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經濟學基礎 · 英譯本緒論

本書的德文第一版出版於1940年。從那時以來，這本書已經又出了五版，並被譯成了西班牙文和義大利文。目前的這個英文譯本依據的是德文第六版。 作者是德國弗賴堡大學的經濟學教授。歐肯教授在大學學習的時候，歷史學派正統治著德國大學中的經濟學教學。雖然他在開始從事專業的時候沿著歷史學派的道路做過一些工作，但是，歷史學派的代表人物們在經濟領域中從事歷史研究的目的和方法都不能令他滿意。這個學派的成員不能說明諸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的通貨膨脹這樣的經濟事件的原因，這是他轉向經濟理論的又一個理由。他變成了歷史學派在德國經濟學家中最主要的敵手，在一些出版物中批評了這個學派。通過寫作和教學，他為復活對經濟理論的興趣作出了貢獻；在20年代，這種對經濟理論的興趣的復活是引人注目的。他又是在德國還剩下的少數幾個這樣的經濟學家之一：他們在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幫助保持了這種對經濟理論的興趣。在這個期間，他出版了《資本理論研究》（1936年 * ）和面前的這本書，該書在德國的經濟學雜誌上立即引起了廣泛的討論。作為本書的補充材料，應該提到歐肯教授的一些文章，特別是《克服歷史主義》（發表於《施穆勒年鑑》，1938年）和《施穆勒式的科學》（《世界經濟回顧》，1940年）。 無疑地，本書在德語國家中所獲得的成功部分地來源於這樣一個事實：它填補了文獻上的一個空白；這些國家比其他國家更缺少這種文獻。這本書的中心論題是：經濟問題的兩個方面導致了通過兩種途徑來探討它們：一種途徑是歷史的，另一種是理論的。這當然是一個老論題了。19世紀下半葉廣泛地討論過它；在那場論爭中，一方面的首領是施穆勒，另一方面的是門格爾。兩個人中的每一方都有其有力的論據。歷史學家們可以正確地宣稱：在任何一定的時期中，一國的經濟發展都是總的歷史發展的一部分，從而都只能在關於那個時代的政治、社會和智力的歷史知識的背景之下來理解，因此必須用以歷史研究為標誌的各種方法來處理。他們的敵手們則可以有同樣的權利宣稱，這些方法並不能夠使我們解釋一個經濟系統內部的各種相互關係，即並不能讓我們追溯到觀察到的各種經濟事實在經濟上的原因。這個論爭從來也沒有得到滿意的解決。門格爾不能說服歷史學派的追隨者們；施穆勒也不能說服理論學派的追隨者們；在爭論停止以後，經濟學的研究仍然像過去一樣，沿著兩條完全不同的路線進行著。 德國和世界過去20年中的各種事件必定引起對這個問題的新的討論和探索。它們似乎提供了充分的證據，說明沒有什麼能夠比桑巴特的下列論斷離真理更遠：政治事件並不決定性地影響經濟發展。各種政治革命對於經濟的影響變得如此明顯，以至於德國年輕一代中的許多人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抽象的經濟理論幾乎不能對理解經濟實際作出什麼貢獻。追溯一個既定時期中一國的經濟發展，一直到標誌著這個時期的各種巨大的歷史（社會、政治和智力）力量，似乎是更為現實的。在德國，經濟理論從未像在盎格魯—撒克遜國家中那樣牢固地確立起來，它似乎又註定要採取守勢了。 作者接受了這個形勢所提出的挑戰。為了充分認識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的經濟實際，到底需要什麼？這是本書試圖回答的主要問題。當時，許多理論家似乎與其說把理論當作最終目的在於幫助說明經濟實際的工具，還不如說把它當作邏輯上的練習；而許多歷史學家則把經濟理論當作他們車間裡的一種不必要的工具。在這樣一個時代中，這樣一本書理應受到歡迎：它從觀察有目的地取自日常經濟生活的各種簡單的經濟事實出發，從其中闡發出一般的概念工具；再回到各種事實上來，指出怎樣運用這個工具以理解經濟實際，該工具對這種理解又如何必不可少；在這個過程中，就回答了經濟史學家和經濟理論家各起什麼樣的作用這樣一個問題。 這本書雖然探討方法論問題，但是讀者將會發現，它與標準的方法論論文極不相同。找不到對這樣一些問題的抽象討論：例如經濟學中的「歸納法」和「演繹法」，或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關係，以及諸如此類的通常在方法論的文獻中被詳盡地討論的課題。對經濟實際的強烈感受；廣泛的經濟史知識；確信不能靠抽象的論證方法論來找到經濟學中的適當做法，而是各種經濟問題本身的性質決定了這種做法；作者對他的問題和結論的探討，都是這本書獨有的特徵。 弗·阿·盧茨 ———————————————————— * 應為1934年之誤。——中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