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論稿 · 薛寶釵論
人應當一切都美：容貌、服裝、靈魂、思想。
——契訶夫
一
曹雪芹在《紅樓夢》中，以其天才的藝術筆觸，滿蘸著血和淚，創造了動人心魄的悲劇典型林黛玉；與這一人物對映，曹雪芹又以精雕細琢的腕力，刻畫出令人難忘的典型形象薛寶釵。
曹雪芹筆下的這兩個少女，留給我們一個相同印象：都長得非常美麗；但她們又在我們面前，極為清晰地呈現著各自不同的個性、不同的丰采與氣質。自從《紅樓夢》問世以來，這兩個女性形象，便引起人們熱烈談論的興趣。為了品評這兩個人物的高下，常常由談論又轉為熱烈的爭辯。還在當時，就已經有人為她們「遂相齟齬，幾揮老拳」[1]了。兩個多世紀以來，人們的這種談論和爭辯，似乎一直沒有感到疲倦過。有時，我們仍然會在生活中碰到。
的確，林黛玉和薛寶釵是兩種美，兩種難以調和的美。
但是，在這兩種美之間，究竟哪一種才是真正的美呢？曹雪芹在《紅樓夢》中仿佛故意用這個問題來為難讀者，讓人們去引起劇烈的爭論。
原來，這看上去好像是一個單純的美的問題，在那一時代里卻是一個內容深刻的社會問題。在這兩種美之間，應該選擇何者，曹雪芹雖然沒有在書中作出正面的回答，但是，他讓自己筆下的主人公去回答了。——林黛玉是真正的美；因為損害了這種美，猶豫苟安的賈寶玉，對封建貴族家庭作了徹底的決裂。薛寶釵是虛假的美，因為與這種美同居在一起，嬌養尊寵的賈寶玉寧願去過著冰冷的寺院生活。
曹雪芹在解決這個美學上的問題時，不僅是通過他的主人公，更是通過林黛玉、薛寶釵這兩個人物形象的本身。在這裡，曹雪芹顯示出作為一個天才藝術家所獨具的力量。他從歷史的、階級的深刻聯繫上，塑造出這兩個人物的典型性格。他使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兩個少女，而且還有產生她們的社會，產生她們的時代。
如果說，我們從林黛玉這一典型形象中所感受到的是那個社會的陰暗和潮濕，以及那種令人鬱悶的時代氣息；那麼，我們從薛寶釵這一典型形象中所看到的，則是封建主義虛偽做作的本來面目，同時在它的上面又蒙蓋著一層典麗大方、色澤悅目的外衣。
薛寶釵開始正是披著這件外衣，帶著迷人的舉止風範在書中出現的。
二
這個出身皇商之家，哥哥是「金陵一霸」的少女，她最初來到榮國府時，人們對她的印象是：
年紀雖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豐美，人多謂黛玉所不及。而且寶釵行為豁達，隨分從時，不比黛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頭們，亦多喜與寶釵去頑。
在榮國府這樣一個數百人口、人事複雜、矛盾交錯的封建貴族大家庭里，立身其中而能這樣的贊聲四起、上下皆歡，薛寶釵確實首先給了我們一個不平常的印象。
隨著作者筆觸的運轉，我們漸次感到這一人物的輪廓分明起來。這個少女不僅善於待人接物，還善於理財治家、通曉庶務；並且「輕言寡語、端莊凝重」，生活上也是自甘淡泊，「不愛花兒粉兒的」；而她所住的蘅蕪院，布置的簡樸，連賈母看了也深贊：「這孩子太老實了。」更兼她縱覽群書，多才博識，這就給我們補充了最初的印象，簡直感到她是一個很完美的人了。毋怪，這個「宜爾室家」的少女，不知曾經有多少人對她投射著傾慕的目光。
但是，僅從表面印象急於作出判斷，常常是不正確的判斷。而從庸俗的個人心理所發生的傾慕，更是不值一談。
當我們讀《紅樓夢》時，愈讀下去，就會產生這樣的一種感覺：雖然對薛寶釵的印象不斷加深，幾乎可以感受到這一人物的呼吸；但是她只能占據我們的記憶，卻不能占據我們的感情。我們的關心和同情，幾乎都被林黛玉吸引去了，被她性格上的真摯和深情吸引去了；而在薛寶釵的身上，卻發現了這樣的一個特點，愈看得仔細就愈加分明的特點；這就是她的一言一行，不像林黛玉那樣的任隨真實感情的流露，而是常常經過某種理智的雕琢或深心的考慮，並從而形成了她所特有的「穩重和平」以及人人稱道的「賢惠」。
不但是賈母等人稱道，連那個心地鬼祟、幾乎對一切人都懷著嫉恨的趙姨娘，也唯獨對她懷著衷心的讚美：
怨不得別人都說寶丫頭好，會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來果然不錯。
「會做人」，這確是薛寶釵的特點。其實這也是對她的「賢惠」所作的一種通俗的註解。但是，如果從這種「會做人」再仔細觀察下去，就會發現這個少女不得不常常流於虛偽。的確，在那一社會裡，「會做人」又怎麼可以離得開虛偽呢？不過，薛寶釵的虛偽，它的特色之處，是一種幾乎與真摯沒有甚麼分別的虛偽，與所謂「溫厚賢淑」的「美德」一同出現的虛偽！
薛寶釵的「品格端方」、「深得人心」等等，在很多地方實質上正是這種虛偽所造成的效果。
由於薛寶釵的虛偽，始終是和她的「賢淑」如影隨身地結伴而行，而且有時甚至是連她自己也未必意識到的自然習慣；因此，這個少女的由「會做人」而來的虛偽，便常常表現為一種複雜的、曖昧的狀態，並且因不同的場合、不同的關係，而顯出種種不同的形式。這不但更加令人難以識別，甚至覺得未可厚非。譬如對於封建家族「太君」的賈母，她懂得這個「老祖宗」唯一關心的事是如何更好地享福；如何在她有限的殘年中，儘可能多地享盡那人間的富貴榮華；所以，哪怕是偽裝的歡樂與世俗的吉利，也最能滿足這個貴族老太太的心理。而薛寶釵正是迎合了這一心理，在這個「老祖宗」的面前表現了她的「會做人」。當她做生日時，唱戲擺酒，眾人都來祝賀；賈母因問她愛聽何戲，愛吃何物，她「深知賈母年老人，喜熱鬧戲文，愛吃甜爛之物，便總依賈母素喜者說了一遍」，於是果然取得了這樣的效果——「賈母更加歡喜」。
