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園情 · 當鋪票號始末根由
前不久屏東合作金庫突然發現一位職員，在一年左右竟然神不知鬼不覺地挪用公款達四千萬之多，引起各界對銀行作業內部管制不夠周密的懷疑。跟幾位朋友閒聊，就聊到當年的當鋪票號組織雖然古老些，可是管理節制方面，有條不紊，確有其獨到之處呢！
依據典籍上記載，唐代初年就有所謂典當業了，再看宋元明歷朝的私人筆記，以及詩詞歌曲都有關於典當故事和吟詠，足以證明自唐以降，典當業就成為社會上一種用物品來抵押借貸而不可缺少的一種正當行業了。
典當業大致分為典、當、質、押四類，是按資本多寡、利率厚薄、時期長短而劃分的，典當業自然是以典的規模最大，當次之，質押更次之。
我們拿清朝來說吧，在政府還沒設立官銀號金融機構之前，無論是朝廷庫收、地方的稅賦，以及各種協餉雜項收入，有些省份規定可以存放在典里生息。可是利息比一般民間利息為低，只有七八厘，最多不得超過一分，有些貧瘠省份最高利息還有不到一分的，這對生意人來說，是最穩妥可靠、利潤又厚的生意了。不過這並不是每一家都有資格承做，必先經過當地官署審查合格，發給「公典」憑執才能正式承受官家存放款項，在一開始只有典才有資格當公典，一般當鋪是不准承辦這項業務的。早先典當之分就在於此。
到了康熙末年，凡是幅員廣闊、人口稠密、財源充沛的省份，因為庫款富足，如果報奉戶部核准，也可加以通融，撥一部分庫款，存放指定的當鋪里，當鋪則按八厘以下生息，最高不得超過八厘，這種當鋪名之為「朝廷稅典」。清朝當時全國共分為十八行省，差不多每一省份都有幾家公典。至於供一般市民通有無的質押那就更多啦！可是最奇怪的，是輦轂之下皇皇帝都，大街小巷到處都有當鋪，所謂公典反而極為罕見，就是質或押也是南多於北，南方各省質押隨處可見，越往北來質押就越少啦。
據典當業中人說：「順治時代，北京還是『公典』，後來自從當鋪可以存匯庫款，各省解庫大宗款項，一到北京，就立即徑解戶部繳納。公典因為開支大、利潤薄，在做生意方面反而競爭不過當鋪，逐漸歸於淘汰。倒是華中、華南各省，在北伐之前的上海租界裡，典、當、質、押，四者俱全。尤其抗戰時期，所謂滬西歹土賭窟林立，質鋪小押大行其道，賭贏立刻取贖，賭輸多半死當。直到抗戰勝利，典固然沒有了，質押也無形消滅，就剩下當鋪碩果僅存了。」
筆者當年有位教珠算的班長保老師，當鋪出身，不但兩隻手能同時打算盤，而且運指如飛，打完之後只要兩把算盤數字相同，根本就不用復盤了。他說：「當票上寫的字，龍翔鳳舞，這也屬於典當行一種特殊技巧，絕不是胡塗亂抹而是有結構有筆法的，凡是吃當鋪飯的同行，一瞧便知，外行人就是草聖復生，也認不出寫的是天書還是鬼畫符。一個學徒能練得正式開當票，還得心性靈巧，最少也要一年多以上才能開當票呢！有人說當鋪里朝奉都是徽州人，其實也不盡然，例如嘉慶初年和珅抄家，他出資在北京通縣所開的當鋪十二家，以及他家人劉全的八家當鋪，其中就有若干家沒有徽州朝奉。不過在江浙一帶的典當，都要請一兩位徽州朝奉來掌眼，負責鑑定珠寶珍玩字畫皮貨等的價值真假倒不差。所以後來大家都誤會典當里必定有徽州人主持的說法。」
另外班老師給我們講過一段典當歷史，是向所未聞。他說：「在學生意的時候，聽老前輩談說，前朝的當鋪，跟縣衙門後牆都是相連的。當鋪牆高壁厚不說，就是迎門窗欞門楣，也都粗厚堅固，尤其門外加上一道寸半見方漆的木柵欄，變成當鋪特有的標誌，讓人一看，就知道這是當鋪。表面上說是防範偷盜搶劫，其實也有防範當鋪里執事人等溜走逃亡的因素在內，因為彼時當鋪里的人，都是監獄裡的囚犯。凡是跟當鋪打過交道的人，總覺得當鋪的櫃檯特別高，心裡想著去當是去求人，所以當鋪要顯出是高高在上，其實完全猜錯了。因為他們都是牢里囚犯，腳上都銬著腳鐐，讓人瞧見難以為情，同時也防著他們逃脫。再則就是進當鋪的都是有急用的人，總想物品價值當得越多越好，當鋪想法恰恰相反，怕死當不贖，儘量壓低價碼。雙方時常會因為當價高當價低，發生口角衝突，櫃檯做得高不可攀，就可以減少若干不必要的糾纏了。」班老師所說的話，照事實印證，的確合情合理，不過從書刊查證，一直沒查出所以然來，只好留以待考吧。
