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城與宮城：明清帝京的營造 · 三 其他古建研究
明代社稷壇
社稷之禮，肇自殷周，社以祭五土，稷以祭五穀，有國者皆設壇定規，列為郊祀之一，修史者將其規制載於禮志。但其祀典雖屬於禮，其壇制則關係營造，因是本文乃舍禮文，而專論壇制。現本社對於《明宮殿考》之作，草創已備，補訂闕漏，正在進行，關於社稷壇之史料，搜集略備，茲區為三節。
（一）首建時期及其規制。
（二）改建時期。
（三）建享殿拜殿。
附 帝社帝稷、王國社稷、郡縣社稷。
一 首建時期及其規制
明代社稷壇首建時期，各書所載詳略不同，所獲史料，匯錄於下：
《明史禮志》：社稷之祀，自京師以及王國皆有之，其壇在宮城西南者，曰太社稷，明初建，太社在東，太稷在西。
《明會典》：國初以春秋仲月上戊日祭太社太稷，異壇同，太社以后土句龍氏配，太稷以后稷氏配。
《明會要》：吳元年八月癸丑，建社稷於宮城西南，北向，異壇同。
《續通志》：明太祖洪武元年，建社稷壇於宮城西南，太社在東，太稷在西，壇皆北向。
《續通典》：明太祖洪武元年，建社稷壇於宮城西南，太社在東，太稷在西，壇皆北向，壇高五尺，闊五丈，四出陛，五級，二壇同一。
《續通考》：明太祖吳元年八月，社稷壇成，壇在宮城西南，社東稷西，皆北向，廣五丈高五尺，四出陛，陛五級，二壇同一。
《明集禮》：……國朝二壇，坐南向北，社壇在東，稷壇在西，各闊五丈，高五尺，四出陛，五級，壇用五色土築，各依方位，上以黃土覆之，二壇同一，方廣三十丈，高五尺，用磚砌四方開門，各闊一丈，東門飾以青，西門飾以白，南門飾以紅，北門飾以黑，周圍築以牆，仍開四門，南為靈星門，北為戟門五間，東西戟門各三間，皆列戟二十四。
《明太祖實錄》：吳元年八月癸丑，圜丘、方丘及社稷壇成……社稷壇在宮城之西南，皆北向，社東稷西，各廣五丈，高五尺，四出陛，每陛五級，壇用五色土，色各隨其方，上以黃土覆之，壇相去五丈，壇南各栽松樹，二壇同一，方廣三十丈，高五尺，甃以磚，四方有門，各廣一丈，東飾以青，西飾以白，南飾以赤，北飾以黑，瘞坎在稷壇西南，用磚砌之，廣深各四尺，周圍築牆，開四門，南為靈星門三，北戟門五，東西戟門各三，東西戟門皆列二十四戟，神廚三間，在牆外西北方，宰牲池在神廚西，社主用石，高五尺，闊二尺，上微銳，立於壇上，半在土中，近南北向，稷不用主。
合上輯各史料觀之，則明代首建社稷壇時期，明史書，明初《實錄》，《會要》，《通考》皆書吳元年；《通志》、《通典》皆書洪武元年。吾人依歷史之判斷，則以吳元年為是，何則？蓋太祖自建都南京稱吳元年，以後一切帝制，燦然大備；制禮樂，營宮室，同時並進。社稷既視為國祭，則吳元年太祖定各制時，社稷之禮自不致闕而不備，矧《實錄》中所記，極為詳盡乎，《明史》之所以書明初而不書吳元年者，乃中國修史者之史法，原明太祖於洪武元年八月始破元都，舊史家於八月以後，始承認明代國家，宜乎於洪武紀元前史實，約略言之矣，但吾人所研究者，乃當日之史實，非修史者之史法也，因從實錄之說。
二 改建時期
明初社稷異壇，已見上錄各史料；洪武十年，太祖以國初所建，未盡合禮，因命禮部詳議改建之制，其事見《明史》，《明會典》，《通典》，《通考》，《通志》諸書，《太祖實錄》記載尤詳，茲分別擇錄於後。
《明會典》：洪武十年，改建社稷壇於午門之右，先是社主用石，高五尺，闊二尺，上微尖，立於社壇，半埋土中，近南北向，稷不用主，至是埋石主於社稷之正中，微露其尖，仍用木為神牌，而丹漆之，祭則設於壇上，祭畢貯奉，壇設太社神牌居東，太稷神牌居西，俱北向，奉仁祖神牌配，神西向，而罷句龍、后稷配，自奠帛至終獻，皆同時行禮。
《續通典》：……十年，上以太社太稷分祭配祀，皆因前代制，欲更建為一代之典，遂下禮部議，尚書張籌歷引禮經及漢唐以來之制，請改建於午門之右，社稷共為一壇合祭，設木主而丹漆之，祭則設於壇上，祭畢收藏，仍用石主埋社中罷句龍與棄配位，奉仁祖配，以成一代之典，以明社尊而親之義，上善其奏，遂定合祭之禮，十月，新建社稷壇成，升為大祀。
《續通考》：十年八月改建社稷壇。帝既改建太廟，以社稷國初所建，因前代之制分祭配祀皆未當，下禮官議，尚書張籌言：請社稷同壇，罷句龍棄配位，奉仁祖配享，帝善之，遂命改建於午門之右，其制社稷共一壇，壇二成，上廣五丈，下廣五丈三尺，崇五尺，四出陛，築以五色土，覆以黃土如舊制，四面甃以瓦，石主崇五尺，埋壇中，微露其末，外崇五尺，四面各十九丈二尺五寸，為四門，門各飾以方色，外垣東西廣六十六丈七尺五寸，南北廣八十六丈六尺五寸，皆飾以紅，覆黃琉璃瓦，垣北三門，門外為殿，凡六楹，深五丈九尺五寸，連延十九丈九尺五寸，外復為三門，垣東西南門各一，西門內近南神廚六楹，神庫六楹，門外宰牲房四楹，中滌牲池一，井一。
《太祖實錄》：洪武十年八月癸丑，命改建社稷壇，先是上既改建太廟於雉闕之左，而以社稷國初所建，未盡合禮，又以太社太稷分祭配祀，皆因前代之制，遂命中書省下禮部詳議，至是禮部尚書張籌奏曰：……上覽奏稱善，遂命改作社稷壇於午門之右，其制社稷共為一壇，壇二城，上廣五尺，下如上之數而加三尺，崇五尺，四出陛，築以五色土，色各如其方而覆以黃土，壇四面皆甃以甓，石主崇五尺，埋壇之中微露其末，外牆崇五尺，東西十九丈二尺五寸，南北如之，設靈星門於四面，牆各飾以方色，東青西白南赤北黑，外為周垣，東西廣六十六丈七尺五寸，南北八十六丈六尺五寸，垣皆飾以紅，覆以黃琉璃瓦，垣之北向設靈星門三，門之外為祭殿以虞風雨，凡六楹，深五丈九尺五寸，連延十丈九尺五寸，祭殿之北為拜殿六楹，深三丈九尺五寸，連延十丈九尺五寸，拜殿之外，復設靈星門三，垣之東西南三面，設靈星門各一，西靈星門之內近南，為神廚六楹，深二丈九尺五寸，連延七丈五尺九寸，又其南為神庫六楹，深廣如神廚，西靈星門之外為宰牲房四楹，中為滌牲池一，井一，十月新建社稷壇成。
《國朝典匯》：洪武十年八月，上既更建太廟於雉闕之左，以社稷國初所建，未盡合禮，又以太社太稷分祭配祀皆因前代之制，欲更核之為一代之典，遂命中書下禮部詳議，尚書張籌奏，擬社稷合祭，共為一壇……上覽奏稱善，遂命改建社稷壇於午門之右，其制社稷共一壇，壇二成，上廣五丈，下如上加三尺，崇五尺，陛四出，築以五色土，色如其方而覆以黃土，四面皆甃以甓，石主崇五尺，埋壇中微露其末，外牆崇五尺，設靈星門於四面，牆各飾以色如其方，外為周垣飾以丹，覆以黃瓦，初社稷列中祀，臨祭或具通天冠絳紗袍，或以皮弁行禮，制未有定，今仿唐制，升為上祀，具冕服以祭，按五方土，命應天、河南進黃土，浙江、福建、兩廣進赤土，江西、湖廣、陝西進白土，山東進青土，北平進黑土，天下郡縣計三百餘處，每土百斤為率，仍取之名山高爽之地，十月新建社稷成，上行奉安禮，冕服乘輅，百官具祭服詣舊壇，以遷主告。
三 建享殿拜殿
洪武二年八月，太祖以社稷等祭，皆有定期，恐遇風雨，因諭禮官考求前代有於壇為殿屋蔽風雨之事。禮部尚書崔亮奏：「考宋祥符九年（一〇一六年），議南郊壇祀昊天上帝，或值雨雪，則就大尉齋廳望祭。元《經世大典》載：社稷壇外垣之內，北垣之下，亦嘗建屋七間，南望二壇，以備風雨。請依此於圜丘方丘皆建殿九間，社稷壇北建殿七間，為望祭之所，遇風雨則於此望祭焉，上從之。」見《明太祖實錄》。惟按《明史·禮志》社稷之記載：「……初帝命中書省翰林院議創屋備風雨，學士陶安言天子太社必受風雨霜露，亡國之社則屋之，不受天陽也。建屋非宜，若遇風雨，則請於齋宮望祭，從之。三年，於壇北建望祭殿五間，又北建拜殿五間。」又《明會典》亦載：「洪武三年，於壇北建享殿，又北建拜殿各五間，以備風雨。」是《明史》，《會典》二說相合，則《實錄》所記太祖從禮部尚書崔亮采元《經世大典》於壇北建享殿七間之事實應研究，因檢《明史》陶安、崔亮本傳，以為質核；陶安傳未記其言社稷壇建屋事，崔亮傳中云：「……二年，帝慮郊社祭壇而不屋，或驟雨沾服，亮引宋祥符九年（一〇一六年），南郊遇雨，於大尉廳望祭，及元《經世大典》壇垣內外建屋事，遂詔建殿於壇南，遇雨則望祭，」此節與《太祖實錄》所記相合，惜未言明間數，不過又將建屋於壇北，《亮傳》誤為壇南耳。由此以言，《明史·禮志》說采《會典》，《崔亮傳》則采《實錄》或其他載籍，總言之，一與《會典》合，一與《實錄》合，准此則《明史》本身立說，似覺矛盾，其或因志傳非成於一人之手致有此現象歟？然吾人對此兩說，必從其一，《實錄》、《會典》皆屬重要載籍，究應何從？吾人在此取捨之間，當然取准於《會典》，何以言之？蓋《會典》本屬憲法文字，其記典章制度為傳統之法規，纂輯成書，頒諸天下者也，所書所記，必為事實，此可信也；至於《實錄》則為散漫記事冊，且原本已亡，今日所見者乃移錄之副本，又輾轉傳鈔，容有訛奪，（改建時期所引《實錄》且有六楹之說）據此理由，而證明明代社稷壇北有享殿五間，又北有拜殿五間為確。
帝社帝稷
帝社稷之由來，乃原於洪武十年，太祖改壇制，罷句龍與后稷配位，以仁祖配，升為大祀，惠帝建文元年祭社稷奉太祖配，撤仁祖位，仁宗洪熙元年二月祭社稷，奉太祖、太宗並配，命禮部永為定式。此為明初社稷配位之演變，見《明會典》及《續通典》。至世宗嘉靖九年，改正社稷配位，仍以句龍后稷配，十年，立帝社帝稷壇於西苑豳風亭西，以仲春秋次戊日上躬行祈報禮，如次戊在望後，則以上巳日，壇址高六尺，方廣二丈五尺，繚以土垣，神位以木為之。穆宗隆慶元年，禮部言帝社稷之名，自古所無，嫌於煩數，宜罷，從之，見《續通典》。
王國社稷
明代藩封稱王國，亦營建社稷，《大明集禮》王國社稷序曰：「周制，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國社在公宮之右，侯社在籍田，又《周禮》凡封其國，設其社稷之，令社稷之職。《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其壇制半於天子，廣二丈五尺，受土各以其方之色，冒以黃為壇，皆立樹以表其處，又別為石主以象神，牲用少牢皆黝色用黑幣，此諸侯祭社稷之禮見於經傳者也。漢封諸侯王，見於史者，若武帝立子閎為齊王，策曰受茲青社，旦為燕王，策曰受茲玄社，胥為廣陵王，策曰受茲赤社，褚少孫曰：諸侯始封，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為國社，以歲時祀之，天子之社五色，諸侯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為社，自唐至宋元，封建不行，故闕其制。」按以下明制，略規式而詳禮儀，其或仿周制而半於天子歟。（圖一）
圖一 王國社稷壇圖式（《大明集禮》）
郡縣社稷
洪武元年，頒社稷壇制度於天下郡邑，《太祖實錄》、《大明集禮》皆著載：
《太祖實錄》：洪武元年十二月己丑，頒社稷壇制於天下郡邑，壇俱設於城西北，右社左稷，壇各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陛三級，社以石為主，其形如鍾，長二尺五寸，方一尺一寸，剡其上，培其下之半，在壇之南方，壇周圍築牆四，各二十五步，祭用春秋二仲月上戊日，各壇正配位，各用籩豆，四豆、四簠、簋二、登鉶各一、俎二，牲正配位，共用羊豕各一。
《大明集禮》：國朝郡縣祭社稷，有司俱於本城土西北設壇致祭，壇高三尺，四出陛三級，方二尺五寸，從東至西二丈五尺，從南至北二丈五尺，右社左稷，社以石為主，其形如鍾，長二尺五寸，方一尺一寸，剡其上培其下半，在壇之南方，壇外築牆，周圍一百步，四面各廿五步。（圖二）
圖二 郡縣社稷壇圖式（《大明集禮》）
以上各壇制皆為明南京所定，明代立國北京，時間雖較久，其宮殿廟社一切制度，大都遵循太祖法規。當永樂帝決計遷都時，北京之營建，據《太宗實錄》云：「永樂十八年十二月癸亥，初營建北京，凡郊廟社稷壇場，宮殿門闕規制，悉如南京。」又《續通考》社稷壇條載：「永樂十九年正月北京社稷壇成：時北京郊社宗廟成，是月帝躬詣太廟奉安祖宗神主，命皇太子詣南郊奉安上帝地祇神位，社稷壇遣太孫行事，其制祀禮，一如其舊。」《續通志》載：「永樂十九年建北京社稷壇，壇制祀禮一如南京舊制。」《通典》所載亦同。吾人可斷定明北京社稷壇，其規制當即如洪武十年改建之式。又今日所見清代社稷壇，其規模與南京明代所留社稷壇之遺蹟多同，即其靈星門形式雕斫亦相合。吾人更可假定清代之社稷壇，即襲明代之舊亦可，他日當實地測繪之，必可得確切證明也。
（選自《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5卷第2期）
天壇
郊祀天地，為古者最大之禮，具見經傳，漢唐以來，其體愈重，故古人有言曰：「國之大者在祀，而祀之大者在郊。」祭天之禮，其來尚矣。以天象圓，以地象方，故祭天之壇曰圜丘，祭地之壇曰方澤，古人之說，固不合於近世之學，要亦研究歷史文化不能棄置者也。至其壇殿規制；有明一代，圜丘壇凡三易其制，首創於太祖吳元年，改制於洪武四年，再改於十年，至世宗嘉靖九年，又廓大改建，迄於明亡，遵而未改。下所錄各史料，於明代圜丘創置沿革，可知大概，並附以清代制度，以供參考，蓋清人所習用者，皆明舊型，而明代制度，有待於清人載籍補充者亦正多也。
一 明代之天壇
明初制度
明太祖在南京稱吳元年時，即建設圜丘祀典，定壇之制。見於明代載籍中者，首為《實錄》。其記曰：「吳元年八月癸丑，圜丘、方丘及社稷壇成。圜丘在京城東南正陽門外鐘山之陽，仿漢制為壇二成。第一成廣七丈，高八尺一寸，四出陛。正南陛九級，廣九尺五寸。東西北陛，亦九級，皆廣八尺一寸，壇面及址，甃以琉璃磚，四面琉璃欄杆環之，第二成周圍壇面皆廣二丈五尺，高八尺一寸。正南陛九級，廣一丈二尺五寸，東西北陛九級，皆廣一丈一尺九寸五分。壇面址及欄杆如上成之制。去壇一十五丈，高八尺一寸，甃以磚。四面為靈星門。南為門三；中門廣一丈四尺五寸，左門一丈一尺五寸五分，右門九尺五寸。東西北各為門一，各廣九尺五寸。去（原書去上佚外垣二字）一十五丈，四面為靈星門。南為門三，中門廣一丈九尺五寸，左門一丈二尺五寸，右門一丈一尺九寸五分。東西北為門各一，各廣一丈一尺九寸五分。四面直門外，各為甬道，其廣皆如門。為天庫五間，在外牆靈星門外南。廚房五間西向，庫五間南向，宰牲房三間，天池一所，俱在外牆東。靈星門外東北隅。牌樓二，在外牆靈星門外橫甬道東西。燎壇在內外東南丙地，高九尺，闊七尺，開上，南出戶。」
