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權、紳權與相權 · 論士大夫
照我的看法，官僚、士大夫、紳士、知識分子，這四者實在是一個東西。雖然在不同的場合，同一個人可能具有幾種身份，然而，在本質上，到底還是一個。在這裡，為了討論上的方便，我們還是不能不按照這四個不同的名詞，分開來討論所謂「士大夫」。
平常，我們講到士大夫的時候，常常就會聯想到現代的「知識分子」。這就是說，士大夫與知識分子，兩者間必然有密切的關係。官僚是就士大夫在官位時的稱號，紳士則是士大夫的社會身份。本來，士大夫是封建社會的標準產物，而知識分子則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標準產物。或者說，今日的知識分子，在某些方面相當於過去時代的士大夫，過去的士大夫有若干的特性還殘存在今日知識分子的劣根性裡面。
從歷史上來看，大夫原來在士之上，大夫是王侯的家臣，而士則是大夫的家臣。古代的士，原是武士，主要的職責是從事戰爭，是武士而非文士。一向被王侯大夫養著，叫作養士，這裡所謂「養」，正和養雞養豬養牲口同一道理，同一性質。「食人之祿，忠人之事。」受誰豢養，給誰效勞，吃誰的飯，替誰作事，有奶便是娘，要想吃得肥吃得飽就得賣命去干。到後來由於社會的動盪變化，王侯貴族失去了所繼承的一切，不但沒有人養得起士，連原來養士的人也不能不被人所養了。這時候，士不可能再捧著舊衣缽，吃閒飯，只好給人家講講故事，教書，辦事，打雜，作儐相辦紅白大事，作秘書跑腿過日子，於是一變而為文士，從幫凶變成幫閒的。跟著，找到了新路，不是作王侯的家臣，而是從選舉徵辟等途徑，攀上了高枝兒，作皇帝的食客僱工，搖身一變為大夫，為官僚。於是，幾千年來，士大夫聯成了一個名詞，具有特定的內容、特徵。
士大夫的內容，特徵是什麼呢？分析地說：
第一，士大夫有享受教育機會的特權，獨占知識，囤積知識，出賣知識，「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知識商品化，就這點而論，士大夫和今天的知識分子完全一樣。
過去的國立學校，無論是太學、國子學、國學，以至國子監等等，學生入學的資格是依父祖的官位品級，平民子弟極少機會入學，甚至完全不許入學。
第二，士大夫的地位，處於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上面是定於一尊的帝王，下面是芸芸的萬民。對主子說是奴才，奴才是應該忠心替主人服務的，依權附勢，從服務得到權位和利益，分享殘羹剩飯。對人民說，他們又是主子了，法外的榨取、剝削、誅求，兼併土地，包庇賦稅，走私囤積，無所不用其極。對上面是一副奴顏婢膝的臉孔，對下面是另一副威風凜凜的臉孔，這兩副面孔正如《鏡花緣》里所描寫的，對人一副笑臉，背後的一副用布蒙住，士大夫用的這塊布，上面寫著「仁義道德」四個大字。對主子勸行王道、仁政，採取寬容作風，留母雞下蛋。對人民，欺騙，威嚇，麻醉，製造出種種理論，來掩飾剝削的勾當。比如大家都反飢餓，他們曾說：「沒飯吃，平常事。飯該給有功的人吃，因為人家在保護你們。為什麼要吵吵鬧鬧呢？何況有的是草根，樹皮！」甚至說：「要那麼些錢幹什麼，已經差強人意了，還要鬧，失去清高身份！」理論沒人理，跟著是刑罰，所謂「齊之以刑」。再不生效，更嚴重的一套就來了。兩面作風，其實是一個道理，就是不要變，不要亂。如果非變不可，也要慢慢地變，一點一滴地變，溫和地變，萬萬不能亂，為的是一變就不能不損害他們的既得利益，亂更不得了，簡直要從根挖掉他們的基業。他們要保持現狀，要維持原來的社會秩序，率直一點說，也就是維持自己的財產和地位，這類人用新名詞說，就是所謂自由主義者。
第三，士大夫享有種種特權，例如，免賦權，免役權，作各級官吏之權，居鄉享受特殊禮貌之權，包辦地方事業之權，打官司奔走公門之權，作買賣走私漏稅之權，畜養奴婢之權，子孫繼承官位，和受教育之權等等。老百姓要繳納田租，他們可以不繳，法律規定，官品越高，免賦越多，占有土地的負擔越小，造成了經濟地位的優越。老百姓要抽壯丁，「有吏夜捉人」，不管三丁抽一或是五丁抽二，總之是要岀人，但是，士大夫卻不必服役，例如南北朝時代士族不服兵役，明朝也有「家裡出了個生員，就可免役二丁」的規定。說到做官，這本是士大夫的本分，即使不做官了，在鄉作紳士，也還享有特殊禮貌，老百姓連和紳士同起坐、同桌吃飯都是不許可的。如果鄉里要舉辦一些事業，所謂「自治」，例如修路、救災、水利、學校等等，士大夫是天然的領袖。要販運違法貨物，有作官的八行書就可免去關卡留難。畜養奴婢，只要財力許可，幾千幾萬都為法律所承認。此外，還有師生，同年，同鄉，親戚，種種關係可以運用，任何角落裡都有人情面子，造成一股力量，條條大路都可通行。