也許，薛寶釵在這裡的表現，是一種「敬老尊上」，如果說她虛偽，豈非苛責太過？但問題是，當我們聯繫她的其他許多表現來看時，就會發現她不僅在賈母的面前表現如此，在其他人的面前亦復如此。這已成了她待人行事的一貫作風。例如元妃歸省時，命眾人賦詩；賈寶玉遲未交卷，薛寶釵一眼便發現那草稿上有元妃不喜歡的「綠玉」字眼，便趁眾人不注意的當兒，催幫寶玉設法改掉。後來，元妃從宮中送來一個燈謎，叫大家分猜；她明明在心裡感到「並無甚新奇」，但卻「口中少不得稱讚，只說難猜，故意尋思，其實她早猜著了」。這樣的「故意尋思」，怎能不落入虛偽的做作呢？後來元妃賜給眾人的東西，獨她與寶玉的一樣；看來，她的「會做人」還是自有好處的了。
更重要的是，在那一社會裡，為了「會做人」，一旦碰到利害關係時，便不能不走向損人利己的途徑，雖是「賢淑」的薛寶釵也不例外。有一次，她因追撲一隻蝴蝶，來到滴翠亭旁邊。無意中偷聽到小紅和墜兒正在那裡談私心話。她聽完之後，忽然想起：「今兒我聽了她的短兒，『人急造反，狗急跳牆』，不但生事，而且我還沒趣。如今便趕著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個『金蟬脫殼』的法子……」於是，她便「故意放重了腳步」，笑著叫道：「顰兒，我看你往那裡藏？」這樣一來，她便替自己巧妙地解脫了干係。可是，等她去遠後，小紅卻拉著墜兒說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這裡，一定聽了話去了！」……
有人認為薛寶釵在這裡故意陷害林黛玉，但有人反對這種看法，認為她和林黛玉原是常常在一起嬉戲，而且此時她又剛從瀟湘館那邊走來，所以在情急之中，不免叫出林黛玉的名字，不一定是出於陷害心理。的確，她在這裡是否有意陷害，書中沒有明確寫出她的心理活動，似乎不宜過於肯定。但是，薛寶釵的這種行為，卻至少可以向我們證明：她並非像她所表現的那樣真心關懷林黛玉，因為一個人不會把自己認為有害的事，去讓他所關懷所愛護的人來承擔。關懷的感情，會立刻阻止她喊出那一聲：「顰兒，你往那裡藏？」但問題還不僅止於此，更重要的是：薛寶釵的這個「金蟬脫殼」，根本就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因為即使她喊的是「鳳姐」或其他任何一個人，也不能改變她這一行為的損人利己的實質。
薛寶釵所具有的這種虛偽的為人作風，如果僅僅是表現在以上所說的一些生活細節上也就罷了；甚至我們也還可以加以諒解。生活在那個黑暗的封建時代里，在舊的歷史的、社會的重重影響下，一個少女為了保護自己，為了合乎封建社會的做人標準，似乎也很難免不受到那一社會的污染。可是，薛寶釵的「會做人」，薛寶釵的虛偽，在它的裡面還隱藏著階級的實質。當金釧兒被王夫人一掌打得投井自殺時，她和襲人曾經一同聽到這個消息。一聞此訊，即使是奴性的襲人也「不覺流下淚來」；但她只是感到「奇」，並且急忙撇下襲人跑到王夫人處來。誰知連王夫人這個冷淡寡情的女人也禁不住良心的譴責，獨自在那裡「坐著垂淚」，感到「豈不是我的罪過」。可是，薛寶釵卻走來說了這樣一番話：
姨娘是慈善人，固然是這麼想。據我看來，她並不是賭氣投井，多半她下去住著，或是在井跟前憨頑，失了腳掉下去的。她在上頭拘束慣了，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處去頑頑逛逛，豈有這樣大氣的理？縱然有這樣大氣，也不過是個糊塗人，也不為可惜。
猛一看來，薛寶釵是多麼體貼人、安慰人，以致使人忘了這種體貼，對於死者來說是多麼冷漠無情！再聽她接下去又說：
姨娘也不勞念念於茲，十分過不去，不過多賞她幾兩銀子發送她，也就盡主僕之情了。
在這裡，不禁使我們想起她的哥哥，那個「打死人便如沒事人一般」的「呆霸王」，對於人命也是這樣看的：「自謂花上幾個臭錢沒有不了的」。兩相對照，說法上容有粗細文野之分，但其精神卻是多麼酷似！
我們從薛寶釵身上聞到這股銅臭氣味，其實並不偶然；這與她出身於皇商豪富之家有著密切的聯繫。而這，也正是她的「會做人」的另一特點。我們常常看到她「好施小惠」，正是這一特點的表現。她能根據不同的對象，有分寸地、有禮貌地施惠，既顯得大方得體，而又達到「不加功於無用，不損財於無謂」的效果。譬如對於王夫人這樣的人，原是無惠可施的；但她也能找到這樣的機會。當金釧兒慘死之後，王夫人為缺乏葬衣發愁，想起林黛玉做生日時有兩套新衣，但又不便說出口去要，怕她「是個有心的」。於是薛寶釵連忙表示自願拿出自己的兩套新衣，立刻幫助王夫人順利地解決了這場「喪事」。這自然使王夫人要不斷稱讚她「賢惠」了。可是，她的這種「賢惠」，卻在無形中反襯出林黛玉的不賢惠。
當探春發起舉辦「海棠詩社」，臨到史湘雲作東道。她知道史湘雲的家裡扣得緊，拿不出多少錢來；於是便從哥哥的當鋪里要來幾簍螃蟹，替史湘雲設計了一個如她自己所說的「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人，然後方大家有趣」的東道。而這幾簍螃蟹不僅贏得了史湘雲的一顆單純爽直的心，更由於史湘雲的誠實，終於對眾人說出：「這是寶姐姐幫我預備的」，結果還是歸功於她，並引起賈母的稱讚：「我說這孩子細緻，凡事想的妥當。」可見，真正得到「便宜」的，還是薛寶釵自己。
