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志 · 韓文籀討集第六

韓愈自言：「約《六經》之旨而成文。」皇甫湜為愈《墓誌》亦云：「抉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政，邪觝異端。以扶孔子，存皇之極。」要之游文《六藝》，留意仁義，蓋儒家之支與流裔雲。 劉熙載《藝概》曰：「八代之衰，其文內竭而外侈。昌黎易之以萬怪惶惑，抑遏蔽掩，在當時真為補虛消腫良劑！」又曰：「論文或專尚指歸，或專尚氣格，皆未免著於一偏。《舊唐書·韓愈傳》『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二語推韓之意以為言，可謂觀其備矣！」此兩條真道得韓文盡！ 韓愈《答李翊書》自稱：「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舊唐書·韓愈傳》：「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二語推愈之意以為言。指歸本之《六經》，氣格融蛻兩漢，而所謂「遷雄之氣格」者，又當分析而論：大抵行氣布局學司馬遷，選字造句出揚雄也。然而未盡。自餘論之：韓愈議論學賈誼、董仲舒，序跋似劉氏向、歆，傳記模《國策》、《史記》，碑表出班固、蔡邕。而運之以司馬遷之灝氣，澤之以揚子云之奇字。韓文起八代之衰，只是集兩漢之成。 南北朝之末，文勝之極，窮則反本。宇文代周，創業文帝，頗欲有革於浮華，於是蘇綽倡言古文，務存質樸，憲章虞、夏，作為《大誥》，蓋經誥之氣格也。而韓愈之於經誥，只是約其指歸，而不襲其氣格。所以倡古文與蘇綽同，而言氣格與蘇綽異。然韓愈亦有襲經誥之氣格者，其《元和聖德詩》、《平淮西碑》諸篇乎！李義山詩所謂「點竄《堯典》、《舜典》字」是也。 《舊唐書》「遷雄之氣格」一語，吾常析言之曰：「行氣布局學司馬遷，選字造句學揚雄。」今更申其意曰：「運以司馬遷之逸氣浩致，以上窺周、秦諸子之閎肆。綴以揚子云之奇字瑰句，以下概班、范二書之雅健。」柳宗元《答韋珩書》以為：「雄文遣言措意，頗短局滯澀；不若退之倡狂恣睢，肆意有所作。」正以有奇字瑰句，而欠逸氣浩致也。時賢章炳麟文亦然，盡有奇字瑰句而不能運，句都死著紙上。 韓愈之文，所以開八家之宗，而不為傖野者，在運氣以駛辭，又鑄辭以凝氣，所以疏而能密，雄而不快！ 就造辭論：韓、柳疏而能密，而歐、蘇、曾、王則下筆駿快，能疏而不能密矣；就結篇論：韓、柳密而能疏，而歐、蘇、曾、王則匠心布置，能密而不能疏矣。特是柳之出筆峭，而韓之來勢雄，所以面目各異。 韓愈之文，李翱得其筆，皇甫湜得其辭，皆於氣上欠工夫；歐陽修得其韻，蘇氏父子得其氣，又於辭上欠工夫。韓愈所以為不可及。 仁和譚獻《復堂日記》曰：「閱《唐書》，文體弘遠，亦云史才。好用新字，更改舊文，多可笑哂！如『師老』為『師耄』，『不可忍』為『叵可忍』，『不敢動』為『不敢搖』，直兒童語！宋祁亦雅才，何以有此弊？殆退之作俑耳！宋與歐陽皆崇信退之，乃學焉而皆得性之所近，此中消息，承學者參之！」章炳麟嘗問業譚氏，而序吳江金天翮《天放樓文言》，謂：「宋得韓氏之辭，歐陽得韓氏之勢。」蓋本之師說雲。 閱《昌黎集》卷一，凡賦四篇，而《感二鳥》、《復志》、《閔己》三賦，獨為悲激頓挫，體格依仿《離騷》。然《離騷》雅壯而多風，故倫序而寡狀；韓愈發軫以高驤，故卓出而多偏。又《離騷》文麗而意婉，美人香草，比興之辭多；韓愈情發而理昭，浩氣直節，賦之意多。曹子桓謂屈原優遊緩節，吾獨謂韓愈鮮明緊健。優遊緩節，所以咀味不盡；鮮明緊健，只是言盡意止。晁無咎遽以續《騷》，談何容易！ 閱《昌黎集》第十一第十二兩卷雜著，相其體制，不外二端：其一原道析理，軒昂洞豁，汲《孟子》七篇之流，如《五原》、《對禹問》是也。姚鼐《古文辭類篹·敘目》曰：「論辨類者，蓋原於古之諸子，各以所學著書詔後世。」其一托物取譬，抑揚諷諭，為《詩》教比興之遺，如《雜說》、《獲麟解》、《師說》、《進學解》、《圬者王承福傳》、《訟風伯》、《伯夷頌》是也。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篇》曰：「學者惟拘聲韻之為詩，而不知言情達志，敷陳諷諭，抑揚涵泳之文，皆本於詩教。」 姚鼐言：「論辨類，原於古之諸子，各以所學著書詔後世。」而《詩·大雅》《毛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說文·言部》同。