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四十四講 · 第三編 呂思勉、魯迅講魏晉南北朝史

魏晉南北朝史總論 魏時將帥之驕 晉人之矯誕 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南北朝的始末 魏晉南北朝史總論 魏晉之際，中國盛衰強弱之大界也。自三國以前，異族恆為我所服，至五胡亂起，而我轉為異族所服矣。五胡亂之，起於晉惠帝永興元年劉淵之自立。越十三年，愍帝被虜，而中國在北方之政府遂亡。自是南北分立。自元帝建武元年，至陳後主禎明三年，凡二百七十三年，而南卒並於北。隋文帝雖雲漢人，然民族之異同，固非以其種姓而以其文化，此則不獨隋室，即唐室之先，亦未嘗非武川族類也。《廿二史札記》云：「兩間王氣，流轉不常，有時厚集其力於一處，則帝王出焉。如南北朝分裂，其氣亦各有所聚。晉之亡，則劉裕生於京口；蕭道成、蕭衍，生於武進之南蘭陵；陳霸先生於吳興；其地皆在數百里內。魏之亡，則周、隋、唐三代之祖，皆出於武川，宇文泰四世祖陵，由鮮卑遷武川。陵生系，系生韜，韜生肱，肱生泰，是為周文帝。楊堅五世祖元素，家於武川。元素生惠嘏，惠嘏生烈，烈生禎，禎生忠，忠生堅，是為隋文帝。李淵，三世祖熙，家於武川。熙生天賜，天賜生虎，虎生昞，昞生淵，是為唐高祖。區區一彈丸之地，出三代帝王；周幅員尚小，隋、唐則大一統者共三百餘年；豈非王氣所聚，碩大繁滋也哉？」王氣所聚；說大落空。宋、齊、梁、陳四代之祖，生於數百里內，亦不足論。中華人事繁複，此固無甚關係也。至於周、隋、唐三代之祖，皆生武川，則自以當時此一區中為強兵所在，故力征經營者易起於此，其附從之功臣，亦易出於此。不惟周、隋、唐，北齊興於懷朔，固與武川同為六鎮之一也。武川，今綏遠武川縣。懷朔，今綏遠五原縣。唐室武功，超軼漢代，然實用蕃兵、蕃將為多，與漢之徵匈奴，純恃本族之師武臣力者異矣。自唐衰而沙陀入據中原，雖不久覆滅，然契丹、党項、女真、蒙古、滿洲，又紛紛竊據，甚且舉中國之政權而盜之。蓋自五胡之亂至清之亡，凡歷千六百有八年焉。若是乎，中國民族，實不堪以兵力與異族競邪？曰：否。曰：「文明之範圍，恆漸擴而大，而社會之病狀，亦漸漬益深。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以社會組織論，淺演之群，本較文明之國為安和，所以不相敵者，則因其役物之力大薄之故。然役物之方，傳播最易，野蠻之群與文明之群遇，恆慕效如恐不及焉。及其文明程度，劣足與文明之族相抗衡，則所用之器，利鈍之別已微，而群體之中，安和與乖離迥判，而小可以勝大，寡可以敵眾，弱可以為強矣。」第一章。以文明之群，而轉為野蠻之群所勝，寧獨中國？馬其頓之於希臘，日耳曼之於羅馬，顧不然邪？夫黨類（class）既分，則與異族為敵者，實非舉國之民，特其操治理之權者耳。此等人，當志得意滿之餘，溺驕氵㸒矜誇之習，往往脆弱不堪一擊。卒遇強敵，遂至覆亡。 其覆亡也，固亦與尋常一姓之覆亡無異，特覆之者非本族而為異族人耳。此時多數人民，固未嘗與異族比權量力，若為人所服，而實不可謂其為人所服也。多數人民與異族之相角，於何見之？其勝負於何決之？曰：視其文化之興替。兩族相遇，文化必有不同，觀其孰替孰興，而文化之優劣分，而民族之存亡，亦由之而判矣。信如是也，中國民族之與異族遇，不以一時爭戰之不競見其劣，正以終能同化異族見其優，固非聊作解嘲之語矣。此非謂中國必不能以兵力爭勝，亦非謂此後永不必以兵力爭勝，不可誤會。中國之見侮於異族，乃由執治理之權者之劣弱，其說可得聞與？曰：可。兩族相競，若戰陳然，居前行者，實惟政治。 後漢自安帝永初以降，政權迄在外戚、宦官手中，自此至靈帝中平六年董卓入洛，凡歷八十六年，其紊亂可以想見。此時為舉國所想望者，莫如當時所謂名士，然其人實多好名嗜利之徒，讀《秦漢史》第十章第四節、第十四章第五節、第十八章第四節可見。此時相需最殷者，曰綜核名實，曰改弦更張。督責之治，魏武帝、諸葛武侯皆嘗行之，一時亦頗收其效，然大勢所趨，終非一二人之力所可挽，故人亡而政亦息焉。近世胡林翼、曾國藩，承積衰極敝之餘，以忠誠為唱，以峻切為治，一時亦未嘗不收其效，而亦不能持久，先後最相類也。改制更化，魏曹爽一輩人，頗有志焉。然其所圖太大，不為時俗所順悅；又兵爭未久，人心積相猜忌，進思徼利，退計自全，乃不得不用陰謀以相爭奪。此等相爭，正人君子，往往非奸邪小人之敵，曹爽遂為司馬宣王所覆。宣王本惟計私圖；景王雖為正始風流人物，然既承宣王之業，自不得不專為自全之計；文王更無論矣，與司馬氏相結合者，率多驕氵㸒狙詐之徒；司馬氏之子弟，亦日習於是，而其材又日下；而時勢之艱危，人心之險詖如故；於是以晉初之百端待理；滅吳之後，又直可以有為之時；乃以趣過目前之晉武帝承之，急切之事如徙戎者，且不能舉，皇論其他？而楊、賈、八王之禍，且代異己之誅而起矣。晉室之傾頹，固非一朝一夕之故，蓋自初平以來，積漸所致，勢固不易中止也。夫國之所恃為楨幹者，固非一二臣衛，而為士大夫之群，今所謂中等階級也。士大夫而多有猷、有為、有守，舊政府雖覆，樹立一新政府，固亦非難。當時之士大夫，果何如哉？中國在是時，民族與國家之見地，蓋尚未晶瑩。東漢名士，看似前仆後繼，盡忠王室，實多動於好名之私，挾一忠君之念耳。此等忠君之念，沿自列國並立之時，不能為一統之益，而時或轉為其累參看《秦漢史》第十四章第四節。又既沿封建之習，則諸侯之國，與卿大夫之家，其重輕本來相去無幾，由是王室與私門，其重輕之相去，亦不甚遠；益以自私自利之恆情，而保國衛民之念，遂不如其保家全身之切焉。劉、石肆虐，北方之名門巨族，相率遷地以圖自全，鮮能出身犯難者，由此也。攜家避地，固始漢末，然是時為內亂，而晉初為外患，衡以內亂不與，外患不辟之義，則晉之士大夫，有愧焉爾矣。夫既徒為保家全身之計，則苟得沃土，自必如大月氏之西徙，志安樂而無復報胡之心。東晉之名流，率圖苟安而怠恢復；如蔡謨之沮庾亮，王羲之之毒殷浩。其挾有奸雄之才，而又為事勢所激者，遂不恤為裂冠毀冕之行；如王敦、恆溫之稱兵。以此夫。當時北方之士大夫，雖雲不足為有為，然南方剽悍之氣，故未嘗減。使晉室東渡之後，得如周瑜、魯肅、呂蒙、陸遜者而用之，北方之恢復，曾何足計？其時南方之人，蓋亦有圖自立者，如陳敏等是。而事不易成；北方之名門巨族，挾一王室之名以來，自非其所能抗；而南方之政權，遂盡入北來諸族之手，其何能淑，載胥及溺焉。直至北府兵起，江、淮剽悍之氣始有所藉以自見，然積弱之勢既成，狙詐之習未改，日莫途遠，雖絕世英雄如宋武帝，亦不能竟恢復之緒矣。宋、齊、梁、陳四代，皆起自寒微，所信任者，非復名門巨族。然所用寒人，資望大淺，雖能綱紀庶務，而不能樹立遠猷。又以防如晉世之內外相猜，大州重任，必以宗室處之。而世族之驕氵㸒，既成恆軌，人心之傾險，有難驟更，而骨肉之相屠，遂繼君臣之相忌而起矣。佞幸當朝，權奸梗命，其局勢較東晉更劣，其淵源，則仍來自東晉者也。一時代之風氣，恆隨一二人之心力為轉移。當神州陸沉之餘，寧無痛憤而思奮起者？然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實亦緣其所處之境。先漢之世，學士大夫，人人有志於致用。自經新莽之喪敗，遂旁皇而失其所守。既失之瑣碎又偏於泥古，實不能有當於人心。其思力較沉摯者，乃思舍跡而求道。其於五經，遂束閣《詩》、《書》、《禮》、《春秋》而專重《易》；其於諸子，則弁髦名、法、儒、墨、縱橫而專言道。其識解自較漢人為高，然其所規畫，或失之迂闊而不能行；甚或視世事大渺小；謂有為之法，終如夢幻泡景而不足為。其力薄才弱者，則徒為自娛或自全之計，遂至新亭燕集，徒為楚囚之對泣焉。此以外攘言之也。以言乎內治：則自東漢以來，不復知更化者必先淑其群，而稍以淑己為淑群之道。承之以釋、老，而此等見解，愈益牢固而不可拔。而其所謂淑己之道，又過高而非凡民之所知。聽其言則美矣，責其實，殆如彼教所謂兔角、龜毛，悉成戲論。此晉、南北朝之士大夫，所以終莫能振起也。至於平民，其胼手胝足，以自效於國家、民族，以視平世，其艱苦固不翅倍蓰；即能陳力於戰事者，亦自不乏。然民兵之制即廢；三五取丁等法，實為以不教民戰；而廣占良田，規錮山澤，蔭匿戶口者，又務虐用其人。北方遺黎，或摶結立塢壁，以抗氵㸒威，亦因所摶結者太小，終難自立。其異族之竊據者，則專用其本族若他異族之人為兵，漢民既手無斧柯，則雖屢直變亂而終無以自奮。此平民所以不獲有所藉手，以自效於國家、民族也。凡此，皆晉、南北朝三百年中，我國民不克以兵力攘斥異族之由也。 然則此時代中，我國民之所建樹者何如？豈遂束手一無所為乎？曰：其大成就有四焉，而皆與民族之動盪移徙有關，故民族之移徙，實此時代中最大之事也。四者惟何？一曰士庶等級之平夷。二曰地方畛域之破除。三曰山間異族之同化。四曰長江流域之開闢。(1)古之為治者，本今所謂屬人而非屬地，故曰「有分土無分民」。封建之世，等級之嚴峻，蓋非後世所能想像。秦人雖雲父兄有天下，子弟為匹夫；漢世用人，雖雲不分士庶；然特政事之措置，名門巨族，在民間之權勢自若也。古黃河流域，蓋漢族居平地而異族居山。