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文選類纂 · 乙集

經學之部 乙集敘目 龔自珍《六經正名》 章學誠《經解》 魏源《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序》 江藩《南北朝經術流派論》 趙坦《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胡培翬《詁經文鈔序》 陳壽褀《經郛條例》 蒙文通《議蜀學》 右文八家，所以辨章經學之源流者也。誠竊以為通經之法，要在明經傳之別，通今古之殊。茲錄龔自珍《六經正名》、章學誠《經解》，所以考經傳之沿革。錄魏源《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序》、江藩《南北朝經術流派論》、趙坦《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所以明今古文家法之殊及其流變。而終之以胡培翬《詁經文鈔序》、陳壽祺《經郛條例》、蒙文通《議蜀學》三篇，蓋敘述清儒治經之法，而蘄於開設戶牖，啟示塗轍者也。其為得失可得而言：大抵西京微言大義之學，墜於東漢。東漢名物解故之譚，熄於魏晉。漢魏詁經而成注。隋唐箋注以撰疏。漢學謹於詁而訓有不順。宋儒順於訓而詁或未核。詁者所以通古今之言，訓者所以籀章句之指。詁者古言也；古今異言，以今言解古言，使人易知也。訓者順也；聖人發言為經，語有緩急；順以為解，勿乖其指也。二者交濟，莫可一闕。詁而不訓，其失則拘而流於瑣；漢儒是也。訓而不詁，其弊也臆而失之疏；宋儒是也。然趙岐注孟，章別其指，順文為釋，同於口義，亦未詳詁。詁而不訓，弊起末漢。宋儒揚之；極明中葉，王陽明起，六經注我；學派既成，師心空譚，比於無徵不信矣！清初當陽明之學極盛；獨崑山顧炎武竺志六經，謂：「經學即理學也。自有舍經學言理學者，乃墮於禪學而不自知！」故持論悉本朱子說；而訶陽明甚峻，至引范武子論「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以為比況。見《日知錄》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論》。其持論見《日知錄》者可覆按也。自是之後，王學稍衰！而當湖陸隴其著績循吏；安溪李光地持樞中朝；皆高名雅望，學宗朱子。挾登高之呼，為儒林之宗；而朱子之學於是大昌也！夫朱子之學之所為不同於陽明者；蓋陽明只尊德性；而朱子兼道問學也。朱子嘗教人看註疏，不可輕議漢儒；云：「漢初諸儒專治訓詁；如教人亦只言某字訓某字，自尋義理而已。」見《語類》卷一百二十七。「自晉以來，卻改變得不同；王弼、郭象輩是也。漢儒解經，依經演釋。晉人則不然，舍經而自作文。」見《語類》卷六十七。「作文則注與經各為一事；人惟看註疏而忘經。須只似漢儒毛、孔之注，略釋訓詁名物及文義理致尤難明者；而其易明處，更不須貼句相續；乃為得體。蓋如此則讀書看注，即知其非經外之文，卻須將注再就經上體會，自然思慮歸一，功力不分；而其玩索之味，亦益深長矣！」見《記解經》。「學者苟不先涉漢魏諸儒之名物訓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見《語孟集義序》。推獎漢儒甚至，而顧炎武「經學即理學」之論，蓋體其旨而發。然則玩索朱學之功深，而漸竟其委於漢儒名物訓詁之說，此又必至之勢，自然之符也！同時蕭山毛奇齡、太原閻若璩稍晚出，皆不慊朱子之注經而有所論說。然若璩以《古文尚書疏證》有大名；而古文二十九篇之偽，《朱子語錄》已發其覆；特證佐未具，俟若璩出而搜集，加以論定焉爾。奇齡才氣自負，說經長辨駁，尤與宋儒鑿枘，而雄辨足以濟之；著《四書改錯》一書，於朱子盛氣攻辨，語或過當！然自明以來，申明漢儒之學，使儒者不敢以空言說經，實奇齡開其先路！厥後元和惠棟自乃祖周惕、父士奇三世傳經，其學必求之《十三經註疏》暨《方言》、《釋名》、《釋文》諸書，而一衷於許慎《說文》以洗宋、元來庸熟之陋。見王昶《春融堂文集·詹事府少詹事錢君大昕墓志銘》。竺信漢學，謂：「漢人通經有家法，故有五經師。訓詁之學，皆師所口授，其後乃著竹帛；所以漢經師之說，立於學官，與經並行。古字古言，非經師不能辨。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見《九經古義》述首。休寧戴震於清儒最為絕出，視惠棟稍後，而其學出自婺源江永，稱永學，自漢經師康成後罕其儔匹！然永嘗注朱子《近思錄》；所著《禮經綱目》，亦本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而震傳而衍之，乃至擯落一切，誦說漢學，以許慎《說文解字》書為宗，遂盡通《十三經註疏》，能全舉其辭；嘗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見《東原集》卷九《與是仲明論學書》。學者遵為典則；而東漢許、鄭之學於是臻極盛焉！嘉、道以後，學者又由許、鄭之學，溯洄而上；《易》宗虞氏以求孟義，《書》宗伏生、歐陽、夏侯以距馬、鄭，《詩》宗齊、魯、韓以正毛、鄭，《春秋》宗公、穀以難左氏傳，發端於武進莊存與、劉逢祿，極倡於仁和龔自珍、邵陽魏源，乃刊落訓詁名物之末，專求所謂微言大義者，號曰西漢今文之學；述伏、董伏生、董仲舒。之遺文，尋武、宣之絕軌，學愈進而愈古，義愈推而愈高！然則清學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方始建國，有鉅儒起，循朱子之「道問學」，以救王學「尊德性」之空，而其既也，又發西漢今文十四博士之微言大義，以矯東漢名物訓詁之碎。於是今古之爭，不聞於唐宋而極嘩於挽清！古學先盛於皖南，江永、戴震為之先師。今學再振於常州，莊存與、劉申受導其前路。風氣所鼓，寖淫季末。寶應有劉台拱、寶楠、恭冕，儀征有劉文淇、毓崧、壽曾、師培，並稱揚州二劉家，父子祖孫，世禪其學；而儀征劉氏四世以《左氏》名家。德清有俞樾，瑞安有孫詒讓，餘杭有章炳麟，並通經學古；而炳麟師俞樾，亦問業詒讓，明習周禮，善聲音訓詁之學，亦喜言《左氏春秋》，卓然當代古學大師矣！由是浙江稱古學之淵藪，而江南之揚州亞焉！湘潭王闓運治今文經學，有盛名於同光間。而善化皮錫瑞稍晚出，亦治今文學。而今學昌於湖南！既，王闓運講學蜀中，其弟子有井研廖平能大其學。而今學衍於四川！南海康有為能敷說公羊「改制」以言變法；禪其弟子。新會梁啓超益推而大之，至於無垠。而今學極盛於粵東！由是湘、蜀以迤嶺南萃今學之秀傑；而常州之聲光熸焉！斯其大較然矣！謹拾誦覽之所記，匡八家於未逮。最其大指，附於目後。 龔自珍《六經正名》 孔子之未生，天下有六經久矣！莊周《天運篇》曰：「孔子曰：『某以《六經》奸七十君而不用。』」《記》曰：「孔子曰：『人其國，其教可知也。』」有《易》、《書》、《詩》、《禮》、《樂》、《春秋》之教。孔子所睹《易》、《書》、《詩》，後世知之矣。若夫孔子所見《禮》，即漢世出於淹中之五十六篇。孔子所謂《春秋》，周室所藏百二十國寶書，是也。是故孔子曰：「述而不作。」司馬遷曰：「天下言六藝者折衷於孔子。」「六經」、「六藝」之名由來久遠，不可以臆增益。 善夫漢劉向之為《七略》也！班固仍之，造《藝文志》，序「六藝」為九種，有經，有傳，有記，有群書。傳則附於經。記則附於經。群書頗關經，則附於經。何謂傳？《書》之有大小夏侯、歐陽，傳也。《詩》之有齊、魯、韓、毛，傳也。《春秋》之有公羊、穀梁、左氏、鄒、夾氏，亦傳也。何謂記？大小戴氏所錄凡百三十有一篇是也。何謂群書？《易》之有《淮南道訓》、《古五子》十八篇，群書之關《易》者也。《書》之有《周書》七十一篇，群書之關《書》者也。《春秋》之有《楚漢春秋》、《太史公書》，群書之關《春秋》者也。然則《禮》之有《周官》、《司馬法》，群書之頗關《禮經》者也。漢二百祀，自六藝而傳記，而群書，而諸子畢出，既大備。微夫劉子政氏之目錄，吾其如長夜乎！何居乎後世有七經、九經、十經、十二經、十三經、十四經之喋喋也！或以傳為經：《公羊》為一經，《穀梁》為一經，《左氏》為一經。審如是，是則《韓》亦一經，《齊》亦一經，《魯》亦一經，《毛》亦一經，可乎？《歐陽》一經，《兩夏侯》各一經，可乎？《易》三家，《禮》分慶、戴，《春秋》又有鄒、夾，漢世總今古文，為經當十有八；何止十三？如其可也？則後世名一家說經之言甚眾，經當以百數。或以記為經：大、小戴二《記》畢稱經。夫大、小戴二《記》，古時篇篇單行。然則《禮經》外當有百三十一經。或以群書為經：《周官》晚出，劉歆始立。劉向、班固灼知其出於晚周、先秦之士之掇拾舊章所為，附之於《禮》，等之於《明堂》、《陰陽》而已。後世稱為經，是為述劉歆，非述孔氏！善夫劉子政氏之序「六藝」為九種，有苦心焉！斟酌盡善焉！序「六藝」矣，七十子以來，尊《論語》而譚《孝經》小學者，又經之戶樞也；不敢以《論語》夷於記，夷於群書也；不以《孝經》還之記，還之群書也；又非傳。於是以三種為經之貳。雖為經之貳，而仍不敢悍然加以經之名。向與固可謂博學明辨慎思之君子者哉！《詩》云：「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向與固豈非則古昔、崇退讓之君子哉！後世又以《論語》、《孝經》為經。假使《論語》、《孝經》可名經，則向早名之，且曰「序八經」，不曰「序六藝」矣！仲尼未生，先有《六經》；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嘗率弟子使筆其言以自制一經哉！亂聖人之例，淆聖人之名實以為尊聖，怪哉非所聞！非所聞，然且猶為未快意，於是乎又以子為經。漢有傳記博士，無諸子博士。且夫子也者，其術或醇或疵，其名反高於傳記。傳記也者，弟子傳其師，記其師之言也。諸子也者，一師之自言也。傳記，猶天子畿內卿大夫也。諸子，猶公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不專事天子者也。今出孟子於諸子，而夷之於二戴所記之間，名為尊之，反卑之矣！子輿氏之靈，其弗享是矣！ 問：「子政以《論語》、《孝經》為經之貳，《論語》、《孝經》則若是班乎？」答：「否！否！《孝經》者，曾子以後支流苗裔之書，平易泛濫無大疵，無閎意眇恉，如置之二戴所錄中，與《坊記》、《緇衣》、《孔子閒居》、《曾子天圓》比，非《中庸》、《祭義》、《禮運》之倫也。本朝立博士，向與固因本朝所尊而尊之，非向、固尊之也。然則劉向、班固之序『六藝』為九種也，北斗可移，南山可墮，此弗可動矣！」 後世以傳為經，以記為經，以群書為經，以子為經，猶以為未快意，則以經之輿台為經，《爾雅》是也。《爾雅》者，釋《詩》、《書》之書，所釋又《詩》、《書》之膚末。乃使之與《詩》、《書》抗，是尸祝輿台之鬼，配食昊天上帝者也！ 考證： 孔子之未生，天下有六經久矣。〇博按：《說文·糸部》：「經，織也。」《玉篇》：「經緯以成繒布」，藉以為經綸天下之意。《易·屯》卦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周禮·天官·太宰》：「以經邦國。」註：「經，法也；王謂之禮經，常所秉以治天下也；邦國官府謂之禮法，常所守以為法式也；常者，其上下通名。」然則經者，國家之法典，編箸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孔子未生之所先有，然整齊異傳以編為《六經》，則自孔子始。何以明其然？《史記·周本紀》：「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春秋左氏·莊二十二年傳》：「陳厲公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引《觀》六四爻辭。《僖十五年傳》：「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暌》。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引《歸妹》上六爻詞。《二十五年傳》：「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筮之，遇《大有》之《暌》，曰：『吉！遇公用享於天子之卦也！』」「公用享於天子。」即《大有》九三爻詞。《宣二年傳》：「晉師救鄭。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引《師》初六爻詞。《襄九年傳》：「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姜曰：『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按《春秋》《公羊》、《穀梁》。傳，載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周公世家》、《孔子世家》俱雲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襄公二十五年，孔子年五歲，而《春秋左氏·襄二十五年》傳，載齊崔武子娶棠姜，遇《困》之《大過》。陳文子曰：「其繇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宮，不見其妻凶！』」引《周易·困》六三爻詞。