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四十四講 · 第四編 岑仲勉、呂思勉、繆鳳林講隋唐五代史

隋唐五代史總論 唐朝的職官與選舉制度 府兵制的起源及其評價 盛唐之日落西山 中唐後理財之言論及方法 五代的興亡和契丹的侵入 隋唐五代史總論 論史者率以漢、唐並稱，其實非也，隋、唐、五代，與後漢至南北朝極相似，其於先漢，則了無似處，何以言之？ 先漢雖危加四夷，然夷狄之人入居中國者絕鮮，後漢則南單于、烏丸、鮮卑、氐、羌，紛紛入居塞內或附塞之地，卒成五胡亂華之禍。而唐代亦然，沙陀入據中原，猶晉世之胡、羯也。蕃、渾、党項，紛紛西北，卒自立為西夏，猶晉世之氐、羌也。而契丹雄據東北，與北宋相終始，亦與晉、南北朝之拓跋魏極相似，一矣。漢有黃巾之起，而州郡據地自專，終裂而為三國，唐有黃巢之起，而長安之號令，不出國門，終裂而為五代十國，二矣。不特此也，漢世儒者，言井田，言限民名田，法家則欲行均輸，管鹽鐵，初猶相爭《鹽鐵論》賢良文學與御史大夫之爭是也。至新莽遂合為一田為王田，兼行五均、六管是也。功雖不成，其欲一匡天下，措斯民於衽席之安，其意則皎然也。而自魏、晉以來，人競趨於釋、老，絕不求矯正社會，而惟務抑厭其本性，以求與之相安。本性終不可誣也，則並斯世而厭棄之，而求歸於寂滅，為釋、老者雖力自辯白，然以常識論之，豈不昭昭如此耶？常人論事，固無深遠之識，亦鮮偏蔽而去實際太遠之病，順世外道之所由立也。夫舉一世而欲歸諸寂滅，是教社會以自殺也。教社會以自殺，終非社會所能聽從，故至唐而闢佛之論漸盛，至宋而攘斥佛、老之理學興焉。然宋儒之所主張者，則以古代社會之組織為天經地義，而強人以順從古代之倫紀而已；人心之不能無慊於古道，猶其不能無慊於今日之社會也。而宋儒於此，亦惟使人強抑其所欲求，以期削足而適覆，此與言佛，老者不求改革社會，而惟務抑厭人之本性者，又何以異？此又其若相反而實相類者也。世運豈真循環耶？非也。世無不變之事，亦無驟變之物，因緣相類者，其所成就，亦不得不相類，理也。然則自後漢至於南北朝，與夫隋、唐、五代之世，其因緣之相類者，又何在也？ 人性莫非社會所陶甄，今世社會學家言：人類已往之社會，大變有四：曰原始共產社會，曰奴隸社會，曰封建社會，曰資本主義社會。原始共產之世，遐哉尚已，吾儕今日，僅得就古先哲人追懷慨慕之辭，想像其大略而已。我族肇基之地，蓋在江、河下游，故炎、黃交戰及堯、舜所都之涿鹿，實在彭城，《世本》。與今稱為馬來，古稱為越人者密邇。其爭鬥蓋甚烈？吾族俘彼之民，則以之為奴隸，故彼族斷髮文身之飾，在吾族則為髡、黥之刑，本族有大罪者，儕之異族。苗民之所以見稱為酷虐者以此。古所謂刑者，必以兵刃虧人體至於不可復屬，此其始皆用諸戰陣，施諸異族者也。苗民之作五刑，蓋以施諸異族者，及本族也。黃帝，《書》稱其清問下民，亦侯之門仁義存耳，其所恃以自養者，恐亦無以異於三苗也。此吾國之奴隸社會也。江、河下游，古多沮澤，水利饒而水患亦深，共工、鯀、禹，仍世以治水為務，共工與鯀皆蒙惡名，而禹獨擅美譽，非其治水之術，果有以大異於前人也。自夏以後，吾族蓋稍西遷，夏代都邑，皆在河、洛。西遷而水災澹焉，則以為神禹之功云爾。出沮澤之地，入蒼莽之區，不務力耕，惟求遠跡，則於所征服之民，但使輸稅賦而止，夏後氏之貢法是也。貢之名，乃取諸異部族者，與取諸本部族之稅賦大異，夏後氏之貢，實以稅而蒙貢名，蓋初施諸來服之異部族，後雖入居其部，征服者與所征服者，已合為一，而其法仍未變也。至此，則向恃奴隸之耕作以為養者，一變而衣食於農奴之租稅矣。此吾國之封建社會也。自夏至於西周，此局蓋未大變，故尚論者多以三代並稱焉。孔子稱殷因於夏，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必有所據。禮即法，惟俗相類，故禮相類，惟社會之組織相類，故俗相類也。東周以降，種植、製造之技蓋日精，通工易事之風亦益盛，則斯民之生計漸舒，戶口日增，懇拓日廣，道途日辟，風尚日同，則可以興大師，則可以造利兵，則可以遠征，則可以久駐。所征服之國能供億也。吳入郢能久留者，以郢故都會也。生事之演進，無一非軍事、政事之先驅，而統一之業，與資本之昌駢進矣。然以吾國疆域之廣，水陸程途之修阻，風同道一，固非一蹴可幾，地方豪右及政府所命官吏之桀驁者，蓋罔不乘隙思逞，一旦中樞失馭，則紛然並起而圖割據矣，此州郡藩鎮之禍所由來也，瘠土之民，沃土之富厚而思攘奪之，勢也。吾國東南臨海，大軍不能飛越，西南則山嶺崎嶇，處其間者不能合大群，亦無由成為強寇，惟漠南北之地，既瘠苦足資鍛煉，又平夷有利驅馳，每為侵掠者所根據，而河、湟、青海之間，亦其次也。爭戰必資物力，瘠土之民，固非沃土之民之敵，漢、唐盛時，所以能威稜遠憺者以此，然自來操政治之權者，多荒氵㸒而無遠慮，睹異族之臣服，則苟利一時之休息，而不暇維萬世之安，而官吏、豪民，又利其可供賦役，恣虐使也如後漢至苦役降羌，晉世并州多以匈奴為佃客，且掠賣胡羯為奴婢是也。則使之入居塞內；而風塵有警，又驅其人以為兵；於是太阿倒持矣，此五胡及沙陀、契丹、党項之禍所由來也。孔子所謂大同，即古共產之世也，其和親康樂無論矣。封建之世，黷武之族，雖坐役殖產之民以自活，然其所誅求者，亦稅賦力役而已，於所征服之族社會固有之組織，未嘗加以破壞也。以力脅奪，所得究屬有限，而歷時稍久，且將受所征服之族之感化而漸進於文明，故封建之世，社會之規制，尚未至於大壞，猶之人體，雖有寄生之蟲，猶未至於甚病，故孔子稱為小康也。至資本主義既昌，則昔時之分職，悉成為獲利之彰，盡墮坏於無形之中，社會遂變而為無組織，而民之生其間者苦矣。東周以降，仁人志士，日怵目劌心，而思有以移易天下，蓋由於此。然斯時之社會，其體段則既大矣，其情狀則既隱曲而難明矣，而生其間者，利害又相齟齬而不可合，凡所措置，所收之效，悉出於豫期之外，而事變之來，又多不可捉摸，則安得不視社會為無可控制，不能以人力改造，其惟務抑壓一己，以求與之相安，亦固其所。故新室與東漢之間，實為古今一大界。魏、晉以後之釋、老，宋、明兩代之理學，實改造社會之義即湮，人類再求所以自處，而再敗績焉者也。此又其所以若相反而實相類也。讀隋、唐、五代之史者，其義當於此求之。 中國之史，非徒中國一國之史也，東方諸國之盛衰興替，蓋靡不苞焉，即世界大局之變動，亦皆息息相關，真知史事之因果者，必不以斯言為河漢也。此其故何哉？世界各民族，因其所處之境不同，而其開化遂有遲早之異，後起諸族，必資先進之族之牗啟，故先進之國之動息，恆為世界大波浪之源泉焉。先進之國，在東方為中國，在西方則在地中海四圍，此二文明者，與接為構，遂成今日之世界。其與接為構也，一由海而一由陸。泛海者自中國經印度洋以入波斯灣，遵陸者則由蒙古經西域以入東歐。泛海之道，賈客由之，雖物質文明，因之互相灌注，初無於國家民族之盛衰興替。遵陸之道，則東方之民族，自茲而西侵，西方之民族，亦自茲而東略，往往引起軒然大波焉。東西民族之動息，亦各有其時，月氏、匈奴，皆自東徂西者也，鐵勒、突厥、回紇、沙陀、黠戛斯，則自西徂東者也。黠戛斯雖滅回紇，而未能移居其他，西方東略之力，至斯而頓，而東方之遼、金、元、清繼起焉。遼之起，由其久居塞上，漸染中國之文明，金、元、清則中國之文明，先東北行而啟發句驪，更折西北行以啟發渤海，然後下啟金源，伏流再發為滿洲，餘波又衍及蒙古者也。其波瀾亦可謂壯闊矣。五胡亂華之後，隋、唐旋即盛強，而沙陀入據之後，則中國一阨於契丹，再阨於女真，三阨於蒙古，四阨於滿洲，為北族所弱者幾千年，則以鐵勒、突厥等，皆自西來，至東方而其力已衰，而遼、金、元、清則故東方之族類也。東西民族動息之交替，實在唐世，讀隋、唐、五代史者，於此義亦不可不知。 （呂思勉） 唐朝的職官與選舉制度 自余與後世關係較巨者，曰職官制與選舉制。自魏晉以來，以尚書令、中書令、侍中諸職分理國家政務。後周建六官之職，隋文踐極，復廢周官，還依漢魏。煬帝大業中，行新令，遂以尚書、門下、內史三省為中央政府最高機關。唐亦因之惟改內史省復為中書省，然其設官之意義有與魏晉迥不相侔者，魏晉之世，尚書令等不過帝皇之私屬，唐則侍中中書令暨尚書左右僕射等，皆是「真宰相」。「其餘以他官參掌者，但加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平章事，知政事，參知機務，參與政事，及平章軍國重事之名者，並為宰相。」與漢之丞相及行丞相事者同其職權是也，考唐制，「中書省其長為中書令，下有侍郎舍人等，以獻納制冊，敷揚宣勞，」取旨議決機關也。「門下省其長為侍中，下有侍郎，給事中等，以侍從獻替，規駁非宜，」審覆監督機關也。「尚書者其長初為尚書令，後為左右二僕射，下設左右丞，以統會眾務，舉持繩目，」奉行執行機關也。此外尚有秘書省以監錄圖書，殿中省以供修膳服，內侍省以承旨奉引，御史台以肅清庶僚，九寺五監以分理群司，六軍十六衛以嚴其禁御，及東宮諸府以俾乂儲宮，牧守督護以分臨畿服，詳見《通典》卷十九至三十四，《職官典》一至十六。凡軍國大事，中書舍人各書所見，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敕旨既下，皆先經門下省，由給事中侍郎侍中等審署，事或不便與旨有違失，並得駁正封還。而尚書省奉行政令，分立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六部本於隋，迄清末始改，部有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等，亦沿用至清季舉天下之事畢隸焉。 