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辯證法和哲學一般的批判 · 附錄二　學習和翻譯

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的體會 ［1］ 中共中央編譯局為了紀念革命導師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要我撰寫一篇有關翻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回憶。這使我既高興又慚愧，高興的是我有機會寫出一些關於學習和翻譯經典著作的體會，作為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微薄獻禮；慚愧的是我學習得不夠，翻譯得太少，實在微不足道。尤其是令我慚愧的，我對馬克思主義覺醒太晚，開始學習和翻譯太晚。這一點我應對那些在困難條件下篳路藍縷開始翻譯經典著作的先進前輩深表敬意。 在解放後，由於在黨內外同志的幫助下，在學習和翻譯經典著作的過程中，我感到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逐漸有進一步理解和認識，並增加了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感情。試就自己的一些經歷和體會作一簡單的回憶和匯報。 1951年，我在圖書館裡從德文本的《馬恩全集》里看到了馬克思的《黑格爾辯證法和哲學的一般批判》一文，認為對黑格爾哲學批判研究很有指導作用。我根據德文版的《馬恩全集》和狄茨出版社1953年版《神聖家族及其它早期著作》將這篇文章譯成中文。譯出後，我將譯稿交給當時《新建設》雜誌主編費青同志（費青同志已於1957年去世，他在1955年曾翻譯出版了馬克思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和《論猶太人問題》）。他和我一起，共同仔細認真、逐字逐句、互相商酌，討論了兩三次，才把大約二萬字的文章修改出來。這樣，這篇難譯的文章終於1954年在《新建設》上發表出來，次年出版了單行本。 正是在《黑格爾辯證法和哲學的一般批判》這篇文章里，我們碰見了專門名詞「異化」（「自我異化」或「自我異己化」）。其後，何思敬同志在他所譯的《經濟學—哲學手稿》里，又用「疏遠化」一詞。此外還出現「異化」的反面「同化」（Vereignen）或「自我化」的譯名，感到唯物辯證法特別注重範疇，馬克思在文內曾明白提出「邏輯學—精神的貨幣，人和自然的思辨的、思想的價值」有深刻義蘊的名言。因而在唯物主義基礎上的「精神的貨幣」就揚棄了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範疇。 很感到遺憾的是，恩格斯早年關於批評謝林的三篇文章，1955年前後人民出版社曾一再向我組稿，我因忙於別的工作未能譯出。 1957年2、3月間，我參加了馮定同志為首的訪問蘇聯的哲學代表團。莫斯科哲學研究所在一次小型座談會上特意挑選了一位水平較高的、新授予學位的副博士在會上報告了他寫作副博士論文的經過和內容。恰好我當時剛從德文本讀了馬克思的博士論文《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與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一書，而這個副博士的論文正是關於「德謨克利特的哲學」的，這引起了我的特殊興趣和注意。可是聽後，我發現他沒有參閱馬克思的博士論文。當我問他時，他答道：「那究竟是馬克思的早期著作，不可以作為依據。」我又對他說：「即使馬克思早期的博土論文不夠成熟，但參考、介紹一下馬克思的材料、觀點總是可以的」。 從蘇聯回來後，我就著手馬克思的《博士論文》的翻譯工作。我是根據德文版的《馬恩全集》和1956年莫斯科國家政治文學出版社的俄文本《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選》譯為中文的。於1958年在《哲學譯叢》第一期上發表，1961年出版單行本，1972年再版單行本。 馬克思的德文原著附有未經翻譯的希臘文及拉丁文原始材料很多，我參考一些英文著作，特別根據俄文譯本才勉強將本書譯出來。又經通曉俄文的同志校閱一遍才發表的。從學習和翻譯馬克思《博士論文》過程中，我深深體會到青年馬克思寫論文時謹嚴、認真的科學態度真是很不尋常。馬克思首先深入、廣博地研究和掌握大量的原始材料，大量地搜集了古希臘、羅馬哲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史家和傳記家們的材料，用來論證伊壁鳩魯的原子論是進一步發展了德謨克利特的唯物論並包含有道德實踐和辯證法的新因素。馬克思為了駁斥古代和近代許多哲學家所持的謬論，即認為伊壁鳩魯的哲學只是「抄襲」甚至「剽竊」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並沒有什麼新東西，馬克思的辦法是首先把對立面的材料一條一條地擺出來，然後對這些材料根據自己搜集的較深入、較全面的材料和用發展的觀點一一加以駁斥。