諸子著書，有言有語。言者，抒所見而直言，《老子》、《荀子》是也。語者，假主客以詰難，《孟子》、《莊子》是也。韓愈論著，則《原道》、《原性》諸作，抒所見而直言也；《行難》、《對禹問》、《爭臣論》諸文，假主客以詰難者也。要之盡意期於雄肆，取譬出以詼詭。 主客之體，有以表情抒慨者，近於詞賦，如宋玉《對楚王問》、東方朔《客難》、司馬相如《子虛》、《上林》是也，韓愈《進學解》以之；有以論事析理者，毗於諸子，《孟子》、《戰國策》是也，韓愈《對禹問》、《爭臣論》以之。 揚子云文章，工於造辭，而滯於行氣。而愈所作《原道》、《原性》等篇，史氏謂其「奧衍宏深，與孟軻、揚雄相表里」。然余謂韓愈《五原》、《對禹問》之作，洞爽軒闢，筆力橫恣，定得力於孟軻，而與揚雄之僻澀以為古者異趣。 唐文疏，宋文密。唐文直起直落，意到筆隨。宋文間架先定，出以經營。而愈《原道》，承周、秦諸子之遺，直起直落，自然雄肆；《原性》開唐宋八家之蹊，匠心布置，間架已具。 議論之文，貴乎筆有斷制，語無挪移，娓娓鑿鑿，所論不必儘是，而明白主張，自足以奪人之心，易人之意。讀韓愈《五原》、《對禹問》可見。 韓愈文有兩種筆力：《原道》筆能奔放，如風發雲涌，筆力之能雄肆者也；《對禹問》語有斷制，如刀斬斧截，筆力之能嶄峭者也。王安石嶄峭而不雄肆，蘇東坡奔放而欠嶄峭，各得韓愈之一體。 《原道》之作，不始韓愈，淮南《鴻烈解》、劉勰《文心雕龍》，皆以《原道》弁其書，而與愈同題而異趣。蓋韓愈原道於仁義，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二劉原道於自然；韓愈將以有為，二劉性任自然；此其較也。惟勰與安，則又同趣而異為。蓋安以周、秦政敗於多制，而民燋焉不樂其生，故著《原道》以明無為之治。勰睹齊、梁文競於雕華，而義牽焉以匿其旨，故標自然以救文勝之弊。義各有當，而指歸於一。 《論衡·本性篇》稱：「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揚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此韓愈《原性》三品之說所由本也。《原道》筆有唱嘆，《原性》語有裁斷。一以情勝，一以理勝。《原毀》文氣疏宕，而化偶為排，開蘇氏父子策論一派。《原道》力闢佛老，《原性》鋪說三品，而於性道之大原，俱欠發揮，只是說道說性，而未探原。獨此《原毀》入後言「有本有原」，頂門一針，於題義為不漏。 《對禹問》「天之生大聖也不數」一段，意從韓非《難勢》中段脫胎，而筆勢恣橫。 《雜說》談生之為《崔山君傳》一首，從荀子《非相》、列子《黃帝》兩篇，脫化而出。 《國策·楚策》汗明說春申君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外坂遷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羃。驥於是俯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仆之不肖，厄於州部，堀穴窮巷，沈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祓仆，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乎！」感概淋漓，別有奇趣。而愈《雜說》「世有伯樂」一首，及為人求薦書，皆用其意而變化之，然終遜汗明之奇俊。 《雜說一》、《雜說四》、《獲麟解》。短篇文字，而渾灝流轉，滂沛寸心，真有尺幅千里之勢。陳石遺先生論楊誠齋詩，以為非廑筆透紙背也！言時，摺其衣襟，既向里摺，又反而向表摺，因指示曰：「他人詩，一摺不過一曲折而已。誠齋則至少兩曲折，他人一折向左，再摺又向左。誠齋一折向左，再折向左，三折總而向右矣！」語見《談藝錄》。而愈此數篇文心之妙，亦正似之。 自古短篇拗折，莫如王安石《讀孟嘗君傳》。然安石筆峭而勢不厚，瘦削峻嶒，不如韓愈之海涵地負，放恣縱橫。韓愈雄峭而能渾化，遠勝安石之巉刻見骨。 閱《昌黎集》《讀〈荀子〉》、《讀〈鶡冠子〉》、《讀〈儀禮〉》、《讀〈墨子〉》四篇。按《說文》，籀讀互訓。《言部》：「讀，籀書也。」《竹部》：「籀，讀書也。」揚雄《方言》：「抽，讀也。」「籀」、「抽」古通。《太史公自序》「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字亦作「抽」。