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 · 二 各家總論

《史記》及前、後《漢書》今並存在，研究司馬遷、班固、范曄三家者，可資探討。《漢書》太初以前之紀傳，多與《史記》相同，然同敘一事用字之繁簡各異。例如《漢書·陳勝列傳》刪削《史記·陳涉世家》之處甚多，而「言皆精練，事甚賅密」。宜究其刪削之故，以悟敘事之法。《史記》一書，班固謂其「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亦可以此法參究之。就字句論，《漢書》省，而《史記》繁。衡以劉知幾所謂「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則二書之優劣判矣。由此可悟，凡作紀傳之文，但就行狀本事，晦者明之，繁者簡之而已。又自魏、晉以來作《後漢書》者甚多。范曄之書，不過因前人成業，重加纂訂。然以《漢學堂叢書》子史鉤沉中所輯諸家《後漢書》佚文，及汪文台所輯七家《後漢書》，與之相較，其不同處，一在用字之簡繁，一在行文之簡繁。故同敘一事，而得失自見。亦猶參較《左傳》事實，而後《春秋》之筆削可見；參較裴松之《三國志注》，而後陳壽之筆削可見也。推此可知，記事之文，第一，應看其繁簡得法；第二，應看其文簡事賅；第三，應看其用字傳事之妥帖。後世史書所以不及前四史者，即由其「章句不節，言詞莫限」；而《新唐書》及《新五代史》所以差勝舊作者，即以其知尚簡之義而已。 三家之文，風格不同，而皆有獨到處。《史記》以空靈勝，《漢書》以詳實勝，《後漢書》以精雅勝。子長行文之妙，在於文意蘊藉，傳神言外，如《封禪》、《平準》兩書，據事鋪敘，不著貶詞，而用數字提空，抑揚自見，此最宜注意處。明歸熙甫以降，論文多推崇《史記》者，蓋以此也。《漢書》用筆茂密，故提空處少，而平實處多。至於《後漢書》記事，無一段不雅，此可以蔚宗以前各家之書推較而知也。 司馬遷之文，以《史記》為其菁華，此外流傳殆鮮。班固之文，於《漢書》外，篇章甚多。范曄之文，於《後漢書》外，惟本傳尚存數篇，而《後漢書》之傳論序贊實其得意之作。舉其佳構：則《江革傳序》、《黨錮傳序》、《左雄傳論》，皆可研誦。尤以《黨錮傳序》，夾敘夾議，敘事即在議論之中，議論又即在敘事之中，且能「抽其芬芳，振其金石」，字句聲律、並臻佳妙。導齊、梁之先路，樹後世之楷模也，宜蔚宗自詡為「天下之奇作」矣。（以上合論司馬遷、班固、范曄三家） 漢文氣味，最為難學，只能浸潤自得，未可模擬而致。至於蔡中郎所為碑銘，序文以氣舉詞，變調多方；銘詞氣韻光彩，音節和雅（如《楊公碑》等音節均甚和雅），在東漢文人中尤為傑出，固不僅文字淵懿，融鑄經誥已也。且如《楊公碑》、《陳太丘碑》等，各有數篇，而體裁結構，各不相同，於此可悟一題數作之法。又碑銘敘事與記傳殊，若以《後漢書》楊秉、楊賜、郭泰、陳實等本傳與蔡中郎所作碑銘相較，則傳實碑虛，作法迥異。於此可悟作碑與修史不同。清李申耆《養二齋文集》，雖雜不成家，而有數篇模擬伯喈，略得梗概，可參閱之。（以上論蔡邕） 研究漢人之文，每難確指其得失，及其淵源所自，而研究陸士衡文則觀其與弟士龍論文書，即可瞭然其文章之得失，及其取法蔡邕，兼采曹植、王粲之跡。大抵陸文之特色，一在鍊句，一在提空。今人評騭士衡之得失，每推崇其鍊句布采，不知陸文最精彩處，實在長篇大文中能有提空之語。蓋平實之文易於板滯，陸文最平實而能生動者，即由有警策語為之提空也（如《豪士賦序》、《吊魏武帝文序》之類）。故研究陸文應由平實入手，而參以提空之法，否則雖酷肖士衡，亦只得其下乘而已。又長篇之文最易散漫，研究陸文者，宜看其首尾貫串及段落分明處，至鍊句布采，猶其餘事也。其記事之文傳於今者甚少。（以上論陸機） 嵇叔夜文，今有專集傳世。集中雖亦有賦箴等體，而以論為最多，亦以論為最勝，誠屬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研究嵇文者自當專攻乎此。觀其《養生論》、《聲無哀樂論》等篇，持論連貫，條理秩然，非特文自彼作，意亦由其自創。其獨到之處一在條理分明，二在用心細密，三在首尾相應。果能得其胎息，則文無往而不達，理雖深而可顯。然自魏、晉以降，惟顧歡《夷夏論》、張融《門律》之類，尚能承其矩矱，後世不善持論，每以理與文為二事，故說理之文遂成語錄。邇者哲學昌明，思想解放，倘能紹嵇生之絕緒，開說理之新塗，實文士之勝業也。（以上論嵇康） 傅季友與任彥昇實為一派。任出於傅，《梁書》已有明文。（案《南史·任昉傳》云：王儉每見昉文，必三復殷勤，以為當時無輩，曰：「自傅季友以來，始復見於任子。」又云：昉尤長載筆，頗慕傅亮，才思無窮。）二子之文有韻者甚少。其無韻之文最足取法者，在無不達之辭，無不盡之意，行文固近四六，而詞令婉轉輕重得宜。黃祖稱禰衡之文云：「此正如祖意，如祖心中所欲言。」傅、任之作，亦克當此。且其文章隱秀，用典入化，故能活而不滯，毫無痕跡，潛氣內轉，句句貫通，此所謂用典而不用於典者也。今人但稱其典雅平實，實不足以盡之。大抵研究此類文章首重氣韻，浸潤既久自可得其風姿。至其詞令雋妙，蓋得力於《左傳》、《國語》，宜探其淵源，以究其修辭之術。案傅、任所作均以教令書札為多，惟以用典入化，造句自然，故迥非其他應酬文字所能及耳。清汪中《述學》頗得傅、任隱秀之致，宜參閱之。（以上論傅亮、任昉） 六朝文之傳於今者，以沈休文為最多，而《宋書》實其大宗也。《宋書》為《三國志》以下最古之史，敘事論斷，並有可觀。其紀傳敘論亦能夾敘夾議，各有警策。蔚宗而後，此實稱最。至其辨理之文，（如《難神滅論》等）源出嵇康，在齊梁之時，固足成家，而以參用藻采，不免浮泛，故與其法沈，無寧宗嵇，其表啟作法，與任昉同，特不及彥昇之自然耳。（以上論沈約） 庾子山文雖遜於前述諸家，然亦有可研究者，大抵六朝時人，皆能作四六文，工對仗，善用典；而徐陵、庾信所以超出流俗者，情文相生，一也；次序謹嚴，二也；篇有勁氣，三也。故普通四六，文盡意止，而徐、庾所作，有餘不盡。且庾文雖富色澤，而勁氣貫中，力足舉詞，條理完密，絕非敷衍成篇。（如《哀江南賦》等長篇用典雖多，而勁氣足以舉之。）以視當時普通文章，殆不可同日語矣。有清一代學徐、庾者，惟陳其年（維崧）可望其肩背，宜參閱之。（以上論庾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