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新論 · 五

依照上述，中國傳統政治，注重在政府之職能。故設一官，必有一官之職，而有一職，即有一種稱職與不稱職之責。然則，管理和監察此種責任者又是誰？在中國傳統政治里，特設有御史和諫官。御史本是代替皇帝和宰相來負責監察政府下面官員之稱職勝任與否，而諫官則是負責來監察皇帝的。依照歷史演變講，宰相在封建時代，論其名義，只是一個管家，故稱宰；或副官，故稱相。但一到秦漢以後郡縣時代，大一統政府產生，皇帝化家為國，於是管家的變成管理全國行政，封建家庭中的私職變成了大一統政府里的公職。宰相原先只是一個皇帝的總管家，亦可說是皇帝的代理人，但又可說是一個副皇帝。宰相在漢代也稱丞相，丞字同樣是一種副官之稱。副皇帝代表皇帝來管理國事，同時也代表皇帝來負其不稱職的責任。 這一轉變，意義卻甚深甚大，但在中國史上，此種大變化，也只是一種潛移默運，和緩地變了，並沒有急劇明顯的革命鬥爭為之判然劃分。這最是中國史之難讀處，同時又是對中國史之必先了解處。 御史大夫在漢代是一個副宰相。副宰相又有兩個副官，一是負責代宰相管理監察政府，不論中央與地方的下屬官吏。另一副官則代宰相負責管理監察皇帝及皇室。一個叫御史丞，一個叫御史中丞，中丞是處內廷的。換言之，御史丞監察外朝，即政府。御史中丞監察內朝，即皇室。由此觀之，皇帝也該受監察，監察皇帝的也該是宰相。但宰相不便直接監察皇帝，而且宰相總攬全國行政大權於一身，已是不勝其重，才把監察之職分給副宰相，即御史大夫。而御史大夫要監察全國上下，仍嫌職責太重，才把監察之職再分給兩丞。一負監察中央及地方政府之責，一負監察皇帝並及皇帝之家及宮廷之責。若把皇帝作為第一級官，宰相是第二級，御史大夫是第三級，則御史中丞最高已屬第四級。但第四級官有權監察第一級，這一點又是中國傳統政治里一種最寓精義的編配。 當知大職負大任，小職負小任。皇帝的大任，專在任用宰相，能用得到好宰相，皇帝責任已盡。宰相權任太重，發號施令，決定萬機，這是更重大的，才把監察之責交與副宰相御史大夫。副宰相只綜握監察大權，至於專責監察皇帝與皇室，那又比較職小而任輕，易於擔當了，才把此職責交與御史中丞。我們若明白這一層意義，則由第四級官來監察第一級官，自是毫不足怪。同樣的道理，在漢代六百石俸的州刺史，可以監察二千石俸的郡太守。因郡太守負責一郡行政，自屬職高任重，州刺史只負責察看郡太守做差了事沒有，自屬職小任輕，這些全該從中國傳統政治偏重職能的理論來觀察。你若只說中國傳統政治只是君權專制，只是高壓黑暗，你雖可欺騙現代不讀書的中國人，但若使古人復起，他到底要喊冤枉。 上述制度逐步演變，到唐代遂有台諫分職。台官指的是御史台，專負糾察百官之責。諫官則專對天子諫諍過失而設。論其職位，諫官還是宰相之屬官，而御史台則成一獨立機關，不再是宰相的直轄部屬了。任用宰相，權在皇帝。任用諫官，則權在宰相。諫官之職在諫皇帝，不諫宰相，也不得彈劾朝廷百官。彈劾朝廷百官是御史台的職分。照唐代習慣，宰相見皇帝討論政事，常隨帶諫官同去。遇皇帝有不是處，諫官即可直言規正。如此則宰相與皇帝雙方有一緩衝，可免直接衝突。而諫官職分，本來又是要他來諫諍的，所以他盡直言也不會得罪。