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濱寄簡 上 · 一一

xx： 日前接到來信，覺得你非常天真可愛，可惜你目前正患著嚴重的「左傾幼稚病」。這種病，像「右傾頑固病」一樣，是相當難醫。在精神上，因為你帶著有色的眼鏡，成見很深，不是武斷，便是盲從，毫無商榷的餘地。在行動上，你既然這麼積極，所以將來你不是做領袖，便是做工具；很少會心平氣和地研究客觀的事物，找出自己獨到的見解。 在6月30日的那封信里，我說失業問題，一半是由於產業不發達，弄到許多人沒法子安插；一半是由於個人準備不夠，沒法子適應新環境。這本來是老生 常談 ，沒有什麼新奇，可是你一看到「個人準備不夠」的句子，馬上冒火，同時，還舉出一批政治上的亡命客，說他們準備很夠，為什麼他們也找不到職業？ 我說的是常情，你說的是例外。你應該知道攪政治工作的人，他們所付的代價，最高的是殺身成仁，其次才是坐監，至於逃亡到海外做記者或教員，這在他們的心目中，根本不算怎麼一回事。只因他們所追求的不是普通人所謂「職業」，而是「奪取政權」，所以他們失敗則已，假如有一天革命成功，那麼他們將穩坐頭把交椅，不是院長、部長，便是大使、公使。戰後十幾年來新興國家的首長，大多數都坐過監，而他們的職位的高低，差不多和坐監的時間的久暫作正比例。最值得人驚奇的，就是加納的恩克魯瑪，頭一天還是個階下囚，第二天卻穩坐總理衙門的寶座呢。 我說過，站在任何一黨的立場，贊成列寧的人，一定要罵死丘吉爾；支持丘吉爾的人，一定要痛罵列寧。至於尼赫魯，因為他是中立而不倚，有時左右逢源，有時兩面夾攻。想不到你竟站在黨的立場，要堅持「絕對」的是非。 從中國哲學史的觀點來看，主張性善的 孟子 和主張性惡的 荀子 ，都有他們應得的地位。因為談理論的時候，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著書立說的人便可告無罪。身後的是非，誰也管不著。 從中國政治史的觀點看來，蜀、魏、吳三國的領袖，各有千秋。因此，《 三國志 》的作者 陳壽 很公平地把他的書劃分為《魏志》、《蜀志》、《吳志》。《 三國演義 》的作者 羅貫中 ，惑於「正統」的理論，他不但扶蜀而抑魏吳，而且把 諸葛亮 捧得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最後，還能夠呼風喚雨，儼若神仙。 其實，就文治或武功而論， 魏武帝 曹操 ，實在比同時代的幾個政治領袖都高明，可是一般人不暇深究，他們聽到諸葛亮的「先帝懼漢賊不兩立」這句口號，先入為主，以後便把曹操當做奸臣賊子，什麼功績都一筆抹殺了。 年來中國已經有少數 大學 者做翻案文章，從三國的時代背景，政治形勢，文學思潮里探討曹操的本來面目，把《三國演義》所勾畫、所描寫的曹操的猙獰的臉孔，一掃精光，這倒是文壇盛事，值得我們細心研究。 談到福建的人才，你僅提了兩位政治紅人，這充分證明你的閱讀的範圍太過狹窄，同時，你的批評的標準，無形中受某種讀物的影響。 自宋代南渡以後，八百年來福建人才輩出。在理學上，一位集大成的朱子，他可以算是孟子後第一人。過去60年間，在中國文壇上， 嚴復 、 林紓 、 辜鴻銘 開導於先， 許地山 、 鄭振鐸 接踵於後。至於科學界、醫學界、司法界、海軍界的人物，更是車載斗量。可是這些人的著作，到如今，你恐怕沒有讀過多少，所以你才有這麼大的勇氣，任意品評甲乙，說某某比某某好過一萬倍，某某又比某某強勝一萬倍。這兒我除佩服你膽量過人外，我實在不了解你到底用什麼尺度來衡量。 關於南大畢業生，你因為自己所接近的一兩位的水準不夠高，所以便表示滿肚子不高興。其實，任何學校都有高明的學生，也有低劣的學生。就我所認識的幾位優秀的畢業生而論，他們不但思想成熟，而且能夠在各種專門的學報上發表洋洋萬言的大塊文章，可惜這些學報你大概沒有機會看到，而你所看到的不過是報屁股的幾篇雜感的短文。像你這種武斷的作風，我實在不敢恭維。 最後，我老實告訴你，知人論世，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古代，凡是寫正史的，不但是全國第一流的文豪，而且是海內公認的最淵博的學者。史家須具備史才、史學、史識、史德，他對於典章、文物、人才、書籍的品評，須心平氣和，批評恰到好處，而「恰到好處」四字是文章的最大的鵠的。 你應該保持勇氣，不過你須加上集思廣益的態度。須知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只要胸懷坦坦蕩蕩，這才能夠保持平衡，而不至說得過火。 此問 學安！ 子云（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