觀開元中所修《六典》，設官分職，備極詳密，弘綱巨旨，粲然明備，實足與周官頡頏。就其總者言之，如官司之奏報，文牘之施行，皆有定式，吾人今日尚遠遜其完密焉。然自太宗時「大省內官，凡文武定員六百四十有二而已」。高宗武后世，仕進之門日廣，擢拜多不以次，人皆棄農、桑、工、商而身趨之。《通典》所載「內外文武官員凡萬八千八百五，內二、六二〇，外一六、一八五」諸色胥吏，「總三十四萬九千八百六十三，內三五、一七七，外三一四、六八六。都計三十六萬八千六百六十八人。」「當開元天寶之中，四方無虞，百姓全實，大凡編戶九百餘萬，吏員雖眾，經用雖繁，人有力余，帑藏豐溢，縱或枉費，不足為憂。」安史亂後，黎庶凋瘵，出租賦者銳減，而食租賦者額則依舊，俸復倍增。且方鎮外叛，宦官內橫，朝廷百司，多不能舉其職。冗官厚祿，遂為大病。朝廷以府庫無蓄積，不足以供賞貴，復專以官爵賞功，名器亦由是而日濫焉。隋鑒九品中正制之弊，改薦舉為考試，文帝始建秀才科，煬帝更建進士科，以策問及詩賦取士，至唐而科舉之制益備。「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著於令者大略如此，而有司選士之法，則因時損益不同。初以秀才科為最高，「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自是士族所趨向.唯明經、進士二科而已。」明經先試帖文，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開唯一行，裁紙為帖，後試經義及對策。進士則試帖文對策外，兼試詩賦，故難易迥殊。因帖經僅資記誦，對策多可抄襲，詩賦則非可強為，其進士大抵得第者百一二，明經倍之，得第者十一二。 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恥不以文章達，故進士為尤貴，終唐之世，「得人亦最為盛，歲貢常不減八九百人。縉紳雖位極人臣，而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九品中正之弊致成貴族政治，矯之以科舉，而後貢選考試機會均等，不特泯貴族平民之階級，庶民之優秀者，亦得與貴族均享政權。是即《禮運》所謂「選賢與能，天下為公」也。然自科舉側重文辭，「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故當開元盛世，杜佑已有「選賢授任，多在藝文，才與職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責實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崇佚之所至，美價之所歸，不無輕薄之曹，浮筆之伍，習程典，親簿領，謂之淺俗，務根本，去枝葉，目以迂闊。風流相尚，奔競相趨，職事委於郡胥，貨賄行於公府」之嘆。尚浮華而不務實際，遂為唐以下士子之通病矣。又自魏晉以來，多沿漢制設立國學，而唐制最備。自「國子」、「太學」、「四門」外，復有「律學」、「書學」、「算學」，其學生以階級定之，皆隸於國子監。其地方亦各有學校，設博士助教等教之，當太宗世，學風最盛，增築學舍至千二百區，學生多至八千餘人。為漢後未有之盛事。高宗龍朔中，東都亦置國子監。於時場籍率先兩監而後鄉貢，諸以文儒亨達，鮮不由兩監者。天寶中，且嘗令舉人專由國學及郡縣學。越二載，又復鄉貢，蓋唐制學校亦科舉之一法，固與漢以國學為講學地者異也。然自天寶後，學校遂衰，生徒流散，不逮盛時什一。且或「墮窳敗業而利口舌」，或「崇飾惡言而肆斗訟」，或「凌傲長上而誶罵有司」，學風之壞，亦頗為時人所譏焉。 （繆鳳林） 府兵制的起源及其評價 一、起源 府兵這名詞，在舊日史學界中，是常掛齒頰的，是得人羨慕的；而其制度怎樣，大致來說，卻是曖昧的。這種現象，我國歷史上的重要問題，屢屢會碰著，府兵問題尤其突出。「府」字古人多作「財物所聚」和「官吏所居」解，像西漢的材官、羽林或南軍、北軍，三國的部曲等以前的兵制，沒有以「府」為名的。府兵的起源一般人上推至西魏，然而我們要問，這種制度是不是西魏自創的呢？當西魏大統初年公元535—542年，宇文泰正在竭力抵抗東魏高歡的進攻，連年戰爭不息，要說在風雨飄搖之際，從容地來創立一種新兵制，似為時勢所不許。直至近年，陳寅恪才揭出它是鮮卑兵制；宇文泰於522年北魏正光三年頃，已做了軍官，北魏兵制應該是他所素知的，說府兵的組織方法由鮮卑族傳下，是有相當的理由的。 代表鮮卑族的拓跋王朝，入主中國僅150年公元386—533年，我們既然說府兵是鮮卑兵制，《魏書》裡面總應該有多少事實可資證明。《魏書》卷五八《楊椿傳》說：「自太祖即道武帝平中山公元397年，多置軍府，以相威振，凡有八軍，軍各配兵五千，食祿主帥，軍各46人。自中原稍定，八軍之兵，漸割南戍，一軍兵才千人。」可見拓跋朝初期早有「軍府」的名稱。又《北齊書》卷二三記正光四年公元523年魏蘭根跟隨李崇往討蠕蠕又作「茹茹」，曾對崇說：「緣邊諸鎮，控攝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更張琴瑟，今也其時，……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為民，入仕次敘，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 「府兵」的名稱，應由「府戶」所引生。又正光五年公元524年八月北魏孝明帝解放軍人為民的詔書說：「世祖太武皇帝公元424—451年……躬率六師，掃清逋穢，諸州鎮城人本充牙爪，服勤征旅。……逮顯祖獻文皇帝公元466—470年自北被南，淮海思乂，便差割疆族，分衛方鎮。高祖孝文皇帝公元471—499年……選良家酋帥，增戍朔垂。……先帝宣武帝，公元500—515年以其誠效既亮，方加酬錫，會宛、郢馳烽，……兵連積歲，茲恩仍寢，用迄於今，怨叛之興，頗由於此。朕孝明帝……追述前恩，敷諸後施，諸州鎮軍貫之非犯配者悉免為民，鎮改為州，依舊立稱。此等世習干戈，率多勁勇，……」可見至北魏末葉，已軍為軍籍，民為民籍，並不像後人所說的「兵民合一」或「兵農合一」。不然的話，魏蘭根又何須請求「凡是府戶，悉免為民」，事情是明白不過的。原來「兵農合一」的含義，就是說，當兵的一離開隊伍，便馬上回去種田，若遇徵召，即放下農具來作戰；遊牧部落只是「兵牧合一」，並不是「兵農合一」，農業技術比畜牧複雜得多，鮮卑人剛開始漢化，種植事物是不大懂的。他們受了分田，其中總有些給人佃耕而過著等於漢族地主的生活。倘若不然，出征的人的家裡沒有勞動力，他們又怎樣耕作呢？正始元年公元504年九月詔：「緣淮南北所在鎮戍，皆令及秋播麥，春種粟稻，隨其土宜，水陸兼用，必使地無遺利，兵無餘力」，或拿來作為北魏兵農合一的憑證。我們試看《魏書》卷七九《范紹傳》，說魏人克復義陽那一年按即正始元年的冬天，朝廷準備南伐，「發河北數州田兵二萬五千人，通緣淮戍兵合五萬餘人，廣開屯田」，派范紹為西道六州屯田大使，便知道那些是屯兵田兵，故要他們秋種麥，春種粟稻，並不是一般的兵都這樣。再觀皇始時代的鎮兵「不廢仕宦」引見下文，更哪能說是「兵農合一」？ 正光五年的詔書雖然頒下，卻未實行，因為各鎮起義的火焰已普遍地燃燒起來了。同時，廣陽王淵唐人諱「淵」，改作「深」也上表說：「昔皇始公元396—397年以移防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及太和在歷，僕射李沖當官任事，涼州土人，悉免廝役，豐沛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征鎮驅使，但為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為清途所隔，……多復逃胡鄉。」拿元淵這個表章，與前引魏蘭根之言以及同時的紹書相比讀，對於釀成鎮兵憤怨的經過，越為明白。 再綜合前四段引文，加以分析，我們可約略曉得，北魏這些兵初時都從世族「強宗」或重臣「國之肺腑」的子弟「高門子弟」挑選而來，換句話說，並不是普遍徵兵。當選之後，遇著機會，仍可以照舊「入仕次敘，一準其舊」充任官吏「不廢仕宦」，無分文武「文武兼用」，還可免除賦役「偏得復除」。不過這些軍人的子孫，卻要繼承著父兄擔負服兵役的義務「世習干戈」，由此可見，北魏是採用世兵制的。兵役雖是世襲，但其身份與不當兵的平民並無區別，即是軍和民享受平等待遇，所以世家子弟都樂於當兵。到了中葉太和以後，因為受漢族重文輕武的思想影響李沖任事，當兵的漸被官吏蔑視，待遇不復平等，把他們的戶口拆分出來，特號為「府戶」，致有軍籍、民籍之別；因之，當兵的就跟奴隸一樣「役同廝養」，無復有進身仕途的希望「不過軍主」，身份降低了「莫肯與之為伍」，「清流」不肯與他拉朋友、聊婚姻了「官婚班齒，致失清流」。反觀舊日不當兵的同族又怎樣呢？他們依然可以作官「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沒有丟失他們的身份，在相形見絀之下，不禁又怨又憤，越積越深，卒釀成北魏末年一場很劇烈的階級戰爭，即北邊六鎮之亂，拓跋氏便跟著亡國。 