即使得罪了，宰相可以把他免職降黜，一面顧全了皇帝面子，一面不致牽動到宰相之自身。至於那諫官呢？他也不怕罷免，橫豎一小官，罷免值不得什麼，而他可博得直言敢諫之譽，對他將來政治地位，反而有益。這些全是中國傳統政治裡面運用技術的苦心處。惜乎現代人只把舊傳統一口罵盡，再也無心來體味。 宋代這方面，又遠不如唐代。那時規定台官諫官均不得由宰相推薦，於是諫官也不屬於宰相，他們的職分，變成不是與皇帝為難，而轉移鋒芒來和宰相為難了。於是宰相無法糾繩皇帝，除非是和皇帝直接衝突。而宰相身旁，卻多了一個掣肘的機關。因御史只限於彈劾違法和不盡職，而諫官則職在評論是非，兩職顯有分別。在唐代是諫官幫助宰相，在皇帝前面評論皇帝之是非。在宋代是諫官在宰相旁邊，來評論宰相的是非了。照理，政府各部分職務上的是非得失，各部分負責人都有發言權，諫官則專用來對皇帝諫諍的，那是宰相的一分職。本來用意，該是用相權來限制君權的，而現在則轉成君權用來限制相權了。這一制度之轉變，顯見是出於皇帝之私心。而且諫官職分本來在評論是非，評論錯了也不算違職，也不算犯法，如是則政府中橫生了一部分一專持異見不負實責的分子，形成了諫官與政府之對立，即諫官與宰相之對立。但相權究竟即是君權之化身，後來宋神宗信用了宰相王安石，竭力想推行新法，而一輩諫官，橫起反對，連神宗也無奈之何。這是皇帝自食其果了。再到後來，因諫官習氣太橫，太多是非，激起政治上反動，大家不理會他們的胡鬧，終於台官諫官，在政府里全不發生作用了，這又是諫宮之自食其果。可見一種政治，果是太不合理，它自己會失敗，行不通。若說中國自秦以來傳統政治，老是專制黑暗，居然得維持了兩千年，那顯然是不通人類歷史公例的一種無知妄說了。 到明代，又索性把諫官廢了，只留給事中，而給事中的職權也獨立了。它的職權還是在審核皇帝詔旨，若給事中認為不合，可以把皇帝詔旨退還。在唐代，給事中本是宰相屬員，不過幫助宰相把所擬詔旨，再加一番審核，審核有不是處，那道詔旨可以重擬。擬詔是宰相之權，審核依然是宰相之權，把一個權分兩番手續來行使，這是審慎，不是衝突。但在明代則不然，一切政令從六部尚書發下，都須經給事中審核。給事中是分科的，吏部有吏部的給事中，兵部有兵部的給事中，戶部有戶部的給事中，這都是專門分職的。在職位上，他們是下級官，在名義上，他們只是參加意見。給事中的駁議，在當時名叫科參，是分類參加意見之義。但因他們是獨立機關，只負發表意見之責，不負實際上行政利害成敗之責。於是實際負責的長官，反而不得不接受他們的意見。萬一不聽科參意見，而闖出亂子，豈不是更長科參氣焰，更增自己罪戾嗎？於是不負責任的下級官，反而陰握了暗中的決定權，那不能不說是明代政制一失敗。但明太祖廢了宰相，也幸得有此一職，遂使皇帝和內閣大學士的詔令，也有行不下的阻礙，還是得失參半。 到清代，連給事中的職權也廢止了，於是真成為皇帝專制，皇帝的命令，真可無阻礙地一直行下。在清代叫做台諫合一。在這時，政府里只有彈劾百官違法與不盡職的，再沒有對政事發表意見，評論是非得失的，那豈不是政制上一大大的失敗嗎？就便利皇帝專制言，那也可算是勝利，非失敗，但到頭則落得一個大失敗。滿清一代的皇帝專制，終於是完全失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