賈寶玉被賈政一頓痛打，躺在「怡紅院」里養傷。林黛玉送來的是眼淚，而薛寶釵送來的卻是一粒有實惠的丸藥；最後終於把賈寶玉弄得「心中感動」。看來，即使是林黛玉也似乎中了她的惠」。林黛玉雖然時刻對她存著警惕；但純真的聰明，終於難以抵敵虛偽的「會做人」。薛寶釵曾借探病為由，在林黛玉的面前先說了一番十分關懷體貼的話，接著便抓住林黛玉在榮國府中所處的孤零無靠的逆境，一面暗示她這樣地常年生病「又不老又不小，成個甚麼？」有意無意間加重了林黛玉精神上原是很重的負擔；一面又做人情，送了她幾兩燕窩。終於使得林黛玉感動起來，說道：「東西是小，難得你多情如此。」並向她表示懺悔，責備自己原先誤當她有心藏奸」，直把一顆赤誠的心向她掏了出來。
薛寶釵所以取得趙姨娘的衷心讚賞，其秘訣也是在於一個惠」字，即「送了賈環些東西」。那是她哥哥到南方去「經商」帶回來許多筆墨紙硯、花粉胭脂以及虎丘泥人等物，她「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一份一份配合妥當」，然後便「挨門兒送到，並不遺漏一處，也不露出誰厚誰薄」。這一送，果然連趙姨娘也叫好了。
對甚麼人都好，都不得罪，這正是薛寶釵一貫的處世態度。其實，這種處世態度，實際上是對甚麼人都不好，都沒有真正深厚的感情。
然而，「任是無情也動人[2]。」作者借這句詩，是多麼深切地說出了薛寶釵的性格特徵啊！
以上所述，還不足以說明薛寶釵「好施小惠」的高明之處。她的這一手段達到更高度的發揮，還是在幫助探春理家的時候。探春想利用大觀園的出產，彌補這個貴族家庭的浩大開支，在「興利」的前題下，最難辦的是如何去除榮國府中的貪污惡習。於是薛寶釵幫助運籌謀劃，她懂得「好與」然後才能「多取」，因此便讓出一些小利給那些管園的眾婆子，這樣不僅可以「除弊」，而且還可以刺激她們積極勞作，擴大剝削收入。她所採取的策略，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所謂「使之以權，動之以利」。這一策略果然弄得人人服帖、個個稱道，而收到「小惠全大體」的效果。
從這裡，我們看到薛寶釵不僅是普通的善於待人接物，她還具有封建社會所稱道的「治才」。這種「治才」，堪稱勢將傾倒的賈府的支柱。
薛寶釵在那個即將由盛轉衰的封建社會裡，也正是處處表現著支柱的作用。
談到這裡，我們感到一開始對薛寶釵的某些做人行事所作的那些分析，還不過僅是接觸到這一人物個性的表面，必須進而探索這一人物的內心世界，找出她那作為一切行為活動樞紐的思想實質；然後才能充分了解薛寶釵的全部性格，認識這一典型的社會意義。
三
作家在塑造典型時，必須善於透過事物外部五光十色的表象，緊抓住它的真正本質；但同時又不一概擯棄表象，而是就像生活本身那樣多彩多姿地再現出來。對於人物性格真正本質的發掘，並通過它來概括一定社會歷史內容，這在變態多姿的階級社會裡，往往顯得異常複雜。因為這個社會，它本身就是一個虛偽的社會，在統治階級真正的面目之上，總是精巧地蒙蓋著各式各樣好看的偽裝。作為一個成功的典型，以飽和著血肉的形象活動在《紅樓夢》中的薛寶釵，曹雪芹在塑造這一人物時，不僅僅是掌握了這一人物的某些外在特徵，而且還深刻地洞察了這一人物的內心世界，並在錯綜複雜的狀態中，在事物之間的多種聯繫上把這一人物描畫出來，凸現出來。
成為薛寶釵這一典型人物根本的、靈魂的東西是甚麼呢？那就是與她的美麗外貌和道德光澤同時出現的封建主義。
薛寶釵的封建主義，有著深刻的環境影響、時代因素和階級根源，但同時又是通過她自己的特殊遭遇和獨特個性表現出來的。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她最初來到榮國府時，並不像林黛玉那樣的孤身投靠，而是因為「探親被留」；更重要的是因為當今皇上除了選聘妃嬪之外，還要在她這樣出身「世宦名家」的小姐當中，「親名達部，備選為公主郡主入學陪侍，充為才人贊善之職」，而她正是來京參加這一競選的。自然，她的眼光也就很早落到封建社會的最高頂端——皇宮裡去了。
其次，她雖然也像林黛玉一樣早年喪父，但不像林黛玉一直禁處深閨，卻是很早就「留心家計」，「為母親分憂代勞」，因此接觸世面較多，懂得世故人情。史湘雲不認識的當票她認識，探春不知道「一個破荷葉，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錢的」，她加以嘲笑。她雖然有著比較豐富的社會知識，但卻變得更加練達人情、精明處世，更加懂得如何鞏固自己出身階級的利益。從幫助探春理家中，已經可以看到她的這種表現；更重要的是，在這種表現中還深貫著當時統治階級的思想精神。當她問探春：「竟沒有見過朱夫子有一篇《不自棄》的論文麼？」探春笑道：「雖也看過，不過是勉人自勵，虛比浮詞，那裡是真有的？」她一聽這話，立刻大為吃驚地說：「朱子都有虛比浮詞了！」接著又說：「你再出去，見了那些利弊大事，越發連孔子也都看虛了呢！」最後又帶著訓誡的口氣說道：「學問中便是正事，若不拿學問提著，便都流入市俗去了。」她所謂的「學問」，就是中國數千年來被封建統治階級絕對化了的孔孟之道，而她自己也分明是一個封建主義的模範信徒。