長江流域，初蓋江湖緣岸，亦為異族所據，後稍與漢同化，其不同風者，乃亦相率而入山。故秦、漢之世，江、河之域，皆頗似後世之西南諸省。而江域拓殖較晚，荊楚猶稱火耕水耨，而揚州無論矣。自漢末以來，中原之民，乃因避亂而相率移徙。彼其移徙也，率皆宗黨親戚，相將而行；或則有地方豪望，為之率將；故其戶數多至千百；恆能互相周恤，建立綱紀。參看《秦漢史》第十三章第四節。當時移徙之民，與所移徙之地之民，畛域難遽破除者以此，其移徙後易以自立，易以自安者亦以此。以本皆族黨、鄉里，則能互相扶助而力強；而移徙之餘，所處之地雖變，所相人偶之人，仍未大變也。觀此，可以知其為力之強。夫在一地方積有權勢者，易一境焉，則其權勢必歸消失。北方諸族之南遷者，觀史所載廣占良田，規錮山澤，蔭匿人戶等事，一若皆為豪富之徒，實則此不過其當路秉政者，其餘則皆日入於困窘矣。隋、唐以降士庶等級之漸夷，蓋非徒九品中正之廢，而實緣士族之生計日趨困窘。故與庶族通譜、通昏者，不一而足也。北人之初南徙也，其與當地殖之民，蓋猶格不相幾，故必僑置州郡以治之。其時移徙者之意，必曰：寇難削平，復我邦族，則依然故我矣。乃井裡之丘墟如故，鄉閭之旋反無期，政府乃不得不力行土斷；人民亦以歲月之久，僑居者與土著者日親；而積古以來，各地方之畛域，漸次破除矣。當時河域之民，播遷所屆，匪惟江域，蓋實東漸遼海，西叩玉門，北極陰山，南逾五嶺焉。其聲教之所暨被，為何如哉？若此者，皆其民之較強者也。其單弱貧困者，不能遠行，則相率入山，與異族雜處。當時所謂山胡、山越者，其名雖曰胡、越，而語言風俗，實無大殊，故一旦出山，即可以充兵、補戶，可見其本多漢人。然胡、越之名，不能虛立，則又可見其本多異族，因漢人之入山而稍為所化也。湘、黔、粵、桂、川、滇、西康之境，自隋至今，歷千三百年，異族之山居者，猶未盡化，而江淮、宛洛、河汾之際，自漢末至南北朝末，僅三百餘年而遽成其功，雖曰地勢之夷險不同，處境之安危亦異，然其所成就，亦云偉矣。自由史以來，至於秦、漢，文明中心，迄在河域。自河域北出，則為漠南，自河域南徂，則為江域。論者或病中國民族，不能北鄉開拓，致屢招遊牧民族之蹂躪。然民族之開拓，必鄉夫饒富之區。江域之饒富，較之漠南北，奚翅十倍。執干戈以圉侵略，固為民族之要圖，開拓饒富之區，以增益文化，其為重大，殆又過之。江域之開拓，實我民族靖獻於世界之大勞，其始之自漢末，其成之則晉、南北朝之世也。此皆我民族在此時代中成就之極大者也。其為功，視以兵力攘斥異族於行陣之間者，其大小難易，寧可以道里計？惡得以治理者之劣弱，北方政權，暫入異族之手而少之哉？ 民族之所建樹，恆視乎其所處之境。自然之境易相類，人造之境則萬殊，故各民族之史事，往往初相似而後絕異，以其初自然之力強，入後則人事之殊甚也。東洋之有秦、漢，西洋之有羅馬，其事蓋頗相類；中國見擾亂於五胡，羅馬受破毀於蠻族，其事亦未嘗不相類也。然蠻族侵陵以後，歐洲遂非復羅馬人之歐洲，而五胡擾亂之餘，中國為中國人之中國如故也。此其故何哉？中國有廣大之江域以資退守，而羅馬無之，殆為其一大端。此固可雲地勢為之，我民族不容以之自侈，然其殊異之由於人事者，亦不乏焉。羅馬與蠻族，中國與五胡，人口之數，皆難確知，然以大較言之，則羅馬與蠻族眾寡之殊，必不如中國與王胡之甚。兩民族相遇，孰能同化人，孰則為人所同化，雖其道多端，而人口之眾寡，殆為其第一義，此中國同化五胡之所以易，羅馬同化蠻族之所以難也。此非偶然之事，蓋中國前此同化異族之力較大實為之。又蠻族受羅馬文化之薰陶淺，五胡受中國文化之涵育深。不特慕容廆、苻堅、元宏，即劉聰、石虎，號稱氵㸒暴，亦特其一身之不飭，其立法行政，亦未嘗不效法中國。當是時，我之民族性，固尚未形成，彼輩之茫昧，殆更甚於我。試觀五胡造作史實，絕無自誇其民族，只有自誇其種姓可知，以視後來金世宗、清高宗之所為，迥不侔矣。異族之與我族遇，民族性之顯晦，遼、金之間，殆為一大界。自遼以前，異族無不視漢族為高貴而思攀附之、效法之者。自金以後，則無是事矣。此其故，蓋由遼以前諸族，始多附塞，或且入居塞內，女真、蒙古、滿洲，則皆距塞較遠也。此可見我民族同化異族之力，不待五胡擾亂，而潛移默運，業已有年矣。又不獨此也。羅馬受蠻族之侵陵，歐洲遂倒演而入於封建之世，而中國自五胡亂後，其為大一統依然也。此又何故哉？此實由羅馬之為國，本不如中國之統一，故一旦覆亡，一文官、武將，若地方豪右，教中尊宿，蠻族酋豪，皆能成為一區域之大長，其權力歷久而不敝，既不能一統之者，則其彼此之間，遂互相隸屬，層累相及，而封建之局成矣。中國當晉、南北朝時，亦是處有豪族、遊俠；兵亂之區，又有堡塢之主；亦未嘗不專制一方，然地勢平衍，風俗大同，中樞之力較強，民情亦習於統一，故雖有可成封建政體之端倪，卒無竟成封建政體之事實。此就政治言之也。以宗教言：則羅馬之於基督，關係殊疏，而兩漢之於孔子，關係極密。政教分張，事起近世，實由世事日新，而宗教篤舊，不能與時俱進之故。以理言，政治之設施，固應與教化相合。羅馬之為治，實未能符合此義。人生雖不免屈於力，其意固恆欲附於德，故羅馬解體以後，歐人乃欲奉教主為君王；其教主亦欲以此自居。然實不勝其任也，而政教之分爭，遂為歐洲擾攘之大原焉。我國自漢武以後，儒教殆已成國教，然儒之所以為教者，實在人倫日用之間兼示為政者以軌則，而非恃迷信以錮人心，故與異教之相爭不烈。國家既已一統，前此各地方之宗教，僅足維繫一地方之人心者，既無以厭人之求，而急須一通行全國之大宗教，雜沓之神、祇、鬼、魅，遂稍合併、變化，而成所謂道教者；而佛教亦於此時傳入。丁斯時也，所以慰悅人之魂神者，孔教則讓諸道、佛；而施於有政，以及人倫日用之際道、佛亦不與儒爭。道佛二家之間，道家本無教義，時時竊取佛說以自附益；甚至並其儀式而竊之；一似無以自立。然舊來所信奉之神、祇、鬼、魅，必非一日所能剷除，佛教入中國後，雖亦竭力與之調和，或且網羅之以為己助，然佛為異國之教，於中國舊所信奉，固不能一網打盡，亦必不能囊括無遺，而道教於此，遂獲有立足之地焉。我國本無專奉一神之習，用克三教並立，彼此相安，即有他小宗教，與三教異同者，苟非顯與政府為敵；或其所唱道者，實與當時社會所共仞之道德、法律，藉以維持秩序者不相容，亦未有痛加迫蹙者。獲慰悅魂神，指道行為之益，而不釀爭奪相殺之禍，要不能不謂我國之文化，高於歐洲也。 以上所說，雖已深切著明，讀者終將疑我民族之所長，偏於文事，而於武德不能無闕，請更有說以明之。韓陵之戰，齊高祖謂高昂曰：「高都督純將漢兒，恐不濟事，今當割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雜，於意云何？」似乎鮮卑之戰鬥，非漢人所能逮矣。然衛操、姬澹說魏桓、穆二帝招納晉人，晉人附者稍眾。及六修難作，新舊猜嫌，迭相誅戮，衛雄、姬澹，謀欲南歸，乃言於眾曰：「聞諸舊人忌新人悍戰，欲盡殺之，吾等不早為計，恐無種矣。」晉人及烏丸驚懼，皆曰：「死生隨二將軍。」於是雄、澹與劉琨任子遵，率烏丸、晉人數萬眾而叛。是晉人之悍戰，又過於鮮卑也。齊高祖之雄武，讀史者應無異辭，然其先固亦漢人，特久居北邊，遂習鮮卑之俗耳。雲、代間鮮卑，號稱悍戰者，其中之漢人，必不少也。大抵當時五胡與漢族之雜處，其情形，當略如後世之漢與回。傳奕言：「羌、胡異類，寓居中夏，禍福相恤；中原之人，心力不齊；胡夷狄少而強，華人眾而弱。」正與後世回強漢弱之情形，後先一轍也。然則五胡之亂華，亦不過如清代咸、同間西南、西北之回亂耳，惡得謂華夷之強弱迥異，且由於天之降材爾殊哉？ 晉、南北朝史事，端緒最繁，而其間犖犖大端，為後人所亟欲知者，或仍不免於缺略。又文學取其詼詭可喜，史學則貴求真，二者之宗旨，絕不相同，而當史學未昌之時，恆不免以文為累。晉、南北朝之史，帶此性質猶多。試觀有言於先者，必有驗於後；而敵國材智，所見多同，有恆能彼此相料可知。其時史家，好法《左氏》，實則與後世平話，同一臼科耳。其不足信據，固無俟深求也。至於行文，喜求藻飾，遂使言事，皆失其真，則知幾《史通》，固已深譏之矣。茲編之作，鉤稽芟落，雖竭吾才，去偽顯真，猶恐十不逮一，糾繆繩愆，是所望於大雅。 （呂思勉） ———————————————————— (1) 移民：晉時之移民，士庶等級平，地方畛域化，山胡越歸化，江域開闢。 ——著者按 魏時將帥之驕 《三國志·魏志·董昭傳》：文帝三年，征東大將軍曹休臨江在洞浦口，自表：原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為念。帝恐休便渡江，驛馬詔止。時昭侍側，因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徼幸？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陛下雖有敕渡之詔，猶必沉吟，未便從命也。是後無幾，暴風吹賊船，悉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賊遂迸散。詔敕諸軍促渡。軍未時進，賊救船遂至。 案《賈逵傳》注引《魏略》言太祖之崩，太子在鄴，鄢陵侯未到，士民頗苦勞役，又有疾癘，於是軍中騷動。