《明集禮》載：「國朝為壇二成，下成闊七丈，高八尺一寸。四出陛。正南陛闊九尺五寸，九級。東西北陛，俱闊八尺一寸，九級。上成闊五丈，高八尺一寸。正南陛一丈二尺五寸，九級。東西北陛俱闊一丈一尺九寸五分，九級。壇上下甃以琉璃磚，四面作琉璃欄杆。去壇一十五丈，高八尺一寸，甃以磚，四面有靈星門，周圍外牆去一十五丈，四面亦有靈星門。天下神祇壇在東門外。天庫五間，在外垣北南向。廚屋五間，在外壇東北西向。庫房五間南向。宰牲房三間，天池一所，又在外庫之東北。執事齋舍在壇外垣之東。牌樓二，在外門橫甬道之東西。」（圖一）
圖一 明初圜丘圖（自《大明集禮》重摹）
《明史》禮志載：「壇之制，明初建圜丘於正陽門外鐘山之陽……圜丘壇二成。上成廣七丈，高八尺一寸，四出陛，各九級，正南廣九尺五寸，東西北八尺一寸。下成周圍縱橫皆廣五丈，高視上成，陛皆九級，正南廣一丈二尺五寸，東西北殺五寸五分。甃磚欄楯，皆以琉璃為之。去壇十五丈高八尺一寸。四面靈星門；南三門，東西北各一。外垣去十五丈，門制同。」
《續通典》載：「明太祖洪武元年始建圜丘，定郊社宗廟禮，歲必親祀。先是中書省臣李善長等奉敕撰進《郊祀議》……太祖從其議，建圜丘於鐘山之陽，壇二成。上成廣七丈，高八尺一寸，四出陛，各九級，正南廣九尺五寸，東西北廣八尺一寸。下成周圍壇面縱橫皆廣五丈，高視上成，陛皆九級，正南廣一丈二尺五寸，東西北殺五寸五分。甃磚欄楯，皆以琉璃為之。去壇十五丈，高八尺一寸。四面靈星門；南三門，東西北各一。外垣去十五丈，門制同。神庫五楹，在外垣北南向。廚房五楹，在外垣東北，西向。庫房五楹，南向。宰牲房三楹，天池一，又在外庫房之北。執事齋舍在壇外垣之東南。坊二，在外門外橫甬道之東西。燎壇在內外東南丙地，高九尺，廣七尺，開上，南出戶。」
《續通考》載：「明太祖吳元年八月圜丘成。先是丙午歲命有司營建廟社，至是告成。圜丘在京城東南正陽門外鐘山之陽，為壇二成。上成廣七丈，高八尺一寸，四出陛，各九級，正南廣九尺五寸，東西北廣八尺一寸。下成周圍壇面皆廣二丈五尺，高視上成，陛皆九級，正南廣一丈二尺五寸，東西北殺五寸五分。二成上下甃磚及四面闌干，皆琉璃為之。去壇十五丈，高八尺一寸，甃以磚。四面為靈星門；南三門，中廣一丈二尺五寸，左一丈一尺五寸五分，右九尺五寸；東西北各一，皆廣如右門。外垣去十五丈，門制同；南三門，中廣一丈九尺五寸，左一丈二尺五寸，右一丈一尺九寸五分；東西北門各一，亦廣如右門。四面直外各為甬道，其廣皆視門。天庫五間在外垣北南向。神廚五間西向。庫五間南向。宰牲房三間，天池一，俱在外垣東北隅。坊二，在外垣橫甬道東西。燎壇在內外東南丙地，高九尺，廣七尺，開上，南出戶。」
上所引史料，各書敘述方法略異，其壇殿配置則相同，惟所記壇之尺度未盡合，如《實錄》書一成、二成，《明史》、《通典》等書皆上成、下成，但吾人已知《實錄》所謂之一成，即他書所謂之二成，蓋所記之廣度皆七丈也。（又《明集禮》雖亦書上成下成，但其所言尺度與各書適相反，其所謂下成實為上成，而上成則應為下成，蓋集禮誤顛倒上下二字也。當世宗嘉靖建壇時，亦曾以此為疑，而以《存心錄》所記為證，《存心錄》一書今未見。集禮之誤，已無疑義，此事請閱後嘉靖改制時所引《通典》。）至於《實錄》所謂之二成，當即他書之下成無疑矣。但有須研究者，則《實錄》書：「周圍壇面皆廣二丈五尺」，而《明史》《續通典》書：「周圍縱橫皆廣五丈」，相差適一倍。若從眾說，則當準廣五丈之言，但細譯《實錄》二丈五尺亦不誤，其所以互異者，算法不同故也。蓋《實錄》僅記一面，《明史》則將周圍二丈五尺對面相加，即為五丈，其差或在是也。吾人並將上成面積所占之七丈相加，則上下通徑應為十一丈。
洪武四年改制
太祖改元洪武后，銳意修訂禮樂，四年改築郊壇，並親定祭祀冕服，圜丘則於三月改築。據《太祖實錄》載：「洪武四年三月丙戌，改築圜丘、方丘壇。圜丘壇二成，上成面徑四丈五尺，高五尺二寸。下成周圍壇面皆廣一丈六尺五寸，高四尺九寸。上下二成通徑七丈八尺，高一丈一寸。壇址至內牆南北東西各九丈八尺五寸。內牆，南十三丈九尺四寸，北十一丈，東西各十一丈七尺。內牆高五尺，外牆高三尺六寸。」
《明史·禮志》載：「洪武四年改築圜丘。上成廣四丈五尺，高二尺五寸。下成每面廣一丈六尺五寸，高四尺九寸。二成通徑七丈八尺。壇至內牆四面各九丈八尺五寸。內牆至外牆南十三丈九尺四寸，北十一丈，東西各十一丈七尺。」
《續通典》載：「洪武四年三月改築圜丘。上成面徑廣四丈五尺，高二尺五寸。下成每面廣一丈六尺五寸，高四尺九寸。上下二成，通徑七丈八尺。壇至內牆，四面各九丈八尺五寸。內牆至外牆南十三丈九尺四寸，北十一丈，東西各十一丈七尺。」
以上四年改制之史料，各書均合。圜丘壇較初制為小；其通徑各書均為七丈八尺，蓋下成一面一丈六尺五寸，對面加為三丈三尺，再加上成之四丈五尺，適得七丈八尺。此點可以證明初制度一節，所解釋不同之算法，已不誤矣。
大祀殿之制
明初分祀天地。圜丘制度，已見上輯各史料。洪武十年，太祖感齋居陰雨，覽京房災異之說，謂人君事天地，猶事父母，不宜分處，遂改定為合祀，即圜丘舊址以屋覆之，名曰大祀殿。其事散見各書，惟實錄記之最詳。《太祖實錄》：「洪武十年八月庚戌，詔建圜丘於南郊。初，圜丘在鐘山之陽，方丘在鐘山之陰，上以分祭天地，揆之人情，有所未安，至是欲舉合祀之典，乃命即圜丘之舊址為壇，而以屋覆之，曰大祀殿，敕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等董之。」至十一年十一月大祀殿成，實錄：「洪武十一年十月，是月，大祀殿成。初郊祀之制，冬至祭天於圜丘，在鐘山之陽。夏至祭地於方丘，在鐘山之陰。至是即圜丘舊址，建大祀殿十二楹，中四楹飾以金，余施三采。正中作石台，設上帝皇祇神座於其上，每歲正月中旬，擇日合祭，上具冕服行禮，奉祖淳皇帝配享。殿中前東西廡三十二楹。正南為大祀門六楹，接以步廊與殿廡通。殿後為庫六楹，以貯神御之物，名曰天庫，皆覆以黃琉璃瓦。設廚庫於殿東少北，設宰牲亭於廚東又少北，皆以步廊通殿兩廡，後繚以圍牆，至南為石門三洞，以達大祀門內，謂之內壇。外圍垣九里三十步，石門三洞。南為甬道三，中曰神道，左曰御道，右曰王道，道之兩旁稍低為從官之道。齋宮在外垣內之西南，東向。於是敕太常曰：近命三公率工部役梓人於京師之南創大祀殿，以合祭皇天后土，冬十月告成。……其後大祀殿復易以青琉璃瓦雲。」（圖二）
圖二 明大祀殿圖（自《萬曆會典》重摹）
北京之壇制
前三節所述，皆明南京之制。自永樂帝以燕王入承大統，升其舊封之北平為北京；永樂十八年營建北京宮殿壇廟，其規制悉仿南京，而高廣過之，具見載籍。如天順間刻本《明一統志》載：「天地壇在正陽門之南左，繚以垣牆，周回十里，中為大祀殿，丹墀，東西四壇，以祀日月星辰。大祀門外，東西列二十壇，以祀岳，鎮、海，瀆，山，川，太歲，風，雲，雷，雨，歷代帝王，天下神祇。東壇末為具服殿。西南為齋宮。西南隅為神樂觀犧牲所。」《春明夢余錄》載：「祈谷壇大享殿，即大祀殿也，永樂十八年建，合祀天地於此。其制十二楹，中四楹飾以金，余施三采。正中作石台，設上帝皇祇神座於其上。殿前為東西廡三十二楹，正南為大祀門六楹，接以步廡，與殿廡通。殿後，為庫六楹，以貯神御之物，名曰天庫，皆覆以黃琉璃。其後大祀殿易以青琉璃瓦。壇之後樹以松柏。外東南鑿池凡二十區，冬月伐冰藏凌陰，以供夏秋祭祀之用，悉如太祖舊制。」有此證文，則明北京之天地壇，與南京無異，益覺信而有徵。但《春明夢余錄》成於明末清初，所謂祈谷壇大享者，乃世宗復初制而分祀天地時所改易者也，其事跡見大享殿節。
嘉靖九年復初制
《明史·禮志》載：……嘉靖九年，世宗既定明倫大典，益覃思製作之事，郊廟百神，咸欲斟酌古法，釐正舊章，乃問大學士張璁；書稱燔柴祭天，又曰：類於上帝，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以形體主宰之異言也。朱子謂祭之於壇，謂之天，祭之屋下謂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帝，未見有祭天之禮也。況上帝皇地祇合祭一處，亦非專祭上帝。璁言國初遵古禮，分祭天地，後又合祀，說者謂大祀殿下壇上屋，屋即明堂，壇即圜丘，列聖相承，亦孔子從周之意。帝復諭璁二至分祀，萬代不易之禮，今大祀殿擬周明堂或近矣，以為即圜丘實無謂也。因是下群臣議；分祀合祀，論者勢均。嘉靖帝乃毅然復太祖舊制，露祭於壇，分南北郊，命禮工二部建圜丘於大祀殿前。是年十月圜丘成；明年夏，北郊及東西郊亦次告成，而分祀之制遂定。」其壇制，禮志壇之制載：「嘉靖九年復改分祀，建圜丘壇於正陽門外五里許，大祀殿之南。……圜丘二成，壇面及欄俱青琉璃，邊角用白玉石，高廣尺寸皆遵祖制，而神路轉速。內門四；南門外燎爐毛血池，西南望燈台。外門亦四；南門外，左具服台，東門外，神庫神廚，祭器庫，宰牲亭，北門外正北，泰神殿正殿以藏上帝太祖之主，配殿以藏從祀諸神之主。外建四天門。東曰泰元。南曰昭亨。西曰廣利，又西鑾駕庫，又西犧牲所，其北神樂觀。北曰成貞。北門外西北為齋宮，迤西為壇門。壇北舊天地壇，即大祀殿也。」
世宗所建之圜丘，《明史》書遵祖制，但未言明為吳元年制，抑系洪武四年制。且《明史》書二成，其他載籍皆書三成，此點不可不研究。蓋明天壇規制，自嘉靖改定，終明之世，遵而不改，而清人所引以為法規者，亦嘉靖制也。茲綜合《明會典》《擬禮志》（北平圖書館藏寫本）《春明夢余錄》《續通考》各書觀之，則嘉靖所改者應為三成，規模較舊制為大。《明會典》亦為三成。會典「圜丘三成，壇一成面徑五丈九尺，高九尺。二成面徑九丈，高八尺一寸。三成面徑十二丈，高八尺一寸。各成面磚用一九七五陽數，及周圍闌版柱子，皆青色琉璃。四出陛，各九級，白石為之。內圓牆九十七丈五寸，高八尺一寸，厚二尺七寸五分。靈星石門六，正南三，東西北各一。外方牆二百四丈八尺五寸，高九尺一寸，厚二尺七寸，靈星門如前（高用周尺余今尺下同）又外圍方牆為門四，南曰昭亨，東曰泰元，西曰廣利，北曰成貞。」《擬禮志》記曰：「嘉靖九年上銳意太平，考正禮樂，給事中夏言以分祀請，下廷臣議…遂作圜丘於舊天地壇，建於正陽門外五里許，為制三成。祭時上帝南向，太祖西向，俱一成上。其從祀四壇，俱二成上。壇面並周欄青琉璃，東西南北階九級，俱白石。內靈星門四。南門外，東南砌綠燈爐，燔柴焚祝帛，傍砌毛血池。西南筑望燈台，祭時懸大燈於竿末。外靈星門亦四。南門外左設具服台。東門外建神庫，神廚祭器庫，宰牲亭。北門外正北建泰神殿，後改為皇穹宇，藏神版，翼以兩廡，藏從祀神牌。外建四天門。東曰泰元。南曰昭亨。左右石牌坊凡二座。西曰廣利，又西曰鑾駕庫，又西為犧牲所，北為神樂觀。北曰成貞，門外西北為齋宮，迤西為壇門。壇稍北，有壇在，即大祀殿也。」
《春明夢余錄》所記更詳：「……嘉靖九年從給事中夏言之議，遂於大祀殿之南建圜丘，為制三成。祭時上帝南向，太祖西向，俱一成上。其從祀四壇，東一壇大明，西一壇夜明，東二壇二十八宿，西二壇風雲雷雨，俱二成上。別建地祇壇。壇制一成面徑五丈九尺。高九尺，二成面徑九丈，高八尺一寸。三成面徑十二丈，高八尺一寸。各成面磚用一九七五陽數，及周圍欄版柱子皆青色琉璃。四出陛，各九級，白石為之。內圓牆九十七丈七尺五寸，高八尺一寸，厚二尺七寸五分，欞星石門六，正南三，東西北各一。外方牆二百四丈八尺五寸，高九尺一寸，厚二尺七寸，欞星門如前。又外圍方牆為門四；南曰昭亨，東曰泰元，西曰廣利。北曰成貞。內欞星門南門外東南砌綠磁燎爐，傍毛血池，西南望燈台，長竿懸大燈。外欞星門南門外左設具服台。東門外建神庫，神廚，祭品庫，宰牲亭。北門外正北建泰神殿，後改為皇穹宇，藏上帝太祖之神版，翼以兩廡，藏從祀之神牌。又西為鑾駕庫，又西為犧牲所，北為神樂觀。北曰成貞門，外為齋宮，迤西為壇門。壇稍北有舊天地壇在焉，即大祀殿也。嘉靖二十二年改為大享殿。殿後為皇乾殿，以藏神版。以歲孟春上辛日祀上帝於大享殿，舉祈谷禮。季秋行大享禮以二祖並配，至郊祀專奉太祖配。十年改以啟蟄日行祈谷禮於圜丘，仍專奉太祖本。十七年改昊天上帝稱皇天上帝。是年欲仿明堂之制，宗祀皇考以配上帝，詔舉大享禮於元極寶殿，奉睿宗獻皇帝配。元極寶殿者，大內欽安殿也。殿在乾清宮垣後。隆慶元年罷大享祈谷禮，元極殿仍改為欽安殿。圜丘泰元門東有崇雩壇，為制一成，東為神庫，嘉靖中，時以孟夏後祭天禱雨，祈谷壇成，未行而罷。」
當嘉靖議改分祀之先，集禮臣而議圜丘之制，以載籍所著，舊壇尺度不一，無所適從，始詔定三成。《續文獻通典》著其事：「……嘉靖九年……命戶禮工三部，偕夏言等詣南郊，相擇南天門外有自然之丘，僉謂舊丘地位偏東，不宜襲用，禮臣欲於具服殿少南為圜丘。言復奏曰，圜丘祀天，宜即高敞，以展對越之敬。大祀殿享帝，宜即清，以盡昭事之誠。二祭時義不同，則壇殿相去，亦宜有所區別。乞於具服殿稍南，為大祀殿，而圜丘更移於前，體勢峻極，可與大祀殿等。制曰可。於是圜丘是年十月工成。明年夏，北郊及東西郊亦以次告成，而分祀之制遂定。禮臣言：圜丘之制，《大明集禮》壇上成闊五丈，《存心錄》則第一層壇闊七丈，《集禮》二成闊七丈，《存心錄》則第二層壇面周圍俱闊二丈五尺，蓋《集禮》之二成，即《存心錄》之第一層，《存心錄》之二層，即《集禮》之一成矣。臣等無所適從。惟皇上裁定。詔圜丘第一層徑闊五丈九尺，高九尺，二層徑十丈五尺（禮志作九丈）三層徑二十二丈（體志作十二丈）俱高八尺一寸，地面四方漸墊起五丈。又定祭時上帝南向，太祖西向，俱一成上。其從祀四壇，東大明，西夜明，次東二十八宿五星周天星辰，次西風雲雷雨，俱二成。各成面磚用一九七五陽數，及周圍欄板柱子皆青色琉璃。四出陛，陛各九級，白石為之。內圓牆九十七丈七尺五寸，高八尺一寸，厚二尺七寸五分。靈星門五：正南三，東西北各一。外方牆二百有四丈八尺五寸，高七尺一寸，厚二尺七寸，靈星門如前。又外圍方牆為門四；南曰昭亨，東曰泰元，西曰廣利，北曰成貞。內靈星門南門外，東南砌綠磁燎爐，傍毛血池。西南望燈台，長竿懸大燈。外靈星門南門外，左設具服台。東南門外建神庫，神廚，祭品庫，宰牲亭。北門外正北建泰神殿，後改為皇穹宇，藏上帝太祖之神版，翼以兩廡，藏從祀之神版。又西為鑾駕庫，又西為犧牲所，少北為神樂觀。成貞門外為齋宮，迤西為壇門。壇北舊天地壇，即大祀殿也。」（圖三至五）
