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識小錄 · 附錄
原版序一
端木蕻良
《稗雅》、《釋小》這一類書，在中國出現得很早，它既不同於一般的「類書」，又不同於一般的「工具書」。這些作者寫的，多是由於親身體會得來的，因此，都有獨到的特點。
大概由於孔子曾對他的兒子說過：「你幹麼不讀讀詩，可以多知道一些草木鳥獸魚蟲的名兒！」所以，直到今天，我們還可以看到陸璣著的《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後來，又有解釋得更加詳細些的《廣要》。不難看出，孔老夫子大概是說過這種話的。
楚辭，也是詩。因此，有關楚辭，草木魚蟲這方面的疏證，同樣也是接連著出現。我們現在閱讀《詩經》、《楚辭》，對其他方面暫且不說，單就草木一種，就不大知道它指的是今天哪些植物了。但在屈原時代，這些植物多是平日容易見到的東西。正像《紅樓夢》中「大觀園試才題對額」時寶玉說的那樣：「想來《離騷》、《文選》等書上所有的那些異草，也有叫作什麼藿 姜蕁的，也有叫作什麼丹椒、蘪蕪、風連，如今，年深歲改，人不能識。故皆像形奪名，漸漸地喚差了，也是有的。」脂硯在這句話下批道：「自實注一筆，妙！」可見「實注」兩字，也就點出是曹雪芹的行文中自釋自注了。
時間不停地流去，二百年後的《紅樓夢》，在我們面前，有許多事物，也可以說「年深歲改，人不能識」了。繼續加以「實注」，是十分必要的。
當然，我國的疏證譜錄這門學問，與時俱增，範圍越來越廣。分類成集的，篇什浩繁姑且不去說它了。但在學術界，就個人經驗所及，或親聞親見，寫出一些釋文箋注的，就這個傳統來說，一直沒有間斷過。
近年《紅樓夢辭典》，以及《紅樓夢注釋》，也都有人努力在做。這對《紅樓夢》閱讀和傳播，是會起到很重要作用的。但是，由於這種辭典和注釋，限於體例，不可能對某事某條作更多的解釋。那麼，《紅樓識小錄》，剛好可以作為這方面的一些補充。
就拿「當票」這種東西為例來說罷，湘雲不認識它，寶釵不但認識，而且懂行。這在當時，既反映出來兩個人的家庭不一樣，又反映出來兩人接觸事物方面也不一樣。在二百年以後的今天，一些讀者，不要說寶釵那樣年紀的，就是三四十歲以下的，便幾乎沒有人認得當票是何物了。至於當號、查號、下號、死號……這些名堂，就更無從知道了。查書是查不到的，問人也很難問得著。
又比如，毛皮的分類分等，以及大毛、二毛、小毛等說法，也因時遷事異，很多人弄不清了。關東的「三宗寶」，本是家喻戶曉的，單拿貂皮一項來說吧，除了鄧雲鄉同志列舉的之外，還有貂爪仁、貂翎眼等等的區別，現在幾乎都沒有什麼人能明白了。
一個時候有一個時候的風尚。再以服色為例。比如「福色」，是因為福康安當年喜歡穿這種顏色衣服，於是貴族世家爭相模仿，使它流行一時。福康安逝世後，這種風尚自然也就隨著逐漸衰落了。又比如， 皮、豹皮因為海禁大開，它被西洋貴婦看中，價錢也就越抬越高。而在中國貂翎眼的皮褂子，早已不聞不見，也可以說接近絕跡了。
所以《識小錄》這一類著作，不但使人能在疏證說明中，得到具體的知識，並且，還看出很多與它相聯繫著的社會因素來。是值得提倡的。
在這裡，還須提到的，是鄧雲鄉同志曾寫過《清代三百年物價述略》一文，可見他已經注意到清代的流通手段問題。這在《紅樓識小錄》中也有所反映。這都為我們進一步研究清代的生活提供了一些可資運用的資料。
中國的飛票單據開始雖早，但是，在清代還是以金、銀、銅錢等作為日常流通手段。由於金、銀的純度不同，又有官鑄、私鑄的區分，再加上年代、地區的區分以及度量衡的不統一，金、銀的比價就越來越不一致。錢號兌換業也就應運而生。這些兌換業也就是小型金融交易所和後代銀行的雛形，利用金銀的成色的差別，來劃分兌換率的差別，從中謀利……這種金融業，表面上是使交換率得到平衡，實質上是有意把差別日益擴大，成色愈是千差萬別，愈便於行莊謀利。