抽繹其書以發厥旨，是之謂「讀」。太史公作《史記》曰「余讀《高祖侯功臣》」，曰「太史公讀《列侯至便侯》」，曰「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余讀《諜記》」，曰「太史公讀《春秋譜諜》」，曰「太史公讀《秦記》」，如此者不一，皆謂籀繹其書以發厥指也。而愈《讀〈鶡冠子〉》、《讀〈墨子〉》，撮其指要以為籀繹，是謂正宗，至《讀〈荀子〉》、《讀〈儀禮〉》，則別出議論而不限於籀繹其書，斯變格矣！此亦文章辨體之所不可不知也。 《讀〈荀子〉》於四篇中為最雄駿，以孟軻、揚雄作陪，借賓定主，一出一入，兔起鶻落。孫樵《與王霖書》謂：「韓吏部《進學解》，莫不拔天倚地，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鞚勒騎生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此真善道得韓文情狀。然《進學解》謹布置，未脫東方《客難》、揚雄《解嘲》窠臼，不如此《讀荀》筆情軒昂，乃復似之。柳宗元謂「退之倡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肆意」二字亦妙。即如《讀〈荀子〉》篇幅不長，而筆意自肆！ 司馬光《揚子序》曰：「韓文公稱荀子，以為『在軻、雄之間』。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三子皆大賢，祖《六藝》而師孔子。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揚子好《易》。古今之人所共宗仰。然揚子之書最多，監於二子而折衷於聖人，潛心以求道之極致，至於白首，然後著書，故其所得為多。孟子之文直而顯。荀子之文富而麗。揚子之文簡而奧，惟其簡而奧也，故難知。」 韓愈盛推孟，而光獨宗揚。宋儒多在韓退之門下討生活，歐、蘇、曾、王之論文，二程、張、朱之尊孟，其燦然者已。獨司馬光超然絕出，不囿風氣。其論學不信孟子，《疑孟》有書。其文章直起直落，質實駿爽，不為描頭畫角，而真氣貫注，王安石推其文類西漢，可謂卓然有以自立者。世人淺見寡識，論古文限於八家，而不知司馬光疏疏落落，直欲置身八家以上，余故特表而出之雲。 《昌黎集》卷十三，《子產不毀鄉校頌》亦如《伯夷頌》，借古人以抒感嘅。不過伯夷以自況，子產以諷時宰，言情達志，詩教之比興也。非止韓愈為然。儒者論史，其指在陳古以監今。賈生《過秦》，必卒之曰：「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又如左太沖、鮑明遠詠史諸什，皆意有所鬱結不得發，豈真閒管古人是非哉！知此者可與道古，可與論文。 《〈張中丞傳〉後敘》夾敘夾議，議論折衷一是以正流傳，敘事撰次所聞以補闕遺，出入截，其文縱厲而峭實。 《汴州東西水門記》渾樸簡峻，出自《詩》、《書》之《頌》、《誥》，東京班、蔡有其雅練矜重，而無其鮮明緊健。 《畫記》學《周官》、《考工記》，于謹細中見神妙，於妥貼中臻變化，此與《汴州東西水門記》，皆征學古入化，與揚雄、王通字摹句擬，死著句下者不同。揚、王存其面目，出筆便僵，而愈運以神明，無句不活。皇甫湜為愈《墓誌》，以為「茹古涵今，亡有端涯」，轉換無跡，乃見茹古者深。 《藍田縣丞廳壁記》寥寥短章，老健簡明，憤激而出以詼詭，感概而寓之蕭閒，命意最曠而逸，得司馬子長之神髓矣！ 閱《昌黎集》卷十四無出色者，獨《鄆州溪堂詩序》，句煉而氣遒。《爭臣論》，文贍而義明。 《鄆州溪堂詩序》，廉而能肆，遒而得安，極似柳宗元早年文字。蓋合《國語》之雅練，《國策》之勁鷙，而融裁為一手者。故能俊傑廉悍如此。 以《鄆州溪堂詩序》之遒雅，與《汴州東西水門記》之端凝，而姚鼐選《古文辭類篹》，題下皆只一圈；無亦過為矜莊，以損神明，未能鋒發而韻流也！《爭臣論》，氣便疏盪。此中消息，亦宜有以窺其微。 《鄆州溪堂詩序》，以《國語》之雅練，融《國策》之鷙勁，得筆之遒，而不入於危仄。《爭臣論》，以《左氏》之浮誇，化《國策》之恣肆，得氣之疏，而不流於矜張。 閱《昌黎集》卷十四之十九，皆書啟。而《文心雕龍·書記篇》曰： 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陶，托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 若韓愈書辭氣紛紜，有餘於條暢任氣，不足於優柔懌懷；散鬱陶而未能從容，托風采而失之激切。