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知識大全 · 六、春秋

《春秋》一書，凡有「三傳」。昔以《公羊》、《穀梁》為今文，《左氏》為古文。自崔適《春秋復始》出，乃考定《穀梁》亦為古文。 《春秋》之記事，固以《左氏》為詳；然論大義，則必須取諸《公羊》。此非偏主今學之言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若如後儒之言，《春秋》僅以記事，則《孟子》所謂義者，安在哉？大史公曰：「《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今《春秋》全經，僅萬七千字，安得雲數萬？且若皆作記事之書讀，則其文相同者，其義亦相同。讀毛奇齡之《春秋屬辭比事表》，已盡《春秋》之能事矣，安得數千之指乎？《春秋》蓋史記舊名。（韓起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見左昭二年。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而《晉語》：司馬侯謂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論傳太子，曰：教以春秋。蓋《乘》與《檮杌》為列國異名，而《春秋》則此類書之通名也。《墨子》載《周春秋》記杜伯事，《宋春秋》記觀辜事，《燕春秋》記莊子儀事，亦皆謂之《春秋》）孔子修之，則實藉以示義。《魯春秋》之文，明見《禮記·坊記》。孔子修之，有改其舊文者，如莊七年「星隕如雨」一條是也；有仍而不改者，如昭十二年「納北燕伯於陽」一條是也。故子女子曰：「以《春秋》為《春秋》。」閔元年。《傳》曰：「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定元年。封建之時，文網尚密，私家講學，尤為不經見之事；況於非議朝政、譏評人物乎？聖人「義不訕上，知不危身」，托魯史之舊文，傳微言於後學，蓋實有所不得已也，曷足怪哉！ 《易》與《春秋》，相為表里。蓋孔門治天下之道，其原理在《易》，其辦法則在《春秋》也。今試就「元年春王正月」一條，舉示其義。按傳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君《解詁》曰：「《春秋》變一為元。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無所系，而使春系之也。不言公言君者，所以通其義於王者。《春秋》托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明王者當繼天奉元，養成萬物；春者，天地開關之端，養生之首，法象所出，四時本名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系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為王法。不言諡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人道之始也。統者，總系之辭。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莫不一一繫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境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相須成體；乃天人之大本，萬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按中國古代哲學，最尊崇自然力。此項自然力，道家名之曰「道」，儒家謂之曰「元」。（參看論讀子之法）《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之「元」，即《易》「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之「元」。為宇宙自然之理，莫知其然而然，只有隨順，更無反抗。人類一切舉措，能悉與之符，期為今人所謂「合理」；人類一切舉措而悉能合理，則更無餘事可言，而天下太平矣。然空言一切舉措當合理甚易，實指何種舉措為合理則難；從現在不合理之世界，蘄至於合理之世界，其間一切舉措，一一為之擬定條例，則更難。《春秋》一書，蓋即因此而作。故有據亂、昇平、太平三世之義。