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探源 · 《紅樓夢》[1]研究的歷史背景

《紅樓夢》是中國人最愛讀的一部古典小說。從乾隆年間到現在，從它的八十回未完稿傳抄本到現在的影印本[2]和校注本，已經有70多種不同的抄本和刊本。[3]近十年來，尤其在1954年展開了《紅樓夢》問題的大辯論以後，有許多重要的專著、論文和總集出版，從思想方面的討論批判到作者的家世，甚至其親友的世系，都有詳細的研究。[4] 在西方，早在1842年即有人翻譯和介紹此書，1892年有人試圖全譯。[5]1901年出版的英文《中國文學史》，作者翟理斯對於儒家五經的介紹，只有20頁，而對於《紅樓夢》一書，卻有30頁的討論和提要，雖然他那時還不知道這部小說的作者是誰。 注釋 * * * [1]此書向有許多異名：1. 紅樓夢；2. 石頭記；3. 金陵十二釵；4. 風月寶鑑；5. 情僧錄；6. 金玉緣；7. 大觀瑣錄。這些異名有些代表此書早期的稿本，有些指後來的版本。現在最通行的書名是1，即一百二十回本（包括高鶚續作的後四十回），其次是2，即高氏補作以前的本子，只有曹雪芹原作八十回。3和5是原稿早期的書名，後來沒有用。4是別人給早期稿本的題名，也沒有被採用。6和7是1868年以後上海某些刊本的「代名」，因是年江蘇總督丁日昌把它列為禁書，出版者用這些「代名」來避免官方的耳目。自「紅樓夢」成為定名後，以上這些異名都已廢用，只有「石頭記」，因抄本關係，偶爾還用在研究論文方面。 《紅樓夢》作者曹霑，字夢阮，號雪芹、芹圃、芹溪居士，通稱曹雪芹。其生卒年及平生行誼，本書另有專章論述。 [2]專指1955年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出版的影印《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此書在下文即簡稱「影印本」或「影京本」。胡適藏十六回殘抄本，1961年影印，以下簡稱「影殘本」。 [3]一粟編《紅樓夢書錄》（以下簡稱《書錄》）著錄抄本、刊本共72種。至1954年10月止。此後各校注本未計算在內。其重要者有1957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刊本兩冊，有校記及注，1958年俞平伯編《紅樓夢八十回校本》（以下簡稱《校本》）四冊，其第三冊為「校字記」，第四冊為後四十回。 [4]參看周汝昌著《紅樓夢新證》（1953年上海棠棣出版社本，以下簡稱《新證》），吳恩裕著《有關曹雪芹八種》（1958年，以下簡稱《八種》）。周汝昌書篳路藍縷，草創此書，雖有一些錯誤論斷（見下文），但其收集材料之功，洵不可沒。本書作者從周著得到許多幫助，特此感謝。 [5]關於西文（英、俄、法、德、意）中《紅樓夢》的譯文和論著書目，本書英文本附有西文書目，收譯文17種，論著22種。——編者注 第一節　過去對於此書的研究 在1954年《紅樓夢》問題大辯論[1]以前，對於這部小說的研究大約可分為四個時期： 第一期：從作者的時代（18世紀中葉）到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辛亥）。這時期的前八十回原稿傳抄本，全部是曹雪芹的作品，並附有脂硯齋的評註，多至3000餘條。這些評註幾乎全部是脂硯齋所寫，只有極少數的幾條是別人的，評註年代可考者，從甲戌（1754）以前到甲午（1774），前後繼續達20多年。在乾隆辛亥（1791）以前，所有本子，大概都是《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或從脂本出來的傳抄本。因為脂硯確切知道作者的生平及其家庭背景，了解此書的原有計劃，又看過未失去以前的作者手稿[2]，所以他的評語深切翔實，透露出許多有關作者本人、家世和此書成書經過的消息。