昭公二年，孔子年十二歲；而《春秋左氏·昭二年傳》載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太史，見《易象》。此孔子未生先有《易》之證也。《史記·夏本紀》敘啟作《甘誓》；太康失位，昆弟五人，作《五子之歌》；中康作《胤征》。《殷本紀》敘湯作《帝誥》、《湯征》、《湯誓》、《夏社》、《湯誥》；伊尹作《女鳩》、《女房》、《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徂後》、《太甲訓》；義伯、仲伯作《典寶》；中作《誥》；咎單作《明居》、《沃丁》；伊陟作《咸艾》，作《太戊》，作《原命》，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祖己作《高宗肜日》及訓。《周本紀》敘古公作《五官有司》；武王作《泰誓》、《牧誓》、《武成》，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周公作《大誥》、《微子之命》、《嘉禾》、《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佚》；成王作《歸禾》、《多方》、《周官》，作《賄息慎之命》；召公、畢公作《顧命》；康王作《康誥》、《畢命》；穆王作《臩命》、《甫刑》。《齊太公世家》敘武王與太公作此《太誓》。《魯周公世家》敘周公佐武王，作《牧誓》，作《大誥》；成王作《饋禾》；周公作《嘉禾》、《多士》、《毋逸》、《周官》、《周本紀》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既絀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立政》；伯禽作《肹誓》《尚書》作《粊誓》。《燕召公世家》敘周公攝政當國，召公疑之，作《君奭》。其中有見今文《尚書》二十九篇者十九，即《夏書》之《甘誓》，《商書》之《湯誓》、《盤庚》、《高宗彤日》，《周書》之《太誓》、《牧誓》、《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毋逸》、《君奭》、《多方》、《顧命》、《康王之誥》、《周本紀》云：「康王即位，偏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作《康誥》。」亦云《康誥》，不雲《康王之誥》。《甫刑》十九篇，是也。有其文已佚，而著目百篇之序者二十九；即《夏書》之《五子之歌》、《胤征》，《商書》之《帝誥》、《湯征》、《夏社》、《女鳩》、《女房》、《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徂後》、《太甲訓》、《典寶》、《仲虺之誥》、仲虺，《殷本紀》作中。《明居》、《沃丁》、《咸》、咸，《殷本紀》作咸艾。《伊陟》、《原命》，《周書》之《武成》、《分器》、《微子之命》、《歸禾》、歸禾，《魯世家》作饋禾。《嘉禾》、《周官》、《立政》、《賄息慎之命》、《畢命》、《臩命》二十九篇，是也。有《尚書》佚其篇，而《史記》存其文者，如《殷本紀》載《湯誥》之辭，是也。有百篇無其目，而《史記》著其作者，如《殷本紀》之著《伊陟》作《大戊》，《周本紀》之著《古公》作《五官有司》，皆不見百篇敘，是也。然亦有《史記》載其文其事，略與今文二十九篇同而不著曰「作」者，如《五帝本紀》之采《堯典》；《夏本紀》之采《禹貢》、《皋陶謨》；《殷本紀》敘西伯代飢國，滅之。《周本紀》作耆。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告紂曰云雲，即《西伯戡黎》之文，而不同《百篇敘》稱「祖伊恐，奔告於受作《西伯戡黎》」；《魯周公世家》敘武王有疾，太公、召公乃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即《金縢》之文，而不同《百篇敘》稱「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宋微子世家》敘微子度紂終不可諫，乃問於太師、少師曰云雲，即《微子》之文；又敘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箕子對曰云雲，即《洪範》之文；而不同《百篇敘》稱「微子作《誥父師少師》」，「武王以箕子歸，作《洪範》。」《秦本紀》敘繆公封崤中屍，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而不同《百篇敘》雲「作《秦誓》」。蓋史公明稱曰「作」者，知是聖帝明佐吁謨定命之所自作；而不稱「作」者，或以為出古史之記事記言也。稽其述作，皆在孔子之前數百年。此孔子未生先有《書》之證也。《周語》載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引《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此在《春秋》以前者也。《春秋》之世，列國會盟聘享，君卿大夫賦詩言志，著見《春秋左氏傳》者二十五；而在襄公二十一年以前者，得十四事。如秦伯享晉公子重耳；重耳賦《河水》，秦伯賦《六月》，見僖二十三年。衛寧俞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見文四年。晉先蔑奔秦，荀林父為賦《板》之三章，見文七年。鄭伯與公宴於棐；子家賦《鴻雁》；季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採薇》之四章；見文十三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賦《綠衣》之卒章；見成九年。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肄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見襄四年。范宣子執戎子駒支；戎子賦《青蠅》；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又衛侯飲孫蒯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見襄十四年。穆叔如晉，見中行獻子，賦《圻父》；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見襄十六年。季武子如晉，晉侯享之；范宣子賦《黍苗》；季武子賦《六月》；穆叔會范宣子於柯，賦《載馳》之四章，見襄十九年。而《襄二十年傳》載季武子如宋報聘，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台》；則在孔子生之前一年矣。此孔子未生先有《詩》之證也。《尚書·堯典》載舜咨伯夷，典朕三禮，命夔典樂。《禮記·文王世子》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莊子·天下篇》載：「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而《史記·秦本紀》亦載由余觀秦；秦繆公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云云。此又孔子未生先有《詩》、《書》、《禮》、《樂》之證也。《楚語》載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晉語》載司馬侯對晉悼公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按楚莊王在位二十三年，卒於魯宣公十六年，前孔子之生三十八年。晉悼公在位十五年，卒於魯襄公十五年，前孔子之生六年。而孔子生襄公二十一年；至昭公二年，孔子年十二歲，而晉韓起聘魯，見《魯春秋》，語著《春秋左氏傳》。《禮記·坊記》載子引《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夷齊」。此孔子未生先有《春秋》之證也。然則《易》、《書》、《詩》、《禮》、《樂》、《春秋》六者，先孔子而有其名，而整齊異傳以編次成書者，蓋孔子之所致力也。《莊子》書兩言經，皆以孔子之故。一見《天道篇》：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翻十二經以說。《釋文》：「十二經說者，雲《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加六緯也。」一見《天運篇》：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老子曰：「六經者，先王之陳跡也。」然則《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者，特「先王之陳跡」，而孔子有事於「治」耳。《史記·孔子世家》敘之綦詳；其言曰：「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始。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歿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於《禮》曰「追跡三代」；於《書》曰「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於《詩》曰「古者《詩》三千餘篇」；於《春秋》曰「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所以著《六經》之為「先王之陳跡」也。於《書傳》曰「序」，曰「編次其事」，於《禮》曰「觀夏、殷所損益」，曰「從周」；於《樂》曰「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於《詩》曰「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於《易》曰「《序》、《彖》、《系》、《象》、《說卦》、《文言》」；於《春秋》曰「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曰「筆則筆，削則削」；所以著孔子之「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也。然則六經之有，先於孔子之生；而六經之編，則成孔子之手。史公大書特書曰：「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明王道，成六藝」，明六藝之成自孔子；不得孔子，雖有禮樂散在方策，不可得而述也。於是官府之典，一變而為專家之學。《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隨所聞見，辯釋考論，或為之傳，或為之記。何謂傳？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曰：「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於後。」如《易》之有《繫辭傳》，皮錫瑞《易經通論》曰：「今之《繫辭》上下篇，古以為《繫辭傳》。」《釋文》：「王肅本有傳字，乃《繫辭》之傳。」孔子弟子所作繫辭，中明有「子曰」，必非孔子手筆；《史記·自序》引繫辭之文為《易大傳》，是其明證也。《儀禮·喪服第十一》之有《子夏傳》；《春秋》之有《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是也。何謂記？《說文》言部：「記，疋也。」段玉裁《注》：「疋，今字作疏，謂分疏而識之也。」如《禮》之有《大戴記》、《小戴記》；是也。張華《博物志》曰：「聖人著作曰經，賢者著述曰傳。」此如釋家以佛所說為經，禪師所釋為律論也。迨漢以後諸儒解釋聖經賢傳之書，則或曰註：如《易》之題王弼《注》、韓康伯《注》；《周禮》、《儀禮》、《禮記》之題鄭玄《注》；《春秋左氏傳》之題杜預《注》；《孝經》之題唐元宗明皇帝《御注》；《爾雅》之郭璞《注》；《孟子》之趙岐《注》；是也。或曰傳：如《書》之題孔氏《傳》；《詩》之毛公《傳》；是也。或曰箋：如《詩》之鄭玄《箋》；是也。或曰學：如《春秋公羊傳》之題何休《學》；是也。或曰集解：如《春秋穀梁傳》之題范寧《集解》。《論語》之何晏《集解》；是也。後人通謂之注。然《漢書·藝文志·六藝略》著錄諸家經解，無稱注者。或曰傳：如《易》之有《易傳》周氏二篇、服氏二篇、楊氏二篇、蔡公二篇、韓氏二篇、王氏二篇、丁氏八篇；《尚書》之有《傳》四十一篇；《詩》之有《齊後氏傳》三十九卷、《齊孫氏傳》二十八卷、《韓內傳》四卷、《外傳》六卷；《周官經》之有《周官傳》四篇；《孝經》之有《雜傳》四篇；是也。或曰故，曰解故，曰故訓傳。師古曰：「故者通其指意。」《尚書》之有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詩經》之有《魯故》二十五卷、《齊後氏故》二十卷、《齊孫氏故》二十七卷、《韓故》三十六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等皆是。