這是一種「入虎穴、得虎子」的方法和精神，是值得我們認真學習的。本來這種擺事實，講道理的革命學風經過毛澤東同志的傳播已經在我國家喻戶曉了，但在「四人幫」的「唯心主義橫行，形上學猖獗」時期，馬克思主義的這種優良傳統都被他們破壞了。 1957年5月前後，中央編譯局師哲同志主持召開了一次座談會。他在會上說：「這次開會的目的就是對翻譯方面存在的問題，特別是翻譯標準問題進行一次研究。」我被邀在會上作了發言，首先談到對翻譯性質的認識問題，我說：解放前有很多留學生輕視翻譯，不顧不懂外文的廣大讀者需要，只以自己能看外文書、說外國語，甚至用外文講課為滿足。解放後，黨和政府重視這項工作，廣大讀者也迫切需要翻譯。我自己素來感到翻譯工作的重要。它是科學研究的基本建設，它是向科學進軍的後勤工作。它的特殊意義尤其在於使思想家特別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說中國話，使馬克思主義思想和外國學問成為中國化，在中國生根。這次發言的某些想法在1959年9月22日《文匯報》發表的《十年來西方哲學的翻譯工作》一文中也有所反映。我又談到：為了要科學技術、哲學研究趕上國際水平，作為資料準備的翻譯工作也必須趕上國際水平。我們的譯文無論就質和量的水平上都必須趕上國際水平。就時間而言，有許多大部頭的著作如叢書、文庫、全集等，我們的翻譯出版也要力爭趕在別國之前完成。 此外我著重談了翻譯與研究相結合的問題，說：有了科學研究作基礎的翻譯，譯文自然有較高的質量，也可以做出有研究和批判意義的導言、引言、注釋和註解，這樣也就可以趕上和超過外國較好的標準譯品；同時翻譯工作能與科學研究相結合，則譯文的內容自然會更忠實可靠，更能確切地表達原文和原著的意思，保證譯文的質量，對這樣的譯著，讀者自然會特別相信，且喜聞樂見。 這種翻譯與研究相結合的過程，也是一種對原著極為有效的學習和理解的過程。因此，與科學研究相結合的翻譯必定會使我們的基礎理論和專業理論的水準進一步提高。 1977年夏，我參加了中央編譯局和中央黨校舉辦的關於恩格斯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某些疑難段落的翻譯的商榷討論。黨校的韓樹英同志、編譯局的顧錦屏同志、哲學所楊一之同志、北大熊偉同志和外語學院的青年同志多人出席。在會上我對恩格斯這一經典著作的書名提出翻譯的意見。我以為恩格斯書中似乎沒有說費爾巴哈結束或終結了德國古典哲學，其中Ausgang一詞不是「終結」的意思，而以譯為「出發」或「出路」比較合適。因為在此書的序言中恩格斯談到寫本文的目的時說：「至於費爾巴哈，雖然他在某些方面是黑格爾哲學和我們的觀點之間的中間環節，我們卻從來沒有回顧過他」。足見這書目的一，是要強調費爾巴哈處於黑格爾和馬克思恩格斯的「中間環節」關係的地位。恩格斯又說：「因此，我越來越覺得把我們和黑格爾哲學的關係，即我們怎樣從這一哲學『出發』（Ausgang）並且怎樣同它脫離，作一個簡要而有系統的說明是很必要的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笫207—208頁）。這裡「出發」二字，德文原本同書名一樣，也是Ausgang。同一詞在密切相關的書名和序言裡作截然不同的翻譯，似應有所說明或注釋才好。序言中所說與「黑格爾哲學脫離」似乎是指揚棄、批判改造，把唯心辯證法顛倒成唯物辯證法而言，也不一定是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而是強調費爾巴哈在德國古典唯心論過渡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過程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那次討論時間較短，我自己也沒有把意思說清楚。當時發言的人中有個別同志部分同意我的意見，有的同志指出「終結」一詞是根據普列漢諾夫俄譯本的譯法。更多的意見謂「終結」的譯名通行已久，一時不易改動，必須經過廣泛討論後，意見比較一致時，才可作出修改。我認為這次初步討論，是個很好的開端。 最近，朱光潛先生在他的《美學拾穗集》（1981年，百花文藝出版社，第43頁）中也不約而同地談到了這一問題，基本上和我的看法相近。他認為根據最近的英文譯本《經濟學—哲學手稿》的注文中把「Ausgang」一詞譯為「Outcome」，「Outcome」應譯為「結果」或「成果」更為妥當，不然「一字之差可能在一般人心中引起誤解」。按朱先生這種意見只消改動一個字,那就更簡單明了省事多了。 我想借紀念馬克思逝世百年這個機會，把這個問題再提出來請求大家指正，以表示「一名之立，歲月踟躕」對於編譯馬恩著作的關切和尊重，不知道是否合適?看來有機會通過群眾展開討論，對於我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翻譯工作是會有所幫助的。 ［1］本文原載於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馬恩室編：《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國的傳播：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