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知識大全 · 清代考據學
理學至王陽明，發達已臻極點。故此後學術之發達，方向遂轉變，是為清代考證之學。
考證之學之初興，不過厭宋學末流之空疏，務「多讀書」、「求是」而已。其風實起自明世。專務博學者如焦竑、陳第等是也。兼講經世者，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是也。諸人不但不排斥理學，且於理學入之甚深；但在講經學時，不肯墨守宋人之說而已。降及清代康、雍之間，尚系如此。後人稱為「漢、宋兼采派」（見《四庫書目》）。至乾、嘉時，學者乃專務「搜輯」、「闡發」漢人之說；於宋儒之說，置之不論不議之列。至此，乃成為純粹之漢學，為清代學術之中堅。
漢學家之功績，在（1）通訓詁，（2）勤校勘，（3）善搜輯，（4）精疏證：故使a.古書之誤者可正、b.佚者後復見、c.古義之晦者復明，（5）而其實事求是，尊重客觀之精神，於學者裨益尤大。惟其人無甚宗旨，內而身心，外而社會，皆非所措意。故梁任公謂為方法運動，而非主意運動也（見所著《清代學術概論》）。
考據學派之初興，只是厭宋學末流之空疏，務多讀書而已。其人並不反對宋學，且多深入宋學者，顧亭林（炎武）、黃梨洲（宗羲）、王船山（夫之）等無論矣，[顧氏所著《郡縣論》等經世之學，多本諸宋學。黃氏著《明夷待訪錄》，人多僅稱其《原君》、《原臣》篇，實乃具徹底改革整個社會之精神，亦來自宋學也。諸人於漢學僅其一端，且或並非其主要者，不過因清代漢學大行，而諸人亦遂以漢學著矣。]即焦弱侯（竑）等亦然也。諸儒之立身及經世，仍以宋學為歸，惟說經及考證古事，不囿於宋人之說耳。此派，後來之人，自經學之立場言之，稱為漢宋兼采派。梁任公著《清代學術概論》稱胡渭、閻若璩為漢學之開山人物（以胡著《易圖明辯》，攻擊宋人所謂《河圖》、《洛書》；閻著《古文尚書疏證》，就眾所共尊之經，證明其為偽作之故），亦在此派中。必至其所言者，專於疏通證明，補苴綴給，而不復存一合漢宋之說而評判其是非之見，乃得稱為純正之漢學（此等人自亦非不可兼治宋學）。
漢學家人物甚多，難遍疏舉。日人某分為皖、吳兩派，章炳麟采其說，大致是也。皖派當以戴震為巨擘。近人多稱道其《原善》及《孟子字義疏證》之說，以余觀之，此說並無足取，此點俟後再論。皖派之偉績，在長於小學。其巨子為段玉裁及王念孫。段為精治《說文》者之始（清之治《說文》者，並非專於《說文》一書；乃以《說文》為中心，而旁及其他字書），王則精治古人文法之始也。[王著《讀書雜誌》，曾國藩稱其能含蘊語氣而得正確之解釋；以今日言之，則為精治文法之學也。其子王引之著《經傳釋詞》。]俞樾之《古書疑義舉例》，又為王之支流余裔。吳派當以惠棟為大宗，此派之偉績，在長於搜輯及疏釋。余蕭客（《古經解鉤沉》）、王鳴盛（《尚書後案》）、陳喬樅（《三家詩遺說考》）等，皆其代表人物。至於對一問題，搜羅證據，務極其周；疏釋論斷，務極其慎，則兩派之所同也。
道、咸以後，經學又形成今文一派。此派起於常州之莊（存與）劉（申受），衍於仁和之龔（自珍）、邵陽之魏（源），而極盛於近代之廖平及康有為。考據之學，最重源流派別，經學尤甚。分析漢、宋之後，再分析漢人之派別，本無足怪。惟此派之有聲光，不盡在學術方面，而兼在政論方面。故如陳喬樅之專輯今文經說，不參議論者，今學派並不重之。分析今古文之精，莫如廖平，晚亦好為怪論也。此派議論，多帶有經世色采，（1）莊、劉、（2）龔、魏至（3）康有為，逐步加甚。此由（1）西漢經學，本重經世；（2）而時事日亟，亦有以誘之也。從純學術立場言之，康有為新學偽經之說實非是。廖平分析今古學為齊、魯學，則極可取。余為補充：齊學為治大國之規模，兼重節制資本；魯學為治次等國之規模，但重平均地權（又極重教化）。新莽一派人，所以扶立古學者，由其所行政策，欲兼二者之故：似頗足備一解也。
清儒中，反對宋儒之理論者，著者有二派。一為戴震，說見其所著《原善》及《孟子字義疏證》。以為宋儒偏於言理而不顧人情，以改（1）視食色之欲，饑寒之患，為人情所不能免者，皆若無足輕重；而徒實一般人以曠世之高節。（2）太重名分，如君父與臣子之關係，幾於不復論其是非。故主舍理而論情，情之所安，即為義之所在。案以凡民之欲為無足重輕，而不為之謀滿足，宋儒並無其事，[宋儒甚注意井田、社會、水利等。]說近於誣。至於不得已之時，教民以輕生而重義，亦凡立教者皆如是。過重名分，宋儒誠有此弊，此由不知經傳所言，乃就當時之社會立說，亦時君父之權固重也；至宋世，社會業已較為平等，宋儒不知此為社會之進步，而執古人之所言為天經地義，欲強後世之社會以就之，則人心覺其不平矣。然宋儒受病之原，戴氏並不知之；乃咎其偏於言理，而欲救之以情。不知情無客觀標準，固有行之者以為協乎人情，而受之者以為不能堪者矣。況宋儒所言之理，並非吾人當下推度所得之理；其所謂理者，必人慾去盡而後能見；故就實際言之，亦可謂無人能見得此理；其說用諸實際，誠不免失之空洞，然非如戴氏之所詆也。
