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評論 · 九
上來論次韓非明法之言，今將略述其一孔政策。韓非本自明為霸王主義，志在致國家於富強而後可帝天下。彼為韓之王族。當時，秦國強暴，韓與秦為近鄰，秦人割其土地，奪其資源，奴其人民，侵略無已止。韓非志在霸王之業，而其情則亟於救國。《奸劫弒臣篇》曰：「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群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凌弱，眾不暴寡，老者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系虜之患。」觀此，則韓子憤發圖強以抗暴秦之意願，蓋情見乎辭矣。《安危篇》曰：「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眾寡。」《五蠹篇》曰：「治強不可責於外，責者，求外援也。 內政之有也。」能修內政以自強，何必倚外？古今為國者，未有倚外而不亡也。 此其所見甚明，自信甚強，宜可大有造於韓矣。然而韓子終不能得韓之政者，必其為韓人所不戴也。問田篇「堂溪公規韓子曰：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為先生無取焉」。堂溪公必韓之世臣舊家，殆見韓之重臣有嫉韓子者，故以危殆規之。余意，嫉韓子者不止重臣也，即在社會方面當亦無同情於韓子之政策者。熊先生曰：韓子政論宗趣，約析以三：一曰人民屬於國家，即人民之一切應為國家而犧牲，國家有無限自由而人民無自由。二曰個人屬於群體，即個人之一切應為群體而犧牲，群體有無限自由而個人無自由。三曰基於上述二義，當令全國上下併力於耕戰。此與今之列強戮力於生產與軍備者完全遙合。韓非以為全國上下併力耕戰一途，則國家富強可立致，而霸王之業必成也。其併力耕戰之主張，可以謂之一孔政策。如鑿金石，並力鑿一孔，金石為開；力紛而無所集中，鑿木亦不可穿也，況金石乎？《飭令篇》曰：「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顧廣圻曰：空讀為孔。按《老子》「孔德之容」，王弼註：孔，空也。古也空通。注老者或訓孔為甚，則失其旨矣。 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據此，則韓非以併力耕戰為利出一孔，是無敵於天下之道也。唯其持一孔政策，故厲行統制，諸不直接參預耕戰之途者，均認為與其國家富強思想有妨害，易言之，即與其霸王主義有妨害；凡認為有妨害者，即非根本禁絕之不可。其統制範圍過寬廣，商君之狹隘殘酷，尚未至是也。今略述如後。
一、反智而尚力，故以法為教，而一切學術思想皆禁絕之。《五蠹篇》曰「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為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眾則法敗，韓非為法，原本獨裁。今學者皆從事於智，則學術思想愈盛，而愈不肯守獨裁者之法也。 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顧廣圻曰：王當作生，與下文吏對。非是。世之學者，所傳多先王之語，如儒墨等皆然。今令人民以吏為師，吏之所授者，法也，與上以法為教相應。 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以上皆呂政之所取法者。 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云云。詳上之所謂文學者，蓋指儒家及墨氏等言，《顯學篇》以儒墨並論。 而其所禁絕者，猶不止此。同上篇有曰：同上者，同上引《五蠹篇》也。後仿此。 「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眾，執耒者寡也。商管，謂商君管子，其書並言及農事，然為其學者，但言耕而不執耒，則其學可廢也。 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言戰而不被甲，故孫吳之學可廢。 