北平各大當鋪，還有所謂信當的辦法。清朝素來就有窮京官之說，因為京官清苦，十之八九都是宦囊不裕的。一到過年過節，或遇上喜慶喪葬大事，一時籌措不及，可以弄一兩隻大皮箱，裡頭就是塞點破爛不值錢的東西也沒關係，鎖好加封。當鋪里如果知道這位大老爺根底明白是信用可靠的，當個千兒八百兩都不成問題，可是到期必定取贖，否則砂鍋砟蒜變成一錘子買賣，下回您再打算信當，那就免開尊口吧。
清朝在乾隆年間當鋪已經相當發達，當時北京城裡當鋪有六七百家之多，掌朝大臣鄂爾泰曾一再上疏諫言，為了穩定錢價（幣值），官府應當提撥一部分銀兩，充作資金，跟當鋪合作。因為當鋪組織嚴密信用可靠，發本放債，無虞虧折。後來凡是由內務府經管的皇室款項，也陸續存放典當生息。經戶部收的佃租房租，各稅關罰賠銀兩，各王公大臣獲罪罰俸，犯罪官吏抄沒家產變價款項，上行下效，甚至於各級官署的經費餉銀，也都慢慢改成存典生息，視為當然。事實上在沒有票號之前，典當業在當時已經成為實際上的金融機構了。筆者幼年時只聽說某家當鋪被聚眾持械擄掠，叫做搶當鋪，很少聽說哪家當鋪因經營不善而倒閉的呢。
談完當鋪該談談票號了，票號因為他主要業務是匯兌，所以稱之匯票莊，又因為票號最初是山西人創辦的，而票號十之八九都是山西人經營的，所以又叫山西票莊。
從前金融界稱之為財神的梁士詒說過，中國什麼時候有的票號，說者不一。現在雖然無案可稽，可是依據金融界老前輩傳說，自從闖王李自成囊括剽竊所得金銀珍寶，從北京狼狽西竄，藏在山西康家，後來因官中搜捕甚亟，他又流竄到九宮山，窮困交迫自縊而死，那批財富就悉數落到康氏手中了。
康家驟然之間變成上億的巨富，於是操奇計贏，由華北而華中華南，他的買賣越做越興旺，不幾年，遍及全國各大都市。那些關係企業為了彼此支援，相互調度頭寸便利起見，在山西太原城設立一家總票號，總綰財權。由於資金雄厚，運用靈活，一般商號，沒法子跟他家抗衡，當然大賺其錢。本利相權，把營業地區，逐漸伸張到長江上下游，進而珠江、閩江流域，財勢聲勢更趨壯大。山西一般殷商富豪群起效尤，到了後來，幾乎全國各大鄉鎮都有山西人經營的票號了。
最早的票號是集中山西祁縣、平遙、太谷三縣的，大家都稱之為「山西幫」，又叫三大幫。票號匯兌業務，雖然幾乎被山西幫所壟斷，可是久而久之，就有安徽合肥的李經楚設立了源順潤、義善源兩家票號，雲南昆明巨富李湛陽成立天順祥票號，跟山西幫抗衡。徽李滇李兩家在同治光緒年間鼎盛時期，全國各大商埠也都各設有分號達二三十處之多呢。
另外又有人說，康家的票號主要的業務是為自己關係企業周轉融通，不能算是一家正式票號。第一家正式票號是乾隆元年蔚盛長綢緞莊東家開的蔚泰厚，也有人認為蔚泰厚業務範圍、組織結構，還是蔚盛長綢緞莊外櫃形態，也算不上正式票號。到了嘉慶年間，日升昌顏料號開的日升昌票號雖然兩家字號相同，可是財務獨立，業務也是兩不相侔，才是第一家正式票號呢。後來大德通茶莊、存義公布店、三陽木廠、乾盛永糧行，都認為票號容易發旺，貨幣商品可以彼此流通，相輔相成，除了本身業務外，都用自己匾牌增設票莊。大德通、存義公到了民國初年索性把自己的老本行茶葉莊布店收歇，一心一意經營起票號來，一直到盧溝橋事變前，大德通在錢莊業還是響噹噹的字號呢。
依據《中國財經沿革史》記述：「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的英國人佛爾曼，日本經濟學權威平生三郎在他們調查中國金融報告裡都說過，中國的票號，不但內部組織嚴明，採用內外相互牽扯制度，跟歐洲金融機構企業化經營方式，無形中大致吻合。尤其在信用方面，頗令人驚詫，不管是多大款額，不管商品錢盤，有多大起落，說話算數（上海商場所謂『閒話一句』），從無拖賴情形發生。比起歐西國家，遇事必須立約簽字以為憑信的做法，足證他們在商場上的信用，是令人十分信賴的了。
「談到營業拓展，當年合盛元在日本神戶、長崎、大阪、東西兩京都有分號；蔚泰厚專做西北各省匯兌；大盛州、北安利除了做外人生意以外，庫倫、克什米爾甚至印度的旁遮普都有他家分號；大德恆專事向南開拓，除了華南一帶之外，遠及寮國、越南、暹羅等國；大德玉是專做東北和俄羅斯生意的。」
