當前時代最進步的運動——救亡運動——聯結在一起的。參加救亡運動的重要作家和熱心青年，他們的重要著作都在這個刊物上發表；這個代表時代性的刊物，它的內容是和當前時代的進步主調息息相關，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但是當時上海許多朋友及各界愛國人士接著一二九學生救國運動所迅速形成的風靡全國的救亡運動的核心，是和當時政府的所謂「睦鄰政策」處於矛盾的地位。在政治比較上軌道的國家，民間的愛國運動，原可作為政府外交的後盾。但在中國則情形往往相反。他們不把民間的愛國運動視為是對外來侵略者的敵愾同讎，卻視為是反對政府！當時政府中有些人老實主張妥協投降，有些人則表面上雖不敢直接主張妥協投降，但卻藉口「準備」，高嚷「先安內後攘外」！救亡運動者對於直接主張妥協投降者固然給以迎頭痛擊，對於「準備」論者，認為要真正迅速準備保衛國土，必須立即停止內戰，全國團結，一致對外，這樣才是真正安內。倘若繼續內戰以「安內」，那結果還是要走上妥協投降同一道路。這種說法，在今天看來，更是顯明得很，七八年來的團結抗戰給與了這種理論以鐵的證明，雖則還有一些民族敗類仍在時時發生破壞團結的陰謀，但在當時這種主張卻被當道視為大逆不道！ 當時上海成為在實際上領導全國救亡運動的中心，而在南京的當局，據說對於這個「中心」地點，最注意兩個東西：一個是李公朴先生所辦的擁有五千愛國青年學生的一個補習學校；還有一個便是被證實了每期有著二十萬份銷路的《大眾生活》周刊。那個補習學校的愛國青年是當時上海民眾運動一支強有力的生力軍，使該校成為民眾運動的一個大本營，所處地點雖屬上海一隅，而上海的民眾運動所發生的影響是要遍及全國的。至於大眾生活，那更不限於上海一隅，是在海內外不脛而走的。 於是當局注意到李公朴先生和我。說來此中還有著一段有趣的經過。南京方面派了兩個人來和我談話：一個是據說現在因私人粉紅色事件灰心去做和尚的l先生；還有一個是最近新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的c先生。他們兩位我原來都不認識，由上海出版界一位朋友邵洵美先生作介紹人，即約在一個晚間在邵先生的家裡談話。 我本來胸懷坦白，主張光明，無事不可與人公開談談。邵先生作調人的好意，盛意尤不便辜負。我在一個晚間晚飯後應約到邵家，邵先生和lc二氏都已先在，我們在客客氣氣的氣氛中開始談話。聽說c先生以前是在法國學藝術（油畫）的，他很會說話，而且說得很多，他一個人就說了三小時之久，我靜心傾聽，始終不得要領，倒是l先生說話容易懂而饒有奇趣。他當時是××社的總書記，據說中國法西斯的組織章程，就是他根據義大利藍衣黨的模型而起草的。他那時剃著光頭，兩個眼睛圓圓大大的，說話的聲音很宏亮。他說的話也不少，關於抗戰問題，他發揮了一大篇「領袖腦殼論」。中國的國土在繼續內戰和不抵抗主義的情形下一天天縮小，是否應該立即停止內戰，團結全國一致禦侮呢？簡單問一句，中國應否抗戰？如那時還不應抗戰，到了什麼時代才應抗戰？這些問題，在l和尚看來很簡單，全憑領袖的腦殼去決定，他說一切都在領袖腦殼之中，領袖的腦殼要怎樣就應該怎樣！我們（指全國人，l和尚當然也包括在內）一切不必問，也不該問，只要隨著領袖的腦殼走，你可以萬無一失！ 他聲如洪鐘似地侃侃而談，發揮這種妙論，津津有味，我當時微笑傾聽，覺得真是聞所未聞，聽到了千古奇談！看到他那樣天真，感到一種奇趣。不，他還有奇談汩汩而出。他說領袖的腦殼，自有妙算！你們言論界如果不絕對服從，還要呶呶不休的話，那好像領袖要靜靜地睡覺，你們這些像蚊子嗡嗡在周圍煩擾不休，使他是忍無可忍，只有一揮手把這些蚊子完全撲滅，你看他多麼天真有趣，把全國的救亡運動和救國輿論，輕輕加上「蚊子嗡嗡」，只要「一揮手」就可以「完全撲滅」，我聽到這種有趣的奇談，除由微笑失聲狂笑之外，尋不出其他的落場。他見我只是笑，也許以為我已心悅誠服了，更肅然逼緊一步對我宣稱：「老實說，今日殺一個×××，絕對不會發生什麼問題，將來等到領袖的腦殼妙用一發生效果，什麼國家大事都一概解決，那時看來，今日被殺的×××不過白死而已！」 他把死來恫嚇我，但卻說得那樣有趣！這不能不使我繼續地笑。我說救亡運動是全國愛國民眾的共同要求，絕對不是一二人或少數人的「腦殼」所能創造或捏造出來的，所以即令消滅一二「腦殼」——這裡指的當然是無辜民眾的「腦殼」，不是l和尚所說的神聖不可侵犯的領袖的「腦殼」，大有合併聲明之必要——整個救亡運動還是要繼續下去，非至完全勝利不會停止，這希望他們了解者一。同時附帶對他聲明，不參加救亡運動則已，既參加救亡運動，必盡力站在最前線，個人生死早置度外：這是對於他的以死恫嚇作簡單幹脆的答覆。民間的愛國運動，盡可被作為政府的外交後盾，不必即視為反政府的行為，這是希望他們了解者二。政府既有決心保衛國土，即須停止內戰，團結全國一致禦侮，否則高嚷準備，實屬南轅而北轍，這是希望他們了解者三。