又曰「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象人，即俑人也。 磬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管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磬石一貫也。儒俠毋軍勞而顯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云云。據此，則商管孫吳諸學亦與儒墨同譏。又以技藝之士與商管並言，則技藝皆其所不貴也。古者百家之學，如天算、工程、物理、機械、醫藥等等，皆稱技藝。韓非以為從事於此者，如不被甲執耒，即皆空談，故與商管並斥之。《六反篇》有曰：語曲牟知，偽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詳此雲辯智，雲語曲牟知，王注引《淮南》《時則訓》高註：牟，多也。語曲者，如研究思想執范、論議律則之學者，皆嚴析偏曲，究盡細微，故云語曲。 而斥以偽詐，是名學在所必禁也。顯學篇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據此，則古者諸子百家之言，自韓非視之，皆所謂雜反之學。雜者，紛雜而不一也，不一即互相反，故云雜反。 可見韓非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即一切學術思想皆在禁絕之列，並非獨毀儒家。但儒家為其所最注目，而其書中幾無處不攻擊之。儒家之學極於窮神知化，而韓非有曰：「今世之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為眾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見《五蠹篇》。 此所謂微妙之言，即指儒家《大易》而言，決非目道家。因韓非歸本道家，決不以此詆之也。韓非於儒家微妙之言，但謂其非民務，無可多置詞。惟儒者以崇德而事智為治，則與韓非之狂暴極權不兩立，與其獨裁法不並容，此韓非所以念念不忘儒家而攻之不已也。然諸子百家之學，韓非固同一棄置，呂政承之而毀盡一切，自其善《五蠹》之篇而已知所趨矣。呂政以法為教，以吏為師，明明用《五蠹篇》之說也。 熊先生此論，發見韓非悍毒。韓非言「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云云，則一切學術思想皆當廢絕，爰止於儒。又言「事智者眾則法敗」，是其愚民之術坦然直揭，可謂毒且悍矣。
二、韓非之耕戰一孔政策，必使人皆執末披甲，其所崇勉而稱美者即此等人。《六反篇》曰：「赴險殉誠，死節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谷之民也，谷，善也。 而世少之曰愚贛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重命，謂尊君上之命令；作事敬畏，不敢離法，曰畏事。 而世少之曰怯懾之民也。挫賊遏奸，明上之民也，王註：明上謂奉揚法令。 而世少之曰諂讒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據此，則韓非以世所共毀之六民皆耕戰有益之民，而又標舉奸偽無益之六民為世所譽者。同上篇曰：「畏死遠難，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遠難即免難之義。畏死遠難之人用以當敵，必不恥降北之辱。 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立方者，立方正之節也。此為國法之所不得加，故云離法。 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如儒墨等是也。 游居厚養，牟食之民也，牟同謀。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游居，如托於諸侯者。此不盡為牟食，韓非卻不別擇。 語曲牟知，解見前。 偽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暴傲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磏者，厲石，棱利義也，此言俠士。 