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譜 · 二十九
江濤從城裡拖著兩隻泥鞋走回家。沒進家，先去找他父親。看了看老套子那裡，沒有。看了看梨窖里，也沒有。回到屋裡一看，父親坐在小柜子上，悶著頭兒抽菸哩。他就是這個老毛病，心裡一掛點什麼事兒，總是愛低下頭抽菸，抽起煙來沒有頭兒。看見江濤回來，了一眼，問：「今年這咱晚就回來，有什麼要緊的事嗎？」
江濤說：「有點。內部里說，人們有個要求，要進行抗捐抗稅。爹，你看怎麼樣？」
嚴志和聽了，吊著眼珠兒停了半天，才說：「抗捐抗稅？哼，早就該抗了。這年頭，人們還能活嗎？三天兩頭打仗，不是要這個捐，就是要那個稅的。咱那『寶地』也丟了，剩下幾畝沙土崗，打的糧食不夠交公款。就靠著咱有這點手藝，要不還不撴了狗牙。怎麼活下去呀！」
江濤一聽父親的話，想：「賈老師看得真不錯。」又說：「內部里說，先在『反割頭稅』上開始。」
嚴志和問：「什麼算是割頭稅，要殺人？」
江濤說：「殺一隻豬，要一塊七毛錢，還要豬鬃、豬毛、豬尾巴、大腸頭。」
嚴志和說：「光抗這麼一丁點兒，解個什麼渴來，能救得多大急？」
江濤說：「這是個開頭兒。群眾動起來，抗捐抗稅，抗租抗債，緊接著來。」
嚴志和說：「啊！要緊的是抗租抗債。你看人們有幾家不租馮老蘭的地，有幾家不使馮老蘭的賬？撈住這一把，人們就能對付著過下去。」
江濤說：「首先是發動群眾。只要人們動起來，搞什麼，什麼就勝利。」
嚴志和一聽，精神勁兒就上來，說：「來吧！本來我後悔沒下了關東，大災荒年又該輪到我的頭上。聽說河南里張崗一帶，今年秋天鬧起了『搶秋』，『吃糧分大戶』，出了個叫『張飛』的共產黨員，領導了秋收運動。」
江濤說：「咱也是共產黨的領導！」
說到這裡，嚴志和又問：「你不是說，革起命來，能奪回咱的『寶地』嗎？」
江濤說：「當然呀，抗捐抗稅，抗租抗債是經濟鬥爭。由經濟鬥爭轉向政治鬥爭，就要武裝工人，武裝農民，奪取政權。到了那個時候，就要奪回咱的『寶地』！」
嚴志和聽說要奪回「寶地」，就好像事兒擺在眼前。他說：「聽說共產黨的事，上不傳父母，下不傳妻兒，怎麼你跟我說起來？運濤都沒跟我說過。」他睖睜眼睛看江濤，似乎不信任的樣子。
江濤說：「運濤干工作的時候，你覺悟程度還不夠。眼下我看你有了階級覺悟，反正黨的主張早晚要和群眾見面，不的話，共產黨怎麼會越耽越多呢？再說，你是我親爹，打量你不會把我的風聲嚷出去。」
嚴志和說：「當然，父子是骨肉之情嘛！」
他們在屋子裡說話的時候，娘在槅扇門外頭，隔著門帘聽，聽得他們又念叨「革命」的事兒——這事在她耳朵里並不新鮮了，過去運濤嘴頭上就常掛著，後來江濤也常念叨。今天她一聽得念叨這樁事，心上就打哆嗦。她一蹦跳進屋子裡，說：「快別念叨那個吧！過了幾天平安日子哩？」
江濤說：「娘，那可要什麼緊？」
娘說：「忍了這口氣吧。幾輩子了，平民小戶兒，能幹了什麼呢？吞了這口氣吧！」