貫串於薛寶釵一切行動中的正是這種思想，而這種思想又是與她所生活的時代——清代封建王朝統治時期的所謂「康乾盛世」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繫。清兵入關以後，天下既定，但民族鬥爭的烽火仍是余延不絕。清代皇帝為了收拾人心，消除反抗情緒，除了採取血腥的高壓政策之外，還從精神上進行麻醉，採取了一系列懷柔政策。這就是一方面承襲明朝舊制，推行八股取士制度，用為束縛天下讀書人思想的工具；另一方面又頒發諭旨，禁書毀書，把許多優秀的文學作品也目為「小說淫詞」，一律嚴禁銷毀，同時大力提倡讀經尊孔，推行封建道德。於是，那個以註疏孔孟之書和講究「三綱五常」而出名的朱子，便受到清朝皇帝大大的讚賞；把他所建立的一套有利於專制統治的哲學——「理學」，幾乎捧到天上。康熙皇帝就曾經對臣僚說過：「日用常行，無非此理。」又諭大學士等：朕以為孔孟之後，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為宏鉅[3]。」此外，又敕令編纂《性理精義》、《朱子大全》等書頒行全國，並重用李光地、湯斌等「理學耆儒」。康熙五十一年，更把朱子抬進孔廟，尊為「十二哲」。
當時專制皇帝極喜愛的朱子，正是薛寶釵心目中的「聖人」。更從她循循善誘地勸誡史湘雲、林黛玉恪守封建婦道，以及敦勸賈寶玉留心功名學些「仕途經濟」的學問等方面來看，她擁護封建秩序，固然有其階級根源；但從她的「待選」入宮這一特殊情況來說，自然在她的頭腦中也更為加固了那一套思想體系。這個少女儼然成了中國數千年封建道統的繼承人！
薛寶釵不僅是封建主義的模範實踐者，而且也是一個封建主義的積極宣傳者。在大觀園中，她一有機會，就要傳經布道，擴大其思想影響。史湘雲、探春等曾被她征服過來自不必說，即如崇尚性靈，任憑感情燃燒的林黛玉也在她的責問與誘導下，被暫時征服過來。有一次林黛玉在行酒令時，念了兩句《西廂記》、《牡丹亭》上的詞句，眾人皆不在意，唯有薛寶釵敏銳地覺察到這是越出了封建主義的正軌。她毫不忽略這件事，第二天便把林黛玉叫到蘅蕪院中，先用玩笑的口吻半真半假地恐嚇：「你跪下我要審你。」繼又冷笑道：「好個千金小姐，好個不出閨門的女孩兒，滿嘴裡說的是甚麼？你只著實說吧！」在那個一再明令「小說淫詞，嚴禁銷毀」的絞殺一切民主思想的時代里，站在薛寶釵背後的是龐大的黑暗勢力，林黛玉哪得不低下頭來？她「羞得滿臉通紅」，滿口「好姐姐」地央告她別說與別人，並作了「以後再不說了」的保證。聰明的林黛玉，竟沒有想到反問薛寶釵一下，為什麼她也知道這兩句話的出處？看來，薛寶釵似乎也感到這是需要防一著的，因此她先故裝糊塗地說：「我也不知道，聽你說得怪生的，所以請教你。」不過，這終是飾詞，只能蒙蔽一時，終久要露馬腳的，於是她便索性這樣說道：
你當我是誰？我也是個淘氣的。從小兒七八歲上，也夠個人纏的。我們家也算是個讀書人家，祖父手裡也極愛藏書。先時人口多，姊妹兄弟也在一處，都怕看正經書……諸如這些《西廂記》、《琵琶記》以及「元人百種」無所不有。他們背著我們偷看，我們也背著他們偷看。後來大人知道了，打的打，罵的罵，燒的燒，才丟開了。
應當說，這一番話說得很真率，它使我們看到這個少女有一個「淘氣」的、然而是可愛的童年；可惜它僅像電光一閃，瞬即消逝，接著又聽她說道：
所以咱們女孩兒家不認字的倒好。男人們讀書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讀書的好，何況你我？連做詩寫字等事，這也不是你我分內之事。……男人們讀書明理，輔國治民，這更好了；只是如今並聽不見有這樣的人，讀了書，倒更壞了。這並不是書誤了他，可惜他把書糟蹋了。……至於你我，只該做些針線紡績的事才是，偏又認得幾個字。既認得了字，不過揀那正經書看也罷了。最怕見了些雜書，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
薛寶釵在這裡又以一個道學家的面孔出現，大講了一通「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學問」。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她幼年時代也像一般青少年一樣有著強烈的求知慾，並且被《西廂記》等「雜書」吸引住了，只是後來在大人的「打」、「罵」、「燒」下，才把「怕看正經書」的脾氣改了。在這裡，《紅樓夢》深曲地諷諭了當時的一個黑暗現象——封建統治者對文化的禁錮和摧殘。「打」、「罵」、「燒」，其實也正是當時專制皇帝的禁書、焚書和大興文字獄的反映。而薛寶釵所說的那一番話，又正是體現了當時風靡一世的封建理學精神。那個被專制皇帝尊為「聖哲」的朱子曾說過一句名言：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存天理，滅人慾[4]。
所謂「天理」，主要是封建主義的綱常倫理，亦即薛寶釵所說的學問」；所謂「人慾」，則無非是那些企圖突破封建束縛的生活要求或帶有民主色彩的思想，亦即薛寶釵最怕移了的「性情」。從這裡又可以發現薛寶釵的一個特點：她雖然也像一般大家閨秀一樣受過嚴格的封建管教，但她似乎對此並無反感。在她的精神世界裡，天理」已經戰勝了「人慾」，因此她不但自覺地遵守封建教義，而且還要以此牢籠別人。
自縛而又縛人，這正是一切衛道者的典型特徵。
