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新談 · 紅樓夢之人物典型

《石頭記》書中每一人物，各有其個性，而又代表一種典型。寓一於多，乃成奇妙，乃見真實。所謂典型者，不分男女老少，不問職業地位，不別中西古今，綜合一切人而觀察之，人之性情行事，以及其所以自處、所以待人之方法，可根本區為若干類，每一類為一典型。典型猶言品質（或性格）。由實際經驗，在任何多數人之團體中（例如一學校、一銀行、一大家庭、一政府、一黨會以及一時代、一國家或全歷史中之人物），各類典型大率具備。而文學創造所得，在任何包含多數人物之一部大書（或史詩或戲劇或小說）中，此各類典型亦大率具備。惟文學書中之人物，其典型更為完美，更為真切明顯，故比實際經驗中之人物亦更易認識，更多趣味與價值耳。惟然，故善觀人物及能了解體驗人生甚深微之人，恆喜從彼書中某人（甲乙等）與我眼前某人（子丑等）相為比較，指其同，判其異，而此人（子丑等）之功過是非長短得失，亦不待辯而明矣。或有於今人有所顧忌不便評論者，則藉褒貶書中之人物以隱喻之。要在指明書中之甲與眼前之子、書中之乙與眼前之丑，為同一典型。由此互喻，則甲乙或子丑之品質性格灼然可見。此中別有會心，趣味濃深。吾意：諸多人喜讀小說，尤喜讀《石頭記》，其真實之理由與動機，實在於此。吾平日與吾之知友談心述事「言必稱《紅樓夢》」者，亦由此故（其例未便舉述 ）。 且不特人與人也，人之品質與物之品質亦有相同或相當者，故亦可按其典型，互相比擬。中國陰陽家、方士、星相卜者，以金木水火土五行，分配於人之性情行事，而決定未來之吉凶禍福。西洋古希臘以至中世紀之醫學，以水（濕）火（熱）風（干）土（寒）四大（即四原質或四元素）兩兩結合，成四種液：（一）血（二）黃膽汁（三）粘液（四）青膽汁。謂每一人身中具備此四液，但其一分量獨多；由是，人之脾性遂可別為（一）多血質（二）膽汁質（三）粘液質（四）神經質之四類。病則按其盈虛以為增減，用藥補足各液適當之分量，而得健康之中和。凡此，其初意皆同。中國古今人物風鑒之書，亦可參證。 今專論文學。世傳希臘之《伊索寓言》，以各種動植物及山石器皿等，喻各種人物之性情行事，以為勸戒。後世仿效而增衍之者。中國自莊子以下，寓言尤多。《離騷》以香草喻君子，以惡草喻小人。《詩經》尤多以物喻人，取物之品質以示人之性格，以物之變化喻人之行為。由此而後，其用愈多，其術愈巧。中國全部文學，幾全充滿人物之譬喻。凡此人物象徵，蓋皆本於「寓一於多」之理。 人之最尊貴者，為聖人。昔孟子記子貢推尊孔子之言：「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于飛鳥，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而孔子鳳兮之嘆，獲麟之傷，亦嘗以麟鳳自比矣。其次，以動物顯明英雄之典型，甚為適宜。故《三國》關雲長曰：「吾虎女焉配犬子？」而《水滸傳》人物之渾名當為九紋龍、跳澗虎、豹子頭、撲天鵬、兩頭蛇、鼓上蚤之類。但多信手拈來，隨意用之，未必皆有當也。至於《石頭記》一書，主於描寫女子，其所用之比喻，所取之名號，無一不巧妙適合。而以花草植物（如藕官、葵官、香菱、夏金桂以及賈蓉、賈薔等）為最多。亦有用珠玉雲霞及春秋等字為名字者，然立意必新而選字必雅（如迎春、探春、惜春等），茲不細論。總之，以花草植物顯示女子之品質性格，最為適宜。而舊作評贊者，亦有「黛玉如蘭，寶釵如牡丹，史湘雲如海棠」等，其所擬皆甚合。 