北魏在邊防要地置鎮，鎮之下地位較次的叫做「戍」。北方各族兵衛制度，大概酋長身旁雖設置常川保衛軍，但取輪班的辦法，不上班的駐在各人的牧地，他們有著馬匹，平時又習於騎術，即遇意外徵調，數百里之外也很容易集中起來。其後往漢族土著地方遷移，環境便大大變易，田疇交錯，不容許戎馬任意馳騁，集中就發生許多困難，北邊要防禦蠕蠕部落等來侵，南邊又要防南朝的武裝入境，南北的沿邊不能不設固定的鎮戍以資防禦了。楊椿所稱「漸割南戍」，系指獻文時分出北方一部分邊兵往南方戍守「差割疆族，分衞方鎮」，以致兵力單薄，失去鎮壓的力量。魏蘭根親眼見到階級鬥爭勢將爆發，為思患預防之計，要掃除軍民的隔閡；果然同年之內，沃野鎮人便豎起義旗，一發而不可復止。 由這，知「鎮」是軍隊駐紮的地點，「府」是軍隊徵發的來源，兩者是不能混同的。 有人見北魏史里自道武帝至末世，常有禁兵亦稱禁旅、義兵亦稱義軍、義眾等名稱，以為世兵之外，還有別種兵制。我們須知西魏府兵一面擔任禁衛，另一面又擔任作戰，其制度應上承北魏。北魏從太和時由代遷到洛陽的兵士都充當羽林虎賁；又孝明帝初任城王澄奏，「羽林虎賁，邊方有事，暫可赴戰」，可以推知禁兵也是應用世兵制的。其次，「世兵」這個名詞是表示著他們怎樣組織，「禁兵」是表示著他們接受什麼任務，兩者的範疇不同，我們哪能說禁兵不是世兵制度呢？另一方面更要注意到我們只承認府兵的初制起源於鮮卑，「府兵」的名稱在北魏時代還沒有成立。至於義兵與農民起義軍的「義師」同屬於臨時集結的，所不同的前者是擁護封建統治的組織，後者是反抗封建統治的組織，所以並不是經常的兵制。 二、評價 （一）府兵制的性質 要確定府兵這一制度不適合於我國封建社會，必先明了它的性質，以前研究者因沒有通過深入分析，致發生多少誤會： 第一，府兵不是普遍徵兵制而是略加變通的世兵制，認府兵為普遍徵兵制，據我所見，較早者有羅識武。其後則何茲全說：「直到隋代統一南北，才又為普遍的徵兵所代替。按唐的府兵由隋朝傳下，那末，他是認唐府兵為普遍徵兵了。但果如其說，各道的折衝府數斷不會相差太遠，為什麼關內的竟至五六十倍於嶺南、江南呢？另一方面，何氏又說「永嘉以後公元三一二年以後的北方諸王朝及北魏、周、齊亦有世兵制」，然而隋制無疑承襲北周，應不能同時為普遍徵兵又為世兵的；何況北魏中期已把當兵的別開為府戶，西魏最初所揀，限於「六戶中等以上」，甚至唐代，也有衛士揀充「取六品以下子孫及白丁無職役者」，「元從軍老及缺，必取其家子弟鄉親代之」等限制，尤其有「軍府州」和「非軍府州」的區別，有點像清代的八旗，普遍徵兵何須要這樣規定呢？ 有人既誤會「六戶中等以上」為六等以上戶，因而聯繫到龍朔三年「衛士八等以下」的制定，認為「此制與其初期僅籍六等以上豪戶者不同，即此制已推廣普及於設置軍府地域內全部人民之確證也」。「八等」下中指戶籍等第，「六戶中等以上」指六鎮戶第六等中下以上，府兵之家，既不免徵徭，自然有九等之別，怎樣見得府兵制普及於軍府地域內之全部人民？如果說從前只限於「中下」以上，為什麼這時卻有「下中」以下的戶出現？那又須知戶等非固定不變的，從前家道殷實，隔了些時變而家道中落，是很平常的事；由此又可證實府兵是世兵制，故有由中下戶墮落到下中戶的現象。王夫之說：「唐之府兵，世著於伍，垂及百年違其材質，強使即戎。」他的觀察是正確的。 第二，府兵不是「兵農合一」或「兵民合一」。自《鄴侯家傳》有「郡守農隙教試閱」的話，《新唐書·兵志》更坐實其「居無事時耕於野」，遂造成兵農合一的長期誤解。不錯，漠北各族本來是兵牧合一的，無事則返回牧地，照料牛羊，有事則千里之間，瞬息可以集中作戰，但入居中原後由牧而農，情形可就不同了。西魏下番之後「教旗習戰」，哪能分身兼顧農務呢？北周以「侍官」為稱，略似清代的侍衛，唐代的授勳很濫，更可多得一分勛田，他們回到鄉間去恐怕總以紳士自居，故能夠僱人代替，雖然分有田，未必都個人自耕。唐制又名言揀自六品以下子孫，更屬於士族階級了。太宗時簡點使封德彝等想把中男十八歲以上的簡點入軍，魏徵說，若中男以上盡點入軍，「租賦雜徭將何取給？」陳寅恪以為從租賦一句話來推測，「則當日人民未充衛士時亦須擔負租賦雜徭之義務，是一人之身兼充兵務農之二業也，豈非唐代府兵制兵農合一之明證乎？」按唐代無論士農工商都可受田，既享受田的權利，自然應盡納租賦的義務，點府兵之家不見得定是農家，尤其納租賦之家更不儘是農家，拿未充府兵時須納租賦的條件來斷定兵農合一，恐說不過去吧。 北齊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陳傳良指此為府兵法之始基。按「兵」字那時可作「民丁」解，「力役」又與「軍人」異，這條命令屬於地方上田賦性質，而北齊的軍人戶口，歸軍將管轄，地方官無權過問的至十州之多，他們都是免去租賦的，則上項命令怎見得與府兵相關呢？ 或又說「兵民合一」，同樣脫離事實。唐律「諸征人冒名相代者徒二年……若部內有冒名相代者里正笞五十，一人加一等」。按不是衛士而臨時募充的叫做「征人」；又「其在軍冒名者隊正同里正」，所謂「在軍冒名」，指衛士以上。換句話說，民征人有罪罰在里正，府兵衛士有罪罰在隊正，顯是軍、民分治之確證，哪能認為兵民合一？還有衛士的名簿，只由本折衝府掌握，不歸州縣地方管理，更顯而易見，兵民是分治的了。 唯其是這樣，唐代各道軍府數目之多少懸殊，同一道內的軍府分布之疏密互異，才能得到合理的解答。 第三，府兵兼負宿衛和出征兩項任務。谷霽光說：「當日隋、唐軍備中——至少府兵一項——最重宿衛一點。」試看隋、唐府兵分隸於十二衛將軍，再上溯西魏的初制，「十五日上則門欄陛戟，警晝巡夜」，可見府兵之職務，自始至終，沒有大改變。 第四，府兵最突出的缺點是自備物資。像朱禮所說：「皆自食其力，不賦於民。……田制既壞，府兵亦廢，而唐常有養兵之困。」系只看見小利的一面而沒見到大害那一面。北族戰爭時准其軍隊掠奪，俘虜又得配給，自備不是難事。我國很早就有隊伍嚴肅、秋毫無犯的認識，如果要軍人們出資備戰，豈不是一個大大的矛盾嗎？ 由於以上分析，便明白府兵制是遊牧社會的落後組織，我們早進入封建社會，拓跋族及其繼承者卻把那種制度再施行於中國，拉向後走，維持了二三百年已嫌太久，如何再能繼續下去呢？王夫之以為「府兵者猶之乎無兵也」，確一語破的。朱禮曾說：「凡天下之物，極於成者必壞，而萌於始者必極於成而後已，猶言人之生也，稚而壯，壯而衰，衰而老，老而亡，此其常也。府兵當壯而鎮兵尚稚，府兵已亡而鎮兵方壯，其成其壞，自不相侔，而相為消長者亦其勢之必至也。」尚能抉出府兵已達到衰亡的理由。 （二）府兵制的利弊 關於府兵制的利弊，論者大不乏之人，但因對府兵的性質認識不甚清楚，立言往往無當於事實，故屬於此一類的論議，這裡不擬多辨，只條列其出發點尚不大錯者數端： 「論制度的好壞，或制度的利弊，須視當日政情而定。」這是我們論古史所應有的認識，我們不能把歷史向前拉的。府兵之利，據一般說： 一、居重馭輕。可是有人既強調這一條，同時又引唐中宗後韋氏臨朝稱制，召折衝兵萬人分屯京城，由韋氏子侄統領，「總兵的仍又利用易於集中的軍隊，以行其是」。那末，主要還是能不能夠連用的人事問題，不在乎居內或居外。 二、將帥無握兵之權，可免私兵之禍。然而募兵、邊兵等也可以易帥，這不一定是府兵特有之利。 三、簡點丁壯，須驗材力。這是一方面的看法。但又有人以為「少壯不齊，難成勁旅」，其實這種利弊，完全靠人事調節，非府兵制本身的特點。 關於它的弊害，又有如下的論據： 一、遠近分番之太過紛擾。章氏說：「唐以遠近分番，皆以一月，恐太紛擾。……又唐在二千里外者亦不免，此法所以壞也。」朱禮的見解略同。這不能不算是制度本身的缺點。 二、府多的地帶，雖互助仍難供辦。這是府兵制最突出的弊害。 三、引著君主走上黷武的途徑。有人舉隋煬帝增置軍府掃地為兵為例。按煬帝唯大事招募，故至於掃地為兵，君主之酷好戰爭，無論在任何兵制下都有之，不能專歸咎於府兵的。 （三）總結 府兵制是適應於遊牧社會的兵制。生長在漠北的落後部族，習於騎術，來去較易，他們本無禁兵、邊兵之別，無事時可以屯聚在一起，有事時可以散而之四方。他們的策略是因敵為糧。用不著輜重、餉需的後繼，不前進，不力戰，就會餓死，戰勝就可分享到戰利品。燕鳳說：「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之所以疲弊，而北方之所以常勝也。」可是在經濟高度發展的封建社會裡，情況不一樣，其有利因素勢難繼續保持，制度亦必然不能持久施行。此外，它不適合於封建社會的還有如下幾點： 一、府兵揀取的原則是先富後貧，富人多嬌生慣養，不知作戰為何事，即使他們願意入軍，也必演成不能授甲的現象。要靠他們禦敵衛國，是多麼危險的事！ 二、如果取的是貧羸的，沒有鄉鄰互助，妻子無以資生，自不能安心上番，最後只有逃亡。兵疲餉絀而期望戰勝，與取自富豪子弟者同一樣危險。 三、經濟越發展則分工越細密，隨著潮流影響，相信有府兵名籍的已多轉入工、商兩途，定期番上，必非所願。魏徵《十漸疏》說「正兵之輩，上番多別驅使」，貞觀十三年已有此弊，則借作僮僕非始自武后，初唐早肇崩潰之基。 四、國家機構未確立，自然無法擔負巨額支出——尤其是軍費之支出，資斧自備實即氏族社會末期一種變相的賦稅。封建社會則不然，國家已建設徵收的機構，人民也大致按比例而繳納賦稅，府兵之優免租庸調，無非等於當兵的雇值因為不當兵的也同樣受田。