然則西京之書多稱故，而東漢以後才稱注也。唐以後辯釋經注之書，則謂之疏。注以釋經，疏以辯注。如《易》、《書》、《詩》、《禮記》、《春秋左氏傳》之孔穎達《疏》；《周禮》、《儀禮》之賈公彥《疏》；《春秋公羊傳》之徐彥《疏》；《穀梁傳》之楊士勛《疏》；《孝經》、《論語》、《爾雅》之邢昺《疏》；孟子之孫奭《疏》；是也。或亦曰正義，有是正其義之意；則有如《易》之篇首題「孔穎達奉敕撰《正義》」焉。 有經，有傳，有記。〇詳見前條。 何居乎後世有七經、九經、十經、十二經、十三經、十四經之喋喋也。〇博按：《莊子》書有十二經、六經之名。《天道篇》稱「孔子翻十二經以說」。《天運篇》：「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十二經者，謂六經與六緯也。漢亡《樂經》，武帝建平元年，初置五經博士；乃以《易》、《詩》、《書》、《禮》、《春秋》立於學官。五經之名始定。至後漢有七經之目，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及《論語》也。《宋書·百官志》：「國子助教十人。《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周官》、《儀禮》、《春秋左氏傳》、《公羊》、《穀梁》各為一經。《論語》、《孝經》為一經。合十經。助敬分掌。」此十經之說也。唐以《周禮》、《儀禮》、《春秋公羊》、《穀梁》分而習之，並《易》、《書》、《詩》、《禮記》、《春秋左氏》為九經，列於學官。然開成間，刻石國子學，則又有《孝經》、《論語》、《爾雅》，是為十二經也。至宋儒進《孟子》以配《論語》，而十三經之名以立。所謂十四經者，先時嘗並《大戴記》於十三經末，稱十四經也。 章學誠《經解》 《六經》不言《經》，《三傳》不言《傳》，猶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經而有傳，對人而有我，是經傳人我之名，起於勢之不得已，而非其質本爾也。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為治為察，所以宣幽隱而達形名，布政教而齊法度也，未有以文字為一家私言者也。《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經綸之言，網紀世宙之謂也；鄭氏《注》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經之命名所由昉乎？然猶經緯經紀云爾，未嘗明指《詩》、《書》、六藝為經也。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於東周，有德無位，懼先聖王法積道備，至於成周，無以續且繼，而至於淪失也；於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體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跡者，獨與其徒相與申而明之。此六藝之所以雖失官守而猶賴有師教也。然夫子之時，猶不名經也。逮夫子既沒，微言絕而大義將乖，於是弟子門人各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者，或取簡畢，或授口耳，錄其文而起義；《左氏春秋》、子夏《喪服》諸篇，皆名為傳。而前代逸文不出於六藝者，稱述皆謂之傳，如孟子所對「湯、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則因傳而有經之名，猶之因子而立父之號矣。至於官師皆分，處士橫議，諸子紛紛著書立說，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盡出於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藝而奉以為經，則又不獨對傳為名也。荀子曰：「夫學，始於誦經，終於習禮。」莊子曰：「孔子言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曰：「翻十二經以見老子。」荀、莊皆出子夏門人，而所言如是，六經之名，起於孔門弟子亦明矣。然所指專言六經，則以先王政教典章綱維天下；故《經解》疏別六經，以為入國可知其教也。《論語》述夫子之言行，《爾雅》為群經之訓詁，《孝經》則又再傳門人之所述，與《緇衣》、《坊表》諸記相為出入者爾。劉向、班固之徒，序類有九，而稱藝為六，則固以三者而附之於經，所謂離經之傳，不與附經之傳相次也。 當時諸子著書往往自分經傳；如撰輯《管子》者之分別經言，《墨子》亦有《經篇》，《韓非子》則有《儲說》經傳，蓋亦因時立義，自以其說相經緯爾，非有所擬而僭其名也。經固尊稱，其義亦取綜要，非如後世之嚴也。聖如夫子而不必為經，諸子有經以貫其傳，其義各有攸當也。 後世著錄之家，因文字之繁多，不盡關於綱紀，於是取先聖之微言，與群經之羽翼皆稱為經，如《論語》、《孟子》、《孝經》與夫《大小戴記》之別於《禮》，《左氏》、《公》、《穀》之別於《春秋》，皆題為經，乃有九經、十經、十三、十四諸經以為專部，蓋尊經而並及經之支裔也。而儒者著書，始嚴經書，不敢觸犯，則尊聖教而慎避嫌名，蓋猶三代以後非人主不得稱我為朕也。然則今之所謂經，其強半皆古人之所謂傳也。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為文字以傳後世也。 事有實據而理無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經》，皆取先王典章，未嘗離事而著理。後儒以聖師言行為世法則，亦名其書為經，此事理之當然也；然而以意尊之，可以意僭之矣。蓋自官師之分也，官有政，賤者必不敢強幹之，以有據也。師有教，不肖者輒敢紛紛以自命，以無據也。孟子時，以楊墨為異端矣。楊氏無書。墨翟之書，初不名經；雖有「經篇」、「經說」，未名全書為「經」。而莊子乃雲「苦獲、鄧陵之屬，皆誦墨經」，則其徒自相崇奉而稱經矣。東漢秦景之使天竺，四十二章皆不名經，佛經皆中國翻譯，竺書無經字。其後華言繹受，附會稱經，則亦文飾之辭矣。《老子》二篇，劉、班著錄，初不稱經；《隋志》乃依《阮錄》稱《老子經》，意者《阮錄》稱於梁世，梁武崇尚異教，則佛老皆列經科，其所仿也？而加以《道德真經》，與莊子之加以《南華真經》，列子之加以《沖虛真經》，則開元之元教設科，附飾文致，又其後而益甚者也。韓退之曰：「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則名教既殊，又何妨於經其所經，非吾所謂經乎！ 若夫國家制度，本為經制。李悝《法經》，後世律令之所權輿。唐人以律設科。明祖頒示大誥，師儒講習以為功令，是即《易》取經綸之意。國家訓典，臣民尊奉為經，義不背於古也。 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經界始。」地界言經，取經紀之意也；是以地理之書，多以經名。《漢志》有《山海經》，《隋志》乃有《水經》，後代州郡地理多稱圖經，義皆本於經界，書亦自存掌故，不與著述同科，其於六藝之文，固無嫌也。 至於術數諸家，均出聖門製作。周公經理垂典，皆守人官物曲而不失其傳；及其官司失守，而道散品亡，則有習其說者相與講貫而授受，亦猶孔門傳習之出於不得已也。然其口耳之學，不能歷久而不差，則著於竹帛以授之其人，亦其理也，是以至戰國而羲、農、黃帝之書一時雜出焉，其書皆稱古聖，如天文之《甘石星經》，方技之《靈素》、《難經》，其類實繁，則猶匠祭魯班，兵祭蚩尤，不必著書者之果為聖人，而習是術者奉為依歸，則亦不得不尊以為經言者也。又如《漢志》以後雜出春秋、戰國時書，若師曠《禽經》、伯樂《相馬之經》，其類亦繁，不過好事之徒，因其人而附合，或略知其法者托古人以鳴高，亦猶儒者之傳梅氏《尚書》，與子夏之《詩大序》也。 他若陸氏《茶經》，張氏《棋經》，酒則有《甘露經》，貨則有《相貝經》，是乃以文為諧戲，本無當於著錄之指，譬猶毛穎可以為傳，蟹之可以為志，琴之可以為史，荔枝、牡丹之可以為譜耳！此皆若有若無，不足議也！ 蓋即數者論之：異教之經，如六國之各王其國，不知周天子也；而《春秋》名分，人具知之，彼亦不能竊而據也。制度之經，時王之法，一道同風，不必皆以經名；而禮時為大，既為當代臣民，固當率由而不越；即服膺六藝，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術藝之經，則各有其徒相與守之，固無虞其越畔也。至諧戲而亦以經名，此趙佗之所謂妄竊帝號，聊以自娛，不妨諧戲置之。六經之道，如日中天，豈以是為病哉！ 魏源《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序》 余讀《後漢書·儒林傳》，衛、杜、馬、賈諸君子，承劉歆之緒論，創立費、孔、毛、左古文之宗，土苴西京十四博士今文之學，謂之俗儒，廢書而喟！ 夫西漢經師承七十子微言大義。《易》則施、孟、梁丘，皆能以占變知來。《書》則大小夏侯、歐陽、兒寬，皆能以《洪範》匡世主。《詩》則申公、轅固生、韓嬰、王吉、韋孟、匡衡，皆以《三百篇》當諫書。《春秋》則董仲舒、雋不疑之決獄。《禮》則魯諸生、賈誼、韓元成之議制度。而蕭望之等皆以《孝經》、《論語》保傅輔道。求之東京，未或有聞焉！其文章述作，則陸賈《新語》以《詩》、《書》說高祖。賈誼《新書》為漢定製作。《春秋繁露》、《尚書大傳》、《韓詩外傳》、劉向《五行》、揚雄《太玄》皆以其自得之學，范陰陽，矩聖學，規皇極，斐然與三代同風。而東京亦未有聞焉！ 今世言學，則必曰「東漢之學勝西漢，東漢鄭、許之學綜六經。」於戲！二君惟六書、《三禮》並視諸經為宏深！故多用今文家法。及鄭氏旁釋《易》、《詩》、《書》、《春秋》皆創異門戶，左今右古。其後鄭學大行，駸淫遂至《易》亡施、孟、梁丘，《書》亡夏侯、歐陽，《詩》亡齊、魯、韓，《春秋》亡鄒、夾；公羊、穀梁半亡半存，亦成絕學。讖緯盛，經術卑，儒用絀。晏、肅、預、謐之徒，始得以清言名理並起持其後。東晉梅賾《偽古文書》遂乘機竄入，並馬、鄭亦歸於淪佚。西京微言大義之學，墜於東京。東京典章制度之學，絕於隋唐。兩漢故訓聲音之學，熄於魏晉。其道果孰隆替哉？且夫文質再世而必復。天道三微而成一著。今日復古之要，由詁訓音聲以進於東京典章制度，此齊一變至魯也。由典章制度以進於西漢微言大義，貫經術政事文章於一，此魯一變至道也。 道光商橫攝提格之歲，源既敘武進劉申甫先生遺書，略陳群經家法。茲乃推廣遍集兩漢《儒林傳》、《藝文志》之文，凡得《周易》今文家施氏學第一，梁丘學第二，孟喜氏學第三，孟氏學旁出京氏、焦氏第四，《周易》古文家費氏學第五；其流為荀氏卦氣之學，鄭玄爻辰之學，此外又有虞翻消息卦變之學。斯為《易》學今古文傳授大概也。《尚書》今文列於博士者，有伏生、歐陽、大小夏侯二十八篇之學。有孔安國古文四十餘篇之學；東漢初劉歆、杜林、衛宏、賈逵、馬融、鄭康成又別創古文之學，其篇次與今文同；而孔安國佚十六篇並無師說，此皆不列於博士者。及東晉偽古文及《偽孔傳》出，唐代列於學校；而伏、歐之今文，馬、鄭之古文，同時並亡。予據《大傳》殘編，加以《史記》、《漢書》、諸子所徵引，共成《書古微》。斯《尚書》今古文傳授大概也。《詩》則漢初皆習齊轅固生、魯申公、韓嬰三家；惟《毛詩》別為古文。鄭康成初年習《韓詩》，及箋《詩》改從毛，於是齊、魯、韓次第佚亡，今惟存毛《傳》。及宋朱子、王應麟始略采三家《詩》殘文而未得條紀；明何楷本朝范家相、桐城徐璈次第搜輯，始獲三家詩十之七八；而余發揮之成《詩古微》。此詩今古文大概也。小學以《說文》為大宗，歷代罕究。國朝顧炎武始明音學，而段、王二氏發明《說文》、《廣雅》。惟轉注之說尚有疏舛，予特為發明之。此小學家之大概也。《禮經》則褅袷之義，王肅與鄭玄抗衡。鄭主緯書感生五帝之說，肅主人帝為始祖所自出之帝，輸攻墨守，秦固失之，楚亦未得！而鄭玄《周禮》注計口出泉，至宋遂啟王安石新法之禍。惟宋朱子纂《儀禮經傳通解》，分家禮、邦國禮、王朝禮、喪祭禮，合《三禮》為一書，集三代古禮之大成，又欲采後世制度因革損益以擇其可行，國朝《讀禮通考》、《五禮通考》實成其志。此則古今《三禮》之大概也。今采史志所載各家立案於前，而後隨人疏證，略施斷制於後；俾承學之士法古今者，一披覽而群經群儒燦然如處一堂。識大識小，學無常師，以為後之君子，亦將有樂於斯乎！作《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 考證： 宋朱子纂《儀禮經傳通解》，分家禮、邦國禮、王朝禮、喪祭禮，合《三禮》為一書，集三代古禮之大成，又欲采後世制度因革損益以擇其可行，國朝《讀禮通考》、《五禮通考》實成其志。〇博按：讓清禮書之大著作有三：曰《讀禮通考》；曰《五禮通考》；曰《禮書通故》。先是崑山徐乾學於康熙間，以贊善居母憂，請鄞縣萬斯同纂《讀禮通考》，凡百二十卷，自國卹及家禮，十四經之箋疏，廿一史之志傳，漢、唐、宋諸儒之文集說部，無或遺者；為言喪禮最詳備之書。至乾隆時，無錫秦蕙田以經學名儒官禮部侍郎；考古今禮制因革，以為：「禮自秦火後，漢儒抱殘守缺，厪存什一。朱子嘗有志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禮，盡漢晉以下諸儒之說，考訂辨正，以為當代之典；而所撰《儀禮經傳通解》，體例未備。