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疑與學問 · 《古史辨》第一冊自序（節錄）

一 在私塾中最可紀念的，是有兩年沒有正式的教師。起先，我的父親在城北姚家教館，我隨著讀書。去了不久，我父考取了京師大學堂，到北京去，館事請人代著。可是代館的總不得長久，代者又請代，前後換了七八人，有幾個月簡直連接著沒有先生。只因姚家待我很厚，他們的小主人和我的交情也很摯，所以我家並不逼我換學塾。這兩年中，為了功課的松，由得我要怎樣做就怎樣做。我要讀書，便自己到書鋪里選著買；買了來，便自己選著讀。我看了報紙，便自己發揮議論。有什麼地方開會，我便前去聽講。要遊戲，要胡鬧，要閒談遣日，當然也隨我的便。這兩年中的進境真像飛一般的快，我過去的三十年中吸收知識從沒有這樣順利的：我看無論哪種書都可以懂得一點了，天地之大我也識得一個約略了。這時候，正是國內革新運動勃發的時候，要開學校，要放足，要造鐵路，要抵制美國華工禁約，要請求政府公布憲法開國會，梁任公先生的言論披靡了一世。我受了這個潮流的涌盪，也是自己感到救國的責任，常常慷慨激昂地議論時事。《中國魂》中的《呵旁觀者文》和《中國之武士道》的長序一類文字是我的最愛好的讀物，和學塾中的屈原《卜居》、李華《弔古戰場文》、胡銓《請斬王倫秦檜封事》等篇讀得同樣的淋漓痛快。在這種熱情的包裹之中，只覺得殺身救人是志士的唯一的目的，為政濟世是學者的唯一的責任。塾師出了經義史論的題目，我往往藉此發揮時論，受他們的申斥；但做時務策論時，他們便不由得不來賞讚我了。 一九〇六年，地方上開辦第一班高等小學，考題是《徵兵論》，我竟考取了第一。我剛進去時，真是踏到了一個新世界。我在私塾中雖是一個新人物，自己已看了些科學方面的教科書，但沒有實物的參證，所謂科學也正與經義策論相同。到了新式學校中，固然設備還是貧乏得很，總算有了些儀器和標本了，能做些實驗和採集的功夫了。我在學校里最歡喜做的事情是「修學旅行」，因為史地教員對於經過的名勝和古蹟有詳細的說明，理科教員又能伴我們採集動植物作標本；回來之後，國文教員要我們作遊記，圖畫教員要我們作記憶畫：使我感到這種趣味的活動，各科材料的聯絡，我所受的教育的親切。但除了這一件事之外，我的桀驁不馴的本性又忍不住要發展了，我漸漸地對於教員不信任了。我覺得這些教員對於所教的功課並沒有心得，他們只會隨順了教科書的字句而敷衍。教科書的字句我既已看得懂，又何勞他們費力解釋！況且教科書上錯誤的地方，他們也不能加以修正。例如地理教科書中說教主出於半島，舉孔、佛、耶為證，理由是半島的海岸線長，吸收文明容易；地理教員也順著說。我聽得時就很疑惑，以為道教的張道陵就很明白不是從半島上起來的，孔、佛、耶的出在半島不過是偶然的巧合。海岸線的吸收文明應當在海上交通便利之後，在古時則未必便可增進新知。（至少在中國是這般。）即如孔子時，江、淮、河、濟的交通勝於海洋，江、淮、河、濟的吸收文明也應當過於海洋；孔子所以能夠特出，或者就靠在河、濟的交通上，和半島及海岸線有何關係。但地理教員就咬定了這句話，大張其半島出教主論了。這種的教員滿眼皆是，他們都只會食人家的唾餘，毫沒有自己的真知灼見，都只想編輯了一種講義作終身的衣食，毫不希望研究的進展，使得我一想到時就很鄙薄。 在小學時曾經生了兩個月的病，病中以石印本《二十二子》和《漢魏叢書》自遣，使我對於古書得到一個浮淺的印象。又在報紙上見到《國粹學報》的目錄，裡面有許多新奇可喜的文題；要去買時可惜蘇州的書肆里沒有。直到進了中學堂，始托人到上海去買了一個全分。翻讀之下，頗驚駭劉申叔、章太炎諸先生的博洽；但是他們的專門色彩太濃重了，有許多地方是看不懂的。在這個報里，除了種族革命的意義以外，它給予我一個清楚的提示，就是：過去的中國學問界裡是有這許多紛歧的派別的。 十六歲那一年，我在中學二年級，我的祖父對我說：「《五經》是總該讀全的。你因進了新法學堂，只讀得《詩經》《左傳》和半部《禮記》。我現在自己來教你罷。」於是我每晚從學校里歸來，便向祖父受課。他先教我《尚書》，再教我《周易》。《周易》我不感到什麼趣味。《尚書》的文句雖古奧，但我已經有了理解力，能夠勉強讀懂，對於春秋以前的社會狀況得到了一點粗疏的認識，非常高興。