我們希望蔣先生領導全國抗戰，成為民族領袖，對領袖當然尊重，但對於l先生所主張的「領袖腦殼論」卻不敢苟同，因為領袖的偉大處正在能集眾「腦殼」的大成，而不在消滅眾「腦殼」或無視眾「腦殼」而成為「孤家寡人」，這希望他們了解者四。 於是談了許久，差不多到了晚間一二點鐘，邵先生雖也在座，他是處於調人和招待客人的地位，只是時時微笑地靜默著抽他的香菸，說話最多的當然是lc兩位，我也是只是扼要地貢獻一些上述的意見。我們都始終客客氣氣，沒有面紅耳赤過，雖則l先生一說起「領袖腦殼」，就兩個眼睛圓睜得特別大，聲音特別宏亮，好像特別興奮似的。時間談得太晚了，我起立告辭，叫了一輛野雞汽車，奔馳回寓。上車之後，我獨自一人在車裡失聲而笑，因為好像在做夢，又好像看了一出什麼喜劇！南京既叫他們兩位跑到上海來和我談話或談判，何以既沒有什麼重要的有關題目的話提出來談，一則語無倫次，一則妙論橫生，最後即一鬨而散，毫無結果可言，真是令人摸不著頭腦。（雖則大家都有一個「腦殼」！） 但是讀者諸友不要以為我在說笑話，因為仔細想想，l先生的「領袖腦殼論」雖然說得奇突，直至現在，國民黨中有一部分人還是把這樣的態度來「尊重」他們的領袖。他們提倡對於領袖的絕對服從。有人說在蔣先生左右很不易找出卓越的英才，這話對不對是另一問題，倘若有幾分意義的話，毛病就在上述的「領袖腦殼論」，雖則國民黨中其他人物也許不會像l先生說得那樣天真直率。 這種領袖觀便是獨裁的領袖觀和民主的領袖觀的根本差異。民主的領袖觀是要領袖採取眾長，重視民眾「腦殼」，即重視民眾的要求和輿論的表現；獨裁的領袖觀便恰恰相反，只有領袖算有「腦殼」，其餘千億萬的民眾算是等於沒有「腦殼」！前者需要真正的民意機關，民意機關便是最優秀的民眾「腦殼」的聚集所；後者便厭惡民意機關，因為聚集他們所怨視的民眾「腦殼」於一堂，不但沒有什麼意思，而且他認為還要妨礙他的獨裁。 這也許就是法西斯主義的領袖觀。不久以前在報上看到德國宣傳部長戈貝爾對德國人民演講，有幾句妙語，他說：「我們只要看看領袖（指希特勒）的面孔，便知道他是悲天憫人，志在拯救世界。」（原文不在手邊，大意如此）我看到這幾句話，也不免失聲而笑。怎樣的面孔才是「悲天憫人」，又能「志在拯救世界」？是不是哭喪著臉的面孔？講到老希的面孔，有人說他具有一副流氓面孔！流氓和「悲天憫人」云云，相去更遠了。美國的電影明星卓別麟惡作劇，在他傑作的《獨裁者》一片裡，把老希的面孔造成一個小丑的面孔，小丑的「悲天憫人」至多是假的吧！但是無論如何，在法西斯主義者看來，他們領袖的面孔總是與眾不同，在面孔上就含有「悲天憫人」而又「志在拯救世界」！這可稱為「領袖面孔論」。不過戈貝爾博士還未曾進一步指出只許領袖有面孔，其他的人就應該一概不要臉罷了！ 其實盲從領袖的面孔也罷，盲從領袖的腦殼也罷，盲目的服從究竟不及理智的服從。即就l先生而論，聽說他因為私人粉紅色事件，被他的太太在蔣先生面前哭訴一番，蔣先生聽了之後，把l先生叫到面前大罵一頓，l先生大為心灰意冷，法西斯的氣概頓然消失，披髮入山去做和尚去了。這段故事如果確實，可見l先生對於領袖「腦殼」的信仰還不能夠堅決，亦可見盲目的信仰究竟比不上理智的信仰。 話說得遠了，閒話少說，言歸正傳。且說lc二位回到南京之後，對於我的報告也許還不算很壞，因為接著得到消息，知道蔣先生有意約我往南京和他當面一談。由杜月笙先生出面表示，他願意親自陪送我往南京見蔣先生，並於晤談後親自陪送我回上海。這是出於杜先生的一番好意。當時上海有個地方協會，是由上海工商界巨子所組織的，杜先生是該會的重要分子（好像就是該會會長已記不清），秘書長是任之先生。我由任之先生的介紹而認識杜先生。當時杜先生在上海社會上的勢力是眾所周知的，同時又是蔣先生最親信的一人，有許多職業界的朋友覺得由他出來保證安全是再靠得住沒有，都贊成我往南京一行。杜先生很豪爽地拍胸脯說道：「有我杜某陪你同往，又陪你回來，安全絕對沒有問題。」他一面這樣說，一面即電南京接洽好日期，南京方面戴笠奉命於某日親到火車站來接我們。 我當時是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執行委員之一，所以除我自己考慮之外，還要徵求救國會的幾位同志的意見，因此在未決定以前，對於杜先生之約一時未置可否。在討論期間，當然有不同的意見，有些同志估計不致有何意外（指扣留之類），盡可赴寧一談。有些同志卻認為不妥，關於救亡運動的態度既不能隨便遷就，即有意外的可能。經過大家兩次會議討論之後，決定不去。 我把不去的決議告訴杜先生的時候，知道他所約的日期即在翌日清晨，當晚即須乘火車赴寧，對於我的不去，很不痛快，認為是失約。當天下午在中匯大樓（杜先生的辦公處）和杜先生談話的時候，在座的還有一位老資格的銀行家，他和蔣先生很接近，平日對我也很有好感，聽到我的決議，很誠懇地不慌不忙地對我說道：「你這次要不往南京一行，就只有再流亡海外，國內是休想駐足的！」