活賊匿奸，當死之民也，凡官法認為奸賊，欲捕殺者，今謀活之匿之，亦應坐以死罪，故曰當死之民。 而世尊之曰任俠之士。俠字舊作譽，依盧文弨校改。 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又曰：「奸偽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此，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彼，此之謂六反。」詳六反中，惟畏死遠難之民最可恥，其餘宜加別擇。若孟荀二子，則不當與游居同譏。惠施墨辯諸子牟知詎同詐偽？行劍活賊，如奉正義、伸公憤，則任俠之行，至可尊尚。學道立方，大人之事，而乃與降北之民同科可乎？耕戰有益之六民，君子當寄以同情，若使常受驅迫於主上，如人道何？韓非首忌者儒，次則俠。儒之文學，俠之強武，皆不服專橫之法禁，故韓非惡夫儒者用文亂法，俠者以武犯禁也。俠亦儒之別子，《禮經》《儒行篇》可證。名家則儒之支流。韓非所謂奸偽無益之六民，其積憾於儒者尤深也。韓非獎耕戰而賤行修，《八說篇》曰：「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立死，若木之枯也。 華角赴河，其事未詳。 雖賢不可以為耕戰之士。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慾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不作，謂不耕作。 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閉塞匹夫私便之路而一歸於戰功與耕作之勞，息滅文學，以法為教，則人安於無知，樂守法，此人主之公利。 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修以貳功，尊匹夫之行修，則民將不披甲執耒以務功勞，故云貳功。 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五蠹篇》曰：「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謂耕戰者非上所用，民將不從事於此而簡慢其業也。 而遊學者日眾，是世之所以亂也。」綜上所述，可見韓非主張以耕戰亟圖富強，不獨廢息學術，更輕賤行修，雖孔墨之聖、曾史之賢，亦以其勞異于田、功虧斬首，而侮之如象人、磐石，是則人皆習斗趨利，雖返於鳥獸可也。
熊先生曰：韓非以併力耕戰為利出一孔，不惜廢學術，賤行修，塞智慧之門，斷自由之徑，反人道於披毛戴角，侮同類猶圈豕驅羊，自昆吾大彭以來，霸者用術之酷，未有若斯之甚也。夫耕以足食，而食者資生之具，生者固非為食而生也。戰以禦侮，不可以樂殺而戰也。戰而有功，以除人類之公敵為功，非可以能殺為功也。耕而有勞，人生以不素餐為樂，故勞，非謂人生之意義與價值唯在得食故勞也。人者，有靈性、有德慧、有自由之至物也，物之至靈，窮於稱讚，故曰至。 故必充其剛健、純粹、升進而不物化之本性，升進者，向上義。人生雖為具有形氣之物，而其本性畢竟不物質化。 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語形，則吾人與天地萬物各別；語性，則吾人與天地萬物同體。 故必有科學以明物察倫，儒者言明庶物、察人倫。察倫，即社會科學；明物，即自然科學。 而後智周萬物；吾人之智識必周通於萬物，譬如人身百骸眾竅互相貫通而無礙也。世之學者言科學之興原於驚奇心與求真之欲，此猶未免於膚論。實則吾人之知性本無己與物之隔，故盡己性則盡物性，乃一體流通、自然不容已之幾也。 有哲學以發揚理性，有文學以宣達情思，而後浩然與天地精神往來；此中天地，猶雲宇宙。吾人之精神即是宇宙精神，本來不二，而曰與之往來者，吾人每迷執形氣之小我，便從絕對精神中墜退，而與宇宙隔離。今當復其一體流通之本然，故曰與之往來。 有群性生活，荀卿曰「民生在群」。合群而不容孤立者，人之性也。 亦有個人自由等要求，人生不可無自由，亦天性也。 故於政治經濟等制度常有不安現狀而力求改進之高尚理想。韓非廢絕一切學術，又毀行修，行毀而失德，學絕而無智，是使人斷滅靈性生活也，人之類不已絕乎？且夫智仁勇三達德者，人性固有之也。