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 · 第一章　商業主義和重商主義原理

財富是由貨幣或金銀構成的，人們之所以會有這種通俗的觀念，是自然而然地產生於貨幣所擁有的兩種職能，即交易媒介和價值尺度。因為它是交易的媒介，所以我們用貨幣就能比用其他商品，更容易地得到我們想要的東西。我們總是發現，頭等大事就是得到貨幣。只要有了錢，以後隨便買什麼都沒有問題了。因為它是價值尺度，我們就可以用貨幣的兌換量來衡量其他商品的價值。所以我們說有很多錢的就是富人，錢少的就是窮人。儉樸的人或是想發財的人，我們說他愛錢；不在乎錢，慷慨大方或是生活奢侈的人，我們說他不關心錢。 想富就要多掙錢。總之，普遍來看，貨幣和財富在每一方面都被認為是等同的。 從某些方面來看，一個富裕的國家，就像是一個富人，擁有很多錢。在任何國家看來，積攢金銀都是一條致富的捷徑。在美洲被發現以後的一段時期，當西班牙人來到一個陌生的海岸，首先要打聽的通常就是附近能否找到金銀。根據他們所獲得的信息來判定這個地方是否有建立殖民地的價值，或者是否有征服的價值。法蘭西國王曾派遣僧人普拉諾·卡爾比諾作為大使去拜見赫赫有名的成吉思汗的一個兒子，據這位大使說，韃靼人經常問他法國是否有很多的牛羊。他們的問題和西班牙人的問題都是同一個目的，他們想知道這個國家是否足夠的富有，值得他們去征服。韃靼人和其他遊牧民族一樣，通常都不知道貨幣的用途，牲畜在他們眼裡才是交易媒介和價值尺度。財富對他們而言就是成群的牛羊，就如同西班牙人認為財富就是成堆的金銀一樣。在這兩者之中，也許韃靼人的看法更接近真相。 洛克先生曾對貨幣和其他動產作了區分。他說，其他動產都是很容易消耗的，由這種動產所構成的財富是很靠不住的，而這種動產很多的國家即使這一年沒有任何輸出，也可能僅僅是由於自身的消耗和過度的浪費，來年就變得極度需要這種動產。反之，貨幣就很靠得住，雖然它可能輾轉入手，但只要能使之不流出國內，它就不容易被浪費和消耗。因此，根據他的理論，金銀是一國動產中最堅實最可靠的部分，所以他認為，增加金銀的積累應該是一國政治經濟學的重大目標。 其他一些人認為，一個國家如果能脫離於整個世界，那麼國內流通貨幣的多少就顯得無所謂了。靠這種貨幣來流通的可消費物，只能換取或多或少的這種貨幣；但他們也承認，國家真正的窮與富也完全依賴這些可消費物的多寡。但是，他們認為對於那些與其他國家有聯繫，有時因對外宣戰而不得不在遙遠地區維持海陸軍的國家來說，情況就不同了。他們說，要維持遠方海陸軍的給養，就要派出貨幣，但除非國內本身就有足夠的貨幣，否則也無錢可派。所以，這類國家都需要在和平時期大量積攢金銀，以便有足夠的財力在必要的時候進行對外戰爭。 基於這些普遍認可的觀念，歐洲各國都在想盡辦法增加各自的金銀儲備，儘管收效甚微。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國是向供應歐洲這種金屬的主要礦山的占有者，但他們都以嚴刑峻法和課以重稅來禁止金銀外流。同樣的禁令政策在以前歐洲大多數的國家都採用過。我們甚至會出乎意料地發現，在一些舊時期的蘇格蘭議會法律里也曾重刑禁止將金銀攜帶出國，類似的政策在舊時的法蘭西和英格蘭都有。 當這些國家變成商業國後，商人們發現這些禁令在很多場合中使他們極為不便。他們用金銀向國外購買他們所需的物品，這些物品無論是輸入自己國家或是運往其他國家，都比用其他商品更加便利。因此他們抵抗這種禁令，認為它有損於貿易。 他們提出，第一，為購買國外貨物而造成的金銀流出，未必就會減少國家的金銀數量，反之還常常會增加國家的金銀數量。因為，如果外國貨物在國內的消費沒有增加，那麼這些貨物就可以再以高額利潤輸出到其他國家，這樣就有可能賺回比原來買它們的時候多得多的金銀。孟先生將這種對外貿易運作比作農業上的播種期和收穫期。他說：「如果我們只看見農夫在播種期把很多優良穀物播撒到地里去的行為，我們一定會把他看作是一個瘋子而不是農夫。但當我們再考慮到他在收穫期間的收益——這都是他播種時努力的結果，我們就會發現，他的行為是既有價值又有很大的收穫。」 第二，他們提出，即使有禁令也不能阻止金銀的外流，因為金銀體積小而價值大，極易走私外流。只有適當地注意這種所謂的貿易差額，才能防止這種情況的金銀外流。當一國的輸出值大於進口值時，外國就欠它一個差額，這個差額必然要以金銀補齊，這樣增加了本國的金銀量。