嚴志和說：「我吞了一輩子氣，值得了什麼？運濤……」一說到運濤，他又變了一種口氣，說：「運濤被反動派關進監牢，我們的『寶地』也丟了，我們指著什麼活下去？咳！閻王叫你三更死，誰敢留你到五更呢？」
娘流下眼淚來，兩手拍著膝蓋說：「甭說吧，甭說那個吧！命里該著的！又有什麼法子呀？」
嚴志和說：「咳！我差一點兒沒病死。馮老蘭拿那麼一點錢，把我們一輩子的血汗摟過去，把我們的穀倉摳在他的手心裡，那就等於要了我的命根子……」他又恨恨地咬著牙關說：「我們一定要奪回『寶地』！」自從運濤住了獄，失去了「寶地」，他鬧了一場大病，直到今天他忘不了那一場災難。只要一想起來，就好像有一隻老鼠咬著他的心，而下身還打著不甩。他氣憤得難挨，只要一提起這樁事，心裡就火嗆嗆的，壓也壓不下去。
江濤看父親莊稼性子又上來，說：「我看咱們就鬧起來，跟他狗日的干一場！」
嚴志和聽了這一句話，又心裡綿軟起來。他想：「運濤為了革命，一輩子見不著天日。江濤又要為革命……」想著，他不再說什麼，也不想伸頭鬧什麼運動。
濤他娘又在堂屋裡絮叨起來：「干，幹什麼？好好兒呆著吧，熬得師範學堂畢了業，咱也當上個『教員兒』！」說到這裡，她掀開門帘看了看，見江濤正在聽著。放下門帘又說：「聽說，那也能掙不少錢哩。到那時候，給你娶上一房媳婦，我早想抱上個大胖孫子呢！」停了一停，又說：「當然啊！我也不是一定要給你尋個莊稼媳婦，你自己要是能找個知文識字的更好……」
嚴志和聽濤他娘說得也有理，就說：「吞了這口氣吧！過個莊稼日子，什麼也別撲忙了。即便有點希望，又在哪個驢年馬月呢？」說著，提上鞋跟，又下窖鼓搗梨去了。
江濤看父親這裡不是個鑰匙頭兒，穿上娘親手縫的粗布大褂、白布襪子、單梁套鞋，就向外走。娘扭頭兒問他：「你去幹什麼？」他說：「我去看看忠大伯。」說著，沿著房後頭那條小道兒，踏著積雪到鎖井鎮上去找朱老忠。一進小門，看見有個穿灰布軍裝的人，趴著豬圈餵豬。他腦子裡轉著：「這個人可是誰呢？」走近了一看，是大貴。他臉上立刻笑出來，走向前去。
大貴有二十五六歲，自打被馮老蘭攛掇軍隊抓了兵，一直在軍隊上。長了個大個子，身子骨兒挺結實。兩條粗壯的胳膊，兩條粗壯的腿。眉泉挺寬，兩隻眼睛離得挺遠，嘴巴上肉頭頭沒有鬍髭。灰布棉褲襖穿舊了，頭上箍著塊藍布手巾。說起話來，瓮聲瓮氣。一見江濤，放下泔水瓢呆住，好半天，猛的拍打拍打手說：「兄弟，幾年不見，怎麼長得這麼高了？」
江濤笑著說：「你呢，還不是一樣。你請假過年來了？」
大貴說：「請什麼假，我打前線上開小差兒跑回來。」
江濤問：「為什麼開小差兒？你不是當了班長嘛？」
大貴說：「還不是當一輩子班長！咱不賣那個，為什麼給他們賣那個死兒？還回來干咱自個兒的。老給軍閥們當爪牙幹嗎？」
江濤說：「大哥說得對，我也盼你回來。這幾年在軍隊上怎麼樣？」
