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散文 · 郭沫若散文 五

我們的文化 本篇選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6卷《文藝論集續集》，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年二月上海《拓荒者》第二期。 世界是我們的，未來的世界文化是我們的。 我們是世界的創造者，是世界文化的創造者，而未來世界，未來世界的文化已經在創造的途中。 創造的前驅是破壞，否，破壞就是創造工程的一部分。 雞雛是雞卵的破壞者，種芽是種核的破壞者，胎兒是母胎的破壞者，我們是目前的吃人世界的破壞者。 目前吃人的世界，吃人的文化，是促進我們努力破壞的動機，也是促進我們努力創造的對象。 舊的不毀滅，新的不會出來，頹廢的茅屋之上不能夠重建出摩天大廈。 以吃人的世界、吃人的文化為對象而從事毀滅，這當然是有危險的事；惟其有危險，所以我們的工程正一刻也不能容緩。 世界已經被毒蛇猛獸盤踞，當然的處置是冒犯一切危險與損失，火燒山林。 世界已經有猛烈的鼠疫蔓延，我們只有拚命的投鼠，那裡還能夠忌器？ 和毒蛇猛獸搏鬥的人多死於毒蛇猛獸，和鼠疫搏鬥的人也多為鼠疫所侵害，這正是目前社會所不能掩飾的不合理的悲劇；然而這兒也正是我們的世界，我們的文化的精神中樞。 我們的精神是獻身的。 我們的世界是我們的頭顱所砌成，我們的文化是我們的鮮血的結晶。 長江是流徙著的。流過巫山了，流過武漢了，流過江南了，它在長途的開拓中接受了一身的鮮血，但終竟衝決到了自由的海洋。 這是人類進化的一個象徵，這是人類進化的一個理想。 人類是進化著的，人類的歷史是流徙著的。 人類的整個歷史是一部戰鬥的歷史，整個是一部流血的歷史。 但是歷史的潮流已經快流到它的海洋時期了。 全世界的江河都在向著海洋流。任你怎樣想高築你的堤防，任你怎樣想深浚你的陂澤；你不許它直撞，它便要橫衝；你不許它橫衝，它便要直撞。 你縱能夠使它一時停滯乃至倒流片時，然而你終不能使它永遠倒流向山上。 在停滯倒流的一時片刻中，外觀上好象是你的成功，然而你要知道在那個時期以後的更猛烈、更不容情的一個衝決。 誰能夠把目前的人類退回得到猩狸以前的時代？ 誰能夠把秦始皇帝的威力一直維繫到二十世紀的今天？ 河水是流徙著的，我們要剷平阻礙著它的進行的崖障，促進它的奔流。 歷史是流徙著的，我們開拓歷史的精神也就是這樣。 中國的歷史已經流了三千年了，它已經老早便流到世界文化的海邊。 然而不幸的是就在這個海邊，就在這個很長的海岸線上，沿海都是綿亘著的險峻的山崖。 中國的歷史是停頓著了，倒流著了，然而我們知道它具有不可限量的無限大的潛能。 我們的工程就在鑿通這個山崖的阻障。由內部來鑿通，由外部來鑿通，總要使中國的歷史要如象黃海一樣，及早突破鴻蒙。 有人說我們也在動，我們也要衝，但我們是睜開眼睛的，不能象你們那樣「盲目」作者原註：本文中所徵引的「盲目」與「大謎」諸說系采自中華文化合作社的一位匿名作者的小冊子《我們的思想系統及主張根據》。我看這位作者的「思想」其實並沒有「系統」，「主張」也並沒有「根據」，不過在反動、正動的兩種力量中主張第三種的不動而已。的橫衝；我們要等待「客觀條件的成熟」。 「我們的慰安是尺寸的進步，是閃爍的微光。」 好的，真正是你的慰安呀，別人為你準備好的客觀條件已經快要成熟了。 為你這對可愛的三寸金蓮已經準備下三千丈長的裹腳布，讓你再去裹小一些，好再走得裊娉一點。 為你這個標緻的螢火蟲兒已經準備好了一個金絲籠子，讓你在那兒去慰安，讓你也在那兒去進步，讓你尾子上的一點微光在那兒去閃爍。 哼，真是不盲目的腐草裡面生出的可憐蟲l 宇宙的運行明明白白是擺在眼面前的，只有盲目的人才說它是「大謎」。 宇宙的內部整個是一個不息的鬥爭，而鬥爭的軌跡便是進化。 我們的生活便是本著宇宙的運行而促進人類的進化。 所以我們的光熱是烈火，是火山，是太陽；我們的進行是奔湍，是彈丸，是驚雷，是流電。 在飛機已經發明了的時候，由上海去到巴黎有人叫你要安步以當車，一寸一尺的慢慢走去。 在電燈已經發明了的時候，在這樣個暴風狂雨的漫漫長夜，有人叫你要如象艾斯基摩(Eskimo)人通譯愛斯基摩人，是居住在北極圈裡的一種帶原始性的民族，多以漁獵為生。一樣死守著一個魚油燈盞，要用雙手去掩護著它，不要讓它熄滅。 這種人是文化的叛逆者，是自然法則的叛逆者，同時也就是我們當前的敵人。 所以我們的口號是：世界是我們的。 我們要鑿通一條運河，使歷史的潮流趕快衝到海洋。 我們已經落後得很厲害了，我們要駕起飛機追趕。 我們要高舉起我們的火把燒毀這目前被毒蛇猛獸盤踞著的山林。 擔負著創造世界的未來的人們，我們大家團結起來。 我們同聲的高呼：我們要創造一個世界的文化，我們要創一個文化的世界！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選自《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1卷，初見於上海聯合書店1930年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對於未來社會的待望逼迫著我們不能不生出清算過往社會的要求。古人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認清楚過往的來程也正好決定我們未來的去向。 只要是一個人體，他的發展，無論是紅黃黑白，大抵相同。 由人所組織成的社會也正是一樣。 中國人有一句口頭禪，說是「我們的國情不同」。這種民族的偏見差不多各個民族都有。 然而中國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國人所組成的社會不應該有甚麼不同。 我們的要求就是要用人的觀點來觀察中國的社會，但這必要的條件是須要我們跳出一切成見的圈子。 中國的社會固定在封建制度之下已經二千多年，所有中國的社會史料，特別是關於封建制度以前的古代，大抵為歷來御用學者所湮沒，改造，曲解。 在封建思想之下訓練摶垸了二千多年的我們，我們的眼睛每人都成了近視。有的甚至是害了白內障，成了明盲。 已經盲了，自然無法挽回。還在近視的程度中，我們應該用近代的科學方法來及早療治。 已經在科學發明了的時代，你難道得了眼病，還是要去找尋窮鄉僻境的巫覡？ 已經是科學發明了的時代，你為甚麼還錮蔽在封建社會的思想的囚牢？ 巫覡已經不是我們再去拜求的時候，就是在近代資本制度下新起的騙錢的醫生，我們也應該要聯結成一個拒療同盟。 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在中國的新學界上也支配了幾年，但那對於中國古代的實際情形，幾曾摸著了一些兒邊際？