但是我的意思已決，「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我只有謝謝這位銀行家的好意，並再三對杜先生道歉而已！ 後來據杜先生說，翌晨戴笠在南京果乘車往車站來接我們，接不到人，只得喪氣乘原車而回，那天早晨適有傾盆大雨，泥濘溜滑，半途車子翻覆，弄得全身污泥！實在對不住他。在他們看來，我大概是一個最不識抬舉的人！ 別的不成問題，尚成問題的卻是上述某銀行家所說的話。我已拒約，有些熟悉實際情形的朋友便認為我不宜再住在家裡，於是我只得隱藏。講到再流亡海外的計劃，我剛由海外回來不到四五個月，負債未清，在經濟力上也無法再作海外之行。但是愛護我的朋友都認為我非速走不可。不得已而思其次，想到較近的香港，這樣促成了我的第二次流亡。 當時西南也在要求中央領導抗戰，也是救亡運動蓬蓬勃勃的一個區域，香港雖是英國的殖民地，但在地理上和西南很接近。我到香港之後，便創辦《生活日報》，同時編行《生活星期刊》。（星期刊就是周刊，所以採用這樣累贅的名稱，因為《生活》周刊已被封禁，改用另一名詞，在內地發行才不受阻礙。）當時的香港，文化園地非常荒涼，和在抗戰以後的情形相差很遠，當地日報每日銷數最多的不過五六千份，《生活日報》一出版即每日銷到二萬份，已震驚了香港的出版界，但是當時的香港究竟不宜於全國性的報紙，日報寄到內地，在時間性上已不免落後，而郵費又奇昂，因此《生活日報》每月虧本，虧到四五個月，無法再虧下去，只得自動停刊。同時也因為救亡運動需要我再到上海，在事實上也無法兼顧。 當時編輯部人馬卻相當充實，有金仲華、惲逸群、王紀元及柳湜諸位先生參加。後來胡愈之先生由法國回來，也加入了我們的陣營。人力相當充實，而財力卻不夠雄厚。《生活日報》原在上海發起，原定資本三十萬，系兩合股份公司性質，承各處讀者踴躍投資，不到一個月已湊集資本十五萬元以上。那時國民黨中央黨部聞而震驚，聽說曾經開會討論，想單獨投資十萬元，後來因知道是兩合公司，雖多投資而亦無法操縱，只得作罷。《生活日報》原可順利產生，後因我受到政治的壓迫，實際上辦不起來，為顧全投資讀者的利益即本報的信用起見，將存在銀行的股款本利全部歸還。到了我第二次流亡到香港時，因系試辦性質，系由生活書店理事會決定資助，結果在經濟上是遭到相當的損失。 但是由於本報同人的努力，在推進救亡運動的效用卻有著相當的影響。當時民族統一戰線已在積極醞釀中，而要迅速形成民族統一戰線，最主要迅速停止內戰，團結全國，一致禦侮。換句話說，國內必須和平統一，作為團結抗戰的基礎，原有的內戰固然不應繼續，更不許有其他內戰的發生。當時中央與西南處於很尖銳的敵對地位，而我們堅持民族統一戰線的立場，持論和當時香港以及西南某些時論不同。他們有的站在袒護中央的立場，便主張中央用武力討伐西南；有的站在袒護西南的立場，便主張西南用武力反抗中央；總之一不幸而開火，無論誰打誰，新的內戰又起，這對於全國團結抗戰都是不利的。我們站在全國團結抗戰的立場，反對原有的內戰繼續下去，也反對有任何新的內戰又發生出來；不管它是國共戰爭也好，中央與地方戰爭也好，都是有利於我們民族的侵略者，都是全國團結抗戰的莫大的障礙，都是我們所反對的。我們主張中央應採納西南抗戰的請求，同時西南應力避與中央武力的衝突。我們的這種主張，曾在當時言論上作有力的表現，堅持到底，毫不動搖。 我們當時不但對於西南問題有這樣的態度，並推廣這個原則應用到整個的救亡運動，就是在團結禦侮的大原則下各方面都應該消釋前嫌，為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大問題共同奮鬥——也就是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我們幾位在港的朋友曾為著這個問題，討論了幾天幾夜，結果草成了一本小冊子，名為《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由我親自帶到上海，再和沈鈞儒、章乃器諸先生及其他救國會諸同志作詳盡的檢討，經過港滬幾位朋友多次的商討和修正之後（當時陶行知先生適因赴美經港，對小冊子內容亦曾參與商討），最後由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諸先生和我四個人共同負責署名發表。這本小冊子最初產生於香港的生活日報館，最後由上海印行普及全國，引起了全國各方面的重大的反應。這是在一九三六年六七月的時候。 除上述的那個小冊子外，關於辦理《生活日報》的詳細情形，我曾有《在香港創辦生活日報的經過》一文載在拙著《經歷》一書中。在港發表的比較重要的文字，後來印成一本《坦白集》，把《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收在該書附錄里，以便瀏覽。 這些都算是我第二次流亡對於讀者諸友的報告。 