可是從1791年至1792年程偉元的一百二十回本《紅樓夢》[3]刊行以後的100多年，實際上停止了八十回抄本的流傳。我們必須記得，雪芹的朋友和同時人所見到、談到、評到的《紅樓夢》，都是指八十回的原本，不是現在的一百二十回本。 第二期：從1792年開始，但到何時為止，卻難於肯定，也許可定為19世紀末。程氏刊行百二十回本後，此書供應數量突增，又加各地方不斷翻刊，使廣大的讀者，立刻認識它是中國歷來最偉大的一部小說。它的流傳之廣，為過去任何小說所未及。可是擴大了的讀者群，似乎並不知道有雪芹八十回原本這回事，而那些抄本，從前在廟市售至數十金的[4]也逐漸在市場上消失。此一時期《紅樓夢》的愛好者，最感興趣的是書中故事的現實主義的描寫，人物性格——尤其是女性——的鑄造與分析，而尤其重要的，是一反傳統小說的布局。他們對於此書的讚美——常常用詩詞的方式——是一致的。只有一些頭腦冬烘的道學先生是例外，那些人板起一本正經的臉，並不問這書的真正價值，卻特別關心戀愛故事對於年輕人的影響。[5]在19世紀後半葉，北京流行的《京師竹枝詞》中竟有： 開談不說紅樓夢， 縱讀詩書也枉然。 的口號[6]，其受人愛好可以想見。現在所說「紅學」這個名詞，也在1875年左右在北京文人中出現。從18世紀末年起，許多崇拜此書的作家，用一種很別致的方法來對此書表示關心或稱讚。他們連續不斷地寫了大量的「仿製」，每一本的宗旨是要成為《紅樓夢》的後半部，什麼紅樓「後夢」「復夢」「圓夢」「再夢」「幻夢」，層出不窮。因為同情寶玉和黛玉，這些作家們都想改變書中悲劇的結局，使寶玉和黛玉在他們各種各樣的「夢」中團圓。可是這些續作，都經不起時間的考驗，現在大都不見了。但是，雖然19世紀的讀者對《紅樓夢》有極大的興趣（也許正是因為太大的興趣），卻很少人去研究此書作者的生平。有的批評家對他本人毫無所知，有的甚至不知道此書的作者是誰。因為對於作者的漠不關心，自不免對於此書的背景也茫然無所知。越到後來，此書受讀者的歡迎越廣泛，研究此書作者和背景的人越少。因為那時認識《紅樓夢》作者並且知道他在什麼情況之下寫此書的那些朋友都已死去，連他們的集子，其中偶爾記錄雪芹事跡的，也逐漸被人忘記。就這樣，第二期以《紅樓夢》的突然暢銷開始，以忘記它的作者終止。這以後，有些人提出許多說法，試圖追蹤書中背景或大旨[7]，但這些說法既難令人相信，也不受人們的重視。 第三期的特點是關於《紅樓夢》書中大旨的新說法的出現。在19世紀的末期，對於清朝政府的不滿（恰好《紅樓夢》中所寫的又偏偏是一個「滿式」大家庭的衰落），結合了一般中國人的民族革命思想的興起，產生了這樣一派的看法：正如同《儒林外史》是對於作者同時人的諷刺，所以《紅樓夢》是18世紀一部反清的政治小說。這派的主要代表是蔡元培，他相信書中許多人物和故事是影射乾隆時代許多文人的生活，因此費了許多勞力去找出他所認為是被影射的歷史人物。[8]但這第三期的猜謎式研究並沒有繼續多久，胡適在1922年印出了他的《紅樓夢考證》以後，這一派的說法便很少有人相信。胡適雖然駁斥了猜謎式的「影射說」，但代之以「自然主義」的「自傳說」，他雖然對此書做了許多「考證」，但未弄清考證學上最根本的年代基礎，以致許多結論（尤其是關於抄本的年代）陷入謬誤[9]，造成後來對於《紅樓夢》研究無數的困難，增加了許多不必要的混亂。 從1922年到1954年大辯論以前，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的印行（1953）也許可稱為歷史上的第四期。在此期中有些《紅樓夢》的舊抄本和作者朋友們的著作為少數「紅學家」例如胡適、俞平伯所知。對這些所謂「珍秘材料」的占有，使他們被別人尊為這門學問的「權威」。