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隨說禪 · 結語
說是「結語」倒也不必如現代語中所謂「總結」。
「引言」寫出之後，因為課期迫促，倉促付印。嗣後發現其中頗多遺漏，即是說，應該寫進去的卻不曾寫進去。現在，這「結語」就是來打打補丁：如此而已。
下面所寫的各段，有的是韓剛羽、高蔭甫兩位先生提出的意見，供給的材料；有的是我隨時所想及，就只隨手寫去不再加以區分。
佛典舊分三藏，即：一為經藏，音譯修多羅藏；二為律藏，音譯毗那耶藏；三為論藏，音譯阿毗曇藏。經說「定」學；律說「戒」學；論說「慧」學。
所謂「戒」，即戒律戒行，說得通俗一點兒，即發下誓願不做壞事，如「五戒」之類；若再推而廣之，便成了佛教徒所說的「三千威儀，八百細行」，一舉一動都有個規矩。所謂「定」，即是「無掛礙，無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簡言之，即是「一心不亂」。所謂「慧」，即是智慧；細說之，曉達無為之空理（佛理）叫作慧，所以佛智叫作「慧日」，而釋迦牟尼又有「慧日大聖尊」之稱號。
佛教徒的做功夫是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求「道」之次第如此之合理，在宗教中，真可說是難能而可貴了。
現在所選的教材，可以說俱出於經藏。戒律於我們非佛教徒沒關係，所以不曾選律藏。論藏，本來打算在《大智度論》和《大乘起信論》里選兩節。斟酌了半天，覺得那種惟理論的教義太玄妙了，講起來怕費事，而我的學力又太淺，恐怕越說越不得明白：所以終於也不曾選。
一種宗教，當其創教之始，其創教主對於當時的社會制度、生活習慣以及傳統信仰一定有所不滿，而思有所改革。這所謂改革，倒不必定說它是改良，因為真正的宗教的教義往往具有著極端性，所以對於其所不滿的（否定的）事物的改革也是徹底的，甚至於可說是革命的。這在佛教，尤其如此。
在古印度，人民間氏族的階級劃分得十分嚴。我們只看「四姓」這一名詞，便可以知道。釋迦牟尼這位大慈大悲的教主之所以提倡平等觀和普親觀，也就是要消滅這階級。然而縱使其動機和目標都是好的，而其忍辱、戒殺的「教行」在當時卻仍然是使不得。（不管他是怎樣地「眾生無邊、誓願度」。）
列寧說：「托爾斯泰的學說無疑是空想的。」（《列·尼·托爾斯泰和他的時代》《列寧全集》第十七卷）釋迦牟尼也正是如此。
不管釋迦牟尼是怎樣的一位天才，他可是不懂得只有通過了階級鬥爭才可以促成階級的消滅；而在階級矛盾尖銳對立的時候，去提倡普親、平等，不但太天真、太理想、太「一廂情願」（羊與狼怎能談普親、平等），而且其結果反使統治階級更容易發揮其統治的威力，鞏固其統治的地位。
又是列寧批評托爾斯泰的話，其學說「是反動的（這裡『反動的』一詞，是就這個詞的最確切最深刻的含義用的）」。釋迦牟尼的教義也正是如此。
這也不能十分怪罪釋迦牟尼，因為他是兩千五百年以前的人物。
佛典中文學的價值是二重的：佛書本身往往自有其文學的價值，此其一；譯出之後，則又成為翻譯文學，此其二。
翻譯文學之影響倒不在於所謂「文人」的著作。它直接影響到小說；間接則到戲劇。這是我們研究我國文學史所不能忽略的。
我國在早無所謂「反切」（拼音）和「四聲」（平、上、去、入），一直到六朝末期才有。這與譯經也有關係。因為梵文是拼音的，而翻經有時要用音譯，又因為要忠實於翻譯工作的緣故，必須做到音譯之正確：以此，四聲和反切便生出來了。發展下去，到了唐朝，就成了有著卅六字母的「等韻」。
「引言」中曾說佛教給與中國的影響是迷信、哲理和文學。如此說實在不完備。我國古代的繪畫、雕塑、建築以及音樂（幾乎是整個的藝術的全體）也受過佛教很大的影響。這也是我們應該曉得的，雖然這已經軼出佛典文學這一主題之外了。
綜上所說，佛教來到中國，其影響倒也真正「非同小可」。治古代文學史、藝術史和哲學史的決不可以輕輕放過佛典。
索性跑到題外去，再說幾句。
佛教不獨在中國發生過很大的影響。在東南亞、東亞，如越南、高棉、寮國、緬甸、蒙古、朝鮮和日本，亦然。
愛倫堡在他的一篇文章《歐洲的命運》裡面說：「古希臘以它的遺產、偉大的藝術和人道主義的萌芽使它（歐洲各民族共同的命運）豐富起來。基督教是歐洲的共同的衝動和病症。」我打算把這位大作家的話應用到古印度佛教之在東南亞、東亞諸國。因為在這裡，佛教是具有著類似乎古希臘與基督教之在歐洲的情形的，說的是它的智慧和它的宗教（在這一方面，佛教之在亞洲，是「病症」多於「衝動」的）。這也就是佛典在今日的價值。
在開頭，我很高興（於此不敢濫用「榮幸」）講授佛典翻譯文學。我不是佛教的信仰者，也不是佛學的研究者。而佛書卻是愛讀的，特別是在抗戰後，解放前。而且我越讀佛書，就越震驚於釋迦牟尼的天才與其偉大的人格。自然，一直到現在，對於教義大部分還是搞不通。我不是說的佛典中「名相」之學。那個，我不會搞得通，而且也不想去搞通。
我所最不滿意於釋迦牟尼的是：他對於婦女那麼深惡而痛絕。佛典中，那一套「不淨觀」的教義，老實不客氣地說，我是最怕讀。我說怕，這怕字是如字解。每一讀，我就怕起來，怕得我「毛髮直立」。也許就為了這，我就不能成為一個佛教徒。
話說遠了。我只是說有一時期，我愛讀過佛書（讀得雖然不多）；我欽佩過釋迦牟尼；而現在呢？我很高興來講佛典翻譯文學。這高興殆不下於「小孩子過新年，穿新鞋」。
大半生教書，在各地各校曾擔任過種種不同的教科，我還不曾講過佛典文學，雖然在堂上有時也曾徵引個一句半句的。
這一次，用了古語來說，正是「破題兒第一遭」。這也是我稚氣地高興的原因之一。
然而天下事，做起來往往不像想起來那麼簡單。此刻還不曾上課，我已寫出引言，選定教材，略加註解，而且結語也臨近結束。在備課上說，差不多已是「功行圓滿」。我的高興可也差不多煙消雲散，剩下的只有惶恐了。
不拘寫稿、選材、加注，我越寫下去，越感覺到自己對於佛學之無知。新的理論呢，我又那麼有限：使我不能很好地掌握著去批判地接受佛典。
總而言之，講授佛典翻譯文學，我還不能勝任而愉快。即以自家的講稿的文字而論，說理既不能深入，又不能淺出；行文既不能簡練，又不能流暢。這已經夠泄氣了。
不過環境條件俱已具備（這就是佛所謂因緣），我不能也不便於開小差，只好準備著硬著頭皮去上課。
這就算是責任感吧，然而絕不是在開頭時的高興了。
五四年，國際勞動節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