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防論 · 第七篇 現代文化之由來與新人生觀之成立

第一講 古蹟與新跡 我這番出國考察，首先拜訪了歐洲的南國，而且是南國的南都——羅馬。我這次是重遊，舊的懷念與新的根觸，像三春的花雨繽紛，經過我的心目。這些偉大的古蹟不夠，還加上些偉大的新跡！如果我是英國人，或者五十年後的中國人，我一定點頭微笑地說：「倒也不壞！」但我這一回出來，身歷了創巨痛深的國難，看見一個國家十幾年內會整個從弱變強，哪得不感奮，哪得不起野心，哪得不為之讚嘆。我把這種讚嘆拉雜地講給我同游的兩個女兒聽（一個年十七，一個年十三），她們信手地配了一些，如今整理為下面這幾講。 我們應該慶祝我們的幸運呵！第一步踏到歐羅巴，就踏到了世界上一個最舊（最富於歷史性）而又是最新（最富於時代性）的地方。唯其舊所以能維新，唯其新所以能保舊。從老根里才會發出嫩芽，所以不可輕視老，有嫩芽才能榮養那老根，所以應該珍護新。你欣賞著芬芳的名花，卻莫忘臭腐的肥料。但你若堅稱肥料的奇臭，等於羅蘭的清香，這就不知鑑別，豈不笑死了人！ 羅馬是一個文化之海，上下人類史，縱橫全地球，一切美術、哲學、宗教的巨流都匯集在這裡。同時它又是一座文化之山，一條條長江大川都從山嶺上流到人間，灌溉了阡陌，衣食了大眾，正如此西諺所謂一條條的路都引到羅馬去，同時也從羅馬通到了四面八方。我這處所說文化，與許多人的解釋有異，我特別注重它的發酵性。它能夠把它所接納的舊舊新新，起一番發酵的作用，從酸葡萄釀出美酒來。所以發酵性是文化的要素，沒有它，不能稱為文化，只算一種民族生活的形式習慣罷了。 閒話少說，我們且先「看看」羅馬。談到「看」字，卻非容易。我們花去數千元旅費跋涉來到羅馬，雇上一部汽車，到處東張西望，什麼彼得寺哩、鬥獸場哩、梵的岡（Vatican羅馬教皇區）哩，莫明其妙的但見許多奼紅嫣紫的境界、粉白黛綠的光彩，如同煙雲之過眼。這樣不是看羅馬，是看羅馬城的電影化。偌大錢看一場電影，豈不是大笑話，也太對不起人了。所以我們不僅要看，還要研究，研究不夠，更須體會。怎樣叫做體會？就是吸收他人精神，振起自己志氣，消化他人的材料，變做我們自己的素質；換句話說，就是要像羅馬那樣起一種發酵作用。發酵以後再把製造品供給人家。小五（我的第五女）不是有一張畫片，題名叫「歌德到義大利」的麼？你看歌德驚異讚嘆，感觸奮發的那種模樣，你再讀讀他游羅馬以後的寫作。你們將承認，要像歌德那樣，才不辜負羅馬此游。說來說去，你們切勿做蝴蝶，你們必須學蜜蜂。 有一位法國將軍說得好，「有知識的人才配談經驗，肯研究的人才配談閱歷」。你們開口重經驗，閉口貴閱歷，那麼我跨下這頭非洲驢子，就可以帶兵打仗，因為它在非洲身臨前敵的時機比我多，很有些經驗和閱歷了——然而我們可不願做驢子！ 你們不要向我問：怎樣才能體會呢？試舉現成的事物做一個例子。你們不記得第一腳踏進羅馬，就有一個小圓城在望，這城下蜿蜒流過一條河叫做台伯河（Tiber River），羅馬城就是沿著它的邊岸建立起來和發達起來的。我們若研究台伯河的歷史，就注意到，一次，有一個外國國王利用了羅馬人放逐在外的君主，率領了大軍浩浩蕩蕩殺奔羅馬，竟到了木橋的彼岸。他們一過這橋，羅馬就完了。當時羅馬人中間出來一位英雄，領著兩個同伴，攔住在橋頭，卻教後面的人民斧伐橋樑。差不多搖搖欲斷的時候，他叫同伴們先回去，自己還站在橋頭隻身抗敵。