社會的來源既未認清，思想的發生自無從說起。所以我們對於他所「整理」過的一些過程，全部都有從新「批判」的必要。 我們的「批判」有異於他們的「整理」。 「整理」的究極目標是在「實事求是」，我們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實事之中求其所以是」。 「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們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 「整理」自是「批判」過程所必經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為我們所應該局限的一步。 在中國的文化史上實際做了一番整理工夫的要算是以清代遺臣自任的羅振玉，特別是在前兩年跳水死了的王國維。 王國維一生的學業結晶在他的《觀堂集林》和最近所出的名目實遠不及《觀堂集林》四字冠冕的《海寧王忠憨公遺書》。 那遺書的外觀雖然穿的是一件舊式的花衣補褂，然而所包含的卻多是近代的科學內容。 這兒正是一個矛盾。 這個矛盾正是使王國維不能不跳水而死的一個原因。 王維國，研究學問的方法是近代式的，思想感情是封建式的。兩個時代在他身上激起了一個劇烈的階級鬥爭，結果是封建社會把他的身體奪去了。 然而他遺留給我們的是他知識的產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樓閣，在幾千年來的舊學的城壘上，燦然放出了一段異樣的光輝。 羅振玉的功勞即在為我們提供出了無數的真實的史料。他的殷代甲骨的搜集、保藏、流傳、考釋，實是中國近三十年來文化史上所應該大書特書的一項事件。還有他關於金石器物、古籍佚書之搜羅頒布，其內容之豐富，甄別之謹嚴，成績之浩瀚，方法之嶄新，在他的智力之外，我想怕也要有莫大的財力才能辦到的。 大抵在目前欲論中國的古學，欲清算中國的古代社會，我們是不能不以羅、王二家之業績為其出發點了。 我們所要的是材料，不要別人已經穿舊了的衣裳；我們所有的是飛機，再不仰仗別人所依據的城壘。 我們要跳出了「國學」的範圍，然後才能認清所謂國學的真相。 清算中國的社會，這是前人所未做到的工夫。 清算中國的社會，這也不是外人的能力所容易辦到。 不是說研究中國的學問應該要由中國人一手包辦。事實是中國的史料，中國的文字，中國人的傳統生活，只有中國人自身才能更貼切的接近。 世界文化史的關於中國方面的紀載，正還是一片白紙。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上沒有一句說到中國社會的範圍。 外國學者對於東方情形不甚明了，那是情理中事。中國的鼓睛暴眼的文字實在是比穿山甲、比蝟毛還要難於接近的逆鱗。外國學者的不談，那是他們的矜慎；談者只是依據舊有的史料、舊有的解釋，所以結果便可能與實際全不相符。 在這時中國人是應該自己起來，寫滿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頁。 外國學者已經替我們把路徑開闢了，我們接手過來，正好是事半功倍。 本書的性質可以說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續篇。 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為嚮導，而於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歐洲的古代希臘、羅馬之外，提供出來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國的古代。 恩格斯的著作中國近來已有翻譯，這於本書的了解上，乃至在「國故」的了解上，都是有莫大的幫助。 談「國故」的夫子們喲！你們除飽讀戴東原、王念孫、章學誠之外，也應該知道還有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沒有辯證唯物論的觀念，連「國故」都不好讓你們輕談。 然而現在卻是需要我們「談談國故」的時候。 我們把中國實際的社會清算出來，把中國的文化，中國的思想，加以嚴密地批判，讓你們看看中國的國情，中國的傳統，究竟是否兩樣！ 對於未來社會的待望逼迫著我們不能不生出清算過往社會的要求。目前雖然是「風雨如晦」之時，然而也正是我們「雞鳴不已」的時候。 1929年9月20日夜 《夜行集》 這是作者為周而復的詩集所寫的序言。初載1936年5月上海《文學叢報》月刊第2期。 這冊《夜行集》，我反覆讀了兩遍。這是在重重的壓迫之下壓得快要斷氣的悲抑的呼息。這兒也活畫了一張憂鬱而悲憤的時代相，時代在哭著，在偷偷地哭著。連哭都是不准放聲的了。這是多麼可以謳歌的喲！ 古人說：「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這樣的話究竟是已經過去了的話。我們今日的格言卻似乎是：「外侮翻過牆，內屠其弟兄。」盡你說得舌弊唇焦，盡你怒罵，盡你嘲笑，大刀依然不是坦克車的對手。你敢哭喪著一個面孔嗎？鄰國不是多麼「親善」？民族不是正在「復興」？滾蛋，你們應該充分地來個「反省」！ 舊時的人尊重禮讓，尼采打了個價值的倒逆，說禮讓是奴隸的道德。現在的中國人又來了一個倒逆的倒逆。在這兒秦檜是岳飛，岳飛是秦檜，文天祥是張洪範，張洪範是史可法。 我不願再多說什麼話，這部《夜行集》已經代我說了不少。潛潛地流淚，偷偷地哭，大家都在黑夜裡鼓著欲爆的眼睛。 但詩人揩著他的眼淚在告訴我們：「車頭接一連二地在開發著了，大家都請揩乾眼淚，搭上火車，衝破這黑暗的重圍！」 1936年3月21日 復興民族的真諦 本篇選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8卷《羽書集》，最初收入一九四一年香港孟夏書店版《羽書集。》 一 復興民族是要復興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是什麼？ 一，富於創造力； 二，富於同化力； 三，富於反侵略性。 二 我們的民族創造了五千年的文明的歷史，直到現在，我們所固有的文化，依然在世界上煥發著燦爛的光輝，無論是語言、文字、思想、文藝、學術、產業，生活，都有我們民族的特徵。表現在裡面。創造欲望強，占有欲望弱，這是我們民族的第二天性。 我們的祖先把文化創造了出來，使我們本族得到了豐饒的享受，而同時也使環繞著我們的後進的兄弟民族得到了豐饒的享受。我們把許多民族同化了，或則誘導了他們，使他們也發揮了他們的創造本能而臻於文明的畛域。 