然而，薛寶釵雖然循循善誘，卻始終沒有羈縛住一個人，那就是封建貴族家庭的「逆子」——賈寶玉。她對這個「多情公子」的一切「勸導」，所得到的卻是一句唾罵：
「好好的一個清淨潔白的女子，也學得沽名釣譽，入了國賊祿蠹之流。」
四
現在，我們再回頭來看看薛寶釵那一套賢淑端莊的待人行事作風，就可以明白無非是封建道統精神的具體實踐，無非是封建統治者所標榜的「禮之用，和為貴」、「尊上睦下」以及「存天理，滅人慾」等等一類的修身齊家之道。
薛寶釵，這是一個披著大家閨秀美麗外衣的道學家。但她似乎比她所尊崇的朱子還顯得迷人。
原來，統治階級也並不希望它的擁護者儘是些面目可憎的人物，它很需要一些比較能夠「克己」的君子，這樣才可以籠絡人心，消除階級矛盾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因此，封建統治階級也很重視並諄諄倡導那些修身之道。而那些往往為統治者所難以做到的「德行」，薛寶釵都一一把它完成了。她所以能夠這樣地守道不渝，並且做得如此出色；固然是由於她城府很深，在榮國府這樣一個明爭暗奪、你欺我詐的場所，不如此便不能立身其中；同時她的極力討好上層，也未嘗不是為了和賈寶玉有那麼一段若即若離的愛情關係；但更重要的還是：她這樣做是受著深厚的、系統的封建主義思想的指揮，是一種自覺的理性的行為。而這一切，歸根結蒂又是和「獨善其身」那句話分不開的。因此，我們看到薛寶釵在任何場合，總是既不得罪人，但也小心翼翼地保護著自己的毛羽，唯恐損傷纖毫。當大觀園內是非日多，一場查抄之後，她便立即悄悄地搬走。她就是常常這樣地把自己暗暗置於是非之外。精明的鳳姐對此看得很清楚，曾對她下了這樣一個評語：「不干己事不開口，一問搖頭三不知。」
這種遠離是非而又無所謂是非的處世態度，實際上所是的還是己。同時這也是許多「裝愚守拙，隨分從時」者的共同特徵。
我們可以設想：假如薛寶釵處於另一環境，即使沒有碰到賈寶玉這樣的愛情糾葛，她也會照樣如此待人行事的，而且會照樣做得很出色。因此，本質上是利己的封建主義思想體系實際上是薛寶釵的靈魂，是構成她性格特徵的決定因素。同時這也是理解這一人物形象的一把鑰匙。
正是因為薛寶釵塗抹了一層封建道德的脂粉，才使得她的虛偽、她的本來面目美化起來，而達到「其容有度，出言有章」的境地，處處不失為一個大家閨範的漂亮風度。
深固的封建主義思想意識，已經使薛寶釵漸漸失去一個少女的天真、稚氣和單純。青春的熱情和光華，正在她的身上收縮、退卻而表現為一種成年人的穩重和世故。從這個少女內心的深處，還使人感到有一個不尋常的特點：那就是只重實利不重感情。當柳湘蓮與尤三姐演了一場血的愛情悲劇後，不僅是賈珍、賈璉這些人都感到「不勝悲悼」，而且連薛蟠也悲傷起來。這個花花公子不忘柳湘蓮曾經救過他一命的情誼，滿面淚痕地跑回來把這事告訴大家。可是，當薛寶釵聽到這個幾乎使人人都感到悽慘的事之後，只是淡淡地「並不在意」；而且說了這樣的一番話：
俗語說得好：「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也是他們前生註定。……如今已經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依我說，也只好由他罷了。媽媽也不必為他們傷感了，倒是自從哥哥由江南回來了一二十日，販了來的貨物，想來也該發完了。那同夥去的夥計們，辛辛苦苦的，往來幾個月了。媽媽合哥哥商議商議，也該請一請酬謝酬謝才是。別叫人家看著無禮似的。
是的，這個少女所「在意」的，只是那些世俗的、實利的事務。凡是與這沒有利害關係的一切，看來已經很難打動這個少女的心。她幾乎把人間的淚痕和血跡看得十分平淡；至於為此動感情，更是似乎一種多餘的浪費了。
曹雪芹曾經描寫到這個少女經常服食一種奇異的藥品——冷香丸。看來，這一描寫除了可以豐富情節以外，作家更寄寓了一層深意。的確，我們從薛寶釵的心理性格中，常常感到有一種排除一切感情躍動的冷。而這種冷，又常常表現為一種恬淡，有時又表現為一種樸素。在蘅蕪院中，人們看到她的臥房好像「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無」，就曾經稱嘆過她的樸素。但是，這樣的一個「雪洞」式的臥房，不也正是反映著主人的內心世界麼？
是的，封建主義的思想體系已經滲透到薛寶釵的內部深處。一種帶有禁欲主義色彩的素淨和冷淡，正冰結住這個少女的感情。因此，她像一尊石雕美人似的顯得端莊而凝重，可是在這美人的內里，沒有流動的熱血。她「貞靜」，但也是一種沒有體溫的「貞靜」。
但是，我們如果以為薛寶釵永遠是那麼淡泊、那麼「和平厚道」，那就又錯了。一旦有誰觸犯了她（哪怕是間接地觸犯了她），她也會情緒激動地予以厲害的還擊。如有一次，賈寶玉無意之間說出有人把她比作楊貴妃，用這個被封建社會目為「禍水」的女人來與她作比，薛寶釵自然是「不由得大怒」。但端莊的風格又似乎使她不便頂面發作，於是便「冷笑了兩聲」說：「我倒像楊貴妃，只是沒有一個好哥哥好兄弟，可以作得楊國忠的。」這一語便把身為貴妃之弟的賈寶玉狠狠地刺了一下。接著，她又借小丫頭靛兒來向她尋扇子時，指桑罵槐地說：「你要仔細，我和誰頑過？你來疑我！和你素日嘻皮笑臉的那些姑娘們，你該問她們去！」結果又使賈寶玉「更不好意思」，林黛玉也因受到譏刺，「把臉羞紅了」；而靛兒則做了她還擊的犧牲品——惶恐地跑了。連一向很辣的鳳姐看了也有點受不住說：「怎麼這麼辣辣的！」這真是以辣服辣了。