胡適在他的「考證」里痛駁蔡元培的「影射說」，稱之為「笨謎」，並且，由於顧頡剛和俞平伯二人替他找來的材料，發現了這書的作者是曹寅的孫子曹雪芹，是正白旗的漢軍旗人，他大概生於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這是一部「自傳性」的小說，寫於1765年左右，但他不久死去，書未完稿，後四十回為高鶚續作，成書於1791年程甲本印行之前不久。[10] 關於研究《紅樓夢》的初步工作應該首先考證「作者之姓名與其著書之年月」，最先是王國維先生提出來的。[11]胡適對於前輩學者，如王夢阮、蔡元培諸人，找著他們的錯，攻擊不遺餘力，但他考證《紅樓夢》作者及著書年月等問題，走的是王國維最先提出的路子。而他在《紅樓夢考證》的末段說：「以上是我對於《紅樓夢》的『著者』和『本子』兩個問題的答案。我覺得我們做《紅樓夢》的考證，只能在這兩個問題上著手。」——他隻字不提王國維，仿佛這是他的創見。 說到《紅樓夢》的作者和前後兩部分的本子，當然也不是胡適的新發現，雖然在傳播曹雪芹家世和反對「影射說」方面，他有一定的功績，但他自誇他的「科學的考證方法」，於是造成一種印象，似乎他是第一個發現《紅樓夢》作者的人。其實，除了他自己引證的袁枚的不甚正確的《隨園詩話》[12]以外，有許多毫不含糊的材料，說到《紅樓夢》及其作者。可是在他寫《考證》時，似乎都沒有看到。現在略舉如下： ①李放《八旗畫錄》：「曹霑，號雪芹……工詩畫，為荔軒（曹寅號）通政文孫。所著《紅樓夢》小說，稱古今平話第一。」[13]下引敦敏詩。 ②蔣瑞藻《小說考證》引《能靜居筆記》：「曹雪芹《紅樓夢》，高廟（乾隆）末年，和珅以呈上……高廟閱而然之。」[14]（《拾遺》） ③思華《八旗藝文編目》：「《紅樓夢》一百二十回，漢軍曹霑著。高鶚補。曹霑字雪芹，又字芹圃，曹寅孫。」（子部頁48）[15] ④鄧之誠《骨董瑣記》引滿族文人西清著《樺葉述聞》卷八：「《紅樓夢》始出，家置一編，皆曰此曹雪芹書；而曹雪芹何許人？不盡知也。雪芹名霑，漢軍也。」（卷八，第10頁） 可見，要說明《紅樓夢》的兩部分為曹雪芹和高鶚所作，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發現。按《樺葉述聞》後文還引了敦敏、敦誠有關雪芹的詩句，敦敏「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風月憶繁華」與《懋齋詩鈔》（1955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北京圖書館藏本）稿本原詩相同，但與後來鐵保收入《熙朝雅頌集》（1805）的改本不同，可見作者西清所據材料很可靠。鄧先生的《骨董瑣記》是當時常見的書，胡適在別處也曾徵引，但在「考證」《紅樓夢》作者時，他卻沒有引。 在1927年有一個收藏家要出讓一部殘抄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有人要賣給胡適，他「以為『重評』的《石頭記》大概是沒有價值的」，所以當時竟沒有回信。不久，「新月書店的廣告出來了」，胡適這才「出了重價把此書買了」。[16]新月書店的「廣告」說什麼，胡適沒有說，我在海外也找不到。但新月是出版商，並非販賣舊書的鋪子，它的廣告當然是預告重印此書的出版消息，預約發行。[17]這個稿本如果給新月印出來，便不成秘本，大家都可以研究了。所以先以為「沒有價值」的本子，一見到有廣告要印行，他便不惜「重價把此書買了」。從此以後30多年，這抄本變成了紅學權威績溪胡氏的「枕中鴻寶」。 這個《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殘本共十六回（一——八，十三——十六，二十五——二十八）。胡適在他的《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一文中，竟說他的「脂本抄於甲戌（1754）」[18]，又說，「我看了一遍，深信此本是海內最古的石頭記抄本。」