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濱寄簡 下 · 三二

xx： 你平時喜歡看報，注意時事，這的確是個好習慣。 最近一星期來，國際形勢劇變，其中最重要的，莫如蘇聯總理赫魯曉夫的下台。 你知道，戰後十九年間，全世界分為兩大陣營。東方陣營由蘇聯來領導，西方集團由美國做盟主，針鋒相對，旗鼓相當。從聯合國所在地的紐約，到地球上每一角落，任何問題都有美蘇的陰影。換句話說，整個人類的命運，都操在這兩個國家的最高當局的掌握中。 但是，天道好還，物極必反。世界上最強有力的人，有時會變成最軟弱、最無能、任人宰割。去年11月22日，美國總統甘迺迪被一個莫名其妙的平民奧斯華暗殺。本月15日，蘇聯總理赫魯曉夫突然被迫下台。用 蘇東坡 的著名的句子來說，這兩位仁兄「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自甘迺迪被刺後，美國朝野對於政治領袖的保安問題，曾貢獻了許多寶貴的意見，說來說去，無非要加強保鏢。這完全是皮相的看法。因為「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只要權力集中於一個人，那麼他本人或者他的親信，難免會作威作福。這事情他本人或者他的親信也許不覺得，但是旁觀者卻洞若觀火，其中有一部分包藏禍心的人，恐怕要抱著「彼可取而代之」的念頭。這麼一來，大權在握的人，很容易陷於到處受敵的境地。因為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例如奧斯華那種莫名其妙的人，既沒有政治的才幹，又沒有政治的野心，他和甘迺迪總統，可以說是毫無關係。為什麼他要動起殺機，這事情連心理分析專家也提不出答案來。唯一不成理由的理由，就是奧斯華以為自己拼將一死，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列在甘迺迪總統的傳記最後的一頁里。這也許是「流芳百世，遺臭萬年」的兩種矛盾的心理最後的抉擇罷。 在甘迺迪總統被刺前十幾天，南越的紅人吳廷艷、廷儒兄弟也在西貢政變中，被人碎屍萬段。在這事件前兩年，西貢一度發生軍人政變，炮轟總統府，幸虧吳廷艷機警，而且得到一部分軍人的幫忙，所以能夠轉危為安。但是，吳廷艷能夠逃過前一關，卻不能逃過後一關。結果，全軍覆沒，樹倒猢猻散，連那位「第一夫人」只好一輩子流浪海外了。 假如吳廷艷遭遇第一次政變後，稍微謹慎一些，同時，想法糾正弟弟和弟婦的行為，不讓他們走極端，讓南越的佛教徒也有仰首伸眉的機會，我相信吳廷琰及其家族諒不至於有那種殘酷的下場。 老於世故的中國人，他們深知「 中庸 」的可貴，所以他們在文字上極少放言高論，在行為上多注意適可而止。這種主張是有哲學的根據，即 孫子 兵法 所謂「窮寇勿追」。 一般說來，中國的讀書人多少都懂得「凡事留有餘地」的大道理。因為在理論的爭執，或權位的爭奪中，我們很難找到絕對的對，至多只能找到相對的對。自己既然是相對的對，這等於說，至少有一部分，自己是相對的不對。因此，在理論的爭執，或權位的爭奪中，我們還要留有餘地，以便轉圜。 西洋人則不然。他們凡事要求痛快，動不動就要攤牌，中間沒有商量的餘地。用已故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的話來說，這叫做「戰爭的邊緣」（brinkmanship）。雖然到了邊緣，當事人還可以懸崖勒馬，不過這未免是個險局。萬一馬兒脫了韁，臨時勒不住，往前再進一步，恐怕就會粉身碎骨了。 平心而論，名位權勢，最能夠斫喪精力，消磨性靈。姑定本人潔身自好，他卻不容易阻止同黨的人或親信，會假借他的名義去為非作。再進一步說，姑定他的同黨的人或親信，不假借他的名義去亂攪一場，但他本人所受的損失也沒法子估計。 年輕時代，我曾親眼看見一些要人的行蹤，名為尊貴，事實等於囚犯，連大小便都要受人監視：說好聽一點，到處都有人保護。至於要人所要參觀的地方，事先早已經有人通報，把滿地垃圾，草長平肩的街道，打掃得一乾二淨，看不出原來的真正形狀。 最使人吃不消的，就是時間的忙迫。你瞧，一天僅有二十四小時，除了睡眠，以及生活上必要的消磨外，至多僅剩十二小時。假如一天有兩次會議，兩次飯局，另外還有十個八個客人來訪，每人談十五分到半點鐘，很可能使你連氣也喘不過來。 記得印度詩人泰戈爾得到諾貝爾獎金後，訪問的客人，絡繹不絕，無論白天或晚上，都是川流不息。難怪他要長嘆一聲：「從今以後，我恐怕沒有片刻的平靜了。」手無寸鐵的詩人還是如此，一般政治要人更不用說了。 說來還是江湖散人的生活最可愛。袋裡有一點閒錢，不妨到茶樓酒館，大吃大喝一場；袋裡空空如也的時候，就待在家裡，情願以茶當酒。有時可代表自己所服務的機關，出席重要的會議；有時卻到街頭或郊外去閒蕩。俗語說，「叫化三年懶做官」，這話真有道理。 得空望你把 鄭板橋 的《道情十首》熟讀幾遍。只要你能夠了解詩中的道理，相信你絕對不會羨慕名位權勢，而以江湖散人為最可愛的生活。 「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詩人的警句，最值得人警惕。 此問 學安！ 子云（1964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