隨著時勢而變通，國家固寧願略增一點支出，取得統籌兼顧之較妥善的途徑，使軍備達於鞏固地位，一方面可減少貧弱逃亡，免至財政紊亂；另一方面又可使富豪安帖，不至發生抵抗。就統治階級來說，改世兵為雇兵是有利的。 總之，府兵之廢除，系隨社會經濟的發展而必然產生的結果，主要是經濟對兵制的影響。雖然兵制改變後也可對經濟發生其作用，但如果認為：「府兵破壞，整個的社會經濟也同時發生動搖，……至少是社會經濟崩潰的一個象徵。」則恰得其反。府兵崩潰的過程，如第七章所揭，應包括武后之開元初葉一個時期，正是唐代經濟最繁榮上升的時期。我們無須多辨，只拿當年歷史來一比，便知道正由於經濟繁榮，才促使府兵崩潰，絕非府兵廢除象徵著經濟崩潰了。 論道我國曆朝兵制，府兵最為一般人所共知，然而在開元時史冊已不甚詳，因而後世就發生許多誤會。對於它的起源，或以為本自鮮卑而未提佐證，或以為同於南朝而理由不充。試求其實，無疑是遊牧社會的落後兵制，它與均田相依為命，沒有授田，不可能強迫軍士自備資斧和武器。時至隋唐，國內經濟日益發展，兼併之風，不可復抑，均田制崩潰，府兵制也自然而然地跟著崩潰。 中唐的人不曉得這個道理，好像空想唐虞三代一樣，只覺得府兵廢除後僅三十年便發生安祿山之亂，就把前者看作是後者之因，眾口一辭，幾成定論。其實安祿山是在李唐軍政不修的情況下發動變亂的，府兵即使尚存，也無能為力。 府兵制是略為變通的世兵制，不是兵民合一，也不是兵農合一。它兼負禁衛和征行兩種職務，有點跟東西周和後來契丹、蒙古的軍制相像。拓跋氏把它和均田制一起帶入中原，仗著統治的勢力，才推行了許久，實際上它與我國的封建社會是並不適應的。 （岑仲勉） 盛唐之日落西山 唐朝對外的威力，以高宗時為極盛，然其衰機亦肇於是時。高宗的性質是失之於柔懦的。他即位之初，還能遵守太宗的成規，所以永徽之政，史稱其比美貞觀。公元655年，高宗惑於才人武氏，廢皇后王氏而立之。武后本有政治上的才能，高宗又因風眩之故，委任於她，政權遂漸入其手。高句麗、百濟及西突厥雖於此時平定，而吐蕃漸強。吐谷渾為其所破，西域四鎮亦被其攻陷，唐朝的外患，於是開始。683年，高宗崩，子中宗立。明年，即為武后所廢，徙之房州今湖北竹山縣。立其弟豫王旦即後來的睿宗。690年，又廢之，改國號為周，自稱則天皇帝。後以宰相狄仁傑之言，召回中宗，立為太子。705年，宰相張柬之等乘武后臥病，結宿衛將，奉中宗復位。自武后廢中宗執掌政權至此，凡22年，若並其為皇后時計之，則達55年之久。武后雖有才能，可是宅心不正。她是一種只計維持自己的權勢地位而不顧大局的政治家。當其握有政權之時，濫用祿位，以收買人心；又任用酷吏，嚴刑峻法，以威嚇異己的人，而防其反動；驕奢氵㸒佚的事情，更不知凡幾；以致政治大亂。突厥餘眾復強。其默啜可汗公然雄據漠南北，和中國對抗。甚至大舉入河北，殘數十州縣。契丹酋長李盡忠亦一度入犯河北，中國不能討，幸其為默啜所襲殺，亂乃定。因契丹的反叛，居於營州的靺鞨營州，為熱河朝陽縣，為唐時管理東北異族的機關。就逃到東北，建立了一個渤海國。此為滿族開化之始，中國對東北的聲威，卻因此失墜了。設在今朝鮮平壤地方的安東都護府，後亦因此不能維持，而移於遼東。髙句麗、百濟舊地，遂全入新羅之手。西南方面，西域四鎮，雖經恢復，青海方面對吐蕃的戰事，卻屢次失利。中宗是個昏庸之主，他在房州，雖備嘗艱苦，復位之後，卻毫無覺悟，並不能剷除武后時的惡勢力。皇后韋氏專權，和武后的侄兒子武三思私通，武氏因此復盛。張柬之等反遭貶謫而死。韋後的女兒安樂公主，中宗的婕妤上官婉兒，亦都干亂政治。政界情形的混濁，更甚於武后之時。710年，中宗為韋後所弒。相王旦之子臨淄王隆基定亂而立相王，是為睿宗。立隆基為太子。武后的女兒太平公主仍干政，憚太子英明，要想搖動他。幸而未能有成，太平公主被謫，睿宗亦傳位於太子，是為玄宗。玄宗用姚崇為相，廓清從武后以來的積弊。又用宋璟及張九齡，亦都稱為能持正。自713至741年，史家稱為開元之治。末年，突厥復衰亂，744年，乘機滅之；連年和吐蕃苦戰，把中宗時所失的河西九曲之地亦收復；國威似乎復振。然自武后已來，荒氵㸒奢侈之習，漸染已深。玄宗初年，雖能在政治上略加整頓，實亦墮入其中而不能自拔。中歲以後，遂漸即怠荒。寵愛楊貴妃，把政事都交給一個奸佞的李林甫。李林甫死後，又用一個善於夤緣的楊國忠。天寶之亂，就無可遏止了。一個團體，積弊深的，往往無可挽回，這大約是歷時已久的皇室必要被推翻的一個原因罷？ 唐朝的盛衰，以安、史之亂為關鍵。安、史之亂，皇室的腐敗只是一個誘因，其根源是別有所在的。（一）唐朝的武功從表面看，雖和漢朝相等，其聲威所至，或且超過漢朝，但此乃世運進步使然，以經營域外的實力論，唐朝實非漢朝之比。漢武帝時，攻擊匈奴，前後凡數十次；以至征伐大宛，救護烏孫，都是仗自己的實力去摧破強敵。唐朝的征服突厥、薛延陀等則多因利乘便，且對外多用蕃兵。玄宗時，府兵制度業已廢壞，而吐蕃、突厥都強，契丹勢亦漸盛。欲圖控制，守御，都不得不加重邊兵，所謂藩鎮，遂興起於此時，天下勢成偏重。（二）胡字本是匈奴的專稱，後漸移於一切北族。再後，又因文化的異同易泯，種族的外觀難改，遂移為西域白種人的專稱。詳見拙著《胡考》，在《燕石札記》中，商務印書館本。西域人的文明程度，遠較北族為高。他們和中國，沒有直接的政治關係，所以不受注意。然雖無直接的政治關係，間接的政治關係卻是有的，而旦其作用頗大。從來北族的盛衰，往往和西胡有關涉。冉閔大誅胡、羯時，史稱髙鼻多須，頗有濫死，可見此時之胡，已非盡匈奴人。拓跋魏占據北方後，有一個蓋吳，起而與之相抗，一時聲勢很盛，蓋吳實在是個胡人。事在公元446年，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見《魏書·本紀》和《宋書·索虜傳》。唐玄宗時，北邊有康待賓、康願子相繼造反，牽動頗廣，事在公元721、722年即玄宗開元九年、十年。康亦是西域姓。突厥頡利的衰亡，史稱其信任諸胡，疏遠宗族，後來回紇的滅亡亦然，可見他們的沉溺於物質的享受，以致漸失其武健之風，還不盡由於中國的漸染。從反面看，就知道他們的進於盛強，如物質文明的進步，政治、軍事組織的改良等，亦必有受教於西胡的了。唐朝對待被征服的異族，亦和漢朝不同。漢朝多使之入居塞內，唐朝則仍留之於塞外，而設立都護府或都督府去管理他。所以唐朝所征服的異族雖多，未曾引起像五胡亂華一般的雜居內地的異族之患。然環伺塞外的異族既多，當其種類昌熾，而中國政治力量減退時，就不免有被其侵入的危險了。唐末的沙陀，五代時的契丹，其侵入中國，實在都是這一種性質，而安、史之亂，就是一個先期的警告。 安祿山，《唐書》說他是營州柳城胡。他本姓康，隨母嫁虜將安延偃，因冒姓安。安、康都是西域姓。史思明，《唐書》雖說他是突厥種，然其狀貌，「鳶肩傴背，目側鼻」，怕亦是一個混血兒。安祿山和史思明都能通六蕃譯，為互市郎，可見其兼具西胡和北族兩種性質。任用蕃將，本是唐朝的習慣，安祿山遂以一身而兼做了范陽、平盧兩鎮的節度使。平盧軍，治營州。范陽軍，治幽州，今北平。此時安祿山的主要任務，為鎮壓奚、契丹，他就收用其壯士，名之曰曳落河。其軍隊在當時藩鎮之中，大約最為剽悍。目睹玄宗晚年政治腐敗，內地守備空虛，遂起覬覦之念。並又求為河東節度使。755年，自范陽舉兵反。不一月而河北失陷，河南繼之，潼關亦不守，玄宗逃向成都。於路留太子討賊，太子西北走向靈武、靈州，治今寧夏靈州。即位，是為肅宗。安祿山雖有強兵，卻無政治方略，諸將亦都有勇無謀，既得長安之後，不能再行進取。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朔方軍，治靈州。乃得先平河東，就借回紇的兵力，收復兩京。長安，洛陽。安祿山為其子慶緒所殺，九節度之師圍慶緒於鄴。因號令不一，久而無功。史思明既降復叛，自范陽來救，九節度之師大潰。思明殺慶緒，復陷東京。李光弼與之相持。思明又為其子朝義所殺。唐朝乃得再借回紇之力，將其打平。此事在762年。其時肅宗已死，是代宗的元年了。安史之亂首尾不過8年，然對外的威力自此大衰，內治亦陷於紊亂、唐朝就日入於衰運了。 （呂思勉） 中唐後理財之言論及方法 開元之初，緣邊戍兵常六十餘萬，中間雖嘗罷遣廿余萬《通鑑》二一二開元十年，然不久而屢興戰役東北、西北及西南。安史亂後，更軍費大增。職是之故，不得不講求理財，理財又可分言論與方法兩項記之。據余所見，通李唐一朝，其言論可取者得二人焉。 一、劉彤　北周之際，凡鹽池、鹽井，皆禁百姓使用，官賦其稅，隋開皇三年始罷之。《隋書·食貨志》及《通典》一〇入唐後，諸州所造鹽鐵，每年雖有官課，但中央似不大過問。開元九年左拾遺劉彤上論鹽鐵表云：「……然而古費多而有餘，今用少而財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民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民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濟民盛事也，臣實為當今宜之。夫煮海為鹽，采山鑄錢，伐木為室，豐余之輩也，寒而無衣，飢而無食，傭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收山海厚利，奪豐余之人，蠲調斂重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捐有餘而益不足。