大貴說：「倒是不錯，把身子骨兒摔打了摔打……」說著，他繃起嘴，攥上拳頭，把腿一叉，抖了一下身子，抖得渾身骨頭節兒咯吱咯吱亂響。說：「除了學體操，認了幾個字兒，還學會放機關槍。我看這玩藝倒是有用……」
朱老忠在屋裡，聽到江濤的聲音，拈著鬍子走出來。立在台階上笑眯悠兒說：「江濤回來了。忙來，在我這小屋裡坐坐，跟大伯說個話兒。」他親自邁下階台，拽著江濤的手走回小屋，拿把笤帚掃掃炕沿，讓江濤坐下。問：「你先給我說說，報紙上『朱』『毛』怎麼著呢？井岡山上又怎麼著呢？」兩人做伴上濟南的時候，江濤給他念叨了全國革命形勢，直到現在他還記著。
江濤說：「提起紅軍，可成了大氣候。去年，『朱』『毛』率領工農紅軍打到江西，占領瑞金，建立了中央蘇維埃革命根據地。在江西、福建一帶打游擊。眼看這一團烈火就要燒起來！」
朱老忠響著舌尖兒說：「嘖，嘖，好！這個高興的話兒，自從運濤蹲了獄，我的日子也過苦啦，好久沒聽到啦。悶呀，悶死人呀！這團火，燒吧，燒得越大越好，什麼時候燒到咱的腳下？」
大貴悶聲悶氣說：「那可不行，隔著長江黃河呢！」
朱老忠說：「長江黃河隔不住這個，這是人心裡的事兒。」
江濤說：「大伯說得可真對。我大哥就不回去了？」
朱老忠說：「自打運濤坐了獄，我心裡也害怕了，去了個信叫他家來。成天價在槍子群里鑽來鑽去，槍子兒是沒眼的。」他雖然上了幾歲年紀，身子骨兒還挺結實，紅崗臉兒，三綹小鬍子，黑裡帶黃。小圓眼睛，目光炯炯。說起話來，語音很響亮，帶著銅音。
江濤轉了個話題，說：「大伯，你的豬餵得可肥啊！」
朱老忠說：「肥什麼，人還沒得吃，哪來的糧食餵豬？什麼肥呀瘦呀，大節下，人家吃肉咱也吃肉，這就好。要是人家吃肉，孩子們瞪著兩隻大傻眼，叼著手指頭看著，這就是缺欠。」
江濤說：「說今年殺豬要拿稅呀，不許私自安殺豬鍋。」
朱老忠愣住一刻，才說：「是嗎？是打上頭下來的？從南到北，從北京到關東，沒見過殺過年豬也拿稅的。」
江濤朝朱老忠湊了兩步，伸出脖兒悄聲啞氣地說：「就是馮老蘭包了咱縣的割頭稅。殺一隻豬要一塊七毛錢，一副豬鬃豬毛，還要豬尾巴、大腸頭。」
朱老忠把臉一鎮，著眼睛呆了老半天。牙上吸著氣，慢悠悠抬起頭來說：「是……他……」
江濤跳起腳兒說：「是，沒錯兒。」
大貴把大巴掌一拍，說：「倒霉透了，今年連過年豬也殺不上。」
朱老忠在關東學會殺豬，自備一套鉤子、挺杖，殺豬的家具。鄉親當塊兒，紅白喜事，殺豬宰羊不求人。他把這家具帶回來，把這份手藝傳給大貴。大貴今年才說要殺豬，又碰上禁安殺豬鍋，甭提心裡有多彆扭。朱老忠嘆了一口氣，說：「又是他狗日的……」一說起馮老蘭，他心裡實在膩歪。
江濤說：「不管三七二十一，回去跟我爹說說，咱硬安殺豬鍋，不圖錢，不圖肉，就是爭這一口氣！」
朱老忠兩個拳頭一碰，說：「大侄子說得是。既是這麼說，走，找你明大伯商量商量去。」