《紅樓夢》對當時高利貸資本，寫得比較多，對當時的重利盤剝揭露得比較透徹。在清代有的貴族，也由管家出面，開設典當，或者發放貸款。更多的，是不必開立賬房鋪面，就由經紀人、牽手、「跑合的」來作成，像王熙鳳就是以「體己錢」來放債的。另外，她又要把「宮中錢」（府庫中的錢），轉化為「體己錢」，也叫小份子錢，所以，她就趁在庵堂時，把事情辦妥。牽手就是老尼，在封建社會出現的三姑六婆，她們在經濟方面，多半是在放高利貸撮合過程中，取得佣金或物質回報的。而她們過手作成的幾乎都是宅門子裡的私房錢。
又如「拜影」條，這在曹雪芹時代，是很流行的，這和「燒包袱」（燒冥錢）一樣，都是當時流行的歲時風俗。與曹雪芹同時的敦誠，在《四松堂集》卷四里，就有這樣的記載：
曾妣臥疾幃榻者三年，母日侍湯藥未嘗暫離，及屬纊日，顧先祖曰：「婦善事我十年，無怠容，汝好遇之。」公泣受命，故終身對之如賓。每歲暮祠祭，懸曾妣影像，母對之未嘗不欷歔流涕，禮數如生時，至老不衰。
這和《紅樓夢》正好互為補充。
這種例證還很多，希望鄧雲鄉同志等諸紅學家和紅學愛好者，能夠繼續寫下去，對一般讀者或者研究者，除了加深欣賞和研討的興趣以外，還可以提供一些新的探討的線索。
一九八二年二月於北京
原版序二
周汝昌
我與雲鄉同志相識不算早，識荊之後，才發現他有多方面的才藝，並皆造詣高深。一九八〇年春末，行將遠遊，出席國際紅學研討會議之時，蒙他特賦新詞，為壯行色，這也許是我們一起談「紅」的開始。這是一首《水龍吟》，其詞云：
世間艷說紅樓，於今又入瀛寰志。衣冠異國，新朋舊雨，一堂多士。脂硯平章，楝亭器度，白頭談藝。念秋雲黃葉，孤村流水，繁華記，蓬窗底。
欲識情為何物，問茫茫，古今誰會？畫薔釵斷，掃花歌冷，並成旖旎。豈獨長沙，還憐屈子，離憂而已。愛西崑格調，鄭箋共析，掬天涯淚。
不但才華文采，即其書法，也很見工夫，一幅入手，不禁使我擊節而賞。
從那以後，他每詣京華，必來見訪，相與談「紅」。而在我的數不清的各種「類型」的談「紅」朋友之中，他是別具風格，獨樹一幟的一位。
現在雲鄉同志的《紅樓識小錄》即將付梓，前來索序。我雖末學無文，卻不避 痴之誚，欣然為之走筆。翰墨因緣，大約就是這個意趣吧。
紅學是一門極難的學問：難度之大，在於難點之多；而眾多難點的解決，端賴「雜學」。這是因為《紅樓夢》的主人公寶玉，原本就是一位「雜學旁收」的特殊人物。雜學的本義是「四書八股」以外的學問；所謂「正經」、「不正經」，也就是差不多的語意，——那是很輕蔑的語氣呢！說也奇怪，至今還有以正統科班出身自居的人，看不起雜學，這些大學問者不願承認它是學問。正因為「正經」是大學問者之所事所為，剩下來的雜學，當然只是小焉者了——《紅樓識小錄》之命名，取義其在於斯乎？這只是我的揣測，雲鄉同志的本意卻不一定是這樣。但是他的「不賢識小」的謙語，也確曾是令我忍俊不禁的。
雜學其實很難，也很可寶貴，我是不敢存有一絲一毫小看它的意思在的。雜學又不僅僅指「博覽群（雜）書」，它不只是「本本」上、「書面」上的事。更重要的是得見聞多、閱歷多——今天叫作「生活」者多。《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批者脂硯，乃至書中人物鳳哥兒，都是明白講究「經過見過」的。《紅樓夢》理無別解地原就是一部「經過見過」的書。這麼一來，一般讀者，特別是今天年輕一代的人，要讀《紅樓夢》，想理解二百幾十年前的那一切人、事、物、相……其時時陷於茫然莫知所云之苦，就是可想而知的事了。莫知所云的結果，必然是莫解其味。——但是曹雪芹最關注的卻是「誰解其中味」。這問題就不「小」了呀。
我一直盼望，有仁人志士，不避「繁瑣」之名，不辭「不賢」之號，肯出來為一般讀者講講這部小說裡面的那些事物。據說西方有一種別致的博物館，專門貯藏百樣千般的古代生活細瑣用品。我國的博物館，大抵只收「重器」，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物件，有的儘管極為有趣，卻不見保存，大都將歷史物品毀掉，令無孑遺，以便後代子孫去做千難萬難（也會千差萬錯）的「考證」工夫。由此想來，如雲鄉同志肯來講講這些內容，實在是功德無量的事，其「小」乎哉！