照以上這段記載，可見當年票號規模、組織、信譽是非常受人信賴的。再看那些家票號營業範圍，在那個時候，交通艱阻，能夠披荊斬棘，悉力拓展到國際貿易，他們的精神毅力，實在不能不令人佩服了。筆者同窗好友任相杓是當年大德通票號的少東家，據他所知，山西票號三五人合資經營的占多數，獨資經營的全國不超過二三十家。總之不管獨資合資，一律是無限責任，股份有的一萬白銀一股，也有五千、三千、一千一股的。每年底作一次年結，滿三年算一次大賬，賠賺按股勻攤，統稱銀股。每家票號另有人力股，又叫身股，是獎勵勤奮得力有功執事的。三年分大賬，人力股都是優先分配，這跟現在倡導一般企業施行員工入股制度，又暗暗吻合。不過票號錢莊在若干年前，早行之有素啦。
山西票號用人，只限于山西同鄉，有的用人範圍縮小到同縣，甚至僅用同一家族。票號都是採用學徒制，學徒都是知根知底的十來歲的小孩，只要略通寫算就成。照規矩三年零一節才算滿師，要是聰明有為才堪造就，雖然沒滿師不能開工錢，只給購置衣履、日常零用，為了鼓勵他上進，可能先給幾厘身股，積了三年算大賬按股分紅，買賣越發達，利潤就越厚，身股也跟著往上加，過不了幾年，也可以衣錦還鄉，蓋房子置地了。
營業鼎盛自然要擴大範圍，各處設立分號，新開分號掌柜的人選，必須首先考慮要派總號得力的夥友出任（除非實在沒人願去，才能外聘）。分號掌柜的，既然都是本鄉本土的人，到外地去主持業務，當然更為可靠，可是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無論是誰一律不准攜帶家眷。表面上是說把家眷留在當地，總號得就近照應，其實彼此心照不宣，誰也不敢耍花槍起黑票（拐款潛逃的意思），否則全家老小就是最好的人質。分號掌柜的在外，一切開銷一律由柜上支應，就是個人開支，也都從柜上支銷。每月薪資則由總號徑送家中，在外三年任滿，回到總號一交大賬，如果賬目清楚，營運得法，東家除了盛筵款待犒勞慶功之外，立刻增給人力股，可以說是衣錦榮歸，回家去老小團聚，可以舒舒服服過上一段清閒的生活，然後再行調優，或是回任。照這樣小心翼翼，做個二十來年，自己也就可以開莊立號挑起牌匾當東家了。
假如不幸在任上身故，他的身股盈利，只要票號存在一天，股息紅利照送不誤，遺族子弟如是應對便給，舉動有度，能寫能算有出息的好孩子，也可以入號工作。
這一套嚴謹務實的管理辦法，只要能躋身票號，只要自己操持嚴謹，不出紕漏，職業既得保障，生活又能安定，甚至於這一生都不用為衣食再奔走擔憂，就是死後還能蔭及妻孥。在當年淳樸的社會裡，誰能不兢兢業業把這隻金飯碗捧得牢牢的，死心塌地黽勉奉公呢？
孔庸之先生是山西太穀人，他的上代就是經營票號卓著聲譽的，他對票號有兩句評語是：「不督而動，不稽而檢。」這兩句話可以說是對票號鞭辟入裡的評贊。
從清代乾嘉到庚子拳匪變亂之前，可以說是票號黃金時代，全國南北票號多達四十餘家，山西票號就占了半數。其所以這樣發達，不外當時交通尚未流暢，現金搬運困難，各省協餉都要解往京都，海外貿易日趨頻繁，各項牙稅征金的收解，還有各省攤派的限額外債，全歸各大號劃分區域，承攬包做，還能不皆大歡喜，家家發財嗎？
可是好景不長，到辛亥革命、武昌起義，舉國擾攘，人心浮動，武漢三鎮立刻變為金融中樞，各票商的總號在運用調度上發生了周轉滯澀現象，而各地分號有的清理賬目暫停營業。這一停滯不要緊，立刻影響及於全局，這時候銀行興起，放款有明文規定，憑實物抵押，任何人都可以向銀行借貸，與票號論關係講情面的做法，迥不相同。銀行存款分活期與定期、零存整付種種方法，儘量便利顧客。跟票號的老八板舊規矩，利息只給兩三厘，甚或不計息，兩相比較，自然票號生意做不過銀行啦。加上世風日下，人心不古，放款方面，一下走眼，血本無歸。銀行存款方面利潤優厚，一切手續照章辦理，心明眼亮當然信譽日增，自自然然票號就被淘汰了。勝利之後全國各省已經不見一家票號了，連碩果僅存蕭振瀛經營的大同票號也因時勢所趨，改為大同銀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