德之目雖析以三，而實萬德皆備，言智即神解與一切知識備焉，言仁即義、禮、貞信、惠愛乃至真、善、美備焉，言勇即雄健、悍銳、強力等備焉。三達德者，同體而異其方面，俱有而不可一無。今韓非去智與仁而唯力是尚，不智不仁之力，瘋狂如凶猘猛獸，盲動如驟雨疾風，摧毀則玉石俱焚，哀哉人類！何所為而必出於斯乎？韓非賞言「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以此成其不相容之論，此乃格物未周，操術不審之過也。夫甜酸異味而同器，朝餐不盡晚餐而兩味調和如故，豈非異味同氣而可久乎？炷為因而生焰，炷者，以草浸油燃火則名炷。舊俗燈火用此。此言炷為焰因。 焰復為因而燒炷，此言焰為炷因。 因果異物而同時俱至，佛經每用此喻。 此例不勝窮也。況寒暑不兼時之說，尤為篤論。大寒過而立春，謂三冬無暖氣固不得，謂春後無寒氣更不得。夏至暑偏勝而雲無寒，非寒氣全消也；冬至寒偏勝而雲無暑，亦非暑全消也。員輿溫帶之區，絕少酷寒酷暑，則寒暑兼至者其常也。韓非雲不相容之事不兩立，火透釜而親水，水盛釜而受火之熱，水火相反而相容相抱矣，豈止兩立乎？世界無量，眾生無量，佛氏言之矣。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孟子莊生知之矣。智勝者竭其智，力強者盡其力。人之生也，稟受不齊，發展遂異，必欲萬姓千名之智與力范以一型而齊之，此上帝所不能為。仲尼、墨翟、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康德之倫，強之執耒披甲，皆無所能為，任其獨立當抒，則學統堪垂萬世。行履足式天人。韓非雖欲絕聖棄智，若在今日，余命其身入瑤寨之鄉親嘗滋味，將可忘聖智成己成物之功德否耶？蠻民非不耕戰也，而以視聖智裁成輔相之群，則耕戰利鈍之相去奚止天壤隔乎？蠻民誠有樸質，然蠻俗崇尚之美行，其合於倫理者幾何？吾料韓非不願效也。不有聖人行修之尊，群俗何由變動光明？甚矣！韓非之陋也。韓非又言「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云云，此以斬敵者為天下之至高，不應復高慈惠之行。其實人群以互相感而互進於善，賞斬敵之功，勸禦侮也，而慈惠者有感則益切同仇；高慈惠之行以善俗也，而斬敵者有感，則慈惠於同受侵害之人，益堅殺身成仁之志。韓非只欲以重賞與高名鼓勵人之好殺心，使其奮於斬首之功，而不悟人之勇於臨敵斬首者，非盡誘於重賞高名而為之也。其慈惠同類之熱誠激於不容已者，是人性本具之潛力也。韓非獎好殺而去慈惠，將通人類為猛獸，人類不互相噬以底於盡不止也。韓非又譏世人大貴文學以疑法，韓非所謂文學，實兼今之所謂哲學、文學而通目之。凡政治社會等理想，彼亦屬之文學範圍。 此凶頑之論也。政治經濟諸法制，嘗隨人類知識之進步而疑其不均、不公、不適，以期改造而底於均公適，文學之可大貴者在此。今韓非心欲絕學去智，使人受束於獨裁者之法，乃塊然如土而無有疑，非凶頑之極者，何忍出此？韓非謬論甚多，不及詳破，學者深思明辯，勿受其愚。總之，韓非偏重國家而輕人民，故亦偏重群體而輕個人。商管之法，韓非所祖述也，今為商管之學者，如不被甲執耒即當刑其人、毀其學，甚至孔墨之聖、曾史之賢，如敢疑法，即為韓非所不容許，如是則個人自由剝奪盡淨。夫群體者，個人之集也，「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喻老篇》。 韓非既知之矣，今使群體組織過求嚴密，務將個人自由毀盡，則個人失其性而群體能健全乎？車輪者，眾齒之集也。眾齒有虧折而車輪不敝者，未之有也。原於個人之尊嚴，本眾意以制群法，和同而化、毋相悖害者，《春秋》太平之教也，是百世以俟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也。韓非以獨裁者制群法而侵損個人，則群體已失其自性，直是獨裁者之玩具耳。呂政用其說，乃為害於群體，百世難復，豈不痛哉！韓非之重國家而輕人民者，欲竭民力以事富強。國家富強而後霸王之業可圖也。韓非直以國家為驅策人民用致富強、以伸張於域外而逞侵略雄圖之工具。域外， 謂異國異族。 從來霸者為術皆如此，今之列強尤甚。故由彼言國家者，不祥物也，侵略者之利刃也。吾先聖則以國家為一文化團體，此意義甚深廣大，非深究於六經四子者，無可與語也；非超越世俗之慮而懷人道之憂，又深達天人之故者，亦不可與談勝義。嗚乎微矣！韓非志在用韓，憤重人專政，重人，權臣也。 