又一派為顏元[習齋]，則其所反對者，不僅限於宋學，特於宋學為尤甚耳。其說譏中國之讀書人，大偏於紙上，而不習實務。於宋學之空談心性，並書而不讀者，自然反對尤烈矣。謂求之於心，久之而自覺其可信者，實系一種心理變態，逮用諸實事，則全不足恃。故主恢復古人六藝之教（禮、樂、射、御、書、數），凡事皆須實習。案謂中國讀書人太疏於實務，自亦不錯。但研究發明，與實際應用，分為兩途，（1）由人性如有所長，（2）亦分工合作之理。若如顏氏所云，勢必至降低學問之程度而後止。章炳麟譏顏氏弟子，[李添，字剛主。]言數則僅通籌算之乘除，言書則粗知今隸之訛謬：即其明驗。
又有調和於漢、宋之間，而兼調和於文與學之間者，是為桐城派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不可缺一之說。此說創自姚鼐（姬傳），後來桐城派皆宗之。章學誠之議論，亦於此為近。曾國藩本服膺姚鼐，故亦主此說，特其晚年，又間或益之以經濟（中國所謂經濟，包括極廣，非今經濟學之義），為四門耳。此說可謂甚正。但不分別普通及專門，則欲一人兼擅三者極難。即桐城派之本身，亦偏於辭章，於漢、宋二學之間，則又側重於宋也（如方植之著《漢學商兌》，力詆漢學，即其一極端之例）。
清代有特色之學術，尚有浙東學派之史學。浙西學派，亦推其考證之功，旁及史事；但多就事實為之補苴訂正，而通觀全局具有史識者甚少。[如錢大昕之《廿二史考異》，王鳴盛之《十七史商榷》，趙甌北之《廿二史劄記》等皆是。]浙東派則與之相反[如萬季野、全謝山等]。蓋浙西學派，乃承王應麟、黃乾等之遺緒，為朱學中之一派。而浙東學術，則仍承宋時浙學之遺緒者也（呂祖謙一派）。[此義《文史通義》首發之。]以今日眼光觀之，則浙西派近於專門史家，浙東派近於通史家；惟通史乃可稱史學之正宗（專門史仍可歸入各種專門科學內），故必浙東派乃可稱為史學之正宗也。
浙東派最重要之人物為章學誠。其重要之著作，為《文史通義》，[論文之語，固頗切當，然於文學上之價值並不高。其要乃在史學。]其大功，在發明1.史料與作成之史非一物；2.儲備史料，宜求其豐富，著作歷史，則當求其簡；3.記注、比次，各為一事。吾國史學，有三名著：（1）劉知幾之《史通》；（2）鄭樵之《通志序》；（3）章學誠之《文史通義》。（1）為始講史法者；（2）為擴充史之內容者；（3）則確立史學與他學之界限，闡發史學真相者。必史籍稍多，乃想及講史法；必人須之知識漸進步，乃覺史之所載為不備；必學問之內容，愈積愈豐富，乃感覺分種之必要。三先生之著作，恰代表史學進化之三階級，亦時勢使然也。
章氏對於漢、宋學及文學之意見，其結論頗近桐城派（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不可缺一），此無足深論。而其「六經皆史」之說，實由其對宋學之見解而來；此說能了解者頗少，致多誤會，請一論之。
六經皆史者，章實齋對於宋學末流空談心性之反動；固謂聖人不以空言立教，因之謂六經皆史。然在考證上，其說卒不能成立：蓋執狹義之史（史官所載往事）為史，則六經除《書》與《春秋》之外，明明非史。若將史之義推而廣之，謂一切故事之職掌，皆關涉史官；則如釋學問，凡以文字記之者，何一不可目之為史；將史官之外無他職，而推原古代學術出於官守者，亦除史官而外，更無原本矣，有是理乎？章氏於六經皆史之說，引證論斷，多屬支離；《易》無可說，乃至牽涉曆法，則更不足辨矣（所引者，皆後人以曆法附會《易》之辭，非作《易》時歷已發達至此程度也）。後來祖述章氏之說者，大抵不能離「學術必資記載，記載專職諸史官」一觀念，非此則六經皆史之說，不能主持也。至近世之章太炎，則因受此觀念之影響，專認史官所記者為史（其餘即非金石證亦認為價值大減）；於是罵康有為為妄人。[章氏之論謂：「……如是沒丘明之勞，謂仲尼不專著錄。假令生印度、波斯之墟，知己國之文化綿遠，而欲考其事，文獻無征；然後憤發於故書，哀思於國命矣。」（《國故論衡》△△篇）]而不知論史材、史官所記，與傳說、神話及他種著述，各有其用也。其又一反動，則為胡適之、顧頡剛一派。胡氏專取《詩經》、《楚辭》為史料。顧氏初亦宗之；後雖漸變其說，而仍目古史官所記者為偽造（如世系事。於此問題，章太炎辨古史官所記與神話非同物，卻不錯）：皆不免固執一說，而未能觀其會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