我們的祖先，不僅能創造有特徵的文化，並能吸取異民族的文化的精華。印度的佛法，西域的音樂，斯基泰的藝術斯基泰(Scythians skyehai)，通譯西徐亞，原是中亞北部的遊牧部落。後遷到黑海西北，前三世紀建立「西徐亞王國」。西徐亞人善用木頭、皮子、骨頭或金屬製作動物，尤喜製作兩獸相爭鬥的形象，是歷史上有名的藝術品。希臘的星曆希臘文化至公元前五——前四世紀臻於極盛，當時在文學、藝術、哲學、天文等方面都取得了輝煌成就。星曆，就是其中之一。都儘量為我們所吸收，化為了我們自己的血，自己的肉，使我們固有的文化愈加充實了起來。 故我們在同化異民族和異民族的文化上，都是其有特殊的能力的。 而我們的特性尤其表現於富有反侵略性的一點。凡是和我們站在對立地位的民族，即占有欲望強而創造欲望弱的民族，我們卻和它勢不兩立。自有歷史以來，凡具有民族性的戰爭，可以說都是我們的反侵略戰爭。我們從不曾以武力去侵略過別人，但遇著別人以武力來侵略我們的時候，我們總是徹底的反抗，縱使綿亘至二三百年，非將侵略者消滅或同化，我們永不中止。我們是具有著舉世無匹的最強韌的彈性。 三 但在清朝的二百六十年的統治間，我們的民族精神，無可諱言地是遭了損失。 我們費了二百六十年的間歇性的反抗，雖算終於把滿族同化了，但我們的同化力不免因而減衰，而反侵略性亦不免因而模稜了。對於科學文明之不易接受成功，以於和平之無條件的酷愛，使我們由進取變而為保守，由堅毅變而為懦弱，由生動變而為硬化，由自信自力變而為自暴自棄。創造的本能是遭受了錮閉的。 民族在世界文化的競賽上便因而落伍了，更因而招致了目前的空前的危難。 四 現在是我們民族復興的時候，我們的民族精神漸漸地蘇活轉來了。 我們應該儘量地發揮我們的創造力、同化力和反侵略性。 1938年12月23日於桂林 蒲劍·龍船·鯉幟 本篇選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9卷《今昔蒲劍》，最初發表於一九四一年五月三十日重慶《新華日報》。 端午節相傳是紀念屈原的日子，據說屈原是在這一天跳進汨羅江里自殺了，後人哀悼他，便普遍地舉行種種的儀式來對他作紀念。這傳說是很有詩意的。不過在古時在有些地方也有把這個日子認為是紀念伍員即伍子胥(？—前484)，春秋時楚國人。悃其父伍奢遭讒被殺，為報仇而奔吳，佐吳王伐楚。功成，封於申，故又稱申胥。後亦遭讒，被吳王賜死，屍投錢塘江中。的。例如曹娥的父親便是以五月五日迎伍君，逆濤而上，為水所淹死。事見《後漢書》卷一一四《孝女曹娥傳》。大約伍員的死期也是五月五日(《左傳》魯哀公十一年所載吳殺伍員與魯伐齊事，正在五月)。但後來卻為屈原所獨占了。 抗戰以來，因為國家臨到了相當危險的關頭，屈原的生世和作品又喚起了人們的注意，端午節的意義因而也更被重視了。特別在今年，有好些做詩的人竟把這個節日定名為「詩人節」。所紀念的本是詩人，紀念的儀式又富有詩意，定名「詩人節」，似乎比「天中」、「地臘」天中、地臘，皆端午節的稱謂。、「端陽」、「重午」……這樣的舊名稱要來得新鮮一點。但我希望這個民族的大眾紀念節日，不要被解釋為少數的「詩人」所壟斷，那就好了。 端午節這個日期的確是富有詩意，覺得比中秋節更是可愛。前人有把詩與文分為陽剛和陰柔兩類的，象徵地說來，可比端午為陽剛的詩，中秋為陰柔的詩吧。拿楚國的兩個詩人來說，屈原便合乎陽剛，宋玉宋玉(約前290—前223)，戰國時楚國人。傳說為屈原弟子。著有《九辯》、《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等。便近乎陰柔。把端午定為屈原的死日，說不定會是民族的詩的直覺，對於他的一個正確的批判。 古時候曾經把這一天當為邪辟的日子，大概就是因為是伍員與屈原的死日，兩人同是被一些邪辟小人所迫害而死了的，由民族的正義感竟把這個日子當為了忌日。這一天認為是百邪群鬼聚會的日期，連這一天生下的兒女都認為不祥，不讓他存活。例如孟嘗君即田文，戰國時齊國人。封於薛（今山東滕縣南)，稱薛公。門下有食客數千。曾一度入秦為相，後逃歸。是五月五日生的，他的父親決意丟掉他，是他的母親私下把他養活了。漢朝的宰相王鳳王鳳(？——前22)，字孝卿，西漢東平陵(今山東濟南東)人。威帝時官至大司馬、犬將軍，領尚書事。也是五月五日生的，他的父親也想不要他，是他的叔父以孟嘗君的故事為例又才保存了下來。由這些故事看來，在古時為忌避端午不知道犧牲了多少兒女。這固然是當得剷除的惡習，但推其原故，實由於仇視邪辟。在古時是認為邪辟的力量太大了，幾乎為人所不能敵。但由這同一的觀念所生出的良風美俗，卻是對於邪辟的鬥爭。 群鬼百邪害死了忠良，損傷了民族的正義感，故爾每一個人為自衛和衛人計，都須得齊心一意的來除去邪鬼。先除去自己身心的邪辟吧，要以蘭湯為浴，以菖蒲泛酒(俗間在酒中對以雄黃)，不僅要保持身體的清潔，還要爭取內心的芬芳。更進而除去一切宇宙中的邪辟吧，以蒲為劍，以艾為犬(古時曾以艾為人或虎)，豈不是象徵著要民族的每一個人都成為驅魔的獵人。伏虎的鬥士？這詩意真真是十分蔥蘢，值得我們把它闡揚、保存、而且擴充——擴充為民族的日常生活，熏蕕不同器，邪正不兩立！ 劃龍船的風俗是同樣值得保存而加以發揚的。這和歐美人的競漕(boat race)具有同樣的國民保健的意義。在這健身的意義之外，尤可誇示的，是它本來所含有的培養民族精神的作用。龍船競渡相傳是為拯救沉溺了的屈原，但實質上便是拯救被沉溺了的正義！正義被邪辟陷沒了，我們要同一切的邪辟鬥爭，即使是在狂濤惡浪當中，我們就犧牲了自己的生命都在所不惜，一定要把那正義救起。這是含有何等崇高意義的精神教育！這個是屈原精神和詩歌的形象化，以這來紀念屈原，我覺得是民族的共感所洗鍊出的最好的詩的方法。可惜這意義，多少是失傳了，儀飾僅存著化石的形式。現代的詩人們不是應該吹入自己的生命，使化石復活嗎？ 端午節的風俗也傳播到日本去了，蒲劍蘭湯，形式上差不多沒有兩樣。龍船雖然沒有，但有「鯉幟」(Koinobori)的變異出現。在五月間，日本的鄉村農家差不多每一家的空場裡都要豎立一根旗杆，在上面掛著一個或一個以上由小而大的布制鯉魚。魚有紅黑兩種，小者數尺，大者丈余，肚腹部是空的，一有風，便為氣流所貫，在空中飄蕩起來，儼如魚在游泳。日本人以五月為男童節(以三月為女兒節)，一家有多少男童便掛多少鯉魚。這用意不用說是中國的鯉魚跳龍門的演化，但用以為端午的一種儀飾，在中國不知道有沒有它的母家。或者也怕是出於誤會的轉變吧。鯉魚所跳的龍門是河津的龍門，而楚國別有江渚的龍門，即楚國的東門，所謂「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語見《楚辭·九章·哀郢》。便是這南方的龍門了。因為南方也有龍門，故爾用鯉魚來表示追慕的象徵吧？