祖父教我時，是今古文一起讀的。我本不知道今古文是怎樣一個重大的訟案，也就隨著讀。後來感到古文很平順，它的文字自成一派，不免引起了些微的懷疑。偶然翻覽《先正事略》，從閻若璩的傳狀里知道他已把《古文尚書》辨得很明白，是魏晉間人偽造的。一時就想讀他所做的《尚書古文疏證》，但覓不到。為安慰自己的渴望計，即從各家《書》說中輯出駁辨《偽古文》的議論若干條，尋繹他們的說法。哪知一經尋繹之後，不但魏、晉間的古文成問題，就是漢代的古文也成了問題了。那年上海開江蘇學校成績展覽會，我和許多同學前往參觀，就獨到國學保存會的藏書樓上看了兩種書：一是龔自珍的《泰誓答問》，一是胡秉虔的《尚書敘錄》。 我既約略知道了這一些問題，我的勇往的興致又要逼迫我佚出前人的論辨之外了。我感到《今文尚書》中《堯典》《皋陶謨》諸篇的平易的程度並不比《偽古文》差了多少，我又感到漢人《尚書》注的不通，都想由我辨去。十七歲時，江蘇存古學堂招生，我知道裡面很有幾位博學的教員，也報名應考。出的題目是《堯典》上的，現在已記不起了，只記得我的文字中把鄭玄的注痛駁了一回。發榜不取；領落卷出來，籤條上面批著「斥鄭說，謬」四個大字。我得到了這回教訓，方始知道學術上的權威是惹不得的。 要是我能夠從此繼續用功，到現在也許可以做成一個專門的經學家了。但我的祖父逝世之後，經學方面既少了一個誘導的人，文學方面的吸引力又很大，我不自覺的對於經書漸漸地疏遠了下去。 我的祖父一生歡喜金石和小學，終日的工作只是鉤模古銘，椎拓古器，或替人家書寫篆隸的屏聯。我父和我叔則喜治文學和史學。所以我幼時看見的書籍、接近的作品，都是多方面的，使我在學問上也有多方面的認識。可是我對於語言文字之學是不近情的，我的祖父的工作雖給我瞧見了許多，總沒有引起我的模仿的熱忱。我自己最感興味的是文學，其次是經學。（直到後來才知道我所愛好的經學也即是史學。）我購買書籍就向那兩方面進行。買書這一件事，在我十一二歲時已成了習慣，但那時只買新書；自從進了中學，交到了幾個愛收舊書的朋友，就把這個興致轉向舊書方面去了。每天一下課，立刻向書肆里跑。這時的蘇州還保留著一個文化中心的殘狀，觀前街一帶新舊書肆約有二十餘家，舊書的價錢很便宜。我雖是一個學生，只能向祖母和父親乞得幾個錢，但也有力量常日和他們往來。我去了，不是翻看他們架上的書，便是向掌柜們討教版本的知識。所見的書籍既多，自然引誘我去研究目錄學。《四庫總目》《匯刻書目》《書目答問》一類書那時都翻得熟極了。到現在，雖已荒廢了十餘年，但隨便拿起一冊書來，何時何地刻的還可以估得一個約略。 我對於學問上的野心的收不住，自幼就是這般。十二歲時曾作一冊自述，題為《恨不能》：第一篇是「恨不能戰死沙場，馬革裹屍」，第二篇是「恨不能游盡天下名山大川」，其三便是「恨不能讀盡天下圖書」。到這時，天天遊逛書肆，就恨不能把什麼學問都裝進了我的肚子。我的痴心妄想，以為要盡通各種學問，只需把各種書籍都買了來，放在架上，隨心翻覽，久而久之自然會得明白通曉。我的父親戒我買書不必像買菜一般的求益，我的祖母笑我買書好像瞎貓拖死雞一般的不揀擇，但我的心中堅強的執拗，總以為寧可不精，不可不博。只為翻書太多了，所以各種書很少從第一字看到末一字的。這樣的讀書，為老輩所最忌，他們以為這是短壽促命的徵象。我也很想改過來，但是求實效的意志終抵抗不過欣賞的趣味。我曾對友人說：「我是讀不好書的了！拿到一部書想讀下去時，不由得不牽引到第二部上去，以至於第三部、第四部。讀第二、第三部書時，又要牽引到別的書上去了。試想這第一部書怎樣可以讀得完？」這種情形，在當時確是很惆悵的，但在現在看來也可以說由此得到了一點益處，因為這是讀書時尋題目，從題目上更去尋材料，而不是讀死書。不過那時既只隨著欣賞的趣味而活動，並沒有研究的自覺心，就是見到了可以研究的題目，也沒有實作研究的忍耐心，所以不曾留下什麼成績。 二 我自己知道，我是一個初進學問界的人。初進學問界的人固然免不了淺陋，但也自有他的驕傲。第一，他能在別人不注意的地方注意，在別人不審量的地方審量。好像一個旅行的人，剛到一處地方，滿目是新境界，就容易隨處激起興味，生出問題來。至於那地的土著，他們對於一切的東西都接觸慣了，仿佛見聞所及儘是天造地設的一般，什麼也引不起他的思索力了。