喪祭禮又續自勉齋黃氏、信齋楊氏，未為完書。」乃本崑山徐氏《讀禮通考》義例，按吉、凶、軍、賓、嘉之目，取向所考定者，增輯排纂，有《五禮通考》之作，凡二百六十二卷；其中先儒聚訟之說，一一疏通解駁，上探古人製作之原，下不違當代之法，可以坐言起行。湘鄉曾國藩極稱其書，以為「三禮之外，得此而四」；然亦有譏其多援引而少斷制者。德清俞樾序《禮書通故》，論及秦氏《通考》，以為：「按而不斷，無所折衷，可謂禮學之淵藪，而未足為治禮者之藝極。不如《禮書通故》之有斷制。」《禮書通故》，定海黃以周作也；凡百卷，列五十目，囊括大典，博征古說，蓋與秦氏《通考》比隆；其校核異義過之！諸先儒不決之義，盡論定之矣；然秦氏非不能論定也。方秦氏著書之日，同縣顧棟高致書論之，即以為「援引多而斷制少，如禮書總賬簿」。而秦氏答書，則曰：「援引者，斷制之所從出也。斷制者，援引之歸宿也，苟不援引，何從斷制？善援引者，正即援引而成斷制，非兩事也；古雲議禮如聚訟。如欲聽訟，由堂上而觀堂下，必使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而後正於五罰。若不聽其辭，窮其變態，得其真情，而遽以已意斷之；吾未見其明允也。」然則秦氏非不能斷制也，蓋慎之也！讀秦氏《通考》者，此重公案，不可不知！ 作《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〇博按：經學之分今古先漢無是也；而今古所以分，其先由於文字之異。今文者，今所謂隸書，宋洪适《隸釋》著錄漢靈帝熹平四年蔡邕書刻太學門外《石經》一千九百餘殘字內《魯詩》、小夏侯《尚書》、《儀禮》、《公羊春秋》、《魯論語》。及孔廟等處漢碑是也。古文者，蓋倉頡之古文，史籀之大篆，世所傳三代鼎彝、歧陽石鼓及許慎《說文》所載古文籀文是也。隸書，漢世通俗宜民之書，故謂之今文。而頡文籀篆，蓋三代之書，而漢代之所不行，斯謂之古文矣。惟六經之今文書，《漢書·藝文志》六藝略例不明著，以世人之所誦識，其為今文，不待言也；至古文書，則以其殊異今文，故特表而出之；如《易》之有中古文《易經》。《書》之有《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敘稱：「《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禮》之有《禮古經》五十六卷；敘稱：「《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春秋》之有《春秋古經》十二篇。《論語》之有《論語古》二十一篇。《孝經》之有《孝經古孔氏》一篇，是也。然所謂今古文者，特文字之殊古今耳，無預於學派也。考漢儒治經，有讀《古文尚書》以今文字者；《漢書·儒林傳》敘「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是也。則亦有校今文經以古文；可考見者始劉向。《本傳》稱：「向受《穀梁春秋》，大明習，及歆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說者謂父子異學，向今文而歆古文也。然向校經不廢古文。《藝文志》稱：「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而《尚書》則「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後漢鄭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為鄭氏學，見《後漢書·儒林傳》。而其注《論語》，則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見何晏《論語集解序》。此以古文經校今文者也。惟古文之經，先漢已有；而古文之學，後漢乃名。班固作《漢書》，特著「古文經」、「古經」於《藝文志》；如所稱「尚書古文經」、「禮古經」者，以見六經之有古文；而不於《儒林傳》敘古文學，如《後漢書·儒林傳》稱「費直傳《易》本以古字，號古文《易》」，「孔安國傳古文《尚書》為《尚書》古文學」者，所以明經有古文之不涉於學。蓋學之名家，自有樹義，而不在古文不古文。如樹義有違；則《易》施、孟、梁丘三家，《書》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同用今文，而不嫌各自名家。儻篇簡可信；則孔安國以今文字讀古文《尚書》而無嫌；劉向受穀梁《今文》，而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以中古文校《尚書》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亦無所違害。劉歆與五經博士議論建立《左氏春秋》及古文《尚書》；諸博士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見歆《移讓太常博士書》，亦不聞以古文而排難之也。《儒林傳》敘《易》費氏於施、孟、梁丘、京之後，《詩》毛公於齊、魯、韓三家之後，《春秋》左氏於公羊、穀梁之後，皆晚出。不因古文。至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特言乎文字之古，篇簡之多耳；寧如歐陽、大小夏侯例，而特筆著之曰「由是《尚書》有孔氏古文之學」，蓋古文《尚書》，所以題號其書，而非學派之名。乃《後漢書·儒林傳》則曰：「孔安國傳古文《尚書》，為《尚書》古文學。」而「《尚書》古文學」之名始立。又曰：「衛宏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由是《毛詩》名古學矣！又《鄭興傳》曰：「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由是《左氏》、《周官》名古學矣！許慎撰《五經異義》，有《古尚書》說，《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古毛詩》說，《今詩》韓、魯說；《古周禮》說；《今禮》戴說，《古春秋》左氏說，《今春秋》公羊說；《古孝經》說，《今孝經》說，皆分別古今言之。然《今尚書》夏侯、歐陽之於《古尚書》，《今詩》韓、魯之於《古毛詩》，《今禮》戴之於《古周禮》，雖不並立而未聞排難也。獨《左氏》、《公羊》相攻如仇；而今古說之爭，實惟二家為烈！極盛東京而肇端先漢。《漢書·儒林傳》稱：「房鳳明經通達，擢光祿卿，遷五官中郎將。時光祿勛王龔以外屬內卿，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惟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等補吏。」是為《左氏》肇畔之始。《後漢書·范升陳元傳》敘：「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升起對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及《左氏春秋》不可立三十一事。陳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指為大尤，小辯破言，小言破道。』書奏。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賈逵傳》云：「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春秋》。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台。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蔡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已甚遠！而寃抑積久，莫肯分明！』書奏。帝嘉之；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乙通。」《儒林傳》曰：「李育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為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為通儒！」又稱：「何休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服虔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休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玄傳》云：「玄乃《發墨守》，《箴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然則古學之明，其樞機在《左氏》，其障礙在《公羊》。按鄭玄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事扶風馬融；兼通今古，無所適莫。注《魯論》考之《齊古》。而箋《毛詩》則兼用齊、魯、韓三家，其中有用三家申毛者；有用三家改毛者。至編注《周官》、《小戴禮》、《小戴禮記》通為三禮，則尤囊括網羅，意在宏通。蓋《周官》，古文學也。《小戴禮》，今文學也。至《小戴禮記》四十九篇，非一手所成，或同今文，或同古文。《王制》多同《公羊》、《穀梁》；《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朝義》、《喪服》、《四制》、《問喪》、《祭義》、《祭統》諸篇，皆《小戴禮》十七篇之傳，為今文說。而《玉藻》為古《周禮》說，《曲禮》、《檀弓》、《雜記》為古《春秋左氏》說；《祭法》為古《國語》說，皆古文說。則今古學糅者也。杜子春、鄭興眾父子、賈逵解《周官》，皆不引博士說，以博士只立今文也。鄭眾注大司徒五等封地，皆即本經立說，不牽涉《王制》。《後漢書·盧植傳》曰：「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粃謬，敢率愚淺為之解詁。』」蓋據《周官》以發難四十九篇中之非古文說也。獨鄭玄和同今古文兩家說，疏通證明，其駁許慎《五經異義》力破今古之樊，匪若許氏之敦崇古學，視為不祧也；獨箴《左氏》之膏肓，發《公羊》之墨守，義無所反顧；亦以古學之明，其樞機在《左氏》；其障礙在《公羊》也。然則玄明古學之功，於是為大！宜《後漢書》本傳特筆著之；然玄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未若何休之《公羊》墨守！獨余讀何休《春秋公羊解詁》，其中亦有引《禮古經》之逸篇所謂《逸禮》者：如《莊三十一年傳注》：「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禮：天子有靈台以候天地。諸侯有時台以候四時。」《疏》云：「皆是禮說也。」《昭二十五年傳注》：「禮：天子諸侯台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疏》云：「禮說文。」然按之《禮》十七篇、《記》四十九篇皆不見，蓋《禮古經》之逸篇所稱《逸禮》者也。且有用《左傳》說者：如《襄十一年》秦人伐晉，註：「為楚救鄭。」《疏》云：「為楚救鄭之義出《左傳》矣。」《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註：「此皆魯始封之錫。」《疏》云：「《左傳·定四年》具有其文也。」則亦兼采古說而不純墨守矣；余讀《前漢書》著今古之文，而當日今古文之書，可以相校互讀，孔安國、劉向之事可證已。《後漢書》別今古之學，而當日今古學之說，匪無互采兼搜；鄭玄、何休之書具在焉。或者謂：「今文之學在微言大義。古文之學在名物訓詁。名物訓詁，不免瑣碎。微言大義，足持綱要。」此又不然。余讀《漢書·藝文志》：《書》有大、小夏侯《解故》。《詩》有魯《故》、齊後氏《故》、齊孫氏《故》。今文先師何嘗不重故訓？而劉歆《移讓太常博士之書》，以「分文析字，繁言碎辭」為譏。《漢書·藝文志》六藝略論學者之大患；曰：「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壤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注引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而《儒林傳》信都秦恭延君，按「延君」二字之形，訛為「近君」。則傳今《尚書》小夏侯之學者。小夏侯師事夏侯勝及歐陽高左右採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夏侯勝譏其破碎。事見《夏侯勝傳》。然則今文之末流，固未免譏於細碎也。《漢書·儒林傳》稱費直治《易》，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斯實足以矯「碎義逃難，便辭巧說」之患，斬斷一切葛藤，何嘗不持綱要？而鄭玄注《儀禮》，發凡數十事。如《士冠禮注》云：「凡奠爵，將舉者於右，不舉者於左。」