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 · 二十一 論文章宜調稱

文章最難與題目相稱，但無論講名理，抒性情，或顯或隱，要須求其相稱，始不乖體。譬如講名理之文，若晉人「聲無哀樂」、「言不盡意」等論，宜有明雋之氣味，而所謂明雋者即於明白曉暢中饒有清空韻致也。倘有腐說，或過用華詞，即為不稱。又如深情文字，若弔祭哀誄之類，應以纏綿往復為主，苟用莊重陳腐語，即為不稱。序文之說經考據者固應莊重，而不可出以明雋或輕纖，但筆記、小說、文集詩詞之序，若過於莊重，亦為不稱。故知名理之文須明雋，碑銘須莊重，哀弔須纏綿，詠懷須宛轉，相體而施，固非一成不變也。 文之含蓄或條暢，亦視題目而異：說理記事固應明白曉暢，若《離騷》之類即應有纏綿不盡之意。至於一篇之中，尤貴色澤調勻、前後相稱。如蔡中郎文全用經書，其中若參有一二句王、何玄談，或徐、庾宮體，立即雜不成文。又如揚子云之辭賦，雖造句艱深，而能通篇一律，即不嫌疵類。夫文因時代而異，亦猶人因面貌而殊。若一時代而有數派文字並存，殆亦承上啟下之津渡而已。如曹魏初年，陳思王與陳群、王朗輩華質不同。陳思殆東漢之殿軍，群、朗則魏晉之先導，其升沉消長之漸，固不可不察也。今日而欲摹擬魏晉，或仿效齊梁，其字句氣味皆不可通假。文之造句本不甚難，所難者惟在字句與本篇意趣之相稱。試觀魏晉之文，每篇皆有言外之意。如孫綽、袁宏之碑銘何嘗僅在字句間盡文章之能事？於字裡行間以外固別饒意趣。善學魏晉者，務宜由此入手。東漢之文皆能含蓄，如《魯靈光殿賦》非純由僻字堆成，且含有淵穆之光。善學東漢之文者亦必燭見及此。蔡中郎文每篇皆有淵穆之光，今日能得其氣厚者已不多見，更何有於淵穆？此事驟看似易，相稱實難，蓋所謂有光者，非一二句為然，而須通篇一律也。若淺言之，則通篇須用一種筆法，用重筆者全篇須並重，筆姿疏朗者全篇須一致疏朗。然晉宋文字有全用輕筆者，亦有重筆之中用輕筆提起者。如陸士衡文雖用重筆，而能化輕為重，故尤為難學。但能得其三昧，即不至有僧衣百衲之誚矣。清代各家文集中均難免不稱之弊。如汪容甫之《自序》及《漢上琴台銘》，全篇固甚相稱，余則一篇之中或學漢魏，或學六朝，或學唐宋以下，斑駁陸離，殊欠調和。降及洪北江、王湘綺輩，雖為一時所宗，而不稱之弊尤多。可知文章求稱之不易矣。今既分家研究，第一，須求文與題稱，應辨說理與抒情之殊；第二，謀篇須稱，不可以數句為一篇之累。又文之輕重悉在用筆，而與用典無關。俗謂用經說則重，用雜書則輕。然潘安仁《夏侯常侍誄》、《楊仲武誄》，用經雖多，而未減其輕。又如謝康樂及陶淵明詩亦頗用經，但一無損於清新，一弗傷於淡雅。兩漢之文幾無一篇不厚重者，但如劉子政輩何嘗不用子史雜書？故善於用筆，則用經典可使輕，用《楚辭》、漢賦可使重，輕重能否銖兩悉稱，惟用筆是賴。然則，筆姿相稱，亦作文第一要務也。 三十三年十月十八日理竟於重慶聚興村寄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