……然臣願陛下詔鹽鐵木等官，各收其利，貿遷於人，則不及數年，府有餘儲矣。然後下寬大之令，蠲窮獨之徭，可以惠群生，可以柔荒服。」同上《會要》。其計劃之大致，即（一）凡人民未獲國家許可，不得霸占國家公地、公物，以取豐富之利潤，此種獲利甚厚之事業，應歸國家專營及貿易。（二）貧窮之民，宜免除徭賦，使得專心務農。（三）如果貧民可以蠲免稅賦，則被壓迫之民眾，自然望風景附。其言頗與近世主張國家收入主要靠國營事業之理論相近，見解迥出向負唐代理財盛名的劉晏之上。玄宗曾令姜師度、強循等計會辦理，卒以沮議者多，並未由中央收管同上《會要》。劉彤「柔荒服」之見解，實即儒家所謂「王道」，如果善於體會及運用，何難化臭腐為神奇。 二、陸贄　有中央統治之剝削，有貪官污吏之剝削，更有豪門、地主之剝削，剝削愈多，人民愈苦，則反抗生焉。試觀陸贄論兼併之家，私斂重於公稅（見下文），又李紳詩：「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知中唐以後，上層階級如何壓迫剝削，下級農民如何困窮無告，即此一端，唐已有必亡之道矣。茲節錄贄疏《宣公集》二二於下方，所言雖仍不免受時代之限制，然在彼時能作此等話，稱曰「民主經濟論」，不為過也。 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商、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材力，勵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變革者也。代理則其道存而不犯，代亂則其制委而不行；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殺有度，車服、田宅，莫敢僭逾，雖積貨財，無所施設，是以咸安其分，罕徇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窮，聖王能使禮讓興行而財用均足，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不從，唯貨是崇，唯力是騁，貨利苟備，無欲不成，租販兼併，下錮齊人之業，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尊，戶蓄群黎，隸役同輩，既濟嗜欲，不虞憲章，肆其貪婪，易有紀極。天下之物有限，富家之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家之產，則千家之業不得不空。……今茲之弊，則又甚焉。……且舉占田一事以言之。古哲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耕，人力、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氵㸒，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壞，恣人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豪，以為私屬，貸其種食，賃其田廬，終年服勞，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絕，乃至於斯，厚斂促征，皆甚公賦。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為，而兼併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穡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不壅？昔之為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虛設哉！斯道浸亡，為日已久，故欲修整頓，行之實難，革弊化人，事當有漸。望令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為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舍也。 安、史發難，昔日之財源既大大縮減，同時又軍費日增，唐室自不得不多方設法以求應付。當日籌款方法，約可別為六類如下： 1．鹽　至德元年，第五琦拾劉彤之策，創立鹽法，就山海、井灶收榷其鹽，官置吏出糶，如舊業戶並遊民願業者，使為亭戶，免其雜徭，隸於鹽鐵使，私煮者罪有差《舊書》一二三。琦既貶死上元元，劉宴代之寶應二，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貫，季年逾十倍，大曆末，通計一歲征賦總千二百萬貫，而鹽利且過半。元和三年收入七百二十餘萬《元龜》四九三，是為最高之數。又《舊書》一四稱，元和五年收賣鹽價錢六百九十八萬五千五百貫。惟《通典》一〇言「每歲所入九百餘萬貫文」，按《會要》八七，元和「七年王播奏，去年鹽利，除割峽內井鹽，收錢六百八十五萬，從實估也」，九百餘萬或非實估之數，故而不同。 劉宴之理財，計有三長：①募疾足傳遞四方物價，其上下能於四五日內知之，故食貨之重輕，盡在掌握，使囤積者無所施其術。②所任使多後進有干能者，故富朝氣而不敢為非。③視事敏速，乘機無滯。 當日產鹽之區，約可分為三類：一曰散鹽，即海鹽，自幽州以南至嶺南沿海之地。二曰池鹽，河中府解縣池與陝州安邑縣池總謂之兩池，元和時歲收一百六十萬貫《元和志》一二。靈州回樂縣有溫泉鹽池，懷遠縣有鹽池三所。《元和志》四：「隋廢；紅桃鹽池鹽色似桃花，在縣西三百二十里。」威州溫池縣有溫池。鹽州五原縣有烏池、白池。夏州有二鹽池，色青者曰青鹽，一名戎鹽，入藥用《元和志》四。豐州界有胡洛落池。三曰井鹽，成州長道縣有鹽井。劍南之陵、綿、資、瀘、榮、梓、遂、閬、普、果十州共有鹽井九十所。 元和六年，戶部侍郎盧坦奏，河中兩池顆鹽只許於京畿鳳翔、陝虢、河中、澤潞、河南、許汝等十五州界內糴貨，比來因循，兼越興元、洋、興、鳳、文、成等六州。臣移牒勘責，得山南西道觀察使報，其果、閬兩州鹽不足供給當地，若兼數州，自然闕絕，今請將河中鹽放入六州界糴貨《會要》八八；此為後世劃分引岸之始基。 2．茶　茶飲至中唐而盛玄宗時毋景著《伐飲茶序》，代宗時陸羽著《茶經》。貞元八年水災，詔令減稅，諸道鹽鐵使張滂籌抵補之法，因請於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十分稅一，是為茶屬專稅之始。自此，每歲得錢四十萬貫。《會要》八四。惟《陸宣公集》二二言歲約得五十萬貫。大和九年，從王涯議，設榷茶使，由官收茶自造作，旋即罷之。《元和志》二八言，饒州浮梁每歲出茶七百萬馱，稅十五餘萬貫。 代宗以後，尚茶成風，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是為我國茶葉外銷漠北之始。《新書》一九六《陸羽傳》又建中二年常魯使吐蕃，贊普以壽州、舒州、顧渚今長興、蘄門應即今之祁門、昌明川茶名、湖今岳陽各茶出示，《國史補》下，又知此時茶飲已輸入吐蕃。 3．酒　北周之末，曾置酒坊收利。《隋書·食貨志》唐至廣德二年，始敕諸州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大曆六年又分酒店為三等，建中元年罷之。三年，初榷酒，悉令官釀，每斛收直三千，米雖賤不得減二千，委州縣綜領，惟京畿免榷。貞元二年，並推行於京兆，每斗榷酒錢百五十文，然亦有榷曲而不榷酒之地方，大和末稅收約百五十六萬餘緡，釀費居三分之一。 4．青　苗錢及地頭錢。廣德二年，百司俸料不給，初令諸州征青苗錢，每畝十文，大曆三年更加五文，候苗青即征之，故名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文，共約得錢四百九十萬貫。《舊書》一一永泰二年數。 5．借商錢　北齊武平時，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隋書·食貨志》此借商錢亦見於六朝者。肅宗初，遣御史分赴江淮、蜀漢，籍豪商富戶家資，所有財貨畜產，十收其二，謂之率貸《通典》一一。建中三年，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韋都賓等建議，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令富商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於是試行於京師，約罷兵後以公錢還，計借商及括僦櫃即今之質庫、當鋪質錢共得二百萬緡《通鑑》二二七。論者多責其苛擾，試問此種做法，比諸同年稅錢每千增二百，鹽每斗價增百錢，其苛擾之廣狹為如何也。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持論者乃見不及此。唐末仿行者有乾符五年太原借商人助軍錢五萬貫文《唐末見聞錄》，又廣明元年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戶及胡商貨財，敕借其半，高駢奏盜賊蜂起，皆出饑寒，獨富戶、胡商未耳，乃止《通鑑》二五三。 