群僚恐天下有變，欲不發喪。逵建議以為不可秘，乃發哀，令內外皆入臨，臨訖，各安敘不得動。而青州軍擅擊鼓相引去。眾人以為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逵以為「方大喪在殯，嗣王未立，宜因而撫之」。乃為作長檄，告所在給其飲食。《臧霸傳》：「（孫）權乞降，太祖還，留霸與夏侯惇等屯居巢。文帝即王位，遷鎮東將軍，進爵武安鄉侯，都督青州諸軍事。及踐阼，進封開陽侯，徙封良成侯。與曹休討吳賊，徽為執金吾，位特進。」注引《魏略》曰：「建安二十四年，霸遣別軍在洛。會太祖崩，霸所部及青州兵，以為天下將亂，皆鳴鼓擅去。文帝即位，以曹休都督青、徐，霸謂休曰：國家未肯聽霸耳！若假霸步騎萬人，必能橫行江表。休言之於帝，帝疑霸軍前擅去，今意壯乃爾，遂東巡，因霸來朝而奪其兵。」然則當時所慮者，曹休之不能制霸，非休之欲渡江也。《魏略》謂休表言霸意，而董昭謂休自欲渡江，失其實矣。《王基傳》：明帝時，基上疏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惟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也。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讀此知魏時將帥之驕，統一之業之不克早成，良有以也。 將帥之驕也，由於法之不行。諸葛亮所謂「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也。見《三國志·本傳》注引《蜀記》武帝紀建安八年五月已酉令曰：「《司馬法》『將軍死綏』，故趙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內也。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案《史記·項羽本紀》言：章邯降，「項羽乃立章邯為壅王，置楚軍中，使長使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然則戰敗受誅者，不獨將軍也。而將軍戰敗受罪，直至建安八年始行，何其慢哉？豈以所將者多群盜若臧霸之流，不容操之過急歟？ 又《武帝紀》：「建安七年正月，公軍譙，令曰：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為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十二年二月，「丁酉，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為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注引《魏書》載公令：「昔趙奢、竇嬰之為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濟成大功，永世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為人也。與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幸賴賢人不愛其謀，群士不遺其力，是以夷險平亂，而吾得竊大賞，戶邑三萬。追思竇嬰散金之義，今分所受租與諸將掾屬及故戍於陳、蔡者，庶以疇答眾勞，不擅大惠也。宜差死事之孤，以租谷及之。若年殷用足，租奉畢入，將大與眾人悉共饗之。」十四年七月，「辛未，令曰：自頃已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而仁者豈樂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無基業不能自存者，縣官勿絕廩，長吏存恤撫循，以稱吾意」。夫此三令，可謂至誠惻怛，其於將士之恩，亦不為不厚矣。文帝即王位後，延康元年十月癸卯，下令曰：「諸將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斂，吾甚哀之；其告郡國給槥櫝殯斂，送致其家，官為設祭。」亦可謂能肯堂肯構者。見《漢書·高帝紀》：四年八月，「漢王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四方歸心焉。」則知魏氏之於將士，不為不厚；而將帥之驕如此，治軍者貴威克厥愛，信哉！ （呂思勉） 晉人之矯誕 自後漢以名取士，而當世遂多矯偽之人，色取行違，居之不疑，至易代而猶未革。《晉書》所載，居喪過禮，廬墓積年、負土成墳、讓產讓財、撫養親族、收恤故舊之士甚多，豈皆篤行，蓋以要名也。而其矯誕者，要莫如鄧攸。《攸傳》云：「石勒過泗水。攸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攸系之於樹而去。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蓄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史臣論之曰：「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豫加徽墨，絕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其言善矣，然猶未盡也。夫云：「朝棄暮及」，則兒已自能奔走，何待負擔？此而系之，是自殺其子也。不徒不足稱義，抑當服上刑矣。《禮》：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攸縱不知此，而當買納之初，豈不訊其家屬？必待寵幸既久，然後及之邪？史之所云，無一語近於情理，而眾口相傳，譽為義士，固知庸眾之易欺；而當時憤世之士，必欲違眾而蔑禮，至於賈禍而不悔，固亦有激之使然者也。 《隱逸·郭翻傳》云：「嘗墜刀於水。路人有為取者，因與之。路人不取，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為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沉刀於水。路人悵焉，乃復沉沒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其廉不受惠，皆此類也。」孔子曰：「魯道衰，洙泗之間，如也。」若翻之所為，豈特齗齗而已。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若翻者，已既傷惠，而又傷人之廉，雖市井薄俗有不忍為，而謂隱者為之乎？然當日知名之士，亦間有天性篤厚之人。《劉之傳》云：「去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嘆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直其命終，乃身為營棺，殯送之。」若之者，不敢謂其無徼名之心，然就其事論之，則誠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之仁人矣。世豈遂無仁人？以徼名而勉為仁者，蓋亦不乏，則名亦未始不足以獎進人也。然終以矯偽之士為多。是以君子尚玄德，不貴偏畸之行也。 （呂思勉） 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漢末魏初這個時代是很重要的時代，在文學方面起了一個重大的變化，因為那時正當黃巾和董卓大亂之後，而且又是黨錮的糾紛之後，這時曹操出來了，——不過我們講到曹操，很容易就聯想起《三國志演義》，更聯想到戲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這不是觀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現在我們再看歷史。在歷史上的記載和論斷，有時也是極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為通常我們曉得，某朝的年代長一點，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點，其中差不多沒有好人。這就因為年代長了，做史的是本朝人，當然恭維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別朝人，便很自由地貶斥其異朝的人物了。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記載上半個好人也沒有。