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士無雙 · 第五章 教會學校時期
（一九○六——一九一一）
基督教、天主教、美國人和歐洲人對中國近代發展的影響如何，只有歷史學家經過仔細研究後才能定論。十六世紀，天主教神父對中國當時知識分子影響極深。特別是在數學、天文、地理、造兵等方面。他們認為中國知識分子是統治階級，所以他們很聰明地把知識分子當作傳教的基本對象。教士們得到許多有學問的人支持，傳教工作進行得很順利。直到十七世紀末滿清政府和梵蒂岡間在觀念上有了衝突為止。自此，教會和西方人在中國的影響力漸走下坡。到了二十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幾乎將過去傳教士對中國的貢獻完全忘記。
我和哥哥於一九○六年秋入湘潭長老會學校，當時根本沒有注意到歷史背景和未來的結果。二伯送我們進教會學校的想法很簡單，主要是要我們學英語、數學和一些其他的課程。他認為這些課程可以在未來的新中國謀生。他已預見新中國即將降生，雖然好壞尚不可預知。他囑咐我們努力讀書，但對教士所講的上帝和耶穌要留心。他對教會並未表示激烈反對，但他卻使我們感到傳教在中國是沒有必要的，因為教義實在比不上中國文化。
林格爾（William H. Lingle）夫婦在會客室內接待我們三人（因為二伯護送我們）。林格爾先生有六尺多高，絡腮鬍子，相貌很怪。由於我自覺沒有什麼錯，所以也不怕他。林格爾夫人頭髮棕色，面部紅潤，面帶笑容。雖然他們的中國話講得不太高明，但我們還是說中國話。會客室中陳設一些中國木器，使我不禁以為這些美國人已經有一部分被中國同化了。
林格爾夫人問了我們一些問題。她給我一本精美的書，上面印著圖畫。有樹、有花也有鳥，還有很大的字。書上印著一個英文字「Apple」，字旁邊有一株蘋果樹。我不用看圖就能識字。尤其「A」字更引起我的興趣，因為「A」字就像一個村婦肩上背著兩根長木棍一樣。我和她談了些什麼如今已經記不得了。最後，林格爾夫人說我和哥哥可以入學。
長老會在湘潭當時有一所男校，一所女校，一所教堂和一家醫院。男校名「益智」，是一所二樓建築，有地板和玻璃窗子。教室、宿舍和禮堂都擠在一個樓里。在當時，有三四十名學生。
林格爾夫婦於一八九四到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停止後不久被長老會派到山東，後來又轉往廣東，再從廣東轉到湖南。林格爾先生回憶他初到湖南時還有老百姓向他扔垃圾，表示仇恨。
益智教數學的老師是中國人，他從山東長老會辦的基督書院畢業。在他的教導下我在益智學了五年算術、代數和幾何。這些科目我感到又容易又有趣。
英語開始是林格爾先生教，後來改由林格爾夫人教。開始時我和另外四五個學生一起學。第一個字我學的是「Book」。念起來並不困難。可是當時林格爾先生說：「一本書我們說One book，兩本書我們就要說Two books。」我問他為什麼後者Book要加個s。他說：「那代表複數。」我感到我們說兩本書時已經在Book上加了一個Two字，那已代表複數，所以我認為實在沒有再加s來表示多數的必要。他說：「加s是規定和習慣，是無法變更的。」後來我又發現並非複數都加s，有些字後面附加其他字尾，也有的名詞和中國字一樣，在表示複數時根本不附加字尾。
動詞比名詞更難。「I go」「You go」不用說很合理，「He goes」就顯得不合理。此外，我又讀到「I went」「I have gone」「I shall go」「I will go」「I am going」「I was going」等。我當時想，如果英語的結構和中國話一樣，那該多好。但，經過努力學習，也就不感困難了。不論懂不懂，我都像背古文一樣，把單字和文法牢牢記住。
林格爾先生也教我們聖經。這門課給我帶來最大災難。主要的是中文譯得不好。我想聖經怎麼能用這種粗鄙的文字？因此我對創世紀中所說的以及耶穌生死的記載也都大打折扣。對聖經課，我從不發問，也從不請老師講解。我認為：不論我喜歡不喜歡我必須努力用功使考試及格。聖經課與英語數學不同，後兩者我必須要弄明白，要精通。