而圖改革，故曰：「欲治其法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心度篇》。 此亦精采之言，然終不悟民主，欲奪政權於重人之手而自為獨裁，以暴易暴而加甚者，非算數所及也。聖人之為革也，《易》有《革》卦。 求均而已，損彼之有餘，益此之不足，均焉止矣。若此復求有餘於彼，即彼向所遇此者，今還以遇彼而更過之，則人群終不可均也。聖人之治，權於萬物得所，為萬物普遍求均而已，是以變則通、通則可久可大也。韓非異於是，其鉗束生民也已甚。三晉文化深遠，宜非其民所樂受。韓非終不得政於韓而為秦戮，哀哉！向使韓非有管仲之識量，持術明法而兼綜儒者之道，毋以極權之論毀壞一切，則韓政可得而全晉可復，天下不足定也，何憂乎秦？獨惜韓非主極權而持一孔政策，遂資呂政而遺害無窮，可勝悼哉！夫古今人情不甚相遠，獨裁之風，今未已也。唯利用科學而技術日進，政制群法各方面組織加密，要其大體不能有過於韓非。夫獨裁得助於科學，而萬物為芻狗，水益深、火益熱矣。科學非害也，人類知見失其正，則亦可資科學以濟其惡矣。夫正知正見者多，則大盜盜眾不易也。知見何由而正哉？析物以窮其始，萬物之本始。 綜事以觀其通，宇宙萬事各依其類而通之，至於會眾類而觀其大通則一也。莊生雲「恢詭譎怪，道通為一」是也。 窮理而究其極，極者，萬理之會歸。 察變則上下古今而操其衡量，實踐則反之人倫日用而歸諸素樸，智周而不滯於物，理之至者，本不遺於物，而實不滯於物，但陷於知識巢臼者則不能無滯也。唯明智湛然，則於物得理而未嘗滯於物象，以為理即限於此物，故嘗燭於微而會其通也。此義難為世之學者言。 思睿而無累其神，睿者，明照自然。離習染，去妄執，故神全。 是以動順物宜，事循天理，何有知見偏詖之患歟？是道也，其必由哲學乎！尤莫切於儒學乎！毀科學，不可也；科學萬能，亦不可也。熊先生此論可謂明且允。韓非古之怪傑也，惜其偏見過甚，雖嘗治儒學而實不知儒也，不知故大毀之，乃挾偏見以禍世而不自覺也。或問：熊先生言大盜盜眾，何耶？曰：以近世事言之。威勢可以劫眾而不可以盜眾，袁氏是也。威勢而佐以黨義宣傳，使群眾歸心，而實假以濟私，是謂盜眾。然盜之久，終無不敗者。又如名流盜虛聲，當其收效時，亦是盜眾。然決不可久。故盜眾甚無謂。或問：熊先生謂呂政用韓非說，有徵乎？曰：有。《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秦並天下。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言：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偶語、詩書，系兩事。偶語，兩人以上私語也。詩書，謂匿藏詩書又百家語也。文省耳。 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據此，明用《五蠹篇》之說也。呂政蓋早已禁學，直至三十四年始以制令垂為永久不易之成法。李斯首言「天下已定，士則學習法令辟禁」，可知六國既並，只許人民學法習令，不得從事詩書及百家語也。至此定為成法，雖李斯倡言之，只是形式耳，呂政早已內自決定也，此呂政用韓非說之明證。後人多謂秦焚書只焚民間私藏者，其博士官所職並未焚。此亦臆測之辭，恐當時博士官所職亦只是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故舉以示天下為準則也，諸子哲學及天文、算數、物理、音樂、機械等學，總稱百家語，一切焚燒盡淨。韓非禁學之主張如此，呂政讀其書而喜之亦以此。
韓非之說用於呂政，流毒甚遠，董子、史公在漢初皆欲矯其弊。董子作《春秋繁露》，張《公羊》義，以闡發民主思想。史公為《史記》，亦稱《公羊》，並鑒於韓非毀百家語而集矢儒俠為最甚，於是尊孔子以世家，立仲尼弟子列傳，孟子、荀卿皆有傳，定孔子為一尊，示儒家為正統，與董子主張同也。王介甫謂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奚止世其家？此不思之甚。史公立孔子世家，即仿《春秋》王魯之意，非謂其以一家之學傳業也，實乃世天下也。又以遊俠立傳，首引韓子「儒以文亂法，言儒者以文學而敢非毀世主之法，故云亂法。《正義》諸注皆誤解。 而俠以武犯禁」，言俠者以強武敢違犯世主之禁。此及上語，見《五蠹篇》。 皆與獨裁不相容。又曰「竊鉤者誅，竊國者侯」，言人民為盜則誅，是小盜也，故受誅；而大盜竊國乃為侯王。