曹氏在史上年代也是頗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說壞話的公例。其實，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 董卓之後，曹操專權，在他的統治之下，第一個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嚴的，因為當大亂之後，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亂，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自己說過，「倘無我，不知有多少人稱王稱帝！」這句話他倒並沒有說謊。因此之故，影響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風格。——就是文章要簡約嚴明的意思。 此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尚通脫。他為什麼要尚通脫呢？自然也與當時的風氣有莫大的關係。因為在黨錮之禍以前，凡黨中人都自命清流，不過講「清」講到太過，便成固執，所以在漢末，清流的舉動有時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個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訪他，先要說幾句話，倘這幾句話說得不對，往往會遭傲倨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於拒絕不見。 又如有一個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對的。有一回他到他姊姊那裡去吃飯之後，便要將飯錢算回給姊姊。伊不肯要，他就於出門之後，把那些錢扔在街上，算是付過了。 個人這樣鬧鬧脾氣還不要緊，倘若治國平天下也這樣鬧起執拗的脾氣來，那還成什麼話？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來反對這種習氣，力倡通脫。通脫即隨便之意。此種提倡影響到文壇，便產生多量想說什麼便說什麼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脫之後，廢除固執，遂能充分容納異端和外來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總括起來，我們可以說漢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脫。在曹操本身，也是一個改造文章的祖師。可惜他的文章傳的很少。他膽子很大，文章從通脫得力不少，做文章時又沒有顧忌，想寫的便寫出來。 所以曹操徵求人才時也是這樣說，不忠不孝不要緊，只要有才便可以。這又是別人所不敢說的。曹操做詩，竟說是「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他引用離當時不久的事實，這也是別人所不敢的。還有一樣，比方人死時，常常寫點遺令，這是名人的一件極時髦的事。當時的遺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後當葬於何處何處，或葬於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獨不然，他的遺令里不獨沒有依著格式，內容竟講到遺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樣處置等問題。 陸機雖然評曰「貽塵謗於後王」，然而我想他無論如何，是一個傑出的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全都搜羅起來，省得他們走到外面給他搗亂。所以他帷幄下面，方士文士就特別地多。 魏文帝曹丕，以長子承父業，篡漢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歡文章。其弟曹植，還有明帝曹睿，都是喜歡文章的。不過到那個時候，於通脫之外，更加上華麗。丕著有《典論》，現已失散無全本，那裡面說：「詩賦欲麗」，「文以氣為主」。《典論》的零零碎碎，在唐宋類書中；一篇整的《論文》，在《文選》中可以獲得。 後來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見解為然。他說詩賦不必寓教訓，反對當時那些寓訓勉於詩賦的見解，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詩賦很好，更因他以「氣」為主，故於華麗以外，加上壯大。歸納起來，漢末，魏初的文章，可說是：「清峻，通脫，華麗，壯大」。在文學的意見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說：「文章事可以留名聲於千載。」但子建卻說文章小道，不足論的。據我的意見，子建大概是違心之論。這裡有兩個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個人大概總是不滿意自己所做而羨慕他人所為的，他的文章已經做得好，於是他便敢說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動的目標在於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說文章是無用了。 曹操曹丕以外，還有七個人，都很能做文章，後來稱為「建安七子」。七人的文章都很少，現在我們很難判斷。大概都不外是「慷慨」，「華麗」。華麗即曹丕所主張；慷慨就因為正當天下大亂之際，親戚朋友死於亂者特多，於是為文就不免帶著悲涼，激昂和「慷慨」。 七子之中，特別的是孔融。他專喜和曹操搗亂。曹丕《典論》里有論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進「建安七子」一塊兒去。其實不對，很兩樣的。不過在當時他的名聲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譏嘲的筆調，曹丕很不滿意他。孔融的文章現在傳的也很少，就所有的看起來，我們可以知道他並不大對別人譏諷，只對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來，歸了自己。孔融就寫信給曹操，說當初武王伐紂，將妲己給了周公了。操問他的出典，他說，以今例古，大概那時也是這樣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說酒可以亡國，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對他，說也有以女人亡國的，何以不禁婚姻？ 其實曹操也是喝酒的。我們看他的「何以解憂？惟有杜康」的詩句，就可以知道。為什麼他的行為會和議論矛盾呢？此無他，因曹操是個辦事人，所以不得不這樣。孔融是旁觀的人，所以容易說自由話。曹操見他屢屢反對自己，後來藉故把他殺了。他殺孔融的罪狀，大概是不孝。因為孔融有下列的兩個主張—— 第一，孔融主張母親和兒子的關係是如瓶之盛物一樣的。只要在瓶內把東西倒了出來，母親和兒子的關係便算完了。第二，假設有天下饑荒的一個時候，有點食物，給父親不給呢？孔融的答話是：倘若父親是不好的，寧可給別人。——曹操想殺他，便不惜以這種主張為他不忠不孝的根據，把他殺了。倘若曹操在世，我們可以問他，當初求才時就說不忠不孝也不要緊，為何又以不孝之名殺人呢？然而事實上縱使曹操再生，也沒人敢問他。我們倘若問他，恐怕他把我們也殺了！ 與孔融一同反對曹操的尚有一個禰衡，後來給黃祖殺掉的。禰衡的文章也不錯，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氣為主」來寫文章的了。故在此我們又可知道，漢文慢慢壯大起來，是時代使然，非專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華麗好看，卻也是曹丕提倡的功勞。 這樣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時候，文章上起了個重大的變化，因為出了一個何晏。 何晏的名聲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歡研究《老子》和《易經》。至於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呢？那真相現在可很難知道，很難調查。