作為封建時代的一個少女，薛寶釵這樣地為保護自己的尊嚴而刺傷別人，似乎也可不必苛責。但問題是在於，她所保護的不單是自己，還有自己階級的尊嚴。如寶玉被打之後，她來探傷；當她問起被打的緣由時，十分謹慎小心的襲人竟不慎地提到她哥哥的挑唆，這自然是觸犯了她！於是，她一面替哥哥推卸責任，一面又落落大方地笑道：
「你們也不必怨這個，怨那個。據我想，……就是我哥哥說話不防頭，一時說出寶兄弟來，也不是有心挑唆；一則也是本來實話；二則他原不理論這些防嫌小事。襲姑娘從小兒只見過寶兄弟這樣細心的人，何曾見過我哥哥那天不怕地不怕、心裡有甚麼口裡說甚麼的人呢？」
這一番話，直說得襲人「羞愧無言」。可是，如果在這之前，我們沒有在書中結識過她的哥哥，單從她口裡的這一段話看來，還以為她的哥哥是一位誠實不欺、豪爽灑脫的人物呢，絕不至於會想到原來是那樣一個惡俗不堪、「打死人便如沒事人一般」的「呆霸王」。
薛寶釵不但為薛蟠辯護，也為那個流氣十足、幾乎為人人所不齒的庶生公子賈環辯護。賈環和丫鬟鶯兒等擲骰子玩，輸了耍賴，鶯兒不依，薛寶釵便「嗔」鶯兒道：「越大越沒規矩，難道爺們還賴你？還不放下錢來呢！」鶯兒忍不住申辯，她又「不等說完，就忙喝住」。
從這裡，我們又一次看到薛寶釵對是非曲直並不是很關心，只關心維護自己階級的尊嚴，而出言吐語又是顯得那樣的不失大家風度。
的確，榮國府中那些站在封建統治界線以內的人物，無論是正統尊嚴的王夫人、也無論是精明鋒利的鳳姐或者是道貌岸然的賈政，與薛寶釵比較起來都不禁相形見絀，黯然失色。她真無愧是一位封建統治階級的理想人物，難怪她借詩言志：「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雲。」
薛寶釵和林黛玉的葬花詩相反，在那個黑暗的封建時代，唱出了樂觀主義精神。
不過，較之鳳姐、王夫人等人，薛寶釵還不是那樣的面目可憎、令人生畏。有的論者把薛寶釵說成是一個老謀深算、曹操式的人物[5]，其實大可不必。她到底還是一個入世未深的少女，在她的身上還保留著一些沒有被那一社會腐蝕盡透的東西。她雖然工於心計，但還不像鳳姐那樣的陰狠毒辣。她雖然受封建禮教的薰陶甚深，但也附帶受到一些好的文化教養。在她看來，《西廂記》等固然是不可看的壞書，但她並不像賈政那樣的連《詩經》都不要賈寶玉讀，因此她對香菱的學詩，並不過於阻止，而她自己就對中國古典文學頗有修養，這不但使她和夏金桂那樣鄙陋橫蠻的富家小姐有所不同，而且還帶著一種大雅雍和、博學多才的風度。至於她的持重、大方、惠人等等，如果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也未嘗不是可稱道的美德。
曹雪芹並不是按照「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6]這個簡單膚淺的公式來塑造人物的。在薛寶釵的身上，還沒有完全失去一個少女所有的一切。她並不是天生的「會做人」，而是因為她所尊奉的封建主義本質上是虛偽的、做作的，因此她也不得不如此；雖然她本人未必意識到。至此可以看出，《紅樓夢》通過這一人物形象，最大的意義還在於：它深刻地表現出僵腐的封建教義已經把好好的一個清淨潔白的女子」荼毒到近乎麻木的程度，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薛寶釵也是一個受害者。
是的，我們與其否定薛寶釵，不如否定產生薛寶釵的社會。這個少女也有她的不幸，那就是感染了時代的病毒。但醫治她的疾病的，並不是「冷香丸」，而是需要有一顆對生活、對理想、對「人的解放」像火一般燃燒的心。
可是，在這個少女的心上，卻被癩頭和尚套著一把「不離不棄[7]」的金鎖——封建主義的精神枷鎖。
五
對薛寶釵的思想性格作了這樣的一番巡閱之後，我們就可以進而談到這一重要方面，即她在《紅樓夢》愛情悲劇中所處的複雜關係了。
薛寶釵一來到榮國府，就使寶、黛之間原已在「兩小無猜」的純真關係中發展起來的愛情，立刻敏感地緊張起來；尤其是林黛玉最先感覺到這種緊張。當薛寶釵的一套待人行事取得上下皆歡時，書中曾這樣寫道：「黛玉便有些不忿，而寶釵卻渾然不覺。」這種「不忿」，正說明了林黛玉的緊張心理；而薛寶釵的「渾然不覺」，也許是因為初來榮國府，她的心思還放在皇宮裡吧？所以她一見寶玉之後，並沒有像林黛玉那樣的立刻在心裡產生一種特殊的感覺，當然更沒有燃起愛情的火苗。
等到時日稍久之後，在她的內心深處，也慢慢對寶玉有了愛情了；這是在寶玉被賈政一頓毒打之後，她來探傷時，由於一時說話太急而透露出來的。當她看見寶玉的傷勢很重，情不自禁地嘆道：
「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今日。別說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們看著心裡也疼。」剛說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說的話太急速了，不覺紅了臉，低下頭來。
這樣的控制不住真實感情的躍動，在她還是非常少見的表現。
其實，她對賈寶玉也不過是僅有這麼一點欲露還藏的愛意罷了，並無真正強烈的愛情。她之所以會對賈寶玉發生愛情，一方面是因為她到底是一個正處於青春時期的少女，「自從有人類以來就存在」的「兩性之間的感情關係」[8]，終於衝出了她心裡那一道封建主義堤防；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賈寶玉是「詩禮簪纓之族」的榮國府的繼承人；又是這樣一個人品、才智都不差的可以希望有所作為的人物；而且也是在大觀園裡唯一能夠找到的愛情對象。