[19]從此以後，這個本子便一直錯誤地被稱為「甲戌本」。他雖沒有說脂硯齋是不是就在這個本子上寫他的評註，但在「脂本抄於甲戌」的下文，接著說「其『重評』有年月可考者，有第一回（抄本，頁10）之『丁亥春』（1767），有上文已引之甲午八月（1774）」。現在的問題是：這個本子上的評語是不是出於脂硯親筆？[20]如果是的，則其年代很容易確定；如果不是，那就不能把抄錄年代提到此本最初收藏者所寫的日期之前，也就不能說這是「海內最古的抄本」。因為即使在那時，有正書局用以石印的那個戚蓼生序本[21]，由於它只有最初的一些脂評，也許更要「古」些。這個十六回脂評殘本的年代問題，只要影印出來，便可解決。但直至1961年2月[22]，它依然是胡博士的「枕中鴻寶」，沒有見天日。他那篇文字，目的在給讀者一個含糊的印象：這是脂硯親筆的評本。 在1933年胡適又發表了一篇《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鈔本》[23]，由原書之巨和脂評之多，反襯出胡適那篇文字可驚的貧乏。可是在那裡，他居然也透露出一個消息：原來這個七十八回的抄本，和他的一向夸為「甲戌本」的十六回殘本，都是過錄脂評本的抄本。（而它們的底本，又是作者原稿的抄本。）另外，他又發現了評者「脂硯齋即是曹雪芹自己」，「『脂硯』只是那塊愛吃胭脂的頑石」，「『脂硯齋評本』即是指那原有作者評註的底本，不是指那些有丁亥甲午評語的本子」。[24]他先用「自傳說」把曹雪芹和賈寶玉等同起來，又用「愛吃胭脂的頑石說」把脂硯齋變成了曹雪芹。這條公式看來既方便，又可信，也很動人。無奈就是這位「脂硯齋」，在他的「海內最古」的「甲戌本」第一回中，用朱筆寫著這樣的評語： 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余嘗哭芹，淚亦待盡……今而後惟願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書何幸，餘二人亦得太快遂心於九泉矣。甲午八月淚筆。[25] 這個記雪芹逝世的「壬午除夕」，是胡適據以考訂雪芹生卒年的主要論據[26]，他的許多別的考據也是依此卒年而來的。他居然這樣容易用「脂硯即曹雪芹」這支矛，來刺破他的一切考據的盾。似乎他在1933年見了「庚辰」本，就忘記了自己在1928年根據「甲戌」本所寫的大作，因為當他貢獻這個新的「大膽的結論」（不是「假設」）的時候，並沒有「小心的」在「海內最古抄本」中「求證」，而且也沒有說明他這個矛盾應該如何解決。 近年關於《紅樓夢》問題的討論是由於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以下簡稱《研究》）《紅樓夢簡論》和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這幾本書所引起的。俞先生在《研究》一書中認為《紅樓夢》不過是一部曹雪芹「感嘆自己身世」的書（頁105），它是為「情場懺悔而作的」（頁107，頁124），它「是為十二釵作本傳的」（頁110）。俞先生又試圖解決《紅樓夢》的地點問題（頁129～139）、曹著後半部原稿中許多女子的結局問題（頁140～172），但沒有得出明確可信的結論。在思想方面的辯論中，對於俞氏主要的批評是，他完全忽視了《紅樓夢》在社會和政治方面的意義。如作者用現實主義的作風所描寫的他自己所屬的封建階級，他對於貴族家庭的無情的暴露和厭惡，對於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的反抗，和他最後對於這個腐朽階級，用出走的方式，與之斷絕關係。