圖三 明嘉靖建之圜丘總圖（自《萬曆會典》重摹）
圖四 明嘉靖建之圜丘圖（自《萬曆會典》重摹）
圖五 明嘉靖建之皇穹宇圖（自《萬曆會典》重摹）
崇雩壇之增設
明初定雩祭，為水旱災傷及非常變異設，但不設壇，或露祭中，或祭告郊廟陵寢，無常儀。至嘉靖九年，始於圜丘泰元東門外，建崇雩壇，載《明史》禮志。其制度載於會典：「壇在泰元門外，圓廣五丈，高七尺五寸，四出陛各九級。內圓牆徑二十七丈，高四尺九寸五分，厚二尺五寸。靈星門六，正南三，東西北各一。外圍方牆四十五丈，高八尺一寸。厚二尺七寸，正南三門，曰崇雩門，共為一區，在南郊之西。外圍牆東西闊八十一丈五尺，南北進深五十六丈九尺，厚三尺。」（圖六）
圖六 明崇雩壇圖（自《萬曆會典》重摹）
建大享殿
世宗既改分祀天地，別建圜丘與方澤，而大祀殿已廢，因從諸臣之請，遂以大祀殿為祈谷壇，十七年撤之，十九年即舊址建大享殿，（圖版陸）見《明史》禮志。大享之建，實錄記之較詳，列舉如左：
（一）「嘉靖十九年十月戊辰，建南郊大享殿。」
（二）「嘉靖二十年四月暫止大享殿工。」
（三）「嘉靖二十四年六月己未，禮部尚書費寀等奏，大享殿工程將竣，大享殿三字原系欽定及大享門字樣，合先期裝匾書寫。因言先年圜丘藏神位之所，初名泰神殿，續改為皇穹宇，即今神御版殿，亦系奉藏神位，合題請額名，准復仍舊。上曰，門名已定，殿名恭曰皇乾，俱書制如期。」（圖七）
圖七 明嘉靖建大享殿圖（自《萬曆會典》重摹）
名稱之區別
當嘉靖以前祀天之壇，即名圜丘，及改分祀，始詔改圜丘為天壇，後從禮部尚書夏言之議，二名並行，用異其時。《世宗實錄》：「嘉靖十三年二月己卯，詔更圜丘名為天壇，方澤為地壇。禮部尚書夏言奏：圜丘方澤，本法象定名未可遽易，第稱圜丘壇省牲則於名義未協。今後冬至大報起蟄祈谷祀天，夏至祭地，祝文宜仍稱圜丘、方澤。其省牲及一應公物有事壇所，稱天壇、地壇。從之。」清代亦如是，蓋亦沿明舊章也。
二 清代之天壇
據《清史稿·禮志》載：「壇之制，天聰十年度地盛京，建圜丘方澤壇，祭告天地，改元崇德。天壇制圓三成，上九九重，周一丈八尺，二成七重三丈六尺，三成五重周五丈四尺，俱高三丈，垣百有三丈。」此為關外之制，但清代歷次所修會典，關外之制，皆未嘗述及，蓋清人亦以入都北京為正統，《清史稿》述及者，不過示清代立國之淵源，而備掌故而已。清師自順治元年進關，即遣使告祭北京天壇，按北京當年，雖經李自成之變，但宮殿壇廟，未嘗大事摧毀，清初之宮室壇廟，以理推之，當多為明人之舊，以文獻考之，益覺信而有徵。本文研究清代天壇規制，區為二節：一順康雍時代之天壇，二乾隆以後之天壇，茲將所輯史料，分述於下。
順康雍時代之天壇
清世祖順治一朝，於天壇之營繕，極鮮紀載。雖《清史稿·禮志》中有世祖奠鼎燕京，建圜丘於正陽門外南郊之語，（《清史稿》所敘關內製度與《清會典》同故不引）其意未肯直述襲明舊物耳。且禮志序又有「……祀典初循明舊」之言，則所謂世祖定燕設壇云云，為史館之曲筆，非實錄也。清聖祖康熙二十三年纂修《大清會典》，其記天壇圜丘曰：「圜丘三成，壇南向。一成面徑五丈九尺，高九尺。二成面徑九尺，高八尺一寸。三成面徑十二丈，高八尺一寸。各成面磚用一九七五陽數，及周圍闌版柱子皆青色琉璃。四出陛各九級，白石為之。內圓牆九十七丈七尺五寸，高八尺一寸，厚二尺七寸五分。欞星石門四面各三。外方牆二百四丈八尺五寸，高九尺一寸，厚二尺七寸，欞星門如前。（高用周尺余今尺下同）壇之東有神庫，神廚，祭器庫，宰牲亭。壇之西有神樂觀，犧牲所，鑾駕庫。又外圍方牆為門四：南曰昭亨，東曰泰元，西曰廣利，北曰成貞」。「皇穹宇（在圜丘後）制圓象天，環轉八柱，圓頂重檐，覆以青瓦，中安寶頂。東西南三出陛，各十四級。檻牆欄柱俱用青色琉璃。左右兩廡各五間，亦覆青瓦。四圍圓牆，前設門三。」「大享殿（在圜丘壇北）殿以圓為制，周圍共十二柱，內柱亦十有二，中龍井柱四。圓頂三層；上覆青瓦，中覆黃瓦，下覆綠瓦。中安寶頂。殿陛周圍三級，白石為之。殿台三層，俱有石欄。前後各三出陛，上中各九級，下十級，東西一出陛，級同。左右兩廡各二座：前廡九間，後廡七間，俱覆綠瓦。四圍方牆。前為大享門，東西北各有門。又外圍牆為門四，南即成貞門，東西各有門。後為皇乾殿五間，上覆青瓦，下繞石欄。牆之東有神庫，神廚，宰牲亭。西南為齋宮」。（圖八、九）
圖八 清前期之圜丘圖（轉自《古今圖書集成》）
圖九 清順康雍時代之大享殿圖（自《古今圖書集成》轉載）
清代初纂本《會典》。所示吾人之天壇狀況如上文，所載者，其圜丘規制，與前所引《明會典》所記圜丘文字，大體皆同。即所注用之尺，如「高用周尺，余用今尺下同」，等字樣亦同，可為清人襲用明人舊物之強有力證據。惟自皇穹宇以下，大享殿各處，《明會典》於其殿宇間數規制，皆約略不詳，《清會典》則著錄詳盡。按《明會典》凡三次纂修，現習見之本，有四庫著錄之弘治本及流傳較多萬曆本。（即最後續修本）本文所引文字及圖皆為萬曆本，其文簡略為最大憾事，蓋自皇穹宇以下，無從與《清會典》相互證也。至於圖，則亦簡陋殊甚，如圜丘西應有鑾駕庫，犧牲所，神樂觀，而圖則無。關於此點幾使吾人疑明代原無此制，而為清初所創建者，幸有孫承澤《春明夢余錄》可釋此疑。孫氏此書成於明清交替之際，其述明圜丘也，所據載籍，所見實物，其為明制無疑，如所述鑾駕庫等處之配置與《清會典》均合，足補《明會典》之闕。《明史·禮志》雖亦書為廣利門外有鑾駕庫等，但不及《春明夢余錄》詳。現依據明末次纂修之《會典》，（萬曆本）與清初纂本之《會典》（康熙本）及《春明夢余錄》三書，相互引證，所得結果，為清初天壇，大體皆為明舊，而其顯著不同之點，有圜丘內外欞星門之數目，與大享殿兩廡之層數等。如《明會典》書：「內外欞星石門各六，正南三，東西北各一」，《清會典》圖：「內外欞星石門四面各三」，此當為清人所增置，惜其年月不詳耳。（《會典》本書未著明，順康《實錄》亦未曾述及）圜丘西南之望燈杆，明代為一座，清代為三座（見《雍正會典》）。又大享殿兩廡，《春明夢余錄》書：「明制東西兩廡三十二間」，《清會典》則書「東西廡各二座，前廡九間，後廡七間」，其總數亦為三十二間，疑孫氏文字述法與《清會典》不同，但《明會典》圖亦為一層，遂疑為清初所改。然檢順康二朝實錄，均未載此事，後於《嘉慶會典》事例中，知乾隆始改為一層，且申述二層為明舊制，（詳見後）更覺《明會典》圖之陋矣。又康熙時會典圖，祈年殿有廊房七十五間，通神庫、神廚、宰牲亭，明會典亦未言及，圖則略具其式，因憶及明嘉靖之改大祀殿為大享殿，其地位未嘗變更，其神庫等處當亦為舊制，擬考大祀殿時是否有廊，以證之。按《明太祖實錄》載：「明洪武十一年大祀殿成：……設廚庫於殿東稍北，宰牲亭於廚東，又稍北，皆以步廊通殿兩廡……」永樂建北京壇廟悉仿南京，則大祀殿廚庫有廊通兩廡，當無疑義。嘉靖分祀天地，改大祀為大享，其地位未變，則廚庫之廊亦應存在。以此推之，對此七十五間長廊，仍不能否認非明代舊制也。《明會典》所以不詳者，亦自有故：蓋大享之禮，世宗僅一行之，旋即罷輟（崇禎末年又復行），禮雖廢而殿宇未撤，後修之《會典》不能不存其名，其詳制自必略而不載矣。
清雍正一朝，享國不久，事事皆仿祖制，禮樂制度，少所建樹，其天壇規制，除增加望燈桅杆三座外，余與康雍《會典》所述悉合。（按今日所見之天壇圖，最早者當推故宮文獻館所藏之壇廟圖，次為北平圖書館所藏康熙本會典圖，三為圖書集成中所繪之圖，前二者原書皆極珍貴，引用摹寫，稍覺不便，而圖書集成所著之圖，與前二本相同故用之。）
乾隆以後之天壇
清歷朝實錄中於天壇營繕事，采著極少，清《皇朝文獻通考》各書，則又重於禮儀，《清史稿》禮志詳於壇殿初制，而略損益之沿革，可信而足資考據者，厥為會典。按清代會典凡五本；首纂於康熙，再修於雍正，三修於乾隆，別訂則例，至嘉慶四次纂修，事例愈備；至光緒五次修本，體例則悉仿嘉慶。綜此五本，康雍本略嫌簡，嘉慶本最完善，乾隆本則例亦不及嘉慶本詳，光緒本與嘉慶本同。蓋康雍會典，僅於圜丘皇穹宇大享殿等處敘述較明，其齋宮神樂觀各處，則約略不詳，嘉慶本首述原定規制，次述改定事例，條分縷析，記載詳明，欲考乾隆以後之制度，及補證康雍會典之不足，舍此不可。其文如左：
《嘉慶會典》壇廟規制：「天壇 原定圜丘在正陽門外，制圓南向三成。上成面徑五丈九尺，高九尺。二成面徑九丈，高八尺一寸。三成面徑十有二丈，高八尺一寸。每成面磚用一九七五陽數，周圍闌版及柱皆青色琉璃。四出陛各九級，白石為之。內周九十七丈七尺五寸，高八尺一寸，厚二尺七寸五分。四面各三門，楔閾皆制以石，朱扉有欞。門外各石柱二，綠色琉璃燔柴爐一，瘞坎一。外方二百四丈八尺五寸，高九尺一寸厚二尺七寸門制如前。（高用周尺余用今尺下同）」
「皇穹宇在圜丘後，制圓八柱，旋轉重檐，上安金頂。基周十有三丈七寸，高九尺，闌版高三尺六寸，東西南三出陛，各十有四級。左右廡各五間，一出陛，皆七級。殿廡檻均青色琉璃。圍垣周五十六丈六尺八寸，高丈有八寸。門三，南向。壇外門外東北為神庫五間，南向。神廚五間，井亭一六角，閒以朱欞，均西向。垣一，重門一，南向。祭器庫，樂器庫，棕薦庫，各三間西向，垣一，重門一，南向。宰牲亭三間，南向。井亭一，六角，閒以朱欞，西向。垣一，重門一南向。壇內垣東西南皆方，正北為圓形，設四門，東曰泰元，南曰昭亨，西曰廣利，北曰成貞，皆三間。廣利門南角門一。昭亨門外東西石牌坊各一。成貞門西大門一。左右門各一，為車駕詣壇宿齋宮出入之門。」
「大享殿在圜丘北，制圓南向。外柱十二，內柱十二，中龍井柱四。圓頂三層，上覆青色，中黃色，下綠色琉璃，上安金頂。殿基三成，衛以石闌，南北各三出陛，東西各一出陛，上二成各九級，三成各十級。東西兩廡二重，前各九間，後各七間，均覆綠琉璃。前為大享門五間，亦覆綠琉璃，崇基石闌，前後三出陛，各十有一級。門東南綠色琉璃，燔柴爐一，瘞坎一，南向。內方一百九十丈七尺二寸。東西南磚門三，各三間。北琉璃門三座。後為皇乾殿，南向，五間，上覆青琉璃，下衛石闌，五出陛，各九級。東磚門外廊房七十二間，聯檐通脊。北為神庫五間，南向。左右神廚各五間，東西向。井亭一，六角，閒以朱欞，西向。垣一。重門一。東為宰牲亭五間，南向。井亭一，六角，閒以朱欞，西向。垣一，重門一，均南向。成貞門外西北為齋宮，東向，正殿五間，崇基石闌，三出陛，正面十有三級，左右各十有五級。陛前設齋戒銅人時辰牌。石亭各一。後殿五間。左右配殿各三間。內宮牆方一百十三丈九尺四寸，中三門，左右各一門。前跨三石樑，左右各一梁。鐘樓一座。迴廊一百六十三間。外宮牆方一百九十八丈二尺二寸。大享殿內垣，南接圜丘，東西環轉，至北為圓形。東西北壇門各三間。西門南角門一。牆內垣共周千二百八十六丈一尺五寸，高丈一尺，址厚九尺，頂厚七尺。壇門七座，每座三間。」
「神樂觀東向。正中大殿五間，崇基三出陛，各六級。左右步廊各二間。後顯佑殿七間，左右各三間。殿後袍服庫二十三間。典禮署奉祀堂南北各三間，左右門各三間。左門東通贊房。恪恭堂各三間，正倫堂，候公堂，各五間。南轉穆佾所三間。右門東掌樂房、協律堂各三間。教師房、伶倫堂各五間。北轉昭佾所三間。前後均聯檐通脊。正門三間，三出陛，各四級。圍牆東西四十四丈四尺，南北二十丈七尺二寸。」
「犧牲所南向，大門三間，內花門一座，正房十有一間。中三間奉司犧牲神。左右牧夫房各二間，牛房各二間，後屋十有六間，內滿漢所牧房各三間，所軍房一間，貯草房五間，草夫房四間。東邊兩重四十八間，內貯料房二間，貯草房三間，牛房十有五間，羊房五間，鹿房二十間，兔房三間。西邊一重十有五間，內庫房一間，泡料房、磨房各二間，豕房五間，牛房五間，鹿檻、牛枋均分列屋之左右。西北隅官廳三間，東向，井一，北門一間。圍牆東西五十二丈，南北五十二丈五尺。牆外垣前方後圓，周千九百八十七丈五尺，高一丈一尺五寸，址厚八尺，頂厚六尺。西向門一，三門，角門一。」
觀上引《嘉慶會典》記載之詳盡，其原定規制一節，足可補康雍時代之闕，進一步又可上溯明制，蓋《明會典》之略，猶不及清康雍《會典》，前已言之矣，惟以嘉慶本上溯明制，有不可者，乃衙署名稱，如犧牲所之滿漢牧房，當為清人所增置，至於建築物之配置，吾人仍不能否認非明代舊規也。
前一節所述者，仍為乾隆以前天壇，非乾隆以後者，乾隆以後者究如何，此點請尋《嘉慶會典》事例：
事例云：「乾隆八年，修理齋宮，建正殿五間，左右配殿六間，內宮門一座，迴廊六間。修理券殿一座，方亭一座，宮門六座，石橋十座，鐘樓一座，外圍廊房一百六十三間，拆墁月台，修理河道牆垣……又改神樂觀名為神樂所。……十四年，以圜丘壇上張幄次陳祭品處過窄，議定展寬。依康熙御製《律呂正義》古尺，上成徑九丈，取九數。二成徑十有五丈，取五數。三成徑二十一丈，取三七之數。上成為一九，二成為三五，三成為三七，以全一三五七九天數，且合九丈十五丈二十一丈，共成四十五丈，以符九五之義。至壇面磚數，原制上成九重，二成七重，三成五重。上成磚取陽數之極，自一九起遞加環砌以至九九。二成三成，圍磚不拘，未免參差。今壇面既加展寬，二成三成亦應用九重遞加環砌。二成自九十至百六十二，三成自百七十一至二百四十三。四周欄板，原制上成每面用九，二成每面十有七，取除十用七之義。三成每面積五，用二十五，雖各成均屬陽數，而各計三成數目，並無所取義。今壇面丈尺既加寬展，請將三成欄板之數，共用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三百六十度。上成每面十有八，四面計七十二，各長二尺三寸有奇。二成每面二十七，四面計百有八，各長二尺六寸有奇。三成每面四十五，四面計百八十，各長二尺二寸有奇。每成每面，亦皆與九數相合，總計三百六十，取義尤明。再三成徑數均系古尺，而所定中心圓面，周圍壓面，及九重之長，則皆系今尺。至三成台高，現今上成高五尺七寸，二成高五尺二寸，三成高五尺，並欄柱長闊高厚，以及階級寬深，亦皆系今尺。再壇面甃砌及欄板欄柱，舊皆青色琉璃，今改用艾葉青石，樸素渾堅，堪垂永久，飭今管工官於直隸房山縣開採選用……十五年諭，大享殿前兩廡，系前後兩重，乃前明時袷祭所建，今袷祭之禮既不舉行，而前後兩廡又屬參差，俟興修時，將後一層拆去……十六年奏准，祈谷壇牌扁舊書大享二字，殿與門同，名義未協。蓋緣前明初建大祀殿，合祀天地。至嘉靖九年，定南北郊二至分祀，罷大祀殿不用。十七年議舉明堂秋饗，遂改大祀為大享殿。國朝即於其地舉行祈谷之禮，舊有題額襲用未改。考大享之名，與孟春祈谷異義，應請前薦嘉名奉旨改為祈年殿，門為祈年門。」以下尚有祈年殿等處改換瓦色，皇穹宇改單檐成造等，茲不全錄，後附比較表，可以檢閱。