二百四十年之中，儒家蓋以為自亂世至太平世之治法，皆已畢具，故曰：「《春秋》易為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曰：「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也。（物事」古通訓）《春秋》之為書如此。其所說之義，究竟合與不合，姑措勿論。而欲考見孔子之哲學，必不能無取乎是，則正極平易之理，非怪迂之談矣。 《公羊》一書，自有古學後，乃抑之與《左》、《谷》同列，並稱「三傳」。其實前此所謂《春秋》者，皆合今之《經》與《公羊傳》而言之，崔適《春秋復始》，考證甚詳；（其實諸經皆然，今之《儀禮》中即有傳，《易》之《繫辭傳》，亦與經並列）今之所謂《春秋》經者，乃從《公羊》中摘出者耳。漢儒言《春秋》者於齊、魯，自胡母生；於趙，自董仲舒。今仲舒書存者有《春秋繁露》；何氏《公羊解詁》，系依胡母生條例。今學家之書傳於後者，當以此為最完矣。（伏生《書傳》，闕佚更甚於《繁露》。《韓詩》僅存《外傳》。此外今學家經說，更無完全之書）清儒之治今學，其始必自《春秋》人，蓋有由也。《繁露》凌曙有注；康有為《春秋董氏學》，條理極明，可合看。清儒疏《公羊》者，有孔廣森之《通義》，及陳立之《義疏》。陳書校勝於孔，以孔於今古文家法，實未明白也。 董子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例。」蓋文字古疏今密，著書之體例亦然。孔子作《春秋》，為欲藉以示義，原不能無義例。然欲如後人之詳密，則必不能。若必一一磨勘，則「三傳」之例，皆有可疑；過泥於例，而背自古相傳之義，非所宜也。然初學治《春秋》，必先略明其例，乃覺自有把握，不至茫無頭緒，特不當過泥耳。欲明《公羊》條例者，宜讀劉逢祿《公羊何氏釋例》、崔適《春秋復始》兩書。 《穀梁》雖亦古學，然其體例，實與《公羊》為近。《公羊》先師有子沈子，《穀梁》亦有之。其大義雖不如《公羊》之精，然今《公羊》之義，實亦闕而不完；凡有經無傳者皆是。《穀梁》既有先師之說，亦足以資參證也。范寧《集解自序》，於「三傳」皆加詆，謂「當棄所滯，擇善而從。若擇善靡從，即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此自晉人治經新法，已開啖、趙「三傳」束閣之先聲矣。（《范注》屢有駁《傳》之處，如隱九年、莊元年、僖八年、十四年、哀二年皆是。《楊疏》亦屢有駁《注》之處，見僖四年及文二年。僖元年「護莒拏」一事，《注》既駁《傳》，《疏》又駁《注》）楊士勛《疏》稱寧別有《略例》百餘條，今皆不見。蓋已散入《疏》中？清儒治此經者，柳興宗《穀梁大義述》、許桂林《穀梁釋例》兩書最好。 至《左氏》一書，則與《公羊》大異。孔子之修《春秋》，必取其義，說已見前。今《左氏》一書，則釋《春秋》之義者甚少。或有經而無傳，或有傳而無經。莊二十六年之傳全不釋經。夫傳以解經，既不解經，何謂之傳？故漢博士謂《左氏》不傳《春秋》。杜預謂其「或先經以起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乃曲說也。《漢書·劉歆傳》：「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此語實最可疑。傳本釋經，何待歆引；曰「歆引以解」，則傳之本不釋經明矣。故信今學者，以此經為劉歆偽造。謂大史公《報任安書》「左丘失明，厥有《國語》，雲左丘」不雲「左丘明」，（下文左丘明無目，「明」字乃後人所加。《論語》「左丘明恥之」一章，出古論，齊、魯論皆無之，見崔適《論語足征記》）雲《國語》不雲《左氏傳》，則本有《國語》而無《左氏傳》，有左丘而無左丘明。今之《左傳》，蓋劉歆據《國語》所編；今之《國語》，則劉歆編《左傳》之餘也。「其說信否難定。要之《左氏》為史，《春秋》為經；《春秋》之義，不存於《左氏》；《左氏》之事，足以考《春秋》，則持平之論矣（《左氏》、《國語》為一家言，人人知之。其書與《晏子春秋》，亦極相似：所記之事，既多重複；且《左氏》時有君子曰」，《晏子春秋》亦有之，蓋皆當時史記舊文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說。為有所刺譏褒諱貶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說甚游移。具論其語，為論孔子傳指，抑論史記舊聞。雲成《左氏春秋》，則此書果為左氏一家言？抑孔子所修《春秋》之傳乎？《漢志》曰：「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借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說較明白。