但是，活動在這個少女心裡的愛情，並沒有隨著真摯的感情而洶湧奔騰起來。牢固的封建禮教觀念，阻擋了愛情的流瀉。而賈寶玉又偏偏絕意仕途，「痴頑」得難以點化，在她看來只是一個「無事忙」的「富貴閒人」而已。這與她所抱的「入學陪侍，充為才人贊善之職」的志向，似乎是難以匹配了。所以，在她看來，這個寶二爺又是一個美中不足的、並非十分理想的愛人。
在書中，我們看到她和賈寶玉之間常常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正是這種矛盾心理的表現。
不僅如此，在接觸到愛情的糾葛時，她甚至還有意識地採取迴避或警戒的態度。如有一次她往瀟湘館去，看見寶玉先去了，便抽身而回，因「此刻自己也跟進去，一則寶玉不便，二則黛玉嫌疑。倒是回來的妙」。再如有一次她在賈母那裡碰到賈寶玉，書中這樣寫道：
薛寶釵因往日母親對王夫人曾提過金鎖是個和尚給的，等日後有玉的方可結為婚姻等話，所以總遠著寶玉。昨日見元春所賜的東西獨她與寶玉一樣，心裡越發沒意思起來。幸虧寶玉被一個林黛玉纏綿住了，心心念念只掛著林黛玉，並不理論這事。
於此可見，很多《紅樓夢》研究者都認為薛寶釵處心積慮地在和林黛玉爭奪賈寶玉，以便當上寶二奶奶；這種看法其實是不確切的、簡單化的。連香菱都曾這樣說過：「怨不得我們寶姑娘不敢親近（賈寶玉），我不如寶姑娘遠矣！[9]」但是，薛寶釵的那種「總遠著寶玉」的心理狀態，與她去探傷因失言而流露出來的愛情，是不是難以理解呢？如果深加分析，又是極合人物性格發展的邏輯的。
原來薛寶釵對賈寶玉的愛情，正像這一人物本身一樣，是一種複雜矛盾的愛情，是封建主義的思想與反封建的生活要求互相衝突而又通過別種原因勉強統一起來的愛情。她既不願意隨便放棄這種愛情（因為還希望賈寶玉有轉變的時機），但也並不積極追求這種愛情（因為看來賈寶玉是這般地難以醒悟）。更何況在她看來，愛情比認字讀書更是大大違背了女孩兒的本分！
然而正像她嘴裡雖說「女孩兒家不認字的倒好」其實還是做詩寫字一樣；當她感到愛情有失去的危險時，特別是封建家長看中某個少女有為寶玉謀婚的跡象時，又會在她「貞靜」的心中忍不住發出嫉妒的、不平的聲音。當薛寶琴來到大觀園立刻得到賈母的喜愛並要把她「說給寶玉」時，薛寶釵曾經這樣說道：「真是俗語說的：『各人有各人的緣法』。我也想不到她這會子來；既來了，又有老太太這麼疼她！」她又對薛寶琴說：「你也不知是那裡來的福氣？……我就不信，我那些兒不如你？」這是多麼露骨地表現出她那又忌又羨又忿的心情。總之，薛寶釵對賈寶玉的愛情，就是表現得如此不純，如此矛盾。這種若即若離、似冷似熱的愛情態度，正是深埋在薛寶釵心裡的矛盾的具體反映。
這種複雜的矛盾，可以說一直到她與賈寶玉結婚時，都沒有得到解決。對此，後四十回補書在有些地方是處理得比較得當的。如當議親已定，立即成婚，薛姨媽回家把這一消息告訴她時，她「始則低頭不語，後來便自垂淚」。顯然她是有些預感到當了寶二奶奶之後並不是很幸福的。以她的聰明懂事，以及當議婚時賈府已經明顯地暴露出來的種種衰敗跡象，她是有可能意識到這將是一場不如意的婚姻的。但是，縱然如此，她並沒有任何「非禮」的言行，更不用說有何抗拒了。這固然是因為她和賈寶玉還有那麼一點愛戀之情，更重要的是：她是始終以封建道德禮法為思想行動的準則。因此當薛姨媽徵詢她對這段婚事「願意不願意」時，她不但拒絕自主，而且還責怪了薛姨媽一通：「媽媽這話說錯了，女孩兒的事情是父母做主的。如今我父親沒了，媽媽應該做主的。再不然由哥哥，怎麼由起我來？」
可見，薛寶釵不僅是一個封建道德禮法的自覺恪守者，而且還是一個不惜殉之以身的衛道者。
所以，與其說薛寶釵最後嫁給賈寶玉是戀愛上的勝利，還不如說她最後懷著守道者的心情，嫁給了她所認為懍然不可觸犯的封建主義。
有人認為這一婚姻是「薛寶釵爭取得來的『現實』」，所謂「爭取」的內容，就是「作為一家之主的寶玉夫人，爬到貴夫人的寶座上去」。[10]這樣的分析，是不完全符合這一人物性格的內涵的。同時，更重要的是削弱了這一人物的典型意義。要當貴夫人，在薛寶釵說來並非難事；以她的身家門第及其社會地位，將來的許配不是寶玉，一定也是另一位王孫公子。至於「一家之主」，這用來衡量鳳姐倒還恰當；鳳姐確是一個熱衷於「一家之主」的管家婆。但是，鳳姐比之薛寶釵顯然還是志量小了一些，只不過是一個關在賈府門裡的、受到人人嫌惡的某一方面的弄權者而已。而薛寶釵的志量要比這高雅多了，她的理想乃是沿著封建社會所規定的道路，登上那一時代一個女人所能取得的極高寶座上去（即所謂「充為才人贊善之職」）。只可惜的是：最後正是這個封建社會對女人所規定的一切，無情地辜負了她的這一理想，而把她推入在那個時代講來是萬分可怕的守寡、抄家、衰敗的深淵。
薛寶釵一直到最後，也許一直到生命的終結吧，都沒有發現或者感覺到自己也被囚禁在封建的牢籠里。其實，這也是不足為怪的。原來，吃人的社會制度不僅吃被剝削的下層人民，有時也吃它的忠誠擁護者啊！
如果僅從薛寶釵「並未得到真正的愛情和幸福」[11]這一現象看來，似乎也能同意何其芳同志所說的：「她是一個封建制度之下的犧牲品。」然而，問題不能到此為止，尤其不能是問題的全部結論。