但當一國輸入值大於輸出值時，它就相反地欠外國一個差額，這必然也需要以金銀來補齊，這樣就減少了本國的金銀量。那麼，在這種情況下禁令不但不能阻止金銀外流，反而使金銀輸出多加了一層危險，多加了一層費用。相比貿易順差國家來說，匯兌將更不利於有逆差的國家；購買外國匯票的人，要對出售匯票的銀行付出代價，不僅是對運送貨幣的自然災害、付出的周折和承擔的費用付出代價，而且要對由於禁止金銀輸出而產生的意外風險付出代價。匯兌愈是不利於一個國家，貿易差額也必然對這個國家不利。與貿易順差國家相比，貿易逆差國家的貨幣必定貶值。拿英格蘭和荷蘭舉個例子，如果兩國之間的匯兌有百分之五不利於英格蘭，那麼在匯兌時便需以英銀一百零五盎司購買荷銀一百盎司的匯票。即英銀一百零五盎司等於荷銀一百盎司，也就只能購得相應數量的荷蘭貨物。相反，荷銀一百盎司卻與英銀一百零五盎司相等，也就可以購得相應數量的英國貨物。因此，賣給荷蘭的英國貨物將以低那麼多的價格出售，而賣給英國的荷蘭貨物又將以高那麼多的價格出售，這就是由於匯兌造成的差額。這種情況下的貿易使流入英格蘭的荷銀少，而流入荷蘭的英銀多，其量的多少也是由匯兌差額決定的。所以，貿易差額就必然在相同程度上更不利於英格蘭，也就必然要將更多的金銀輸往荷蘭。 以上的言論有一部分是有理由的，有一部分卻是強詞奪理的。他們認為貿易上的金銀輸出往往有利於國家，這是正確的。認為當私人覺得金銀輸出有利時，禁令並不能防止金銀的輸出，這也是正確的。但他們如下的議論卻是強詞奪理，即：為了保持或增加本國的金銀量，比要保持或增加本國其他有用商品的數量，更需要政府的關心；自由貿易能確保這些商品的適量供應，無需政府給予那樣的關心。他們又說，高匯價必然加劇他們所謂的貿易差額的不利程度，或導致更多的金銀輸出，這樣的說法也是強詞奪理。誠然，這種高匯價極不利於向國外支付貨幣的商人。在購買外國匯票時，他們要以高得那麼多的價格付給銀行。但是，雖然由禁令而產生的風險可能使銀行負擔一些額外的費用，卻未必會因此而導致更多的貨幣外流。這種費用，一般是在走私時在國內支付的，它不會使人在所需匯出的數目以外，多輸出一文錢。高匯價也自然會使商人努力平衡他們的出口和進口，以便使他們支付的高匯價儘可能的小。此外，匯兌的高價必定會產生類似稅收的作用，抬高外國貨物的價格，從而減少對它們的消費。所以，高匯價不至於增加而只會減少他們所謂的貿易逆差額，因而也不會增加而只會減少金銀的輸出。 但是，儘管如此，那些議論卻使聽取它們的人深信不疑。商人們向國會、王公會議、貴族和鄉紳們申訴，是由那些被認為了解貿易的人向那些自認為對這種問題一無所知的人陳述的。貴族及鄉紳和商人一樣，都從經驗中知道，對外貿易可以富國，但對外貿易是通過何種方式富國的問題，他們卻沒有一個懂得清楚。商人們完全知道，對外貿易是如何使他們發財。理解這個問題，是他們的分內之事。但了解國外貿易如何富國的問題，卻不是他們的分內之事了。除了在他們向國家請求改訂國外貿易法案的時候，他們從來不考慮到這個問題。只有在請求改訂法律的時候，他們才有必要陳述對外貿易的有利結果，以及現行法律對這種有利結果的阻撓。他們向那些要對這種事情作出決定的裁判官說，對外貿易可以為國家帶來貨幣，但相關的法令卻使對外貿易所帶回來的貨幣不及本來應有的多，裁判官聽了這個說法，也覺得十分滿意。於是，這種議論產生了預期的效果。法蘭西和英格蘭的金銀輸出禁令，僅限於本國的鑄幣。外國鑄幣和金銀仍可自由輸出。在荷蘭和其他一些地方，甚至本國鑄幣也可自由出口。政府的注意力，從對金銀輸出的監視，轉到對貿易差額的監視，並把貿易差額看作能夠引起國內金銀量增減的唯一原因。他們從一種毫無結果的監督，轉向另一個更為複雜更為困難但卻是同樣毫無結果的監督。托馬斯·孟的《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一書，不僅成為英格蘭而且成為其他一切商業國家政治經濟的基本準則。尤其重要的是，內地或國內貿易，即那種以同量資本可提供最大收入而又能使本國人民獲得最大就業機會的貿易，卻被視為只是對外貿易的附屬物。據說，國內貿易既不能從外國帶貨幣回來，也不能把貨幣帶出國外。所以，除非國內貿易的盛衰可以間接影響對外貿易的狀況，否則它就決不能使國家變得更加富裕或更加貧困。 沒有金銀礦的國家無疑必須從外國取得金銀，就如同沒有葡萄園的國家，須從外國進口葡萄酒一樣。