後來聽見一聲響亮，同時兩岸萬千個驚駭的呼聲：「橋斷了！」他便向河中心一跳，許多箭頭望他射來，他卻平安地游到了羅馬這邊。他的同胞們紀念他保全鄉邦的大功，在橋邊塑了他巍巍的石像，後世永不忘記他的芳名霍拉都（Horatino）。像這一類犧牲小我以為大群的英雄，正是羅馬的特產品。古昔羅馬所以能逐步展開，成為空前絕後廣大久遠的歐亞大帝國，就繫於這一種崇高的英雄主義。 一提起歷史，我又要你們去體會羅馬歷史上又一基本元素。且說上海人有句俗話叫「硬碰硬」，你們不要發笑，這話倒是表示一種誠實真摯的意思，不折不扣，不討虛頭。而羅馬精神也正就是「硬碰硬」的精神。原來當初羅馬也和世界各民族一樣，有一部分專事對外發展（戰鬥生活）的人叫做武士，後來形成了貴族，另一部分專事對內發展（經濟生活）的人叫做平民。當外敵侵擾的時候，這些貴族都能盡他們的天責，身先士卒，視死如歸，而且勝利（他們是十戰九勝的）以後，所得的土地與財富，平民也能分享，因此平民願意尊重貴族的權威，而貴族之權浸大。後來其中的不肖分子，又利用特權欺壓平民，平民不願意，但苦沒有兵力，怎樣呢？他們表示了不合作的精神，一致離開了羅馬，然而貴族生活上也離不開平民，所以結果雙方講和。貴族硬，平民亦硬，這一碰，碰出世界歷史之光輝的羅馬法來了。須知法是兩種實力的交互方式，不是一種勢力的統制條件，所以西洋這個「法」字涵有公平的意義。因為公平，所以能夠合作，不僅與同種人合作，且能與異種人合作，這一合就合成了一個歐亞大帝國。亞歷山大、成吉思汗、拿破崙都是專靠征服來成立一大帝國，結果不能長久，轉眼成空。羅馬人一半靠英雄的征服（英雄不只一個，竟是成了傳統），一半靠法律的公平（法律不限己族，可以施之他族），所以他的大帝國獨能長久，輝映兩洲。近世紀的英吉利能夠「國旗終日見太陽」，也就是抄了這一篇老文章。 貴族與平民一碰，碰出一部羅馬法；勞動與資本一碰，碰成一個法西斯。羅馬法通行，成為過去歐洲各法的鼻祖、西洋文明的要素。至於法西斯能否成為未來世界經濟的中心，我們不必預言，我們只須注意於這個事實，即法西斯並非憑空的創造，並不如其詆毀者所謂，只是突現的彗星，可以指日望其殂落；恰巧相反，法西斯的成功是像一位英國記者所說（現在英國人最愛說義大利的壞話，所以我偏選取英國人的觀察）基於兩種理由：（1）法西斯運動善用了羅馬人傳統精神的潛力；（2）墨索里尼的人格發揮了古羅馬的英雄主義。 何謂羅馬人的傳統精神，就是公平合作——羅馬法的精神。因為站在公平合作的立場上，所以在昔能有貴族與平民的聯合戰線，造成了偉大的帝國，而在今能有資本與勞動的聯合戰線，復興了義大利的榮光，而且前途未可限量。再說，法西斯所以能夠叫資本家願意減少利潤，換取產業平和（禁止同盟罷工），又能夠叫勞動家放棄罷工運動，換取生活改善，這都因為羅馬人的傳統精神在發生作用。 古羅馬的英雄主義，前面已經說過，就是合己為群，而墨索里尼則是發揮這種主義而且更進一步的英雄。他擔負的犧牲，不是殺身成仁的那種，而是艱苦卓絕的奮鬥、鞠躬盡瘁的服務，要知道長久的服務群眾，比較一時的慷慨殺身，更為艱難，也是更進一步。 我以為古今羅馬，所以英雄輩出，蔚然極盛，原因在於民族的心理上。全民族期望英雄，崇拜英雄，而且，更重要的，他們懂得怎樣誘導英雄，成全英雄。試舉一端，西洋人崇拜活英雄，中國人卻崇拜死英雄。 中國人心嚮往之的是理想的、文學的、悲劇的英雄；西洋人傾心相許的是現實的、政治的、成功的英雄。