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新論 · 五

宋代以後的中國社會，開始走上中國的現代型。第一是中央集權之更加強，第二是社會階級之更消融。魏、晉以下的門第勢力，因公開考試制度之長期繼續，已徹底消滅，商業資本難於得勢，社會上更無特殊勢力之存在。我們若把分裂性及階級性，認為封建社會之兩種主要特徵，則宋代社會可說是距離封建形態更遠了。然而正為此故，遂使宋代社會，在中國史上，顯為最貧弱，最無力。一個中央政府高高地擺在偌大一個廣闊而平鋪的社會上面，全國各地區，誰也沒有力量來推動一切公共應興應革的事業，像水利興修，道路交通，教育宗教一切文化事業，社會沒有力量，全要仰賴中央，這是不可能的事。一到金胡南下，中央政府崩潰，社會上更無力量抵抗或自衛，其所受禍害，較之晉代五胡亂華一段更深刻，更慘澹。 中國傳統政權逐步遷移到南方，蔡京、秦檜、韓侘胄等權臣，先後在南方長江下流經濟新興區，大量收買農田，南方農村也落在大地主手裡。他們的私租額，也和晉代百抽六十差不多。政府爭不到田租收入，於是在商稅上拚命括削，結果弄得民窮財盡。一輩知識分子，於是又高倡井田均產的老調。到南宋亡國時，賈似道聽了他們意見，回買公田，把權家田畝，全部沒收。但公家的租額，依然遵照私家規定。那是以暴易暴，並不為民眾所歡迎。元人入主，仍依照南宋舊規收租。於是江南社會，永淪入水深火熱中。而北方社會，經過金胡長期屯田兵圈地霸占，更不成樣子。 我們若要從中國歷史上，尋出一個比較最近似於西方中古時期所謂封建社會的時期，或許只有元朝了。那時雖有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但蒙古一切政制，並不沿襲中國舊傳統。那時在政治上經濟上，有許多不合理不合法的特殊權益，分配在蒙古人即軍人、征服者，色目人即商人、幫凶者，以及廟寺僧侶、土豪地主的手裡。一切田地被霸占，一切工匠被掠奪。社會上是階級重重，政治上是處處分割，各地方各階層，到處有許多世襲的特殊權益在壓迫民眾。下層民眾惟一躲藏逃避的方法，只有向某一特殊勢力去投靠。但這些特殊勢力，大部分從社會外面加壓上來，並非由社會內層自己長成。這又是中國元代社會與西洋中古時期一絕大不同點。 經過元末革命，中國社會又漸漸扭轉了蒙古人的封建統治，回復到傳統的固有形態來。第一是把蒙古的部族兵隊製取消了，重新創行新府兵制，即衛所制度。一面可省國家的養兵費，一面仍使全國大部農民可以避免義務兵役。第二是把戶口與田畝登記，徹底整頓黃冊與魚鱗冊，來清除豪門大戶逃避田租的積弊。這是王安石方田法以及朱子所盛推的經界制度所想做而未成的。但政府對江南的田租，卻依然承襲元舊，照南宋以來的私租額徵納，這不能不說是一大缺點。直到清代，始絡續經地方疆吏之申請而輕減。大概直到清末，全國田畝，在國家法定租額上，仍是很少超出十分之一以上的。其次是晚明萬曆時代之一條鞭制，把搖役攤算在田租內，一併徵收。這依然沿襲歷史上傳統法制之用意，要求解放農民的勞役負擔。 因此從北周、隋、唐府兵制以下，農民已從兵役中解放。從唐代中葉楊炎兩稅制以下，農民又從對公家其他的勞役中解放。雖則中間常不免許多反覆波折，但法制傳統之趨勢在朝向這一面，則不可否認。其他明、清兩代在不斷裁抑商業資本上之繼續注意，也不待再縷述。只是明代的優待宗室，清代的特別袒護滿洲部族特權，成為一時之秕政，顯然違反傳統政治意識，則早為當時所不滿。 大體論之，明以後的社會，仍與宋代相似。在政治上，沒有特殊的階級分別。在社會上，全國公民受到政府同一法律的保護。在經濟上，仍在一個有寬度的平衡性的制約制度下，不讓有過貧與過富之尖銳對立化。除非我們想法羅舉許多特殊的偶出事項或變例來，故意挑剔與指摘，否則就歷史事實之大體論，則宋明以下的社會，不能說它相似於西洋中古時期的封建社會，是絕無疑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