作為一個《紅樓夢》的讀者，我對書中許多事物是根本不懂或似懂非懂的，——懂錯了而自以為懂了，比根本不懂還可怕。雲鄉同志的這種書，我是歡迎的，而且還覺得內容不妨多涉及一些，多告訴我們一些歷史知識。這其實也不能不是紅學之所在必究的重要部分。我舉一個例：南方人沒見過北方的二人抬的小轎，見書中寫及寶玉坐轎，便斷言雪芹寫的都是南方的習俗。又認為手爐、腳爐也只南方才有，等等。而我這個北方人卻都見過的、用過的。最近看與《紅樓夢》同時而作的《歧路燈》，其寫乾隆時開封人就坐二人小轎，乃益信雪芹所寫原是北京的風俗——至少是以北京為主，其真正寫南方的，委實是有限得很。像這樣的問題，就必須向雲鄉同志來請教一下，才敢對自己的見解放心，——我讀他的書，就是抱著這種恭恭敬敬、小學生求知的心情的，豈敢向人家冒充內行里手哉。
再過一些年，連雲鄉同志這樣富有歷史雜學的人也無有了，我們的青年讀者們，將不會批判它因「小」失小，而會深深感謝這種「小」書的作者為他們所做的工作。難道不是這樣的嗎？
壬戌三月初一日
原版序三
馮其庸
雲鄉同志的《紅樓識小錄》已經脫稿了，要我寫幾句話，作為「序言」。我識雲鄉同志已經多年，每與他相對，其誠樸有如鄉人，而言談皆務實際，博學多識，縱貫旁通，所以我每次與他晤談，都不覺日西，可見我們共同的癖好。
我幼年讀《紅樓夢》，開始毫無興趣，簡直不可終卷，是什麼原因呢？一是書中描寫的生活、情節、感情、思想，我無法理解；二是書中涉及的典章制度、名物衣著，種種名稱實在太繁複了，我簡直是摸不著頭腦，所以讀起來不免有點昏昏然，可見我當時欣賞能力之低。那時我最欣賞的是《水滸傳》和《三國演義》，水滸英雄那種豪氣干雲，裂石驚天的氣概，常常令我神往。讀《三國演義》，臥龍的深謀遠慮，雅量高致；劉備的知人善任，信託不疑；關、張的豪氣千秋；趙雲的死生可寄，都讓我感到古人往矣，令人低徊。但是一拿到《紅樓夢》，就多次讓我廢卷不可卒讀，實際上那時我的知識太貧乏，閱歷太淺薄，對於這樣蘊藏著深刻思想和廣闊內容的巨著，我一時怎麼能讀懂它呢？後來，我漸漸感到《紅樓夢》這部書，需要疏解，需要對它所涉及的典章制度、名物衣著，以及各類典故語詞，進行解釋。最好是能編成一部書，類似大辭典一樣，凡與紅學有關的詞目，一併收入，進行疏注，人手一卷，讀《紅樓夢》就可以減去許多障礙。這樣的設想多年來只是我的願望而已。現在讀了雲鄉同志的《紅樓識小錄》，我感到我的上述願望已經部分實現了。
我得幸先讀了《識小錄》，深深感到雲鄉同志所寫的每一事、每一物，都是切切實實的學問，而不是空論。例如關於「怡紅夜宴圖」，幾十年來說法不一，但云鄉同志卻別具隻眼，自出新意，指出了翠墨並未參加夜宴，擲骰子數點數時，自己包括在內。這足見雲鄉同志讀書深細，辨事明晰。又如他在疏釋「蝦須鐲」時，不僅對「蝦須鐲」的形狀、製法、價值說得頭頭是道，清清楚楚，而且連乾隆時流行金鐲的情況，也作了詳細的說明。再如在說到《紅樓夢》里描寫的轎子時，列舉了當時轎子的許多種類和等級，令人有如置身於榮、寧二府之中。至於談到金飾、金價、黃金器皿，以及芍藥、薔薇、花木果蔬之類，亦皆言之鑿鑿，娓娓動聽。所以讀了《識小錄》再去讀《紅樓夢》，就會感到《紅樓夢》真正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書，它滿身是學問，往往在隻言片語里，就包涵著當時的許多社會現實和風習，一經解釋，就會感到它的濃烈的歷史感和強烈的生活氣息。這對於我們全面的研究《紅樓夢》是大有好處的。雲鄉同志做了一件有補於《紅樓夢》研究的非常切實的好事，我們希望他能繼續寫下去。