愷撒死了，又擁出了個屋大維Octavins Augustus（帝政之始祖），拿破崙一世死了，又造出一個三世，但拿破崙三世沒有英雄的素質，結果虛負了多少人的期望。 說古道今，講了一大套，在結束以前，還有些意見要表示。我們必須注意，無論羅馬法也好，法西斯也好，它們的共同出發點，總是「法」者乃行動的結果，並非思想的成績。所以英國憲法乃許多行動的常規，而不是思想的紀錄。你們假如高興做女律師，研究起憲法來，一股勁到倫敦去買本《大憲章》之類，包你走遍書坊都成空。羅馬法亦然，他本沒有見於文字，而是羅馬征服希臘以後，希臘學者把它寫出來的。法西斯之成為主義，也是法西斯成功以後，世人叫出名的。墨索里尼自己說，我最初只有反共產行動，但逐步的行動，能漸漸向著理想走，現在就成為「有哲學背景的一種經濟制度了」！（這也是英國記者的話）孔夫子作《春秋》，說道：「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所以孔夫子「不著書」，不談主義，結果卻打倒了春秋戰國時代的一切思想家，這哪裡是後世的孔徒所了解的。 第二講 美術與宗教 本講從希臘之愛（善樂其生的美術）與耶穌之愛（善用其死的宗教），說到羅馬之大（美術、宗教、與政治的集合體）。 歐洲文字中有一個最簡單而又最複雜的字，這字我們姑照普通的說法譯做「愛」。從淫穢的下流直到神聖的天國，從普通的酬應（你愛羅馬麼？你愛吃義大利菜麼？）直到人生的大故（為愛情人而結婚，為愛國家而戰死，為愛人類而犧牲）都包括在這個字里。它的微妙，甚於原子、電子；它的動力，可以排山倒海；它的偉大，可以瀰漫宇宙。我想用中國文字來扼要地說出它的來去之跡，終始之象，只有一半掉古文，一半造新句，叫做愛也者，「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生之大事曰死」。 愛是天地之大德。（歌德《浮士德》最後揭出「永久的女性」一語，就是這意義）德者虛位，表現在實際行動上就是生，所以愛之根苗就種在生之最初，可稱為世界成立之原動力，也就是孟子所謂「赤子之心」。現代嬰孩心理學與生物學上得到的種種科學的見解，對於啼飢號寒等本能動作，都從一種意義上來說明，便是生命之延長、種族之綿賡。生活力在發展過程中，必然遇到環境的阻礙力，於是而有奮鬥、啼飢號寒以求生，這是奮鬥的序幕。而犧牲一切以至於死，卻是奮鬥的最高峰，犧牲到極點至於生命也不要，接受人生最後和最大的大事——死，於是愛就功德完滿了。（愛量之大小，是不可測度的，而犧牲精神，卻正是愛量之寒暑表。） 希臘之愛就代表愛之初，它充滿了生命的喜悅、生命的享受。它有自由解放的人格，把握著快樂的現在。它的美的藝術品，白石的塑像，從形式與姿態上充分表現了它的文化——男女的文化——中間的歡情。然而我們離開它的外表，而注意它的內心時，就發現他潛在意識中有一個魔鬼；這魔鬼姓「未」名「來」，道號「不可知」，別字「運命」。希臘人覺得自然太威嚴，人太渺小，人會一下子給命運顛倒，不管你賢愚美醜，給你一個大破壞、大滅裂，至於將來是怎樣、死後歸何處，卻又茫然不可知。雅典更有流行的黑死病，那個魔鬼是常在潛意識裡作怪的。他們不得已就皈依於古代的迷信，所以他們雖然活潑，終脫不掉原始人的那種困惱——對於未來的困惱，而他們的文化縱稱卓越，仍未擺脫原始的色彩。 其實希臘人所以這樣困惱，原因還在他們的無知。希臘文學最發達的是悲劇，而且都是運命的悲劇。