星期天上主日學和進教堂比上聖經課還令我討厭。在教堂坐在硬板凳上身體精神均感痛苦。我能在益智的五年漫長歲月中在教堂里保持安靜，實在是家庭教育和鄉村教育訓練我尊敬老師和長輩的結果。
我們國文老師是中國人，教我們國語、作文和歷史。他的教授法和明德國文老師類似。這些課程我既不討厭也不喜歡。這裡沒有強迫記憶的課程。
益智的生活和鄉村學堂及明德的生活迥不相同。益智每班只有五至六人，不像明德每班有三十多人。我們不穿制服，也沒有軍訓。固定的課外活動也沒有。學校前有一片廣場，下課後我們可以去遊戲。至於做什麼遊戲，如何遊戲，林格爾夫婦是不管的。後來，我們弄到一個足球，大家亂踢一通。
周六和星期天下午我們可以去湘潭。湘潭的商業區在城外，商店設在湘江左岸的一條長街上。縣政府在城裡，是一座龐大的建築。湘潭是個商業都市，較靖港大，但不及長沙。就政治和文化的重要性說，湘潭似乎介于靖港和長沙之間。城內可看的東西很少。我們沿大街漫步，在人群中擠來擠去，張望店鋪和他們的招牌。有時我們也到小店去吃麵。我和哥哥常到我們家鄉人開的鐵器鋪，在那裡可以吃到檳榔。
離學校不遠有一片果樹園，我們可以給園主幾個銅板吃上一個夠。有時我們還買幾口袋水果帶回學校來吃。
明德熱衷於愛國主義，益智沒有政治氣氛，但林格爾夫婦在學生壓迫下，也只好從上海訂了兩份報紙。林格爾夫婦不知道那兩份報紙正是國民黨的宣傳品。國文老師對社論非常推崇。他把其中精彩部分用紅筆圈點起來。其中有一些我讀過，但我委實不解其中含義。這些報紙是在租界地印的，也就是說是在外國統治的領土上印刷的。它們雖不是在大清帝國的領土內印刷，但是大清郵局卻把它們按時送到學校來。滿清帝國，在理論上雖然是專制的，但卻未學會近代獨裁制度的某些統治方法。儘管老師們不批評朝政，但革命的政治理論卻經過報紙傳進學校。
益智也不能獨自置身於學生騷亂之外。國文老師住在學生宿舍附近，人們一向以為他熄燈後按時就寢。有一天他向林格爾夫人報告，說他在樓頂上抓到一批賭博的學生。林格爾夫人很生氣。她把學生們集合到大教堂。首先請王老師報告經過。接著她問學生：「你們自己怎麼解釋？」一個參與其事的學生站起來回答，他的音調措詞非常客氣而有禮貌，他說：「這件事完全是王老師虛構的。」依他的說法，是王老師和一些學生同賭，王老師詐賭，學生們不服，才鬧出這場是非。另外一些學生也出來作證。林格爾夫人感到迷惑、吃驚。她不知信哪一方面好。她把學生開除，宣布此事完結。我當時並未親睹那幕鬧劇，事後才聽人說王老師曾經道出事實真象。
學生們輪流擔任勤務。有一次，正當我輪值時，有些學生抱怨說飯未煮熟。我到廚房要廚子們重新再煮，廚子們到飯廳把飯端走。不一會兒，他們又把飯端出來。有些學生說，廚子根本沒有重煮。他們說，廚子是欺侮小孩子們年輕，大家絕不能饒他們。學生們不約而同地把碗碟摔到地上，弄得滿地一塌糊塗。
林格爾夫人要學生們賠，他們不賠，雙方僵持起來，校中一位老師出來打圓場，建議全體老師代賠，衝突才算解決。
當時湘潭和長沙的學校常起各種風潮。我們的都很小，但省會長沙的風潮往往是很嚴重的。回想起當時的情形，我敢說各校學潮一校比一校鬧得凶。
一九○七年，長老會在舊校舍附近的廣場上，為益智建了一棟新樓，比舊的大得多，新校舍可容六七十名學生。湘潭長老會在其他方面也很有成就。一位名叫凱卜勒（Dr. Kepler）的新牧師被派到教會來。醫院裡有兩位美國醫生負責診斷，他們是杜克爾（Tooker）和溫德堡（Vanderburgh）。星期日林格爾先生到遠在二十里外的湘鄉去傳教，午餐後再回湘潭。我敢說林格爾夫婦對於傳教實在是不遺餘力的。
賭博滑稽劇過後，林格爾夫人認為王老師已在學生面前失盡面子，無法再繼續為人師表。當時適逢二伯到學校去，她請二伯為她推薦一位中文老師。二伯立刻提出鄧家學堂的蔣老師。從某方面看，益智是新舊兼容的，因為蔣老師本人無論從哪方面看都是舊時代的人物。