曾文正謂：「古文中，惟書牘一門，竟鮮佳者。八家中韓公差勝，然亦非書簡正宗。」 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自稱：「每為文章，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讀韓愈書，志氣盤桓，未免偃蹇而驕，作之於矜。 文之痛快者每不沉著，宋之蘇軾是也。沉著者嫌不痛快，漢之劉向是也。惟《國策》乃沉著而痛快，蓋韓公書體之所由放也。而沈鬱頓挫，則又非《國策》之所有。 韓愈書體博辨明快，蓋得《國策》之體，而沈鬱頓挫，又得太史公之神。 《昌黎集》卷十五《與孟東野書》、《答尉遲生書》，皆以沈鬱頓挫見意，一卷之俊。 《上李尚書書》、《上襄陽於相公書》，同一諛非其實。而《上於相公書》盪軼飛揚，顧盼有奇致。 戰國策士之遊說，其用意類能預立地步，韓公書亦然。觀《上留守鄭相公啟》、《上張僕射書》、《與於襄陽書》、《應科目時與人書》、《答呂毉山人書》，未為人占地步，先自己站地步，高睨大談，不免矜心作意，而自兀岸可喜。至《上李尚書書》、《上襄陽於相公書》，抬得人家身分太高，便自己地位稱不過，文盡岸異，而氣未振絕。《上兵部李侍郎書》、《三上宰相書》、《與陳給事書》，並不為自己留地步，徒為伈伈俔俔，低首乞憐。惟《三上宰相書》之氣肆，肆則猖狂恣睢之中，不免聲竭氣嘶。《上兵部李侍郎》、《與陳給事》兩書之辭婉，婉則文明從容之辭，益見氣卑辭靡，幾乎無適而可，此遣言措意之所以貴能預立地步之也。 《答崔立之書》、《代張籍與李浙東書》、《與李翱書》、《與崔群書》、《應科目時與人書》、《答陳商書》諸篇[1]，不論篇幅長短，韓公自言「其文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寫出胸中一段憤郁，直起直落，文勢極寬衍，而氣自緊括，沈鬱頓挫，學太史公神到秋毫顛，須與太史公《報任少卿書》同讀，方知其妙。 《答李翊書》、《答劉正夫書》、《答尉遲生書》、《與馮宿論文書》，自道文章用力甘苦，尤吃緊在「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兩語，意自悲憤，而氣極浩落，亦得文章沈鬱頓挫之妙。 《與鄂州柳中丞》兩書，慨當以慷，雖未沈鬱，而極頓挫。 閱《昌黎集》卷十九、卷二十、卷二十一三卷，送人序。其中有端凝簡峭而如史筆者，如《送幽州李端公序》、《送殷員外序》、《送鄭尚書序》、《送水陸轉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是也。有婀娜搖曳以為多姿者，如《送許郢州序》、《送李願歸盤谷序》、《送董邵南序》、《贈崔復州序》、《送王秀才含序》、《送楊少尹序》是也。大抵端凝簡峭，斯見勁，王安石以之。婀娜搖曳，則余妍，歐陽修以之。 《送孟東野序》、《送廖道士序》、《送高閒上人序》，憑空發論，妙遠不測，如入漢武帝建章宮、隋煬帝迷樓；而正事正意，止瞥然一見，在空際蕩漾，恍若大海中日影，空中雷聲；此太史公《平準》、《封禪》諸書，伯夷、孟、荀、屈、賈列傳法也。特其以轉掉作起落之勢，未極神妙自然之境。惟《廖道士序》，直落直轉，直接直收，具無窮變化，純是潛氣內轉，得太史公筆意。《送孟東野》、《高閒上人》兩序，則得太史公之章法，而未得其筆意，章法可以跡求，而筆意則神明之運。 《送許郢州序》、《贈張童子序》，不以頌而以規，深得古人以言相贈處之意。 《送石處士序》、《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章法牝牡，自為映帶，乃用太史公《李廣》與《衛青霍去病》兩篇，牝牡見意之法。 閱《昌黎集》卷二十二、卷二十三祭文，四言最多、最佳，如《祭穆員外文》、《祭河南張員外文》、《祭侯主簿文》，難在話念平生，情事曲繪，而跌宕俊邁，鼓舞鏗鏘，不可以方物。四言韻文，其原出於《雅》、《頌》，雍容揄揚。漢魏人為之，未嘗出其窠臼，多重鋪敘。而韓愈獨創為刻畫，千形萬態，橫恣溢出。又漢、魏人為四言韻文，亦效《雅》、《頌》之凝重肅括；而韓愈神采飛揚，獨出以軼宕俊偉，雖敘實事，必驅遣陵跨，令於空際飛馳。《祭薛助教文》、《祭柳子厚文》，瘦折奧峭，又是一格，後來王安石多摹之。 《潮州祭神文》第二首，別出才調，不為四言，而峭健壁立，岸然入古，音節以幽噫喑啞而益臻沈鬱頓挫。 《祭十二郎文》，骨肉之痛，急不暇修飾，縱筆一揮，而於噴薄處見雄肆，於嗚咽處見深懇，提振轉折，邁往莫御，如雲驅飆馳，又如龍虎吟嘯，放聲長號，而氣格自緊健。 