6．屋間架稅及除陌錢　建中四年，判度支戶部侍郎趙贊奏設兩種雜稅：（甲）稅屋間架，即今之住屋稅。法凡兩屋謂之一間，屋分三等：上等每間出錢二千，中一千，下五百，隱匿一間者杖六十，告者賞錢五十貫，取於犯家。（乙）除陌錢，約與今印花稅相類。東晉貨賣牛馬、田宅，有文券者率一萬輸值四百，無文券亦約百分收四，名為散估。唐舊制公私給與、貿易率一貫稅二十，至是增為五十即百分之五，凡給與他物或兩換者，約錢為率算之。市牙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自署記，翌日合算；有自貿易不用市牙者，給其私簿，無私簿者投狀自集。其有隱錢百者罰二千，杖六十，告者賞十千，出於犯家。行不數月，遇興元元年正月朔大赦，悉予停罷。同時，贊又請置大田，收天下田十分之一，擇其上腴，樹桑環之，名曰公田、公桑，自王公至庶人按差等助耕，收谷、絲以補公用，旋自認非便，遂寢不行。 征課之色目既增，收入之數自應大進，而征之事實，卻又不然。李吉甫《元和國計簿》稱，元和兩稅、榷酒斛、鹽利、茶利總三千五百一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八貫石，比較天寶所入陚稅，計少一千七百一十四萬八千七百七十貫石《通鑑》二三七胡注據宋白轉引，以物質不同之單位，糅合互加，實際本無從比較，今姑如所言計之，建中初之收入，總計四千七百五十五萬五千餘貫石見前節，是元和初期不特比天寶少，且比建中較少一千二百餘萬貫石。 推原其故，則由於地方官假公款以為進奉，進奉之入於宮內者愈多，斯公款之上於度支者愈縮。代宗生日，臣工有獻，是其開端。德宗宮內頗事奢靡，相傳每引流泉，先於池底鋪錦蔡絛《西清詩話》引李石《開成承詔錄》。及朱泚既平，尤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韓滉獻羨錢五百餘萬緡貞元二，節度使韋皋有月進據《國史補》，《舊書》四八作日進，觀察使李兼有月進，諸使杜亞、劉贊、王緯、李錡皆以常賦入貢，名為羨餘。至代易時，又有進奉，常州刺史裴肅鬻薪炭案紙為進奉，得遷觀察，宣州判官嚴綬假軍府為進奉，召補刑部員外，是直賣官鬻爵之變相矣。 順宗即位，罷諸粃政。憲宗繼體，旋又復舊，度支鹽鐵諸道，貢獻尤甚，號助軍錢，賊平則有賀禮及助賞設物，群臣上尊號則獻賀物《新書·食貨志》此外，如王鍔自淮南入朝，厚進奉，山南西柳晟、福建閻濟美違赦進奉均元和三，河東王鍔進家財三十萬緡元和五，皆彰彰在人耳目。代宗時，常袞曾言，「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民」，取之什而供其二三，唐帝視之，已有受寵若驚之勢，易言之，即教下使貪也。由是而吏治益不可澄，財政益不能理，民生益不得不困，唐室有自殺之道，此又其一端矣市舶使之收入，亦歸宮中，下文再言之。 再推而下之，地方官吏、土豪、富戶之剝削，益不可數計。此外更有因錢幣價漲，不加調整，使民間負數倍之損失者；如李翱元和末《疏改稅法》云：「建中元年初定兩稅，至今四十年矣，當時絹一匹為錢四千，米一斗為錢二百，稅戶之輸十千者為絹二匹半而足矣。今稅額如故，而粟帛日賤，錢益加重，絹一匹價不過八百，米一鬥不過五十，稅戶之輸十千者為絹十有二匹然後可。……假令官雜虛估以受之，尚猶為絹八匹，乃僅可滿十千之數，是為比建中之初為稅加三倍矣。」《李文公集》九耕地面積相同，隔三四十年，生產不會增多，納實物卻增三四倍，折征而不隨幣值為升降，民困乃如水益深、如火益熱矣。 （岑仲勉） 五代的興亡和契丹的侵入 一、梁唐晉的爭奪 從來讀史的人，有一個謬論。就是說：「唐朝有藩鎮，所以兵強；宋朝削除藩鎮，國內雖然治安，然而兵就弱了，就是遼金元之禍。」這句話，全是誤謬了的。宋朝的事情，且待慢慢再說。唐朝的強，是在開元以前，這時候，何嘗有什麼藩鎮？天寶以後，藩鎮遍地都是了。豈但如此，就連一個小小的沙陀，也抵擋不住，聽他縱橫中原；到後來並且連契丹都引進來。 軍事是貴乎嚴肅的，貴乎能統一的；所以對外能戰勝的兵，對內必然能服從命令；驕蹇不用命的兵，對外必不能一戰。唐朝就是如此：中葉以後的藩鎮，可謂大多數不聽朝廷的命令了。然而打一個區區的草寇，還是不濟事，還得仰仗沙陀兵。所以李克用一進中原，兵力就「莫強於天下」。然而李克用也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北族，並不是有什麼雄才大略的；所靠的就不過是兵力。所以兵力雖強，依然無濟於事；到後來，居然「天下之勢，歸朱溫者十七八」。然而沙陀這個種族，畢竟還有些朝氣；唐朝這一班軍閥，卻早成了暮氣了。朱溫雖是個英雄，既包圍在這種空氣里，自然不免受些影響。所以朱溫死後，兒子好無用處，竟給李存勖滅掉。這話是怎麼說？大凡在草澤英雄里，要出一個角色容易；在驕橫的軍閥里，要出一個角色難。因為草澤英雄，是毫無憑藉的，才情容易磨練得出；軍閥卻是驕奢氵㸒逸慣了的，他那個社會中，自然出不出人才來。 梁太祖篡唐之後，前一〇〇〇年(1)，給次子友珪所弒。弟三子友貞，討殺之而自立，是為末帝。先是前一〇〇四年，李克用死了，兒子存勖繼立。李克用晚年，也有點暮氣；存勖卻是「新發於硎」。於是河北三鎮及義武，皆為存勖所服。李克用死的同一年，魏博羅紹威也死了。梁兵便乘機襲取趙州，進攻鎮州。成德王鎔，和義武王處直聯盟，求救於晉。李存勖為之出兵，敗梁兵於柏鄉（如今直隸的柏鄉縣）。幽州劉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李存勖攻之，梁人救之，不勝。梁太祖既死，晉人乘機入幽州，把劉守光殺掉。前九九七年，梁人所派的魏博節度使楊師厚死了。梁人想趁勢把天雄軍分為兩鎮。軍人作亂，迎接李存勖，於是魏博也入於晉。梁末帝性柔懦，更不是李存勖的對手。嘗發兵攻魏州，又想出奇兵襲晉陽，都不成功。晉人卻襲取梁的楊劉鎮在如今山東東阿縣境。築了德勝南北兩城就在東阿境內。梁人就得「決河自固」。前九八九年，李嗣源襲取鄆州如今的東阿縣。梁朝的形勢，更為緊急。梁末帝派勇將王彥章去攻鄆州，又給李存勖殺掉。這時候，梁國的重兵，都在河外。李存勖用李嗣源的計策，發兵直襲大梁。梁末帝無法，只得圖個自盡；於是梁朝滅亡。 李存勖以前九八九年，自稱皇帝，國號也叫做唐，是為後唐莊宗。滅梁之後，遷都洛陽。莊宗既是個沙陀，又是個軍閥，幹得出甚麼好事情？滅梁之後，自然就志得意滿起來。寵任伶人宦官；不問政事，賞賜無度。——五代十國，原算不得什麼國家，不過是唐朝藩鎮的變相。唐朝的藩鎮，節度使的廢立，是操在軍士手裡的；這時候，雖然名目變做皇帝，實際上自然還脫不了這種樣子。莊宗把方鎮上供的錢，都入之內府，以供私用；州縣上供的錢，才撥入外府，以供國家的經費。內府「金帛山積」，而外府竭蹶異常。南郊祭天賞賜不足，軍士就都有怨心；軍士心變，軍閥的命運就完了。 前九八七年，莊宗派宰相郭崇韜，帶了他的兒子魏王繼岌伐蜀。這魏王，是劉皇后所生。劉皇后本是莊宗的妃子，郭崇韜為他有寵，勸莊宗立為皇后，希翼他見自己的情，宮裡可以得―個強援。誰知道劉後反聽宦官的話？王建的兒子王衍，是很荒氵㸒的。郭崇韜的兵一到，自然馬到成功。然而川中盜賊大起，一時未能還兵。就有宦官對劉皇后說：郭崇韜起了異心，恐於魏王不利。劉皇后大懼。忙告訴莊宗，請他把郭崇韜殺掉。莊宗不聽。劉皇后就自己下了一條「教」給魏王，叫他殺掉郭崇韜。中外的人，都莫名其妙，於是謠言四起。就在這謠言四起的時候：魏博的兵戍瓦橋關在如今直隸的雄縣。而歸的，就據著鄴都作亂。莊宗派李嗣源去打。李嗣源的兵也變了，劫著李嗣源，把他送進鄴城裡。李嗣源想條計策，撒了―句謊，鄴城裡的叛兵，才再放他出來。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說：哼！這種糊塗的皇帝；你給手下的兵，劫進叛兵城裡，再出來，還想沒有罪麼？不如索性反罷。李嗣源一想，不錯，就派石敬瑭做先鋒，直趨洛陽。莊宗想要拒他，手下的兵.沒一個用命，就給伶人郭從謙所弒。於是李嗣源即位，是為明宗。 明宗也是沙陀人，是李克用的養子。這個人在軍閥里，卻比較的算安分些。在位八年，總算沒十分荒謬的事情。前九七九年，明宗死了。養子從厚立，是為閔帝。這時候，明宗的養子從珂鎮鳳翔，石敬瑭鎮河東。閔帝想把他倆調動.從珂就舉兵反。閔帝派五節度的兵去打他，都非降即潰。派自己的衛兵去迎敵，到陝州如今河南的陝縣。又迎降。於是閔帝逃到衛州，如今河南的汲縣。被殺。從珂即位，是為廢帝。廢帝既立，又要把石敬瑭移到天平，石敬瑭也就造反，於是契丹來了。 二、契丹的興起和侵入中國 契丹的祖宗，就是鮮卑宇文氏，已見第二篇中第三章第四節。這一種人，自為慕容氏所破，竄居如今的熱河道境。後魏道武帝，又把他打敗。於是「東西分背」。西為奚，東為契丹。奚人居土護真河流域如今的英金河。盛夏徙保冷陘山在媯州西北。契丹人居潢河之西如今的西剌木倫。土河之北如今的老哈河。奚眾分為五部，契丹則分為八部。 按契丹的部名，見於《魏書》的，《遼史》謂之古八部。其後嘗為蠕蠕及高麗所破，部落離散。隋時，才復依託紇臣水而居，即土護真河。分為十部，逸其名。唐時，復分為八部。《遼史》說:這八部，「非復古八部矣」。然而據唐朝的羈縻州名看起來，則芬問就是羽陵，突便就是日連，芮奚就是何大何，墜斤就是悉萬丹，伏就是匹絜；其餘三部，雖不能斷定它和元魏時何部相當，然而八部卻實在沒有變。