此史公引《莊子》語。 所以攻擊獨裁之帝王。又曰「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可見史公獎遊俠之意，所以振民德、昌民氣、扶民力，將使霸者芻狗萬物之技有所憚而不敢逞。又以項羽列本紀，陳涉列世家，以匹夫而抗暴秦、行革命之事，雖功業未就，而其志行足與殷周聖帝明王爭烈矣。伯夷行修孤崚，棄君位如敝屣，故列傳首之。管晏原本儒家，而開法術之宗，孔子雖病其器小，不謂其學術全非也。管晏之為法，未戾於儒，亦足以周世變。申韓以險譎為術，專橫為法，是管晏所必誅也。史公傳管晏而次之伯夷，其識量宏遠哉！熊先生曰：《史記》用意，皆懲暴秦之弊，糾韓非之謬。二三千年來學者都作故事與文辭玩弄去，甚至議其傳遊俠、貨殖為挾怨於武帝，哀哉！秦以後，中國遂無學術、無思想，雖韓非呂政之遺毒，而漢以來經師、文士之鄙陋，亦不可道也。言之丑也，哀哉！
附識： 今本《韓非子》，近人多疑其不可靠。如第六篇《有度》，於荊齊燕魏四國皆雲以亡，韓非死時，六國尚未亡，齊亡最後，距韓非之死已十二年，可見《有度篇》不出韓非手。熊先生謂疑者誤。齊亡最後，其距韓非死時只十二年，亦甚暫耳。智者之覘人國也，睹其亡形已著，則直罪之曰以亡，以者用也，用之以亡也。韓非《難勢篇》言「勢亂不可治」，則勢亡不可存也。韓非審察群變，其眼光銳利無匹，直從四國之亡勢己成而罪之曰以亡，又何疑乎？奚必待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始謂之亡耶？故《有度篇》必出韓非無疑。
《解老》、《喻老》、《揚權》、《主道》、《孤憤》、《說難》、《說林》、《內外儲》諸篇，今人或疑非韓非作。此殆由今人以懷疑古書為能事耳。余按韓非思想之全體系以求之，未見上述諸篇有甚矛盾處。唯《大體篇》有「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及「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等語，確非韓非境界，或雜引道家語，或由其聰明偶悟而侈言之。然此篇主旨在「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云云，必出韓非手筆無疑。《飭令篇》多引商君。古人著述不以引前輩為嫌，如孔子六經皆因舊籍而寓以己之新意，此最著之例也，但此篇似有脫文。
《初見秦篇》，《戰國策》作張儀說，自當以《策》為據。不知何人移入《韓書》之首？篇中指陳時事，與韓非所當之境已不合。韓非蓄抗秦之志，何至為秦畫攻韓之策乎？《史記》言秦王讀《韓非書》，恨不得見，聞李斯言「此韓非之所著書」，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及急，乃使韓非使秦。韓非勸秦存韓，遂以此致死。可見韓非前未入秦，亦決無以攻韓獻媚敵國之事。故此篇當據《國策》。此篇以外，都無可疑。今之後生好疑古書，輒曰「文字不類」，其實審核文字談何容易？非天資高、學養深者，不得有眼力，今人何可談此事？又復應知，一人之書，其文字每前後有不一致者，義深博而術精嚴，術謂邏輯。辭峰悍利，此等處在一卷中不能常有。何則？文思本於精力，發於興會。人生亂世，精力裕時少，興會短時多，故一人之文每有不類也。然作者之思路與神情自有特點，如有其統一之人格在者然，其文字雖不一致，而識者不難鑑別其出於一手。又梁啓超謂太史公《自序》有「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與《韓非傳》所記者頗相遠。此由其作自序時，取聲韻諧協。故不妨顛倒事實，不可據序文以疑傳記也。且序文亦不須泥解，史公以為古人雖遭困厄而有述作可傳，明己受禍不可無作也。啟超必咬文嚼字去索解，亦自誤。
《史記》《韓長孺列傳》云：韓安國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此但以韓子與雜家說並提，非謂韓子是雜家也。今或疑韓子屬雜家便大誤。凡古今大思想家，必於其前世及並時之學術思想多所精究與涉獵，及其自家思想成熟而有述作時，亦必於其平生所取捨者形諸文字。至其為雜家與否，則視其書之內容，是否自有根據、自有主宰、自成體系。是否至此為句。吾未見《韓書》可目以雜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