碑誌文有兩體：其一蔡邕體，語多虛贊而緯以事歷，《文選》、《文苑英華》諸碑多屬此宗；其一韓愈體，事尚實敘而裁如史傳，唐宋八家以下多屬此宗。 《昌黎集》卷二十四之卅五碑誌。《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曹成王碑》、《劉統軍碑》、《唐故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統軍劉公墓志銘》、《唐故相權公墓碑》、《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王侯將相也；《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志銘》、《唐故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志銘》、《唐故河南令張君墓志銘》、《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太原王公神道碑銘》、《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志銘》、《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志銘》、《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志銘》，文武具寮也；《施先生墓銘》、《貞曜先生墓志銘》、《南陽樊紹述墓志銘》，經生文儒也；《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志銘》、《唐朝散大夫贈司勛員外郎孔君墓志銘》、《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銘》、《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志銘》，忠臣畸士也；《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銘》、《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志銘》、《故太學博士李君墓志銘》，服食方士也；《李元賓墓志銘》、《柳州羅池廟碑》、《柳子厚墓志銘》、《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志銘》、《韓滂墓志銘》、《女拏壙銘》、《乳母墓銘》，至親好友也。隨事賦形，各肖其人。其氣渾灝以轉，其辭鑄煉以嶷，氣載其辭，辭凝其氣，奇字奧句，不見滯筆，豪曲快字，不見佻意，骨重氣駛，章妥句適，一集之中，此為第一！後世惟元好問足以嗣之。奇字奧句，不免滯筆者，龔自珍、魏源、章炳麟是也。豪曲快字，出以佻意者，蘇軾、陳亮、袁枚是也。 《曹成王碑》、《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柳子厚墓志銘》，長篇雄恣，不見累句。《李元賓墓銘》、《登封縣尉盧殷墓誌》、《盧府君夫人苗氏墓志銘》、《虢州司戶韓府君墓志銘》、《韓滂墓志銘》、《女拏壙銘》、《乳母墓銘》，短幅遒勁，亦有餘勢。所謂「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 韓愈《答李翊書》曰：「惟陳言之務去。」銘樊紹述曰：「唯古於詞必己出。」觀其《平淮西碑》、《南海神廟碑》、《烏氏廟碑銘》、《魏博節度使沂國公先廟碑銘》、《袁氏先廟碑》，模範《誥》、《頌》，故為朴茂典重，而無一字一句襲《詩》、《書》。《施先生墓銘》、《唐故秘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志銘》、《唐故相權公墓碑》、《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志銘》。仿佛崔、蔡，出以矜慎簡練，而無一字一句襲班、范。只是融其氣格，而不襲其字句，含英咀華，所以不可及。 曾文正言：「韓文志傳中有兩篇相對偶者。如曹成王、韓宏兩篇為偶，張署、張徹兩篇為偶，柳子厚、鄭君兩篇為偶，推此而全集可以為偶者甚多。」余廣其意曰：「曹成王、韓宏兩篇為偶，以寫將略。柳子厚、鄭君兩篇為偶，以敘交友。