在港辦報的時候，正是陳濟棠氏在廣東做「廣東王」的時候。我和他原無一面之雅，他聽見我到香港辦報，特派曾任經濟部次長的p先生由廣州到香港來約我去談談。p先生，我在英國時曾見過幾面，那時他在牛津讀書，我在倫敦及旅行到牛津時，都在友人處遇著過他。我當時知道他是廣西派人物。大概政界人物在海外的時候，頭腦都比較地清楚，所以我們還談得來，雖並沒有過什麼深談。陳氏派他來約我，也許因為知道他在英國的時候認識我。我站在新聞記者的立場，距離香港近在咫天的廣州當局約去談話，當然是願意一行的，所以便偕同p先生赴廣州。我因職務很忙，所以言明當天到廣州，當夜談話，第二天即須回港。 到廣州後，承陳氏派副官招待，先在一個很講究的旅舍休息一會，當晚即往陳氏所自建的花園別墅。（似是這樣名稱，或是小花園，已記不清，總之是在廣州一個很有名的很講究的建築。）他有好幾輛很寬大講究的汽車，特派副官乘一輛來接我去。近別墅及別墅內武裝保衛森嚴，持槍鵠立，見有陳氏副官陪著一人乘著陳氏自己的汽車疾駛而來，也許以為是什麼大官兒，都大行其敬禮，不知道只是一個新聞記者。陳氏聞報，親至車旁迎接，身穿灰藍色綢衫，彬彬有禮，看上去卻好像鄉間來的一位財主士紳。我們大概單獨兩人對談了二小時，談的是抗戰問題。當時西南有不少人認為非倒蔣不能抗戰，陳在當時也有這類意見，這和我上述的團結禦侮的意見不無出入，我便盡其所知，詳為說明。臨行時，仍由他的副官乘汽車護送，他親自送至車旁，親自代開車門，行一深鞠躬禮而別，頗能謙恭下士。 第二日仍由p先生陪送我乘火車回香港，臨行時他說：「陳老總覺得文人生活艱苦，如你同意的話，他想送你三千元，聊表微意。」我謝謝他的體恤文人的好意，但表示我辦報辦刊物，向來以不接受任何方面一文錢為鐵則，所以請他代為婉謝。 後來李宗仁氏到廣州，也約去談了一整天；白崇禧氏到廣州也約去談了大半天。他們的抗戰情緒都非常高，但因為西南和中央仍處於敵對的地位，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我對於國內外形勢及全國必須團結始能禦侮的意見，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李白二氏，我以前也未見過，但是他們直截爽快，我們一見如故，尤其因為他們主張抗戰，談話易於接近，雖則李更直率，白較深沉。 後來幸而由於全國民眾的實際要求，全國輿論的呼籲督促，不但西南問題終於和平解決，即國共戰爭也得到和平解決，於是內戰終於避免，民族統一戰線終於形成，抗戰才得實現，這雖是某些妥協陰謀派所疾首痛心，卻是全國愛國同胞所額手慶幸的。 這決不是一二「腦殼」或少數人的「腦殼」起了什麼神秘的作用，而是全國民眾的實際要求所反映。能符合這種反映的主張或言論才有力量，否則無論你如何自信神通廣大，無論你怎樣賣力開倒車，都是徒然的。 想起在第二次流亡中在香港辦報辦刊物的經過，我不由自禁要很沈痛地紀念不幸早死的工作同志王永德先生。他在世時我就稱呼他「永德」，因為他真是我們裡面一位小弟弟，死時年齡才二十歲左右，如果他親耳聽我稱他做「先生」，也許要叫我收回的。 永德常熟人，是生活周刊社公開考取的第二個練習生（後來生活書店規模漸大，一考取練習生，一次就是一二十個，最初規模小時，每次考取一個兩個而已），來時年才十四歲，沈默寡言，勤於學習，業餘自修非常勤奮，所以進步非常快。對職務忠誠切實，富責任心。我辦《大眾生活》的時候，他就擔任助理編輯，同時相助辦理文牘。你看他那樣年才十幾歲的小小個子，他的學識由於數年間的自修，已超過一般大學畢業生的文化水準，他的辦事經驗由於數年間的訓練，也已豐富純熟。每日各處讀者來信很多，有幾位同事幫我料理，他也是一個，每日各信由我親自閱看以後，口授答覆要旨，他寫作已很純熟，常識尤為豐富，每日持筆作複數十信，在不聲不響中辦得妥妥貼貼，視為常事。有種青年容易犯一種毛病，即知識稍有進步，即虛驕之氣逼人，實際上由此阻礙了自己的再進一步。永德剛剛相反，他愈求進步，愈不自足，愈虛心。他對事能從各方面看，能有充分的諒解精神，因此他的待人接物都有很合理的態度。因此許多同事對他都很敬愛。 這樣進步可愛的一位青年，不知怎樣竟被特務所注意，特務魔手的暗影已漸漸向他籠罩過來。我知道他在上海有這樣的困難，所以赴香港辦報的時候，就叫他隨後也來香港。《生活日報》開辦之後，他就擔任《生活星期刊》的助理編輯（該刊由我主編）。他的知識和辦事能力比前更進步，而尤其使人感動的是他忠誠於職務，不怕麻煩，不怕勞苦的精神。我們在港辦報時，因資本有限，自己還買不起捲筒機，是租用《大眾日報》的機器，排字房也是租用他們的，當時香港排字工人的技能不及上海，而印刷機又須和別人分用，所以相當吃力。為著《生活星期刊》的編排印刷，我們兩人常須共同工作到深夜，還要到印刷所中親自照料一切，幾次的校樣也要深夜在印刷所中臨時閱看。他自己只知工作，不怕勞苦，卻常常顧念到我的辛苦。