不久，林格爾夫人教我英語。她教了三年，文法採用的是納氏文法，這本文法系英國人在印度學校使用的課本。在讀本方面，她選用《伊爾文見聞錄》。她對我進步神速至感愉快，我對她的耐心教導也感高興。
有一次，林格爾夫人對我說：「我希望桃樂絲的記憶能和你一樣就好了。」桃樂絲是她的女兒，年齡與我相若。
英語之外，她也教我們西洋史。採用課本是麥爾斯（Myers）所著《通史》的中譯本，是山西基督書院一批學者譯的。該書除了使我感到興趣外，更為我開闢了一個新天地。我從書中學到希臘、羅馬、中世紀、文藝復興、宗教革命，以及法國和美國的大革命，等等。在當時，我們中國還沒有像麥氏《通史》那樣的歷史課本。雖然我花了很多時間去讀中國歷史，但我所知的只是星星點點，不能窺其全豹。讀了麥氏《通史》之後，我認為我應該研究整個西方世界的進步情形。美國和法國革命也深深引起我的興趣。其中只有一件事令我困惑不解：為什麼革命進行了那麼久，遇到那麼多困難？革命潮流似乎是不可抗的，無論美法，都是如此。
念書之外，同學和我常做白日夢，其中最重要的一種是救中國。我們幻想許多使中國富強的方法。為了神聖的救國使命我們還把工作分配好。就回憶所及，我常任軍事領袖，目的是訓練軍隊打敗入侵的外國人。其他同學有的從事教育，有的從事財政，有的從事農業。
我的寒假有時是在靖港店鋪中度過，但大部分是在校中度過。至於暑假，我要隔年返鄉村老家，隔年住在店中。
在鄉間我發現了某些變化。在我離家前，繼母已替較我小一歲的妹妹裹腳。裹腳時祖母在旁監督，要繼母儘量裹緊。她總是對妹妹說：「腳裹不好，嫁不出去。」後來，當我回家過暑假時，我發現繼母對此工作已經馬虎，實際上，她已經完全不管了。比我妹妹年紀小的堂妹們一個都沒有開始裹。兩個年紀比我大的堂姐她們在此變化未來之前已經裹腳，為此她們終身受苦。我家因為有人時常往來城市，所以較其他鄰人變化得早。但是，不到幾年整個鄉村也都改變了。這種變化並非基於皇帝的法令，而是時代風氣所使然。
當我在鄉村度假時，我看到有一個人穿一身白制服，戴一頂新式草帽，騎馬到我家來。他的外表令鄉人側目，羨慕不止。他是二伯母的堂兄弟，剛從日本留學回來。當時我家的人不管日本叫「日本」，稱日本為「東洋」。那時我常自問：「東洋」之外是否還有「西洋」？後來我獲悉真有一個「西洋」，距我們很遠很遠。當時我就發誓：如果在「東洋」念書就能受到如此的尊敬，將來我一定要到「西洋」去念書。
一九○七年秋（編者註：按史料記載，應為一九○八年）某日，正當我們遊戲時，凱卜勒先生告訴我們：「慈禧和光緒皇帝都已去世了。」我自言自語地說：「這是重大消息。」但它究竟重大到什麼程度我卻不知道。
一九○八或是一九○九年夏，我在靖港和家人及一些學徒把辮子剪掉了。辮子是滿洲人逼著漢人留的。留辮子就代表忠於滿族。滿清末年，它一變而成為奴隸的象徵。我必須說明，在當時我對辮子的種種實在無甚了解。我剪辮子只是想表示要做個自由人而已。
一九一一年春，我在益智染病，好幾個星期後才康復。患病時，林格爾夫人像護士一樣照看我。她每天來給我量體溫，送湯，送易消化的食品。雖然我在夏季到來前早已痊癒，她仍要我給二伯寫信，告訴他我應該陪她到長江中游的牯嶺去避暑，藉以休養。她說為了恢復健康我應該到天氣較涼的地方去過夏。二伯答應了。
在當時，牯嶺是教士們在長江沿岸的避暑勝地。那裡有許多教會活動，如青年會、救世軍等。當時最負盛名的牧師是丁麗美（Ting Li-mei），山東人，極有口才。林格爾夫人安排我和丁牧師單獨會晤。在青年會的各項聚會中，有很多人去傳教。我特別記得布克曼（Brockman）和羅勃森（Robetson）兩先生。他們聯合證道。我當時感到很大壓力，但我卻沒有受洗。
是年夏，我和馬丁（Martin）小姐交換課程。她和林格爾夫人住在同一房子裡，是一位教會工作者。她教我英語，我幫助她學中文。事實上，我們並沒有研究什麼。我們只是討論一些普通事物。討論時，我們不時談到革命問題。林格爾夫人對此也極有興趣，往往和我們在一起談。她認為革命很危險，往往建設少破壞多。她曉得中國南方的革命風氣比北方重，但她大膽地說：「在中國歷史上，南方從未戰勝過北方。」我無法反對她的見解。但我對她和馬丁小姐說，中國實在需要革命，而且革命就要來到，同時結果一定會成功。這僅是一個武斷的說法，當時我是否提出合理的論證，如今已記不得了。我和她倆雖然辯論過這個問題但並不認真。可能我只是為辯論而辯論。是年夏季我令林格爾夫人很失望，因為我始終拒絕受洗成為一個基督徒。