因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馬氏很討厭他，所以他們的記載對何晏都大不滿。因此產生許多傳說，有人說何晏的臉是搽粉的，又有人說他本來生得白，不是搽粉的。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兩件事我們是知道的，第一，他喜空談，是空談的祖師；第二，他喜歡吃藥，是吃藥的祖師。 他身子不大好，此外也許還有點荒唐的事情，因此不能不吃藥。他吃的又不是尋常的藥，是一種名叫「五石散」的藥。 「五石散」是一種毒藥，是何晏吃開頭的。漢時，大家除治病時萬不得已之外還不敢吃，何晏或者將藥方略加改變，便吃起來了。五石散大概有五樣藥：石鐘乳，石硫黃，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還配點別樣的藥。但現在也不必仔細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從書上看起來，這種藥是很好的，人吃了能立刻轉弱為強。因此之故，何晏一吃，大家也就跟著吃。那時五石散的流毒同清末的鴉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藥與否以分闊氣與否的。現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諸病源候論》的裡面可以看到一些。據此書，可知吃此藥是非常麻煩的，窮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後，一不小心，就會毒死。先吃下去的時候，沒怎樣的，後來藥的效驗既出，名曰「散發」。倘若沒有「散發」，就有弊而無利。因此吃下之後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發」，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們看六朝人的詩，有云：「至城東行散」，就是此意。後來做詩的人不知其故，以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吃藥也以「行散」二字入詩，這是很笑話的。 走了之後，全身發燒，發燒之後又發冷。普通發冷宜多穿衣，吃熱的東西。但吃藥後的發冷剛剛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澆身。倘穿衣多而食熱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石散一名寒食散。就有一樣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後，衣服要脫掉，用冷水澆身，吃冷東西，飲熱酒。這樣看起來，五石散吃的人一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廣東提倡，一年以後，穿西裝的人就沒有了。因為皮肉發燒之故，不能穿窄衣。為預防皮肉被衣服擦傷，就非穿寬大的衣服不可。現在有許多人以為晉人輕裘緩帶，是那時的人們高逸的表現。其實不知他們是吃藥的原故。一班名人都吃藥，穿的衣都寬大，於是不吃藥的也跟著名人，把衣服寬大起來了！ 還有，吃藥之後，因皮膚易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襪而穿屐。我們看晉人的傳記或畫像，見他衣服寬大，不鞋而屐，以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飄逸的了，其實他心裡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膚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於穿舊的；更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捫虱而談，當時竟傳為美事。比方我今天在這裡演講的時候，捫起虱來，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時是不要緊的，因習慣不同之故。 比方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煙的，我們看見兩肩高聳的人，不覺得奇怪。現在就不行了，倘若多數學生，他的肩成為一字樣，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此外可窺見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種種的書，還有葛洪的《抱朴子》。 到東晉以後，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說是「散發」以示闊氣。就像清時尊讀書，就有人以墨塗唇，表示他是剛才寫了許多字的一樣。 又因「散發」之時，不宣肚餓，故須吃冷物，而且要趕快吃，不論時候，一日數次也不定。因此影響到晉時「居喪無禮」——本來，魏晉時對父母之禮是很繁重的。比方想去訪一個人。那麼，在未訪之前，必先打聽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諱。稍一不慎，便會遭無禮的待遇。晉禮，居喪之時，要瘦，不多吃飯，不准喝酒。但在吃藥之後，為生命計，不能管得許多，所以就變成「居喪無禮」了。 居喪之際，飲酒食肉，由闊人名流倡之，萬民皆從之，因為這個原故，社會上遂尊稱這些人叫做名士派。 服散發源於何晏，和他同志的，還有王弼和夏侯玄兩個人，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著走。他們三人多是會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傳不多外，王何二人現在我們尚能看到他的文章。他們都是生於正始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但這種習慣的末流，只會吃藥，或竟假裝吃藥，而不會做文章。 東晉以後，不做文章的流為清談，由《世說新語》一書里可以看到。此時空論多而文章少，比較他們三個差得遠了。三人中王弼二十餘歲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為司馬懿所殺。因為他二人同曹氏有關係，非死不可，猶曹操之殺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後，論者多因其與魏有關而罵他，其實何晏值得罵的就是因為他是吃藥的發起人。這種吃散的風氣，魏，晉，直到隋，唐，還存在著，因為唐時還有「解散方」，即解五石散的藥方，可以證明還有人吃，不過少點罷了。唐以後就沒有人吃了，其因尚未詳，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鴉片一樣罷？ 晉名人皇甫謐有一書曰《高士傳》，我們以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有一篇文章，自說吃散之苦。因為藥性一發，稍不留心，即會喪命，至少也會受非常的苦痛，或要發狂。人本聰明，或因此也會變痴呆。故非深知藥性，會解救，而且家裡的人也多深知藥性不可。所以晉朝人多是脾氣很壞，高傲，發狂，性暴如火的，我想或者也便是服藥的原故。比方有蒼蠅來擾他，竟至拔劍追趕，就是說話，也要胡胡塗塗地才好，有時簡直是近於發瘋。 魏末，何晏他們以外，又有一個團體新起，叫做「竹林名士」。正始名士吃藥，竹林名士則飲酒。竹林名士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純粹是喝酒的，嵇康也兼吃藥，而阮籍則是專喝酒的代表，劉伶也是這裡面的一個。他們七人中差不多都是反抗舊禮教的。 這七人中，脾氣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氣都很大，阮籍老年時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終都是極壞的。 阮年輕時，訪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別。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見眸子的，恐怕要練習很久才能夠。青眼我會裝，白眼我卻裝不了！ 後來阮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則全不改變。