俞先生對於書中女主角林黛玉和別的女子的性格，用真假的說法，加以歪曲的解釋（如「兩峰對峙雙水分流，各極其妙莫能相下」，頁112），對於瑣細的故事加以煩瑣的考據（如怡紅院群芳開夜宴圖說，頁227～244），因而忽視重要的問題。這些批評，大多數是有其道理的，它們只不過說明了明顯的事實，只是有些批評者的態度，其實可以不必那麼過火。[27]至於對周汝昌《紅樓夢新證》一書的類似的批評，卻有些不大公平，或不切本題，因為周先生的《新證》，主要貢獻在於收集曹雪芹的家世和當時人的史料，並不是一部文藝批評的著作。假使說他不該寫這樣一本書，因為書中沒有談到某些重要問題，那就像批評一個橋樑建築師說他沒有建造足夠的工廠。如果要批評周書，應該檢查他的材料是否正確、可靠、有用、相關；評判他對於這些材料的處理、解釋和應用是否合乎科學的辯證法，這些材料和解釋對於《紅樓夢》的了解和研究有無幫助。[28]凡是根據這些觀點來批評周氏之書，都是比較正確的。 第二節　脂硯齋評抄本五種 俞先生在研究《紅樓夢》時，曾收集各抄本及有正本中的脂硯齋評語編為一集，而1954年出版的《脂硯齋紅樓夢輯評》（以下簡稱《輯評》），所輯脂評根據下列五個本子： 1. 脂評甲本[29]過錄乾隆「甲戌」（1754）[30]《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殘抄本十六回（一——八，十三——十六，二十五——二十八），劉銓福舊藏，1927年歸胡適。 2. 脂評乙本過錄乾隆「己卯」（1759）「脂硯齋凡四閱評過」[31]殘抄本三十八回（一——二十，三十一——四十，六十一——六十三，六十五——六十六，六十八——七十）。 3. 脂評丙本過錄乾隆「庚辰」（1760）「脂硯齋凡四閱評述」殘抄本七十八回（一——六十三，六十五——六十六，六十八——八十，所缺六十四，六十七二回經抄補），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印。 4. 脂評丁本過錄「乾隆甲辰（1784）夢覺主人序」本八十回全抄本。解放後在山西發現，亦稱山西抄本，文化部藏。 5. 脂評戊本有正書局1912年、1920年、1927年石印戚蓼生（1732—1792）序本八十回。俞明震（1860—1918）舊藏。其正文即俞平伯校訂的《紅樓夢八十回校本》的底本。[32] 俞氏所定這五個本子的次序，他大概以為是按時代排列的。其實「甲戌」「庚辰」這些表明年份的干支名稱，根本不能表示那些本子的年代。用作本子的名稱，只能迷惑讀者，使他們誤信某一本子即為其干支年份的抄本（說詳下）。在校輯這些脂評的過程中，俞先生說：「2、4、5都在我手邊。1我現在有的是近人將那本脂評過錄在己卯本上的。3藏西郊北京大學，我有它的照片。」（《輯評》頁8）上列五本中，最重要的是「脂甲（殘）」和「脂丙（京）」。「脂甲（殘）」雖只殘存十六回，但它在行間和眉端有許多朱評，有的還記錄了寫評時的年月。「脂丙（京）」本的重要性是很顯然的，因它不僅是五種脂評抄本中最長的一部[33]，而且評語最多，從十二至二十八回，又有不少後加的朱批，其中有許多記錄了年月和評者的簽名。「脂殘」和「脂京」二本中的朱評並不全同，可見它們的來源是兩個不同的脂硯齋底本。其餘「脂乙（配）」「脂丁（晉）」「脂戊（戚）」三本，雖然有脂硯齋早期的評語，用墨筆雙行小字抄在正文之中，但在傳抄過程中曾受刪削，其存者又大都與「脂殘」「脂京」兩本的雙行墨評相同（其不同者只是一些無關緊要的誤字）。在「脂戚」中，另有一些附加的評語和詩詞，但似乎出於後人之筆，[34]那些作者對於雪芹及其身世並無所知，所以這些附加材料在研究上無甚價值，有時反而眩惑讀者，引起混亂。 在《紅樓夢》問題的討論中，俞先生曾主張將以前胡適所視為奇貨可居的「脂評」，「打算流通它，以備公眾的參考」。[35]現在這個提議已經實現，讀者大眾自應感謝俞先生的校輯工作。有了這樣豐富的、由作者傳下來的材料，我們本可據以研究曹雪芹寫作《紅樓夢》的原來計劃和結構，以及他本意準備怎樣完成它的後半部。