依據清歷次《會典》所示，順康雍時代之天壇，於明制未嘗多事更易，其不同處，僅為圜丘之欞星門與望燈杆數量增多，又神樂觀正殿太和額名，改稱凝禧而已，（太和改凝禧為康熙八年，事見《嘉慶會典事例》）至高宗乾隆十四年始擴大圜丘規制，撤崇雩壇及更易各處磚瓦諸事。至壇殿之配置，與明代初無差別。乾隆以下嘉道咸同四朝，僅有歲修，無大興建。（圖十）
圖十 清乾隆改易後之天壇總圖（自《嘉慶會典》轉載）
光緒十四年，祈年殿毀於雷火，十六年重修，於舊制亦無變更。於此吾人可以結論，北京天壇之沿革，明嘉靖至清雍正為一時期，乾隆至清末為一時期，至若論其輪廓，則今日所見者，固猶嘉靖時舊型也。惟有一點未能明了者，即祈年殿東磚門通神廚之長廊，據康雍時代其圖考之，（《壇廟圖康雍會典圖》圖書集成天壇圖）皆為七十五間，而嘉慶圖已為七十二間，據《乾隆會典》：「內東門外長廊七十二間，二十七間至神廚井亭，又四十五間至宰牲亭，為祭時進俎豆避雨雪之用」，則改七十五間為七十二間，為乾隆時無疑。
光緒朝祈年殿之燒毀及重建
祈年殿焚於光緒中葉，據光緒《東華錄》載：「光緒十五年八月丁酉，天壇祈年殿災。己亥，奎潤等奏，本月二十四日據天壇奉祀劉世印呈報，是日申刻雷雨交作，瞥見祈年殿匾額被雷擊落，陡然火起，刻即傳知營汛五城水局去後等情前來。臣等即率同司員，馳赴天壇，會同營汛水局紳董竭力救護，火已燎垣，無從措手。祈年殿後為皇乾殿，向來供奉神牌之所，惟火已逼近，深恐延及，臣等當即督飭司員，率領奉祀等官，並營汛水局，極力救護，幸神牌龕座及陳設一切，均皆安善。並搶護祈年殿寶座八座，祭器多件。隨即撲滅祈年殿餘燼，並未延及他處。訊據值班壇戶火起情由，僉稱雷雨之際，忽見祈年殿前檐煙焰烘騰，即時火起，並無別故。再四研詰，堅執不移。核與該奉祀呈報無異，自系確實情形。該奉祀劉世印職司典守，究屬疏於防範，咎實難辭。除將該值班壇戶孫榮德，魏連升，王德海等，由臣等咨交順天府自行辦理外，相應請旨，將該奉祀劉世印交部議處。臣等亦有應得之咎，請交部察議。至延燒祈年殿一座，應由臣等咨行工部辦理……」至於延燒之情形，見禮部九月戊申折報：「禮部奏，本年八月二十四日天壇祈年殿被雷火延燒，經臣等將起火情形奏明在案，當將所奏各節行知工部去後，臣等連日前往查看延燒情形，瓦木均各無存，灰土堆積甚厚。恭查殿內正位原有石台一座，上面木欄杆並前面石階三出陛各五級，東西配位石台各統一階，其地平原系青石圍墁，均經燒裂多有酥鹼……」
光緒十六年重建祈年殿，大體仍依舊制，見《天咫偶聞》：「光緒乙丑八月，大雷雨，天壇祈年殿災，一晝一夜始息，詔群臣修省。於是議重建，而《會典》無圖，且不載其崇卑之制，工部無憑勘估。搜之《明會典》亦不得。乃集工師詢之，有曾與於小修之役者，知其約略，以其言繪圖進呈，制始定。至丙申乃畢工。」惟震鈞謂明清會典無圖，實誤，蓋會典所缺者乃做法耳。現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有《天壇工程做法》一冊，系重修時工部算房之底本，雖施工後略有更變，而大體仍與現狀符會，實為研究此殿結構做法最重要之參考書。聞最近北平故都文物整理會委託基泰工程司修葺天壇，實際測繪所得，當較故籍中所輯之文獻為有據。若以實測所得之規模與文獻互證，當更得正確可信之結果矣。
三 明清之比較
明清壇殿比較表
壇殿磚瓦比較表
（選自《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5卷第3期）
天壇建築
北京天壇的建築是世界著名優秀古建築之一。它的構造無論在形體及顏色方面，都充分表示出封建帝王至高無上的威勢及托天愚民的思想。
天壇的位置在正陽門外東南，永定門內左側，與先農壇左右夾道對峙。祭天的典禮在我國很早就開始了（至遲是在周朝）。因為皇帝自命為天子，受命於天，所以每年必須定出時間向天匯報及祈求「風調雨順，穀物豐收」。祭天典禮被列為大祀之首，每年都要隆重舉行。至於天壇的位置在南郊，則是因為古代以南為陽，天是陽性，所以必須建立在南郊。[1]
天壇於明朝永樂十八年（一四二〇年）建成。那時北京還沒有外城，所以地點算是南郊，後來嘉靖時築外城，才將天壇包在外城之內。
在明朝初年，天與地原是合併一起祭祀，南北二京的郊壇都是一樣，設祭的地方名叫大祀殿，是方形十一間的建築物。嘉靖九年（一五三〇年），斟酌古時制度，改為天地分祀，建圜丘壇，專用祭天，另在北郊建方澤壇祭地，原來合祀天地的大祀殿，遂廢而不用。到嘉靖十九年（一五四〇年）又將原大祀殿改建為大享殿，圓形建築從此開始。北京天壇的建築遂分為兩組，南面是圜丘壇，北面是大享殿，冬季祭天在圜丘，春天祈谷和秋季報享在大享殿。[2]
清室入關，一切仍明舊制，到了乾隆時候，天下太平，國力富強，一切多喜鋪張浪費，於是天壇也不可避免的要改觀了。圜丘壇由底徑十二丈擴大為二十一丈，其餘各層也依比例放大。壇面及欄杆亦不用青琉璃，壇面改用房山艾葉青石，欄杆用漢白玉，以垂永久，皇穹宇則由重檐圓頂改為單檐圓頂。
大享殿改為孟春祈谷之用，名祈年殿，並將上青中黃下綠的三重琉璃瓦改為一色純青，以象天色。殿在清末落雷焚毀之後，又全部重建。其他建築物也多是清代改建的，我們今天看見的天壇，規模布置大體上是明朝的，而建築物則多是清朝的。
天壇造型上圓下方，象徵天地，周圍六公里余，用臨清塊磚砌起高大的圍牆，外牆之內又有內牆，也是用臨清磚砌的。在兩道圍牆之間滿植柏樹。天壇西南隅有神樂署儲藏樂器，有犧牲所豢養牛、羊、鹿、兔等，備祭祀時用。
在內牆中部有一貫通南北的中軸線，中軸線的北部是祈谷壇、祈年殿，中軸線的南部是圜丘壇。在圜丘壇、祈谷壇的西側，西天門內有齋宮，是皇帝齋戒住宿的地方。
除這幾座建築物外，天壇滿植柏樹，至今已成森然巨林，蔚為壯觀，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森林公園。
圜丘壇
圜丘壇是天壇最主要的部分，祭天的場所。每年冬至皇帝率領王公大臣來這裡祭天，夏季遇有天旱也在此行大雩禮祈雨。天壇圜丘的東南舊有雩壇，就是祈雨的壇。
圜是圓的意思，丘是高的土台。由於古代對天體形象的認識是圓的，所以祭天的場所要採用圓形高敞的台，又由於祭天是向空中設祭，所以在壇上不建屋宇，而是露祭。[3]
本來明代嘉靖時用青色琉璃壇面及欄杆是象徵天的，清乾隆重建則用艾葉青石鋪墁，[4]色仍象天，不過略淡些。壇高三層則是取陽數（奇數）。這樣已經可以象徵天了，但是還有未足，匠人們又將中國許多其他傳統的陰陽數術等說法也盡力地用在圜丘壇上。如所有尺寸數目字均極力湊成五、七、九等陽數。如：
圜丘第一成（即層），徑九丈（取九數）；
第二成，徑十五丈（取三個五）；
第三成，徑二十一丈（取三個七）。
這樣就是上成一個九，二成是三個五，三成是三個七，陽性的一、三、五、七、九數字，都用上了。而三成的累積尺寸共四十五丈，又是九與五的乘積。在中國古代九五之尊是人君之像，[5]於是尊王的意義也表示出來了。
此外欄板數目也用九的倍數，表示出「九」這個最大的數字，圜丘壇上圍繞的欄板數目，有其特殊的安排。如：
第一成欄板，每組九塊，四組共三十六塊（三十六是九的四倍）。
第二成欄板，每組十八塊，四組共七十二塊（十八是九的二倍，七十二是九的八倍）。
第三成欄板，每組二十七塊，四組共一百零八塊（二十七是九的三倍，一百零八是九的十二倍）。
總數字二百一十六塊[6]，是九的二十四倍，圜丘壇就是用這樣的方法組織起來的。這一切費盡心機地湊成九的倍數，適足以表明封建帝王唯我獨尊的君權思想。
不過，壇整個的形體確是開朗壯麗，配著青天綠樹有一種純潔崇高的感覺。三層壇全是用須彌座上安巡杖欄杆，望柱頭刻雲龍紋，橫豎線條互相配合，外觀極其華麗，在每一望柱頭下又向外伸出一石螭頭，本是壇面排水用的，但是它卻將圜丘壇點綴得更為生動。螭頭的雕刻生動有力，是盛清的佳作。
原來在第一成的正中有石几五，前有鼎爐二。第二成前後各有鼎爐二。第三成前面上下有鼎爐各二。後左右有鼎爐各一。這些鼎爐現在已不知去向。
在壇外有牆兩道：內牆是圓的，外牆是方的，內外牆各有石欞星門三道安木門扇。牆高不過四尺左右，頂用青色琉璃瓦，看過去非常疏朗雅潔。
在內外牆之間，東南隅有燔柴爐一座，[7]用綠琉璃瓦砌成，是祭祀時燔柴升煙，上達天聽用的。
此外有鐵燎爐八座，是焚帛用的。
另外圜丘壇的西南隅與燔柴相對有望燈台三座，用朱紅油飾，是祭祀時懸燈用的。因為祭時天尚未明，所以懸燈望天。望燈台與燎爐等在造型上確是很好的點綴品。
關於祭祀儀式，據清光緒《會典事例》記載，在祭的時候將皇天上帝神牌由皇穹宇移至圜丘第一成壇上。壇上正中張設天青色絲織品緞料圓形幄帳，內設雕刻金龍的寶座及爐鼎等器物，天帝神牌安放在寶座正中，配位（皇帝的祖先）神牌，在壇上東西供奉，也有幄帳是方形的。在每一幄帳前都擺列著祭品，在祭祀以前陳設整齊。祭祀時間是在天尚未明時（約在日出前二小時），由管理祭祀的官員，從齋宮導引皇帝來祭。拜位設在第二成壇上。祭祀開始後進行獻酒、奠玉帛的禮節時，則升至第一成壇上幄帳前舉行。全部儀式計分九個過程：（一）迎神；（二）奠玉帛（將一塊蒼色玉璧用匣盛裝，供到神案上）；（三）進俎（供肉）；（四）初獻；（五）亞獻；（六）終獻（三獻即三次進酒）；（七）撤饌（祭畢）；（八）送神；（九）望燎（焚帛焚祝文），每次儀式均奏樂，並由樂工歌舞。
祝文是在祭祀時向神宣讀的文字，有專職讀祝文的官員代皇帝朗讀，目的是使天神聽，祭畢將祝文焚燒，使煙上升到天空，目的是使天神看。祝文內容，歷朝皇帝的祝詞都是一樣的，只是前面的年月和祭祀的皇帝稱號不同。
祝文大意：某年、月、日、嗣皇帝某恭敬的向上帝陳報，現在節氣已經冬至了，六氣開始，我遵照典禮，率領百官用蒼璧、絲帛、犢牛、俎肉、粟、棗、稻米、菜蔬等物品，在這裡用煙燎的禮，畢恭畢敬的祭祀上帝，並請我的祖先來奉陪，請上帝接受誠意。（照文言翻譯）
祭祀結束時，將表示祭祀意圖的文字焚燒，再度使天帝知道，好請天降福。
皇穹宇
在圜丘壇正北不遠的地方有皇穹宇，是明嘉靖時建造的，原名泰神殿，後改名皇穹宇，是尊藏皇天上帝及皇帝祖先神牌的地方，殿內正中石台上供皇天上帝牌位，左右石台供配享的牌位（皇帝的祖先）。從祀的日月星辰的神牌，則供奉在東西配殿中。在祭祀圜丘壇的前一日先到此殿上香一次，舉行祭祀的當日，由此殿將神牌用轎抬至圜丘壇上，按位次供奉在幄帳中，祭祀完了，仍藏在此殿。
這座殿宇的布置雖然是明代規模，但已在清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年）重新修建。它與原式最大不同的地方是將正殿的重檐改為單檐，由地平至寶頂上皮高一九·八米，合五十九·四市尺。因為它是儲藏神牌的地方，所以不需要高大，但需要堅固幽閉嚴肅的外觀，皇穹宇是做到了這一點的。它的外圍牆也是正圓形以象天，因為是正圓，就造成了「回音壁」的效果。牆是用臨清磚對縫砌的，上用青琉璃瓦頂，看過去美麗動人；正南琉璃花門三座，也樸素大方。
皇穹宇正殿是圓形，立在高石台上，頂作單檐，青色琉璃瓦，金寶頂。它有檐柱八及金柱八，全部用鎦金斗拱。殿最精彩的地方是圓形藻井，這是國內別處少見的，在金柱上用了七踩（即出三跳），挑金鎦金斗拱，後尾挑起上部的圓形額枋。在圓形額枋的上面又是一圈五踩（即出二跳）。斗拱承托上部的圓額枋。在這道圓額枋上做天花，天花正中是一小圓井。這樣用斗拱做成三層藻井，看過去綺麗可喜。
金柱做的很精，每柱身上全是瀝粉貼金的轉枝蓮花紋，圓熟飽滿的金花，富麗之至。這殿宇一切全是盛清時代建築藝術的精品，它處絕難見到。
在圜丘壇外牆東門外有神庫、神廚、六角井亭等，再東有祭器庫、樂器庫、棕薦庫、宰牲亭、井亭等，全是祭祀用的，建築也很雄偉，用紅牆懸山頂綠琉璃瓦等做法。
齋宮
封建皇帝為了對天表示虔誠，在致祭的前一日，由居住的皇宮出來到郊區天壇齋宮住宿，不飲酒，不玩樂，清心靜養，等待著典禮舉行。
齋宮地點在祈谷壇的西天門內南側，殿宇東向。它的地形方正，有兩道護城河圍著，防範非常嚴密。第一道護城河之內是四周迴廊一百六十三間，廊子向外是防守人員用的，在廊牆內東北角有鐘樓一座，很高大，內有大鐘一口，是明代永樂時鑄的，在院中部又有第二道護城河及圍牆圍著。過兩道護城河才能到正殿，可見專制皇帝是如何恐懼敵人了。其實到齋宮已經有兩道天壇的內外圍牆，再加上齋宮本身的兩道圍牆，一共是四道圍牆了。
齋宮正殿五大間是齋戒的地方，用無梁殿做法，是地道的明代建築，不過廡殿屋頂綠琉璃瓦等是清代重修的。殿前左有石亭一座，齋戒時陳設緘口的銅人一個，意義是面對銅人可以不發一言安心齋戒。右邊設時辰牌石亭一，目的是隨時靜心養性。後殿五間，左右配殿各三間，是寢宮，有薰炕地道，是取暖設備。
祈年殿