讀了索福克理斯的《俄狄浦斯》一劇，誰不為之慘然？這位最聰明的英年國王，解答了女怪的謎語，但卻茫然於自身的運命。天大的罪惡就在這無知中妄作了出來。在這樣的環境裡，蘇格拉底來了，他以尋求真知做他自己的使命，他努力要造成一種愛真理、求真知的風氣。然而無知的希臘人，哪能一下子領悟真知之可貴，所以就把蘇格拉底毒殺了。 我們就要說到耶穌了。耶穌的精神不僅在希伯來思想中養成，即在希臘文明中，也有重大的預告。他的根本教義即存在希臘哲學裡面。學理上蘇格拉底就是一純粹的耶穌。但在希臘，則教義存在少數知識先覺分子的理智反省之中，無大眾的情感，無永生的渴慕，只能作為幾個人的確信，不成為大眾的宗教。有人說過一句過火的話：「希臘的大哲學家卻把希臘沉淪了。」因為有高尚特出的先覺，終使民眾傳統的迷信打破了，但舊的去了，新的不來。幾場內戰，一次天災，一口氣接不過來，怎麼了不得的哲學、美術，一死就是三千年，翻不過身來。希臘人倒霉，羅馬人交了時運。 到底耶穌的教義怎樣，蘇格拉底的哲學又怎樣？我雖不敢妄談，但淺薄地將我所見到的來說，就是：犧牲個人以為群眾，犧牲現在以為將來！蘇格拉底說：個人當在群眾之下，人身最高目的在實現道德的存在。耶穌說：人類有罪了，所以上帝派他的兒子來做犧牲。十字架放下來，耶穌復活了，永生了！ 這樣看來，蘇格拉底是教人應當這樣做，耶穌卻教人樂願這樣做。蘇格拉底的毒藥杯，是智的正的權化，耶穌的十字架是情的愛的權化。耶穌的門徒直接繼續不斷的殉教，而造成中世紀宗教統一一切的局面；蘇格拉底的門徒一千五百年後從加里尼起一個一個的殉知，而造成現代的科學文明。 耶教用「上帝」之「愛」來代替了這「魔鬼」的「惡作劇」，所以一二世紀的教徒的內心是充滿了快樂與希望，沒有一些憂懼和遲疑。「有一個爸爸一樣的上帝，隨便什麼人，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找著他。」這一針，針針鋒對著希臘運命劇里表現出來的悲慘人生觀打進去，恰好針鋒相對。所以最初美術就與宗教諧和結合，他們倆不是敵人，竟是姊妹，相互間有無數細針密縷的交情，宛然一幅無縫的天衣，在古歷史上竟無明晰的過渡痕跡了。 希臘樂生的美術與耶穌用死的宗教，通常錯認為截然的兩撅（我從前著《文藝復興史》，此亦人云亦云），實則如前所說，二者都出於愛，前者是愛之初——天地之大德曰生——使人善樂其生，後者是愛之極——人生之大事曰死——使人善用其死。而且，很重要的，須知二者中間自有一個一貫之道，做著旋乾轉坤的工程，就是Peto（慈悲或謂悲憫）這個字，它在美術上的象徵，就是聖母抱屍圖。所以看羅馬的畫，可以分為三大類（1）耶穌降生（生），（2）聖母抱屍（死生之連），（3）耶穌受難（死）。 你們游大墓道時不是留連忘返麼？這個大墓道的發現開拓，更證實了宗教與美術的一見鍾情。從前人似為初期宗教都反對美術，其實是因為反對偶像，所以不在造型美術（雕塑）方面努力，而轉注精神於壁畫、浮雕、用具等方面。按火葬是異宗的觀念，耶教以復活永生為前提，有「事死如事生」之意，所以墓道裝飾，視死者為生人，即將當時羅馬壁畫及工藝美術直接應用，使墓道中滿布了樂觀的空氣，用希臘人生享樂的活動材料來裝飾復活永生的恬靜生活。慘酷的十字架，墓道中竟尋不出來，有的是花、鳥、果子、天女、羊、魚，千年古墓里保留著無限春光，生與死完全一致了，這豈非奇蹟？這奇蹟就是羅馬的成就，墓道之大（一天走不完）正是象徵著羅馬成就之大。 