是的，作為一個生活在封建制度下的少女，薛寶釵也有值得引起我們同情的地方。她雖然是端坐在封建主義的鑾輿上泰然而行；其實還是封建主義駕馭著她自己，而且最後終於把她壓碎了。可是，儘管封建主義是那麼沉重地壓在她的肩上，或者說，她是那麼始終不懈地肩負著封建主義；但從這個少女的心底，卻聽不到一絲與那一社會互相摩擦的聲音，也更無一聲怨言。現實生活雖然曾經不止一次地啟發過她去認識那壓在身上的禮教重軛，可是這非但沒有使她背離封建軌道一步，反而更加靠緊了；即使是在與她切身有關的婚姻問題上也莫不如此。尤其使我們感到驚異的是，她是那樣心境舒坦地處在那個社會裡的一切生活中，如有一次家常取樂，賈母命制燈謎，很多人都因賈政在座而深感拘束，獨她感到「坦然自若」。她不僅和那個社會感不到有甚麼牴觸，而且是水乳交融，非常相得。這實在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特點，是構成薛寶釵性格的決定性的特點。而且，這個特點還要繼續沿著固定的方向發展下去。當她還是一個未曾出閣的閨女，當她的身上還閃發著青春少女的風華，這種傾向以及她所具備的一套才能，也許還看不出有甚麼大的作為；但若換上另一種情況，使她足以伸展懷抱的時候，其作用也許就難以逆料吧？……
因此，對於薛寶釵，我們一方面看到她是「一個封建制度之下的犧牲品」；但另一方面更要看到，她又是一個為鞏固封建制度而犧牲的犧牲品。對這一人物，不能是單純同情，更不能一味讚美，而是應當有所批判，有所否定。
總之，既是守道者，同時又受害於所奉守的道，這就是薛寶釵的悲劇，一種缺乏感動力量的悲劇。
六
《紅樓夢》中的薛寶釵，是一個寫得極其豐滿、極其深刻的人物形象。她和林黛玉表現為兩種不同的風度和氣質：一個重理智，內心是冷靜的，一個重感情，內心是熱烈的；一個隨分從時，崇尚實際，一個孤高自許，讚美性靈；一個是持重的，但容易流於做作，一個是率真的，但容易失之任性。如果孤立地來評價這兩種性格，似乎難以遽下判語。但評論人物不能離開在當時所起的歷史作用，要看它沿著甚麼方向發展，是否與時代前進的步伐一致。在生活中，特別是在舊時代里，前者往往容易討好，後者每多遭厄；因為世俗總是寧取圓通的做作，而排斥鯁直的率真。「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這就是歷史給我們所留下的沉痛的生活箴言。
總之，這兩種典型性格，具有很高的藝術概括力，常常引人想得很深很遠。
曹雪芹在塑造薛寶釵這一人物典型時，思想上是表現著某種矛盾的。作家對這一人物既懷著深諷、又懷著讚嘆與同情。在不少地方，對於薛寶釵的「賢」以及她的美麗、才華等等，是曾經作過一些正面描寫的；而對於她的另一面——本質的一面，用筆似乎常常比較含蓄。當然，著墨深微、筆致婉曲，是曹雪芹慣用的藝術手法，他不是採取單線式的簡單手法來處理人物。不過作者所聲稱的「賢寶釵」、「停機德」、「山中高士」等等，我們也還不能完全認為是一種反語。而所謂「懷金悼玉」，更是明顯地流露了作者對薛、林兩人都有著思念的感情。這種感情不能不使得薛寶釵這一人物形象變得更加複雜起來，人們一不小心，就幾乎迷失在她的許多表面印象中，以至放鬆了對這一人物本質的探究。然而，曹雪芹所具有的那種嚴格的現實主義作風，那種「不敢稍加穿鑿，致失其真」的創作精神，對他的個人偏向具有一定的「抵抗力」，他終於深觸到人物的靈魂，創造出富有社會意義的典型，使之成為十八世紀中國封建社會尤其是封建禮教的一面鏡子。
通過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曹雪芹的偉大之處，還是在於無比深沉地控訴了那個社會。他生動地指出：那是一個毀滅一切的社會，任何人都沒有好的命運，連它的忠誠擁護者也包括在內。
寶釵，寶釵，如果得到「好風」的「借力」，又何嘗不能成為一枝寶劍！這是一枝以黃金為外殼並鏤刻著美麗花紋的寶劍；一枝適於佩掛在蟒袍玉帶上的寶劍；然而，這又是一枝終未出鞘而銹毀掉的寶劍！
是的，冷酷的時代，終於把這個少女葬身於白茫茫的大雪！[12]
1954年12月底寫於北京
* * *
[1] 鄒弢：《三借廬筆談》。
[2] 這是書中第六十三回「壽怡紅群芳開夜宴」時，薛寶釵抓到的酒令簽上的題詩。此詩出於唐代詩人羅隱的七律《牡丹花》。
[3] 《東華錄》康熙五十一年。
[4] 《朱子語類》卷十二。
[5] 這種看法，也是由來已久。早在舊時代就有人說：「寶釵其奸雄之毒者乎！」還有人把她和偽裝謙恭的王莽相比。（見馮家眚：《紅樓夢小品》，青山山農：《紅樓夢廣義》。）
[6] 魯迅對《紅樓夢》的評語，見《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
[7] 這是鏨在薛寶釵隨身所戴的金鎖上的一句話。
[8]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9] 引自「庚辰本」第七十九回，此數語為通行「程本」所無。
[10] 李希凡、藍翎：《紅樓夢中兩個對立的形象——林黛玉與薛寶釵》（載《新觀察》1954年23期）。
[11] 何其芳：《沒有批評，就不能前進》（載1954年11月20日《人民日報》）。
[12] 《紅樓夢》第五回題詩云：「金簪雪裡埋。」又云：「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