皇穹宇北面過了成貞門即是祈谷壇、祈年殿部分。成貞門北面有一寬大高直的神路直達祈谷壇、祈年殿的磚門，路是用城磚及條石砌的，較地面高出十餘尺。神路的中部向東凸出一長方形的台，叫具服台，三面有雕石欄杆，是行禮時皇帝更換禮服的地方，每年在祈年殿舉行祈谷禮時，先在此台上支搭圓形的幄帳，稱為幄次，通稱「小金殿」，也就是活動房屋。皇帝由齋宮到祈年殿行禮，先到這「小金殿」中更換禮服。三百年前的明朝皇帝到這裡，要脫掉了舄（即鞋），再到祈年殿上行禮（見《春明夢余錄》）。這是表示潔淨，不將微塵帶到神壇上。脫舄以後，所經過的神路，便是鋪滿棕毯的走道了。圜丘壇的南方，原來也有具服台的設置。約在四十年前拆除了。
神路的北端即是祈年殿的磚門，三間圓券門無殿頂，帶磚斗拱，確是明代舊物。這座門是祈年殿院牆的正門。其餘三面也都有同樣的磚門。
正門之內緊接著又是一道門即祈年門。它是五間九架歇山頂的木建築，立在帶漢白玉欄杆的高石台上。門的斗拱雀替額枋等是明代做法，可以說這是天壇內僅存的明代建築，它的屋頂部分是清代改修的。
祈年門內，是廣大的庭院，青磚鋪地。院東西有配殿各九間（配殿後原有明代後配殿，清代拆除），院的正中聳立著舉世著名的祈谷壇，其上為祈年殿，它的平面全用圓形，表示「天圓地方」的圓天，它那三檐純青的琉璃瓦頂，也表示天的顏色。此外，又配青綠斗拱，紅柱門窗，寬大純白的三層漢白玉欄杆基座，廣闊的灰色磚地，加上藍天綠樹，顏色冷靜而肅穆。這是清代建築藝術在明代基礎上又提高一步的表現。
祈年殿的一切製作全用了清代建築里規定的最高等級。殿是立在三層巨大的石台上，這台即是所謂的祈谷壇。壇圓形，台的每層都用須彌座，座上裝石欄杆及螭頭，雕刻很精緻。全壇共有御路八道，即前三後三，左右各一。正中向南的御道，有生動的雕刻，題材是最上層刻龍，中層刻鳳，下層刻雲。欄杆的望柱頭及螭頭也是上龍，中鳳，下雲的雕刻。龍鳳雲的雕刻是封建社會裡最高級的題材，較次的建築是不敢用的。美麗精緻的壇上，上層前安鼎爐四，中層下層均安鼎爐二，階下安鼎爐二，使壇的氣氛更加壯麗生動。
祈谷壇正中建起三重檐青色琉璃的祈年殿。祈年殿的構造，是在圓壇的正中砌三道圓形台階；階上立十二根圓形木檐柱支承下檐；在檐柱內又用十二根金柱支承中檐；在金柱內又用四根龍井柱支承上檐；在下檐柱頭的額枋平板枋上安裝了五踩（即出二跳）翹昂鎏金斗拱，鎏金後尾搭在金柱的額枋（或稱花台枋）上。在金柱的平板枋上安裝了七踩（即出三跳）單翹重昂的斗拱支承中檐。更上一層則是用了九踩（即出四跳），雙翹雙昂的斗拱支承上上檐。這樣愈上愈高，斗拱出跳愈多，是重檐常用的做法。它給人的感覺是愈上愈高貴。
祈年殿建築比較難做的地方是上檐的圓頂，因為跨度大至九架，所以不能用皇穹宇那樣的圓頂做法。它是利用四根大龍井柱的支持，在頂上做成四方形的梁架，使用抹角梁再架成八方亭式的梁架，在這梁架上安圓形彎的檁枋墊板，鋪椽板官瓦。這樣建成敬天祈年用的大殿。它的高度由壇下地平面至寶頂上皮是三十八米，合一百一十四尺。
祈年殿與其他中國建築一樣，善於利用結構部分做裝飾，一切門窗斗拱梁枋柱等無一不是很好的裝飾品。尤其是正中的天花藻井，利用柱枋斗拱等做成圓形的圖案，在天花正中又做了一個圓井，井內滿刻龍鳳雲紋樣。
顏色方面，天花藻井全部貼金，其他額枋等用青綠和璽大點金彩畫，色調確是富麗堂皇。它與一般宮殿建築不同的地方表現在殿內四大龍井柱上。這四根柱由殿內地面直上至頂，天花特別高大有力，柱的滿身做了轉枝蓮花紋，紅地金花，豪放華麗，與皇穹宇金柱花紋的細膩又自不同。
祈年殿內正中有石須彌座帶木欄杆的寶座，上有木屏風，是行祈谷大禮時安置「上帝」神牌的地方。寶座左右有石座，東西各二，是配祀列祖神位的地方。這裡祭祀的時候上帝祖先等神牌是由皇乾殿請出，祭祀完畢再將神牌請回。
壇的東南角有幡壇瘞坎各一及鐵燎爐八座。
祈谷壇、祈年殿的後部有一小院，院內有一正殿即是皇乾殿，是藏上帝及皇帝祖先神牌的地方。皇乾殿是五間七架的廡殿頂青琉璃瓦的大殿，也是清代重建的。它立在高大的石台上，台周圍有雕石欄杆，正面有露台很寬大。殿周圍有圍牆，正面有三座琉璃花門。院宇氣氛嚴肅神秘，與前部壇殿的開朗明快截然不同。
祈年殿圍牆正東磚門的東面有廊房七十二間，「聯檐通脊」接連著神庫、神廚、井亭、宰牲亭等。廊的功用是為了雨天怕祭品淋濕而加以遮蓋。
祭祀的禮節繁複隆重，略志於下。
祈谷典禮是祈禱農業豐收，所以殿宇名叫祈年。在祈谷壇上建築殿宇，原是仿古代明堂制度屋下設祭，祭祀時可以不必如祭圜丘時另支設神幄。祭時，同樣是燔柴迎神、奠玉帛、進俎、初獻、亞獻、終獻、撤饌、送神、望燎等過程。皇帝行禮在殿中，王公陪祀拜位在祈谷壇第一成壇上，文武百官的拜位在壇的三台下，嵌有品級石，分序排列，丹陛上（第一成）擺列著中和韶樂和樂舞生、贊引（贊禮人）、導引等官。祭祀結束時舉行望燎禮，仍將祝文焚化，與祭圜丘時一樣。
祈谷祝文，清朝只有幾次是針對當時災荒年景臨時撰寫的，其餘均是舊稿相傳，內容大致是：某年、月、日、嗣天子某謹告皇天上帝，我承上帝之命統有萬方，人民的希望就是生活安定。現在已到了春天，春耕將要開始了。我誠懇地準備迎接上帝降給的幸福。謹率領百官用玉帛、犢牛、粟、棗、米谷、俎肉、蔬菜等物恭祭。請祈風調雨順，穀物豐收，三農（平地農、山農、水農）仰賴。並請我的祖先來奉陪。請神接受敬意。（照文言翻譯）
祈谷的祝文，從表面看好像是為了老百姓，但歷史上封建帝王都是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今天，我們可以通過祝文了解那時天壇建築物的使用。
（選自《故宮札記》）
* * *
[1]《文獻通考·禮類》：「兆於南郊，就陽位也。」
[2]《文獻通考》、《春明夢余錄》。
[3]《明史·禮志》引朱子「祭之於壇謂之天。」
[4]《明會典》、《春明夢余錄》、《清會典》、《清史稿》。
[5]《易·乾卦》九五飛龍於天。
[6]另據《北京名園趣談》書中《天壇》文載：「到了清朝，不僅壇（圜丘壇）面嵌用的扇面石板數有一定的規矩，就是四周石欄上雕刻花紋的石板數也有規定的數目，第三層（即最上層）每面欄板十八塊，由二個九組成，四面共七十二塊，由八個九組成。第二層每面欄板二十七塊，由三個九組成，四面共一百零八塊，由十二個九組成。第一層每面欄板四十五塊，四面共一百八十塊，由二十個九組成；上中下三層台面的欄板總數為三百六十塊，正合曆法中一『周天』的三百六十度。」（《文史資料選編》編者注，此文在本刊發排前，編者曾攜此文往天壇核對，現今圜丘壇欄板總數是二百一十六塊）。
[7]燔柴爐，古代人為了對天表示尊敬，在祭天的時候，要使天帝能夠降到人間接受祭者的虔誠意圖，有焚柴升煙的儀式（又稱為煙祀。《尚書》《虞書》注一：「燔柴祭天告至」。《周禮》注一：「玉帝焚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焚柴升煙，也可以看成為上達天帝的請簡。祭祀的程序，首先是迎神燔柴，所以在圜丘壇東南隅有燔柴爐一座，用綠琉璃瓦砌成。祭祀典禮將要開始時，贊禮人唱迎神，掌燎官（管燒柴帛的人）即指揮燎人舉火燔柴。柴用山西、河北兩省進貢的馬口柴（康熙《幾暇格物編》載：馬口柴明時宮中用，俱取給山西蔚州廣昌、直隸昌平諸州縣，長四尺許，整齊白淨，兩端刻兩口，以繩縛之，故謂之馬口柴，……今惟天壇焚燒用之），並奏迎神樂，青煙從爐頂上升到天空。
正陽門
現在的北京城，曾是遼、金、元、明、清五個朝代的都會。經過很長時間的變遷，到北京解放之前，北京城仍是明、清兩朝故都的舊狀。公元一三六八年，明太祖朱元璋命大將軍徐達攻下元代大都，在很短的時間內，重新規劃了城垣：縮短北面城牆近五里，其他三面城牆則加以修葺；把當日大都名稱改稱北平府，當作當時政府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並封其第四子朱棣在北平府為燕王。一四〇三年朱棣繼位為明代第三個皇帝，年號永樂，把北平府改為北京，又大力經營北京城牆和宮殿的建設，自一四〇六年開始到一四二〇年基本完成。北京城共有九個門。南面城牆正中的門叫麗正門，一四三六年（明正統元年）改名為正陽門，俗稱前門；正南左邊的門叫文明門，後改為崇文門；右邊的門叫順承門，後改名宣武門。東面城牆有兩個門：南邊的叫齊化門，後改名朝陽門；北邊的叫東直門。西面城牆也是兩個門：南邊的叫平則門，後改阜成門；北邊的叫和義門，後改為西直門。北面城牆兩個門：東邊叫安定門，西邊叫德勝門。
明正統時，由於永樂時代修建的北京城垣，許多都是在元代城牆舊有基礎上加磚修葺，月樓、樓鋪也不完備，朝廷遂命太監阮安、都督同知沈清、工部尚書吳中率領軍匠夫役數萬人，重新修建北京九門城垣、城樓，到一四三九年完成。到了十六世紀五十年代，明嘉靖時期，擬在北京城外修一道羅城，由於人力物力不足，僅修了南面城牆。正對正陽門外的城門就叫永定門，其東為左安門，西為右安門。這樣就把原來古代所謂行祭祀之禮的天壇、先農壇圍在城區中了，這是突破周禮制度的都城規範的一次較大的變化。
正陽門建成後，到明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年）被火燒掉。當時擬進行修復，因為明代在萬曆時期，政治腐敗，貪污情況十分嚴重，太監權勢很大，這個大工程就由太監主持。當時提出預算需用白銀十三萬兩。管理工程的衙門工部營繕司郎中陳嘉言，在當時王朝里是比較開明的人，他認為這個預算開支太大，結果只用了三萬兩白銀就報銷完工，而陳嘉言則被太監排斥出位了。
一六四四年，清朝代替了明王朝，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年）正陽門箭樓又被火燒。在《乾隆實錄》里記錄著這樣的事：箭樓重建時，乾隆皇帝曾令新換磚石，可是當時管理工程的大臣們並沒有按此令施工，仍利用舊券洞進行修築。修成後由於磚石斤量沉重，原來舊洞出現內裂現象，負責督工的大臣英廉、和珅等只好自己請求賠修，這是清代的規制。乾隆當時准將修建費用一半由英廉等負擔，一半由政府國庫開支。英廉等所負擔的費用自然還是從老百姓身上榨取而來。
清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年），箭樓又一次被燒。據清《光緒會典》事例中記載，修復情況是這樣的：箭樓原狀是七間邊檐進深，營造尺三丈四尺四寸，後樓抱廈廊五間，上檐後抱廈廊五間，估計修復需白銀六萬八千八百四十三兩。一八四九年，清朝已衰落了，這是鴉片戰爭後的第九年，人力物力都感到十分困難。箭樓三丈四尺多長的大柁，已經無法籌辦了。後來把西郊暢春園中九經三事殿中三丈六尺長的大梁拆下使用，才把箭樓修復，這是被燒後第三年的事。
一九〇〇年中國人民反帝愛國的義和團運動爆發，帝國主義者組織起來的八國聯軍藉口侵入北京，劫掠焚燒，無所不為。最後清王朝投降外國，接受了《辛丑條約》，出賣了中國主權。在這場災難中，帝國主義者把北京正陽門樓也放火燒掉了。這個事件給中國人民留下了不能忘記的仇恨。
正陽門的又一次重修，是在清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清政府派直隸總督袁世凱和陳璧計劃修復。當時工部的舊工程檔案也被帝國主義者們燒掉了，舊圖紙已經找不到了。只得按與正陽門平行的崇文門、宣武門的形式，根據地盤廣狹，將高度、寬度酌量加大一些，修建了正陽門樓。據袁世凱等的報告說，正陽門正樓自地平至正獸上皮止，為清代營造尺九丈九尺。這個尺寸較崇文門高一丈六尺二寸，較宣武城樓高一丈六尺八寸。正陽門箭樓自地平至正獸上皮止為七丈六尺三寸，較正陽門正樓低二丈二尺七寸，後仰前俯中高。後來又從新計算，正陽門樓改為九丈九尺四寸，箭樓也增高了四寸。當日就按這個尺寸修復的。由一九〇六年開始修建，至一九〇六年底竣工。
現在的正陽門正樓和箭樓就是這次重建起來的。不過原來正樓與箭樓之間有瓮城聯繫著。辛亥革命後為了交通方便將瓮城拆除。因此現存正樓和箭樓前後獨立著。箭樓城台上西式短垣水泥欄杆，是辛亥革命後北洋政府內務部總長朱啟鈐在一九一五年改建的。
清王朝時正陽門照例常備防禦武器，有大炮、小炮、弓箭、鳥槍、長槍等。此外則是號杆、龍旗、雲牌（傳令品）等物。
現在舊北京城門、城樓中，明初的德勝門箭樓、西南角樓和清末重建的正陽門正樓及箭樓，都已列為建築文物保護單位了。
（選自《文史資料選編》第九輯）
明代皇陵之一——顯陵
明代皇帝陵墓，總的說來有四區。
在安徽省有兩處，一處是明太祖朱元璋追封其祖先的墓，由於年深日久，早為水所淹沒，已無建築遺存；再有一處是朱元璋葬其父母處，名皇陵，在安徽鳳陽，現在皇陵封土墓猶存，陵前石象生多對大都完整，巍然立於墓前。
在江蘇南京有孝陵，是埋葬朱元璋之墓地，建築遺址歷歷可數，石象生完好無缺，松柏交蔭，緊毗中山陵。拜謁中山陵者，往往都步履其間，已成為南京風景區。
在北京，明代從永樂（朱棣）皇帝遷都北京後，在北京昌平縣天壽山經營陵寢，朱棣為始祖，到明代末年共埋葬了十三個皇帝，所以習稱為十三陵。北京另有一處明陵，在北京西郊金山地區，埋葬的是景泰皇帝，名叫朱祁鈺。在十五世紀三十年代，明代正統皇帝朱祁鎮被北方少數民族俘去，朱祁鈺代替他哥哥朱祁鎮做了八年的皇帝，年號景泰，由於正統皇帝朱祁鎮獲釋歸來，發動政變，推翻景泰，復辟帝位，廢景泰皇帝為郕王，不以皇帝視之。朱祁鈺死後，遂葬在金山。陵墓範圍極小，主要建築均已無存，只留景泰墓殘破石碑亭一座，孤立金山之坡。
在明代還有一處顯陵，在今湖北鍾祥縣，陵主人名朱佑杬，生前是興獻王爵，死後追尊為興獻皇帝，廟號稱恭睿獻皇帝。追尊稱帝之由，可從明初世系談起。原來明太祖朱元璋死時，其長子已先死，遂傳其帝位於長孫，即建文皇帝，此封建制度立嫡之法也。朱元璋多子，傳位於長孫，諸子不服。其四子朱棣舉兵反侄皇帝建文，攻下京師南京，建文死無下落，朱棣登上寶座，即永樂皇帝，封嫡之制遂變。朱棣傳到他七世孫明武宗，名叫朱厚照，年號正德，作了十六年皇帝。死後無嗣，遂以宗親近支興獻王朱佑杬之子朱厚熜繼位，即明世宗，年號嘉靖。厚熜繼承厚照的寶座，是兄位弟承，又非封建傳嫡之制。帝系之傳，繼朱棣永樂之後又一變，直傳到明末崇禎皇帝，明亡而止。