不過紀念屈原的意義，在日本是完全失傳了的。「鯉幟」，在日本人，是認為努力爭取功名利祿的表現。爭取功利之極則不惜犧牲他人以肥自己，這是日本人的活生生的國民教育。 鯉魚究竟還未化成龍啦。要使日本民眾知道端午節的意義是在整飭自己乃至犧牲自己以拯救正義，在東亞才能有和平出現的一天。但是，龍，說不定也可以退化而為鯉，或者確實的僵化而為石。那更是我們所不希望的。敢於改端午節為「詩人節」的詩人們，多多努力吧！ 1941年5月27日 《少年維特之煩惱》 本篇選自《郭沫若集外序跋集》，最初見於1942年11月重慶群益出版社出版的《少年維特之煩惱》。 好快！ 這部書的譯出也就二十年了。 二十年後的今天我又重讀了一遍，依然感覺著它的新鮮。 一本有價值的書，看來總是永遠年青的。 讀了這樣的書，似乎也能夠使人永遠地年青。 人世間，比青春再可寶貴的東西實在沒有，然而青春也最容易消逝。 最可寶貴的東西卻不甚為人所愛惜，最易消逝的東西卻在促進它的消逝。 誰能夠保持得永遠的青春的，便是偉大的人。 歌德，我依然感覺著他的偉大。 為使人們大家更年青些，我決心重印這部青春頌。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三日重慶。 「綠」 本篇選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篇》第19卷《沸羹集》，最初發表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六日重慶《新華日報》。 京口瓜州一水間，鐘山只隔萬重山。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這是王荊公《泊船瓜州》的一首七絕，「綠」字用為動詞，十分新鮮而有生趣。 據宋洪邁《容齋續筆》洪邁(112—1202），字景盧，別號野處，鄱陽(今江西波陽)人。南宋文學家。著有《齋帝隨筆》五集。《容齋續筆》為其中的一部分，凡十六卷，內容涉及文、史、哲、藝術、醫藥、星卜等。上說：「吳中士人家藏其草，初雲『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為『過』。後又圈去而改為『入』。旋改為『滿』。凡如此十許字始定為『綠』。」 為了一個字要費如許心思，足見名家為文是怎樣在推敲上用苦功。而名家手稿是怎樣的可以寶貴，也就在這則隨筆里表現了出來。 文藝作品有時是要經過千錘百鍊才能達到好處。但錘鍊也並不是要弄得來極其生硬，而是要弄得來極其純粹。純粹則堅韌，無瑕可蹈，所謂「百鍊鋼化為繞指柔」也。 「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這也是王荊公《題張司業詩》王安石《題張司業詩》全文是：「蘇州司業詩名老，樂府皆言妙入神；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中的名句。因為是有經驗的人，所以他能夠道得出別人的甘苦。 文藝是這樣，其它的一切又何嘗不是這樣？假使一開首便抓著了「綠」，那便是著手成春。假使不然，為求盡善盡美，又何不時常「綠」它一下呢？ 看見別人「綠」而眼睛紅的人，尤其應該向王荊公學習學習。 1942年10月30日 歷史·史劇·現實 本篇選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9卷《沸羹集》，最初發表於一九四三年四月重慶《戲劇月報》笫一卷第四期。 一 我是喜歡研究歷史的人，我也喜歡用歷史的題材來寫劇本或者小說。這兩項活動，據我自己的經驗，並不完全一致。 歷史的研究是力求其真實而不怕傷乎零碎，愈零碎才愈逼近真實。史劇的創作是注重在構成而務求其完整，愈完整才愈算得是構成。 說得滑稽一點的話，歷史研究是「實事求是」，史劇創作是「失事求似」。 史學家是發掘歷史的精神，史劇家是發展歷史的精神。 史學家是凸面鏡，匯集無數的光線，凝結起來，製造一個實的焦點。史劇家是凹面鏡，匯集無數的光線，擴展出去，製造一個虛的焦點。 史有佚文，史學家只能夠找，找不到也就只好存疑。史有佚文，史劇家卻須要造，造不好那就等於多事。 古人的心理，史書多缺而不傳，在這史學家擱筆的地方，便須得史劇家來發展。 歷史並非絕對真實，實多舞文弄墨，顛倒是非，在這史學家只能糾正的地方，史劇家還須得還它一個真面目。 史學家和史劇家的任務畢竟不同，這是科學與藝術之別。 二 自然，史劇既以歷史為題材，也不能完全違背歷史的事實。 大抵在大關節目上，非有正確的研究，不能把既成的史案推翻。但因有正確的研究而要推翻重要的史案，卻是一個史劇創作的主要動機。 故爾，創作之前必須有研究，史劇家對於所處理的題材範圍內，必須是研究的權威。 關於人物的性格、心理、習慣、時代的風俗、制度、精神，總要儘可能的收集材料，務求其無瑕可擊。 優秀的史劇家必須得是優秀的史學家，反過來說，便不必正確。 三 然而有好些史學專家或非專家，對於史劇的創作每每不大了解，甚至連有些戲劇專家或非戲劇專家，也有些似是而非的妙論。 他們以為史劇第一要不違背史實，但他們卻沒有更進一步去追求：所謂史實究竟是不是真實。 對於史劇的批評，應該在那劇本的範圍內，問它是不是完整。全劇的結構，人物的刻劃，事件的進展，文辭的錘鍊，是不是構成了一個天地。 假使它是對於歷史的翻案，那就要看它翻案的理由，你不能一開口便咬定它不合乎史實。譬如我們寫楊秀清楊秀清(約1820—1856)，廣西佳平人。燒炭工出身，太平天國起義領袖之一，建都天京後封東王。作為叛逆見於清人紀錄或稗官野史上的是一回事，作為革命家在他的本質上又另外是一回事。在這兒便可以寫成兩個面貌。 你如看見有人把他作為革命家在描寫，你卻不能說這就是違背史實。 或者你看見兩個人寫楊秀清，一個把他寫成壞蛋，一個把他寫成好人，你便以為「不妥」。 先要看作家是怎樣在寫，寫得怎樣，再說自己的意見：得該怎樣寫，寫得該怎樣。 寫成壞也好，寫成好也好，先要看在這個劇本裡面究竟寫得好不好。 應該寫成好還是壞，你再要拿出正見來，然後才能下出一個「不妥」。 批評家應該是公平的審判官，不是劊子手呀！ 寫歷史劇就老老實實的寫歷史，不要去創造歷史，不要隨自己的意欲去支使古人。 這樣根本的外行話，最好是少施教訓為妙。 究竟還是亞理士多德亞理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22)，通譯亞里士多德，古希臘哲學家、科學家。著有《詩學》、《形上學》、《物理學》等。不可及，他在兩千多年前說過的話比現代的說教者們高明得無算： 詩人的任務不在敘述實在的事件，而在敘述可能的——依據真實性，必然性可能發生的事件。史家和詩家不同！語見亞里士多德《詩學·關於悲劇》。 