當然，我不是說「紅學」研究，可以不要理論，如果這樣理解我的意思，那就完全搞錯了。理論研究，無疑是極端重要的。因為只有理論上的高度概括和深入闡述，才能使我們對這部書的理解達到全面而深入，才能真正明了它之所以產生的時代社會條件和它的豐富內容和思想意義，才能弄清楚它與傳統文化的關係和它的創新的實質。總之，對這樣一部偉大的著作，不用馬列主義對它作認真的、深入的、全面的研究，不把這方面的研究作為「紅學」研究的主要方面，那末，「紅學」研究就會失去它的重點。
但是，我們強調理論研究的重要性，並不排斥「紅學」研究中的考證、注釋和許多專門性的專題研究。恰恰相反，我認為這兩方面都不能偏廢，而後者恰好是前者的基礎，離開了這些具體的研究，離開了對《紅樓夢》本身的切實的理解，那末理論研究就會流於空泛；反之，「紅學」研究如果只停留在某些考證、疏解方面，那末「紅學」研究就會流於瑣屑而無法提高，無法達到理論上的綜合。由此可見這兩者都是不可偏廢的，而且是相互可以補充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因而我們不應該把這兩者的研究對立起來。
還有一點，這兩者的研究，無論是哪一方面，各自都會有錯誤和正確兩種情況出現，決不會是哪一方面的研究就一定正確，哪一方面的研究就一定錯誤。具體來說，我們重視、提倡「紅學」研究中的理論研究，但決不能認為只要是「理論」研究，這個研究就一定是可取的、正確的、無可評議的了；相反，只要不是理論研究，一涉及到考證、疏解之類的問題，就一定不可取，就一定是錯誤的了。我認為理論研究中，也要區分正確的理論和錯誤的理論，形上學和辯證法都是理論，但卻不能說都好；唯心論和唯物論也都是理論，同樣也不能說都好。反之，在考證、疏解之類的研究中，同樣也存在著正確和錯誤，不能認為凡此就一概錯誤，一概不要。在「紅學」研究中，不應該簡單地形上學地來判斷哪一種研究是正確或不正確。離開了研究的成果，離開了研究的內容和結論是很難判斷這種研究的正確與否的，何況有一些研究的結果究竟是對是錯，還需要經過長時期的歷史考驗，才能論定其是非功過，所以匆忙地對一種研究（包括理論研究）作出結論，往往不一定正確。五十年代對於馬寅初的人口論的否定，就是值得吸取的教訓。所以學術研究中真正貫徹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在「紅學」研究中也不例外。只有認真貫徹「雙百方針」，學術才能繁榮發展，否則就會走向某一片面或極端，就不利於學術研究的發展。而且在「雙百方針」中，「齊放」和「爭鳴」應該是並重的，只有「齊放」沒有「爭鳴」，那也是片面的，「爭鳴」可以使「齊放」中的各種問題得到深化，得到全面的認識，對一些不正確的東西可以得到糾正，而且「爭鳴」本身也就是「齊放」的一種形式，所以在「紅學」研究的領域裡，必須正確地認真地貫徹「雙百方針」。那種不適當的干涉，劃定某些範圍，認為某些問題不能研究之類的看法和議論，並不有利於「紅學」的發展。對於一個研究者來說，當然首先要認真用馬列主義的理論作為指導。馬列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是一種完美的科學的理論，是沒有偏頗的理論。但是，關鍵是在真正正確地理解它和運用它，並不是一用上幾句馬列主義的詞句，自己研究的結論就一定是符合馬列主義的了；在這個問題的研究上作出了比較符合馬列主義的比較科學的結論，並不能保證你在一切問題的研究和所得出的結論上都能如此。馬列主義是一門嚴肅的謹嚴縝密的學問，沒有半點僥倖的餘地。然而，當你在研究中確實是掌握了大量的材料，確實是努力實事求是地認真地用馬列主義的理論作了深入的縝密的研究以後得出了你的結論，那麼也不必害怕這樣那樣的指責和譏評。要堅信在科學的領域裡沒有特權，任何權威都必須經過歷史的檢驗。長期的歷史實踐，會對各種各樣的理論和結論作出公正的評價。那些「指責」和「譏評」，它也躲不過歷史檢驗這一關。我們應該有勇氣面對理論的論爭，我們更應該有勇氣面對歷史的檢驗，使我們的研究成果更具有科學性。