然而，政府似乎不必更多注意某一物品而更少注意另一物品。一個有財力購買葡萄酒的國家，總會獲得它所需要的葡萄酒；一個有財力購買金銀的國家，也絕不會缺少金銀。金銀像一切其他商品一樣，必須以一定的價格購買；而且，正因為金銀是其他一切商品的價格，所以其他一切商品也都是金銀的價格。我們完全有把握地相信，無需政府的注意，自由貿易也總會給我們提供我們所需要的葡萄酒；我們可以同樣有把握地相信，自由貿易總會按照我們所能購入或所能使用的程度，給我們提供用以流通商品或用於其他用途的全部金銀。 在各個國家，人類勤勞所能購入或生產的每一種商品量，自然會按照有效需求，即按照願意支付為生產這種商品並使它進入市場所需支付的全部地租、勞動與利潤的那些人的需求，自行調節。但金銀比其他商品更容易或更準確地按照有效需求來進行調節，這是因為金銀體積小而價值大，能比其他商品更容易地從一處地方運到另一處地方，從價廉的地方運到價昂的地方，從供大於求的地方運到供不應求的地方。譬如，如果英格蘭有額外數量黃金的有效需求，那麼一艘郵船就可從里斯本或從其他可以購買黃金的地方運來黃金五十噸，用以鑄成五百多萬幾尼。但如果有效需求是同等價值的穀物，那麼以五幾尼換一噸穀物計算，輸入這批穀物便需載重一百萬噸的船隻，或一千艘載重一千噸的船隻。就算英國的整個海軍艦隊也不夠用。 當輸入一國的金銀量超過有效需求時，無論政府怎樣保持警惕也不能阻止其輸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嚴刑峻法，並沒能使金銀留在國內。從秘魯和巴西源源不斷的金銀輸入，超過了這兩個國家的有效需求，使金銀在這兩個國家的價格降低到鄰國之下。反之，如果某國的金銀量少於其有效需求，那就會使金銀的價格高於鄰國之上，也用不著政府操心去進口金銀。即使政府想盡力禁止進口金銀，也不能做到。萊克加斯制定法律設置障礙來阻止金銀輸入斯巴達，但斯巴達人的充沛的購買力卻衝破了這一障礙。所有嚴峻的關稅法都不能阻止荷蘭和戈登堡東印度公司把茶葉輸入英國的，因為它們比英國東印度公司運來的茶葉便宜一些。一磅茶葉的價格通常以銀計算，最高是十六先令，而一磅茶葉的體積約是十六先令體積的一百倍；如以金幣計算，則在兩千倍以上。因此走私茶葉的困難也就比走私金銀大這麼多倍。 金銀很容易由豐足的地方運到缺乏的地方，而其他許多貨物，因為體積關係，不能隨意由存貨充足的市場轉移到存貨不足的市場，正是部分地由於這個緣故，金銀的價格才不像其他大部分貨物的價格那樣不斷波動。固然，金銀的價格也不是完全不變動的，但其變動大都是緩慢的漸進的和統一的。例如，有人認為——也許沒有多大根據——在本世紀和前一世紀的歐洲，金銀因不斷由西屬西印度輸入，其價值已經不斷地但逐漸地下落。但要使金銀的價格突然改變，從而使其他一切貨物的貨幣價格立刻發生顯著的漲落，那就非要有像發現美洲所造成的那種商業上的大變革不可。 儘管如此，如果一個有財力購買金銀的國家，在任何時候缺乏金銀，要想法補足，那就比補足其他任何缺乏的商品都更方便。如果原料不足，製造業必陷於停頓。如果食糧不足，人民必然挨餓。但如果貨幣不足，則既可代之以物物交換，又可憑信用賒賬買賣，每月或每年清算一次，更可用調節得當的紙幣來加以彌補。第一種方法很不方便，第二種方法就比較方便了，至於第三種方法，則不但方便，而且有時還會帶來一些利益。所以，無論就哪一點說，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對於保持或增加國內貨幣量的關心，都是不必要的。 可是，人們對於貨幣稀少的抱怨是再普遍不過了。貨幣像葡萄酒一樣，對於那些既沒有購買它的資力，又沒有借貸信用的人，一定會經常感到缺乏。而有財力又有信用的人，在需要貨幣或葡萄酒時很少會感到缺乏。然而抱怨貨幣稀少的人，未必都是些毫無遠慮的敗家子兒。有時，整個商業城市及其鄰近鄉村也都會普遍感到貨幣稀少。貿易過度是造成這一現象的普遍原因。一個穩重的人，如果其制訂的經營計劃與其資本不相稱，結果也會像沒有量入為出的浪費者一樣，既沒有購買貨幣的資力，又沒有借貸貨幣的信用。在計劃實現以前，他們的資財就已耗盡，接著他們的信用也完了。他們到處去向人借貸，但人家都說無款可貸。即使這種對貨幣稀少的普遍抱怨，也並不能證明國內流通的金銀已失常量，而僅能證明有許多人想要金銀但沒有可以用來交換的東西。當貿易的利潤偶然比平時大時，無論大小商人都容易犯貿易過度的錯誤。