史劇家在創造劇本，並沒有創造「歷史」，誰要你把它當成歷史呢？ 四 史劇這個名稱，也只是一個通俗的說法。認真說凡是世間上的事無一非史，因而所有的戲劇也無一非史劇。 「現在」，究竟在那兒？ 剛動一念，剛寫一字，已經成了過去。 然而有好些專家或非專家卻愛把史劇和現實對立，寫史劇的便被斥責為「逃避現實」或「不敢正視現實」。 「現實」這個字我們用得似乎太隨便了一點。現在的事實固可以稱為現實，表現的真實性也正是現實。我們現在所稱道的「現實主義」無疑是指後者。 假使寫作品非寫現成事實不可，那嗎中國的幾大部小說《水滸》、《西遊》、《三國》等等都應該丟進茅坑。《元曲》全部該燒。但丁、莎士比亞、歌德、托爾斯泰都是些混蛋。 大家都在稱讚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說是現實現實，但人們卻忘記了他所寫的是拿破崙侵略俄羅斯的「歷史」。 請不要只是把腳後跟當成前腦。 五 史劇的用語有一個時期也成過問題。 有的人說應該用絕對的歷史語言，這簡直是有點滑稽。 誰能懂得絕對的歷史語言？絕對的歷史語言又從什麼地方去找？ 我們現代的言語在幾百、千年後一部分倒是可以流傳下去的，因為我們已經有錄音的工具。但幾百、千年前的言語呢？不要說幾百、千年，就是幾十、百年前也就無法恢復。 但史劇用語多少也有限制，這和任何戲劇用語都有限制是一樣。 根干是現代語，不然便不能成為話劇。但是現代的新名詞和語彙，則絕對不能使用。 在現代人能懂得的範圍內，應該要攙進一些古語或文言，這也和寫現代劇要在能懂的範圍內使用一些俗語或地方語一樣。不同的只是前者在表示時代性，後者在表示社會性或地方性。 寫外國題材的劇或翻譯，不曾聽見人說過劇中人非得使用外國語不可，而寫歷史劇須得用歷史語，真是不可思議的一種奇談。 1942年4月19日 人做詩與詩做人 本篇選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9卷《沸羹集》，最初發表於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六日重慶《新華日報》。 前幾天於伶於伶，原名任禹成，一九○七年生，江蘇宜興人。戲劇家。當時在重慶「中國藝術劇社」工作。代表作有《夜上海》、《七月流火》等。本文提到的四個劇本均為其抗戰期間的作品。兄三十七歲的誕辰，有好幾位朋友為他祝壽，即席聯句，成了一首七絕。 長夜行人三十七，如花濺淚幾吞聲。 至今春雨江南日，英烈傳奇說大明。 這是一首很巧妙的集體創作。妙處是在每一句裡面都嵌合有一個於伶所著的劇本名，即是《長夜行》，《花濺淚》，《杏花春雨江南》，《大明英烈傳》，嵌合得很自然，情調既和諧，意趣也非常聯貫。而且聯句的諸兄平時並不以舊詩鳴，突然得此，也是值得驚異的事。 不過有一個唯一的缺點，便是詩的情趣太消極，差不多就象是「亡國之音」了。這不僅和於伶兄的精神不稱，就和寫詩諸兄的精神也完全不相稱。諸位都是積極進取的朋友，都有一個共同的信念，便是「中國不會亡」。怎麼聯起句來，就好象「白頭宮女」語出唐代元稹《行宮》詩：「廖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一樣，突然現出了這樣的情調呢？ 或許是題材限制了吧？例如《長夜行》與《花濺淚》都不免是消極的字面，《大明英烈傳》雖然寫的是劉伯溫劉伯溫(1311—1375)，名基，浙江青田人。明初政泊家、文學家。著有《誠意伯集》。於伶的《大明英烈傳》，寫於一九四○年，描寫劉伯溫在當塗地區的活動，及其配合朱元璋領導農民起義、消滅元兵的事跡。但因為是歷史題材，而且單從字面上看不免總要聯想到明末遺事。有了這些限制，也就如用菜花、豆苗、蘑菇之類的東西便只能做出一盤素菜的一樣，因而便不免消極了。這是可能的一種想法。 或許也怕是形式限制了吧？因為是七絕這種舊形式，運用起來總不能讓作者有充分的自由，故爾不由自主地主至表現出了和自己的意識相反的東西。所謂「形式決定內容」，這也是可能的一種想法。 但我嘗試了一下，我把同樣的題材，同樣的形式，另外來寫成了一首。 大明英烈見傳奇，長夜人行道不迷。 春雨江南三七度，杏花濺淚發新枝。 這樣寫來似乎便把消極的情趣削弱了，而含孕有一片新春發歲、希望蔥蘢之意。這在賀壽上似乎更要切合一些，就對於我們所共同懷抱的信念也表現得更熨貼一些。 這本是一個小小的問題，但我覺得很有趣。我在這兒發現著：文字本身有一種自律性，就好象一泓止水，要看你開閘的人是怎樣開法，所謂「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語見《孟子·告子上》。。只要你把閘門一開了，之後，差不多就不由你自主了。 人的一生，特別是感情生活，約略也是這樣。一個人可以成為感情的主人，也可以成為感情的奴隸。你是開向生路便是生，開向死路便是死。主要的是要掌握著正確的主動權以善導對象的自律性，對於青年有領導或訓育任務的人，我感覺著這責任特別重大。 1943年2月24日 我的詩 選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9卷《沸羹集》，本篇系一九四四年明天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博集《鳳凰》序，最初發表於同年五月重慶《中外春秋》月刊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 ——有人要把我以前的詩集來翻印，我便寫了這樣的一篇。 我不大高興別人稱我為「詩人」，但我卻是喜歡詩。幼年來的教育和生活環境，大概是很有關係的。我的母親在我剛在翻話時便喜歡口授唐詩，教我們念誦。意思雖然不懂，聲調是可以懂得的。家塾的教育，所讀的也多半是詩。《詩三百篇》、《唐詩三百首》、《千家詩》等，在我六七歲時已經念得透熟。唐人司空表聖的《詩品》讀得最早，在五六歲發蒙的時候，我頂喜歡它。我要承認，一直到現在，我的關於詩的見解大體上還是受著它的影響的。 我是生在峨眉山下、大渡河邊上的人。我的故鄉，抗戰以來，有好些外省朋友去旅行，都說風景很好。江南的人說不亞於江南，湖南的人說不亞於湖南。究竟是怎麼樣，認真說我並不怎麼感覺。這原因大約是由於習慣了。 峨眉山的山上，風景大約是有些可觀的。可笑的是我這個生在峨眉山下的人卻不曾上過一次峨眉山。峨眉山應該說是一段山脈，共有三個高峰。普通所說的峨眉山是我們鄉下人所說的「大峨山」。我的家是在「二峨山」下邊，那「二峨山」就象一堵大屏風一樣，在西方把「大峨」隔斷了。「大峨」就在「二峨」之後冒出一點頭頂，要用點詩人的筆調的話，可以說這位大哥哥越過二哥的肩頭在窺伺我們。「三峨」在正南邊，到過樂山的人，遇著晴朗的時候，就在樂山城都可以看見它就象一朵沒有十分開放的菌子一樣，冒在遠遠的天際。