張徹當與孔戡為偶，同一佐藩不屈，而昌黎筆意亦相類。張署當與薛公達為偶，同一負氣自高，而昌黎銘辭尤相同。樊宗師與孟郊為偶，以鉤章棘句。李虛中與李於為偶，以服食長生。推之《烏氏廟碑銘》與《沂國公先廟碑銘》為偶，一健一雅。《盧府君夫人苗氏墓志銘》與《乳母墓銘》為偶，一安一遒。」 劉昌裔有《劉統軍碑》，又有《唐故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志銘》；柳宗元有《柳州羅池廟碑》，又有《柳子厚墓志銘》；王仲舒有《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王公神道碑銘》，又有《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志銘》。一人兩敘，而無一筆相犯，可以悟文章剪裁之妙。 《唐朝散大夫贈司勛員外郎孔君墓志銘》、《唐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志銘》，一弟一兄，兩篇墓誌，瘦折奧峭，不用順文而用逆敘，體特相類。而司勛筆情警矯如神龍，左丞神氣渾穆如木雞，文格有意相犯，筆意各自不同。 《曹成王碑》、《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貞曜先生墓志銘》，瑰字險句，造辭奇崛，皇甫湜專學之，而特遜其票姚之勢，緊健之格。 《柳州羅池廟碑》敘柳侯為州之績，而征其效於「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羊鴨雞，肥大蕃息」，朴而彌旨。後來張皐文《書左仲甫事》敘左治霍邱「父老數十人，來自下鄉，盛米於筐，有稻有秔，豚蹄鴨雞，傴僂提攜」云云，一篇文字，即自此胎化而出，文格亦相放依。 《文心雕龍》論《誄碑》曰：「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蓋碑誌以敘事為體，不以抒情為本，以昭德為美，不以議論為貴。觀韓愈《殿中少監馬君墓誌》，撫今追昔，感慨存亡，指在抒情，而《故太學博士李君墓志銘》，以李君服食致死，而歷著並時所見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為世戒，皆非碑誌正體。 《平淮西碑》，與《元和聖德詩》體格相同。 閱《昌黎集》卷三十六雜文，而《毛穎傳》特以筆墨遊戲入之。然細籀《昌黎集》，得傳三篇：一《圬者王承福傳》，借題抒慨，筆太快利，而蘊蓄不深厚；一《太學生何蕃傳》，有意作態，文似矜莊，而波瀾不老成；獨《毛穎傳》，筆墨遊戲，而閎深肅括，自然老健，須玩其神氣有餘於篇章之外。若《王承福傳》，則意到筆隨，議論太盡，可以發人深省，而未足耐人咀味。至《何蕃傳》，則著意揚詡，語絮意矜，絕不見有蒼莽之勢，縹緲之神，只見其氣窮而力竭耳。 韓愈《圬者王承福傳》，與柳宗元《宋清》、《槖駝》、《梓人》、《李赤》、《蝂》諸傳，能近取譬，即小喻大，諸子之遺，而非史傳之體。言文章辨體者當致謹於此。 《送窮文》人後稱「吾立子名，百世不磨」，正與《進學解》歸結於「動而得謗，名亦隨之」同一機杼。惟《進學》譬解自己，而此托之鬼口，意尤詼詭。《進學》之文，閎放有氣勢，而此則節短勢險，文特峭健，能者亦何所不可。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以責備為安慰，辭氣似嚴而意實寬。韓愈《驅鱷魚文》，以慰遣為放逐，意思本寬而辭特峻。又相如捭闔有縱橫之意，而昌黎嚴峻得誥諭之體。曾文正乃謂《告鱷魚文》文氣似《諭巴蜀檄》，竊所未解。 《昌黎集》卷三十七，行狀，僅兩篇：一《贈太傅董公行狀》，一《唐故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而《董公行狀》文特雄肆，直起直落，不著一句議論。前半實敘，後半虛寫，想系爵位既高，身家益重，持祿固寵，無可稱說。觀其在宰相五年，在汴州三年，皆於無可著筆處著筆，行文盡俊偉，而細按無事實，虛摹風度，酣暢淋漓，可以悟文章虛實兼權之法。 《贈太傅董公行狀》與《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大開大闔，同一精彩。惟《許國碑》格緊詞峭，其勢峻；《董公狀》氣雄勢逸，其文肆。蓋碑施勒石，語貴矜練；而狀上史官，詞宜信達。所施攸異，格亦隨之。