「凡醴士，質者用糟，文者用清。」「凡薦，出自東房。凡牲，皆用左胖。」其餘諸篇注皆有之，而聘禮注最多。斯實足以籀明大例，通其倫類。是則古文之大師，固亦能持其綱要也。要之「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所貴於善讀書者，固無間於今古也！或者以《公羊》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托改制以言變法，張三世以說進化，近儒康有為、梁啓超之倫是也。然挽清之季，章炳麟專攻《左氏》而無害於言革命；謂：「賈逵言『《左氏》義深君父』，此與《公羊》反對之辭耳。若夫稱國弒君，明其無道，則不得以『義深君父』為解。」語見《春秋左氏傳讀》序。寧只《左氏》！《周官》亦號古學，而孫詒讓撰《周禮政要》一書，乃據《周禮》以言歐治。其大指謂：「中國開化四千年，而文明之盛，莫尚於周；故《周禮》一經政法之精詳，與今泰東西諸國所以致富強者若合符契。今泰西之強國，其為治非嘗稽核於周公、成王之法典也；而其所為政教者，務博議而廣學，以暨通道路，嚴追胥，化土物卝之屬，咸與此經冥符而遙契；蓋政教修明，則以四海之大，亡不受職之民，亡不造學之士，不學而亡職者，則有罷民之刑，賢秀挾其才能，愚賤貢其忱悃，鹹得以自通於上，於以致純太平之治若操券，固寰宇之通理，放諸四海而皆準者，此又古政教必可行於今者之明效大驗也。」抑不僅此；且均田分民，可以明蘇俄之共產；寓兵於農，可以言瑞士之民兵。莊存與《周官記》足備參證。以言經世，其中亦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寧只今《春秋》公羊說哉！夫然，義有相征，非傅會而雲也。不意世儒譚經，紛紜今古，張皇眇說，托於先漢；此則庸人無事之自擾，經生後起之拘虛耳。寧必有當於先漢之所云為乎？余故特因魏氏之文，征班、范之書，而發鄙旨之所存，祛時俗之蔽惑，治國聞者或有取焉。 江藩《南北朝經術流派論》[1] 南北朝經術流派，見於《北史·儒林傳序》者甚詳；而宗法所在，孰得孰失，學者不可不知。嘗試論之：王弼，名士也，非經師也，而注《易》。杜預，名將也，亦非經師也，而作《春秋左傳集解》。非經師，則學無所授，信心而談，撥棄舊詁，競標新說，何足稱專門之業！若傳《古文尚書》之孔安國，則真經師矣！使果為真孔氏，雖康成亦應低首，而無如其偽也！今習《古文尚書》，是率天下而偽也；烏乎可！然而揆其所始，厥由東晉。 方晉氏之渡江而東也，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太常荀崧上疏，請增置鄭《易》、《儀禮》及《春秋》《公羊》、《穀梁》博士各一人；會王敦之難，不果行。蓋鄭《易》之廢，實始於此。故張璠所集二十二家，僅依向秀之本；而謝萬等各注《繫辭》以續王弼之書，玄風大暢，古義遂湮！陸澄貽王儉書云：「《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為宗。後乃有王弼之說。」王濟云：「弼所誤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是鄭氏之不可廢，王氏之不可行，南人固有知之者矣！猶幸河北學者專習《鄭易》，故其書至唐猶存；陸氏《釋文》、李氏《集解》間述一二；而《王注》傳習既久，終不能奪，竟至失傳；豈不深可惜哉！然晉時鄭《易》雖廢，而《尚書》猶兼習鄭、孔，《春秋》猶兼服、杜；其後乃廢鄭、服而專用孔、杜。《釋文》云：「江左中興，梅頤奏上《孔傳》，學徒遂盛。後范寧變為今文集注，俗間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夫范寧固號為能遵守鄭學者；而古文《孔傳》則梅頤之徒偽撰以難鄭氏者；乃篤信不疑，且為之集注。是表章《孔傳》，偏自遵守鄭學者為之倡始；異哉！而一時趨尚，亦於此可卜矣！然劉宋之時，鄭氏猶未廢絕；故裴駰《史記集解》兼采鄭、孔兩家，無所偏主。《釋文》又云：「近惟崇尚《古文》，馬、鄭、王注遂廢。」《釋文》之作，在於陳末，而曰「近」；則崇孔廢鄭，實在齊梁之後矣，其《春秋》服氏之廢，不知始於何時？裴駰注《史記》引《服解》頗多。梁、陳間，未有習《服氏春秋》者。李延壽曰：「晉世杜預注左氏。預元孫坦，坦弟驥，於宋朝並為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是預之子孫多貴顯，故其學且流入北方；宜服氏之不能與爭！崔靈恩申服難杜。虞僧誕申杜難服，莫能相勝。而小劉規杜過至三百餘事，則公論不可誣也！ 夫江左儒風，淵源典午，專尚浮華，務析名理，其去繁就簡，理固宜然。若謂經籍英華，盡在於是，是以漢學為糟粕也；蓋已隱隱開駕空立說之端矣！按《隋·經籍志》於《易》云：「梁、陳鄭玄、王弼二注列於國學，齊代惟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寖微。」於《書》云：「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於《春秋》云：「左氏惟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寖微。」是梁、陳間非不言鄭學，但甚微耳。其謂左氏惟傳《服義》者，指北朝也。獨惜隋氏起北方，混一區夏，而《易》、《書》、《春秋》徇南人之浮誇，捐北學之精實，甚至以姚方興之舜典竄入《孔傳》，於偽之中又有偽焉！唐貞觀中，奉詔撰《五經正義》，因循不革。按康成聞服虔解《左傳》，多與己同，遂以所注畀之；是服學即鄭學，行鄭、服，則學出於一。行王、杜偽孔，則學分為三；故有兩經之疏，同為一人所作而互相矛盾，使學者茫然不知真是之歸。此宋學所以乘間而起也！ 要之儒林之卓絕者，南北各有其人。以南言之：如雷次宗禮服與康成並稱，號為雷鄭。釋慧遠遁跡沙門，周續之事之，作《詩序義》，獨得毛、鄭微旨。庾蔚之《喪服要記》，載在《通典》，最為詳核。何承天《禮論》多至三百卷；而何佟之略皆上口；孔子祛又續成一百五十卷。崔靈恩《三禮義宗》，說禮之總龜也；其以渾蓋為一，在僧一行前，可謂卓識！或謂其書當於桂陽、零陵間求之。嗜古之士，曷留意焉！他若沈麟士、沈峻、沈文阿、太史叔明博通五經，非其彰彰者乎？北則劉獻之、徐遵明蔚為名儒；劉焯、劉炫後來之秀；至如釋《論語》八寸策為八十宗，撰《孝經·閨門章》，目為古文，雖有小疵，無傷大體。且盧廣以北人而光價江南。沈重以南人而騰芳河朔，傑出之才，又可以地限哉！然而有憾者：晉永嘉以後，施讎、梁邱之《易》亡矣，孟、京不尚存乎？歐陽、夏侯之《書》亡矣，馬融不尚存乎？《齊詩》久亡，《魯詩》不至江左，不有《韓詩》薛君《章句》乎？左氏之外，猶有《公羊》、《穀梁》。服虔之外，猶有賈逵。《禮記》有盧植，與鄭氏同師。若此之類，南人既未暇及，北學亦寂寂無聞，徒守一先生之言，斤斤然惟恐失之。經術之不逮漢，又奚足怪！ 義疏之學，自為一派，惟六朝為最盛。宋明帝之《周易》，雷肅之之《禮記》，其尤著者。《易》則褚仲都，《書》則費甝、二劉、顧彪，《詩》與《春秋》則劉炫，《禮》則黃慶、李孟悊，《禮記》則皇侃、熊安生、賀瑒。凡所發明，俱有可觀。其確守一家，不使稍有出入，亦古來釋經之通例；非其蔽也。惟自二劉、熊安生之外，率皆南人；故未有為鄭氏《書》、《易》，服氏《春秋》作疏者。唐之《正義》，不能改用鄭、服；殆亦以前無所承，難於倡造故歟？ 六朝經學之書，散佚略盡，惟《經典釋文》巍然獨存。前此止作音，惟陸氏兼釋經義；前此止音經，惟陸氏兼音注；體例獨別於諸家而能集諸家之成，故為不刊之典。其中《周易音義》最為精博，雖以王為主，特采子夏、京房、孟喜、馬、鄭、劉表、荀爽、虞翻、陸績、王肅、董遇、姚信、王廙、干寶、蜀才、黃穎旁及《九家易》、張瑤《集解》，萃十數家於兩卷之中，視李鼎祚尤簡而賅；窺其微意，似嫌《王注》空虛，故博征古訓以彌縫之。餘如《書》之馬融，《詩》之韓嬰，亦存其概。不幸生於南國，故鄭、服之學，不得賴以流傳。然音訓之詳，無逾於此；非徐爰、沈重、戚袞、王元規輩所可同年而語矣！皇侃《論語義疏》雖非正經，亦經解之類。竊謂何晏本清談之祖，而《論語集解》，獨能存漢學之什一，其體例謹嚴，迥非王弼《易注》可比；而皇氏乃取江熙《集解》以為之疏，制度名物，略而不講，惟以清言取勝，似欲補平叔所未及者，與所作《禮記疏》大相逕庭；只以秘笈流傳，罕而見珍，故不以清談廢雲！崔靈恩《三禮義宗》，王伯厚、周草窗俱徵引及之，則宋末尚存；今去宋世不過四百餘年，故以為不應遽佚。兩漢傳業，各有專家；故《三史》作《儒林傳》分經敘述，於授受源流，載之特詳。魏晉以降，稍渙散矣。蓋經術既不如古，而史才又不逮前，故紀載有所未詳。要其師友淵源，初未嘗絕；讀《北史》所敘，居然有兩漢之遺風焉！ 考證： 南北朝經術流派，見於《北史·儒林傳序》者甚詳。〇博按：六朝與南北朝同代而異題。歷言之曰六朝，謂魏、晉、宋、齊、梁、陳，據君統言之也。橫說之曰南北朝，南朝謂宋、齊、梁、陳，北朝謂魏、齊、周、隋。據李延壽《南北史》言之也。而考南北朝經術之流派者，莫審於《北史·儒林傳序》。謂：「大抵南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然按之晉、宋、齊、梁、陳、魏、齊、周、隋諸書及《南北史》諸儒本傳，亦有不盡見然者。何以見其然？《隋書·經籍志》云：「《周易難王輔嗣義》一卷，晉揚州刺史顧夷等撰。」今其書雖亡，而既稱曰「等」，則與王為難者不只顧夷一人可知。《南史·陸澄傳》載澄與王儉書云：「王弼注《易》，玄學所宗。今若弘儒，鄭不可廢。」儉答云：「《易》體微遠，實貫群籍；豈據小王，便為賅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則是江左《周易》亦有不好王輔嗣者也。又《北史·儒林傳序》云：「河南及青、齊之間，多講王輔嗣所注，師訓蓋寡。」則是王輔嗣《周易》不僅行於江左；而河南及青、齊之間，亦不講鄭玄所注《易》也。《隋書·經籍志》於《易》稱「梁陳鄭玄、王弼二注，列於國學」。則是江左兼行鄭玄《易》也。《儒林傳序》又云：「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傳授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並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批註。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按《隋書·經籍志》有《尚書義疏》十卷，梁國子助教費甝撰；乃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奏孔安國傳古文《尚書》也。則孔安國《尚書》亦行於河洛矣。《儒林傳序》又云：「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宋朝為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又云：「又有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杜元凱所注。其河外儒生，俱服膺杜氏。」《李業興子崇祖傳》云：「姚文安難服虔《左傳解》七十七條，名曰《駁妄》。」則是河外亦有習杜氏《左傳》而難服者也。《南史·儒林王元規傳》云：「自梁代諸儒，相傳為《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則是江左諸儒，亦有以賈、服難杜者也。《隋書·儒林傳》於《易》則稱河南及青、齊間多主王輔嗣所注；於《春秋》則稱河外儒生俱服膺杜氏，與《北史》同，然則服、鄭行於河北，不行於洛中。而洛中之尊尚王、杜，實在江左之先，且較江左為甚，固無可疑者。厥後隋氏自北並南，而北學轉微，南學轉盛；豈非洛中都會之地，服習王、杜已久故耶？延壽又云：「《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然江左業遵於《毛詩》之外，別標《業詩》，具著《隋志》。而議禮家於王肅之義，參用亦多，錯見諸傳。則所謂「並主」、「同遵」，亦未盡然，然則延壽之言，亦第言其概爾。 六朝經學之書散佚略盡。〇博按：六朝人經注之采入《十三經》者；則有魏何晏之《集解論語》，魏王弼、晉韓康伯之注《易》，杜預之集解《春秋左氏傳》，郭璞之注《爾雅》，范寧之集解《穀梁》，斯皆彰灼在人耳目者。若守一家之注而詮解之，且旁引諸說而證明之，所謂「義疏之學」，梁陳以下作者多人；而孔穎達、賈公彥，至唐集其大成，撰定《五經正義》，著所本出，皆自六朝，如《尚書》疏偽孔、《詩》疏毛鄭之本劉焯、劉炫，《儀禮》疏鄭之本黃慶、李孟悊；《禮記》疏鄭之本皇侃、熊安生，《春秋左傳》疏杜之本劉炫、沈文阿，具見敘中。則是孔、賈之疏不廢，而劉焯、劉炫、黃慶、李孟悊、熊安生及皇侃、沈文阿南北諸儒之義，亦未遽以墜也。其他書亡而遺說可考：如庾蔚之《喪服要記》，杜佑載入《通典》。太叔求《詩譜注本》，歐陽公得諸絳州。劉瓛《易義》，張皋文輯入《別錄》。劉炫《規杜》，邵氏瑛為之《持平》。陸績之《周易注》，庾蔚之《禮論鈔》，崔靈恩之《三禮義宗》三書，馬國翰輯入《玉函山房叢書》，各得三卷。盧文弨校刻《大戴記注》，出北周盧辯凡十三卷，差為完本，然十五篇無注，亦非全帙。其全帙存者，惟吳陸璣之《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晉杜預之《春秋釋例》十五卷，梁皇侃之《論語義疏》十卷，隋陸德明之《經典釋文》三十卷而已。 