結果阮得終其天年，而嵇康竟喪於司馬氏之手，與孔融何晏等一樣，遭了不幸的殺害。這大概是吃藥和喝酒的原故，吃藥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驕視俗人的，故不屈；飲酒不會成仙，所以隨俗沉浮，以敷衍了事了。 他們的態度，大抵是飲酒時衣服不穿，帽也不帶。若在平時，有這種狀態，我們就說無禮，但他們就不同。居喪時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於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會叫父的名號。舊傳下來的禮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認的。即如劉伶，——他曾做過一篇《酒德頌》，誰都知道，——他是不承認世界上從前規定的道理的，曾經有這樣的事，有一次有客見他，他不穿衣服。人責問他；他答人說：「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們為什麼進我的衣服中來？」至於阮籍，就更甚了，他連上下古今也不承認，在《大人先生傳》里有說：「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頹，我騰而上將何懷？」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無意義，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覺得世上的道理不必爭，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虛無，他便當然沉湎於酒了。然而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的飲酒不獨由於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環境，其時司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聲很大，所以他講話就極難。只好多飲酒，少講話。而且即使講話講錯了，也可以得到人的原諒。只要看有一次司馬懿求和阮籍結親，而阮籍一醉就是兩個月，沒有提出的機會，就可以知道。 阮籍作文章和詩都很好，詩比他的文章，還要慷慨激昂些，但許多意思仍是隱而不顯的。宋的顏延之已經說不大能懂，我們現在自然更很難看得懂他了。他詩里也說神仙，但他其實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論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穎，往往與古時舊說反對。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嵇康做的《難自然好學論》，卻道，人是並不好學的。但凡一個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飯吃，就隨便閒遊不喜歡讀書了，所以現在人之好學，是由於習慣和不得已。還有管叔蔡叔，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誅，一向公認為壞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論》，就也反對歷代傳下來的意思，說這兩個人是忠臣，他們的懷疑周公，是因為相距太遠，消息不靈通的緣故。 但最引起許多人的注意，而且於生命有危險的，是《與山巨源絕交書》中的「非湯武而薄周孔」。司馬懿因這篇文章，就將嵇康殺掉了。非薄了湯武周孔，在現時代是不要緊的，但在當時卻關係非小。湯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輔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堯舜，而堯舜是禪讓天下的。嵇康都說不好。那麼，教司馬懿篡位的時候，怎麼辦才好呢？沒有辦法。在這一點上，嵇康於司馬氏的辦事上有了直接的影響，因此就非死不可。嵇康的見殺，表面上是因為他的朋友呂安不孝，連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殺孔融差不多。魏晉，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殺。為什麼要以孝治天下呢？因為天位從禪讓，即巧取豪奪而來，若主張以忠治天下，他們的立腳點便不穩，辦事便棘手，立論也難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實行不孝，其實那時倒不很要緊的，嵇康的害處是在發議論。阮籍不同，不大說關於倫理上的話，所以結局也不同。 但魏晉也不全是這樣的情形：寬袍大袖，大家飲酒。反對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們還可以看見裴的《崇有論》，孫盛的《老子非大賢論》，這些都是反對王何們的。在史實上，則何曾勸司馬懿殺阮籍有好幾回，司馬懿不聽他的話。這是因為阮籍的飲酒，與時局的關係少些的緣故。 然而後人就將嵇康阮籍罵起來，人云亦云，一直到現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說：「中國之君子，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這是確的，大凡明於禮義，就一定要陋於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許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說他們毀壞禮教。但據我個人的意見，這判斷是錯的。魏晉時代，崇奉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而實在是毀壞禮教。不信禮教的，表面上是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了，太相信禮教。因為魏晉時所謂崇奉禮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過偶然崇奉。如曹操殺孔融，司馬懿殺嵇康，都說是因為他們和不孝有關。實在曹操司馬懿何嘗是著名的孝子，不過將這個名義，加罪於反對自己的人罷了。於是老實人以為如此利用，褻瀆了禮教，不平之極，無計可施，激而變成不談禮教，不信禮教，甚至於反對禮教，——但其實不過是態度，至於他們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禮教，當作寶貝，比曹操司馬懿們要迂執得多。現在說一個容易明白的比喻罷，譬如有一個軍閥，在北方——在廣東的人所謂北方，和我常說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稱山東山西直隸河南之類為北方，——那軍閥從前是壓迫民黨的，後來北伐軍勢力一大，他便掛起了青天白日旗，說自己已經信仰三民主義了，是總理的信徒。這樣還不夠，他還要做總理的紀念周。這時候，真的三民主義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裡就可以說你反對三民主義，定罪，殺人。但既然在他的勢力之下，沒有別法，真的總理的信徒，倒會不談三民主義，或者聽人假惺惺的談起來就皺眉，好像反對三民主義模樣。所以我想，魏晉時所謂反對禮教的人，有許多也如此。他們倒是迂夫子，將禮教當作寶貝的。 還有一個實證。凡人們的言論，思想，行為，倘若自己以為不錯的，就願意天下的別人，自己的朋友都這樣做。但嵇康阮籍不這樣，不願意別人來模仿他。竹林七賢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樣的飲酒。阮籍的兒子阮渾也願加入時，阮籍卻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夠了。假若阮籍自以為行為是對的，就不當拒絕他的兒子，而阮籍卻拒絕自己的兒子，可知阮籍並不以他自己的辦法為然。至於嵇康，一看他的《絕交書》就知道他的態度很驕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鐵，——他的性情是很喜歡打鐵的——鍾會來看他了。他只打鐵，不理鍾會。