朱老忠邁開腳步頭裡走，江濤和大貴在後頭跟著。走到村北大黑柏樹墳里，墳前有三間磚頭小屋，屋前有幾棵大楊樹。北風吹得樹枝嗤嗤地響。一進小門，朱老明正闔著眼捻經子，準備打葦箔。朱老忠坐在門檻上，把反割頭稅的話說了說。朱老明變成個長臉孔，瘦得多了。多少年來，奔走勞累，身上只剩下一把骨頭。他低下頭去，眯瞪著失明的眼睛，說：「思摸思摸吧！干是要干，看看怎麼幹法？」自從打輸了那三場官司，他覺得凡事應該忍耐，應該謹慎。一時冒失，會使人們失去土地家屋。這不只是失算，而且是一生的苦惱。
朱老忠說：「依我說，咱們就是干。馮老蘭，他淨想騎著窮人脖子拉屎不行！」
朱大貴一隻腳登在炕沿上，揎起袖子掄著小菸袋兒，說：「左不過叫他們把咱拾掇成這個樣子。江濤兄弟，你頭裡走，傻哥哥我後頭跟著。」
朱老忠眨巴眨巴眼睛，說：「一個耳朵的罐子，掄把！可得人多點。那場官司，聯合了二十八家，還輸塌了台呢！」
江濤說：「打官司也打不贏……」看忠大伯和大貴響應了反割頭稅的號召，他一時高興，頭上沁出汗珠來。一股勁兒說下去，幾乎忘了出氣兒。「咱這麼著吧，一傳兩，兩傳三，把養豬戶和窮人們都串連起來。村連村，鎮連鎮，人多勢力大，一齊擁上去，砸他個措手不及。拿稅？拿個蛋！」
朱老明一聽，這倒有理。他抬著下巴，眨著無光的眼睛，深思著。
朱大貴問：「那能辦得到嗎？」
江濤叉開腿，橫著腰，掄起兩個拳頭，興沖沖地說：「一個人擋不住老虎，五個人能打死老虎。十個人遮不住太陽，人多能遮黑了天。一轟而起，一轟而散，他逮不住領頭人兒，看他有啥法子？」
朱老忠看見江濤這個架勢，不由得肚子裡笑起來。漲紅了臉說：「哈哈，好嘛！大侄子這法兒真新鮮，打官司還得花錢呢，這用不著花錢。砸了就散，他找不到正頭香主。還是念書念醒了的人們，畫個道兒也高明。俺這瞎老粗兒，幹了點子笨事。要是有你，那三場官司也不會輸給馮老蘭吧！」
朱老明聽到這裡，臉上可帶出笑模樣，說：「馮老蘭那小子毒啊！立在十字街上一跺腳，四街亂顫。誰敢嗞個聲？唉呀呀，過去就是迷糊，花了點子冤枉錢！來吧，咱聽江濤的。看看怎麼樣？」
江濤一聽，笑了說：「怎麼樣？管保越斗越勝利！」
朱老明有滿肚子的辛酸，有多少年吐不完的苦水。他自從官司失敗，半年不出門，有理無處訴，氣蒙了眼，成了雙眼瞎。把老伴氣死，兄弟下了西口，閨女們住不起家，剩下孤零零一條單身漢。土地又沒了，無法口，只靠打葦箔、賣燒餅過生活。從黑天到白日，瞘著眼睛，摸摸索索，站在箔杆前邊。不管冬天夏天，在那深更長夜裡，背著那隻油渾渾的柜子，走在十字大街上，尖聲叫喚：「賣大果子……不……啊……」悠長的叫賣聲，通過平原上的夜暗，傳到七八里地以外。過路人，一聽到這悠揚的聲音，就留戀不舍，立地打坐，抽袋煙再走。不知不覺，引起肚子裡咕嚕亂叫，流出口水來，非趕上去買他的燒餅果子充飢不可。年代多了，倒成了夜黑天裡指路的標誌。
有人問他：「冰天雪地，還做那買賣幹嗎？能賺多少錢？」
他抬起頭兒，睜開無光的眼睛，想看看天，也看不到。在黑洞洞的長夜裡，不一定想做多少生意，他受不住長夜的幽悶，一夜夜睡不著覺，做著夢還嘟囔：「咳！好長的夜晚呀！」