我說遠遠，因為我的家離城還有七十五里啦。 山太高了，「天邊樹若薺」語見唐孟浩然《春登蘭山寄張五》詩。用不著先生講解，實在感覺得有點可怕。周年四季，無時無刻，它都屹立在你眼面前，一動也不動。自然它也並不是毫無變換，隨時日的陰晴，季節的寒暑，色彩和容態都有顯著的不同，但總覺得是有威可畏。清早起來，白霧罩著半山，山不見了。隨著太陽的上升，山頭漸漸顯露，霧倒縮小成一條博帶，圍系山腰。這種情景，大約是舊時的山水畫家所最喜歡的。離開故鄉三四十年了，我只在畫中常見。我有一位比我大十五歲的長兄指郭開文(1878—1936)，字成五、崇武。曾留學日本。工詩文，能書畫。辛亥革命後任四川軍政府交通部長、川邊經略史尹昌衡駐京代辦等職。他在抗戰前一年，已經成了故人，年青時分喜歡畫畫，也喜歡刻圖章。我記得他有一個圖章是刻著「家在峨眉畫裡」的。他鬧這種玩意時，不用說我才六七歲，我也能領略所謂「峨眉畫」是什麼意思，但我並不怎麼感覺著可以誇耀。山太高，太陽落山得比較早，巍然的陰影便倒來壓著人。在小孩子的心中委實是有森嚴的感覺。古時候視山嶽之大者為神，就到現在一逢暑天還有許多人去朝「大峨山」，大約就是這些感覺所生出來的宗教情緒吧？ 螳螂，我們鄉下人也叫作「峨眉山」。它那兩隻大爪一拱起來，我們便以為它在朝山了。我們小孩子捉著螳螂的時候就唱：「峨眉山，峨眉山，你的山在那一邊？」就是大人也這麼唱。這自然也就是所謂感情輸入了。 等到螳螂的一代過去了，朝山的人也絕跡了，峨眉山很早便戴上雪帽，在清早的陽光中發著璀璨的光輝。要說是莊嚴，比那戴金冠的王或神，似乎更要莊嚴。大雪來了，山有時全部消滅，但這迷藏並不久。等到山骨呈露，雪溝界畫得非常鮮明，山把陰影失掉了。只有這時候，峨眉山真象在笑。我是喜歡它這笑的。 大渡河，認真說也是可怕的一條河。它的水很急，夏天泛濫的時候，水是紅的。它在群山中間開闢道路，好象時常在衝鋒陷陣一樣，不斷地狂吼。水道是很迂迴的，而八九十里的水程只消兩個鐘頭便可達到。泛濫時固然可怕，因為它太不講人情，愛任意在河床上打滾。今年才把東岸卷到西岸，不兩年又可把西岸卷回東岸。有些地方是卷得一床零亂的。冬天水落了，紅脹了的面容清秀了，到這時零亂了的河岸倒增加了別致。河磧中處處都是綠洲，帶著整齊的寒樹，加上農人的小春。 我的家正在大渡河呈出一個大彎曲的地方。河從上游很逼窄的山谷衝破出來，初次達到比較寬的天地。砂磧被衝破得特別零碎，因而這樣的綠洲也就特別多。江南的朋友能夠說比江南好的，大概就在這樣的時候到了我的故鄉吧。這樣的時候，峨眉山在笑，大渡河在輕歌曼舞。 我的幼年時期便是渡過在這樣的地方。作為地主階級的兒子，在這兒我沒有吃過苦。農夫耕耘時常唱秧歌，我覺得好聽。撐船的人和拉縴的人發出欸乃的聲音，我佩服他們有力氣，冬天不怕冷。牧牛童子橫騎在水牛背上吹蘆笛，我覺得他們好玩而水牛可怕。鄉鎮上逢集的時候熱鬧一番，閒天又冷下去。人們除坐茶館，聊閒天外，沒有人生。鎮上也出過一些「棒客」頭子，有時整個鄉鎮甚至被當時的官憲認為匪窩。但那些「棒客」都是遠出搶劫，不在本鄉五十里內生事的。這是他們之間的義氣。有時附近的炭巢里有一二個挖炭工人到鎮上來，那倒是一個驚異。那不見陽光的臉的蒼白，那被炭渣染透了的渾身的墨黑！這是從另一個世界來的。但炭巢究竟離鎮尚遠，這種驚異的人不大常見。 時代的潮流畢竟也漲到這兒來了。在我十二三歲時家塾教育開始變革，十三歲以後便離開故鄉進新式的學校了。這是劃時代的變革。然而一直變到五十三歲的現在，整整經過了四十年的歲月，舊時代的皮卻依然沒有十分脫掉。中國是這樣，我自己也是這樣。 我同外國的詩接近，嚴格地說是在民二出國以後。以前在學校里也讀過些英文，但那時候教英文讀本的教員是不教詩的，自然教會學堂應當除外。我在民國二年的正月到了日本東京，在那裡不久我首先接近了印度詩人太戈爾的英文詩，那實在是把我迷著了。我在他的詩裡面陶醉過兩三年。其次因為是學醫的原故，日本醫學幾乎純粹是德國傳統，志願者便須得學習德文，因此又接近了海涅的初期的詩。其後又接近了雪萊，再其後是惠特曼惠特曼(W．Whitman，1819—1892)，美國詩人。著有《草葉集》等。。是惠特曼使我在詩的感興上發過一次狂。 當我接近惠特曼的《草葉集》的時候，正是「五四」運動發動的那一年，個人的鬱積，民族的鬱積，在這時找出了噴火口，也找出了噴火的方式，我在那時差不多是狂了。民七民八之交，將近三四個月的期間差不多每天都有詩興來猛襲，我抓著也就把它們寫在紙上。當時宗白華宗白華(1897—1986)，原名之櫆，江蘇常熟人。詩人、美學家。一九一九年八月至一九二○年初任上海《時事新報·學燈》編輯。著有詩集流雲》等。在主編上海《時事新報》的《學燈》。他，每篇都替我發表，給予了我以很大的鼓勵，因而我有最初的一本詩集《女神》的集成。 但我要坦白地說一句話，自從《女神》以後，我已經不再是「詩人」了。自然，其後我也還出過好幾個詩集，有《星空》，有《瓶》，有《前茅》，有《恢復》，特別象《瓶》似乎也陶醉過好些人，但在我自己是不夠味的。要從技巧一方面來說吧，或許《女神》以後的東西要高明一些，但象產生《女神》時代的那種火山爆發式的內發情感是沒有了。潮退後的一些微波，或甚至是死寂，有些人是特別的喜歡，但我始終是感覺著只有在最高潮時候的生命感是最夠味的。 假如說是惠特曼解放了我，那便是歌德又把我軟禁了起來。我在民八的暑間曾經翻譯了《浮士德》，使我剛解除了鐐銬的心靈，又戴上了新的枷鎖。歌德的詩體在歐洲已經屬於舊的範圍了，而他的《浮士德》，事實上並不如德國人和其它各國的人所評價的那麼超越。我翻譯它的第一部時已經感受著無限的痛苦，特別是那些鬼鬼怪怪的世界，用盡那麼多的力勁去刻畫，使我費了不少的氣力再來轉譯。沒有辦法，我曾經採用了舊詩的形式來表達他那裡面大部分的並非詩的世界。詩人美其名曰象徵，我實在昧不過良心，信口地奉獻出一番恭維的話。 舊詩我做得來，新詩我也做得來，但我兩樣都不大肯做：因為我感覺著舊詩是鐐銬，新詩也是鐐銬，假使沒有真誠的力感來突破一切的藩籬。一定要我「做」，我是「做」得出來的，舊詩要限到千韻以上，新詩要做成十萬行，似乎也可以做得出來。但那些做出來的成果是「詩」嗎？我深深地懷疑，因而我不願自費力氣。我願打破一切詩的形式來寫我自己能夠夠味的東西。 我自己更要坦白地承認，我的詩和對於詩的理解，和一些新詩家與新詩理論家比較起來，顯然是不時髦了；而和一些舊詩翁和詩話老人比較起來，不用說還是「裂冠毀裳」的叛逆。因此我實在不大喜歡這個「詩人」的名號。 那嗎，我以前所寫出的一些東西究竟是不是詩呢？廣義的來說吧，我所寫的好些劇本或小說或論述，倒有些確實是詩，而我所寫的一些「詩」卻毫無疑問地包含有分行寫出的散文或韻文。 欺騙對於內行和自己是沒有用處的。 為什麼要把不純粹的「詩集」來騙人呢？ 這一半不關我的事，一半也因為要使內行的人知道我畢竟不是「詩人」。 