第二，他敢於用直覺作判斷而不受傳統學說的命令。他因為對於所見的東西感到興味，所以要隨處討一個了斷；不像學術湛深的人，他知道了種種難處，不敢為了立一異議，害得自己成了眾矢之的。初生之犢為什麼不畏虎？正因它初生，還沒有養成畏虎的觀念之故。這固然是不量力，但這一點童稚的勇氣終究是可愛的。我真快樂：我成了一個旅行的人，一頭初生之犢，有我的新鮮的見解和天真的膽量。我希望自己時時磨鍊，使得這一點銳猛的精神可以永遠保留下去。如果將來我有了豐富的學問之後，還有許多新問題在我的胸中鼓盪，還有獨立的勇氣做我的判斷力的後盾，那麼我才是一個真有成功的人了！ 我的心目中沒有一個偶像，由得我用了活潑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斷，這是使我極高興的。我固然有許多佩服的人，但我所以佩服他們，原為他們有許多長處，我的理性指導我去效法；並不是願把我的靈魂送給他們，隨他們去擺布。對今人如此，對古人亦然。惟其沒有偶像，所以也不會用了勢利的眼光去看不占勢力的人物。我在學問上不肯加入任何一家派，不肯用了習慣上的毀譽去壓抑許多說良心話的分子，就是為此。固然有人說，一個人的思想總是偏的，不偏於甲派便偏於乙派，但我覺得要保持客觀的態度，用平等的眼光去觀察種種不同的派別，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即使不能完全不偏，總可以勉力使它少偏一點。也有人說，為學不能不投入家派，正如不能不施用假設，有了假設才有入手的路，所以家派是終該選定的，盡不妨俟將來深入之後而棄去。這種話在以前是可以說的，因為那時各種學問都不發達，學問的基礎既不建築於事實上，研究學問又苦於沒有好方法，除了投入家派之外得不到一點引路的微光，為尋求一個下手處計，也有選擇家派的需要。例如你要非薄《詩》毛氏學，便當從齊、魯、韓三家或其中的一家研鑽下去；等到自己的學問足以自樹了，再脫離家派而獨立。但到了現在，學問潮流已經很明白地昭示我們，應該跳出這個圈子了。我們自有古文字學、古文法學、古器物學、古歷史學等等直接去整理《詩經》，《毛傳》固要不得，就是《三家詩》也是《毛傳》的「一丘之貉」，又何嘗要得！至於我們為要了解各家派在歷史上的地位，不免要對於家派有所尋繹，但這是研究，不是服從。我很怕別人看了我表章鄭樵、崔述諸人的文字，就說我做了他們的信徒而來反對毛公、鄭玄，所以現在在此附帶聲明一句：我對於鄭樵、崔述諸人絕無私愛；倘若他們的荒謬有類於毛公、鄭玄，我的攻擊他們也要和對於毛公、鄭玄一樣。希望讀者諸君看了我的文字也作這等的批判，千萬不要說「承你考辨得很精細，我有所遵循了」這一類話！ 《老子》說「自知者明」，希臘的哲學家多勸人知道自己：在這一方面，我「當仁不讓」，自認為無愧的。我既不把別人看作神秘，也同樣的不把自己看作神秘。我知道我是一個有二重人格的人：在一切事務上，只顯得我的平庸、疲乏、急躁、慌張、優柔寡斷，可以說是完全無用的；但到了研究學問的時候，我的人格便非常強固，有興趣，有宗旨，有鑑別力，有自信力，有鎮定力，有虛心和忍耐：所以我為發展我的特長計，願意把我的全生命傾注於學問生活之內，不再旁及它種事務。我知道固有的是非之心的可貴，所以不受習慣的束縛，不怕社會的威嚇，只憑了搜集到的證據而說話。我知道自己的憑藉，故不願沒卻他人的功績；也知道自己的缺點，故不願徇著一時的意氣。我知道學問是一點一滴地積起來的，一步不走便一步不到，絕沒有頓悟的奇蹟，所以肯用我的全力在細磨的功夫上，毫不存僥倖取巧之心。我知道學問是只應問然否而不應問善惡的，所以我要竭力破除功利的成見，用平等的眼光去觀察一切的好東西和壞東西。我知道我所發表的主張大部分是沒有證實的臆測，所以只要以後發見的證據足以變更我的臆測時，我便肯把先前的主張加以修改或推翻，絕不勉強回護。因為我有了以上種種的自覺，所以我以為我現在固然學力淺薄，不足以解決多少問題，但我的研究的方法和態度是不錯的，我的假設雖大膽而絕不是輕舉妄動，只要能從此深入，自可馴致於解決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