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羅馬奴隸制 · 序言

多年以前，我就已經對古代奴隸制問題產生興趣，然而，想要寫作一部全面展現希臘羅馬奴隸制的龐大著作則是後來才有的衝動。這個想法源自於羅斯托夫采夫教授（Michael Ivanovich Rostovtzeff）把我推薦給布雷斯勞大學的克羅爾教授（Wilhelm Kroll），讓我為《保利-維索瓦百科：古典科學百科全書》（Pauly-Wissowa-Kroll ，Réal-Encyclopä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 ）寫作一篇有關希臘羅馬奴隸制歷史的概述性文章。這套權威的德文工具書於1935年出版了第六卷增補本，其中收錄了我對奴隸制（Sklaverei ）的研究成果。在完成這項任務的過程中，我得到了哥倫比亞大學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的資助。哥倫比亞大學的資助對我的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幫助作用，這是我第一次有機會公開向這個委員會表示感謝。這筆資金讓我能夠享受到一些既有能力又有熱情的研究生的協助，他們都掌握古代語言方面必要的知識，可以幫我收集分散於古代文學作品以及銘文紙草中的有關希臘羅馬奴隸制的史料。 在我即將結束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執教生涯時，歷史系的一些同事們提出了一個絕妙的意見，他們建議我更新在《保利百科》上發表的奴隸制文章，並出版一個英文本。歷史系從著名教授鄧寧（William H．Dunning）的遺贈基金中撥出足夠的資金支持我的這項工作，從而保證我可以將這篇有關奴隸制的德文舊文章重新修訂錄入。美國哲學學會（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對我的幫助也非常大，正是它的資助使我的這部作品得以出版。 本書的前四章（第一至第四章）論述了希臘自由城邦時期奴隸制的歷史。這部分內容除了一個問題之外，基本都遵循原來的德文研究成果。來自康乃狄克州新迦南的克雷林博士（Emil G．Kraeling）慷慨地給予我學術上的幫助，使我得以對公元前5世紀後半期上埃及一個殖民地中猶太奴隸的情況作出研究。在他們的成果正式出版之前，克雷林博士就把他翻譯和解釋的三篇新發現的阿拉米文文獻提供給我，這三篇文獻都涉及著名的象島希伯來殖民地內的奴隸制狀況。就如同我們將在第三章的討論中指出的那樣，這些文獻的內容非常重要，它使我們可以對比希伯來及更早的閃族奴隸制與希臘奴隸制之間基本觀念和程序上的異同。這份新史料必然引起研究阿拉米文文獻的學者的大討論，而我在此只發揮拋磚引玉的作用，僅僅指出它對於研究希臘城邦時代東地中海區域的奴隸制問題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克雷林博士在這份新史料出版以前就將它提供給我使用，對此我非常感謝。 接下來四章的內容有關馬其頓亞歷山大征服埃及和西南亞洲之後東地中海區域的奴隸勞動力和奴隸待遇的問題（第五至第八章），這部分內容基本都是重新改寫的。在這些章節中，我試圖展現在一個以普世主義和大融合為顯要特徵的時代里，人們在奴隸勞動力經濟領域所分別接受和拋棄的內容，希望以此說明奴隸立法及奴隸使用等問題。我非常清楚，這些觀點都還有待於進一步的研究，有待於未來進一步的討論乃至修正。 第九至第十二章主要論述了羅馬共和國興起時期西地中海區域農村的奴隸制問題。與過去的研究相比，這裡增添了大量細節內容，一些論點也有所變化，但總體來講，這部分內容不需要對《保利百科》作出太大的修改。 第十三至第十九章討論了公元後前三百年羅馬帝國的奴隸體系。我希望這部分內容可以拓展和深化我們對於奴隸勞動力與當時政治文化大變革之間關係的理解。