他們輸出的貨幣並不總比平常多，而只是在國內和國外賒購比平常更多的貨物，將其運往遠方的市場，希望在付款期前收回貨款。如果付款期前不能收回貨款，他們就兩手空空，既沒有購買貨幣的資力，也沒有貸款的抵押品。對貨幣稀少的普遍抱怨，不是起因於金銀的稀少，而是起因於那些求借者難以借貸，以及債權人害怕債款難以收回，不肯出借。 如果力求認真地證明，財富不由貨幣或金銀構成，而由貨幣所購買的各種東西構成，並且只在購買貨物時貨幣才有價值，那就未免過於滑稽。無疑，貨幣總是構成國民資本的一部分，但它通常只是一小部分，並總是最無利可圖的一部分。 商人之所以普遍感覺以貨幣購買貨物較易，以貨物購買貨幣較難，並不是因為構成財富的更主要的成分是貨幣而不是貨物，而是因為貨幣是公認的已確立了的交易媒介，所以貨幣容易和一切物品交換，但一切貨物卻不能同樣容易地和貨幣交換。此外，大部分貨物比貨幣更易於磨損，直接保存貨物可能往往要蒙受更大的損失。商人有現貨在手，同有等值的貨幣存在金庫相比，更容易發生為他所不能應付的支付需求。而且，他的利潤更直接出自賣貨而不是買貨，因此他一般更急於以貨換錢，而不是以錢換貨。不過，豐富的貨物堆在貨棧不能及時售出，這有時可能成為個別商人破產的原因，但絕不能使一國或一個地方遭受同樣的災難。商人的全部資本，往往由容易損壞的必定用來交換貨幣的貨物構成。但一個國家的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卻只有極小一部分可以預定用來交換鄰國的金銀。極大部分是在國內流通和消費的，即使是運往外國的剩餘物品，也常有大部分用來購買其他外國貨物。所以，預定用以購買金銀的那部分貨物，即使不能賣出以換取金銀，也不至於使一個國家破產。當然，它可能遭受某些損失和不便，不得不採用某種替補貨幣所必需的辦法。但是，它的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卻照常一樣或幾乎照常一樣，因為它有同樣多的或幾乎同樣多的可消費資本來維持自己。以貨物交換貨幣，未必總像以貨幣交換貨物那麼容易，但從長遠來看，以貨物交換貨幣卻比以貨幣交換貨物更有必要。除了購買貨幣，貨物還有其他許多用處，但除了購買貨物，貨幣就一無所用了。所以，貨幣必然追求貨物，而貨物卻並不總是或無需追求貨幣。購買貨物的人並不總想再把貨物出售，而往往打算自己消費或使用，但售賣貨物的人卻總想再購買。前者購買貨物，往往完成了他的全部任務，而後者售賣貨物，頂多只能算是完成了任務的一半。人們所以需求貨幣，不是為了貨幣本身，而是為了貨幣所能購買的物品。 據說，可消費的物品不久就會損壞，而金銀則具有較大的耐久性，只要不繼續輸出，就可在長時期內積累起來，使國家的財富增加到使人難以置信的程度。所以，對任何國家來說，最不利的事情莫過於以這種耐久的商品交換那些容易損壞的商品。可是，我們並不認為用英格蘭的鐵器去交換法國的葡萄酒是不利的貿易。鐵器也是極耐久的商品，如果不繼續輸出，也可能在長時期內積累起來，使國內鍋釜的數量增加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很容易看出，隨便在哪個國家，這類用具的數目必然要受其實際用途的限制；鍋釜的數量超過用於烹調食物的鍋釜數，那是很荒謬的；如果食物的數量增加了，鍋釜的數目很容易隨之而增加，即用一部分增加的食物量來購買鍋釜，或用來維持額外的制鍋業工人。同樣容易看出，任何一個國家的金銀量也都受這類金屬的實際用途的限制，或是作為貨幣來流通商品，或是製成器皿當家具使用。任何一個國家的鑄幣量都受國內流通的商品的價值的支配；商品的價值量增加了，立刻就會有一部分商品被運到有金銀鑄幣的外國，去購買為流通商品所必須增加的鑄幣量。金銀器皿的數量是受喜歡這些東西的家族的數目與財富來調節的，這類家族的數目與財富增加了，就很可能會有一部分增加的財富被送到有金銀器皿的地方去購買所需要的額外的金銀器皿。一個國家企圖通過引進或保留多於它所需要的金銀，以此增加財富，就如同要那些家族購置多於他們所需要的廚房用具，以增加其快樂一樣，都是荒謬的；出資購買那些不必要的用具，不僅不能增進而且會減損家庭食品的數量和質量；同樣，出資購買那些不必要的金銀，也必然會減少用於衣、食、住和用於維持人民生計以及提供就業機會的財富。必須記住，金銀無論鑄成硬幣或製成器皿，同廚房用具一樣，都是器具。