皇侃《論語義疏》雖非正經，亦經解之類。竊謂何晏本清談之祖，而《論語集解》獨能存漢學之什一，其體例謹嚴，迥非王弼《易注》可比；而皇氏乃取江熙《集解》以為之疏，制度名物，略而不講，惟以清言取勝，似欲補平叔所未及者，與所作《禮記疏》大相逕庭；只以秘笈流傳，罕而見珍，故不以清談廢雲！〇博按：何晏本清談之祖；而其集解《論語》，亦同王弼《易注》附以玄談。如解《公冶長》「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謂：「性者，人之所受以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聞也。」解《衛靈公》「一以貫之」，謂：「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眾善舉矣！」特是何氏間涉玄談，而皇侃《義疏》殆有甚焉！《何解》附會《老》、《易》，而《皇疏》采及佛氏。如《先進》「未知生，焉知死」，《皇疏》：「外教無三世義。周孔之教，唯說現在，不明過去未來。」此用佛氏語釋經。蓋佛經為內典，故孔說為外教也。甚至謂「原壤為方外聖人，孔子為方內聖人」。其書在中國久佚；今所傳本，乃清乾隆時由日本流入。其中亦有可疑者：一，今世所傳《皇疏》與陸德明《經典釋文》所引不同。如《述而》「子行三軍則誰與」。《釋文》云：「誰與，皇音餘。」今本《皇疏》云：「若行三軍，必當與己，己有勇故也；故問則誰與之。」此則讀「與」字上聲。「又子溫而厲。」《釋文》云：「皇本作君子。」今皇本亦作「子」。咸與《釋文》不合。一，皇侃深於禮學；而《論語疏》乃略於禮制。如《八佾》「褅自既灌而往者」；《皇疏》云：「五年之中，別作二大祭：一名褅，一名袷。而先儒論之不同。今不具說。」《顏淵》有若對曰：「盍徹乎。」《皇疏》云：「以《周禮·載師》論之，則畿內用夏之貢法，其中有輕重。輕重不同，自各有意；此不復具言。」藉曰《皇疏》可信，如此之類，則又何說？ 兩漢傳業，各有專家；故三史作《儒林傳》分經敘述，於授受源流，載之特詳。魏晉以降，稍渙散矣。蓋經術既不如古，而史才又不逮前，故紀載有所未詳。要其師友淵源，初未嘗絕；讀《北史》所敘，居然有兩漢之遺風焉！〇博按：兩漢傳業，各有專家；而南北朝大師傳經，則博通而不必專。李延壽《北史·儒林傳》之敘經學授受源流頗詳。而《南史》不敘。其散見列傳，猶有可考者；如劉瓛、司馬筠、司馬業父子之傳《三禮》，何胤、孔僉、孔元素之傳《三禮》，沈麟士、沈峻、太史叔明、沈文阿、張及、王元規之傳《三禮》，周宏正、張譏、陸元朗、朱孟博之傳《老》、《易》。此南朝經學授受源流之可考者也。《北史·儒林傳》敘述經學授受源流，斷自徐遵明、劉獻之。自魏末徐遵明講鄭玄所注《周易》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郭茂。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書》則自徐遵明講鄭康成所注以傳授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其《詩》、《禮》、《春秋》，尤為當時所重，諸生多兼通之。通《毛詩》者多出魏朝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虔、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三禮》並出徐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祖儁、田元鳳、馮偉、紀顯教、呂黃龍、夏懷敬。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門。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奉禮、張彫、劉晝、鮑長宣、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皆徐遵明弟子也。按遵明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游燕趙，師事張吾貴。而吾貴從酈詮受《禮》，牛天祐受《易》，劉蘭受《春秋左氏傳》。劉蘭又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此由遵明而上推也。劉獻之善《春秋》、《毛詩》，曾受業於渤海程玄，與孫惠蔚同師。惠蔚師程玄，讀《禮經》及《春秋三傳》。此由獻之而上推也。此北朝經學授受源流之可考者也。惟經學授受之在北朝，與漢儒略異。蓋漢儒貴專經；而北朝則多兼通；一也。漢儒誦說師法，而北朝則喜自標新諦，不為墨守；二也。如《北史·儒林·劉獻之傳》云：「魏承喪亂之後，五經大義，雖有師說，而海內諸生，多有疑滯，咸決於獻之。六藝之文，雖不悉注，所標宗旨，頗異舊義。」則是劉獻之自標新諦，不守師說也。《張吾貴傳》云：「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酈詮受《禮》，牛天祐受《易》。詮、祐粗為開發而已；吾貴覽讀一遍，便即別構戶牖，世人競歸之。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曰：『吾今夏講才罷，便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貴詣劉蘭；蘭遂為講《傳》，三旬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為講之，義理無窮，皆多新異；蘭仍伏聽，學者以此奇之。而辯能飾非，好為詭說。」則是張吾貴自標新諦，不循師說也。《徐遵明傳》云：「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數月，乃私謂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範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略謂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乃指其心曰：『吾今知真師所在矣，正在如此。』乃詣平原唐遷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講學於外二十餘年，見鄭玄《論語序》曰：『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為之說；其僻也皆如此；獻之、吾貴又甚焉。」則是徐遵明不循師說，好標新諦，與獻之、吾貴同也。又如陳奇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注《論語》，傳外生常矯之，其義多異鄭玄，亦見《儒林》本傳。則是陳奇亦標新諦也。北學如此，南學何論！《南史·何佟之傳》曰：「佟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莊子曰：「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南儒之無師自通者，比比是也；寧只一何佟之哉！此南北朝經學授受源流之大較也。 趙坦《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論》 五經之有傳，有注，有箋，有解，由來舊矣。梁陳而下，義疏迭出。至唐貞觀中，詔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蓋欲崇儒術，息異議也。於是成《易正義》十四卷，《書正義》二十卷，《詩正義》四十卷，《禮記正義》七十卷，《春秋左傳正義》三十六卷。既成，表上之。迨宋朱子謂：「孔氏《正義》，《詩》、《禮》為上，《春秋》次之，《書》、《易》為下。」夫同出一時一人之手，而有得有失，何歟？曰：「《正義》者，就傳注而為疏義也；所宗之注不同，所本之義疏亦異，則得失，於是乎著。」 孔氏於《易》，舍九家而從王氏弼及韓氏康伯；於義疏則采褚仲都。弼之注《易》，僅取剛柔乘應之說。韓氏之注《系傳》，亦復空詮無補。孔氏拘牽注義，順文敷衍；其於馬、鄭、荀、虞諸家之古法，間或援引，輒以為非；又或取以補輔嗣之闕漏；不能疏通明晰，故最淺薄不足數。 《書》則宗東晉梅賾所上之《偽孔傳》，而刪取二劉之《正義》焉。《孔傳》本不足觀，穎達曲為回護；於是馬、鄭之注僅供參證，而司馬遷《五帝本紀》中之真古文，不一引取。棄周鼎而寶康瓠，孔氏之謂矣。 《詩》則獨宗毛、鄭，卷首先列《鄭譜》，頗得綱領。其於訓詁、名物、制度、典禮，更一一詮解精確。訓詁則本之《爾雅》，參以舍人樊光、李巡、孫叔然諸家之古注；而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次焉。制度典禮則引據群經，益之以王肅之難，王基之駁，孫毓之評，崔靈恩之集注，佐之以鄭氏之《易注》、《書注》，賈、服之《左傳注》，若《鄭志》，若《駁五經異義》，若《箴膏肓》，諸書咸萃焉。以故閎博淵深，幾無與抗；雖曰藍本二劉，而其采掇之精，固可謂獨具卓識已！ 《禮》亦宗《鄭注》，而以皇侃《義疏》為本；引證則本諸《周禮》、《儀禮》，旁通曲達，靡不周悉。《記》云：「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故孔子於服制，分辨尤晰。若鄭氏之《喪服變除》，盧子幹之《禮記解詁》，阮諶之《三禮圖》，射氏之《音義隱》，莫不援引；故奧衍精通，輿《詩》並善。 《左傳》宗杜氏：於義疏則本劉光伯。杜氏之精義，皆從賈、服竊來，其淺處正復不少。孔氏惟杜之從，所引釋例之屬，又杜氏一家之學，亦奚貴焉！雖有劉光伯之規杜，理精詞辨，足以摧折武庫；孔氏概置評駁，不復遵用。故《左傳正義》雖大旨可觀，其失亦見。 「然則將如何而盡善耶？」曰：「《易》則宗《鄭注》而以李鼎祚所集之古注，及群書中所引之古注，足與《鄭注》相發明者附益之；次則取《左傳》中筮法都為一編附焉，所謂『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漢《易》梗概，於斯可復。《書》則采馬、鄭注，而益以《史記》中之以訓詁代經文者；其他漢《石經》及《說文》及顏師古諸家之說，亦復搜討靡遺，而後殫心詮解，庶復真古文之舊觀。《左傳》則采賈、服注；於土地名則取裴秀客、京相璠；其一二古文散見《說文》及群書者取以參考，庶《左傳》之古字古言，存什一於千百，而《春秋》亦賴以明；然後博稽載籍，為之疏釋，俾賈、服之學復顯於世。不遠駕穎達上耶？要之辟漢儒之閫奧，作孔氏之功臣，非好學深思之士，未克臻此！然則《五經正義》，有得無失，豈易言哉！」 考證： 迨宋朱子謂：「孔氏《正義》，《詩》、《禮》為上，《春秋》次之，《書》、《易》為下。」夫同出一時一人之手，而有得有失，何歟？〇博按：《舊唐書·孔穎達傳》云：「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琰等諸儒受詔撰定《五經》義訓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五經者，《易》、《書》、《詩》、《禮記》及《春秋左傳》也。箴孔氏之失者：曰「彼此互異」；曰「曲狥注文」；曰「雜引讖緯」。如同一七廟也，《書·咸有一德》之「七世之廟」，則申孔而難鄭，以為「天子立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而《禮記·王制》之「天子七廟」，則又申鄭之意，謂「天子立七廟，唯謂周也，玄說為長」。「祭感生帝之謂諦」，鄭說也；《禮疏》是鄭而非王肅；《春秋疏》又是王而非鄭，主「人帝為始祖所自出之帝」。兩說叄錯，將安適從？它如毛、鄭注《詩》，互有同異；孔氏既不能申毛以折鄭，又不能據鄭以評毛，此之為「義」，果孰為「正」？其顯然攻鄭，若「東方未明」疏之辯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斥鄭減晝五刻以裨夜為妄說，不可強為之辭；如此之類，百無一二。至於注文乖違，曲相牽就，其蔽也黨！緯書詭妄，好為傅引，其失也誣！斯皆孔氏之所百喙不能自解者。特是書題孔氏，撰非一人。《易》有馬嘉運、趙乾葉等對共參議，詳其可否。《書》有王德韶、李子云等對共詮敘。《詩》有王德韶、齊威等對共討論，辯詳得失。《禮記》則有朱子奢、李善信、賈公彥、柳士宣、范義、張權等對共量定。《春秋左傳》則有谷那律、楊士勛、朱長才等對共叄定。其姓名具見孔氏《五經正義序》，所謂「獨見膚淺，不敢自專」。雖開卷署「孔穎達奉勅撰」，其實非出一手；獨以孔氏稱者，徒以總纂專其名耳。按《新唐書·儒學孔穎達傳》明言「習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舊唐書·孔穎達傳》云：「明《左氏傳》、鄭氏《尚書》。」而正義用《書孔氏》、《春秋杜氏》；即此可知不出獨裁，與素所傳習者不同。厥後馬嘉運以共事之人而有異議，駁正其失。有詔更令裁定；功未就。