且說大，上海有個遊藝場名叫大世界，不管它實在內容如何，這個名詞可甚有意義。如果拿來譯羅馬的比武鬥獸場，所謂Colosal，真是名副其實。現在我們從大世界出發，可要先來談談這個「大」。這個「大」，是從死羅馬骸骨中跳出來的一個活鬼，第一個嚇倒了德國詩聖歌德（第二個恐怕就是我）。他一到羅馬就感覺到他自身藝術的方向，應當向著「大」走，他說「美哉大乎」，「大」就是真的極致（這個「真」字在中國哲學用語上就是「誠者物之終始」的「誠」）。古代藝術之所以能大，因為他的思想與行為都是真的緣故，最容易看出來的莫如建築。譬如宮殿罷，不是小諸侯要耍闊，故意地宣傳的裝飾品，而是世界統治者實用的事務室。譬如水道罷，並不是花園裡做噴泉用，或庭子裡做池子用的，而是為國民大眾作飲料用的。其他如廟、戲園、馳道、浴場，都是這樣，精神如此，肉體也是如此，所以牆頭就是石壁，不是磚上塗石灰。總之，一切一切都是「真」的材料。（記得第一講的硬碰硬） 當歌德看見羅馬的大水渠從一個大谷中蜿蜒地奔到山上，他說：「咳，到底我見解不錯，我最恨的是一切矯揉造作，小刀細工，因為它沒有一點真的內在的存在，就是沒有生氣，就是不能『大』，不會『大』。」他自己告訴自己，在這裡人們應當充實了！ 歌德看見了水渠發感慨，我卻遊了鬥獸場——大世界才感動，一個戲園子在幾分鐘內可以容八萬七千人進去。中世紀來把他當作礦山看 （如同中國偷城磚一塊一塊地搬走），拆了它七八百年的台，還是不倒，巍然存在。橢圓形的外面分作四層，而地底下偉大的布置可以使光線空氣一點不感困難。羅馬人要不是具有一種偉大精神，怎樣會遺留下如此偉大的成績。 歌德說大就是真，其實也不用請外國老師，中國的孟夫子就最會說明這個「大」，他滿口總是大人大人的（「不失其赤子之心」，「能格君心之非」，例太多了，恕不備舉）。他不僅讚美「大」（充實（真）而有光輝（美）之為大），而且能教人家做「大」。他說看見了一個小孩子望井裡跑，大家都會心裡一跳，看見一隻牛在受宰的時候發抖，大家也會眉頭一皺；這一跳，這一皺，就會皺成一個世界極樂大帝國（是心足以王矣）。這種奇蹟在乎「推」，在乎「擴而充之」，他還說得極其容易，如同火燒起來，如同瀑布衝出來一樣大起來了（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這幾句話至少可以把世界文化運動的精神狀態形容出來。 這種偉大無疑就是羅馬文化的特色。按羅馬人最初不過是一個武勇的蠻族，當一世紀時候，憑他的公平占領了地中海一帶。希臘愛生的藝術，與希伯來用死的宗教，都不先不後輸入羅馬，於是法律、宗教、藝術三者互相融合結了一個胎，成為羅馬文化。後來北方、東方的蠻族雖屢次侵入，而這個酵母的力量，終究能克服它們，世界各國的生活基調全都陸續受了他的陶熔。白種人今日所以能夠稱雄世界，儼然天驕，其由來早在紀元之初。不錯，現代文化是有一個偉大的開始的。 在這種宗教、藝術、政治的匯流中，我們發現它與他種文化有特殊不同之點二： 一為世界性。古羅馬因為地理上的關係，所以主力的發展，在南而不在北。愷撒雖曾經營高盧（今之法蘭西），用兵撒克遜（今之英格蘭），但這些地方在當時都如同漠漠的塞外。一般的人民樂於南征，密邇的地中海就成為它的庭院。海是可以通世界的，至於陸地，則東西面向各方發展，而以築路為統御邊疆的唯一要領，所以各方馳道以羅馬為中心，像太陽的光線，輻形四射。君士坦丁既定教宗，復能躬率士卒建都於東方，彼其理想固以天下為家，而適與宗教的保羅精神相符合。