第四，相反的，士大夫對國家民族沒有義務，不對任何人負責。不當兵，不服役，不完糧納稅，一切負擔都分嫁給當地老百姓。一個地方的士大夫愈多，地方的百姓就愈苦。遇有特殊變故，要「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時候，出力的固然是百姓，出錢的還是百姓，士大夫是一毛不拔的，有時候還從中漁利，發一筆捐獻財。
第五，因為知識被專利，所以輿論也被壟斷了。歷史上所謂「清議」一向是士大夫包辦的。只有士大夫才會寫文章著書，才有資格說話，老百姓是沒有份的，即使說了也不過是「芻蕘之見」，上達不了，即使上達了，也無人看重。東漢後期的太學生，明末的東林黨，清代末年的戊戌變法，都只是站在士大夫立場上，對損害他們的另一剝削集團的鬥爭——對宦官、外戚、貴族的鬥爭，和老百姓是不大相干的。
第六，士大夫也就是地主，因為他們可以憑藉地位來取得大量土地，把官僚資本變成土地資本，士大夫和地主其實是同義語。反之，光是地主而非士大夫是站不住的，苛捐雜稅，幾年功夫就可以把這些不識時務的地主毀滅。因之，地主子弟千方百計要鑽進士大夫集團，高升一步，來保全並發展產業。地主所看到的是收租的好處，看不見的是農民的困苦。通常形容士大夫「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不但不明白農民的痛苦，甚至連孔子那樣人，都以不坐車而步行為失身份。因之，在思想上，在政治上，都是保守的，共同的要求是保持既得利益，無論如何要鞏固維護現狀，反對一切變革、進步。從整個集團利益來看，士大夫是反變革的，反進步的，也是反動的。最多，也只能走上改良主義的道路。當然，也有形式上是進步的，例如 1898 年的康有為梁啓超，要求變法，對當時守舊官僚說，比較上是進步的，可是在本質上，他們要求變法的目的，是在保存舊統治權，保存皇帝，也就是保存他們自己的地位和利益，他們的進步立場，只是士大夫本位的形式上的進步，和一般人民的利益並不一致。
由上面的分析，士大夫是站在人民普遍憤怒與專制恐怖統治之間，也站在要求改革要求進步與保守反動之間。用新名詞來說是走中間路線，兩面都罵，對上說不要剝削得太狠心，通通都刮光了那我們吃什麼。對下則說：你們太頑強，太自私，太貪心，又沒有知識，又骯髒，專門破壞，專門搗亂，簡直成什麼東西。其實這些都可以回敬給他們，等於自己罵自己。他們之所以要表示超然的態度，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吊在半空間，這是有好處的。像清朝的曾左李諸公，幫助清朝穩定了江山，便青雲直上，在漢人滿人之間發展自己。兩面罵的好處是萬一舊王朝倒了，便可投到新主人的懷抱里，他不是曾經罵過那已經倒了的舊王朝嗎？反正不管誰上台總有他們的戲唱，這就是士大夫走中間路線的妙用與作風。
這種士大夫的典型例子，在歷史上可以找到不知多少，簡直數不勝數。這裡只隨便舉幾個談談。
一個是錢謙益，明末時候的人，少年時候和東林黨混在一起，反貪污，反宦官。後來被政敵一棍打下來之後立刻變成了「無黨無派」，在鄉間住了幾年又變成了「社會賢達」。1644 年機會一到，一躍而為禮部尚書，無黨無派和社會賢達的銜頭都不要了。對東林黨人則說：我是當年反貪污反宦官的健將，對當局則拚命獻身。清兵一來，首先投降的就是他，死後清廷把他放入「貳臣傳」之內。此公不但政治節操如此，在鄉間當社會賢達時就是標準的土豪劣紳，無惡不作。
第二個是侯恂，《桃花扇》裡面所說的侯朝宗的父親，此公是明末的重臣，李自成入北京，他就降李自成，清兵入關他就降清，可以說是三朝元老。
