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研究 · 第二章 道家為韓非學之淵源
第一節 韓非與老子前道家之關係
《漢志》曰：「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蓋《漢志》道家於《老子》前列《伊尹》五十一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辛甲》二十九篇、《鬻子》二十二篇、《管子》八十六篇。而《韓非》書所稱者，老子外有伊尹、太公、管子，皆取其有合法家之意而後取之。故嘗以伊尹與管仲、商君並稱曰：
托於犀車良馬之上，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楫之利，則可以永絕江河之難；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強。此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強之數，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適當世明主之意，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為卿相之處；處位治國，則有尊主廣地之實。此之謂足貴之臣。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為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為五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強。故有忠臣者，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臣也。（《奸劫弒臣》）
又以伊尹與太公、管仲、郭偃並稱曰：
不知治者，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毋變殷，太公毋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則桓、文不霸矣。（《南面》）
《韓非》又謂伊尹說湯，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親習，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史記·殷本紀》曰：「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悅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伊尹》書今不可見。惟所謂素王九主者，劉向《別錄》曰：「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圖畫其形。」《索隱》曰：「按：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質素，故稱素王。九主者，三皇五帝及夏禹也。或曰九主謂九皇也。然按注，劉向所稱九主，載之《七錄》，其名甚奇，不知所憑據耳。法君，謂用法嚴急之君，若秦孝公及始皇等也。勞君，謂勤勞天下，如禹、稷等也。等君，等者平也，謂定等威，均祿賞，若高祖封功臣、侯雍齒也。授君，謂人君不能自理，而政歸其臣，若燕王噲授子之、禹授益之比也。專君，謂專己獨斷，不任賢臣，若漢宣之比也。破君，謂輕敵致寇，國滅君死，若楚戊、吳濞等是也。寄君，謂人困於下，主驕於上，離析可待，故孟軻謂之寄君也。國君，『國』當為『固』字之訛耳。固謂完城郭、利甲兵而不修德，若三苗、智伯之類也。三歲社君，謂在襁褓而主社稷，若周成王、漢昭平等是也。」《索隱》之說如此。按《伊尹》書劉向時當具存，故著九主之名。《索隱》則是望文生訓，且證以事實，不必然也。《伊尹》當但陳九主之道而已，豈須一一舉人為例。近人謂法君如今立
憲之君；等君者，平等也，如今共和之君；三歲社君，或類限期選任元首之制。其說亦似，要未可詳。《伊尹》所列以法君為首，其書必多有法家之意，故《韓非》取之，而與管、商並稱與？
《韓非》之稱太公，亦專重其能任法。嘗記太公之誅狂矞、華士曰：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矞、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為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為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為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為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卻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托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避害也。今不為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己自謂以為世之賢士，而不為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
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矞，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卻馬於門，而狂矞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旦曰：「狂矞，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為誅之？」太公望曰：「狂矞也，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為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以旋其軫也。」（《外儲說右上》）
《韓非》系此於《儲說》「勢不足以化則除之」之下，又申之曰：「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其除之。」蓋尊法而不尚賢之意也。《太公》書今不傳。《六韜》舊題出自太公，殆依託也。太公雖為道家、兵家之所宗，而同時即為刑名法術所本。今請就《史記》所載太公事考之。
《史記·齊世家》曰：「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儲說》記太公治齊則任法，《史記》記太公佐文王則任術。所謂奇計陰謀皆術也，韓非兼尚法術，宜其推太公矣。《齊世家》又述武王伐紂與天下更始之事，亦曰師尚父謀居多。其數以計謀稱太公者，司馬遷殆以太公長於術也。《史記·齊世家》又記太公之治齊曰：「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魯世家》又曰：「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嘆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呂氏春秋》及《淮南子》亦載齊、魯論政，不若《史記》之明切。蓋周公為儒家之宗，太公為道家之宗。周公伯禽以禮治魯，太公以法術治齊，由於所操之術不同也。吾國古代政治學說，惟道家與儒家，大有區別，不可不辨。道家降為法家，法家為治，在因時勢以致富強。故老子之因應，流為申不害之言勢，慎子之言因循。太公之因俗簡禮，亦是意也。韓非每言因人情，順勢以行法度，其淵源非有二矣。儒者之治則不然，觀於齊、魯異政，與太公誅華士，而周公不謂然，可見二家為治之本相殊也。
《韓非》稱管仲尤數。《漢志》列《管子》於道家，實法家言也。《七略》獨列之法家，是矣。太史公為《管晏列傳》，述管子之學，文約而旨得。其言曰：「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此可為善述管子之學者。蓋與俗同好惡，因而予去，即法家貴勢及因循之說矣。《管子》書多後人附益，然太史公已稱其《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等篇，則流傳已久。或為管氏之學者，有所增益耳。《管子》為治之大本，固具乎此也。其書誠多推原道德之意以言刑名，宜為法家所祖與？其短語《心術上》曰：
道不遠而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君子恬愉無為，去智去欲，言虛素也。
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以無為之之謂道，舍之之謂德，故道之與德無間，故言之者不別也。間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
上甚似道德論。其後老、莊之書，及韓非《解老》、《喻老》二篇，往往取其意，當是《管子》承古道家之說也。至其關於形名者，如《雜篇》督名曰：
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名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姑形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故曰聖人。
修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為情。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