保羅就是打破種族觀念，而以傳教於異族為事的。 二為平民性。政體固無論其為王政專制或為貴族共和，而「媚於庶人」的精神是始終不變的。鬥獸場一方面是表示羅馬人的殘忍野蠻，一方面可見英雄外征，猶不忘設法取得國內群眾的歡心。西方人之喜歡活英雄者，或即由此。聖彼得寺固然窮奢極華，但其本意，實欲以外形的美麗莊嚴以肅穆群眾的身心。至於一鄉一市必有廣場，以為群眾集合之所，得一寶物必列之於群眾矚目之所。不像東方人的苑之必禁、藏之必秘，只供私人的娛樂而已。這種風氣，果遠在盧騷《民約論》以前千百年之久。 第三講 個人與群眾 美術、宗教、政治既然發生了三角戀愛，產生了一顆水晶的種子，使人類走上了文化的正軌。它們假使能夠把這平衡長久保持，那麼我們這些後生小子，如今就該生活在伊甸樂園中了。可是不然，宗教第一個就不安於室，定要唯我獨尊，支配一切，所以好好一個人家，又鬧出軒然大波了。 它宣傳犧牲個人以服務上帝，犧牲現世以追求天國，若能適可而止，豈不很好。然而耶穌教並不是這一種和平性的信仰，它不僅主張犧牲個人，而且個性也不許表現；不僅主張犧牲現在，而且心目中根本不容有什麼現實。這樣一來，就苦了人類了。 問題的關鍵是：個人應當犧牲，而個性不可以汩沒。現在應當犧牲，而現實不可以忽視。 一個皇帝被教皇破門，要三天三夜赤著腳在嚴冬零度以下立在路上，等候教皇赦罪，何況老百姓呢！好像中國的紹興婆婆在當媳婦的時代吃了婆婆的虧，一股怒氣都發泄在她的媳婦身上，我在童年時代曾聽過這樣的傳說。火燒，抽肚腸，把從前異教徒虐待宗門的辦法來組織了宗教裁判所。人類永遠的救主，變成了一代專制的魔王，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一個教士穿了老羊皮，蹬在山洞裡，每天晚上用皮鞭來盡力地自己抽自己。要步行經過瑞士，怕瑞士的風景太好了，引動他的凡心，同牽磨的騾子、拉車的馬一樣，帶上一副眼套。山水的風景且然，何況大理石裸體女人的曲線美。因為上帝愛人類，人們就應該愛上帝，若不愛，就糟踏人類，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我說，這叫做文化中毒。第一講不是說文化就是「酵母」麼？這個酵母的根源是從極樂園中蛇指示夏娃吃的果子（知慧）而來的。所以有點酒精味兒，嘗一點兒很有滋味，吃多了會中毒，會發瘋， 這個毒第一次由十字軍東征，第二次由東羅馬（君士坦丁）滅亡，漸漸地醒轉來了。 農民早作夜息，忘記不了一個「天」。可是十字軍東征時代各國的大兵都向耶路撒冷跑，後方的糧草接濟總得有幾處站做轉運的機關，因此就發生一個名詞曰「市」，同時買賣轉運的人就成了一個階級曰「商」。商人的收穫不是靠「天」，而是靠「人」，除非上帝能多造些人來買他們的貨物，他們是不會想到上帝的。這個「市」和「商」，就是近代國家的細胞。 土耳其占領了君士坦丁。——從前君士坦丁皇帝定耶教為國教，把羅馬送給教皇，自己帶了兵往東方開發，占領了歐亞交接的形勝要點，創造了這個大都會，現在被人家占去了——這城裡一大群知識階級（都是教士）只能向西方逃，於是把古代希臘的文藝圖書一律帶回羅馬，又引起了羅馬人當年掠取希臘文物的興致。 這兩種都是外來的誘因，還有一種內在的誘因，使義大利發生了文藝復興的火種，燒到法國就變了大革命，燒到英國就變了一個魔鬼瓦特，造了機器來吃人，燒到德國先是宗教改革，後是大軍國，最後又來了一個馬克思。