如果增加金銀的用途，增加用金銀來流通、支配和製造的可消費的物品，就一定會增加金銀的數量；但是，如果你想用非常規的手段來增加金銀的數量，那就一定會減少它們的用途，甚至會減少它們的數量，這些金銀的數量絕不會大於用途所需求的。如果金銀積累得超過所需求的數量，那麼，由於金銀的運輸是那麼容易，而閒置不用的損失又是那麼大，任何法律也不能防止它們被立即輸出國外。 一國要對外進行戰爭，要在海外維持軍隊，並不一定非要積累金銀。軍隊的維持所依賴的不是金銀，而是可消費的物品。一國國內的年產物，即本國土地、勞動和可消費資本的年收入，就可在海外購買可消費的物品，從而維持對外戰爭。 一個國家有三種不同的途徑為海外軍隊購買糧餉。第一，把一部分積累的金銀運往海外；第二，把製造業的年產物的一部分運往海外；第三，把每年國內原生產物的一部分運往海外。 一個國家金銀的累計和儲存也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流通的貨幣；第二，私人家庭的金銀器皿；第三，由於多年節儉而存於國庫的貨幣。 從一國的流通貨幣中很少能節省下金銀，因為在這一方面不可能有多大的剩餘。無論在哪個國家，每年買賣的貨物的價值，要求有一定數量的貨幣來使之流通和分配給適當的消費者，但不能超過必要的數量。流通的渠道必然吸引充足的貨幣量，但一到飽和就不能再加容納。但在對外戰爭的情況下，通常要從這個渠道里抽取若干。由於有大量的人遣往海外，國內所要維持生活的人數便大為減少了。國內流通的貨物既已減少，為流通貨物所必需的貨幣也必減少。在這種情況下，通常發行大批紙幣，如英格蘭的財政部證券、海軍部證券和銀行證券。用這些紙幣來代替金銀的空缺，國家才有機會把更多的金銀運往外國。不過，所有這些對耗費巨大並延續幾年的對外戰爭來說只是杯水車薪而已。 熔解私人家庭的金銀器皿，更無濟於事。上次戰爭開始時，法蘭西曾使用這種辦法，但從這方面所得的利益還不足以補償鑄造的損失。 以前，君主積累的財富曾提供了更大更持久的資源。但在今日，除了普魯士國王，似乎歐洲王室再沒有以積累財寶為政策的了。 本世紀的歷次對外戰爭，也許是歷史上花費最大的戰爭了，維持這種戰爭的費用似乎很少依靠流通的貨幣、私人家庭的金銀器皿或國庫財寶的輸出。上次對法戰爭使英國花費了九千萬鎊以上，其中不但有七千五百萬鎊新募的國債，而且還有每鎊二先令的土地附加稅，以及每年從還債基金中借用的款項。這種支出有三分之二以上用在海外，即德意志、葡萄牙、美利堅，地中海各港口以及東西印度群島。英國王室沒有財富積蓄。我們從來沒有聽說有大量的金銀器皿被熔解。那時人們都認為國內流通的金銀不超過一千八百萬鎊。但自從最近金幣改鑄以來，大家相信這個數字是被低估了。因此，我們不妨按照我記得曾經看到或聽到過的最誇大的統計，假定我國金銀合計達三千萬鎊。如果戰爭是用我國的貨幣來進行的，那麼根據這個統計數字，在六七年里，這些貨幣一定被運出運回過至少兩次。如果可以作這樣的假設，那就提供了最有決定性的論點，說明政府沒有必要注意貨幣的保存，因為根據這一假定，國內的全部貨幣曾在這麼短的時期內被運出又被收回，而且根本沒有人注意到這回事。可是，在這期間流通渠道並不顯得比平常更空虛，有資力換取貨幣的人，很少感到貨幣缺乏。在整個戰爭時期，尤其是在戰爭將要結束的時候，對外貿易的利潤確實比平時大。這就總是造成英國港口普遍貿易過度的現象。隨之而來又引起了對貨幣缺乏的不滿，而這種不滿常常是跟著營業過度現象出現的。許多人缺少貨幣，因為他們既無資力可以換取，又無信用可以借貸，而且因為債務人覺得難以借貸，債權人也就覺得難以收回。不過，擁有可以換取金銀的價值的人，一般都能以他們的價值換取金銀。 可見，上次戰爭的巨大費用，主要不是依靠金銀的輸出，而是依靠英國某種商品的輸出。在政府或政府工作人員同一個商人訂約匯款至外國時，這商人就向國外來往通匯處出一期票，他為了支付這張期票，自然會盡力把商品而不是金銀運出國外。如果那個國家不需要英國的商品，他就會設法把商品運往別國，購買一張期票，來付清所欠那個國家的款項。當輸出的商品適應市場的需求時，就可取得相當的利潤，但輸出金銀，卻很難得到任何利潤。當這些金屬被運往外國以購買外國商品時，商人所獲得的利潤不是來自商品的購買，而是來自所購商品的售賣。但如果只是為了還債而運出金銀，那就不能換回商品，因而也不能得到利潤。