朱厚熜繼朱厚照為帝後，即改其父封王舊地安陸州鍾祥縣為承天府，又稱興都，儼然升為帝都，追封他早已死去的父親興獻王為恭睿獻皇帝。其母蔣妃尚在，尊為章聖皇太后，並擬在北京昌平天壽山區大峪山為其父修建陵墓，由湖北鍾祥將興獻王墓遷葬於昌平。為尊其父，朱厚熜還打算將興獻王神牌以追封恭獻睿皇帝身份，供奉在北京太廟中。當日朝中部分大臣，以與禮制不合，諫止此事，引起了一起政治鬥爭。朱厚熜為此杖死、戍邊不少大官員。遷葬事，由於大峪山地形條件和朝中政治原因，事未果行。到嘉靖十七年，朱厚熜之母死，與其父合葬鍾祥。原來的興獻王墓園這時早已擴建成一代帝王陵寢規制了，名為顯陵，至今猶存。墓地周圍二里多，從陵園大門至陵墓寶城，有長達一千三百多公尺的神道；有新紅門、舊紅門和碑亭等。從新紅門起有五道單孔石橋。每道並排三座橋。棱恩門前，有磚砌的九曲河，拐九道灣，流入莫愁湖。神道兩旁聳立著石華表，高十二米。還有石象生，現在可以看到的有石獅一對、石獬豸一對、石麒麟一對，石駱駝一對、石臥馬、立馬各一對，文武官員兩對。在六柱三間石牌坊之前，緊接著為棱恩門三間，東西朝房，棱恩殿五殿。殿後為明樓。恭睿獻皇帝之陵豐碑矗立高聳，遠可望之。帝王陵附設的果園、菜園、守陵衛所具備。現在雖已呈荊棘銅駝、斷壁殘垣之景，而作為一代帝王山陵，格局規模還保持完整。顯陵的修建，耗費人力物力十分龐大。鍾祥縣百姓間流傳著一首民謠說：
皇陵顯陵真豪華，琉璃耀眼雀難蹚。
埋了聖主僅二個，死了百姓無數家。
一塊磚瓦一滴血，子子孫孫莫忘它。
征諸歷史，帝王貴族都以厚葬為尚。鍾祥人民還流傳著說：顯陵修建時，殉葬財寶無數，懼知情者盜墓，慘埋多人在坑中。
修建顯陵所需的人力物力，也像歷代修建皇宮陵墓一樣，集中全國力量施工，如采木，是到湖廣地區採伐紋理細密不生蟲而耐潮的楠木，燒造磚瓦也遍及各地。現在陵園城牆所築的磚，還能看到九江、安慶、荊州府縣燒磚戳記。
朱厚熜之父興獻王朱佑杬，生前信仰道教，自號大明興國純一道人，著有《含春堂稿》，其中講太極陰陽五行之說。其母蔣妃著有《女訓》一書。《含春堂稿》系用涇縣榜紙，朱絲欄墨書，裝訂古雅，藏之北京故宮內閣大庫。蓋朱厚熜為嘉靖皇帝時，移藏於宮內者。朱厚熜受其父信道教之影響，登上皇帝寶座後，曾一度不理朝政，學道煉丹藥為其常課。在鍾祥縣建有道教元佑宮，在北京皇宮中建有無梁殿煉丹場所，其地在故宮養心殿之西。現已無存。在其附近庫房，藏有數以千計的道教符咒、刻石圖章，到清末猶存。在紫禁城外建有大高玄殿道教建築，砌牆磚記為嘉靖十八年。這組古建築群中的數百年古松柏，現都已乾枯枝折矣。
（選自《故宮札記》）
清禮王府考
歷史沿革
舊華北文法學院校址系清代禮王府。禮王為清太祖第二子，清代帝業禮王之功獨多，意其邸第當較恭王府為豐。我於抗戰勝利後任教華院，課堂之暇，曾行校內一周，見其宮門琉璃為明代樣式，而殿宇則粗新，雅非舊式，又將菱花隔扇假做承塵，尤覺不倫；審此府建築多為清季重建，後多事更張，承塵易以菱窗，自眩其美，實形其陋耳。校之西院有假山亭榭，尚屬舊構，中有斷碑一幢，字頗漫漶，摩挲讀之，知為乾隆二十九年蘭亭主人綠漪園所撰《老槐行》。此碑實為禮府掌故重要資料也。
原禮王府初為明崇禎帝外戚周奎宅，明亡以歸清禮王代善者也。碑文署蘭亭主人，未著姓氏，其下鈐禮親王寶，自為繼承王爵之主人。檢清代皇族玉牒，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年）襲封禮王者為第七次襲爵者承恩，由下世襲表可知蘭亭主人當為承恩無疑。
其《老槐行》序曰：
蘭亭書屋後有老槐，蒼蒼高蔭，百尺遙接，清流激湍，扶疏古干，蓋數百年物也。傳為明代皇親周奎所植，邸第固周奎舊宅，府在其園中，而奎宅乃今之園也。「會心自遠」即其臥室，故跡猶存。人世變遷，老槐所閱者多矣，因作長歌以紀之。歌曰：汾陽邸第昔為寺，咸陽宅舍皆荒棘；今古遷移多變更，廢興相因皆有禮。憶昔壯烈甲申前，周家宅舍何巍巍；公侯將相出一堂，勢重威尊誰敢比。一朝廢棄市朝隔，吾家邸第因之起；昔為園囿今高堂，昔時大廈今流水。老槐所閱幾多年，蒼茫古干依然是；老枝如畫自垂蔭，歲歲年年寒復暑。彎者為弓直如箭，曲折相□流□□；葉綠春來仍故宗，花黃秋落憑霖雨。倚堂望之森森遙，傍水觀之叢叢古；古態還如百年前，拂山映日紛翠羽。岱嶽唐槐世有無，此樹合是星積聚；憶予少小游其下，時因老監說此語。三十餘年猶記懷，為之作歌贊其美。樹之植者果何人，凌雲日日常如此。書作園中故事雲，羨彼故物多奇偉。時乾隆二十九年冬日蘭亭主人稿。
印四方：一、惠周氏作，二、禮親王寶，三、希古振英，四、□□□□（漫漶不可識）。讀《老槐行》後，知禮府之歷史，知昔日亭台之美，歷三百年來，其遺蹟猶足供人憑弔。
禮王傳略
明崇禎帝外戚周奎舊宅歸清禮親王代善，應在順治二年（一六四五年）。[1]按代善為清太祖努爾哈赤第二子，初封貝勒。明萬曆三十五年（一六〇七年）與其兄褚英、叔舒爾哈赤征烏拉；萬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年）努爾哈赤親征烏拉，代善隨征，克其城而還。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年）努爾哈赤建元「天命」，封代善、舒爾哈齊、阿敏、莽古爾泰與皇太極（清太宗）並為和碩貝勒，眾稱代善為大貝勒。萬曆四十七年（天命三年）努爾哈赤興師伐明，略明地，代善從軍。崇禎六年（天命十一年）努爾哈赤死，代善與阿敏、莽古爾泰擁皇太極即位，改國號曰清，封代善為和碩兄禮親王，十二月從征朝鮮，降其國王李琮。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年），清世祖福臨即位，改元順治，代善議以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同輔政。順治五年（一六四八年）代善卒，年六十，賜葬銀萬兩，立碑記功；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年）追諡曰烈，復立碑表。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年）入祀盛京賢良祠。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年）詔與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肅親王豪格、克勤郡王岳托配享太廟。
以上諸事均見《欽定宗室王公功績表傳》。該傳還記載：清初開國，代善功最大，努爾哈赤死，代善以大貝勒地位讓位其八弟皇太極，此盛德尤為清代子孫所追念。此事，明末人夏允彝亦曾記載說（見全榭山《鮚琦亭集》）：「東國乃能恪遵成命，推讓其弟，又能為之悍御邊圉，舉止與聖賢無異，其國焉得不興？」又《嘯亭雜錄》（代善之八世孫昭槤所撰）曾引此文並附論曰：「先烈王讓國事，時傳聞異詞，尚不知先王擁戴文廟出於至誠，高廟初無成命也。」
代善故事見於《嘯亭雜錄》者，尚有《禮烈親王纛》一條，文曰：
先烈親王與鄭莊親王征輝發，夜間大纛頓生光焰，鄭王欲凱旋。先烈王曰：「焉知不為破敵之吉兆也？」因整師進，卒滅其國。故今余邸中纛頂，皆懸生鐵明鏡於其上，有異於他旗之纛（按定製，纛頂皆用銅火焰，蓋以志瑞也）。
又該書卷九記代善骹箭，文曰：
先烈王所遺箭一，鏃與苛皆以木為之。鏃長今尺六寸，徑三寸，圍九寸，周圍有觚梭者六，窅處穿孔，數亦如之。苛長三尺六寸，括之受弦處，寬可容指，非挽百石弓者不能發。按《唐六典》：「鳴箭曰骹」；《漢書》亦云：「鳴鏑，箭也。」字書或作。吳萊詩「遠矣鳴箭」，皆此物也。世代敬藏於廟。余命王處士嘉喜繪為圖，延諸名士題之，以其中吳舍人嵩梁、孫太守爾准詩為最，因錄之。吳蘭雪詩云：「烈王腰間大羽箭，射馬射人經百戰。耳後勁風啼餓鴟，箭力所到無重圍。皂雕翻雲虎人立，一洞穿胸鬼神泣。陣前奮胄摧賊鋒，雪夜斫壘收奇功。邊牆踏破中原定，帝銘彤弓拜家慶。箭傳三尺六寸長，百石能開猿臂強。白翎金干不可得，此物摩挲存手澤。王有名馬能報恩（事見《汪堯峰文集》），作歌我昔貽王孫。千金駿骨市誰買，三脊狼牙猶倖存；願王寶此功載旌，楛矢貢已來周延。」孫平叔詩云：「白羽森森開素練，雲是烈王腰下箭。心知是畫猶膽寒，何況戰場親眼見。沙場餓鴟叫鳴鏑，箭鋒所向無堅敵。敵人未識六鈞弓，魂陊晴霄飛霹靂。我朝弧矢威八荒，賢王赤手扶天閶。薩爾滸戰如昆陽，二十萬眾走且僵。電閃橫馳克勒馬，蹴踏明騎如排牆。入關三發歌壯士，定鼎一矢摧天狼。廓清海宇仗神物，肯射草間兔與獐。勛成麟閣銘殊績，垂竹東房存手澤。狼牙鴨嘴不可得，獨此流傳有深識。我聞唐代傳榆，主皮禮射尊周膠。即今金革永不試，楛矢枉自隨包茅。文孫七葉慎世守，寓意已比彤弓弨。」
代善為清代開國健者，佚聞遺物甚多，若纛旗骹箭皆屬後世子孫保藏之物，聞之故都耆老及禮府舊監，多有見之者。民國以來，其邸第子孫已不能保，將禮府鬻諸他人，其祖先遺物當亦不復存矣。
禮王承襲次序
初次襲代善和碩禮親王爵者，為代善第七子滿達海。清人入侵明地時，滿達海無役不從，初封公爵，後晉升固山貝子。順治元年隨多爾袞進關，奠定了清帝業。順治六年（一六四九年）襲封和碩親王爵，八年加封號曰巽，[2]九年滿達海卒，年三十一歲，諡曰簡。順治十六年乃有追罪之爭，其罪為：滿達海與多爾袞素無嫌，多爾袞獲罪而分取其財；又掌吏部時，尚書譚泰驕縱，不能糾舉，以及其他各事，因削爵、諡。滿達海父子在清代立國之初實為最有功之人，有佐命之勛，封爵為世襲罔替，此種待遇在清初有八家，號稱八家鐵帽子王，禮王居其首[3]。滿達海卒後降為貝勒，其子孫則依宗室降襲之制，不復有親王之號。
其後，代善第八子祜塞之子傑書始又襲親王爵；祜塞原封康郡王，其子傑書襲其祖王爵，改稱康，不稱禮。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年）吳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三藩反清，傑書為奉命大將軍南討耿精忠，出師數載，卒降耿藩。以上滿達海、傑書事具見《欽定宗室王公功績表傳》。又《清史稿·列傳》亦載傑書善用兵善知人事。《嘯亭雜錄》卷九記良王（傑書諡號）大溪灘之捷甚詳，其文曰：
良王進師衢州時，賊相馬九玉據大溪灘（又名太極灘）以遏我師。王率諸將身先用命，賊伏起草莽，短兵相接，轉戰竟日。王坐古廟側，指揮三軍，纛旗為火槍擊穿者數十，二護衛負寺雙扉以庇之。王飢進食，典膳者方割肉，為槍所斃，而王談笑宴如也。我兵踴躍擊賊，賊大敗去。九玉自是斂兵不復出戰，偃旗鼓，一日夜行數百里，抵江山縣。王曰：「若不乘銳攻之，使賊有備，曠日持久，非計也。」乃乘月下攻之，其縣立下。常山聞警降，直抵仙霞嶺。嶺下有湲溪，賊目金應虎攏其船於對岸，我兵不能渡。王躊躇假寐，夢先烈王撫王背曰：「此豈宴安時耶？繞灘西上數里，其淺處可涉也。」如是者再。王忪然醒，遂遣將至上流，果覓淺處，遂斷流而渡。賊人以為兵從天下，故不戰而潰。
所記或有溢美之詞，不盡可信，然傑書用兵成功而返，則事實也。又同卷記傑書善知人之事，文曰：
先良王率師討耿逆，凡智勇非常之士，無不為王所識，有拔自行伍間者，姚制府啟聖、吳留村興祚，皆以縣令起家，王優待之，不數年薦至封疆大吏，賴征南塔。黃總兵大賴、藍將軍理、楊昭武提督皆由王所賞識，卒至專閫。黃有黑甲，重三百餘斤。王凱旋時，黃持以為饋。余少時猶見之。鐵光照耀，雖勇趫之夫，著之不行數武，亦可想見將軍之勇力矣。
又同卷《戴學士》一則，記傑書南征時獲有利之武器，文曰：
戴學士梓，字文開，浙江仁和人。少有機悟，自製火器，能擊百步外。先良王南征時，公以布衣從軍，獻連珠火炮法。下江山縣有功，王承制授以道員，扎付，仁皇帝召見，喜其能文，命直南書房，賞學士銜。公善天文算法，與南懷仁詰論，懷仁為之屈……
傑書在三藩時期著功極大，故康熙帝對之優禮至渥。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年），傑書病，康熙親書「為善最樂」匾額賜之。此匾仍懸原華北文法學院禮堂。禮堂為禮王府前大殿，俗稱銀安殿。閏三月傑書卒，年五十三，諡曰良，子椿泰襲。
康熙四十八年（一七〇九年）椿泰卒，諡曰悼。《嘯亭雜錄》卷八記椿泰故事曰：
先悼王諱椿泰，先良親王嫡子，幼襲王爵。闊懷大度，撫僚屬以寬恕，喜人讀書應試，人皆深感其惠。善舞六合槍，手法奇捷，十數人揮刃敵之，莫之能御。又善畫硃砂判，嘗於端午日刺指血點睛，故每多靈異。余少時尚見一軸，其判俯首視旁側，如有所睹，每使人驚畏雲。
第五次襲爵者為椿泰第一子崇安，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年）卒，諡曰修。《嘯亭雜錄》卷八記崇安故事，卷八有《趙護衛》一條；卷九有《先修王善書》一條。其記曰：
先祖修親王，自幼秉母妃教習二王書法，臨池精妙。薨時，先恭王尚幼，多至遺佚。余嘗睹王所書《多心經》用聖教筆法，體勢遒勁。又其所書《友竹說》、《會心齋言志記》。皆用率更體制，蓋效王若霖筆意，遵時尚也。又善繪事，洪大令慶祥家藏王所繪白衣觀音像，趺坐正襟，莊嚴淡素，即王當時贈其祖農部公德元者，惜所傳無多焉。
崇安卒後，未傳其子，王爵改由傑書第四子巴爾圖襲，與崇安為叔父行，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年）卒，年八十，諡曰簡。復以崇安之子永恩襲，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年）又恢復代善始封之號，曰禮親王（從第七次直至第十一次襲爵俱號禮親王舊封），嘉慶十年（一八〇五年）卒，諡曰恭。《嘯亭雜錄》卷二記其故事曰：
先恭王襲爵垂五十年，其勤儉如一日，不好侈華，所食淡泊……時和相當朝，每苛責諸士子，先王每不以為然，嘗誡槤曰：「朝廷減一官職，則里巷多一苦人，汝等應志之。」