原來這位又聰明又美麗的大姊（古典的哲學、美術）不肯替二姊 （宗教）管家了，她要拿她的聰明美麗來麻醉世界，誰都管她不住。雖是穿老羊皮的教士蹬在山洞裡不願見人，雖是黑層層的教堂里把書本藏起，把知識壟斷，不放一點出來直接給老百姓。但是他們吃的穿的總要群眾勞力的供給。上帝愛了人類，教士們事實上也不能不把群眾做對象，所以要讓人家來聽講、做禱告，就不能不有偉大教堂的建築，而且六七百年前歐洲人除了教士以外百分之九十九不識字。字不會識，畫卻會看。弗蘭西斯說：「人人都會看畫，所以教堂的大壁上就應當有壁畫。」這一句話風行了全義大利，美術就做了宗教唯一的宣傳品。 同中國人談美術，開宗明義就得聲說清楚，中國以「個人觀賞」為前提，所以唐瓷宋畫都是秘藏。西洋以「群眾教育」為前提，所以埃柱希雕，陳之大道，所以藝術家不是諸侯消閒的清客，而是群眾崇拜的英雄。如果我們在邦惟翁一轉，就看見復興祖國的名王元陵，卻在畫家拉斐爾永眠之地的旁邊，東方人如何會想得到呢！藝術家既然如此尊貴，所以他有自尊心，不願意自己降下來，湊群眾的口味。他要提挈群眾向藝術大道走，各人各有表現。這一個深入腠理的個性發展，就成為五百年來歷史變遷的原動力。 但是他們卻從哪裡去尋出這個「美」來呢？他們從古典里學得一種方法，向「自然」中去尋。自然就是宇宙的現實，就是真。這個現實不僅包括山明水秀、橘綠橙黃的天然風景，而且加上了飲食、男女、慈悲、殘殺等種種人生事跡。 個性發展了，於是有所謂「自由」。現實被人們注意了，於是有所謂科學。西愛納、翡冷翠、威尼斯、米蘭各處地方教士們造教堂，商人們造市政府，彼此競爭，要大要美。羅馬是世界之都，教皇為萬王之王，自然要好好干一下的。於是壯麗絕塵寰的彼得寺出現了，這就做了中世紀與近代的過渡點。 聖彼得寺為世界唯一的大教堂，可是這個「大」的性質不同了。羅馬古代建築的「大」，表示真，表示充實；彼得寺的「大」，表示容，表示調和。古代的皇宮，戲場的大，是山的大；彼得寺的大，是海的大。你想時間經過二百年，第一等藝術家經過六七位，他們各有各的獨到見解，決不肯模仿人家。但是構造成功，都不見一些斧鑿痕跡。我們一進教堂門如果不先看旅行指導，竟會毫不覺得它的大。大而能使人不覺其為大，是為容德之至高者，不過望見祈禱台下的人覺得他很小罷了。因為柱子的粗細、圖幅的廣闊、石像的高大和寺內容積的高廣，都有適當的此例，所以看去很自然，好像是應當這樣似的。 教會的錢雖是不少，但要和商人（各市）競爭卻有些困難。因為商人能周轉，一個錢在商人社會裡可以發生十個作用。教會收人民的稅，一個錢只能發生一個作用。教皇因為要爭氣造大教堂，財政就感覺困難，不得已出賣赦罪符。這赦罪符又同彩票一樣歸商人包辦，於是宗教的威嚴掃地，就發生了路德的宗教改革。 這中間最可注意的就是各地方言，漸漸地成了一種國語。原來中世紀之所以稱為黑暗時代，就是因為念書的同做事的兩種人絕然分開的緣故；念書的就是教士，做事的就是武士、商人、農民。當初教會成立就用了一種愚民政策，把一切知識壟斷起來，所以告訴人民說：「你們要不經過教會是永遠見不著上帝的。」路德卻說，人人可以直接上帝，用不著教會做中間人，所以他就用德國土語譯了一部《聖經》，在義大利就有但丁用意國土語做了一部《神曲》。而與此先後同時，印刷術發明了，因此做事的人多數會念書了。所謂個性，就是因為得了這一種武器，才真正的發展起來。 武士打仗，不能不有刀槍；商人運貨，不能不有車馬船帆；農人種田，也要用農具。