所以，商人自然會想盡辦法來償還外債，那就是輸出商品而不是輸出金銀。《英國現狀》的作者指出，在上次戰爭期間，英國輸出了大量貨物，卻沒有帶回來任何東西。 除上述三種金銀外，在一切商業大國中，還有大量金銀塊交替地輸入和輸出，以經營國外貿易。這種金銀塊像國內流通的貨幣一樣，在各商業國之間流通，可以被看作大商業共和國的貨幣。國家鑄幣的流動及其方向，受國內流通商品的支配；大商業共和國的貨幣的流動及其方向，則受流通於各國間的商品的支配。兩者都是用來便利交易的，前者用於同一國家的不同個人之間，後者用於不同國家的不同個人之間。這種大商業共和國貨幣的一部分可以用來，或已經用來進行上一次戰爭。在一場全面戰爭的時候，人們自然要認為，這種貨幣的流動與方向和平時不同，它應當在戰場周圍流通得更多，因為交戰國軍隊所需的糧餉都要在交戰地點周圍及鄰近國家購買。但無論每年使用的這種大商業共和國的貨幣有多少，英國都要年年購買，而用以購買這種貨幣的，或是英國商品，或是以英國商品換取的其他物品。所以歸根結底，仍是商品，仍是一國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才是使我們能夠進行戰爭的最終資源。所以可以很自然地認為，每年這樣大的費用一定從巨額的年產物中支付。例如，1761年的費用便在一千九百萬鎊以上。任何金銀的積累都不夠維持如此巨大的年度開支。即使是每年的金銀產量也無法維持這樣大的開支。根據最可靠的統計，每年輸入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金銀一般不會超過六百萬鎊；就某些年份來說，還不夠支付上次戰爭四個月的費用。 軍隊派往遙遠的國家，其餉給和食糧要在遠地購買。購買這些東西或買進大商業共和國的貨幣以購買這些東西，要輸出若干商品。最宜於為這一目的而輸出的商品，似乎是製造得比較精巧的工業品，即體積小价值大，因而能以不大的費用運到遙遠地方的製造品。一個國家，如果它的產業每年生產這種大量剩餘的製造品輸往外國，那麼，即使它不輸出大量金銀，甚至沒有如此大量的金銀可供輸出，也能進行一場費用浩大的對外戰爭好多年。誠然，每年剩餘製造品的很大部分必須在這種情況下輸出，而它雖給商人帶回利潤，卻不給國家帶回任何利潤，因為政府向商人購買外國期票，以便在外國購買軍隊的餉給和食糧。不過，總有一部分剩餘製造品的輸出，仍可帶回利潤。在戰爭期間，政府將對製造業提出加倍的要求。第一，由於購買軍隊的餉給和食糧，政府向外國出了期票，為了付清期票，政府就要求製造業製造商品，以便運往外國；第二，國內通常已經消費掉的外國貨物，仍須向外國購買，為了換回這種貨物，政府又要求製造業製造商品運往外國。在破壞性最大的對外戰爭中，大部分的製造業往往會極度繁榮；反之，在恢復和平的時候卻往往會衰落下去。它們可能在國家衰落時繁榮，而在國家恢復繁榮時衰落。英國製造業的許多不同部門在上次戰爭期間和在戰後一段時期的不同狀況，可作我上面所說的例證。 借土地原生產物的輸出而進行費用浩大或曠日持久的對外戰爭是不相宜的。把大量原生產物運往外國以購買軍隊的餉給和食糧，費用太大。而且沒有幾個國家所生產的原生產物，除了足夠維持本國居民生活所需外，還能有大量剩餘。因此，以大量原生產物輸往外國，無異於奪去人民一部分的必要生活資料。至於製造品的輸出，情形就有所不同。製造業工人的生活資料仍保存在國內，所輸出的僅是他們產品的剩餘部分。休謨屢次注意到往昔英國國王不能不斷地進行長期對外戰爭的事實。那時英國除了土地原生產物和若干最粗陋的製造品，就沒有其他東西可以用來購買遠地軍隊的餉給和食糧。但原生產物不能從國內消費中大量節省下來，粗製造品和原生產物的運輸費用又過於巨大。所以，他們不能長期對外作戰，並不是因為缺少貨幣，而是因為缺少比較精巧的工業品。英格蘭的買賣在那時和現在都是以貨幣為媒介的。那時貨幣流通量對通常買賣次數和價值的比例，必定和現在相同，更確切地說，必定比現在大，因為那時沒有紙幣，現在紙幣卻已代替了大部分金銀。在商業和製造業不甚發達的國家，遇有非常事件發生，臣民對君主很難有多大援助，其理由我將在下面說明。所以，在這樣的國家裡，君主都努力積累財寶，作為預防不測事件的唯一手段。即使沒有這種必要，君王在這樣的情況下也自然會傾向於為積累所必需的節儉。在那樣簡樸的狀態下，甚至君主的消費也不受愛好宮廷豪華的虛榮心的支配，而用於賞賜佃戶、款待家臣。虛榮心幾乎總是導致浪費，但賞賜和款待卻很少引起這種結果。