還有，再舉個明末的例子吧，《燕子箋》的作者阮大鋮。他是有名的戲劇家，《燕子箋》、《春燈謎》，技巧都不壞，為了娛樂討好弘光皇帝，清兵快到南京時，他還在忙著找好行頭，在宮裡獻演自己的大作。此公一生，可以分為整整七個時期：第一期，沒有大名氣，依附同鄉東林重望左光斗（阮是安徽人），鑽進黨去，成了名。第二期，急於作官，要過癮，要作又大又有權的官。東林看不慣他的卑劣手段，不給他幫忙，於是此公一氣之下，立刻投奔魏忠賢，拜在門下做乾兒子，成為東林的死對頭。替乾爹出主意，大抄黑名單。第三期，東林給魏閹一網打盡，他也扶搖直上，和乾爹關係很好。可是他很明白大勢，預留地步，每次見乾爹都花錢給門房買下名片，滅了證據，自打主意。第四時期，魏黨失敗了，此公立刻反咬一口，清算總賬，東林、魏黨兩邊都罵。為什麼呢？——表明他是中間分子，不偏不倚。可是人民眼睛是雪亮的，還是給削了官，掛名逆案，嗚呼哀哉，一輩子都沒有做官的希望了。於是閒居十九年，做社會賢達寫寫劇本，成為第一流的文學家。第五期，南方名士們創立復社，熱鬧得很，貴公子都在裡面。此公窮居無聊，沉不住氣，於是談兵說政，到處抬出東林的招牌來作自我宣傳，想混進復社去把黨人收作自己的群眾。說：「我是老東林，跟你們上代有交情，你們捧捧我吧！」不想那些青年人可真兇，火氣大，給他下不來，發宣言（揭帖）指出他一樁一樁的罪狀，一棍打擊下去，此公又吃了一次虧，氣得發昏。第六時期，北都傾覆，政局變了，南朝一個軍閥馬士英給福王保鏢成立新政府。阮受了幾年氣，於是又勾上了馬相國，做了兵部尚書。此公於是神氣十足，一邊大發議論，武力不以對外，清兵來還好說話，左兵來可難活命。外戰不來，內戰拚命，一邊重翻舊案，排斥東林，屠殺青年，利用特務，要大報舊仇。開了兩紙黑名單，一紙五十三名，一紙百〇八名，的的確確送了不少人進集中營，也的的確確殺了不少人。同時大肆貪污（所謂「職方賤似狗，都督滿街走」，正是南京政府的寫照，也正是這樣把南京搞垮了台）。第七時期，清兵南下，此公投降了，但是看看福建又建立了新政府，想投機通通消息，結果為清軍所殺。此公的變化多端，大概前所未有，然而萬變不離宗，總是那麼一副嘴臉，為自己打算。
當然，也有天良還剩一絲絲兒的，例如吳梅村，也是風流才子，而且是士大夫的領袖。明亡後，清朝逼他做官，因為怕死，守不住節，只好去作官了。把過去半生的清名，連同社會賢達的牌子都打爛了，一念之差，在威迫利誘之下走錯了路，悔恨交加，臨死時做了一首絕命詞：「萬事催華發，論龔生天年竟夭，高名難沒，吾病難將醫藥治，耿耿胸中熱血，待灑向西風殘月。剖卻心肝今置地，問華佗，解我腸千結，追往恨，倍淒咽，故人慷慨多奇節，為當年沉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灸眉頭瓜噴鼻，今日須難決絕，早患苦重來千疊，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人世事，幾完缺？」
如以上許多例子，豈不是士大夫都是沒有骨頭的？都是出賣自己靈魂的？或者都是「難將醫藥治」的？假如引歷史上某一時期如南朝作例——史家都說是「南朝無死難之臣」，這是錯的，——當時，政權雖不斷變換，而士大夫階層所形成的集團的特權並沒有變更，這一個集團有著政治力量所不能摧毀的，在社會、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的領導地位，他們本身的利益既不受朝代變換的傾軋，那他們又為什麼要替寒人出身的一些皇帝死節呢？假如再引別的時代的例子，例如漢代的范滂、陳蕃，唐代的顏真卿、張巡、許遠，宋代的文天祥，明代的楊繼盛、楊漣、左光斗、史可法，清代的譚嗣同，為了他們的信念，為了他們的階層利益，為了他們所保衛的特權而死，史書叫作忠臣義士的，這一類的例子也很多。這一些人都是士大夫，雖然失敗，是有骨頭的，有血有肉，有靈魂的，是忠於封建社會的封建道德的，——和前一類的人正是一個鮮明的對比。
當兩個朝代交換，或者是社會有很大的改革的時候，往往是對人的一種考驗。現在恐怕又是到了一個考驗的時候了，這考驗包括你也包括我。我們看見了許多阮大鋮、吳偉業、錢謙益；同時我們也看見許多譚嗣同、范滂、文天祥。面對著這考驗，也有許多人打著自由主義的招牌出現，那麼也讓歷史來考驗他們罷。歷史是無情的，在這考驗下面，我們將會看到歷史的悲劇，也是這些自由主義者的悲劇。固然我們不希望今後的文學作品裡再發現「絕命詞」一類的作品，然而歷史始終是無情的。
（原載《皇權與紳權》，觀察社，1948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