一九一一年秋學校開學不久，我們聽說兩湖總督衙門所在地的武昌已經發生革命。我們獲悉滿清官吏逃走，革命分子兵不刃血而輕取了武昌和漢口。我們在湘潭所聽到的實在是過分簡單了。事實上，革命分子雖然勝利，但也付出了代價。
約一周後，長沙也起了一次騷動。接著，校中謠傳革命將波及到湘潭。益智的學生有時也談革命，但我們承認我們不了解革命是什麼東西。我們要到城裡親眼去看看革命的真象。當我們要到大街時，正好看到一群暴民從城南縣府所在地衝到城北的大街。滿街都是人，從南向北沖。不到十分鐘，人群經過我們站的地方。我們決心跟在人群的後面，隨他們到城北去。正當此時，我們發現四周的人越來越少了，不久，就只剩我們自己了。路不遠處，我們看到一匹死馬，我們大家上前圍觀，彼此互問：「這就是革命嗎？」我們問商店老闆革命群眾怎麼樣了。他們聳聳肩表示和我們一樣也不知道。我們回到學校感到非常困惑和失望。
約一個禮拜後，林格爾夫人對學生們說，恐怕革命後要有一段混亂期間，為了安全，她決定關閉學校。她要我們暫時回家，她也要暫返美國。這些話對我們實在是一個大打擊。當時我才十六歲，如果說參加革命，又太年輕，如果說靜止不動，又嫌太大。我當時回憶麥爾斯《通史》中所述的法國和美國革命。我想：難道說要我枯等七年或者甚至二十五年，靜待革命過去再讀書嗎？不，這樣不行。我想：最好的主意是隨林格爾夫人到美國去讀書，待革命過後再回中國。我認為我的想法妙極了。
當我告訴林格爾夫人我的想法時，她問我：「你家人同意你隨我到美國去嗎？他們能供給你必需的費用嗎？」我非常高興她這一問，因為這說明她同意我的計劃。只是有些枝節問題尚待解決而已。我對她說，首先我要到靖港去徵求家人的同意，然後準備必需的款項，隨她赴上海。
一九一一年秋，碰巧我伯父和父親都不在店中，二堂兄主持店務。我向他提出請求，他問我需要多少錢。他的反應我也感到很高興，這無異是說明大原則他不反對了。我請求他給我三百銀元。他說他將為我設法，只是當時店中稍有困難。四五天後，二堂兄告訴我他已籌到一百九十元，當時約合一百二十美元。我帶著一百九十元返湘潭，幾天後，我隨林格爾夫人順流而下赴上海。
抵上海後，又做赴美準備，如出國護照、衣服、船票等。不意，這時林格爾夫人突然宣布她改變計劃，中止返美，她要回湘潭繼續辦學校。她說她過去的看法是錯誤的，中國革命已經過去了，中國革命不會像美法革命那樣久。她對我說：「你最好跟我一起回湘潭。」
我當時想：就赴美留學的路程說，走到上海已經是一大半了。我不能回去。不論林格爾夫人回不回湘潭，我都要去美國。林格爾夫人並不想勸阻我，但她指出我帶的錢太少。不過她又說：「如果我能找到朋友借錢給你，你想你家人能還給他們嗎？」我沒有理由懷疑家人不償還這種債務。在我整個讀書過程中，家人都是儘量幫助我鼓勵我的。終於，林格爾夫人請湘潭醫院的杜克爾博士借給我大約八十美元，她又請青年會的幹事在旅途中照顧我，並在初抵美國時幫助我。於是，一九一二年元月中旬，我買了一張三等票搭乘「波斯」（Persia）輪前往美國舊金山。
我應該再補充一下在湘潭美國教會學校念書時的最後一段生活。信基督教的問題我是從未考慮過的。我當時十六歲，對基督教的教義知道的很少，而且成為基督徒的傾向也很小。但我在湘潭參加長老會的聚會已有五年之久。凱卜勒博士、杜克爾博士、溫德堡博士，特別是林格爾夫婦，他們的熱心以及對社會福利事業的關懷，使我深受感動。於是我想一個對人類深具影響力，又能使很多教士熱心公益的宗教必然是一種好宗教。經過這一番推理，我最後終於答應林格爾夫人受洗，這就是我做基督徒的經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