可是，脂京本的影印和《輯評》的刊布所提出的新問題，比它們所能解決的舊問題更多。最重要的是： 1. 這些抄本的底本的情況是怎樣的？ 2. 這些抄本和它們的底本的時代應該怎樣確定？ 3. 脂硯齋是誰？他和雪芹有無親屬關係？那個署名畸笏老人的評者和脂硯齋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 4. 脂硯的意見怎樣影響作者？影響到什麼程度？ 5. 從脂評中可以推見作者原稿的內容到什麼程度？ 從最後一點，我們也許可以探測許多久未解決的老問題。例如：①作者原稿的失去部分的內容是怎樣的？②他全書原來的布局和書末的收場是怎樣的？③高鶚為了他自己的後四十回，怎樣改變曹著的前半部內容？④最後，把可能復原的曹著後半部內容與高著後四十回比較，可以看出二人在思想上如何不同？由此我們可以對前八十回和後四十回作出比較正確的評價，對曹雪芹和高鶚的思想和文學造詣加以鑑別，不至於在批評時把二人的思想混同起來。別的有關《紅樓夢》本身及其作者的各種問題，以前未經解決的，在此書中也將加以考察。下文關於《紅樓夢》正文及脂評的必要的校訂，將限於「脂殘」「脂京」兩本，[36]因為其他各本未經影印，手頭現有的重印材料似不足據以校訂。比較八十回曹著原文及高氏刪改後（程乙本）的前八十回，也將以影印的「脂殘」「脂京」兩本為根據。 注釋 * * * [1]關於此次辯論，參看《紅樓夢問題討論集》（以下簡稱《討論集》）1—4集，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 [2]有一部分原稿在脂硯評閱時已失去，參看《紅樓探源》頁52。 [3]所謂程甲本，1791年印，1792年發行。同年又印行程乙本。 [4]見程甲本，程偉元序。 [5]例如毛慶臻《一亭雜記》：「乾隆八旬盛典後，京板《紅樓夢》流行江浙……其書較《金瓶梅》愈奇愈熱，巧於不露，士大夫愛玩鼓掌。傳入閨閣，毫無避忌。作俑者曹雪芹，漢軍舉人也……然入陰界者，每傳地獄治雪芹甚苦。」原書未見，據《新證》，頁532引。 [6]楊懋建《京塵雜錄》卷四，《夢華瑣簿》，頁34，據《新證》，頁528引。 [7]參看蔣瑞藻《小說考證》，頁157～164，頁556～557。 [8]蔡元培（1867—1940）《石頭記索隱》，頁6，頁14，頁15，頁22，頁25，頁32等，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12版。 [9]例如他的十六回殘抄本中，明明有「乾隆甲午（1774）八月」的日期，他卻硬說是「甲戌（1754）本」。評者脂硯齋在1774年還活著，其時雪芹已死20年，胡適卻說評者即是作者。這些問題，下文要仔細討論。 [10]胡適《紅樓夢考證》（以下簡稱《考證》），見亞東1927版年圖書館版《紅樓夢》頁1～94。 [11]見王國維《紅樓夢評論》末段：「而《紅樓夢》自足為我國美術上之唯一大著述，則其作者之姓名與其著書之年月，固當為唯一考證之題目。」 [12]《隨園詩話》卷二：「其（曹楝亭）子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 [13]「雲在山房叢書」後編卷中。 [14]蔣瑞藻《小說考證》，頁556，1957年古典文學出版社版。 [15]原書未見，據《新證》，頁447引。 [16]《胡適文存》（1930年上海版。以下簡稱《文存》）三集，頁565。 [17]據胡適1961年在《跋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本》中解釋是指胡適友人開辦新月書店的廣告。——編者注 [18]《文存》三集，頁573。 [19]《文存》三集，頁565。 [20]胡適在此文中，說到脂本的「原底本」（頁586），但他又相信「原底本」的「許多評註全是作者自注的口氣」（頁588），暗示他所謂「原底本」是指作者原稿，所以他的「甲戌本」是脂硯親筆評註的本子。《紅樓夢》的英文譯者王際真，便在引言中說「這是1975年脂硯齋手抄本」（見1929年王譯本引言）。 [21]即有正本，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在1958年加以標點，重印為《紅樓夢八十回校本》的第一、二冊。 [22] 即拙著英文本On The Red Chamber Dream出版之日。同年夏，脂殘影印本在香港發行。 [23]見《胡適論學近著》（以下簡稱《近著》），頁403～415，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此抄本原為徐星署藏，今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由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1955年出版，以下稱為「脂丙本」（即脂京本——編者注）。 [24]見《近著》頁408～409。但此「甲午」評語中明明說「一芹一脂」，若依胡適所說，這條不是脂評，又是誰的評語？ [25]《文存》三集，頁569。俞平伯《脂硯齋紅樓夢輯評》（以下簡稱《輯評》，1955年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版）頁41。「何幸」誤抄作「何本」，俞平伯改為「何幸」，是也。由此可證十六回殘本脂評傳抄誤字，絕非脂硯親筆評本。胡適引上文時故意不引下一段，因為如引此段不免露出錯誤馬腳來，他就不能夸為「海內最古抄本」了。 [26]其實他的考據以及別人相信他這個考據的種種說法是錯的，說詳後。 [27]例如有一位批評者甚至牽扯到俞氏先人的《春在堂全書》（見《討論集》）。在人民內部的學術討論中，這種態度是欠嚴肅的。這並不是說《春在堂全書》不可批評，但批評者用它來奚落俞先生，這是不對的。又有人說他霸占珍秘材料，也是沒有的事。如上文所述，霸占材料的是胡適，不是俞先生。相反地，俞先生對脂評，有流通傳播之功。 [28]李希凡和藍翎二位對於《新證》的批評者有很好的批評，對於《新證》本書也有適當的估價，見其所著文《討論集》二集，頁255。 [29]這裡所指「脂評甲本」及下文的「脂評乙本」「脂評丙本」……只是沿用俞氏提到這些本子時所用的次序。「甲」字並非「甲戌」的簡略，下同。參看下面的注。 [30]過去一般用胡適的定名「甲戌本」，這是錯誤的。這個「脂評甲本」所過錄的底本，也不一定即是「甲戌」年的稿本。即使稱之為「過錄『甲戌本」也不一定是正確的。現姑用此名，暫加引號，以資區別。（余詳後文）下面稱「脂評丙本」為「過錄『庚辰』本」，理由同上。 [31]原書未見，據與脂評丙本比較，其原題應如此。參看《輯評》頁8。 [32]關於各種脂評本的定名，作者經過慎重考慮，在此後的寫作中，不再用任何數字或序數替代，以避免誤會。故1改稱為脂殘本，2改稱為脂配本，3改為脂京本，4改為脂晉本，5稱有正本或脂戚本。為求統一，本書改用新名。參看《紅樓探源》中《殘本脂評石頭記的底本及其年代》「引言」及有關的注。——編者注 [33]脂晉本雖比它多兩回，但評語已大量被刪，正文亦經刪改。 [34]有正石印本前四十回眉批均為有正主人狄葆賢（平子）所加。其1920年本卷五里封面並有廣告徵求批評。見一粟《書錄》，頁13。 [35]見《討論集》二集，頁314。 [36]本書英文本出版半年後，脂殘本影印出版。但此影殘本恐一時不易見到，故在本書徵引時（指作者自譯中文本時。——編者注）並用俞氏《輯評》及影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