他看到我日夜忙碌，過於疲乏了，便在深夜催我先回，說他可以久留一些時候，不至僨事。我雖疲乏，對於工作的興趣卻很濃厚，往往他催了幾次，我還不走，但是他總是時時關心，屢催不已。他那樣忘己地工作，那樣誠摯地愛護同事的精神，使我得到非常深刻的印象，使我永遠不能忘卻。 一九三六年六七月間我由港回到上海，《生活日報》只得暫時停辦，但《生活星期刊》卻仍移滬續辦。永德不久也隨著到上海，特務的魔手暗影對他愈逼愈緊，屢次到辦公處來要尋覓「王永德出來談話」！我們以為他應該暫避，剛巧杜重遠先生要找一位朋友替他整理編輯獄中筆記，我們就請永德暫時在家裡做這件事，不必再出外，免得麻煩。這件事在他是可以勝任愉快的，我一建議，杜先生就贊成，他也同意。 永德把這本書很周到地編輯完成，正待付排由他校閱，不料不到幾天，我忽聽說永德患傷寒症躺在醫院裡。我趕緊跑到醫院裡去看他的時候，他人已糊塗，耳朵幾乎失聰，眼睛幾乎失明，瞪著眼望著我一聲不響。我想不到一個活潑潑的青年幾天不見就成了這個樣子，同時想到他近來的淒涼身世，不禁悲從中來，含淚附近他的耳朵問他道：「你身體覺得怎樣？我是××，你認識我嗎？」我這樣問了好幾遍，他才轉著模糊的眼珠，含糊呼「×先生」，接著就問：「杜先生的書印出了沒有？」永德的富責任心，於此可見；雖在這病苦的狀態中，他對於未完全完成的任務，還是念念不忘的。 這個有著光明前途的青年的可寶貴的生命終於無法搶救回來，殯殮的那一天，我和許多同事都親自送他入棺，失聲痛哭，步行隨著他的靈柩到蘇州河旁，看他的靈柩抬上一隻船，準備載回常熟故鄉安葬，我們排列著對他鞠躬致敬，慘然而別，從此便和永德的軀殼永離了。 永德的軀殼雖不幸早死，他的精神是不死的。他所努力的是進步文化事業。進步文化事業是集合許多人的心血勞力而一點一滴地造成起來的，凡是在這裡面參加過或用過力量的人，對於進步文化的總成果便是盡了他的一部分的力量，他的成績便融合在這總成果裡面，不會白費，即令不幸中途放下他的武器——文化戰士的武器——還有無數同志會繼續不斷地幹下去，不但力量不會白費，即繼續性也不會中斷的。當然，這裡指的當然是進步文化事業，有益於大眾，有益於革命的文化事業，只有這樣的進步文化事業才能隨著時代的進步而一同進步（就另一意義說，同時也是時代進步的推動力）。 從這個意義說，永德的精神已是不死的了，雖則他在世的時間太短，給他貢獻的機會太少，如果他能永年，必能成為一個更完備的更熟練的文化戰士，如今都屬無望，這未嘗不是進步文化界的一個損失。我為著這個文化戰士的夭折，想起他的苦戰的精神，他死後我在編輯室里獨自辦公的時候，為著他哭了好幾回。但繼而細想，永德的夭折，雖是由於病，而黑暗勢力的逼迫摧殘，逼得他心神不安，也是使他短命的原因。我為他哭有什麼用？他的武器不得已而放下，我應該更堅決地更英勇地拿起我的武器，在苦難中和黑暗勢力作繼續不斷的戰鬥。我遇到困難而不退怯，雖在流離顛沛艱苦危難之中而不為不義屈，在這樣的時候，我每想起為著進步文化而艱苦奮鬥至死不屈的同志如永德的苦戰精神，——直至今日，還有一位生活同事在集中營中，一位生活同事在牢獄中，一位生活同事在失蹤中——這些文化戰士的奮鬥精神，犧牲精神，常使我在悲憤淒切的心境中增加千百倍的勇氣和決心。當這樣的時候，我一面固然深深覺得不應放棄自己應盡的任務，而同時也深深覺得我不能辜負他們，我應該如上面所說的更堅決地更英勇地拿起我的武器，在苦難中對黑暗勢力作繼續不斷的奮鬥。我應該「戰至最後一滴血」！ 我深信永德的純潔、忠誠、英勇、同志愛，將永遠遺留在後死的許多同事中，將永遠感動激勵後死的為進步文化而努力的許多同志。就這個意義說，永德的軀殼雖死，他的精神也是不死的。 關於第二次流亡的前後情形，大略已談過了，最後還有一個小小有趣的註腳。 杜月笙先生挺身出來，願陪伴我赴南京一行，當時不去的決議是否正確，在三年後無意中得到間接的證明——證明當時不去是對的。原來大家認為有杜老闆「保鏢」是不成問題的。但是這種保證卻也難說。吳老老（稚暉先生）等四老不是也曾經拍胸脯擔保過護送李濟琛先生赴南京嗎？後來李先生還不是仍被扣留下來？我在國民黨看來，夠不上比李先生，杜先生在政府方面看來也不見得比得上吳老老。但是當時也有人估計不致有任何意外像扣留的事情發生。三年後我在重慶，張岳軍先生（群）有一次在和我談話中無意中提及，說：「你們大家應該好好地和蔣先生合作，蔣先生，實在是非常重視人才的，那次約你赴南京面談，就因為陳布雷先生太忙，要請你留在南京幫幫布雷先生的忙。」我聽到這番話，才恍然那次如赴南京，原來有做「陳布雷第二」的希望！我自問夠不上算什麼人才，但在蔣先生方面也許如張先生所說，是出於一番好意，不接受這番好意似乎是所謂不識抬舉。但是就我當時在救亡運動中的工作看來，就我當時在進步文化的崗位看來，誰都看得出這是等於扣留或軟禁的。而且如果是真正的扣留，還只是消極地做階下囚而已，一經「抬舉」，尚須做工作，假使叫我起草當時的所謂「睦鄰」政策的文章，或是抹煞救國運動的文件，我將怎樣辦呢？