先恭王性剛直，某相國當權時，與余邸為姻戚，先王惡其人，與之絕交……素喜劉文正、裘文達、曹文恪諸公。每訓槤必以諸城為式。又善料事。甲午秋王倫叛於壽張，率黨北上，圍臨清，勢甚兇惡。王笑曰：「賊不西走大名，南下淮陽，而屯兵于堅城之下，此自敗之道也。」逾旬果為舒文公所滅。又石峰堡回民叛時，王曰：「西北用兵，當決水道使其涸守自斃。」後阿文成公果用其計破賊。
第八次襲爵者為昭槤。第九次襲爵者為麟祉。第十次為全齡。第十一次為世鐸。世鐸於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死。
府第規制
乾隆年間吳長元著《宸垣識略》卷七記曰：「禮親王府在西安門外東斜街醬房胡同口。」《嘯亭雜錄》卷二載：「禮親王府在普恩寺東。」今禮王府地址與吳氏所記坊巷合，普恩寺在醬坊胡同西北，禮王府在其東，亦合。知原華北文法學院校址即乾隆以前舊禮王府無誤。
北平故老相傳，清代王府之大者為禮王府與豫王府，有「禮王府房，豫王府牆」之諺。房喻其多，牆喻其高也。禮王府現為某中央機關占用。豫王府已全部改為西式建築，今協和醫院即豫王府，尚稱完整。按王公府第建置規模皆有定製。據乾隆會典載府第規制曰：「凡親王府制正門五間，啟門三，繚以崇垣，基高三尺；正殿七間，基高四尺五寸，翼樓各九間，前墀環護石闌。」禮親王府為使用明外戚府重建者，多依規定使用；舊者則與規制不合，如規制載：門楣只許用彩繪雲龍，現存大殿門下部則為雕刻雲龍，其工藝顯然為明代手法。
又據故老傳言，光緒庚子八國聯軍之役，禮府為法軍占領；法軍以殿名「銀安」，遂掘殿基，果得銀窖。此事禮府太監言之鑿鑿。按王府正殿俗稱銀安殿，與皇宮正殿稱金鑾殿意義相合，金殿既不藏金，銀殿豈能藏銀？果如太監所言之確，則「銀安」可謂名副其實矣。姑志之以資談助。
（選自《文史資料選編》第三十一輯）
* * *
[1]《欽定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代善傳》載：「順治元年命上殿勿拜，二年召來京師，五年十月卒，故周奎府以賜代善，應在順治二年。」
[2]清代世襲者不都從始封之號。蓋在開國時皆著大功，與後來仰承祖蔭或近支王公以恩承者有別。故滿達海襲其父王爵改號巽。又如鄭親王濟爾哈朗長子襲爵，不號鄭而號簡。
[3]清宗室有殊勛拜王者皆世襲罔替。八家為禮親王、鄭親王、豫親王、肅親王、莊親王、睿親王、順承郡王、克勤郡王，俗呼為八家鐵帽子王。
清恭王府
清代之封恭王者，首為順治第五子常寧，再則為道光第六子奕。常寧親王之封，及身而止，故其子孫不復有恭王之號。今之恭王府，則為奕之府，而由其孫溥偉繼承之者也。府之最初歷史，有謂為康熙間大學士明珠舊第，遂以說部《紅樓夢》之大觀園附會之。關於此點，文獻無征，殊難置信，僅屬閭巷傳聞，聊資談助而已。據《嘯亭雜錄》所載，則成親王永瑆府實為明珠舊宅，[1]前所傳者，或成親王府之訛也。
恭王府初為乾隆時大學士和珅第。嘉慶四年（一七九九年），珅獲罪，第宅入官，嘉慶遂以賜其弟永璘，是為慶王府。咸豐間，又以賜其弟奕，是為恭王府。自乾隆以迄清末百餘年中，此府主人，為和珅、永璘、奕三系，簡冊可稽，縷述於下。
和珅字致齋，滿洲正紅旗人，初以生員授侍衛，不數年，擢至軍機大臣，總理樞政，為乾隆所信任。嘉慶四年正月乾隆卒，御史廣興、王念孫等疏勒和珅不法，即傳旨逮捕，命王大臣會鞫，得實，宣布罪狀，凡二十款，其始末具見《嘉慶實錄》，其罪狀第十三款有曰：
昨將和珅家產查抄，所蓋楠木房屋，僭移逾制，隔段式樣，皆仿寧壽宮制度，其園寓點綴，與圓明園蓬島瑤台無異，不知是何肺腸。
觀此，和珅第宅，為罪狀中之一款，其富麗可知，宜乎世人對之多所傳說也。
和珅案定後，其第即以賜永璘。嘉慶四年四月上諭內閣有曰：
前據薩彬圖奏，和珅財產甚多，斷不止查出之數……又據薩彬圖具奏，向伊戚問出和珅窖埋金銀，大概不離住宅之語。和珅之宅，已賞給慶郡王永璘居住，和珅之園，已賞給成親王永瑆居住。若將所指管賬使女，嚴切刑求，必致畏刑妄供某物埋藏某處，以慶郡王府第，成親王寓園，令番役多人，遍行掘視，斷無此事。
讀此，知和珅敗後，府第即賜與慶王永璘，至諭中所謂賜與成親王永璘之園，當為西郊之別墅，[2]不屬於宅第之中。至於第宅地點，《宸垣識略》卷八云：「大學士三等忠襄伯和第，在三座橋西北。」《宸垣識略》撰於乾隆五十三年，其所載王侯甲第，皆得之親見，為前人所未載。其曰大學士和者，正和珅當用時也。又《嘯亭續錄》卷二云：「慶王府在三座橋北，系和珅宅。」
《嘯亭雜錄》撰者，系嘉慶間禮親王昭槤，其言當可信據。據其所記地點，足證其地實即今之恭王府也。顧何時由慶王府轉為恭王府，則須先明慶王、恭王之譜系。按慶王名永璘，乾隆第十七子，乾隆五十四年封貝勒（第三等爵），嘉慶四年封郡王（第二等爵），二十五年晉封親王（第一等爵）卒，子綿慜降襲郡王。道光十六年慜卒，繼子奕彩襲。二十二年奕彩緣事革爵，以永璘第五子綿悌奉永璘祀。二十九年綿悌卒，又以永璘第六子綿性之子奕劻為後，承襲輔國將軍（第十等爵）。光緒十年封慶郡王，二十年晉封慶親王，是為清代慶王譜系。[3]今輔仁大學西，另有慶王府，則奕劻封慶郡王后，就道光間大學士琦善故宅所改建者也（見《京師坊巷志稿》卷上）。[4]恭王名奕，道光第六子，咸豐即位封王，事在道光三十年，則其有府亦當在此期間。檢宗人府玉牒，奕名下書：「咸豐二年分府……」《清史稿·奕傳》亦稱：「文宗即位封恭親王，咸豐二年四月分府，命仍在內廷行走……」清故事：皇子例居宮內三所等處。[5]移居宮外時，賜第宅，謂之分府。奕分府既在咸豐二年，則慶王府舊第，當於此時屬諸奕。根據此點，翻閱清內務府檔，獲得此項史料一通。其文曰：
總管內務府為請旨事，前經臣衙門具奏，將輔國將軍奕劻府第，官為經營，賞給恭親王居住。仰蒙恩准，並將道光間惇親王綿□瑞親王綿□，分府賞賚什物等項，分繕清單，恭呈御覽，各在案。咸豐元年三月十八日。
按：惇親王名綿愷，嘉慶第三子；瑞親王名綿忻，嘉慶第四子。此折雖為分府賞賚物品事宜而作，然折首述及奕劻府第賞給恭親王之語，可知慶王府之改為恭王府，應在咸豐元年，惜內務府初次奏摺，遍尋未獲，其月日未能確指耳。至奕之遷居此府，則在咸豐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亦見奏銷檔中。其文如下：
總管內務府為請旨事，前經臣衙門具奏，恭親王府第工程，將次修竣，請於何月選擇移居吉期一折。二月初四日，奉朱批依議，著行知欽天監，於本年四月十五日至五月初五日擇吉，或五月十一日以後亦可。欽此。遵即行知欽天監選擇。茲據該監擇得吉期二日，另繕清單，恭呈御覽，為此謹奏請旨等因，於咸豐二年二月十八日具奏，奉朱批圈出四月二十二日分府吉，欽此。
按：奕四子，長載澂，次載瀅。載瀅曾出繼鍾郡王奕詥為嗣。光緒二十四年奕卒，其子皆先逝，乃以載瀅子溥偉為載澂嗣，襲爵恭親王（參閱世系表）。民國肇造，溥偉居大連，府則由其本支兄弟居住。
據前所述，恭王府第之沿革，已極明了，惟對於府第建築物之狀況，記載缺乏。據內務府奏報奕分府日期折所述，其外尚應有奏報修理工程折，亦不獲見，斯為憾耳。惟和珅第宅之鉅麗，已見前引之罪狀第十三款中，有楠木殿宇，又隔段樣式皆仿大內寧壽宮之制等語。前隨陳援庵、沈兼士先生往觀現狀，其楠木檀柱，尚可窺見一二，至中路正殿之隔段暗樓等，與故宮寧壽宮樂壽堂之款式，實可稱具體而微，[6]嘉慶罪和珅之言及今證之，不誤也。又據查抄和珅家產清單，其花園及正殿房間數目，總數達三千間，其統計亦足驚人。[7]至和珅第宅之富，在其未獲罪前，已著聞於世，《嘯亭續錄》卷二記云：
慶僖親王，諱永璘，純廟第十七子。乾隆末年，或有私議儲位者，王曰：天下至重，何敢妄覬，惟冀他日將和珅邸第賜居，則願足矣。故睿廟籍沒和相，即將其宅賜之，以酬昔言。
《嘯亭續錄》所記，可見和珅第宅之富，更知永璘得府之因，誠一有趣之掌故。迨嘉慶二十五年，永璘卒，其子綿慜始奏報府中有逾制建置多種，載於實錄。今錄如下：
嘉慶二十五年五月諭，據阿克當阿代慶郡王綿慜轉奏，伊府中有毗廬帽門口四座，太平缸五十四件，銅路燈三十六對，皆非臣下應用之物，現在分別改造呈繳。國家設立制度，辨別等威，一名一器，不容稍有僭越。慶親王永璘府，本為和珅舊宅，此等違制之物，皆系當日和珅私置，及永璘接住後，不知奏明更改，相沿至二十年。設當永璘在日查出，亦有應得之咎。今伊子綿慜，甫經襲爵，即知據實呈報，所辦甚是。所有毗廬帽門口，該府已自行拆改。其交出之太平缸、銅路燈，著內務府大臣另行擇地安設，並通諭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及各大臣等，《會典》內王公百官一應府第器具，俱有限制，如和珅驕盈僭妄，必至身罹重罰，後嗣陵夷，各王公大臣等，均當引以為戒。凡邸第服物，恪遵定憲，寧失之不及，不可稍有僭逾，庶幾爵祿永保也。
據此，知和珅第在綿慜時，曾稍加拆改，賜恭王時則官為經營，然亦不過略加修飾而已，其較大之增置，則屬恭王奕後曾別築鑒園。《天咫偶聞》卷四云：
恭忠親王邸在銀錠橋，舊為和珅第從李公橋引水環之，故其邸西牆外，小溪清駛，水聲霅然。其邸中小池，亦引溪水，都城諸邸，惟此獨矣。珅敗後，以賜慶親王。恭邸分府時，乃復得之。邸北有鐾園，則恭邸自築，宋牧仲有《過銀錠橋舊居》詩，或即此第。
其他改建，史料未見，至綿慜繳進之太平缸、路燈等，嘉慶諭旨中有令內務府擇地安置等語，當指宮內而言。《竹葉亭雜記》卷二云：
和珅查抄議罪後，分其府第半為和孝公主府，半為慶親王府。嘉慶二十五年，慶親王薨。五月十五日，阿克當阿代郡王綿慜呈出毗廬帽門口四座、太平缸五十有四，銅路燈三十六對，皆和珅家故物，此項親王尚不應有，而和珅乃有之，慶親王未及奏者且二十年。缸較大內稍小，燈則較大內為精緻，因分設於紫禁。今景運、隆宗兩門外，凡所陳鐵缸及白石座細銅絲罩之路燈，皆其物也（梁章鉅《歸田瑣記》所載略同）。
毗廬帽門口，系一種特別建築物，只可言改造，不可言呈出。所呈出者，太平缸及路燈耳。今故宮景運、隆宗門二處，確有鐵缸及銅絲罩燈等物，其內東路內西路之長街，亦有設置，其為和珅之物，似屬可信。且故宮正殿及寢宮，皆有太平缸，其質屬青銅，式樣典雅，光可鑑人，並鐫製造年代，更有包赤金葉者，尤方堂皇富麗。緣此類銅缸為宮內造辦處所造，[8]匠作之巧，銅質之精，皆非外間所易有。若景運門等處所置之鐵缸，則為生鐵鑄成，質地粗糙，出諸市場工人之手，可以斷言，《竹葉亭雜記》所記殆不誤也。
當嘉慶四年和珅第宅賜與永璘後，同年十月，嘉慶曾親臨其府，《實錄雜記》云：「嘉慶四年冬十月壬寅（十七日），上幸慶郡王永璘第。」
嘉慶二十五年，永璘卒，嘉慶又曾親往賜奠，亦見《實錄》，府第歸恭王奕後，咸豐曾奉皇太妃莊侍膳，在清制尤為異數。《咸豐實錄》云：「咸豐二年八月戊戌（二十一），上奉皇貴太妃幸恭親王奕第侍膳。」
上為關於恭府掌故，因並書之。考奕為道光靜貴妃所生，咸豐則為孝全皇后所生，但後早卒，咸豐幼時，受妃撫育，故即位後，尊曰皇考康慈皇貴太妃，咸豐五年，尊為康慈皇太后，《實錄》雖未敘明所奉太妃往恭府侍膳者為誰氏，以意揣之，當為奕生母靜妃也。
〔附記〕故宮博物院文獻館藏《京城全圖》有二：一為五十一冊，坊巷宮殿備列無遺，一為三十七卷，闕宮殿之部。冊為正本，卷為副本。正本為清乾隆十四五年間所繪製（見《文獻特刊·清內務府藏京城全圖年代考》），故圖中無恭王府之名。副本則為同光間所重摹，於衙署府第之損益，概依當日現狀改繪。前文撰竟，獲見此圖，圖中已注有「和碩恭親王府」字樣矣。又檢正本圖冊中，今恭王府一帶，所繪院宇，皆卑陋狹小，不類達官府第，是和珅於乾隆十四五年間，似尚未居此。惟據恭王府現尚懸有慎郡王書「天香庭院」匾一方。慎郡王名允禧，康熙第二十一子，雍正朝封貝勒，乾隆即位晉王爵，二十三年卒。以時代考之，此匾非慶王、恭王所有，當系書與和珅者，據此知和珅建邸時期，在乾隆十六年至二十三年之間也。此點為文中所未及，茲補述於此。
（選自《故宮札記》）
* * *
[1]見《嘯亭續錄》卷二《諸王府第》條。
[2]據《養吉齋叢錄》載，成親王永瑆賜園，初在綺春園東，西爽村聯暉樓處。嘉慶間別賜園宅，西爽聯暉皆併入綺春雲。所云嘉慶間別賜園宅，當系嘉慶四年將和珅園寓賜與事，珅園雖不詳所在，疑亦在圓明園附近。按清代各帝皆常住圓明園，大臣承值者，咸有賜園。如綺春園即傅恆之賜園，歿後始繳進者。和珅任樞臣久，當亦應爾也。
[3]見宗人府玉牒及《清史稿·皇子世表》。
[4]《京師坊巷志》（卷六引採訪冊：「慶郡王府在定府大街」。按語云：「慶親王，諱永璘，高宗十七子，諡曰僖。今王奕劻，初襲貝勒，光緒十年晉郡王，府為道光時大學士琦善故宅。」
[5]宮中有殿宇一處，名三所，亦名阿哥所。阿哥滿語，蓋皇子也。故此處殿宇，專為皇子所居。
[6]樂壽堂為乾隆禪位後頤養之地，《清宮史續編·宮殿》九，載有高宗《詠樂壽堂》詩。清季慈禧後亦居於此。
[7]見《史料旬刊》及清朝史料。
[8]造辦處為清代內務府所屬機關之一，掌造內廷交辦物件。製造銅質物品之處，有鑄爐處、銅鈑作等，見《內務府現行則例》。又《史料旬刊》第二十五期載內務府奏銷製造銅缸折。見《清史稿·靜妃傳》。
東交民巷使館界和清代堂子重建
一九〇〇年，我國近代史上有名的反帝愛國運動——義和團運動被清王朝和帝國主義聯合鎮壓下去。從此，清王朝就肆無忌憚地投身到帝國主義懷抱里去了。一九〇一年，奕劻、李鴻章代表清政府和英、德、俄、美、日、法、意、奧等八國聯軍簽訂了《辛丑條約》。這個條約變本加厲地把我國的領土和主權出賣給帝國主義，使我們的祖國蒙受恥辱。這個條約的第七款規定：
大清國國家允定各館館界，以為專與住用之處，並獨由使館管理，中國民人概不准在界內居住，亦可自行防守。
也就是說，在一個國家的京城內允許外國人劃地自守。這就是東交民巷使館界的由來，也是中國殖民地化加劇的表現。
從條約附件十四所畫使館界四周的圖樣來看，實際上，正陽門棋盤街以東，崇文門大街以西，東長安街以南，前門至崇文門城牆以北的地區都割讓給帝國主義了。那一塊地方連城牆都包括在內。所以從那時起正陽門至崇文門一段城牆，中國無權管轄，也歸帝國主義統治了。