在這艱難的歲月里，鎖井鎮上的烈火熬煎著災難的生命。自從打輸了官司，他就住在這三間小屋裡。西頭一間，盛著從白洋淀運來的蘆葦白麻。東頭一間，是他睡覺的土炕，門外是幾百年來的老墳。每年夏天，墳地里長出半人深的蒿草，有各樣的蟲子在草里鳴叫。
晚上，他睡在土炕上。聽夜風吹著大楊樹葉子，嘩嘩地響。黎明，他趴在被窩頭上，聽樹枝上鳥雀嘁嘁喳喳亂叫。冬天，聽北風的唿哨。他想，要是門前沒有這幾棵大楊樹，說不定有多麼孤寂呢。
江濤看這個失明的老人，心裡實在同情他。他過了鬥爭的一生，可是他沒有共產黨的領導，沒有組織群眾、發動群眾，失敗了。窮到沒有插針的地方。
當朱老明聽得說又要反對馮老蘭，也想到，為了反對馮老蘭，使他跌進一輩子翻不過身的萬丈深淵。身上立刻打著寒噤，抖顫起來。當他又聽到，這個鬥爭，不用朱老鞏光著膀子拚命的辦法，也不用對簿公堂，不用花錢，只要組織、發動群眾就行。他就咬緊牙根，恨恨地說：「干！割了脖子上了吊也得干！老了老了，走走這條道兒！」
江濤看明大伯轉變了懷疑的情緒，又做了一些解釋，說了一會子話兒，叫了朱大貴，兩個人走出來。朱老明聽他們腳步走遠，問朱老忠：「大兄弟，你走南闖北的，看江濤說得怎麼樣？」
朱老忠說：「依我看，江濤是個老實人。再說這共產黨，是有根有蔓的……」
朱老明不等說完，就問：「根在什麼地方？」
朱老忠說：「在南方，在井岡山上。」
朱老明吧嗒吧嗒嘴唇說：「要從井岡山上把根蔓伸到咱這腳下，可就是不近呀！」
朱老忠說：「別看枝蔓伸得遠，像山藥北瓜一樣，蔓兒雖長，它要就地紮根。比方說，運濤參加了共產黨，江濤又參加了共產黨，說不定還有多少人要加入。」
朱老明說：「按人說，都是正支正派，可也要問問，問問咱心裡有底兒。」
朱老忠說：「不用問，問他也不說。從濟南回來，我旁推側引轉著彎問了半天，他只說些革命的道理，不說出他們根柢兒在什麼地方。反正他們辦的是咱窮人的事。」
兩個人靠在門扇上曬著太陽，說了一會子知心話，商量反割頭稅的事。朱老忠拍拍身上的土走出來，朱老明也拄上拐杖送出來。兩人一路走著，朱老明說：「我看大貴這次回來不錯，人聰明了，也能說會道了。我聽他娘說，想給他粘補上個人兒。」
朱老忠說：「年歲兒可是到了時候，你看誰行嘍？」
朱老明說：「我看春蘭就行。」
朱老忠聽說到春蘭，抬起頭什麼也不說。他想起運濤來，那孩子還在監獄裡。又想起鐵窗里那張蒼白的臉，掯著淚花的大眼睛。嘆了口氣說：「咳！為著運濤，我捨不得把春蘭給大貴。」
說到這裡，再不說什麼。兩人同時感到心酸，幾乎掉下淚來。他們為運濤難受，也為春蘭難受。朱老明閉上嘴，眨著眼睛沉默了半天，從眼洞裡滾出兩顆大淚珠子。說：「咳！運濤一輩子住在監獄裡，春蘭還能活下去嗎？運濤回不來，春蘭怎麼辦哩？真是難死老人們了！我看別耽誤了春蘭，把這事兒給大貴辦了吧！」
朱老忠聽著，覺得也有理。這樣下去，春蘭可怎麼活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