最近在《水滸》的研究中，江蘇大豐、興化的同志作出了貢獻，發掘出了有關施耐庵的家譜、地券、墓誌等歷史文獻，這是極為可喜的大事，隨之而來的，當然就會對這些發掘出來的東西進行研究。前些時候學術界有些同志對家譜的研究提出了種種責難，認為對作家的老祖宗，尤其是據說十七八代的老祖宗沒有必要研究。我不知道這樣的規定出於何種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但是活生生的實際是不久之前詩人白居易的家譜被發現並出版和研究了，詞人辛棄疾的家譜也被發現了，現在又發現了關於施耐庵的家譜，當然毫無疑問的是不應該把它們拋棄而應該認真的研究。本來「譜牒學」是史學的一個重要部分，是什麼時候冷落下來的我不大清楚。但記得「十年浩劫」時期和稍前，是批判過一陣子農村中的「續家譜」之類的封建迷信活動的。封建迷信活動當然應該反對，但學術領域裡對古代作家的家譜的研究，當然不屬於封建迷信活動，當然是正當的史學研究。至於說十七八代的祖宗不應當研究之類的規定，我看也只是某些人的個人見解，不必作為定論的。
歸根結蒂，在學術研究上，必須要有堅定不移的信心。這信心首先是對馬列主義的信心，其次是對自己刻苦研究的成果的信心。一項學術研究，往往需要多年的苦心鑽研，需要掌握大量的史料，需要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進行分析和綜合，需要自己在公布自己的結論之前多方面進行檢驗。凡是下了這樣的功夫的研究，凡是確實是遵循了馬列主義的理論和方法研究得出的結論，就應該具有自己的理論的信心，不必因為有些不同的意見而感到惶然。當然對自己研究成果的堅定性和自信心，決不能因此而自以為是，聽不進不同意見，這前後兩種思想是截然不同的，不能混淆，這是不用多說的。
我有感於當前「紅學」界的某些現狀，因而提出這些問題來，其中最主要的是堅持馬列主義的理論指導和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也就是要堅持實學而不尚空談。馬列主義本身就要求詳細地占有材料，根據事實說話，而決不提倡無補實際的「放空炮」。因為這種「放空炮」，除了表明它徒具虛聲而外，什麼實際問題也解決不了，而理論之所以可貴，是因為它能解決實際問題。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這是陳子昂的一首詩。陳子昂處在中國詩歌發展的重要階段——初唐時代。現在我們正是處在「紅學」發展的重要階段，也可以說是用馬列主義研究「紅學」的開始階段（這個階段是從一九五四年開始的）。不過，現在我們的處境，卻不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相反倒是「前可見古人，後可見來者」。過去的「紅學」研究家給我們留下了寶貴而豐富的著述，足可供我們研討；新一代的「紅學」研究者不斷發表新著，大大開拓了「紅學」研究的園地，「紅學」研究的隊伍空前擴大，這是我們今天的現實。所以，如果真正能做到用馬列主義的理論作指導和充分地掌握作品本身，掌握與作品和作家有關的一切歷史資料，把這兩者緊密地結合起來，那末，我們的「紅學」研究必將會有更新的發展。
雲鄉同志篤實的治學態度和誠樸的文風，使我受到很大的啟示，上面這些話，都是讀了雲鄉同志的《識小錄》後有感而發的，也許說的不對，希望雲鄉同志和讀者們有以教正。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夜於京華瓜飯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