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講義 · 第五章 結論——國學之進步

中國學術，除文學不能有絕對的完成外，其餘的到了清代，已漸漸告成，告一結束。清末諸儒，若曾國藩、張之洞輩都以為一切學問，已被前人說盡，到了清代，可說是登峰造極，後人只好追隨其後，決不再能超過了。我以為，後人僅欲得國學中的普通學識，則能夠研究前人所已發明的，可算已足，假使要求真正學問，怕還不足罷！即以「考據」而論，清代成就雖多，我們依著他們的成規，引而申之，也還可以求得許多的知識。在他們的成規以外，未始沒有別的途徑可尋，那蘊蓄著未開闢的精金正多呢！總之，我們若不故步自封，欲自成一家言，非但守著古人所發明的於我未足，即依律引申，也非我願，必須別創新律，高出古人才滿足心愿。這便是進步之機。我對於國學求進步之點有三： 1. 經學 以比類知原求進步。 2. 哲學 以直觀自得求進步。 3. 文學 以發情止義求進步。 ——畢竟講來，文學要求進步，恐怕難能呢？ 清 張之洞隸書五言聯 清代治經學較歷代為尤精，我在講經學之派別時已經講過。我們就舊有成規再加講討，原也是個方法。不過「溫故知新」，僅「足以為師」，不足語於進步。我們治經必須比類知原，才有進步。因前人治經，若宋、明的講大體，未免流於臆測妄斷；若清代的訂訓沽，又僅求一字的妥當，一句的講明，一制的考明，「擘績補苴」，不甚得大體。我們生在清後，那經典上的疑難，已由前人剖析明白，可讓我們融會貫通再講大體了。 從根本上講，經史是決不可以分的。經是古代的歷史，也可以說是斷代史，我們治史，當然要先看通史，再治斷代的史，才有效果，若專治斷代史，效果是很微細的。治經，不先治通史，治經不和通史融通，其弊與專治斷代史等，如何能得利益？前人正犯此病。所以我主張比類求原，以求經史的融會，以謀經學的進步。如何是比類求原？待我說來！經典中的《尚書》《春秋》，是後代「編年」「紀傳」兩體之先源。劉知幾曾說「記傳」是源於《尚書》，「編年」是源於《春秋》。章學誠也曾說後代諸史皆本於《春秋》。這二人主張雖不同，我們考諸事實，諸史也不盡同於《尚書》《春秋》，而諸史濫觴於彼，是毫無疑義的。所以治經：對於「制度」，下則求諸《六典》《會典》諸書，上以歸之於《周禮》《儀禮》。對於地理，下則考諸史及地輿志，上以歸之於《禹貢》及《周禮·職方誌》。即風俗道德，亦從後代記載上求源於經典。總之，把經看作古代的歷史，用以參考後世種種的變遷，於其中看明古今變遷的中心。那麼，經學家最忌的武斷、瑣屑二病，都可免除了。未來所新見的，也非今日所可限量呢！ 中國哲學在晉代為清談，只有口說，講來講去，總無證據。在宋、明為理學，有道學問、尊德性之分，自己卻漸有所證。在清代，專在文字上求，以此無專長者，若戴東原著《孟子字義疏證》，阮芸台講性命。陳蘭甫著《漢儒通義》，也僅在文字上求、訓詁上求，有何可取！要知哲理非但求之訓詁為無用，即一理為人人所共明而未證之於心，也還沒有用處的，必須直觀自得，才是真正的功夫。王陽明輩內證於心，功夫深淺各有不同，所得見解，也彼此歧異，這也是事實上必有的。理，仿佛是目的地，各人所由的路，既不能盡同，所見的理，也必不能盡同；不盡同和根源上並無不合呢。佛家內證功夫最精深，那些墮落的就專在語言文字上講了。西洋哲學，文字雖精，仍是想像如此，未能證之於心，一無根據，還不能到宋學的地步，所以彼此立論，竟可各走極端的。這有理論無事實的學問，講習而外，一無可用了。近代法國哲學家柏格森漸注重直覺，和直觀自得有些相近了。總之，講哲理決不可像天文家講日與地球的距離一樣，測成某距離為已精確了。因為日的距離，是事實上決不能量，只能用理論推測的，那心像是在吾人的精神界，自己應該覺得的。所以，不能直觀自得，並非真正的哲理，治哲學不能直觀自得便不能進步。 文學如何能求進步？我以為要「發情止義」。何為發情止義？如下述：「發情止義」一語，出於《詩序》。彼所謂「情」是喜怒哀樂的「情」，所謂「義」是禮義的「義」。我引這語是把彼的意義再推廣之：「情」是「心所欲言，不得不言」的意思，「義」就是「作文的法度」。桐城派的文章，並非沒有法度，但我們細讀一過，總覺得無味，這便因他們的文，雖止乎義，卻非發乎情。他們所作遊記論文，也不過試試自己的筆墨罷了。王漁洋的詩，法度非不合，但不能引人興趣，也因他偶到一處，即作一詩，仿佛日記一般，並非有所為而作的。清初侯方域、魏叔子以明代遺民，心有不平，發於文章，非無感情，但又決無法度。明末大儒黃梨洲、王船山，學問雖博，雖有興亡感慨，但黃文既不類白話，又不類語錄，又不類講章，只可說是像批語，王船山非常生硬，又非故意如此，都可說是不上軌道的。所以文學非但要「止乎義」，還要「發乎情」。那初作文，僅有法度，並無情，用以練習則可，用以傳世則不可，仿佛習字用九宮格臨帖，是不可以留後的。韓昌黎自以為因文生道，顧亭林對於這話有所批評。實在昌黎之文，並非無情無義，若《書張中丞傳後》，自是千古必傳的，可惜他所作碑誌太多，就多止於義不發於情的了。蘇東坡的史論，有故意翻案的，有不必作的，和場屋文一般，也非發於情之作。古文中非無此流，比較的少一些，詩關於情更深，因為詩專以寫性情為主的。若過一處風景，即寫一詩，詩如何能佳？宋代蘇、黃的詩，就犯此病。蘇境遇不佳，詩中寫抑鬱不平的還多，而隨便應酬的詩也很多，就損失他的價值了。唐代杜工部身遇亂世，又很窮困，詩中有情之作，可居半數，其他也不免到一處寫一首的。杜以前諸詩家，很少無情之作，即王、孟也首首有情的。至古代詩若《大風歌》《扶風歌》全是真性情流出，一首便可傳了！ 詩文二項中：文有有法無情的，也有無法有情的；詩卻有情無法少，有法無情多；近代詩雖淺鄙，但非出乎軌外。我們學文學詩，初步當然要從法上走，然後從情創出。那初步即欲文學太史公，詩學李太白的，可稱狂妄之人呢！我們還要知文學作品忌多，太多必有無情之作，不足貴了。 二三十年前，講文學，只怕無情，不怕無義。梁任公說我是正統派，這正統派便能不背規則的。在現在有情既少，益以無義，文學衰墮極了。我們若要求進步，在今日非從「發情止義」下手不可。能發情止義，雖不必有超過古人之望，但詩或可超過宋以下諸詩家，文或可超過清以下諸文家！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