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六朝詩論叢 · 前記

中國詩里可以說有兩個傳統，一個是由三百篇以來的民間詩歌的傳統；這個傳統二千年來從未斷絕，它是反映了廣大人民的生活，從民間產生的藝術創作的傳統。另一個就是文人詩的傳統，這是過去的中國文學史里所講的主要內容。但這二者之間是有關係和有聯繫的。魯迅先生說：「歌、詩、詞、曲，我以為原是民間物，文人取為己有，越做越難懂，弄得變成僵石，他們就又去取一樣，又來慢慢的絞死它。」（《魯迅書簡》致姚克第十七信）就文學史的源流演變考察，魯迅先生這話是完全正確的。民間文學的內容極其豐富生動，因為人民的生活和語言本身就是生動豐富的；而這也就是傳統的文人所以要模仿它的原因。但民間文學也有它的難以避免的缺點；因為封建社會裡的人民還沒有可能掌握文化這一武器，因此民間作品也就很少集中和提高的機會，所以「里巷歌謠」的發展進步的情形就比較緩慢，藝術就比較粗糙；但這些都掩蓋不了它那內容上的豐富與光彩。在文人開始向一種民間詩體擬作或學習的時候，他的作品立刻就會從民間文學中吸收到多量的健全的血液，使他的作品顯得異常光輝生色。又因為文人是有一些文化知識的教養的，因之當他開始擬作或學習民間文學而還沒有到「越做越難懂」的時候，他是可以給民間文學以一定的集中和提高的。我們文學史上有許多著名的詩人，他們所以能有偉大成就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他們直接（從歌謠）或間接（從保存下來的樂府詩）從民間文學中汲取了豐富的健康的營養；屈原這樣，曹子建這樣，杜甫、白居易，無不如此。毛主席說：「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著文學藝術的礦產，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糙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它們使一切加工形態的文學藝術相形見絀，它們是一切加工形態的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裡清楚地說明了民間文學的寶貴价值，和以民間文學的健康特色為基本內容的加工後的文學作品的價值。 就中國詩說，詩經是一部很早的民間詩歌的總集，是有極高的文學價值的；但自被儒家奉為經典以後，對漢以後詩歌的影響遠不如樂府詩的力量大。我同意本書著者余冠英先生的看法：「中國文學的現實主義精神雖然早就表現在詩經，但是構成一個傳統，卻是漢以後的事，不能不歸功於漢樂府。」（《〈樂府詩選〉序》）唐宋人所盛稱的「漢魏風骨」，白居易很佩服杜甫的「三吏三別」一類社會詩，而把他自己做的社會詩叫做「新樂府」，都是指樂府詩中的那種健康的人民性說的。以後北朝樂府的直率爽朗的風格，南朝新聲雜曲的愛情描寫，都給了後來的詩人和詩以很大的影響。因此研究中國詩，就不能不特別注重樂府詩的這個傳統，和它所給予文人詩的偉大影響。 余冠英先生是研究樂府詩的專家，並由此旁及而對漢魏以來的文人詩也有很精湛的研究；多年來他在清華大學講授「中國文學史」及「漢魏六朝詩」等課程，課餘之暇，常發表一些有研究心得的文章；現在就把有關漢魏六朝詩的一部分，編為這一本書。其中《〈樂府詩選〉序》一篇是他為鄭振鐸先生主編的《中國古典文藝叢書》中《樂府詩選》一書所寫的序文，文中說明了他對樂府詩的估價和看法，而這看法是貫串在本書的各篇文章中的，因此也不妨視為本書的總序。以下六篇，是解釋詩句的含義和歌辭的分合等問題的；問題雖似不大，但了解意義是研究或閱讀詩歌的初步工作，實際是非常重要的。樂府詩中的詞句本來有許多很難解，特別是漢樂府；以前雖也有些人做過解釋訓詁的工作，但大都是採用「漢人解經」的傳統辦法，注重出處訓詁，而對詩意和樂府詩的精神卻每多忽略；他解釋的態度既不似訓詁家之穿鑿附會，也不似一些人「不求甚解」式的「以意逆志」，他能本著樂府詩的精神別求新解，使詩煥然生色，而又言必有據，從歷史和詩本身來證明這解釋的真確。譬如「公輸與魯班」一句詩（《玉台新詠》古詩八首中之第六首），以前人只用力考證公輸與魯班究竟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作者也考證過了，但他卻解釋說：「公輸與魯班可以分指兩個人……但『公輸與魯班』這句詩卻不一定非照此解釋不可。……它的語氣雖似指著兩個人，意思還是指一個。這樣的句法不僅有加重語氣的效果，還有些詼諧意味，可以見出民間文學的活潑性。」他還舉了一些證據，說明這樣解釋不只是可喜的，而且是可信的。其餘有兩篇論文人詩的，蔡琰和曹植，都是和漢樂府淵源很深的人物。論蔡琰一文雖專在考訂悲憤詩的真偽問題，但他相信五言悲憤詩一首是蔡琰所作，似乎與樂府詩風格的比較也是促成作者立論的一因。曹植是建安文學的代表人物，由他的詩中正可看出樂府對文人詩的偉大影響來。《樂府詩集作家姓氏考異》與《七言詩起源新論》兩文是有關中國文學史研究的文章，不屬於論詩的範圍；但《樂府詩集》一書是收羅樂府詩最完備的書籍，這種細緻的考訂工作是會對愛好樂府詩的人有幫助的，因此也收在這裡。這篇文章是沿用了考訂文字的傳統格式寫的，作者用了文言，只是為了體例的方便。在《七言詩起源新論》一文里，作者考訂七言詩的來源是民間歌謠，「體制上的一切特點都可在民間歌謠里找到根源」，正可見出作者平日治學一貫重視民間文學傳統的精神。他和李嘉言先生討論七言詩起源的文章也有助於這問題的闡明，因此也一併編在後面。從本書的各篇文章中，讀者是會對樂府詩有更進一步的認識的。 余冠英先生於本年十月底到中南區參加土改去了，需時約四個月，因與書局已有交稿成議，他又來不及親自編定，因此囑我代為編排一下，並略加題記。他這些文字在發表的當時我就全讀過，平日也常在一起討論這一類問題，因此就毅然答應下了。但如果在編排次序上或序文介紹中有什麼不合適的地方，那是應該由我來負責的。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日王瑤於北京清華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