其以古今人（歷史或小說）為比擬者，如舊評謂「黛玉似賈誼，寶釵似漢高祖，妙玉似阮籍」等，大體均合。宓意尚可推廣之，全世界歷史文學中之人物，以及中國近百年中之人物，均可取為比擬。例如（1）賈寶玉可比日本紫式部女士所撰小說《源氏物語》中之光源親王，（2）王熙鳳可比歌德《浮士德》詩劇中之魔鬼，（3）林語堂君可比賈探春，是也。 以上略說人物典型與一多象徵之理。竊以世人愛讀《石頭記》之真實理由，實在於是。而宓之所以屢事評論大觀園中人物，不憚瑣屑煩勞者，亦猶王船山之作《讀〈通鑑〉論》，亦猶林黛玉之「悲題五美吟」，亦如王荊公詩「一時謀議略施行，誰道君王薄賈生」。又「商鞅能令政必行」，又「區區庸蜀支吳魏，不是虛心豈得賢」，又「秦晉紛紛等亡國，可能王衍勝商君」。亦如張文襄公詩「調停頭白范純仁」，云云。以及其他萬千之例。皆所以抒一己之忠憤，論千古之得失，明道德之義旨，指人生之正途。其法在藉古以論今，托人以自表，借彼以喻此。吾素主為學當文哲史並治，古今中西兼通而一貫，須成為淵雅之士，尤須先勉為篤行知恥，不頹惰、不苟且之人。按文哲史之學，首貴博通，毋取專家。《石頭記》為文學人生集大成之書，尤須以各人真情常識讀之驗之。彼舊式專家（如謂書中某事後系按某事是金可克木木能生火）及新式專家（如《東方雜誌》某君以曆法考定此書年代）皆同一離題甚遠，無有是處。紅學久為世詬病，俗人以「紅學」為承平時代有閒階級士大夫玩物喪志之行。故近年有稱宓為紅學家或紅樓夢專家者，宓恐茲誤解，殊未敢受，宓甲申年四月有詩曰：「千端猶世憑誰訴，遙指紅樓說夢人。」即有感於此事也。 附按：（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武漢日報》某君《紅樓索隱補》謂《紅樓夢》作者「描寫人物，脫胎於《水滸》者，確也」云云。愚意未敢苟同。夫謂「寶釵似宋江，襲人、熙鳳似吳用，黛玉、晴雯似晁蓋，探春似林沖，湘雲似魯達，薛蟠似李逵」，固可。然此由此人與彼人乃屬同一典型。即此人與彼人之性情行事相似或相當。但遽謂前者必由後者蛻化而出，則實無憑證。設想曹雪芹生平未嘗得見《水滸傳》一書，以彼之才，亦必能創作出一部《石頭記》。即謂《水滸》某段某事，對曹雪芹撰作《石頭記》某段某事之時，有提示之功用：斯亦可能之事，然而非即必然之事，固未可以斷定者。 又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武漢日報》周文標君作《〈紅樓夢〉的地點問題》一文，列舉「書中三個內證」以證寧府、榮府、大觀園之所在地為北京（今稱北平），殊見細心，有功考據。夫《石頭記》一書所指繪之地點必為北京，本有其內在之理由，不煩詳證。然得此三證，更見確鑿。吾人不廢考據。然若專治考據而不為義理詞章，即只務尋求並確定某一瑣屑之事實，而不論全部之思想及中涵之義理，又不能表現與創作，則未免小大輕重顛倒，而墮於一偏無用及鄙瑣。此今日歐美大學中研究文學應考博士之制度辦法之通病，吾國近年學術界亦偏於此。吾人對於精確謹嚴之考證工作，固極敬佩。然尤望國中人士治中國文哲史學者，能博通淵雅，綜合一貫，立其大者，而底於至善。夫考據、義理、詞章，三者應合一而不可分離，此在中西新舊之文哲史學皆然。吾人研究《紅樓夢》，與吾人對一切學問之態度，固完全相同也。 （初刊於1945年4月1日《成都周刊》第四期，《武漢日報》於1947年1月6日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