因此，每一個韃靼酋長都有財寶。查理十二世有名的同盟者烏克蘭哥薩克酋長馬捷帕的財寶據說很多。梅羅文加王朝的法蘭西國王都有財寶。在他們分封兒子時，也把財寶分給他們。撒克遜君王以及征服後最初幾個國王，也似乎曾經積累過財寶。每一個新朝代所做的第一件事通常就是奪取前王的財寶，作為獲得繼承權的最重要的手段。先進的商業國家的君王，卻沒有積累財寶的同樣的必要，因為他們在非常事故發生時，通常都能得到臣民的特別援助。他們積累的傾向也沒有那樣厲害。他們自然地，也許必然仿效那個時代流行的辦法，他們的消費和領土內各大業主的消費一樣，會受豪華的虛榮心的支配。宮廷中毫無意義的裝飾一天比一天華麗，其用費之大，不僅阻止積累，而且往往侵及預定供給更必要的用途的基金。德西利達斯關於波斯宮廷所說的話，可適用於歐洲一些君主的宮廷。他說：他在那裡只看到許多富麗的東西，看不到什麼力量；看到許多奴婢，看不到幾個軍人。 金銀的輸入，不是一國得自對外貿易的主要利益，更不是唯一利益。經營對外貿易的任何地方之間，都可從中得到兩種不同的利益。那就是，將本國所不需要的土地和勞動年產物的剩餘部分輸出以換回他們所需要的其他物品。通過以剩餘物品換取其他物品的方式使剩餘物品有了價值，滿足了國內的部分需要，並增加他們的享受。利用這個辦法，國內市場的狹小並不妨礙任何工藝或製造業部門的分工發展到十分完善的程度。通過給國內消費不了的那部分勞動成果開拓一個比較廣闊的市場，就可以鼓勵他們去改進勞動生產力，將年產物增至最大限度，從而增加社會的實際財富與收入。對於彼此進行對外貿易的所有不同的國家，對外貿易都不斷地從事完成這些偉大而重要的工作。大家都能從對外貿易得到好處，當然，經營對外貿易的商人一般總是較多地注意供應本國人民的需要和輸出本國的剩餘物品，較少地注意供應別國人民的需要和輸出別國的剩餘物品，所以收益最多的，往往是這些商人所在的國家。向沒有金銀礦山但又需要金銀的國家輸入金銀，無疑是對外貿易的一部分，但這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單為了這種打算而經營對外貿易的國家，恐怕在一個世紀內都沒有機會能裝滿一船金銀。 美洲的發現之所以使歐洲變得富裕，並非由於輸入金銀的緣故。因為美洲金銀礦山豐饒，這些金屬的價格降低了。與十五世紀相比，現今購買金銀器皿所需付給的穀物或勞動，約為當時的三分之一。歐洲每年花費同量的勞動和商品，就能買到大約三倍於當時的金銀器皿。但是，當一種商品跌到從前售價的三分之一時，不僅原來有資力購買這商品的人可購買三倍於此的數量，而且許許多多原來沒有資力購買這商品的人也能購買；現在有資力購買金銀器皿的人數，也許比從前增加到十倍以上，也許增加到二十倍以上。因此，歐洲現有的金銀器皿，不僅可能比設若美洲金銀礦尚未發現而甚至在其目前進步狀態下所會有的金銀器皿多三倍以上，而且可能多二十倍乃至三十倍以上。直到現在為止，歐洲無疑地已經獲得了一種實在的便利，不過那確是一種微不足道的便利。金銀價格的低廉使這些金屬不像以前那樣宜於充作貨幣。為了購買同一東西，我們必須攜帶較多的金銀，並在口袋裡帶一個先令而不像從前那樣只帶四便士的一個銀幣。很難說上述的便利和不便利，哪一種較不重要，這兩者本來都不會使歐洲的情況發生任何根本的變化。然而美洲的發現確曾使歐洲的情況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美洲的發現給歐洲各種商品開闢了一個無窮的新市場，因而就有機會實行新的分工和提供新的技術，而在以前通商範圍狹隘，大部分產品缺少市場的時候，這是決不會有的現象。勞動生產力改進了，歐洲各國的產品增加了，居民的實際收入和財富也跟著增加了。歐洲的商品對美洲來說幾乎都是新奇的，美洲的許多商品對歐洲來說也是新奇的。於是發生了一系列以前從未想到過的新的交易，它當然對舊大陸有利，但自然對新大陸也同樣有利。由於歐洲人野蠻不公正的行為，使得這樣一件對所有國家本來都是有利的事情，卻成為若干不幸的國家遭到摧殘和破壞的根源。 幾乎同時發生的經由好望角至東印度的航道的發現，也許開闢了一個比美洲更大的對外貿易市場，雖然距離更遠。美洲當時只有兩個民族在各方面優於野蠻人，它們在被發現後不久就被消滅了。其餘的都不過是野蠻人。