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權、紳權與相權 · 「社會賢達」考

「社會賢達」這一名詞是頗為有趣的，仔細想想，會使人好笑。因為，第一，似乎只有在社會上才有賢達，那麼，在政府里的諸公算是什麼呢？第二，社會「賢達」如王雲五先生之流者居然做了官了，人不在社會而在政府，上面兩字安不上，下面「賢達」兩字是不是也跟著勾銷呢？如雖入政府而仍為「賢達」，何以並沒有創立「政府賢達」這一名詞呢？第三，「社會」這一詞的定義，到底算是和政府的對稱呢？還是民間和政府的橋樑呢？如是前者，有幾位「賢達」身在江湖，心懸魏闕，和政府本是一家，強冠以「社會」之諡，未免牛頭不對馬嘴。如是後者，乾脆叫半官或次官好了，用不著扭捏作態，害得有幾位賢達在若干場合「猶抱琵琶半遮面」，好不難為情也。 不管怎樣，這一名詞是已經成為歷史的了。有歷史癖的我，很想作一番歷史上「社會賢達」的考據，替許多未來的新貴找一歷史的淵源。 想了又想，歷史上實在沒有「社會賢達」這東西。勉強附會，以「賢達」而得官，或雖為「賢達」而畢生志業仍在做官，甚至鬧到喜極而涕，「廟堂初入淚交流」的境界，或則「頭在外面」，時蒙召宴垂詢之榮，生前可以登報，死後可以刻入墓志銘者，比之於古，其惟「隱士」「山人」之流乎？ 首先想起的是終南捷徑的故事。 《舊唐書》卷九十四《盧藏用傳》：「盧藏用字子潛，度支尚書承慶之侄孫也。父璥有名於時，官至魏州司馬。藏用少以辭學著稱，初舉進士選不調，乃著《芳草賦》以見意。尋隱居終南山（新書作與兄微明偕隱終南少室二山），學辟穀練氣之術。長安中（西元 701 至 705）征拜左拾遺……景龍中（707 至 709）為吏部侍郎。藏用性無挺特，多為權要所逼，頗墮公道。又遷黃門侍郎，兼昭文館學士，轉工部侍郎尚書右丞。先天中（712）坐託附太平公主，配流嶺表。（新書作附太平公主，主誅，玄宗欲捕斬藏用，顧未執政，意解，乃流新州。）開元初起為黔州都督府長史兼判都督事，未行而卒。（新書作卒於始興。）藏用工篆隸，好琴棋，當時稱為多能之士。（新書作藏用善蓍龜九宮術，工草隸大小篆八分，善琴，弈思精遠，士貴其多能。）然初隱居之時，有貞儉之操，往來於少室終南二山，時人稱為隨駕隱士。及登朝，趦趄詭佞，專事權貴，奢靡淫縱，以此獲譏於世。」（新書作：「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晚乃拘權利，務為驕縱，素節盡矣。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嘉處，承禎徐曰，以仆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慚。」） 這故事是非常現實的。叔祖作過大官，父親也作地方小官，學會了詩詞歌賦，又會卜卦算命寫字，加上琴呀，棋呀，樣樣都會，夠得上是名士了。偏偏官星不耀，作不了官，於是寫一篇賦，自比為芳草，哀哀怨怨，搔首弄姿，怪沒有識貨的來抬舉。不料還是白操心，於是只好當隱士了。隱得太遠太深，怕又和朝堂脫了節，揀一個靠近長安的，「獨上高山望帝京」。再揀一個靠洛陽的，以便皇帝東幸時跟著走。「隨駕隱士」一詞實在妙不可言，其妙相當於現在的上海和廬山，兩頭總有一個著落。隱了幾年，跟了幾年，名氣有了，盛朝聖世是應該征舉遺逸的，於是得了「社會賢達」之名而馳馬奔命，趕進京師「初入朝堂」了。 苦了幾年，望了幾年，不料還是小官，於是只好奔走權貴，使出滿身解數，巴上了太平公主，從此步步高升，要不是鬧政變，眼見指日拜相執政了。 