鍾會沒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時嵇康就問他：「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會答道：「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這也是嵇康殺身的一條禍根。但我看他做給他的兒子看的《家誡》，當嵇康被殺時，其子方十歲，算來當他做這篇文時，他的兒子是未滿十歲的，——就覺得宛然是兩個人。他在《家誡》中教他的兒子做人要小心，還有一條一條的教訓。有一條是說長官處不可常去，亦不可常住宿；長官送人們出來時，你不要在後面，因為恐怕將來官長懲辦壞人時，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條是說宴飲時候有人爭論，你可立刻走開，免得在旁批評，因為兩者之間必有對與不對，不批評則不像樣，一批評就總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見怪。還有人要你飲酒，即使不願飲也不要堅決地推辭，必須要和和氣氣的拿著杯子。我們就此看來，實在覺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樣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這樣庸碌。因此我們知道，嵇康自己對於他自己的舉動也是不滿足的。所以批評一個人的言行實在難，社會上對於兒子不像父親，稱為「不肖」，以為是壞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願意他的兒子像自己的父親哩。試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這是，因為他們生於亂世，不得已，才有這樣的行為，並非他們的本態。但又於此可見魏晉的破壞禮教者，實在是相信禮教到固執之極的。 不過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為他們的名位大，一般的人們就學起來，而所學的無非是表面，他們實在的內心，卻不知道。因為只學他們的皮毛，於是社會上便很多了沒意思的空談和飲酒。許多人只會無端的空談和飲酒，無力辦事，也就影響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計，毫無實際了。在文學上也這樣，嵇康阮籍的縱酒，亦能做文章的，後來到東晉，空談和飲酒的遺風還在，而萬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卻沒有了。劉勰說：「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這「師心」和「使氣」，即是魏末晉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滅後，敢於師心使氣的作家也沒有了。 到東晉，風氣變了，社會思想平靜得多，各處都夾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晉末，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潛。他的態度是隨便飲酒，乞食，高興的時候就談論和作文章，無尤無怨。所以現在有人稱他為「田園詩人」，是個非常和平的田園詩人。他的態度是不容易學的，他非常之窮，而心裡很平靜。家常無米，就去向人家門口乞求。他窮到有客來見，連鞋也沒有，那客人給他從家丁取鞋給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雖然如此，他卻毫不為意，還是「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樣的自然狀態，實在不易模仿。他窮到衣服也破爛不堪，而還在籬下採菊，偶然抬起頭來，悠然的見了南山，是何等自然。現在有錢的人住在租界裡，雇花匠種數十盆菊花，便做詩，叫作「秋日賞菊效陶彭澤體」，自以為合於淵明的高致，我覺得不大像。 陶潛之在晉末，是和孔融於漢末，嵇康於魏末略同，又是將近易代的時候。但他沒有什麼慷慨激昂的表示，於是便博得「田園詩人」的名稱。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說當時政治的。這樣看來，可見他於世事也並沒有遺忘和冷淡，不過他的態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於引人主意罷了。還有一個原因，先已說過，是習慣。因為當時飲酒的風氣相沿下來，人見了也不覺得奇怪，而且漢魏晉相沿，時代不遠，變遷極多，既經見慣，就沒有大感觸，陶潛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當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誌，官位升進，往往詳細寫著，再仔細一看，他是已經經歷過兩三個朝代了，但當時似乎並不為奇。 據我的意思，即使是從前的人，那詩文完全超於政治的所謂「田園詩人」，「山林詩人」，是沒有的。完全超出於人間世的，也是沒有的。既然是超出於世，則當然連詩文也沒有。詩文也是人事，既有詩，就可以知道於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愛，楊子為我。墨子當然要著書；楊子就一定不著。這才是「為我」，因為若做出書來給別人看，便變成「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潛總不能超於塵世，而且，於朝政還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這是他詩文中時時提起的。用別一種看法研究起來，恐怕也會成一個和舊說不同的人物罷。 （魯迅） 南北朝的始末 南北朝的對立，起於公元420年宋之代晉，終於公元589隋之滅陳，共170年。其間南北的強弱，以宋文帝的北伐失敗及侯景的亂梁為兩個重要關鍵。南朝的治世，只有宋文帝和梁武帝在位時，歷時較久。北方的文野，以孝文的南遷為界限，其治亂則以爾朱氏的侵入為關鍵。自爾朱氏、宇文氏等相繼失敗後，五胡之族，都力盡而衰，中國就復見盛運了。 宋文帝即位後，把參與廢立之謀的徐羨之、傅亮、謝晦等都誅滅。初與其謀而後來反正的檀道濟，後亦被殺。於是武帝手裡的謀臣勇將，幾於靡有孑遺了。歷代開國之主，能夠戡定大亂、抵禦外患的，大抵在政治上、軍事上，都有卓絕的天才，此即所謂文武兼資。而其所值的時局，難易各有不同。倘使大難能夠及身戡定，則繼世者但得守成之主，即可以蒙業而安。如其不然，則非更有文武兼資的人物不可。此等人固不易多得，然人之才力，相去不遠，亦不能謂並時必無其人；尤其做一番大事業的人，必有與之相輔之士。倘使政治上無家天下的習慣，開國之主，正可就其中擇賢而授，此即儒家禪讓的理想，國事實受其益了。無如在政治上，為國為民之義，未能徹底明了，而自封建時代相沿下來的自私其子孫，以及徒效忠於豢養自己的主人的觀念，未能打破，而君主時代所謂繼承之法，遂因之而立。而權利和意氣，都是人所不能不爭的，尤其以英雄為甚。同干一番事業的人，遂至不能互相輔助，反要互相殘殺，其成功的一個人，傳之於其子孫，則都是生長於富貴之中的，好者僅得中主，壞的並不免荒氵㸒昏暴，或者懦弱無用。前人的功業，遂至付諸流水，而國與民亦受其弊。這亦不能不說是文化上的一個病態了。宋初雖失關中，然現在的河南、山東，還是中國之地。宋武帝死後，魏人乘喪南伐，取青、兗、司、豫四州。時青州治廣固，兗州治滑台，司州治虎牢，豫州治睢陽。滑台，今河南滑縣。虎牢，今河南汜水縣。睢陽，今河南商丘縣。此時的魏人，還是遊牧民族性質，其文化殊不足觀，然其新興的剽悍之氣，卻亦未可輕視，而文帝失之於輕敵。430年，遣將北伐，魏人斂兵河北以避之，宋朝得了虎牢、滑台而不能繼續進取，兵力並不足堅守。至冬，魏人大舉南下，所得之地復失。文帝經營累年，至450年，又大舉北伐。然兵皆白丁，將非材勇，甫進即退。魏太武帝反乘機南伐，至於瓜步。鎮名，今江蘇六合縣。所過之處，赤地無餘，至於燕歸巢於林木，元嘉之世，本來稱為南朝富庶的時代的，經此—役，就元氣大傷了，而北強南弱之勢，亦於是乎形成。 公元453年，宋文帝為其子劭所弒。劭弟孝武帝，定亂自立。死後，子前廢帝無道，為孝武弟明帝所廢。孝武帝和明帝都很猜忌，專以屠戮宗室為務。明帝死後，大權遂為蕭道成所竊。荊州的沈攸之和宰相袁粲，先後謀誅之，都不克。明帝子後廢帝及順帝，都為其所廢。479年，道成遂篡宋自立，是為齊高帝。在位4年。子武帝，在位11年。高、武兩帝，都很節儉，政治較稱清明。武帝太子早卒，立大孫鬱林王，為武帝兄子明帝所廢。明帝大殺高、武兩帝子孫。明帝死後，子東昏侯立。時梁武帝蕭衍刺雍州，其兄蕭懿刺豫州。