最後的幾個章節，第十九至第二十四章闡述了奴隸制在基督教不斷發展並最終占據主導地位的社會中的情況，這部分內容基本是全新的，之前的《保利百科》對此只有很簡短的論述。在從戴克里先即位到查士丁尼死去這兩個半世紀裡，涉及奴隸制的史料使我們發現了兩個問題。這兩個問題都不是新問題，但它們中每一個都具有文化層面的重要性，值得我們對它們在其所處的文化大背景中的意義作出重新闡釋和準確評價。 第一個問題源自於自由人和奴隸之間差距的縮小。在古代社會前期，自由人與奴隸之間的差距使他們在法律和公眾地位上都有差別，尤其是在勞動力領域。在我看來，這種身份差距拉近的過程降低了自由人的法律和社會地位，同時也提升了奴隸群體的地位。 第二個問題有關基督教對待奴隸制的態度。基督教在其內部組織和成員關係中摒棄了蘊含於人類奴役制度中的不平等原則，但為何它在外部社會中卻毫無保留地接受了事實上的奴役行為？ 我在整部書中都試圖透過奴隸制這扇窗來認識其所在的希臘羅馬文明不斷變化的社會。我一直儘量避免使用一些帶有感情色彩的詞語來描述古代奴隸階級及其生活狀態，比如「恐怖的奴隸制」，或把奴隸說成是「受奴役的困獸」、「作為人類的商品」等等，雖然這樣的描寫也許會使這個奴隸制主題被闡釋得更加生動。上述舉例中的說法可能也沒有什麼錯誤，但對我來說，它們扭曲了古代奴隸勞動力的真實情況。 在此我要再一次感謝對這項研究感興趣的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的同事及其他同行們，在我的研究工作進展的過程中，他們給了我很多寶貴的意見和建議。在連續三年時間裡，我有幸與歷史系的三位同事以及他們的研究生展開合作研究，內容涉及世界不同地區的奴隸制的各個領域。我尤其要向泰尼鮑姆教授（Frank Tannenbaum）致以特別的感謝，他與他的學生們闡述了巴西的奴隸制問題。完成北美奴隸制研究的是美國史領域的學生們，他們的指導教師是我的朋友克羅特教授（John Krout）——現今哥倫比亞大學的副校長。羅賓遜教授（Geroid Robinson）和他的團隊對俄國農奴制體系下奴役制度的各個方面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我則帶領學生主要涉足古希臘羅馬奴隸制的問題。自從莫里斯教授（Richard Morris）開始了與哥倫比亞大學的學術聯繫以來，我與他就比較古代奴隸制及他所精通的美國奴隸制的異同問題展開多次交談。 布林莫爾學院（Bryn Mawr College）的布勞頓教授（Thomas R．S．Broughton）閱讀了我的稿件並給出了意見。我非常感謝他為此付出的極大耐心，他的學術能力和判斷力使我得到了許多寶貴的建議。 道科斯先生（Georges Daux）和我之間一直保持著聯繫，我們討論的內容包括他最新出版的著作，主要探討德爾菲在向阿波羅神信託出售的體系下釋放奴隸的問題，此外還有他在過去所發表的對這些史料的修復。他在其著作《德爾菲年表》（Chronologie Delphique ）中研究了德爾菲史料的年代問題，這對我幫助很大。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紙草室收藏了許多日常契約合同文獻，華沙大學（Warsaw University）的陶本施拉格教授（Rafael Taubenschlag）對此進行了研究，使我對希臘化埃及以及羅馬帝國時代的奴隸制立法和社會問題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 我在這篇序言的開頭就提到了羅斯托夫采夫教授的名字，我想同樣以他的名字結尾。羅斯托夫采夫教授熟悉古代經濟史各個領域的內容，他自然對奴隸勞動力問題也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我之所以要將我的這項研究獻給他，實際是在向他的誠懇以及學術的深度和廣度表示敬意。我還要感謝他常常表現出的友善，更要感謝他在友善態度之外對我的慷慨。 W．L．威斯特曼 斯卡斯代爾，紐約 1954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