所以結果，比真正扣留更糟糕！ 「陳布雷第二」！陳先生原是我所敬重的前輩，對這個名詞作何感想呢？我說陳先生原是我所敬重的前輩，這不是空話，有文為證。我在《生活》周刊上曾經有一篇專訪陳先生而記述下來的文章，把他的為人介紹給有志的青年朋友。當時他擔任上海《時事新報》的總主筆，程滄波助他寫社論，潘公弼先生擔任總經理，我擔任秘書主任，我們幾個人都很談得來，私人友誼都很好。布雷先生在報界文壇的聲譽，在《商報》時代就已建立起來。他當時不但富正義感，而且還有革命性。當時人民痛恨軍閥，傾心北伐，他以畏壘為筆名在《商報》上發表的文章，往往能以銳利的筆鋒，公正的態度，盡人民喉舌的職責。他對文字修養非常注意，可謂一句不苟，而對於每日的社論題目，尤能抓住當前最核心的最為人所注意的問題。例如在報館裡深夜，社論已草就，報已將上機印刷，雖遲至二三點鐘，如臨時有專電到，有重要問題發生，他不顧疲乏，不肯偷懶，寧把已草就的社論擱置而重草新題。第二日各報或僅有專電載其事而言論無有，《商報》則切當的言論和重要的專電同時出現，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他這種對於職務的認真精神，也是值得做模範的。 但是我如果不怕開罪前輩的話，我應該老實說，在蔣先生左右的布雷先生和在上海報界時代的畏壘先生已截然若兩人。我的意思倒不是說布雷先生不該在蔣先生左右，而是說他入了政界以後，只是消極地做起草人，而不能以有眼光、有膽識、符合人民屬望的主張匡助蔣先生，也不能排斥國民黨反動派的種種荒謬措施。陳先生個人仍然是個好人，待朋友仍然是那麼誠懇，我和陳先生的私人友誼仍然是好的，（雖則我們今日談到政治問題不免背道而馳，格格不相入。）但是以陳先生所處的地位，僅僅個人獨善其身是不夠的。所以講到後半段歷史的陳先生，我要直率地說我不願做「陳布雷第二」！因此我說那次不赴南京的決議是對的。 接著我應該談到第三次流亡。但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流亡之間，還有一段插曲，那就是和救國會幾位同志在蘇州八個月的鐵窗生活。關於這一段插曲，我在獄中所著的《經歷》一書已有相當的報告，沙千里先生還著有《七人之獄》，其中有不少可珍貴的歷史材料，可供參考，所以在這裡沒有複述的必要，不過《經歷》所述止於檢察官起訴的時候，開審以後的情形便未及有所記述。關於開審的情形，當時全國各報也都有記載，這裡只想報告一些有趣的零星事實。 當時我們幾位為著救亡運動而身入囹圄，在個人方面的利害都看得很輕，仍然注意於如何開展救亡運動以達救國的目的。因此對於公開審問，認為是宣傳救亡的一種機會，一點不肯放鬆，大家對於那位蕭檢察官的黑著良心有意誣衊周納的鬼話，都在獄中準備好嚴厲駁斥的材料。（聽說那位蕭檢察官因為這次完全聽著黨部中的老爺們牽著鼻子走，盡賣力誣陷之能事，竟升了官，我們應該替他道賀！）尤妙的是李公朴先生，他好像在學校時代準備演說競賽似的，不但把所備的材料念得爛熟，而且還要在號子裡大練其嗓子。他的身體本來很堅強，嗓子本來很結實，再經一練，更要震動屋瓦。在開審的那一天，我們在待審室里，就聽得到他在法庭上嘩啦嘩啦，大家已不禁失笑，他被審問後跑出來，第一句就急急地問：「我的嗓子如何？我的嗓子如何？」我說你放心，一兩千聽眾一定會對於你的救亡偉論都聽得清清楚楚。他聽了才用手拉拉他嘴旁像張飛般的那一大把鬍子，把心放下，好像如釋重負似的！ 王造時先生是一位名教授，又是一位有名的演說家，他在法庭上立在法官案前被審問的時候，原是朝著法官，回答法官的詢問。但是他好像把法庭看作救亡運動演講大會，回答時侃侃而談，口若懸河，揮手大作其演說家的姿態，邊說邊把身體慢慢向後轉，先轉三十度，慢慢增加，差不多斜對著他後面濟濟滿堂的聽眾。他好像不是在回答法官，而是念念不忘去對著他後面的許多聽眾！法官很客氣地請他把臉迴轉來對著他，他只好照辦，但頃刻間又慢慢由三十度而向後轉，引得全堂大笑。 沈鈞儒先生年高德劭，愛國熱誠，感動全國，他那一副美髯，和他的藹然仁者的岸然道貌配合在一起，尤使人肅然起敬。審問我們的那位法官總是多少還具有一副好心腸（至少和那位檢察官不同），他看見沈老先生久立作答，大概心裡覺得不忍或慚愧，屢次很謙恭地請沈老先生就坐（臨時備有一張椅子給他老先生坐），老先生寧願和其他救國同志共甘苦，不願獨坐，始終未曾應允。 當時我們七人，每人有三個律師辯護，都是上海名律師，自願擔任義務辯護，三七二十一，共有二十一位律師，成為一個律師團。開審的那天，他們都穿著律師出庭穿的「道袍」（好像道士穿的道袍，故借用），分成兩排坐在聽眾的前面，面對著法官。那種現象真的好像一群道士在那裡念經拜懺似的。那個黑著良心誣陷周納的檢察官雖坐在法官旁邊，卻大擺其臭架子，各位律師把他所說的鬼話駁得體無完膚，啞口無言，張志讓律師當日為沈老先生的辯護人，不知說了什麼直率的話，那檢察官居然老羞成怒，大發雷霆，說他侮辱了檢察官的尊嚴，大聲問他姓甚名誰，張律師也嚴正地照答，他竟倚仗官勢，叫書記把張律師的姓名記下，好像有什麼神威隨後可以施展出來似的！