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兀岸中見嫵媚，情韻不匱。 閱《昌黎集》卷三十八之四十表狀。《論佛骨表》辨切而多風，急言竭論，氣自優衍；《潮州刺史謝上表》情高以全采，仰首鳴號，文卻雅壯，跌宕昭彰，不為縹緲浮音。 學佛本非為長生，而事佛必以凶折，卻亦並無證據。韓公無中生有，兩兩相形，語出懸揣，卻說來鑿鑿有據，可以悟文章翻空易奇之妙。然其意實出唐高祖時傅奕《詆浮屠法疏》。 《黃家賊事宜狀》、《論淮西事宜狀》，鮮明緊健，又是一格。 閱《昌黎外集》十卷，皆李漢四十卷之所不收者，菁華已竭。披沙揀金，獨《答劉秀才論史官書》為柳子厚所駁，人人以為口實。然遜辭謝不能，而岸異雋桀之氣，躍躍字裡行間，如伏櫪老驥，氣雖不振，而顧盼偉然。《河南府同官記》不過府主自詡宦達，稱其得意。冗絮處，獨以健倔出之。層見復敘，而筆力堅淨。他人無此也。 卷六之十，《順宗實錄》，一事之敘，必溯原委；一人之見，具詳生平。皮裡陽秋，具見經營，與普通排比作日記簿者不同。本集《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自稱： 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比之舊錄，十益六七，忠良奸佞，莫不備書，苟關於時，無所不錄。 頗能自道其實。惟記王伾、王叔文，未得其平。嘉定王鳴盛西莊著《十七史商榷》，力辨之。又過求詳實，未能精簡老健，亦與生平筆力不稱。 《韓文》披閱數過，自謂極盡利鈍。林琴南窮老盡氣，治此書未能逮吾十一。以琴南讀書太少，又思不深入，而吾則貫串群書以讀一書，好為深湛之思，宜有以勝之也！ 韓門弟子，文章有名者，莫如李翱與皇甫湜，而孫樵則衍湜之一體。不並論三家，不足以窮《韓文》之流變也。 閱李翱《文公集》十八卷，大抵議論宗旨，多本孟子；鮮明主張，亦仿佛似之；而稍嫌辭費，遜其緊健。《復性書》，即推闡孟子性善之論。《平賦書》，亦變化孟子經界之說，議論文，韓愈學孟子，肆而得雄。李翱學孟子，肆而為冗。此如秦武王無烏獲之力，而為烏獲之舉鼎，不免絕臏；天分所限，無可如何！李翱《祭韓愈文》，稱其文章「開合怪駭，驅濤涌雲」，而《與陸傪書》則謂：「愈之文，其詞與其意適，當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之，寫誦之，不是過也！」此真識得文章之妙。翱之所以不如愈，即在少此下筆疾書氣象，而有意為開合，詞盡肆而不能與其意適。 李翱書牘，亦如韓愈氣矜之隆，一副正人君子面孔，令人難耐。其尤甚者，干乞之書，而架子十足，滿口不在乎此，而又仰首鳴號，絮聒不休，等於惡丐強乞。其病在一味滌盪任氣，而優柔懌懷之意全無。此唐宋八家之所以不得為書牘正宗也！《答獨孤舍人書》獨簡傲有雋意。《答皇甫湜書》便傷矜。《答朱一本作梁，一本作王。載言書》氣局緩散，雖有意為肆，而通篇振不起。然藉此以征李氏論文之旨。 《百官行狀奏》雖未豪俊，而平正通達。 《韓愈行狀》為集中第一篇文字，只是從幼到老，順次敘去，而提挈頓挫，自然起伏。歸震川謂：「《史記》如平地忽見高山；如地高高下下相因，乃去得長；如水平平流去，忽然遇石激起來。」此文乃臻此妙。 《高愍女碑》、《楊烈婦傳》，翱《與皇甫湜書》自詡「不在班孟堅、蔡伯喈下」。然以議論為波瀾，太著跡。李氏之文，病在不能強，又不為弱。既不能為孟軻、太史公之勇猛健舉，又不如班孟堅、蔡伯喈之優遊緩節。一振不起，便覺聲嘶力竭。《楊烈婦傳》以議論作結，而系以贊曰，疊床架屋，誠不免劉知幾所譏。 故《東川節度使盧公傳》、《贈司空柏公神道碑》、《贈左僕射傅公神道碑》、《贈司空楊公墓志銘》、《贈工部尚書武公墓志銘》皆佳，凝重而不傷板滯，平直而致有波瀾，洵為集中之勝。大抵李翱之文，不宜馳騁，不適鋪排，只是順理成章，自然安而得遒。 《故處士侯君墓誌》、《叔氏墓志銘》、《昌黎韓君夫人京兆韋氏墓志銘》，拗峭之筆，饒有嫵媚。王安石碑誌，往往有此。 《祭吏部韓侍郎文》作色張之，而行氣緩懦，布局散漫，轉不如《祭劉巡官文》之惻惻短篇，如從肝肺中流出。 《行己箴》奕奕清暢。 《來南錄》沿途寫去，入後總挈道里，布置有法。 翱《答韓侍郎愈書》辭極矜慢，若敵以下相施，其稱呼或兄或公，而自署則曰不材，曰鄙人，祭文亦以兄呼，絕無先生長者之敬。 涵芬樓《四部叢刊》景印明成化乙未本《李文公集》，便體俗字，謬訛百出。雖舊板，亦奚以為。 閱南海馮焌光光緒二年丙子校刊汲古閣本《皇甫持正集》六卷，《補遺》一卷，以兩餅金購得，《皇甫氏集》於十八年十一月閱讀一過，而以震於虛聲，頗多借譽之詞。