上論名實，甚近於申、韓形名之說，故《管子》實原於道德之意，以言形名之最早者。《韓非》書中，所取《管子》義，今析為數端征之。
（一）尚富 言治者必富而後教，此儒家與法家之通義。即《管子》所謂「倉廩足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者也。《韓非》引《管子》謂富無涯，蓋國益富斯益善矣。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答曰：「水之以涯，其無水者也；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於足，而亡其富之涯乎。」（《說林下》）
（二）明罰 韓非以為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管仲知之，故斷死人。此其必罰之說也。乃列其證曰：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蔽，材木盡則無以為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屍，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內儲說上七術》）
（三）慎賞 韓非又謂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故因管仲對桓公之憂索官，而明慎賞之義曰：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眾，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受祿，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外儲說左下》）
（四）大公 凡私行勝則少公功。韓非又稱管仲之不以私報恩曰：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饑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同上）
（五）去蔽 凡賢之不進，為有所壅蔽。故為國者思進賢，則當勇力先去左右之蔽。其說亦本管仲。
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齕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為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托其中。熏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阤，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為重，諸臣百吏以為富。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為己者必利，而不為己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為猛狗，則齕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為社鼠而間主之情矣，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外儲說右上》）
（六）因時 韓非又謂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記其事曰：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及反。」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積有腐棄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諭宮中有婦人而嫁之。下令於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一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外儲說右下》）
韓非所取於《管子》之說蓋如此。至其難《管子》者，亦有數端，不復悉著。伊尹、太公、管子，皆推道德之意，主法以為治。其書雖在道家，而韓非之稱之，則以其近於法家稱之也。
第二節 韓非與老子之關係
老子為道家之宗，其學所包甚廣。故列、莊取之為厭世之說，申、韓取之為刑名法術之說，皆本於老子。《老子》曰：
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程子以此為權詐之術所本。又曰：「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張、蘇，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為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為縱橫，其失益遠矣。今無以傳焉。」又曰：「老氏之言雜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按程子是謂申、韓用術，大抵出於此矣。韓非《喻老》，亦引《老子》此語。然欲考韓非與老子之關係，當就《韓非》本書《解老》、《喻老》二篇而詳析之，始不為影響之談也。
韓非之於道家，即取伊尹、太公、管仲。及精研於老氏，而後其學益秩然有貫。故韓非之學，實本老氏之旨而擴充之者也。《老子》書之解釋，傳於今最古者，莫如韓非《解老》、《喻老》二篇。其說多與後之注家不同。韓非學之大體，亦具於此二篇矣。
《史記》稱老子著書上下篇，然後之說者，或謂上篇為道經，下篇為德經；或曰非也，道德是其總名耳。韓非《解老》多取下篇之詞，雖亦言道，然多以人事為主，必切於身心，而可以為治者，始演繹其義。中固不乏名理，要實異於玄宗矣。今分三端論之。
（甲）韓非取於《老子》而建其根本主義
理為法家之根本主義 法家皆以理為根本主義（參看後章），不僅韓非為然。而韓非則取於《老子》之所謂道者，而謂之曰理，嘗以道理並稱。蓋理定而後可得道也。
其說曰：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凡理者，方圓、短長、粗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者。而常者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於常所，是以不可道也。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解老》）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為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無常操，是以死生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同上）
上言道即在於理中。韓非之言道，異乎人之言道也。道雖不可見而可想，可想者即理是也。理之狀之象可分，謂之定理。而其分無定無常，特因理之周行者而名曰道耳。道者，所以稽萬物之異理者也。物各制於其相異之理而不相薄，是之謂道。蓋韓非因理以明道之本體如此，於是乃言道理之用曰：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棄道理而妄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猗頓、陶朱、卜祝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眾人之輕棄道理，而易妄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闊遠若是也。故諭人曰：「孰知其極？」……今眾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為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眾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眾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眾，數也。……（同上）
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也，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
「固其柢。」（同上）
上言緣道理從事則能成功，不然則否。道理又為有國之根柢也，然如何而能得此道理乎？韓非嘗論其方法曰：
眾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眾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嗇，是以蚤服。」（同上）
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同上）
此釋《老子》「治人事天莫如嗇」之義。以為嗇則靜，靜則思慮熟；思慮熟，則能服從道理，事無不成也。於是又論理為法度之本曰：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圓而隨其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為天下先。」不敢為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同上）
此言聖人隨萬物之理而立法，即因應於俗以為法度也。