1944年1月5日 人乎，人乎，魂兮歸來！ 本篇選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9卷《沸羹集》，最初發表於一九四四年四月八日福建永安《聯合周報》，原副題為《題〈浮士德〉》新版》。 ——新版《浮士德》題辭 動物有肉食者，有草食者。肉食者其性猛，草食者其性和易。 人則兼而食之，故人之性亦兼寬猛而有之。 寬不必善，猛不必惡，唯在性之所用。為人而除害人者，則愈猛而愈善。對害人者而容縱之，則愈寬而愈惡。 個性不能消泯，亦不能偏廢，但須立一標的，以定其趨向。為最大多數人謀最大幸福，話雖說舊，理卻近真。 歌德有自知之明，知有相反的二種精神，鬥爭於其心中，而力求其調劑，宏己以救人。雖未脫盡中世紀的袈裟，但糜其畢生的精力所求得者，乃此理念之體現。體現之於文，體現之於人，進而求其綜合統一。 日耳曼民族未聽此苦勞人的教訓，誤為狂獸所率領而化為虎狼，毒性所播，並使它族亦多效尤而虎狼化。人類在如海如洋的血泊中受難，因而於苦勞人的體念倍感深切。——人乎，人乎，魂兮歸來！ 《浮士德》第一部譯出已二十餘年了，去歲曾動念欲續譯其第二部，但未果。余亦一苦勞人，體現之業雖尚未足，而所當為者似已超越於此。姑妄志之，如有餘暇，終當續成。 1944年2月8日 獻給現實的蟠桃 本篇選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9卷《沸羹集》，最初收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上海大孚出版公司版《沸羹集》。 ——為《虎符》演出而寫 關於戰國時代的史事我一連寫了四個劇本。 《棠棣之花》， 《屈原》， 《虎符》， 《高漸離》。 也太湊巧，從他們各個的情調和所處理的時季來說，恰巧是相當於春夏秋冬。 《棠棣之花》裡面桃花正在開花，這兒我刻意孕育了一片和煦的春光，好些友人都說它是詩，說它是畫。大概就是由於這樣的原故。 《屈原》裡面橘柚已殘，雷霆咆哮，雖雲暮春，實近初夏，我也刻意迸發了一片熱烈的火花，有好些友人客氣的說為有力，不客氣的認為「粗」。大概也就是由於這樣的原故。 目前所要演出的《虎符》，桂花正盛開，魏國的宮廷在慶賀中秋節。我希望能有一片颯爽倜儻的情懷，隨著清瑩嘹亮的音樂，蕩漾。 《高漸離》幾時可以演出尚不得而知，在那裡面有賞初雪的機會了。它是戰國時代的結束，也是我的四部史劇的結束。 戰國時代，整個是一個悲劇時代，我們的先人努力打破奴隸制的束縛，想從那鐵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但整個的努力結果只是換成了另外一套的刑具。 「為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仁義而竊之」語見《莊子·胠篋》。。 誰個料到打破枷鎖的鐵錘，卻被人利用來打破打破枷鎖者的腦天呢？ 但這是後話，須得知道打破腦天的鐵錘本是用來打破枷鎖的，而且始終可以用來打破枷鎖的。所差就只有使用者的用意和對象之不同。 戲劇究竟該怎樣寫，該寫些什麼，我自已還抱著一個存心學習的態度，不敢有什麼放言高論，也不希望能有什麼放言高論。 我只想把自己所想寫的東西寫得出，寫得活，寫得能使讀的人、看的人多少得到一些好處，那便是使我滿意的事。 我為什麼要寫史劇呢？就因為我想寫史劇。寫是寫出了，究竟寫活了沒有呢？這是我所苦心的。 我主要的並不是想寫在某些時代有些什麼人，而是想寫這樣的人在這樣的時代應該有怎樣合理的發展。 戰國時代是以仁義的思想來打破舊束縛的時代，仁義是當時的新思想，也是當時的新名詞。 把人當成人，這是句很平常的話，然而也就是所謂仁道。我們的先人達到了這樣的一個思想，是費了很長遠的苦鬥的。 戰國時代是人的牛馬時代的結束。大家要求著人的生存權，故爾有這仁和義的新思想出現。 我在《虎符》裡面是比較的把這一段時代精神把握著了。 但這根本也就是一種悲劇精神。要得真正把人當成人，歷史還須得再向前進展，還須得有更多的志士仁人的血流灑出來，灌溉這株現實的蟠桃。 因此聶嫈、聶政姊弟的血向這兒灑了，屈原、女須也是這樣，信陵君與如姬、高漸離與家大人，無一不是這樣。 「殺身成仁，捨生取義」，是千古不磨的金言。 1943年1月8日 讀隨園詩話札記（選五） 一性情與格律選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6卷。《讀隨園詩話札記》共七七則，1962年2月起陸續在《人民日報》發表。 袁枚於詩主性情說。所謂性情者，謂抒寫胸臆，辭貴自然。這較王漁洋王漁洋(1634—1711)，名士稹，字貽上，號阮亭，自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人。清代詩人。著有《漁洋山人精華錄》及筆記《池北偶談》等。神韻說之不著邊際、沈德潛沈德潛(1673—1769)，字確士，號歸愚，長洲(今江蘇吳縣)人。清代詩人。著有《沈歸愚詩文全集》。格調說之流於空套，自然較勝一籌。然袁枚往往為偏致之論，如云： 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 這把格律和性情，完全等同了。人誰無性情？但並非人人都能詩。詩之有格律，猶音樂之有律呂。格律固可以因時而異，因地而異，因人而異，即所謂「格無一定」，然而總是有規律的。 格律是詩的語言之規律。普通語言即具有規律，何況乎詩！詩之規律可以自由化，充其極如今之散文詩，而在遣辭用字之間亦自有其格調。故格律與性情，有客觀與主觀之異。兩者能得到辯證的統一始能成其為詩。徒有性情而無格律，徒有格律而無性情，均非所謂詩也。 性情必真，格律似嚴而非嚴，始可達到好處。 《詩話》卷三第四七則： 作史三長，才、學、識，缺一不可。余謂詩亦如之，而識最為先。非識，則才與學俱誤用矣。 今案「作史三長」出《新唐書·劉子玄傳》，《新唐書》，宋歐陽修、宋祁等撰；曾公亮等刪定，凡二百二十五卷。 劉子玄(661—721)，名知幾，彭城(今江蘇徐州)人。唐代史學家。著有《史通》。謂「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袁枚擴而充之，改「世罕兼之」為「缺一不可」，而適用之於詩，並謂「識最為先」，良有見地。 實則才、學、識三者，非僅作史、作詩缺一不可，即作任何藝術活動、任何建設事業，均缺一不可。非不能「兼」，乃質有不一而量有不齊耳。 「識」即今言「思想性」。「識最為先」即今言「政治第一」。誤用才與學者亦有其「識」，特「識」其所「識」耳。彼反對政治第一者，在彼亦為「政治第一」，乃「反動政治第一」也。彼反對階級鬥爭者，在彼亦正進行其階級鬥爭，彼站在反動階級立場而進行鬥爭也。 