但是，中國、印度、日本等帝國以及東印度的幾個帝國，雖然沒有比較豐富的金銀礦山，但在其他各方面卻比墨西哥或秘魯更為富裕，土地耕種得更好，所有工藝和製造業更為先進；即使我們相信西班牙各作家關於那些帝國往昔情況的誇大記載，也仍得承認這一點，其實這些作家的話顯然是不足置信的。文明富國間交易的價值，總會比文明富國與野蠻民族交易的價值大得多。但歐洲從美洲貿易所得的利益，卻一向比它從東印度通商所得的利益大得多。葡萄牙人獨占東印度貿易幾乎達一百年之久，其他歐洲國家要把任何貨物運到東印度去或從東印度購入任何貨物，都須間接經過葡萄牙人之手。上世紀初荷蘭人開始侵入東印度時，他們把全部東印度的商業交由一家公司獨家經營。英國人、法國人、瑞典人和丹麥人隨後都仿效他們的先例，所以，歐洲任何大國都沒有享受到對東印度自由貿易的利益。這種貿易之所以不及美洲貿易有利的唯一原因是，美洲貿易，即歐洲幾乎每一國家對其所屬殖民地的貿易是其一切臣民可以自由經營的。那些東印度公司的專營的特權，雄厚的財富，以及這些財富為它們從本國政府獲得的惠益和保護，已經引起不少嫉妒。這種嫉妒心理使人往往把它們的貿易看作是完全有害的，因為經營這種貿易的國家每年都輸出大量的白銀。有關方面回應說，由於這種不斷地輸出白銀，他們的貿易一般來說可能使歐洲陷於貧困，但對於從事貿易的具體國家來說，卻並非如此。因為，通過輸出一部分回程貨到歐洲其他國家，這種貿易每年給本國帶回的白銀數量遠遠超過輸出的白銀數量。反對者和答辯者都以我剛才一直在考證的流行的說法為根據。所以，無需就兩者再做過多的論述。由於每年有白銀輸往東印度，歐洲的銀器也許會比以前貴一些，銀幣所能購買的勞動和商品大概也多一些。在這兩個結果中，前者所受的損失很小，後者所得的利益很小，兩者都微不足道，不值得公眾注意。東印度的貿易由於為歐洲商品開闢了一個市場，或者用近似的說法，為那些商品所購買的金銀開闢了一個市場，就一定會增加歐洲商品的年產量，因而也增加歐洲的實際財富和收入。它們至今增加得很少，也許是因為那種貿易處處受到限制的緣故。 雖然不免讓人感到冗長乏味，但我認為仍有必要對財富是由貨幣和金銀構成的這一流行的說法作詳盡的考察。我已經說過，按照普通的說法，貨幣往往表示財富；這種詞義的含糊使這一流行的見解在我們聽來非常熟悉，甚至那些確信這種說法是謬論的人也往往會忘記自己的原則，在推理的過程中把它當作確定不移的不可否認的真理。英國有幾個研究商業的優秀作家在開頭就指出，一個國家的財富不僅在於金銀，而且在於它的土地、房屋和各種各樣可消費的物品。但在他們推理的過程中，他們卻似乎把土地、房屋和可消費的物品統統忘記了；他們的論證往往認為：一切財富在於金銀，增加金銀就是國家工商業的巨大目標。 但是，這樣兩個原則已然確立：財富由金銀構成，無金銀礦山的國家只有通過貿易差額，即出口價值大於進口價值，才能輸入金銀。那麼，政治經濟學的巨大目的就必然變成儘量減少供國內消費的外國商品的輸入，儘量增加國內產業產品的輸出了。因此，使國家致富的兩大引擎就是限制輸入和獎勵輸出。 輸入的限制有兩種。 第一，凡能由本國生產的供國內消費的外國商品，無論從什麼國家輸入，都一律加以限制。 第二，凡是從貿易差額不利於本國的那些國家進口的幾乎一切貨物，一律加以限制。 這些不同的限制有時採用高關稅的方法，有時採用絕對禁止的方法。 獎勵輸出的方法，有時是退稅，有時是發給獎勵金，有時是同外國訂立有利的通商條約，有時是在遙遠的國家建立殖民地。 在下面兩種不同的情況下允許退稅。已納關稅或國產稅的國內製造品，在輸出時往往將所收稅額的全部或部分發還；輸入時已經交稅的外國商品，如再輸出，則有時將所交稅的全部或部分發還。 獎勵金的頒發，用以獎勵某些新興的製造業，或用以獎勵被認為應受特殊照顧的其他一些工業。 通過有利的通商條約，本國的貨物或商人在外國獲得了其他國家的貨物和商人所不能享受的特權。 在遙遠的國家建立殖民地，不僅使殖民地建立國的貨物和商人享有某些特權，而且往往享有壟斷權。 上述兩種限制輸入的方法和四種獎勵輸出的方法，乃是使貿易差額有利，以增加國內金銀量的六種主要的手段，為重商主義所倡導。我將在以下各章分別加以討論。對於這些手段有沒有所說的把貨幣輸入到國內來的傾向，我將不再多加注意，而主要考察這些手段的每一種對於國家產業的年產物可能有什麼影響。這些手段既然會增加或減少國家年產物的價值，顯然也一定會增加或減少國家的實際財富和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