（乙）韓非取於老子而建其倫理說
克己論 韓非既以理為其學之根本主義，以為人之不明理者，思慮勝而智識亂也，故取《老子》「治人事天莫如嗇」之語，以克己制欲為倫理之要。其說曰：
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托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同上）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為奸，退則令善人有禍。奸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眾人則不然，大為諸侯，小余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痛禍薄外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間，苦痛雜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憯，憯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憯於欲利。」（同上）
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閒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風露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爭鬥之爪角害之。嗜欲無限，動靜不節，則痤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游世也，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備甲兵。」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容其刃。」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同上）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愚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喻老》）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同上）
韓非又本老氏以論苦樂之價值，而謂樂生於苦，福生於禍，故苦為得樂所必資。其說曰：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
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
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解老》）
義務論 於是又謂仁義禮雲者，皆人之所以自盡其義務，而非有冀於人者焉。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同上）
義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疏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朋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疏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為之，故曰：「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同上）
眾人之為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為禮，以為其身；以為其身，故神之為上禮；上禮神而眾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為之而莫之應。」眾人雖貳，聖人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同上）
德之修養 韓非申《老子》之所以言德者，有內外二義。其言內之德曰：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無為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為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有德。德則無德，不德則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為無思為虛也，夫故以無為無思為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為虛也。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今制於為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為也，不以無為為有常。不以無為為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也。」（同上）
其論德之由內而推於外者曰：
身以積精為德，家以資財為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為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真者，慎之固也。治家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故曰：「修之家，其德有餘。」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眾。故曰：「修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眾。故曰：「修之邦，其德乃豐。」蒞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修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鄉治邦蒞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一。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同上）
（丙）韓非取於老子而建其政治說
法 韓非之政治論，法術而已，故緣《老子》而論法之出於理，前已略述之矣。又以一法之立，不宜輕變，如今世憲法學者所稱剛性憲法（Rigid Constiution）之原理也。
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眾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解老》）
然法之大效之見端，在於保衛人權。而人權之所以得申者，必在於行政者之不能妄傷人始。此近世憲法學之原則也，而韓非固已知之。其釋《老子》之言曰：
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同上）
上言上不傷民者，非依法則不得傷民之生命也。末言不事利其產業，則兼又不侵民之財產。夫法而真能保障人民之生命與財產，則法之能力彰矣，民乃蕃息，進於有德焉。
術 韓非兼言法術。其論因勢之類，亦即用術也。於是本老氏以立外交之術曰：
越王入宦於吳，而勸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知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車。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喻老》）
又論人君治下之術，以賞罰為利器曰：
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失則不可復得也。簡公失之于田成，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為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為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而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同上）
又論處事諸術，皆貴因其自然之勢而用之曰：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宋人有為其君以象為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同上）
重農工 韓非又申《老子》重農工之意曰：
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鬥逐北，而民不以馬遠通淫物，所積力唯田疇。積力唯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解老》）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眾，其虧彌大矣。（同上）
綜而言之，則韓非既取老子之說，以自建其根本主義，又用之於論理，用之於政治。雖其說未必老氏之本旨，而韓非實本之以立法家之系統者也。故詳析而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