「識」，在歷史轉折時期則起質變。故有奴隸制時代之識，有封建制時代之識等。袁枚之「識」，封建制時代之識也。即以其《詩話》而言，故在當年雖曾風靡一世，而在今日視之，則糟粕多而菁華極少。居今日而能辨別其糟粕與菁華，則正賴有今日之識。「識最為先」，畢竟一語破的。 但袁枚是無定見的人。關於作詩，才、學、識三者孰先之論，就有三種說法。《詩話》中以「識最為先」矣，此外卻還有兩種不同的說法。 一、「作詩如作史也，才、學、識三者宜兼，而才為尤先。造化無才不能造萬物，古聖無才不能制器尚象，詩人無才不能役典籍，運心靈，才之不可已也如是夫！」(蔣士銓蔣士銓(1725—1785)，字心餘，號藏園，江西鉛山人。清代戲曲作家，文學家。著有雜劇、傳奇多種，其詩與袁枚、趙翼並稱「江右三大家」。有《忠雅堂全集》行世。《忠雅堂詩集》序，在《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八中，標題為《蔣心餘藏園詩序》) 二、「作詩之道難於作史。何也？作史三長，才、學、識而已。詩則三者宜兼，而尤貴以情韻將之，所謂弦外之音，味外之味也。情深而韻長，不徒詩學宜然，即其人之餘休後祚亦於是征焉。」(《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八《錢竹初詩序》) 在「三長」之外似乎還有「情韻」，但其所解「情韻」，不外是「弦外之音，味外之味」，這又是所謂神韻加格調也。這是靠學可以得來的，故袁亦明言之曰「詩學」。是則「三長」，之中又以學最為先了。 《詩話》和二序都是袁枚晚年文字。三處就有三種不同的說法。幸而只有「三長」，如果有五長或十長，那定會說得五光十色了。袁枚之無定見也，如此。 《詩話》卷五第一四則： 孟東野《詠吹角》云：「似開孤月口，能說落星心。」月不聞生口，星忽然有心，穿鑿極矣。而東坡贊為「奇妙」。皆所謂「好惡拂人之性」也。 今案：孟東野孟東野(751—814)，名郊，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唐代詩人。著有《孟東野詩集》。詩句確是「奇妙」，以新月比吹角之形體，以流星喻角聲之悲壯，得未曾有。試於夜間在荒漠中聞吹角，必有蒼茫寥落之感，不可名狀。今以流星表之，以孤月襯之，不竟使不可摩捉者得到確切之形象耶？月固無口，星固無心，然詩人可以為之開口，可以為之生心。詩人於萬事萬物均可賦予以生命，古今中外，莫不皆然。特孟東野為孤月開口、為落星生心，為獨創耳。說孟東野「穿鑿極矣」，說蘇東坡蘇東坡(1036—1101)，名軾，字子瞻，自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宋代文學家。著有《東坡集》、《東坡詞》等。「好惡拂人之性」，主持性情說之「詩佛」而為此怪論，殊不可解。 古人言「為天地立心」，天地均可有心，何以星不能生心，月不能開口？袁枚曾舉其座師孫嘉淦孫嘉淦(1682—1752)，字錫公，號懿齋，興縣(今屬山西)人。清代理學家。著有《春秋義》、《詩經補註》。《詠梅》詩句有雲「天地心從數點見」，譽為「詩不腐，言外含道氣」(《詩話》卷四第九則)。何以此卻不為「好惡拂人之性」？ 蜀中有童謠云：「月兒走，我也走。月兒叫我提燒酒。」月兒不僅有口，而且還可以「叫」人。又雲「滿天星，星滿天。星星你飛到哪一邊？」星星而「你」之，自然以為有心。可見蘇東坡之好惡終與人同，而孟東野之詩心亦非「穿鑿」。 四六甘苦剛柔語見《孟子·盡心下》。 《詩話·補遺》卷二第十三則： 凡藥之登上品者，其味必不苦，人參、枸杞是也。凡詩之稱絕調者，其詞必不拗，《國風》、盛唐是也。大抵物以柔為貴：綾絹柔則絲細熟，金鐵柔則質精良。詩文之道，何獨不然？余有句云：「良藥味不苦，聖人言不腐。」 這種偏致之論，十分滑稽。藥之苦與否，詩之拗與否，物之柔與否，根本不能比並。藥以對症為貴，詩以能使人興、觀、群、怨語出《論語·陽貨》：「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為貴，物以適用、美觀、經濟為貴，此其大較也。袁枚所論，時每自相矛盾。如《補遺》卷三第十則云：「李杜韓蘇四大家，惟李杜剛柔參半，韓蘇純剛。白香山則純乎柔矣。」 物既「以柔為貴」，何以韓蘇純剛而入於大家，白香山純柔而不得入於大家？再就藥而言，例如奎寧，對瘧疾為特效藥，而味極苦。安見其「良藥味不苦」？ 如藥以不苦為良，則甘草應為上品，何以有人比之為「長樂老」(歷事五朝的馮道馮道(882—954)，字可道，五代時瀛州景城(今屬河北)人。歷事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官皆將相，自號「長樂老」。後世鄙其為人。此處喻甘草百病可用，亦為貶意。)，而袁枚以為恰合甘草身分？(見《詩話》卷十六第二四則) 藥不以甘苦為上下，而以利於病與否為上下。古諺所云：「良藥苦口利於病」，依然是合理之言。 良藥之味與所謂「聖人」之言也根本不能比並。良藥之味有不苦者，或雖苦可以使之不苦。所謂「聖人」之言，苟時過境遷，則曩之「不腐」者俄而腐矣。已腐之言，縱有大力，誰能使之不腐？忠君之義何如？天尊地卑之義何如？夫唱婦隨之義何如？ 《詩話·補遺》卷六第四十則： 詩如射也。一題到手，如射之有鵠。能者一箭中，不能者千百箭不能中。 這所說乃科舉時代因題做詩之陋習。但在古時非先有題而後作詩，乃先有詩而後標題。文亦猶是。袁枚屢雲「詩到無題是化工」，對此將何以自解？ 即以射而論，袁枚所說，亦未中肯。下文云： 其中、不中，不離「天分、學力」四字。孟子曰「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至」是學力，「中」是天分。 這把孟子的話，恰恰講反了。「力」才是天分，「中」要憑學習。體力有大有小，猶天分有高有低。當然體力與天分亦非一成不變，可依鍛煉程度而有所增減。此如拳斗、舉重之有級別，賽跑之有長短距離，聲樂家之有高、中、低音，而在各種級別中，都能達到最高峰。但總右一定界限，不能逾越。 中與不中是巧拙，全憑鍛煉而來。所謂「梓匠輪輿能予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即是在一般的規矩準繩之內，總要勤學苦練，才能至於巧。「鐵杵磨針」之喻，即熟則生巧之意。故中與不中要看學力。偶然射中一箭不能算是本領，總要百步穿楊。 至於學有快慢的不同，巧有程度的差別，在這裡雖然也有天分存焉，但我們可以斷然地說：勤學苦練，天分雖低，可以達到一定的巧；不勤學苦練，天分雖高，則始終都在門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