臨了，被司馬承禎這老頭開了一個玩笑，說終南山是仕宦捷徑。其實盧藏用也真不會在乎，他不為仕宦，又上終南山去則甚？編《舊唐書》的史官，也太過糊塗了，似乎他以為盧藏用在作「隨駕隱士」時頗有貞儉之操，到作了官才變壞，其實並不然。反之，「趦趄詭佞，專事權貴，奢靡淫縱」，才是他的本性。在山中的「貞儉」是無可奈何的，試問在山中他不貞儉，能囤積松木、泉水不成？而且，如不貞儉，又如何能得社會賢達之名，鑽得進朝堂去？ 從這一歷史故事看，「社會賢達」一詞和「終南捷徑」正是半斤八兩，銖兩悉稱。 盧藏用這一著靈了，到宋朝种放也照樣來一套。 《宋史》卷四五七《种放傳》：「种放名逸，河南洛陽人也。每往來嵩華間，慨然有山林意。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峰，結草為廬，僅庇風雨。以講習為業，從學者眾，得束脩以養母。母亦樂道，薄滋味……糧糗乏絕，止食芋粟……自豹林抵州郭七十里，徒步與樵人往返。」可見他原來是窮苦人家。可是到了隱居成名，又作大官，又兼隱士的差的時候，便完全不同了。「太宗嘉其節，詔京兆賜以緡錢，使養母不奪其志，有司歲時存問。咸平元年（西元 998）母卒，詔賜錢三萬，帛三十匹，米三十斛以助其喪。四年……齎裝錢（旅費）五萬……賜帛百匹，錢十萬。又賜昭慶坊第一區，加帷帳什物，銀器五百兩，錢三十萬。還山後仍特給月奉。」錢多了，立刻成大地主，《宋史》說他：「……晚節頗飾輿服，於長安廣置良田，歲利甚博。亦有強市者，遂至爭訟。門人族屬，依倚恣橫。徙居嵩山，猶往來終南，按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詬驛吏，規算糧具之直。」簡直是個土豪劣紳了。 种放之移居嵩山，是被當地地方官王嗣宗趕走的。《宋史》卷二百八十七《王嗣宗傳》：「嗣宗知永興軍府（長安）。時种放得告歸山，嗣宗逆於傳舍，禮之甚厚。放既醉，稍倨。嗣宗怒，以語譏放。放曰，君以手博得狀元耳，何足道也！初嗣宗就試講武殿，搏趙昌言帽擢首科，故放及之。嗣宗愧恨，因上疏言，所部兼併之家，侵漁眾民，凌暴孤寡，凡十餘族，而放為之首。放弟侄無賴，據林麓樵採，周回二百餘里，奪編氓厚利。願以臣疏下放。賜放終南田百畝，徙放嵩山。疏辭極於詬辱，至目放為魑魅。真宗方厚待放，令徙居嵩陽避之。」嗣宗極為高興，把他生平所作的事——掘邠州狐穴，發鎮州邊肅奸賊，和徙种放為除三害。 种放比盧藏用高明的地方，是又作大官，又保留隱士的身份。他的老朋友陳堯叟在朝執政，陳家是大族，腳力硬，想作官時求陳堯叟向皇帝說一聲，來一套徵召大典，風風光光去作官。過一陣子又說不願作官了，還是回山當隱士。於是皇帝又大擺送行宴，送盤纏服裝。到山後，地方官還奉命按時請安，威風之至。再過一陣子，官癮又發了，又回朝，隔一晌又還山。反正照樣拿薪水，並不折本。而且，還山一次再回朝，官就高一次，又何樂而不為！湊上宋真宗也是喜歡這一套，弄個把隱士來點綴盛世。一唱一和，大家都當戲作，這中間只害了老實人王嗣宗，白髮一頓脾氣。 從這一歷史故實看，作官和作隱士並不衝突，而且相得益彰。當今的社會賢達，已經上了戲台的和正在打算上戲台彩排的，何妨熟讀此傳，隔天下台了，還可以死抱住「社會賢達」的本錢不放，哇拉拉大喊，一為社會賢達，生死以之，海可枯，石可爛，此名不可改。 （原載北京地下刊物《社會賢達考》專號，1947 年 6 月 12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