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識小錄 · 螃蟹賬
大觀園中吃了一頓螃蟹，招來了劉姥姥的一番感慨，而且還替榮國府算了一筆賬，所謂「富人一餐飯，窮漢半年糧」。似此重要關目，曹公卻以閒淡筆墨寫之，使讀者真有筆力千鈞之感。先看原文，再加解說。事見第三十九回：
周瑞家的道：「早起我就看見那螃蟹了，一斤只好稱兩個三個，這麼兩三大簍，想是有七八十斤呢。」……劉姥姥道：「這樣的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錢，五五二兩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銀子，夠我們莊稼人過一年了！」
這段文字，如果一般看看，只曉得在當時貧富相差懸殊，親貴家中一餐之費，是窮人家一年的澆裹，這太不公平了。如果進一步問問，不少問題就不見得都能理解清楚了。比如一斤稱兩個、三個的螃蟹是很大的；兩三大簍，想是七八十斤呢。這些，只要生活在產蟹區域的人，一般還都容易理解。雖說江南太湖、陽澄湖的清水、金毛大閘蟹，最大的可以達到每隻重一斤，兩邊腿伸開長一尺，號之為「斤蟹」，但這畢竟是極少的。蟹最肥的時候，一斤稱兩隻、三隻的已經是很大的了。不過這種常識，對生長在不出產蟹的區域中的讀者，讀來也是有些隔閡的了。而後面說的：「今年就值五分一斤」，這對今天讀者說來，不管是產蟹地區的人，還是不出產螃蟹地區的人，就都感到十分隔膜了。有點歷史經濟常識的人，頂多知道這「五分」是指斤量，是說五分銀子一斤，如果連這點常識也沒有的人，那也許認為是五分錢一斤，是很便宜的呢！這豈不是要鬧笑話嗎？至於進一步再問一聲：五分銀子買一斤螃蟹貴不貴？用五分銀子還能買些什麼？五分銀子究竟值多少？再搭上酒菜，又要加多少銀子？二十多兩銀子，為什麼說夠我們莊稼人過一年了？這一系列的問題，如果仔細想想，也是很有趣味的。時代不同，與現在相隔已有二百幾十年，劉姥姥這筆賬究竟如何算法呢？在此小文中，我想幫她算算。
為了算清這筆賬，還要先再報《紅樓夢》一筆賬。第六十一回寫大觀園廚房中的糾紛時，柳家的道：
就是這一樣兒尊貴，不知怎的，今年雞蛋短的很，十個錢一個還找不出來。昨日上頭給親戚家送粥米去，四五個買辦出去，好容易才湊了二千個來，我那裡找去？你說給他，改日吃罷。
又道：
連前日三姑娘和寶姑娘偶然商量了要吃個油鹽炒豆芽菜兒來，現打發個姐兒拿著五百錢給我，我倒笑起來了，說：「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彌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錢的，這二三十個錢的事，還備得起。」趕著我送回錢去……
把這兩條與劉姥姥的賬對照看，可以知道：當時一斤最大的螃蟹，價值五分銀子；一個雞蛋，價值十個錢上下；炒著吃一盤豆芽菜，就算一斤吧，連油鹽作料，約二三十個錢。這三者哪個貴，哪個賤，如何比例呢？一斤螃蟹的銀子又能買幾個雞蛋呢？
要算清這筆賬，先要把銀子和錢之間的兌換率說明白。銀子、銅錢，這二者的比例是互有漲落的。雖說二者都是金屬，作為貨幣，都是「硬幣」，但二者的比例，也不是一直不變。有時銀貴，有時錢貴，不過因為都是金屬，在清代前期，經濟穩定時期，上下漲落並不大。清初陳鴻《熙朝莆靖小紀》記康熙三十年福建泉州錢價云：
兼用官板康熙錢，每八文當一分扣。
「扣」的意思是兌，即八文兌銀一分，即每兩白銀兌康熙錢（大銅錢）八百文。
錢泳《履園叢話》記云：
乾隆初年，每白銀一兩換大錢七百文，後漸增至七二、七四、七六至八十、八十四文（按，由上文讀下來，此「八十四文」即八百四十文）。余少時每白銀一兩，亦不過換到大錢八九百文。嘉慶元年，銀價頓貴，每兩可換錢一千三四百文，後又漸減。
清代的銅錢，叫「制錢」，是正式「國家貨幣」，由國家鑄造。白銀只能說是「商用貨幣」，並非國家專門澆鑄的。因而白銀與銅錢的兌換率，國家沒有明文規定，是在市場上自由浮動的。《紅樓夢》的時代是在乾隆初葉，北京銀與錢的兌換率，應以一兩白銀兌八百文左右制錢為標準。當時市上的錢是「順治通寶」、「康熙通寶」、「雍正通寶」、「乾隆通寶」四種，清代後期的各種劣錢（包括鐵錢、小錢、當十等等）尚未出現，都是很好的大黃銅錢。按照這個比例，即劉姥姥所說的一斤大螃蟹的價錢：五分白銀，即等於四十文大銅錢。柳家的所說的十文一個雞蛋，看來是有些誇張，是形容其特別貴，拒絕司棋小丫頭蓮花兒的藉口。實際價格，應該大大地打個七折八扣才對。乾隆後期周春《閱紅樓夢隨筆》於此處有評云：