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他那種荒謬舉動激動了全體律師團的公憤，兩排律師全體起立，嚴正地聲明他們和張律師同一意見，如要叫書記寫什麼姓名，可把全體姓名寫下，這樣使得那個擺臭架子的檢察官嚇得面色蒼白，啞口無言，盡上海人所謂「坍台」之能事！（用國語說來，便是丟臉。）這種地方也可以看到集體的團結的力量。 開審的日期，由看守所押到法院，要經過幾條街，當局竟把梁山泊上的好漢相待，凜於民眾愛國的熱誠，恐有「劫獄」之舉，真是防衛森嚴。四輛汽車，除史大姐（史良律師，我們都稱她為大姐）獨乘一輛外，其餘二人一輛的旁邊踏板上站著兩個憲兵，兩個警察，全體持槍上刺，真是嚴重得很。沿途街上警察加雙崗。李公朴先生和沈老先生同乘一輛，而且先行，他們兩人都有鬍子，雖則老先生有的是美髯，而李先生卻滿嘴像板刷！沿路站崗的警察不知出於什麼誤會，對於第一輛汽車（即李沈兩先生所乘），經過時都立正行禮，李先生說他一路忙於還禮，都是為著那把鬍子受累，（他以為因為他的鬍子尊嚴！）但他同時卻大拉其鬍子，認為這把鬍子不可不留！ 抗戰國策既經決定，我們也於一九三七年八一三的前夕被保釋到了上海，參加抗戰工作。 現在要講到第三次流亡了。 第三次流亡的心理，和第一第二兩次以及以後幾次都迥然不同。以後的暫且不說，上面所談過的第一次及第二次的流亡，顯然和政府當局是有著矛盾因素存在，是由於受著內部政治的逼迫而流亡的。第三次流亡是在八一三抗戰發生以後三個多月，國軍因戰略關係而退出淞滬，轉移陣地，我們的文化工作及後方工作也隨著國軍轉移陣地而轉移陣地，其情形顯然和第一及第二次不同。第一，此時政府的抗戰國策已定，且已付諸實行，全國已經和平統一，西南問題固然已和平解決，即國共第二次合作亦開始實行，全國在中央政府領導之下，同心協力，團結禦侮，參加救亡運動的許多同志，不惜冒萬險，排萬難，唯一目的在形成民族統一戰線，實現團結禦侮的局面，到了這個時候，雖僅粗具規模，尚有許多困難尚待克服，有待於更艱苦更忍耐的努力奮鬥，但就抗戰而論，政府和人民已打成一片，光明的前途實已顯露其曙光。第二，在八一三淞滬戰爭開始以後，軍民聯席會議，各抗日黨派代表與黨政軍當局的經常的聯席會議與合作，民眾運動的相當開展，前後方工作相當聯絡，都使人感覺到精誠團結一致禦侮的開端，雖則其間還有許多做得不夠的地方。我一面聯絡同志創辦《抗戰三日刊》，一面參加上述各項工作。即生活書店的許多同志，也全體動員，除原有文化崗位的工作外，也量力紛紛參加其他後方工作，精神上都是十分緊張而愉快的。這和其他時候在流亡以前是在遭受著內部壓迫的，使人透不過氣來，在心境上是完全不同的。第三，凡了解中國這次的抗戰是持久戰的性質，決不幻想在八一三開始的淞滬一戰即能像奇蹟似的達到整個民族解放最後勝利的目的，所以那時的依照原定計劃或依照戰略轉移陣地，決不是中國的妄自吹牛，而是含有中國抗戰所固有的本質，雖則因人事未盡，像南京的迅速潰退及廣州的倏忽淪陷，其間遺憾之處還是有著不少，令人不勝憤慨的。由於中國抗戰的整個過程是持久戰，在某種情形下依戰略轉移陣地不但不是可悲而且是必要的，所以我們在八一三淞滬戰爭堅持三個多月以後轉移陣地而隨著流亡，也只是為工作的轉移地點，而和因為內部政治的逼迫而流亡，其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其他的流亡的意志也不是消極，也是向前積極努力奮鬥，那末這次的流亡更富有向前積極努力奮鬥的意義了。 當日有英美法勢力存在著的上海租界存在，日軍雖已橫行淞滬，而藏身租界中的抗日分子尚不致無法脫身。我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離滬，乘輪赴港，由法租界碼頭上渡船，自渡船至輪船間尚有一大段水路，已有好些日本軍官乘小輪來來往往梭巡檢查，我改裝雜在渡船人群中，未被注意，上輪之後，見金仲華先生和他的妹妹端苓已先在，我們三個人同一艙，倒也不寂寞。到港之後，先後到者已有多人，如張仲實、錢俊瑞、楊東蓴、沈茲九諸先生都已到，我們住在一個旅館裡，商量路程。 當時的政治文化中心已移到武漢，所以武漢成為我們的目的地。我們決定由廣州經衡陽往武漢。當時廣西省主席黃旭初先生適往鄉間視察，李白二先生在前線督師，桂林由參謀長夏威先生坐鎮。剛巧白先生的閔秘書因事在港，正要回廣西，我們知道夏參謀長聽說我們這一批人要經過廣西，特電李白請示，李白復電囑予招待，即由閔秘書陪我們同往，這給與我們以不少的便利。 尋常的流亡生活，在途中總是要在隱藏的狀態中，這一次人數既多，又是浩浩蕩蕩地公開進發，在流亡生活中可謂別開生面。