永徽二年，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左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亦見《新唐書·儒學》本傳，則是再經更修，益非孔氏書之舊。而趙氏以為同出一時一人之手，誤矣。 胡培翬《詁經文鈔序》 經學莫盛於漢。自文帝置《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博士，其後增立五經博士，傳業寖廣，一經說至百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可謂盛矣！然諸儒講論六藝之文章鮮傳焉；以無裒集之者故也。漢儒說經，各有家法，不為向壁虛造。群經義疏之學，盛於六朝。皇、熊、沈、劉之倫，著錄繁夥。至唐孔沖遠修訂《五經正義》，賈、元、徐、楊諸家賡續有作，遂遍諸經；百川洄注，瀦為淵海；信經學之極軌也！宋時周、程、張、朱諸子講明義理，而名物制度猶必以漢儒為宗。逮至元明，講章時文之習勝，率多高心空腹，束書不觀，而經術日衰矣。 我國家重熙累洽，列聖相承，尊經重學，頒御纂欽定之書於天下；而又廣開四庫，搜羅秘逸，兩舉鴻博，一舉經學，天下之士，靡然向風。二百年來，專門名家者，於《易》則有半農、定宇惠氏父子惠士奇、惠棟、皋聞張氏張惠言、理堂焦氏焦循。於《書》有艮庭江氏江聲、西莊王氏王鳴盛、淵如孫氏孫星衍。於《詩》有長發陳氏陳啟源。於《春秋》有復初顧氏顧棟高。於《公羊》有顨軒孔氏孔廣森。於《禮》有稷若張氏張爾岐、慎修江氏江永、易疇程氏程瑤田、次仲凌氏凌廷堪。於《爾雅》、《說文》音韻有亭林顧氏顧炎武、東原戴氏戴震、二雲邵氏邵晉涵、懋堂段氏段玉裁、石臞王氏王念孫。於諸經，言天文則勿庵梅氏梅文鼎，言地理則東樵胡氏胡渭、百詩閻氏閻若璩，言金石文字則竹汀錢氏錢大昕。其讀書卓識，超出前人，自辟塗徑，為諸儒所未及者約有數端： 一曰「辨群經之偽」。如胡氏胡渭之《易圖明辨》辨河圖洛書、先天後天各圖非《易》《書》本有。王氏王懋竑之《白田雜著》辨《周易本義》前九圖非朱子所作。閻氏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惠氏惠棟《古文尚書考》辨東晉晚出之《古文孔傳》為梅賾偽托。毛氏毛奇齡《詩傳詩說駁議》辨子貢傳申培說為豐坊偽撰。是也。 一曰「存古籍之真」。如《易》《經》二篇，《傳》十篇，本自別行。王弼作注，始分《傳》附《經》。朱子《本義》復古十二篇。而明時修《大全》用程《傳》本，以《本義》附之；後坊刻去程《傳》，專存《本義》，仍用程《傳》本，而朱子書亦失其舊。自御纂《周易折中》改從古本，學者始見真面目。惠氏惠棟《周易本義辨證》詳言之。又如竹君朱氏朱筠之倡刊《說文》始一終亥之本。通志堂納蘭性德、抱經堂盧文弨之校刊《經典釋文》全書。是也。 一曰「發明微學」。惠氏惠棟之《易漢學》、《周易述》。張氏張惠言之《周易虞氏義》、《虞氏消息》。江氏江聲之《尚書集注音疏》。孫氏孫星衍之《尚書今古文註疏》。王氏王念孫之《廣雅疏證》。段氏段玉裁之《說文注》。黃梨洲黃宗羲、梅勿庵之本《周髀》言天文。邵二雲之重疏《爾雅》。焦理堂之重疏《孟子》。是也。博按：陳奐之《詩毛氏傳疏》，孫詒讓之《周禮正義》，作者之《儀禮正義》，陳立之《公羊義疏》、鍾文烝之《穀梁補註》，郝懿行之《爾雅義疏》，皆有所發明，徒以後出不之及，茲故為補之於此。 一曰「廣求遺說」。余氏余蕭客之《古經解鉤沈》。任氏任大椿之《小學鉤沈》。張氏張惠言之《周易鄭氏義》、《周易荀氏九家義》。孫氏孫星衍之《尚書馬鄭注》。邵氏邵晉涵之《韓詩內傳考》。洪氏洪亮吉之輯鄭、賈、服諸家說為《左傳詁》。臧氏臧鏞堂之輯《儀禮·喪服》馬、王《注》，《禮記》盧植《解詁》，《月令》蔡邕《章句》，《爾雅》古注。是也。博按：《書》有陳喬樅之《今文尚書經說考》、《尚書歐陽夏侯遺說考》；《詩》有陳壽祺之《三家詩遺說考》，陳喬樅之《四家詩遺文考》、《齊詩翼氏學疏證》，迮鶴壽之《齊詩翼氏學》；《左傳》有李貽德之《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皆後出為作者所未見，茲補錄之。 一曰「駁正舊解」。江氏江永之《深衣考誤》，辨深衣非六幅交，解為十二幅；《鄉黨圖考》辨治朝本無屋無堂。顧亭林《左傳杜解補正》、顧復初《春秋大事表》皆糾杜注諒暗短喪之謬。戴東原《聲韻考》以轉注為互訓，歷指前人解釋之誤。是也。 一曰「創通大義」。顧氏顧炎武之《音學五書》分十部，江氏江永之《古韻標準》分十三部，段氏段玉裁之《六書音均表》分十七部以考古音。王尚書王引之之《經傳釋詞》標舉一百六十字以明經傳中語詞非實義。凌教授凌廷堪之《禮經釋例》分《通例》、《飲食例》、《賓客例》、《射例》、《變例》、《祭例》、《器服例》、《雜例》以言禮之節文等殺。焦理堂之《易通釋》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以《易》解《易》，觸類求通而悟旁通、相錯、時行之三義。是也。博按：成蓉鏡之《周易釋爻例》，俞樾之《易窮通變化論》、《周易互體徵》，魏源之《書古微》、《詩古微》，莊存與之《周官記》，邵懿辰之《禮經通論》，劉逢祿之《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柳興恩之《穀梁大義述》，許桂林之《穀梁釋例》，劉師培之《左傳例略》，俞樾之《古書疑義舉例》，陳玉澍之《爾雅釋例》，皆能創通大義，徒以後出為作者所未見，故不及。 凡此皆本朝經學之卓卓者。其他閉戶研求，以其所得筆之於書，不可殫述。蓋惟上有稽古同天之聖人，而後下之服習者眾，彬彬乎超軼前代也！諸儒所注群經，成書具在；而其散見於文集者，或與友朋辨論經義，或剖析古今疑旨，或所注之經，句詮字釋，關涉大義者，別為文發之；又有札記之書，所釋非一經，經不數條，顧較通釋全經者時有創穫；裒而輯之，誠通經之軌轍已！然而諸儒著述，散在人間，為類甚繁，非博聞多識好學深思之君子，未易攬其全，集其成也！涇邑朱蘭坡先生以許、鄭之精研，兼馬、班之麗藻。出入承明金馬著作之庭二十餘年。內府圖籍，外間所未見者輒錄副本；先世培風閣藏書最審，而其萬卷齋所得秘本尤多，於是博採本朝說經之文，核其是非，勘其同異，分類編錄，名曰《詁經文鈔》，凡《易》八卷，《書》八卷，《詩》八卷[2]，《春秋》八卷，《周禮》十卷，《儀禮》五卷，《禮記》五卷，《三禮總義》十卷，《論語》、《孟子》附《群經義》共五卷，《爾雅》一卷，《說文》一卷，《音韻》一卷，總七十卷；《續鈔》又已積二十卷；其文多鈔自諸家集中；而解經之書，有分段箋釋，自成篇章，亦同錄入。尋其義例[3]，宗主漢儒，惟取證實之文，不取蹈空之論。至於一事數說，兼存並載以資考證，蓋欲讀者因文通經，非因經存文也。培翠曩歲在都，追陪講論，飫聞大旨；今獲睹是書之成，奉命作序，自慚膚末，無裨高深，惟敬述我朝經學之盛，與是書所以嘉惠藝林之意，揭之於篇，以諗來者。 陳壽褀《經郛條例》 《經郛》薈萃經說，本末兼賅，源流具備，闡許、鄭之閎眇，補孔、賈之闕遺，上自周秦，下迄隋唐，網羅眾家，理大物博。漢魏以前之籍，搜采尤勤，凡涉經義，不遺一字。其大端有十：一曰「探原本」。以經解經，厥義最古，如《三傳》、《禮記》所引《易》、《書》、《詩》，《爾雅》所釋《詁》、《言》、《訓》，是也。二曰「鉤微言」。奧訓眇辭，注家闕略，如《說文》所解，《廣雅》所釋，是也。三曰「綜大義」。發明指歸，會通典禮，如荀子之論禮樂，董子之論《春秋》史志，《通典》之歷議禮議服議，是也。四曰「存古禮」。三代遺制，周人能言，如《左氏傳》之稱《禮經》，《小戴記》之載《雜說》，是也。五曰「存漢學」。兩京家法，殊塗同歸，載籍既湮，舊聞廑見，如《史記》載《尚書》多古文說，《白虎通》引《經》多今文說，《漢書·五行志》多《三傳》先師之說，《五經異義》多石渠議奏之說，是也。六曰「證傳注」。古人解經，必無虛造，間出異同，皆有依據，如《毛傳》之合於雅詁，鄭箋之涉於魯、韓，是也。七曰「通互詮」。一家之說，或前後參錯而互相發明，如《鄭志》之通諸注差互，《箴膏肓》、《發墨守》、《起廢疾》之別《三傳》短長，是也。八曰「辯剿說」。晉代注家，每摭拾前人而不言所自，如《偽孔尚書傳》之本於王肅，杜預《左傳注》之本於服虔，郭璞《爾雅注》之本於樊孫，是也。九曰「正謬解」。大道多歧，習非勝是。實事求是，擇焉必精，如《易》之象數明，則輔嗣之玄宗可退；《書》之訓詁核，則仲真之《偽傳》可排；是也。十曰「廣異文」。古籀篆隸，易時遞變，眾家授受，傳本不同，如《說文》之古文，《玉篇》之異字，漢碑之異體，《經典釋文》之異本，是也。統諸十端，囊括古今，誠六藝之潭奧，眾論之苑囿！今仍厘為條例如左，覽者詳之。 一以經注經，此為漢學之先河。六藝指歸，具見《爾雅》。博文明事，首推《孟子》。《坊》、《表》二記，動引《詩》、《書》。《燕》、《聘》諸義，本詮《儀禮》。《春秋左氏傳》，說經尤夥；元亨利貞之辯，黃裳元吉之解，夏後之九功九歌，文、武之九德七德。《卷耳》能官人，則《大戴記》、《逸周書》具之。《虞書》數舜功，則四凶十六相詳之。豈獨王應麟所舉《外傳》叔向、單穆公、閔馬父、左史倚相、觀射父、白公、子張諸人，其言有功聖學，在漢儒訓詁之前哉！今並輯錄以資討源。 一經中援經，有不標經名，實據經義者。如《禮記·檀弓》「仲遂卒於垂」云云，即據《春秋·宣八年》之文。《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至「歸格於祖禰用特」，即據《尚書·堯典》之文。《文王世子》「庶子之正於公族」以下，即據《周官》諸子、司士、甸人諸職之文。《燕義》篇首亦引《周官·庶子》之文。《郊特牲》「鄉人裼」云云，即據《論語》「鄉人儺」之文。「大羅氏」云云，即據《周官·羅氏》之文。《郊特牲·冠義》以下，即據《儀禮·士冠禮》之文。《內則》「凡食齊視春時」以下，即據《周官》食醫、庖人之文。此類必由經傳洽熟，乃能左右逢源。《逸周書》中如《職方解》，《大戴禮記》中如《哀公問》、《曾子大孝》、《諸侯釁廟》、《朝事》、《投壺》、《本命》諸篇，有與《周官》、《小戴記》相出入者，宜皆詳錄。至乃孤章斷句，文字異同，或其本傳習各殊，如《公羊》文十二年《傳》引「惟善竫言」云云，《禮記·緇衣》引《周田》「觀文王之德」，是也。或其詞檃括相就；如《左氏》隱六年、莊四年《傳》並引《尚書》有「惡之易也」四字，僖十三年、三十三年，昭二十年《傳》並引《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之語，是也。舉此見例，他經可推。 一經中援經證事，本非釋經。然如《左氏》隱元年《傳》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大雅·既醉》鄭《箋》即轉引此《傳》為說；則左氏最先得經意矣！此類義在探原，亦宜詳錄。 一經中引經，如《禮·坊記》引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檀弓》同。鄭註：「《高宗》名篇在《尚書》。」《喪服四制》引《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論語》同。下雲「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則此語當在《高宗之訓》，而非《無逸》所稱。《左氏傳》引《夏書》曰「維彼陶唐」至「乃滅而亡」，賈、服、孫、杜皆解為夏桀之時，《夏書》止於《胤征》，當仲康世，則此語當在百篇之外，而非《尚書》所有。此類歸之逸經，附每經後。 一所采群經，皆取其援引他經者。至於一篇之內，前後相承，數卷之間，異同互見，義具本書，無庸贅錄，如《三傳》之釋《春秋》凡例，是也。惟《禮記》為七十子之徒，各述所聞，辭非一家，事有萬族，義類繁博，錯綜紛拏，為之條分櫛比，則不獨會通本書，且參校古制，愈於後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禮。又春秋時，周禮在魯，左氏魯人而善於禮，《傳》中援禮最詳，所稱「先王之制」「先王之令」，皆是物也，是故發凡起例，咸周公之禮經，三聘五朝，乃文襄之霸制，蓋非好學深思，不能心知其意。今於此二書，特廣條緒，異乎他經，剖纖析微，實有裨於禮學。 一《春秋》三傳事跡，它書所載，多相出入。明薛虞畿有《春秋別典》，國朝陳厚耀有《春秋戰國異詞》，今不重采。 一《說文解字》引經之例：有用正訓與次訓不相蒙者，如《口篇》「嘽[4]」字，引《詩》「嘽嘽駱馬」，義為「喘息」，與「喜也」之訓隔。《齒篇》「」字，引《春秋傳》「皙」，義為「齒相值」，與「齧也」之訓隔，是也。有用次訓與正訓不相蒙者；如《人篇》「假」字，引《虞書》曰「假於上下」，義為「至」，不與「上非真」之訓相屬。《土篇》「垐」字重文「堲」，引《虞書》曰「龍，朕堲讒說殄行」，義為「疾惡」，不與上「以土增大道上」之訓相屬。是也。有字止一訓，引經為假借者；如「」訓「人姓」，《商書》借為「無有作」。「哼」訓「口氣」，《詩》借為「大車啍啍」。「蹡」訓「行皃」，《詩》借為「管磬蹡蹡」。是也。至若「」訓「艸木相附，麗土而生」，引《易》「百穀草木於地」，與本義合。《易釋文》云：「草木麗，《說文》作」，是唐以前《說文》如此。《玉篇》引《易》同《說文》，是顧野王尚見漢《易》有作「」字者。「寷」訓「大屋也」，引《易》「寷其屋」，與本義合。《釋文》云：「豐其屋，《說文》作寷」，是唐以前《說文》如此。《廣雅》：「寷，大也。」是張揖尚見漢《易》有作「寷」字者。則不必執古文《易》之本字不為「」為「寷」也。「」訓「至也」，讀若「摯」同，一曰「《虞書》雉」，與鄭君《尚書注》「摯之言至」合。