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濱寄簡 下 · 三七

xx： 前信僅是個序論，今天才跟你談到正題。 黃乃裳是個標準的拓荒人物。他有理想，有計劃，肯犧牲。結果，他成功了。 黃乃裳本身是個舉人。在產業落後，做官是讀書人唯一的出路的時代，一個名孝廉至少可以做知縣。假如人緣好一點，還可以做到知府。俗語說：「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清官如此，那些存心魚肉鄉民的貪官污吏更不用說了。以黃乃裳那麼能幹的人才，假如呆在國內做官，他大可吃不盡，穿不完，一輩子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 但是，黃乃裳是個不平凡的人，他深知「非革命不足以救國，非拓殖不足以聚眾」。因此，他在1899年，即戊戌政變後一年，就率眷屬南下新加坡，從辦報館著手，一面遍行英、荷各屬地去找一塊地曠人稀的地方，以便種植，「為桑梓窮苦之同胞辟一生活路徑，不至槁餓而死」。這兒可見他的抱負究竟和普通人不同，普通人的過番，為著解決個人的生活問題。他的南下新加坡，為著替一般窮苦的同胞謀生路。目標純正，見識遠大，專心一志，有始有終，這些崇高的理想，是指引和鼓勵他背井離鄉的原動力。 黃乃裳並不是僅懂得高談闊論，不知道怎樣應付實際環境的書生。相反的，他一定要想法實現自己的理想。以開墾為例，他並不是一個不知道天高地厚、糊裡糊塗地蠻幹的人。他在沒有動手開墾之前，需要一番實地調查勘察的工作。他曾搭小輪溯江（詩誣的拉讓江）而上，又請土人駕輕舟，直達拉讓江的源頭。經過十三天的實地調查，這才下個結論說：「察其草木，嘗其水土，知質地膏沃，無虎、豹、豺、狼、毒蛇、惡獸害人之物。」這才心安理得地決定在詩誣作開墾的目的地。 黃乃裳辦事很認真，他知道現代化社會是「契約社會」。恐說無憑，最好先訂下契約，這才能夠按照契約來進行。他和砂撈越第二代的統治者所簽訂的契約，有條有理，公平交易，光是這個契約，就可證明他的幹才。 關於黃乃裳回國招工的經過，初期新福州墾場概況，各方對新福州墾場的評價，以及種植樹膠的情形，你都敘述得十分詳盡，予人以深刻的印象。 當我沒有拜讀大著前，我心裡早就提出一個疑問。黃乃裳以一個書生，回國招工到詩誣去開墾，他初期所遭遇的困難的情形可以想見。但是，我認為更使他難堪的，並且沒法子忍受的事件，應在他功成名遂之後。我知道華人在南洋各地之所以能夠立定腳根，繼續繁榮滋長，甚至能夠緊握經濟實權，主要的是靠「隆幫」的精神。須知「隆幫」的精神，是中國傳統的文化的菁華。一個素昧生平的人，只要他能夠拉上鄉緣、血緣、學緣的關係，對方就應該根據「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古訓予以無條件的幫忙；同時，接受人家幫忙的人，也必須自動地以勞役來報答人家，彼此絕不斤斤計較。這種合作無間的互助精神，比較政府所頒布的空洞的法律條例，往往會發生更大的效力。 問題發生在這兒。當雙方意見相左，彼此非分道揚鑣不可的時候，這筆糊塗賬，連最精明幹練的審計師也沒法子下個斷語。原因是雙方都沒有契約，許多事情僅靠口頭傳達，甚至不用口頭傳達，僅憑默契。因此，到了雙方鬧翻的時候，這局面是不容易收拾。 黃乃裳早就看到這一點，所以他和砂㽦越的統治者訂定契約的時候，什麼事情都寫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到了分手時，彼此毫無閒言。 可是他和福州同鄉的關係，並不太理想。關於這事情，你在大著第九節「黃乃裳何故回國」已經有所交代。你說： 黃港主乃裳何以回國，且回國後，何以永遠不再來詩誣？領導福州人從事開墾的偉大事業，其中原因複雜，謠言紛起，毀譽參半。有中傷黃乃裳聲譽者，也有為他抱不平者。 當時福州屬下各縣的農民，窮到連船票也買不起，黃乃裳以包工的身份，向政府借款來買船票，然後也由他負責償還，並且訂定自次年開始，成人還六元，小童還二元。 乃裳在詩誣的五年間，除了大事墾殖工作外，還建築了五間禮拜堂，兩所 小學 ，以期達到教學兼備的目的。在這期間，他自己虧四萬三千元，他只好和政府商量，請以農人所欠四萬餘元賬目抵還四萬元之借款。 至於他個人的「冒艱險，靡金錢，竭心力，任勞怨」，這是意料中的事情，所以他絕無後悔。他來清去白，在完成他的志願後，只好靜悄悄地回國，這種行蹤，和美國第一任總統的解甲歸田，又有什麼不同？ 總之，手無寸鐵，囊無閒錢的書生，要飄洋過海去立功立業，並不是一宗容易的事情。你生長詩誣，你懂得運用親見親聞的資料，寫成《新福州與黃乃裳》，這種「發潛德之幽光」的工作，是我們做後輩的文人應有的責任。 在黃乃裳年譜里，你提到他在1924年9月22日去世，可是他的生辰，你僅寫1849年6月，而沒有記載確切的日期，這是個小疏忽。此外，他的兩個女兒和女婿伍連德醫生、林文慶醫生，都是前一代的名人，將來可另寫一篇專論他的家屬，不知尊意如何？ 此請 著安！ 子云（1971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