當時的使館界原是清王朝政府東部的衙署機構，現在拱手讓給洋人。
使館分布的情況大致是：法國使館原為太僕寺和純公府；日本使館原為清堂子和肅王府；俄國使館原為兵部、工部的一部分以及太醫院、欽天監等地；英國使館原為翰林院、鴻臚寺、達子館等地；葡萄牙使館原為經版庫等地；比利時使館原為大學士徐桐等住宅；美國使館原為會同館、庶常館等地；奧國使館原為鎮國公府等地；荷蘭使館原為清怡親王祠等地；德國使館為頭、二條等地。使館界南面城牆上使館派兵把守，使館界北面在現在東單公園地方則修建兵營，還砌磚牆，留出槍眼炮眼，專門保衛使館。
帝國主義既然在東交民巷建立了使館界，這樣就把清代既神秘而又嚴肅的堂子占領了。
堂子是清朝宗教性、禮制性的建築，是個神秘的地方。裡邊供奉些什麼？誰也沒有見過。有人說供奉祖先，有人說供奉神像。如果是神像，又是些什麼神像？雖有種種傳說，但都未能確指。只知道它必須建立在東南方向，每年祭祀。乾隆時的《滿洲祭天祭神典禮》一書中，就已說不清楚這個問題。和堂子一樣神秘的東西還有個神杆，每個王府和貴族住宅的東南角都矗立著神杆，它的來歷也同樣說不清楚。只是傳說滿族有一祖先名叫樊察，在一次戰爭中打了敗仗，敵人追近，忽然來了個喜鵲盤桓在祖先的頭上，敵人幻覺前面是個枯樹枝，上面停著個喜鵲，於是就停止追趕。《滿洲實錄》里神鵲救樊察的圖畫說的就是這個故事。為感恩起見，滿族的王爺府都在東南角樹立神杆，以示紀念。
堂子被占，這比政府機構被占領還要重要，因而在劃定使館界後，清政府就馬上積極籌建新的堂子，從下面一件史料就可以說明。
奕劻等奏，恭照堂子建於長安左門外北向，內門西向。祭神殿三楹，拜天圜殿一座，東南隅尚錫神亭一座，均黃色琉璃瓦米色油飾。此外，庫房守衛官、看守人房隨建。每屆祭祀照例由禮部內務府敬謹將事。現在地基劃入各國使館界內，而祀典攸關，自應照式勘丈繪圖，以便另建。當即飭禮部祠祭司、內務府掌儀司各員等，合同前往詳細勘丈，將規制繪圖帖說呈，由臣等詳考無異。伏思迴鑾在邇，堂子禮節屆時舉行，必須趕即擇地興建，方始妥慎相應，請簡派大員專案承修，以期迅速……奕劻、徐郙……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十九日 奉
朱批：著照所請，即著張百熙等敬謹改建。
堂子要重建，就有了選擇地點的問題，並不是隨便找個地方就可以建立的，必須是東南方向。下面的史料就是說明選擇新建堂子地點的問題。
奕劻等謹奏，再查堂子改建，自應仍以東南方為宜，當皇城外東南一帶，無甚合宜之處。謹勘得東安門內迤南河東岸盡東南隅，地雖稍狹，南北尚屬寬展，且與禁門臨近，於此地興建，如遇皇上親詣行禮，蹕路往來，尤為得宜，不過因地制宜稍加變通。
於是堂子的方向定下來了，由皇城外遷到皇城內，方向不變，體制略有變通。所變通的大概是地區稍小了一些，按現在的地點來說，是緊鄰舊北京飯店之西，在歐美同學會的對面。八十年代中期拆掉的那一組琉璃瓦的舊建築群，現為貴賓樓飯店。
當日劃歸使館界的區域，除土地外所有一切建築物都歸外國人所有，不能拆遷。清王朝要重建堂子，當時苦於無建築材料，只得又向外國人商洽，購置原堂子拆下的材料。而當時貪婪的外國侵略者，還高抬價格，幾經磋商，才買下來。下面再移錄一段史料，這是承辦修建堂子的張百熙寫給鹿傳霖等的一封信。
敬肅者，熙等奉到改建堂子諭旨，當即移會禮部督同司員等敬謹踏勘地址，方慮工程鄭重，選料不易，正躊躇間，適聞洋人將拆堂子正殿三楹木料琉璃瓦片等物，估價變賣。深恐其展轉別移作他用，有褻二百餘年列聖昭事上天之故物……因即隨遣工程處司員帶同翻譯暨木廠商人與該洋人面商，令其讓還，以資改建。洋人始以業經別售為詞，繼則高抬價值，磋磨再四，乃得以京二兩平足銀七千兩售還……督同司員逐加揀擇，除糟朽之料不計外，大樑柱托斗料各件，多楠木黃松，為近時所不易得者。銅駝荊棘之日，猶能見業於開國之初，固列聖在天之靈，所默為呵護也。
通過張百熙這封信，可以看出當日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使用敲詐勒索的手段是多麼狠毒。張百熙的信最後寫上感謝清代列聖在天之靈，才能用高價買回一批舊木料，這只不過是聊以解嘲和自我安慰罷了。
附：王鍾翰《堂子考釋》
堂子，滿語tangse，漢文初譯「玉皇廟」、「城隍廟」，或單譯一「廟」字，後按滿語音譯為「堂子」。北京的堂子是一六四四年（順治元年）建立的，原址在東長安門外、玉河橋東翰林院之東，即今東長安街路南一帶。庚子時（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入侵，訂立《辛丑條約》。堂子原址被劃入使館區。所以，到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又於長安街北、南河沿南口，即今北京飯店附近，重建堂子，一仍舊式。
堂子的主要建築有三：一是祭神殿，五間，南向；二是圜殿，北向；三是尚神殿，同向。圜殿之南設有皇帝和宗室王公致祭時所立竿子的石座共七十三個，各按行序排列。祭神殿所祭的是釋迦牟尼佛、觀世音菩薩、關聖帝君；圜殿則為主神：紐歡台吉、武篤本貝子；尚神殿則為尚錫神（即田苗神）。不祭時諸神安奉於坤寧宮，祭日前請入堂子。致祭時由薩滿祝禱，彈三弦，拍神板，既歌且舞，舉刀指畫。祝詞初用滿語，乾隆時始改為漢語，而滿洲神名不改。
滿族先世本來信仰薩滿教（多神教），堂子就是祭天、祭神、祭佛的公所。最初，室內供祖宗板子，院中則立神杆（又稱索羅杆子），可以任何地方舉行。入關前，滿族貴族凡有重大的政治、軍事等活動，均舉行祭堂子的儀式；入關以後，北京的祭堂子已沒有其原來的意義了，只是作為滿族舊俗較多的皇室禮俗而保存下來。而且祭堂子日趨神秘化，因為蒙、漢大臣均不得參加祭堂子，外人便無從聞知了。
（參見《滿洲實錄》、《清太祖武帝實錄》、《欽定祭天祭神典禮》、《聖武記》、《天咫偶聞》等書）
（選自《文史資料選編》第九輯）
團城玉佛
〔作者按〕抗戰勝利後，與常維鈞先生共事一處，日常閒談北京歷史掌故。一日談及團城玉佛，常先生出示玉佛寺所供奉玉佛照片，照片後印有緬甸仰光圖記，遂翻印一張。常先生囑予寫一考證文字，經常先生審定，多年來一直置之書閣中。今偶發見，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負責同志認為有關北京史跡，遂以複印。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九日
團城在首都是著名的古蹟，它有巍峨輝煌的建築物——承光殿，近千年的參天古松和黑暈白章的古玉瓮。在承光殿里還供奉著一尊通身潔白鑲嵌著許多各色寶石的白玉石佛——釋迦牟尼坐像。
團城是一座具有雉堞磚城牆的圓形高台。它是遼金元明清所遺留下來的園囿宮殿一部分。承光殿建築在團城的上面，在元代名儀天殿，明代改為承光殿，俗稱之曰圓殿。現在的承光殿則是清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年）所重建的[1]。城上種植了松柏多株，其中有虬干奇偉的，在明朝的記載里就指稱為數百年物[2]。古玉瓮是元朝廣寒殿中的「瀆山大玉海」，後來淪落在道士廟裡，用作醃菜缸了[3]。到了清乾隆時才發現它，以千金購回，放置在團城的中央，覆以琉璃亭。乾隆皇帝並詠詩作歌記載這件事。然而在近幾十年來這些文物和古蹟都不及玉佛那樣膾炙人口。提起團城都是同玉佛並稱，遊覽團城的人也是絕大部分專為參拜玉佛而來。因而這座姿態嫵媚坐在承光殿正中的白玉石佛，儼然是團城的主人翁了。可是它的來歷不明卻是一件遺憾的事。有的人說是清乾隆年間的，還有說是更早的，但總是文獻無征。
清乾隆皇帝是個興趣廣泛的封建君主，什麼詩詞、歌賦、繪畫、書法、古玩、考證以及遊獵各事，無一不好。在他的生活史上留下了許多重要記載。像團城的古松和玉瓮他都有詩有歌，但在所謂《高宗御製詩文集》里卻找不到關於玉佛的片紙隻字。因此在乾隆朝的團城裡是否已有玉佛存在，這在首都名勝古蹟中是值得研究的一件小掌故。
在三十多年前，我們聽到北京老住戶說，團城玉佛是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時才有的。他們是這樣講的：北京西郊海淀關帝廟僧人明寬精通佛教典故，約在光緒十八、九年間與北游京師的粵僧智然及彌勒院住持惠通結伴旅遊安南、緬甸、暹羅各地，尋訪佛家事跡。明寬原與西直門內伏魔庵住持靈輝友善，當日清宮太監多為靈輝弟子，於是明寬亦結識太監多人。他去南洋旅遊時自己多吹噓中國慈禧太后嗜佛。他以大清國的僧人身份遊歷各地，頗受歡迎。在緬甸遂募化得大玉佛、小玉佛各一尊，回國後以大玉佛進呈慈禧太后，小玉佛供奉伏魔庵，並改伏魔庵為玉佛寺。
二十年前我們曾往訪過現仍存在的玉佛寺，該廟已改為尼僧廟，而老尼亦能談玉佛故事。據稱大玉佛進呈太后後得賞銀五百兩。小玉佛在光緒末年被靈輝賣與北京所謂「路三爺」者，講價白銀六百兩（實際並未付給）。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靈輝又將玉佛寺出賣，遂改為尼僧廟。該廟雖仍名「玉佛寺」，實際已無玉佛，僅供奉大玉佛照片一張，旁立一僧即明寬和尚，並有題字。一九二九年古物保管委員會工作匯報里也曾簡單介紹玉佛說：
玉佛的來歷載籍無征，尋索為難。據北平市故舊傳說系前清光緒二十四年北京西直門內玉佛寺僧人明寬，由緬甸募化得來，轉給內務府大臣立山呈進內廷，慈禧太后敕供養於承光殿。
所介紹的資料與我們所聽到的相合。另據懂得雕刻的專家意見，從玉佛雕刻藝術上講，認為它沒有石雕佛像的莊嚴氣氛，只有單純的線和面。由於是刻在光潤無比的白玉石上，所表現的僅是美麗清新而已。又指出這種佛像應該是緬甸、暹羅、南洋一帶的小乘教佛像，時代還是較近的。這些看法與前面所說的玉佛來自緬甸的話也相吻合。在一九〇三年時（清光緒二十九年）慈禧曾請過一美國女畫家卡爾給她畫像。卡爾回國後曾寫過一本寫照記，一九一五年上海中華書局譯成中文印行。該書第十章卡爾記遊覽故宮三海時，有一段說道：
未幾至一牆壁下，仰望女牆高聳，千仞壁立，狀如歐洲之高寨，形勢絕險。予初疑九重之內，何來此小小城堡，詢之旁人，始知亦為蘭若所在地。予好奇之心遂大動，亦欲一登為快。因即在其橋邊登陸，宮監已在此為予輩預備小轎幾乘，乘之上寨，盤旋曲折，歷盡辛苦，始獲竟登其巔。則有壯麗之廟宇一所，掩映於萬綠叢中，景色之佳，得未曾有。極目四顧，全宮形勝可一羅之衣袖間。廟之兩旁分種松柏之屬千章，廟貌益覺尊嚴無倫。中供大菩薩一尊，全體為白玉所雕，色相如華人，不似一般佛像。神壇前燃大蜡燭二，鼎中香氣縷縷上升，虔奉之花果等物，亦極新鮮。而佛頭上則披有繡花小巾一方，觀此則知兩宮已來此為一度之祭祀矣。
這是外國人在一九〇三年所看到的團城玉佛。外國人認為團城是一座「蘭若」（廟宇），國內也有許多人一直認為團城在過去就是一廟宇建築。因此有很多人堅持玉佛是二百多年前乾隆時就有的。但下面事實可以證明團城不是一座廟宇建築。從清代道光內務府現行則例中，我們可以看見在宮苑裡凡是供佛的殿宇都有「錢糧」（經費）的預算，每年使用的香燭燈油等物都有數字。其中並無承光殿供奉玉佛的記載。在清宮史續編中記載乾隆的故事，也僅是在團城裡游賞風景或臨時辦公換衣服各事，也沒有供佛的話[4]。
從這裡也可以說明玉佛在乾隆時還沒有，應當是清朝末年才進入團城的。為了更明確的把這件事弄清楚，我們便從清代官書和歷史檔案里搜集更可信的史料，因為團城在那時候是皇宮禁苑，玉佛入居承光殿事一定會有記載。使人高興的是這件史料被我們發見了，玉佛確是在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才進入團城的。據清內務府奏銷檔中有奏摺一件，原文是：
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五日奏為據情代奏請旨事，竊據僧人明寬呈稱：該僧人籍隸中華，旅遊徼外世，沐皇恩未能仰報，謹恭備白玉釋迦文佛坐像一尊，高六尺二寸，重二十四百斤，周身袈裟，各色寶石莊嚴。又臥佛長二尺一寸，並鍍金舍利塔一座，高一尺六寸，又貝葉經三部，銀供缽一口，於本年三月十六日，由新加坡航海至七月初八日到京。所有貢物現存於馬家堡鐵路車站，據呈請代奏前來。查該僧人不遠數千里呈請進貢，情詞肫懇，自系出於至誠……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五日具奏。
有了這件史料，使我們完全肯定玉佛的來歷已有文獻可征了。近來又有許多人談到這個問題，我們除將舊有資料整理出來，又特意跑到西直門內玉佛寺中再度調查，並將所供的明寬和玉佛照片借出，翻印出來公布參考。該照片系在緬甸仰光起運前所照。現在住持老尼僧更娓娓談述伏魔庵改玉佛寺故事。據文獻，現在我們可以這樣說：玉佛是一八九二到一八九七年間中國僧人明寬在緬甸募化而來；一八九八年明寬回到中國，將玉佛獻與晚清慈禧太后而供奉在北海團城承光殿的。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脫稿
（選自《文史資料選編》第二十四輯）
* * *
[1]見清代內閣大庫黃冊。
[2]《日下舊聞》引明人《莆田集》：「承光殿一名圓殿，中有古栝數百年物也。」又引《燕都遊覽志》：「殿前古栝傳為金時物。」明宮史、清宮史亦均有記載。
[3]藏玉瓮的道士廟，在今南長街。我們曾往調查，廟宇尚存。按今南北長街在元大都宮殿範圍內，明代毀元宮殿後，此地已非禁苑。元朝宮殿遺址改為道士廟。重數千斤的玉瓮亦成為道士廟物，廟乃名玉缽庵。不一定如後人所傳說系由元廣寒殿搬運到道士廟中。
[4]清宮史續編：每年乾隆在南郊雩祭後，順便到此殿更衣或有時批閱奏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