「炪」訓「火光」當依《類篇》所引，光上增不字，引《商書》曰「予亦炪謀」，與《經》「予若觀火」義相應。「」訓「迮也」，引《周書》「常常任」；「迮」為迫近之義，「常」為近侍之官，與揚雄、胡廣《侍中箴》合。「詷」訓「共也」，引《周書》「在後之詷」，與馬融本《尚書》合，與《禮記》注「詷之言同」亦合。則不必執古文《尚書》之本字不為「」為「炪」為「」為「詷」也。此類循文考義，務在求是，不可苟同，亦不可立異。 一《說文》引經，因文散舉，雖繁簡錯綜，皆可尋其條理。故有上下數文輒隨字類系者，如《示篇》「祡」字，引《虞書》；下文「禷」字，即釋「類於上帝」。《玉篇》「瑗」字，引《爾雅》；下文「環」字，即舉「肉好若一謂之環」。「瑁」字引《周禮》；上文珽、瓛、瑒字即並舉玉人之文。是也。有一句數字，輒隨字類系者，如《玉篇》「玕」引《禹貢》「球琳琅玕」，上文即載「琅」字。《牛篇》「」引《春秋傳》「牻」，上文即載「牻」字。《口篇》「唸」引《詩》「民之方唸」，下文即載「」字。是也。又有不箸經名，實用經語者，如《示篇》「祠」字注「仲春之月」云云，用《月令》文。「」字注「地反物為」，用《左氏傳》文。是也。有不箸經名，實系經字者，《潛研堂答問》嘗舉異文「塙」、「」、「」、「捊」、「扴」、「戩」等三百餘字，有合有違，宜別擇之，此外尚多，當更搜采。有引某說，即系經說者，如《卜篇》「貞」字，引京房說，即京《易章句》釋「貞」字之義。《篇》「」字引徐巡說，即釋《尚書》「寬而栗」之義。《篇》「隉」字引徐巡說，即釋《秦誓》「邦之柳隍」之義。巡受《古文尚書》。《心篇》引博士說，即三家《尚書》說《洪範》之文。《五經異義》可證。《水篇》「溺」、「濕」、「汶」字，引桑欽說，即釋《禹貢》之文。欽受《古文尚書》。《黹篇》「黻」字引衛宏說，即宏《古文尚書訓旨》釋《皋陶謨》「黼黻」之文。《玉篇》「玭」字引宋宏說，即釋《禹貢》「玭珠」之文。宏從孫登少傳《歐陽尚書》，見《後漢書》登傳，然則宏亦為今文之學者歟。《篇》「」字引歐陽喬說，喬高義同，形聲近。即《歐陽尚書章句》釋《牧誓》「如豺如離」之文。據《史記·周本紀》引《牧誓》可證。 《木篇》「檹」字引賈侍中說，似侍中《四家詩同異》中說「檹桐梓漆」之文。《牛篇》「犧」字引賈侍中說，似《古文尚書訓》中說《微子》「犧牲牷」之文。《酉篇》「酏」字引賈侍中說，[5]似《周官解詁》中釋酒正之文。《亞篇》引賈侍中說，似《左氏傳解詁》中釋文六年《傳》「為亞卿焉」之文。《辵篇》「造」引譚長說，亦釋《禮記·王制》造士之文。其餘稱賈侍中說者或非經解，貴審別擇，庶無誤收。 一《說文》引經，有散見於它字讀法中者，但須節錄其句。如《竹篇》「莩」讀若《春秋》「魯公子彄」。《言篇》「誃」讀若《論語》「誃予之足」之類。至於「」讀若《春秋傳》曰「輔」，「辵」讀若《公羊傳》曰「辵階而走」，「」讀若《虞書》曰「三苗」之，「」讀若《詩》「大猶」，即用本字為音，與全書之例不合，近儒以為傳寫淆訛。案此或「讀若」下脫一比音之字。「之」二字則衍耳。傳寫者未必改注中易識之「竄」、「秩」、「」、「」也。又如「繻」既「需」聲，又言「讀若《易》『繻有衣』」，則「讀若」二字為衍也。又如引《書》「栞」讀若刊，「圉」讀若驛，而今本《尚書》即為刊字驛字。引《春秋》「嵒」讀若聶，而今本《春秋》即為聶字。此類或由後人改易，相沿至今。或古文今文，傳授異本。 一《說文》引經之字，重文者，有古文、籀文、篆文或字諸體；並附載。 一小學之書，《說文》、《廣雅》最與《爾雅》相輔，詁訓名物，敷證極博，輒依部居，逐字甄采。《玉篇》以下頗經竄亂，必擇明引經句者錄之。旁至漢魏碑銘，《釋藏》音義，文字異同，靡不搜討。 一漢儒傳注，有古學今學之分，必先考其家法，然後異同可辯。鄭司農先事京兆第五君，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又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其自序云：「遭黨錮之事，逃難，注《禮》。黨錮事解，注古文《尚書》、《毛詩》、《論語》。為袁譚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鄭志》：「炅模問《坊記》注以《燕燕》為定姜之詩？答云：『為記注時，執就盧君，先師亦然。後得《毛公傳》，而為《詩注》，更從毛本。』」故鄭君注《禮》，《易》用京氏，《詩》用韓、魯，《公羊春秋》用顏氏。此其證也。典午以後，家法遂亡。河洛之間，尚遵古學。迄於唐初，得失參半。今自見存兩漢傳注以下，唐人義疏以前，及諸散佚古注，凡釋此經而引彼經者，並采；所以博存異義，補綴闕遺。 一群經佚注，近多編輯成書，並雅材好博，收拾闕遺。今所纂經說，系取諸諸家章句之外。凡諸佚注，不盡復錄，然採獲浩博，篇牘牽連，即莫不貫串其中，闕漏亦鮮矣！ 一《經典釋文》所采諸本異字，諸家異讀，並錄。 一偽書如《家語》、《孔叢子》之類亦采者，如讞獄之當具兩造。 一周秦諸子，未遭燔經。漢儒先師，荀卿最近。賈傅、董生絕學如線，淮南、劉向雜家博收。《論衡》以下，條緒可尋。訖於《家訓》，辨難頗核。它如弘景藥錄，多通雅詁。甄鸞算術，專釋五經。今並餚核百家，溯洄六學。例諸介純夏，廣徵尸子之大名；槐檀柞楢，旁援鄒書之改火。 一史部起《史記》迄《唐書》，稽討志傳，鉤提疏議。二京經業，可一字而千金。五代儒林，孰重南而輕北？至於《通典》之淹貫《禮》說，《水經注》之研核地理，闡助經義，是為閎博。 一子注史注有涉經義者，並采以資證明。其為訓釋本書，使文義易曉者，稍擇最要，附綴每條。 一逸緯及唐以前逸子、逸史、別史、傳記有涉經義者，悉采。 一六朝以前通人纂箸，史傳而外，文集間存，苟於經術有裨，不廢采求散佚。 一采書悉仍原文，寧詳毋略，每書必標每卷每篇以明所征。有據善本訂誤者，附註其下。 一卷首仿《經典釋文》之法，為序錄若干卷，以稽家法，考廢興。 一總經編纂之例，凡宏章鉅典，眾論如林，及閎說眇旨，綜括經解，皆提綱挈領，不宜破碎；取劉向《別錄》之法，為通論若干卷；取班固《白虎通義》、杜佑《通典》之法，為目若干條。 一分經編纂之例，逐條排比，離析章句，各依漢儒家法。其古學今學，焯然可知者，循其義類，按次綴輯。有所闕疑，以類附當篇末。 一編纂之例，每條先揭本經篇名，次錄所采之書。《易》上下經題某卦，《書》、《詩》、《儀禮》、《禮記》、《爾雅》題某篇，《周禮》題某職，《春秋三傳》題某公某年，《論語》、《孝經》、《孟子》題某章。文字異者，悉標經句以便循省。其為傳注證明者，並列傳注本文於章句下。 蒙文通《議蜀學》 清代經術之明，稱軼前世！乾嘉之間，家研許、鄭氏書，博名物，窮訓詁，造述之宏，不可遍計而周數也！迄乎近世，特識之士，始喟然慨清儒之無成，獨贊古音之學，實能於散漫繁惑之中，明其統理，斯為足尚，則清學之窮矣！ 夫清儒述論，每喜以小辯相高，不務守大體；碎辭害義，野言亂德，究歷數，窮地望，卑卑於文字章句之末，於一經之大綱宏旨或昧焉！雖矜言師法，又未能明於條貫，曉其義例，求其能若惠氏惠士奇、惠棟、張氏張惠言之於《易》，孔氏孔廣森、莊氏莊存與之於《春秋》，金氏金榜、凌氏凌廷堪之於《禮》者，殆不可數數覯！則清學之敝為不可諱也！ 道窮則變，逮其晚季。而浮麗之論張，儒者侈談百家之言，於孔氏之術稍疏。經術至是，雖欲不改弦而更張之，誠不可得！井研廖先生廖平崛起斯時，乃一屏碎末支離之學不屑究，發憤於《春秋》，遂得悟於禮制。《今古學考》成，而昔人說經異同之故，紛紜而不決者，至是平分江河，若示諸掌，漢師家法，秩然不紊。蓋其識卓，其斷審，視劉宋以下游談而不知其要者，固倜乎其有辨也！故其書初出，論者比之亭林顧氏顧炎武之於古音，潛邱閻氏閻若璩之於古文《尚書》，為三大發明。於是廖氏之學，自為一宗，立異前哲，岸然以獨樹而自雄也。蓋三百年間之經術，其本在小學，其要在聲韻，其詳在名物，其道最適於《詩》、《書》，其源則導自顧氏者也。廖氏之學，其要在《禮經》，其精在《春秋》，不循昔賢之舊軌，其於顧氏固各張其幟以相抗者也。世之儒者，競言許、鄭氏學，然徒守《說文》《禮》注耳。廖氏本《五經異義》以考兩漢學說，今古家法，厘然不亂，此獨非許、鄭之學乎？今古之學既明，則孫、黃、胡、曹之禮書為可廢。此左庵先生《周禮古注集疏》之所由作也。然不有乾嘉諸儒之披荊榛，尋舊詁，以導乎先路，則雖有廖氏無所致其功。惟廖氏之學既明，則後之學者可以出幽谷，遷喬木。於擇術誠不可不審也！ 尋廖氏之學，則能推知後鄭之殊乎賈、馬，而賈、馬之別乎劉歆，劉歆之別乎董、伏、二戴，漢儒說經分合同異之故，可得而言。左庵先生其最也！斯豈乾嘉老碩所及知乎！左庵四世專《左氏》之學，及既入蜀，朝夕與廖氏討校，專究心於《白虎通義》、《五經義異》之書，北游燕、晉，晚成《周官古注集疏》、《禮經舊說考略》，曰：「二書之成，古學庶有根底，不可以動搖也！」左庵之於廖氏，儻所謂盡棄其學而學焉者耶！其尊推廖氏也，曰：「貫徹漢師經例；自魏晉以來，未之有也！」則海內最知廖氏學者，宜莫過於左庵。今世紛紛言今古學，而左庵《禮疏》全帙未顯，則古學可得而言乎！廖氏欲作《王制義證》，康更生欲作《孔子會典》，又皆不成，則經學可得而言乎！昧者不察，乃拘牽於文字異同之故以立論，斯亦游談夢囈已耳！豈足道哉！ 廖氏既成《今古學考》，遂欲集多士之力，述《十八經註疏》，以成蜀學。夫伊、洛當道喪學絕之後，猶能明洙泗之道，紹孟學之統，以詔天下。蜀人尚持其文章雜謾之學，以與朔、洛並驅。自顧氏以迄於今，其道已敝！吳越巨儒復已悔其大失，則蜀中之士，獨不思闡其鄉老之術以濟道術之窮乎！是則承學之士，所宜熟思而慎擇者也！然吾之所以欽夫廖氏，匪曰《禮經》焉爾！而尤樂其論《春秋》。《三傳》異同，為學者所難明，由來舊矣！廖氏匡何、范、杜、服之注，以闡傳義，復推公、穀之文，孰有先師之故義，孰為後師所演說，本之於經以折中《三傳》之違異。蓋自五家並馳以來，言《春秋》，固未有盛於此日者也！漢儒窘於師法，是謂知傳而不知經。宋儒於傳猶有所未喻，則經於何有！清儒之高者，或能發明漢師之說，是謂知注。下者視六藝，猶《說文》、《漢書》已爾，何足道哉！惟先生本注以通傳，則執傳以匡注，由傳以明經，則依經以訣傳。左庵謂廖氏長於《春秋》，善說禮制。吾謂廖氏之說禮，魏晉以來，未之有也！至其考論《春秋》，秦漢而下，無其偶也！七十子喪而大道乖。穀梁屬傳，當尸子、孝公之世；蓋自子夏之歿，徒人各安其意以離其真，而《春秋》晦！先生起數千載之下，獨探其微緒，中其本義，不眩惑乎三家之言。謂廖氏之言《春秋》，僅次游、夏而已可也！則亦司馬、北宮之徒乎！六國而後，未易比擬！嗚呼！亦已偉矣！近者先生方論《詩》、《易》於錦城，闡其六變之說，蓋其道益以幼眇難知。而愚方滯隃中，尚未得聞其指要，不敢論，以俟面聆天人六譯之緒者贊而辨之！ 考證： 廖氏本《五經異義》以考兩漢學說，今古家法，厘然不亂，此獨非許、鄭之學乎？〇博按：漢學經生有專家，有通學。《詩》之有毛公傳，《春秋公羊》之有何休學，專家之學也。至許慎則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而鄭玄自稱「博稽六藝」，通學也。大抵西京多專家，後漢喜通學，而許、鄭則通學之桀。其著書可考見者：《後漢書·儒林傳》曰：「許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夫《說文》集詁訓之大成，既為清儒古文學者所宗，而《異義》明今古之異學，亦為清儒今文學者所寶。《異義》，許慎所撰，鄭玄有駁，隋唐《經籍志》箸錄十卷，宋時已佚。近人編輯，有秉水王複本，陽湖莊葆琛本，嘉定錢大昕本，曲阜孔廣森本，閩縣陳壽祺本；而陳本上中下三卷，最晚出，有條理，疏證亦極精核。井研廖平本《五經異義》以考兩漢學說，《今古學考》成，而昔人說經異同之故，紛紜而不決者，至是平分江河，漢師家法，秩然不紊，而《五經異義》之學蔚為大觀，《異義》之有廖氏，猶《說文》之有段玉裁也。《後漢書·鄭玄傳》云：「凡玄所註：《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傳於後者，有《毛詩》箋，《周禮》、《儀禮》、《禮記》注。番禺陳澧《東塾讀書記》曰：「《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也。』《釋文》引此鄭君注經之法，不獨《詩箋》為然！《周禮序》云：『二鄭，同宗之大儒，今贊而辨之。』贊即表明也；辨即下己意也。《後漢書·儒林傳》云：『鄭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何平叔《論語集解序》云：『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尚書注》雖已佚；焦理堂輯《禹貢注》而釋之云：『鄭注一本於班氏《地理志》，間有不合者，必別據《地說》等書，明言所以易之之義。』然則鄭君注《周禮》、《儀禮》、《論語》、《尚書》，皆與箋《詩》之物無異。有宗主，亦有不同；此鄭氏家法也。何邵公《墨守》之學，有宗主而無不同。許叔重《異義》之學，有不同而無宗主。惟鄭氏家法兼其所長，無偏無弊。」闡明鄭學，可謂深究流別者矣！ 註解： [1]　作者原註：此文博據《十三經註疏》、《晉書》、《南北史》稍加改訂。 [2]　「《詩》八卷」原脫，據《詁經文鈔》補。 [3]　例，原作「調」，據文意改。 [4]　嘽，原作「禪」，據《說文解字》改。 [5]　「似《古文尚書訓》中說《微子》『犧牲牷』之文。《酉篇》『酏』字引賈侍中說」原脫，據《經郛》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