今觀所作，欲學韓愈之怪怪奇奇而不能。識議文筆，不如李翱遠甚，而矜己自足過之。有意奧奇，襞積字句，而無大力控摶，轉成拙累。敘事不見端委，而拗調澀句，刺口棘舌。議論亦無本末，而矜氣夸調，連篇累章。又如《出世》、《春心》兩篇，不詩不文，造辭既欠雅練，結篇尤未緊湊，強調累詞，著力鋪排，非七寶樓台，卻自不成片段。披沙揀金，可誦不多。 《諭業》前後庸詞濫調，無一語生新，掇拾漢魏六朝不食之餘，填砌滿紙，如弄死蛇。中路歷評唐代作者，語多取譬，足資論證；亦有未允。 《答李生第一書》、《第二書》論文以奇為主，足見生平宗尚。文亦警拔不落滯相。然《第二書》便有振不起處。 《韓文公墓銘》當為集中第一篇文字，無一率筆，字字如履危崖而下，骨重而神流，遙逸橫生，學韓公直到聖處。 李翱《帝王所尚問》似放韓愈《對禹問》，《知鳳》放《獲麟解》，尚是放其體格。而皇甫氏《孟荀言性論》直襲《原性》三品之說，《上江西李大夫書》直襲《與於襄陽書》「上之人負其位，下之人負其才」之辭，竟是公然抄襲。然韓公縱筆一揮，如兔起鶻落，捉拿不住；而皇甫氏則跬步左次，無一句活脫。駑之視雄，何啻跛鼈之與騏驥。 《〈顧況詩集〉序》，皇甫氏極自負。然細讀其文，麗句縟典，雜出填砌，硬起突接，絕不見奇偉磊落，提不起，掉不轉。只是笨伯呆做。韓公云：「文從字順各適職。」而皇甫氏，則文橫字逆各奪職也。 《送王膠序》曰：「今侍郎韓公，余之舊知。」辭意傲然，若不相師。然余誦韓公之文，無句不跳脫；皇甫之文，無句不僵直。一則自然雄肆，一則格格不達。沾沾自喜，豈中與韓公作奴僕。 閱唐孫樵《可之文集》十卷。孫氏論文以奇為主，具見《與王霖秀才》《與友人論文》兩書，略與皇甫持正同旨。然清言奧旨，出以鎔鑄，筆峭而韻流，不以削薄為嫌，遠勝皇甫之膚字縟句，硬砌生填，無裨文彩，徒為冗累。皇甫以文句澀艱為奇，孫氏以筆勢緊健為奇。皇甫之學韓，不能古健而為艱澀；孫氏之學韓，不能雄肆而為峻峭。皇甫不免滯累，孫氏往往遒變。孫氏自云：「得為文真訣，溯之皇甫持正。」其言而信，可謂青出於藍。 《大明宮賦》不用奇字，而句法特奧峭。 《與高錫望書》、《與王霖秀才書》，跌宕昭彰，逸氣貫注。其稱高云：「意語橫闊，序義復岡及樂武事，其說要害，在樵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數十字輒盡情狀，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此論文之辭簡而韻流也。又與王云：「玉川子《月蝕詩》、楊司城《華山賦》、韓吏部《進學解》、馮常侍《清河壁記》，莫不拔天倚地，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騎生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又似遠人入大興城，茫然自失。詎比十家縣，足未及東郭，目已極西郭耶。」此言文之筆快而勢遠也。可謂善道得文章能事盡。至與高書，自云：「才韻枯梗，文過乎質。嘗序廬江何易於，首末千言，貴文則喪質，近質則大禿，刮垢摩痕，卒不到史。」亦頗自知其短，不如皇甫之沾沾自矜喜。大抵樵之文，有餘於峻峭，不足於閎遠。會稽章學誠論《文史通義》，每謂：「文人記敘，往往比志傳修飭簡淨，蓋有意於為文也。志傳不盡出於有意，故文不甚修飭。然大體終比記事之文遠勝。蓋記事之文，如盆池拳石，自成結構；而志傳之文，如高山大川，神氣包舉，雖咫尺而皆具無窮之勢，即偶有文理乖刺，字句疵病，皆不足以為累。」此孫氏「刮垢磨痕」之所以「卒不到史」也。 《書何易於》一篇，張惠言《書左仲甫事》即由之脫胎。而張氏從容游衍，此特瘦削峭刻。 《書田將軍邊事》鮮明緊健。 《梓潼移江記》通體峭練，收特軼宕。 《興元新路記》略似李翱之《來南錄》。而李氏安閒，孫則矜莊，張弛攸異。 《孫氏西齋錄》、《武皇遺劍錄》皆於峭整中出疏快。《迎春奏》特於規戒中見嫵媚。 《乞巧對》歸真返樸，有老氏意。皇甫湜文亦雜佛老語，獨李翱純儒。 《文貞公笏銘》音響激切，工於渲染。 《舜城碑》有理致。 《讀開元雜錄》振筆直書，文特疏快，於孫氏為別調。 《復召堰籍》起特峻重，得韓公筆法。 余自十八歲讀《昌黎集》，細誦而深思，長吟而反覆，亦既三十年於茲。余發如此種種矣！會心不遠，寫之眉間。積久覆視，時有獨到，怡然自得。董理為篇，述《韓文籀討集》第六。 註解： [1]　篇，原作「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