途中大概費了半個月，經過的情形，我寫有連載的十幾篇文章，到武漢即登在《抗戰三日刊》上，後來收在拙著《再厲集》里，在這裡不想詳述，值得特別提起的是當時廣西許多男女青年學生——自初中至大學——的求知精神和誠懇態度，以及青年活潑可愛的氣概。 我們由香港乘小輪先到梧州，除應當局的招待外，最忙的是回報青年朋友們的要求。我們除對他們作大規模的演講外——我們同行的一批朋友全班上場，聽講的男女青年以數千計，還不夠，我們住的旅館裡，客堂里，客廳里，乃至房門口，都擠滿了無數的男女青年，他們急於要提出許多思想上的問題，抗戰的問題，戰時教育問題，以及在抗戰期間與青年切身有關的其他種種問題，向我們提出商榷。這許多可愛可敬的青年朋友，實在使我們太感動了，我們這一批朋友都一一接談，談至午夜尚不能完了，第二天早晨天剛亮未久，我尚未盥洗，下床開門一望，已見房門口站滿了不少人！我只得一面洗臉，一面繼續談話。青年朋友的誠摯勤奮的精神實在太令人感動了！ 我們經過沿途各地點，都有這樣的情形，到桂林因學校多，就更忙。我們這一批朋友，戲稱自己這一群為「馬戲班」，這當然並不是說我們會做什麼「馬戲」，卻是說我們形成了一群：金仲華先生講國際問題，張仲實先生講思想問題，錢俊瑞先生講農村經濟問題，楊東蓴先生講戰時教育問題，沈茲九先生講婦女問題，我講團結抗戰問題。到一處便有許多青年朋友和我們商榷這個間題，討論那個問題，鬧熱得什麼似的。在桂林有一天下午我和金先生應廣西大學學生之約，本來預備每人演講一小時至一小時半，但是因為全場千餘的男女同學非常熱烈，大家繼續不斷地提出許多問題來商討詢問，竟從一點鐘講到六點鐘，還全場空氣緊張，興趣濃厚，我和金先生也非常興奮，輪流答覆，始終不覺疲倦。後來該校教務長先生因時間太晚，同學們要吃晚飯，才宣布散會，答應他們以後有機會再談。 當時廣西的青年有這樣蓬勃興奮的求知精神，固有青年的本色，而廣西當局對於教育文化及指導青年的比較開明的政策，也值得我們的欽佩。 當時我們和許多青年談話中，他們裡面思想水準較高的，對於廣西省黨部的某委員表示不滿，說他不能了解青年，甚至有壓迫青年思想的行為。我們有幾次在各處演講，這位委員總是殷勤相陪，有人說他是意在監視我們，我們當然不敢無故妄加猜疑。不過有一次他聽到錢先生講農村經濟問題，強調農民生活的苦況，有加以相當改善的必要。在抗戰期間，有相當改善民生（尤其是下層民生）的必要，這原是常理，並不足奇，但聽說這位委員在背後已嘖有煩言，認為錢先生有煽動「階級鬥爭」的嫌疑。以這樣頑固的成見來領導青年的思想，不免要引起青年的不滿意，卻是意中事。這位委員原屬廣西派，後來聽說他加入了cc派，對壓迫青年思想有變本加厲之勢。這個傳說如果屬實，我們不禁為廣西痛惜。 當時這位委員幾次相陪，聽到我們「馬戲班」幾次「表演」之後，覺得我們所諄諄啟迪青年的都重在顧到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重在團結全國禦侮，對於中央有著善意的態度，對於國民黨也有著善意的態度，頗以為異，他說這樣好的態度，在他也是可以接受的。我們間接聽到這種說法，也「頗以為異」，因為我們的態度始終是這樣的光明磊落，大公無私，他何以在相陪幾次之後才「頗以為異」？其實有何「可異」之處？ 平心而論，國民黨肯以善意對待抗日各黨派，抗日各黨派必然會以善意對待國民黨；國民黨所領導的政府肯以善意對待抗日各黨派，抗日各黨派必然會以善意對待國民黨所領導的政府。所謂善意，決不是指煦煦小仁，或施以利誘，也不是籠絡以高官厚祿，而是國民黨及其所領導的政府在政策上必須符合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和希望。人民希望團結抗戰，即不應縱任少數人破壞團結，間接即破壞抗戰；人民希望真正民主政治的實現，即不應拖延搪塞，甚至反民主，提倡新專制主義；人民希望進步文化的發揮光大，即不應壓迫思想，開倒車，摧殘進步文化。 這樣不但能造成全國抗日黨派的精誠團結，協力合作，即國民黨本身，也在進步的大道上向前邁進，有著光明燦爛的前途，這是國民黨之幸，也是中華民國之福。真正愛護國家民族的，應該這樣勉勵國民黨；真正愛護國民黨的也應該這樣督促國民黨。 我們這個「馬戲班」大概於二星期之後達到了武漢。我們仍集體地住在漢口「文化街」（交通路）金城文具公司樓上（楊先生例外）。我們一方面各就自己的文化崗位上工作，一方面參加後方的抗戰工作。講到抗日各黨派的團結合作，一九三八年可謂最盛的一年，國民參政會第一屆在武漢成立，雖組織和職權距真正的民意機關遠甚，但政府的確延攬了抗日各黨派的若干重要分子，表現一種新的氣象。民眾運動方面也有相當的開展。我一面主持文化事業，主編《全民抗戰三日刊》，一面參加「參政」及救國團體活動。 但是不幸這只是「曲線」的最高峰，一九三九年這「曲線」便逐漸下降，愈逼愈緊，一九四〇年我不得不作第四次的流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