柳家的雞蛋開銷十個錢一個，即此一端，宜十年而花百萬也。
此評大可注意，要知當時由皇帝以下，直到各級衙門，各種官僚家庭，所有管事人員及傭人等購買物品，均有層層剋扣，報銷、開銷的價錢，與實際價錢是相差懸殊的。宮廷中的事是最大的貪污，據傳過年時一根黃瓜要報銷五十兩銀子。沈德符《野獲編》記云：
穆宗（朱載垕）仁儉性成，嘗思食果餅，詢之近侍，俄頃，尚膳監及甜食房各開買辦松、榛、粻餳等物，其值數千金以進，上笑曰：「此餅只需銀五錢，便可於東長安大街勾欄胡同買一大盒矣，何用多金？」
這是宮廷的報銷實例，大觀園中可能比這要少些，但花賬報銷，自然也是十分驚人的。康熙時柴桑《燕京雜記》記當時傭人及廚房情況云：
為僕役者莫多於京師，其賤莫過於京師，其惡莫甚於京師，奸詭變幻，寡廉鮮恥，未可窮述，至典司出納者，禍尤不可言。予十買五，更稱良厚，而達官貴人，恥與市人交易，亦不暇廣采市價，任其魚肉而已。
又說：
司烹飪者，謂之「廚子」，每日二膳，定以菜品，限錢若干，名曰「例菜錢」，買至賤之物，僅足其數而已。即雜以惡草具，主人不傳而問也。至開筵宴客之日，不須常饌，亦必索例菜錢，以為應得云爾。
柴桑說：「予十買五，更稱良厚。」那照周春的話看來，柳家的連良厚也夠不上了。那麼雞蛋的價錢，打個對摺還不上，自在五文以下了。周春是乾隆五十多年寫的這篇隨筆，他自是了解當時物價的。所以當時雞蛋的價格，最貴不會超過三文一枚，與螃蟹比，則是十五枚雞蛋相當於一斤螃蟹了。這樣比例是合理的。劉姥姥口中的螃蟹價是實際價格。柳家的雞蛋則是「開銷價」，是假的。再則是過去人們在口頭算賬時，習慣用五和五以下來進位，這是算盤算法，取其便捷。所以劉姥姥不說「五八四十」，而說「五五二十五，三五一十五」，即兩筆相加，八十斤螃蟹，共四兩銀子。劉姥姥說：「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兩銀子。」那麼除去四兩螃蟹銀子，那十六兩如何開銷呢？還要介紹一下當時酒席的價格。康熙四十六年（一七〇七）查慎行《南齋日記》四月十二日記云：
早，過大兒天寧寺寓舍，約酒二席，用銀四兩……同作半日聚，時大兒奉保定知府檄，明日約回束鹿。
鄧之誠先生《骨董瑣記》中引康熙時堂邑張鳳翔疏云：
移風易俗，當自輦轂始，邇來官員，非有喜慶典禮，每酒一席，費金二兩。
乾隆時汪啟淑《水曹清暇錄》云：
內外城向有酒館戲園，酒饌價最高。初，南來者未悉，每受其累，一夕幾費十金。近奉禁止，誠善政也。
根據這三條，我們大約可以算出劉姥姥這筆酒席賬。康熙時，一般一桌便席二兩銀子，乾隆時東西上漲，北京酒館酒席，帶有高抬物價的性質，「幾費十金」，就是快要到十金，後被禁止。據此劉姥姥算十六兩銀子的酒菜賬，是非常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試看第三十八回原文：上面一桌，東邊一桌，西邊靠門一小桌，在那邊廊上擺了兩席，即兩桌，共五桌。以三兩一桌計算，約略計之，不正是十五六兩嗎？加上螃蟹四兩，自然是二十兩白光光的銀子了。劉姥姥又說：
這一頓的銀子，夠我們莊稼人過一年了！
這是誇大的說法，還是有事實根據呢？據故宮編印《李煦奏摺》最後一則，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三）十月初四日《蘇州米價並進晴雨錄折》云：
米價上號一兩一錢，次號九錢二分。
另據錢泳《履園叢話》「米價」條記云：
雍正、乾隆初，米價每升十餘文。二十年蟲荒，四府（指蘇州、松江、常州、鎮江）相同，長至三十五六文……後連歲豐稔，價漸復舊，然每升亦只十四五文為常價也。
據此可知《紅樓夢》時代的米價，即大約是一千四五百文一石米，合白銀一兩六七錢吧。這指的是上白米。如果是麥子、雜糧等，自然更便宜。因此劉姥姥說的二十兩銀子，在當時莊稼人家中，即等於二十多石糧食的代價，在北京郊區的一般莊稼人家中，五口之家，一年有二十多石糧食的收穫，省吃儉用那日子還過得去，雖不十分富裕，也可以說是小康之家了。這就是劉姥姥算完大觀園的螃蟹賬後，感慨地念了一聲「阿彌陀佛」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