《遼史》的話，是錯誤的了。 契丹盛強之機，起於唐初。唐太宗時，契丹酋長窟哥內附。太宗把他的地方，置松漠都督府，就以窟哥為都督，賜姓李。別部大酋辱紇主也來降，以其地為玄州。八部也各置羈縻州。這時候，奚人亦內附，以其地為饒樂都督府。兩都督府、共隸營州。如今熱河道的朝陽縣。武后時，窟哥的後人李盡忠，和歸城州刺史孫萬榮這是契丹的另一部。其酋長孫敖曹，以高祖武德四年來降。安置之於營州城旁，即以其地為歸城州，萬榮是敖曹的孫子。同反。武后發幾十萬大兵，都不能討定。到底靠突厥默啜，襲破盡忠之眾。這時候盡忠已死。又藉助於奚兵，才把萬榮打平。契丹勢力的不可侮，於此已見。然而經這次大創以後，契丹也就中衰。附於突厥。前一一九八年玄宗開元二年，盡忠的從父弟失活才來降。於是奚酋李大酺，也叛突厥來歸。唐朝就再置松漠饒樂兩都督府，各妻以公主。前一一九四年，失活死，從父弟娑固襲爵。為牙將可突干所攻，逃奔營州。營州都督許欽澹，為他發兵，並且發李大酺的兵.去攻可突干，大敗，娑固及李大酺都被殺。於是奚衰而契丹獨強。可突干立娑固的從父弟郁干。前一一九〇年，郁乾死，弟吐干襲。又和可突干不協。前一一八七年，來奔。國人立其弟邵固。前一一八二年，為可突干所弒。一一七八年，幽州長史張守珪.結契丹部長過折，過折斬可突干來降。即以為松漠都督，旋為可突干餘黨泥禮所弒。 遼太袓先世世系據《遼史·太祖本紀贊》。 雅里——毗牒一一頦領——肅祖耨里思里——懿祖薩剌德里——玄祖勻德實里——德祖撒剌的里——太祖阿保機《遼史·耶律曷魯傳》：曷魯對奚人說:「漢人殺我祖奚首，夷離堇。」這祖奚夷離堇，也是太祖的先世。我疑心就是可突干。 遙輦氏九可汗見《遼史·百官志》。 津可汗——阻午可汗——胡剌可汗——蘇可汗——解質可汗——昭古可汗——耶瀾可汗——巴剌可汗——痕德堇可汗 雅里就是泥禮。亦作涅里。當時推戴他的人很多見《耶律曷魯傳》。「讓不有國」，而立迪輦阻里。《遼史》說就是阻午可汗。唐朝賜姓名曰李懷秀，拜松漠都督。前一一六七年天寶四年，殺公主叛去。更封其酋李楷落以代之。安史亂後，契丹服於回紇。前一〇七〇年武宗會昌二年，可汗屈戍《遼史》說就是耶瀾可汗才來降。咸通中懿宗年號，前一〇五二年——前一〇三九年可汗習爾，曾兩次進貢《遼史》說就是巴剌可汗。前一〇一一年昭宗天復元年，飲德立為可汗，是為遙輦氏的末主痕德堇可汗。 《遼史·地理志》說：遼之先世，是「有神人，乘白馬，自馬孟山浮土河而東；有天女，駕青牛，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葉山，二水合流，相遇，為配偶。生八子；其後族屬漸盛，分為八部」。木葉山，遼屬永州，在如今熱河道赤峰縣東北境。我頗疑契丹所謂八部，就是八子之後，而《遼史》所謂「皇族」、「國舅」，卻出於八部之外，皇族是代表乘白馬的神人，國舅是代表乘青牛的天女。所以隋時其眾分為十部，而唐時松漠、玄州，亦在八部之外。皇族是大賀氏、遙輦氏、世里氏，是為三耶律。國舅是乙室已氏、拔里氏，是為二審密。大賀氏之衰，八部僅存其五。雅里就把這五部再分為八；《五代史》載契丹八部是：旦利皆、乙寶活、寶活、納尾、頻沒、納會雞、集能、奚嗢。又析三耶律為七，二審密為五，共二十部。三耶律的分，大賀、遙輦，共析為六，而世里氏仍合為一，謂之迭剌部。所以其實力最強。遙輦氏做可汗的時候，實權仍在迭剌部手裡。 契丹太祖之興，據《五代史》說：契丹「部之長號大人。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歲久，或其國有疾疫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為約本如此，不敢爭。某部大人遙輦次立。案這是誤以氏族為人名。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摘星嶺攻之。每歲秋霜落，則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飢死。即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甚謹。八部之人，以為遙輦不任事，選於其眾，以阿保機代之。……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機又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漢人教阿保機曰:中國之王，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以其久不代，共責誚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為一部，以治漢城，在如今熱河道圍場縣西南。可乎？諸部許之。……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盡殺諸部大人，遂立不復代」。據《遼史》則太祖是做本部夷離堇，升為大迭烈府夷離堇，再進為于越；痕德堇可汗死，然後即位的。我頗疑所謂建旗鼓以統八部，就是夷離堇之職。至於共主，則自在八部之外，但看唐時松漠玄州在八部之外可知。大賀、遙輦兩氏的可汗，相承具有世次，斷不得僅有八部公推的大人。迭剌部、夷離堇，就是後來的北南二大王院，總統部族軍民之政，是很有實權的。居了此職，所以可圖篡。大祖以前，這一職，或須由諸部公推。所以大賀、遙輦兩氏，雖無實權，世里氏還遲遲不能圖篡。 太祖的代痕德堇而立，事在前一〇〇六年。《遼史》以明年為太祖元年。當時既能招用漢人，又盡服北方諸部族。契丹所征服的部族甚多，具見《遼史·屬國表》。——此外還有散見於《本紀》中的。其最有關係的，就是渤海（見第五章第一節）、黠戛斯（征服黠戛斯，則可見契丹的聲威，已到漠北）、党項、沙陀、韃靼（這三種人，在今山陝之北。韃靼、回鶻、吐蕃（這是在河西的回鶻，隴右的吐蕃）等。於是契丹疆域：「東至海；西至金山阿爾泰山。暨於流沙甘肅新疆的沙漠。北至臚朐河克魯倫河。南至白溝。」這是取燕雲十六州以後的事。以上幾句話，據《遼史·地理志》。就做了北方一個大國了。前此北族的得勢，不過一時強盛，總還不脫遊牧種人的樣子。獨有契丹，則附塞已久，沐浴漢人的文化頗深；而且世里氏之興，招用漢人，也是其中一個原因；所以它的情形，又和前此北族，稍有不同。自李大酺死後，奚人就弱，而契丹獨強。終唐之世，契丹人崛強，而奚人常服從。契丹太祖絕後，奚人才服屬契丹。後來又一部叛去，依媯州北山射獵，到太宗時才服契丹。 契丹太祖，起初和李克用約為兄弟，後來又結好於梁，所以李克用很恨他。後唐莊宗時，契丹屢次入寇。這時候，周德威守幽州，棄渝關如今的山海關之險，契丹就入據平州，如今直隸的盧龍縣。然而和後唐戰，總不甚得志。前九八六年，契丹太祖死，次子德光立，是為太宗。立十年，而石敬瑭來求救。 石敬瑭造反之後，廢帝派張敬達去攻他。石敬瑭便去求救於契丹。許賂以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之地。部將劉知遠後漢高祖說：契丹是沒有大志的。就要借他的兵，只宜許以金帛；不可為一時之計，遺將來的大患。敬瑭不聽。契丹太宗聽得石敬瑭求救，便自帶大兵南下。把張敬達圍了起來。廢帝派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去救，德鈞又懷挾異志，投降契丹。於是契丹太宗冊石敬瑭為晉帝。挾之南下，打敗後唐的兵。廢帝自焚死。晉高祖入洛，就割幽如今的京兆、薊如今京兆的薊縣、瀛如今直隸的河間縣。莫如今主隸的肅寧縣、涿如今京兆的涿縣、檀如今京兆的密雲縣、順如今京兆的順義縣、新如今直隸的涿鹿縣、媯如今直隸的懷來縣。儒如今直隸的延慶縣、武如今直隸的宣化縣、雲如今山西的大同縣、應如今山西的應縣。寰如今山西的馬邑縣、朔如今山西朔縣的西北、蔚如今山西的朔縣十六州，送給契丹。從此以後，中國的形勢，就如負疽在背了。《遼兵·兵志》「每南伐，點兵多在幽州北千里鴛鴦泊。……皇帝親征，至幽州……分兵為三道……至宋北京.三路兵皆會……大抵出兵不過九月，還師不過十二月。若帝不親征，則以重臣統率往還，進以九月，退以十月。……若春以正月，秋以九月，則不命都統，只遣騎兵六萬，於界外三百里內，耗盪生聚，不令穩養而已」。觀此，則遼人之侵宋，殆視為每歲當然之事。宋朝北邊的所以凋弊，實由於此。而其所以然，則全由於幽州割讓，北邊無險可守（河東雖割雲州，仍有雁門內險。受害便不甚深）。所以《遼史》說，「宋惟太宗征北漢，遼不能救。余多敗衂。縱有所得，亦不償失。良由石晉獻土，中國失五關故也」。可見燕雲十六州的割讓，於中國關係極大。這種內爭的武人，真是罪大惡極。 然而石晉自身，也就深受其害。當石晉高祖時候，事契丹甚謹，內外諸臣，也有許多不忿的。高祖深知國力疲敝，不能和契丹開釁，始終十分隱忍。前九〇七年，石晉高祖卒，兄子重貴立，是為出帝，出帝的立，侍衛景延廣，頗有功勞。於是用他和高祖舊臣桑維翰，同做宰相。景延廣這個人，是很冒昧的。立刻就罷對遼稱臣之禮，對於遼人交涉，一味強硬。於是兵釁遂開。戰爭連年，雖亦互有勝負；然而這時候，國力既已疲敝，諸藩鎮又各挾異心，到底難於支持。前九六六年，晉將杜重威，叛降契丹。契丹兵就入大梁，把出帝捉去。