然褒諱貶損，果失其真，論其本事何益？今《公羊》固非全不及事，特本為解經，故其述事但取足以說明經意而止耳。然則弟子固非不知本事，安有所謂空言說經者，而有待於左丘明之論乎？故「左氏不傳春秋」，說實至確。唯《公》、《谷》述事，既僅取足以解經，語焉不詳。生當今日，而欲知《春秋》之本事，則《左氏》誠勝於二傳。此則不徒以經作史讀者，不可不究心；即欲求《春秋》之義者，本事亦不可昧，《左氏》固仍必讀之書也）。 傳必釋經，儒家通義，故漢儒治此者，鄭眾、賈逵、服虔、許惠卿等，皆引《公》、《谷》之例以釋之。至杜預，乃自立體例，謂「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於凡」。於是《左氏》一書，始離《公》、《谷》而獨立矣。今學說六經，皆以為孔子之製作，古學家乃推諸周公。杜預以「凡五十為周公垂法，史書舊章，仲尼從而明之。其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乃為孔子變例」。而六經出周公之說，益完密矣。杜預亦古學之功臣也。釋例一書，已散入疏中，仍別有單行之本。此可考見杜氏一家之學耳。不獨非《春秋》義，即漢儒治《左氏》者，亦不如此也。欲考杜以前《左氏》注，可看洪亮吉《春秋左傳詁》、李貽德《賈服注輯述》兩書。《左氏》之專用杜義，亦唐定《正義》後始然。前此主賈、服諸家者，與杜相攻頗甚；劉炫規過，尤為有名。今之《孔疏》，往往襲劉炫規過之詞，轉以申杜。劉文淇《曰疏考證》，將今疏中襲用舊疏者，一一考出，頗足考見《孔疏》以前之舊疏也。 《左氏》一書，本只可作史讀。故杜氏治此，即於史事極詳。《釋例》而外，又有《世族譜盟會圖》、《長曆》，以考年月事跡世系。後儒治此，亦多注重史事，其中最便考索者，當推馬驌《左傳事緯》、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兩書。《事緯》系紀事本末體，讀《左氏》時參檢之，可助貫串。《大事表》一書，將全書事跡分門別類，悉列為表，若網在綱，有條不紊，尤必須一讀。不獨有裨於《左》，兼可取其法以讀他書耳。唯以《左氏》作史讀，亦有不可不知者兩端：（一）則《左氏》記事，多不可信。前人論者已多，無待贅述。（二）則《左氏》記事，亦有須參證《公》、《谷》，乃能明白者。《公》、《谷》述事，本為解經，故其所述，但取足說明經義而止，前已言之。《左氏》則不然，故其記事之詳，十倍《公》、《谷》，且皆較為可信。如邲之戰：據《公羊》，楚莊王幾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而據《左氏》，則先以和誑晉，繼乃乘夜襲之，實不免於譎詐。《公羊》之說，蓋雜以解經者之主觀矣。然《左氏》云：「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旋，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當交戰之時，而教敵人以遁逃，以致反為所笑，殊不近情。故有訓「惎」為「毒」，以「惎之」斷句者。然如此，則晉人「顧曰」之語，不可解矣。必知《公羊》「還師以佚晉寇」之說，乃知莊王此役，雖蓄謀以敗晉軍，而初不主於殺戮；故其下得教敵人以遁逃。然則「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之語，蓋亦見莊王之寬大。杜注謂譏晉師多而其將師不能用，殆非也。此則非兼考《公羊》，不能明史事之真，並不能明《左氏》者矣。舉此一事，余可類推。世之不信《公羊》者，每謂其不近情理；其實言《春秋》而不知《公羊》之條例，其事乃真不近情理。即如《春秋》所記，諸侯盟會，前半皆寥寥數國，愈後而其國愈多。若撥棄《公羊》之義，即作為史事讀，豈《春秋》諸國，其初皆不相往來者乎？ 宋人之治《春秋》，別為一派。其端實啟於唐之啖助、趙匡。二人始於「三傳」皆不置信，而自以意求之經文。啖、趙皆未嘗著書。其弟子陸淳，著《春秋集傳纂例》、《春秋微旨》，皆祖述啖、趙之說。宋儒之不守「三傳」，亦與啖、趙同；而其用意則又各異。宋儒所著之書，以孫復之《春秋尊王發微》、胡安國之《春秋傳》為最著。孫書專主尊攘，蓋亦北宋時勢始然。《胡傳》本經筵進講之書，時值南宋高宗，故尤發揮大復仇之義，欲激其君以進取；意有所主，不專於說經也。明初頒諸經於儒學，皆取宋人之注；以胡氏學出程氏，遂取其書。學者乃並「三傳」而稱為「四傳」焉。宋人講《春秋》者，多近空談；既未必得經之意，於史事亦鮮所裨益。非研究宋學者，可以不必措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