梁武帝兄弟本與齊明帝同黨。其時江州刺史陳顯達造反，東昏侯使宿將崔慧景討平之。慧景還兵攻帝，勢甚危急，蕭懿發兵入援，把他打平。東昏侯反把蕭懿殺掉。又想削掉蕭衍。東昏侯之弟寶融，時鎮荊州，東昏侯使就其長史蕭穎冑圖之。穎奉胄寶融舉兵，以梁武帝為前鋒。兵至京城，東昏侯為其下所弒。寶融立，是為和帝。旋傳位於梁。此事在502年。 梁武帝在位48年，其早年政治頗清明。自宋明帝時和北魏交兵，盡失淮北之地。齊明帝時又失沔北。東昏侯時，因豫州剌史裴叔業降魏，並失淮南。時豫州治壽陽，今安徽壽縣。梁武帝時，大破魏兵於鍾離，在今安徽鳳陽縣，恢復了豫州之地。對外的形勢，也總算穩定。然梁武性好佛法，晚年刑政殊廢弛。又因太子統早卒，不立嫡孫而立次子簡文帝為太子，心不自安，使統諸子出刺大郡，又使自己的兒子出刺諸郡，以與之相參。彼此乖離，已經醞釀著一個不安的形勢。而北方侯景之亂，又適於此時發作。 北魏太武帝，雖因割據諸國的不振，南朝的無力恢復，僥倖占據了北方，然其根本之地，實在平城，其視中國，不過一片可以榨取利益之地而已。他還不能自視為和中國一體，所以也不再圖南侵，因為其所有的，業已不易消化了。反之，平城附近，為其立國根本之地，卻不可不嚴加維護。所以魏太武帝要出兵征伐柔然、高車，且於北邊設立六鎮。武川，今綏遠武川縣。撫冥，在武川東。懷朔，在今綏遠五原縣。懷荒，在今大同東北察哈爾境內。柔玄，在今察哈爾興和縣。御夷，在今察哈爾沽源縣。盛簡親賢，配以高門子弟，以厚其兵力。孝文帝是後魏一個傑出人物，他仰慕中國的文化，一意要改革舊俗。但在平城，終覺得環境不甚適宜。乃於公元493年，遷都洛陽。斷北語，改姓氏，禁胡服，獎勵鮮卑人和漢人通婚，自此以後，鮮卑人就漸和漢人同化了。然其根本上的毛病，即以征服民族自居，視榨取被征服民族以供享用為當然之事，因而日入於驕奢氵㸒佚，這是不能因文明裎度的增進而改變的，而且因為環境的不同，其流於驕奢氵㸒佚更易。論者因見歷來的遊牧民族同化於漢族之後，即要流於驕奢氵㸒佚，以至失其戰鬥之力，以為這是中國的文明害了他，摹仿了中國的文明，同時亦傳染了中國的文明病。其實他們驕奢氵㸒佚的物質條件，是中國人供給他的，驕奢氵㸒佚的意志，卻是他們所自有；而這種意志，又是與其侵略事業，同時並存的，因為他們的侵略，就是他們的生產事業。如此，所以像金世宗等，要禁止他的本族人華化，根本是不可能的。因為不華化，就是要一切生活都照舊，那等於只生產而不消費，經濟學上最後的目的安在呢？所以以驕奢氵㸒佚而滅亡，殆為野蠻的侵略民族必然的命運，後魏當日，便是如此。孝文帝傳子宣武帝至孝明帝。年幼，太后胡氏臨朝。荒氵㸒縱恣，把野蠻民族的病態，悉數現出。中原之民，苦於橫徵暴斂，群起叛亂。而六鎮將士，因南遷以後，待遇不如舊時，魏朝又怕兵力衰頹，禁其浮游在外，亦激而生變。有一個部落酋長喚做爾朱榮，起而加以鎮定。爾朱氏是不曾侵入中原的部族，還保持著獷悍之風。胡太后初為其親信元義等所囚，後和明帝合謀，把他們誅滅。又和明帝不協。明帝召爾朱榮入清君側，已而又止之。胡太后懼，弒明帝。爾朱榮舉兵入洛，殺胡太后而立孝莊帝。其部眾既勁健，而其用兵亦頗有天才。中原的叛亂，都給他鎮定了。然其人起於塞外，缺乏政治手腕，以為只要靠兵力屠殺，就可以把人壓服。當其入洛之日，就想做皇帝，乃縱兵士圍殺朝士2000餘人，居民驚懼，逃入山中，洛陽只剩得一座空城。爾朱榮無可如何，只得退居晉陽，遙執朝權。然其篡謀仍不息。孝莊帝無拳無勇，乃利用宣傳為防禦的工具。當爾朱榮篡謀急時，孝莊帝就散布他要進京的消息，百姓就逃走一空，爾朱榮只得自止。到後來，看看終非此等手段所能有濟了。530年，乃索性召他入朝。孝莊帝自藏兵器於衣內，把他刺死。其侄兒爾朱兆，舉兵弒帝，別立一君。此時爾朱氏的宗族，分居重鎮，其勢力如日中天。然爾朱兆是個魯莽之夫，其宗族中人，亦與之不協。532年，其將高歡起兵和爾朱氏相抗。兩軍相遇於韓陵。山名，在今河南安陽縣。論兵力，爾朱氏是遠過於高歡，然因其暴虐過甚，高歡手下的人都齊心死戰，而爾朱氏卻心力不齊，遂至大敗。晉陽失陷，爾朱兆逃至秀容川，在今山西朔縣。為高歡所掩殺。其餘爾朱氏諸人亦都被撲滅。高歡入洛，廢爾朱氏所立，而別立孝武帝。髙歡身居晉陽，繼承了爾朱榮的地位。孝武帝用賀拔岳為關中大行台，圖與高歡相抗。髙歡使其黨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殺岳。秦州，今甘肅天水縣。夏州刺史宇文泰攻殺悅。夏州，今陝西橫山縣。孝武帝即以泰繼岳之任。534年，孝武帝舉兵討歡，高歡亦自晉陽南下，夾河而軍，孝武帝不敢戰，奔關中，為宇文泰所弒。於是高歡，宇文泰，各立一君，魏遂分為東西。至550年，而東魏為高歡子洋所篡，是為北齊文宣帝。557年，西魏為宇文泰之子覺所篡，是為北周孝閔帝。 當東西魏分裂後，高歡，宇文泰曾劇戰十餘年，彼此都不能逞志，而其患顧中於梁。這時候，北方承劇戰之後，兵力頗強，而南方武備久廢弛，欲謀恢復，實非其時，而梁武帝年老昏耄，卻想乘機僥倖，其禍就不可免了。高歡以547年死。其將侯景，是專管河南的。雖然野蠻粗魯，在是時北方諸將中，已經算是狡黠的了。高歡死後，其子高澄，嗣為魏相。侯景不服，遂舉其所管之地來降。梁武帝使子淵明往援，為魏所敗，淵明被擒。侯景逃入梁境，襲據壽陽。梁朝不能制。旋又中魏人反間之計，想犧牲侯景，與魏言和。侯景遂反，進陷台城。南朝之宮城。梁武帝憂憤而崩。時為549年。子簡文帝立。551年，為侯景所弒。武帝子湘東王繹即位於江陵，是為元帝。時陳武帝陳霸先自嶺南起兵勤王。元帝使其與王僧辯分道東下，把侯景誅滅。先是元帝與諸王互相攻擊。郢州的邵陵王綸，郢州，今湖北武昌縣。綸，武帝子。湘州的河東王譽，譽，詧皆昭明太子統之子。皆為所並。襄陽的岳陽王詧則因求救於西魏而得免。至元帝即位後，武陵王紀亦稱帝於成都，紀，武帝子。舉兵東下。元帝亦求救於西魏，西魏襲陷成都。武陵王前後受敵，遂敗死。而元帝又與西魏失和。554年，西魏陷江陵，元帝被害。魏人徙岳陽王詧於江陵，使之稱帝，而對魏則稱臣，是為西梁。王僧辯、陳霸先立元帝之子方智於建康，是為敬帝。而北齊又送淵明回國。王僧辯戰敗，遂迎立之。陳霸先討殺僧辯，奉敬帝復位。557年，遂禪位於陳。這時候，梁朝骨肉相殘，各引異族為助，南朝幾至不國。幸得陳武帝智勇足備，卓然不屈，才得替漢族保存了江南之地。 陳武帝即位後3年而崩。無子，傳兄子文帝。文帝死後，弟宣帝，廢其子廢帝而代之。文、宣兩帝，亦可稱中主，但南方當喪亂之餘，內部又多反側，所以不能自振。北方則北齊文宣、武成兩帝，均極荒氵㸒。武成帝之子緯，尤為奢縱。而北周武帝，頗能勵精圖治。至577年，齊遂為周所滅。明年，武帝死，子宣帝立，又荒氵㸒。傳位於子靜帝，大權遂入後父楊堅之手。581年，堅廢靜帝自立，是為隋文帝。高齊雖自稱是漢族，然其性質實在是胡化了的。隋文帝則勤政恤民，儉於自奉，的確是代表了漢族的文化。自西晉覆亡以來，北方至此才復建立漢人統一的政權。此時南方的陳後主，亦極荒氵㸒。589年，為隋所滅。西梁則前兩年已被滅。天下復見統一。 兩晉、南北朝之世，是向來被看作黑暗時代的，其實亦不盡然。這一時代，只政治上稍形黑暗，社會的文化，還是依然如故。而且正因時局的動盪，而文化乃得為更大的發展。其中關係最大的，便是黃河流域文明程度最高的地方的民族，分向各方面遷移。《漢書·地理志》敘述楚地的生活情形，還說江南之俗，火耕水耨，果蓏蜯蛤，飲食還足，是故窳生而無積聚，而《宋書·孔季恭傳》敘述荊、揚兩州的富力，卻是「膏腴上地，畝直一金，鄠、杜之間不能比」；鄠，今陝西鄠縣，杜，在今陝西長安縣南，漢時農業盛地價高之處。又說:「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棉，布帛之饒，覆衣天下。」成為全國富力的中心了。三國之世，南方的風氣，還是很剽悍的。而自東晉以來，此種風氣，亦潛移默化。談玄學佛，成為全國文化的重心。這是最彰明較著的。其他東北至遼東，西南至交阯，莫不有中原民族的足跡，其有裨於增進當地的文化，亦決非淺鮮，不過不如長江流域的顯著罷了。還有一層。陶潛的《桃花源詩》，大家當他是預言，其實這怕是實事。島東漢之末，至於南北朝之世，北方有所謂山胡，南方有所謂山越。聽了胡、越之名，似乎是異族蟄居山地的，其實不然。試看他們一旦出山，便可和齊民雜居，服兵役，輸賦稅，絕無隔閡，便可知其實非異族，而系漢族避亂入山的。此等避亂入山的異族，為數既眾，歷時又久，山地為所開闢，異族為所同化的，不知凡幾，真是拓殖史上的無名英雄了。以五胡論：固然有荒氵㸒暴虐如石虎、齊文宣、武成之流的，實亦以能服從漢族文化的居其多數。石勒在兵戈之際，已頗能引用士人，改良政治。苻堅更不必說。慕容氏興於邊徼，亦是能慕效中國的文明的。至北魏孝文帝，則已舉其族而自化於漢族。北周用盧辯、蘇綽，創立法制，且有為隋、唐所沿襲的。這時候的異族，除血統之外，幾乎已經說不出其和漢族的異點了。一到隋、唐時代，而所謂五胡，便已泯然無跡，良非偶然。 （呂思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