晉高祖入洛的明年，遷都於汴。 明年，契丹太宗入大梁。然而這時候，遼人全不知治中國之法。一味想搜括中國的錢財，搬到本國去。於是派使者分路出去「括措財帛」。又用子弟親信做諸州節度刺史，也全是外行，用了一班漢奸，做出許多荒謬的事情。又遼國的兵制，有一種「打草谷軍」，是軍行時，專出去剽掠的。既入中國之後，依然行用此法。於是叛者蜂起。契丹太宗沒法，只得北還，行至灤城如今直隸的灤縣而死。先是契丹太祖的長子，名倍。太宗是次子。太祖後述律氏，喜歡太宗。於是滅掉渤海之後，封倍為人皇王，太祖號天皇，述律氏號地皇后以鎮其地。人皇王逃奔後唐廢帝死時，把他殺掉。於是太宗襲位。述律後笫三個兒子喚做李胡，最為橫暴。太宗死後，遼人怕述律後又要立他，就軍中推戴世宗。述律後怒，叫李胡發兵拒戰，兵敗，乃和世宗講和。後來述律後和李胡，又有異謀。世宗幽後於木葉山，把李胡囚在祖州（在如今熱河道林西縣境）。事情才算了結。 後漢高祖劉知遠，也是沙陀人。石晉高祖南下，派他留守太原。契丹攻晉時，他按兵守境，好像是守中立的樣子。遼太宗北還後。才在太原稱帝。太宗死後，乃發兵入大梁。諸鎮降遼的，都復來歸。遼世宗因國內有難，無暇顧及南邊，於是中國又算恢復。 三、周世宗的強盛和宋朝的統一 後漢高祖入大梁後，明年，就死了。子隱帝立前九六四年。高祖舊臣楊邠總機政、郭威主征伐、史弘肇典宿衛、王章管財賦分掌國事。隱帝厭為所制。前九六二年，把楊邠、史弘肇、王章都殺掉。郭威方統兵防遼，隱帝又要殺掉他。郭威還兵，把隱帝攻殺。高祖的兄弟劉崇，留守太原。本和郭威不協。這時候，郭威揚言要迎立他的兒子名贇，劉崇就按兵不動。郭威旋出軍御遼，至澶州如今直隸的濮陽縣，為軍士所擁立，還大梁。是為後周太祖。差人把劉崇的兒子殺掉。於是劉崇稱帝於太原，是為北漢。遣使稱侄於遼，世宗冊之為帝更名旻。 前九五八年，周太祖卒，養子世宗立。北漢乘喪，借遼兵來伐，世宗大敗之於高平如今山西的高平縣。世宗是個奮發有為的人，於是富國強兵，立下了一個安內攘外的計劃。就做了宋朝統一事業的根本。 五代時候的禁衛軍，原是唐朝藩鎮的兵；這種兵，用以脅制主將則有餘，真箇要他見仗則不足，我前面已經說過了。後唐莊宗、閔帝、廢帝的相繼敗亡，也未必不由於此。周世宗從高平打仗回來，才深知其弊。於是大加簡汰；又在諸州招募勇壯，以補其闕；同時又減裁冗費，整頓政治；於是國富兵強了。 這時候，遼世宗已死，穆宗繼立前九六一年，沉湎於酒，不恤國事，國勢中衰。然而北漢、南唐、後蜀等，還想憑藉其力，以震動中原。北漢本是靠遼立國的，南唐、後蜀，也特差使臣，和遼通問。周世宗要想伐遼，就不得不先用兵於南唐、後蜀。 南唐李昪，是篡吳得國的。吳當楊渥時，兵權盡入於牙將張顥、徐溫之手。前一〇〇四年，顥、溫共弒渥，而立其弟隆演。溫又殺顥。於是大權盡歸於溫。溫出鎮昇州（如今江蘇的江寧縣），留子知訓在江都輔政。為副都統朱瑾所殺。溫養子知誥戡定其亂。代知訓輔政。徐溫死後，大權就歸於知誥。前九七五年，隆演的弟溥，禪位於知誥。複姓李，更名昪。國號叫作唐。傳子李璟，文弱不能有為，國勢實弱。然南唐土地本大；李璟又乘閩楚之衰，把它吞併；閩王審知，傳子延翰，為弟延鈞所弒。延鈞襲位，更名璘。自以國小地僻，常謹事四鄰。頗為安穩。前九七七年，璘為其下所弒。子繼鵬立，改名昶。前九七五年，又遇弒。審知少子延曦立，延曦的兄弟建州刺史延政，和他相攻。前九六八年，延曦為其下所弒，延政即位，還沒有遷到福州。明年，給唐兵圍起來，滅掉。馬殷傳子希聲。希聲傳弟希范。湖南多產金銀，又有茶利，國頗殷富。希范奢侈無度，重加賦稅。才弄得民窮財盡。前九六〇年，希范卒，弟希廣立。庶兄希萼守朗州（如今湖南的武陵縣）。以年長不得立，怨望庶弟希崇，又和他合謀。於是希萼入潭州，把希廣殺掉。自立。又為希崇所囚，希崇把他安置在衡山（如今湖南的衡山縣）。又有人奉以舉事。崇懼，請兵於唐。前九六一年，唐兵入潭州，希崇降。於是頗有自負的意思。後蜀主孟昶，也是昏愚而狂妄的。後蜀孟知祥，是後唐的西川節度使。明宗末年，安重海為相，和東川節度董璋不協。璋舉兵反，明宗使石敬瑭討之。知祥和董璋併力，敬瑭不能克，罷兵。前九八一年，知祥攻殺董璋，兼有兩川之地。前九七四年，知祥卒，子昶繼立。都想交結契丹，以圖中原，前九五六年，周世宗遣兵伐蜀，取階如今甘肅的武都縣、成如今甘肅的成縣、秦如今甘肅的天水縣三州。明年，自將伐唐，屢破其兵。盡取江北之地。前九五四年，遣舟師入江。唐人只得割江北請和。稱臣於周，奉其正朔。 前九五三年，周世宗自將伐遼，取瀛、莫、易三州，置雄如今直隸的雄縣、霸如今主隸的文安縣二州，自此中國和契丹，以瓦橋關為界。遂趨幽州。遼將蕭思溫不能抗。請救於穆宗，穆宗沉湎於酒，又不時應。幽州大震。不幸世宗有病，只得班師。不多時，世宗死了。兒子梁王宗訓立，是為恭帝。還只七歲。未幾，就有陳橋驛在如今河南開封縣東北兵變的事情。 宋太祖趙匡胤，本是後周太祖、世宗兩代的將，屢立戰功。這一次事情，是和後周太宗的篡漢，如出一轍的。大約竟是抄老文章。大凡人心看慣了一件事，很容易模仿，所以「惡例不可輕開」。當時傳言遼人入寇，太祖帶兵去防他，走得不多路，就給軍士所擁戴了。太袓既襲周世宗富強之餘；而這時候，割據諸國又沒一國振作的，統一的事情，自然容易措手。前九四九年，先平定了湖南和荊南。馬希萼時，朗州將王逵周行逢，據州以叛。推辰州刺史劉言為主。南唐破潭州後，不久，仍為王逵等所得。受命於後周。後來王逵攻殺劉言，又為裨將潘叔嗣所殺。周行逢討誅叔嗣平定湖南。前九五〇年，行逢卒，子保權年幼。行逢遺命，說衡州刺史張文表，一定要造反。若不能敵，可請命於朝。明年，文表果然襲取潭州，將攻朗州。朗州人就到宋朝請救。南平高繼興，本梁將。前一〇〇七年，梁太袓用他做荊南節度使，有荊、歸、峽三州。後唐莊宗滅梁，繼興入朝。唐封為南平王。繼興見莊宗政亂，知道不能久存。還鎮後，遂謀自保之策。從此南平在實際上，就自立為一國。繼興傳子從晦，從晦傳子保融，保融傳弟保勖，保勖又傳保融子繼沖，凡五世。宋朝派慕容延釗李處耘去救朗州，就假道於南平，把他襲滅。南平滅時，張文表已給朗州將楊師璠打平。而宋朝仍進兵不已，到底直逼朗州，把保權擒獲。前九四七年，滅後蜀。孟昶降。前九四三年，平南漢。南漢劉岩死後，弟繼立。極其侈虐。傳子玢，玢傳弟晟，皆耽於游宴，政治癒壞。晟傳子更為昏暴，而屢侵宋邊，遂為宋所滅。前九三七年，滅南唐。南唐事中國最謹。前九五一年，李璟卒，子煜立。宋以「征其入朝不至」為名，前九三八年，派曹彬去伐他。明年，十一月，把他滅掉。九三四年，吳越王錢俶遂納士。錢鏐傳子元瓘，元瓘傳子佐，佐傳弟倧．倧傳弟俶，凡五世。只有北漢，倚恃遼援，宋朝攻他幾次，未能得志。太祖和趙普，也因北漢捍禦西北兩面，北指契丹，西則當時甘肅地方亦在化外。所以姑置為緩圖。到前九三三年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天下已定，太宗便大舉伐北漢。分兵敗遼援兵。於是北漢也滅掉。唐中葉後的分裂，到此才算統一。 宋朝的太祖、太宗，都可以算能祖述周世宗的人物。但是彼此的政策，似乎有一異點。周世宗之意，似乎是想破遼，恢復幽州的。對於以後，作何策畫，無從揣測。伐後蜀，伐南唐，不過是除掉後患，以便併力向前的意思。宋太祖、太宗，卻是先平定內難，然後從事於遼。大約是「先其易者」的意思，原也不失為一種政策。但是遼當穆宗在位，實在是有隙可乘的時候。景宗初年，南邊也未能布置得完密。穆宗死於前九四三年，已在太祖代周之後十年。此時努力進取，頗較後來為容易。失此機會，頗為可惜。 還有宋太祖和太宗的繼承，這件事，也是所以結五代之局的。據《宋史》說：太祖母杜太后死時，太祖和趙普，都在榻前受遺命。太后問太祖「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說：「皆祖考及太后之餘蔭也。」太后說「不然。正由周氏使幼兒主天下爾。汝百歲後，當傳位汝弟」云云。太祖頓首受教。於是太后叫趙普，把這件事筆起來，藏之金匱。太宗在太祖時，是做開封尹的。即位之後，就以秦王廷美為開封尹。征遼之役，德昭也從行。有一次，軍中夜驚，失掉太宗所在，有人謀擁立德昭。太宗知之，不悅。失利而歸，並太原之賞，也閣置不行。德昭為言。太宗怒曰：「待汝自為之，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前九三一年太平興國六年，秦康惠王亦卒。太祖四個兒子，都沒有了。又有人告秦王驕恣，將有陰謀。乃罷其開封尹，以為西京留守。時趙普和盧多遜，互相排擠。趙普失掉相位。就上疏自陳預聞顧命的事情；太宗又發見了金匱的誓書；於是再相趙普。把盧多遜和廷美兩人，羅織成獄。多遜竄死崖州如今廣東的崖縣；廷美房州安置，憂悸而死。太宗就傳位於自己的兒子了。這許多話，自然不是這件事情的真相。「斧聲燭影」等說，也是「齊東野人」之談。我說太祖篡周，太宗原是與聞其事的。當時一定早有「兄終弟及」的成約。杜太后遺命等話，都是子虛烏有的。這件事，也不過結五代「置君如弈棋」的局面罷了。 五代系圖 後唐、石晉、後漢都是沙陀人。 遼系圖 宋系圖 （呂思勉） ———————————————————— (1) 這篇文章中原作者採用的是民國紀元的方法來紀年，該紀年方法是以1912年的民國元年為基準，在民國紀元之前的稱民國前某某年，簡稱前某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