這種刀、車、船、鋤都是「物」，人們最初用眼睛來觀察自然，覺得他「美」、「真」。現在要用腦筋來利用並統御自然了，結果從人們一天不能相離的「水」與「火」的中間發明了蒸氣機。只有商人看見了機器最喜歡，也只有商人才能活用這部機器。因為商人貿遷有無，他的生命線是車和船，是交通工具，所以蒸氣機第一步就應用到鐵路輪船上去。但是造機器需要一筆大本錢，商人因為運輸之故，金錢的周轉能力比任何職業大，所以有能力建設工場。所以我說，要沒有十字軍時代的商人市政府，雖有幾百個笛卡兒、培根、瓦特、史蒂芬孫，還是沒有用。 於是貴族的威風盡了，教士的統治終了，輪到商人來做時代的驕子了。他有哥倫布、麥哲倫等等健將，蒸氣機、軋棉機等等武器，所以他開闢的帝國比了羅馬人或基督教的帝國更為廣大，「四海之內，莫非王土」。真是猗歟盛歟！商人一登寶座，就不管什麼犧牲個人和犧牲現在這一套，他只知道自我尊嚴、今世享樂，所以表現在政治上為「自由民主」，在經濟上為「政府不管」（Laissez-faire），在思想上為個人主義，在生活上為物質文明，名義上是平等胞與，實際上則一切權利都歸他享受。他有的是機器金錢，一般人誰也奈何他不得。 可憐的人類啊，剛從教會的大門裡一個個地冒著生命的危險逃出來，找著了自然，費了五百年功夫，自以為自由了，打倒教會，打倒皇帝，左輔右弼的，一位是德先生——德模克拉西即民主主義，一位是賽先生——賽恩斯即科學主義，高舉了現代文明的大旗，沉著地往前走，哪知道竟走到了一個鐵圍山底下，一筋斗翻了下去，這可不是宗教裁判所的鐵鏈了，可以拉得斷，也不是教會大門的鐵鎖了，可以扭得開，這個機器鬼竟是一座鐵山。於是有一位馬克思先生就在鐵圍山底下大叫大喊地叫救命，而且還想了許多法子叫人們逃出來。但是這位馬先生的潛在意識里，已經被鋼鐵大王創巨痛深地打了一個耳光，所以許多法子中間出了一個大漏洞。前兩講里不是說過的嗎？希臘是男女的文化，羅馬是飲食的文化，所以一個結晶品是藝術，一個結晶品是法律，一個是圓的曲線美，一個是方的均稱美。飲食是生命的維持，男女是生命的創造，馬先生被鋼鐵壓扁了，只知道方的，不知道圓的，所以有兩個問題（其實是一個）不能解決，一個是家，一個是國。現在德國人用種族鬥爭來代替階級鬥爭，就是「男女」代「飲食」，歷史教訓我們，種族鬥爭的程度比階級鬥爭還要猛烈些。 共產黨要是不在俄國成功，這個悲劇還不會實現，因為他可以聯絡國際工人做階級鬥爭的工作。但他現在卻占領了俄國，儼然成立了一個國家，這個階級鬥爭的理論就消融不了國家的對立，而且產生了新經濟政策、國防軍、五年計劃，成為變相的帝國主義。 墨索里尼卻了解這個方圓並用的道理。他把國家造成一個整個經濟單位，勞力是國家所有，物質本也是國家所有；一國之內可以分工而不能名之曰階級，更絕對不容許有鬥爭。他說：「這個國家，這個群眾，不僅是現代人的集合體，他從前有歷史悠長的祖宗，他此後有天壤無窮的子孫。所謂全體利益，不僅僅是現在一時的群眾全體，而是前後幾千百年群眾相接續的全體。」他把一個國家加上了時間的生命，而把個人認為全體中一個細胞。這個圈子又兜回到希臘哲學、耶穌教義，而象徵出來卻是一個無名英雄墓。他是犧牲了個人以為群眾的，他是犧牲了現在以為將來的，但是建設這個墓給群眾的教訓，卻比從前更充實些，這意義是鍛煉個性，使能服務於群眾——群眾需要有個性的英雄，不是無力的奴隸。努力現在，以求開拓於將來——將來發展的，是確實的現在。法西斯的國家生命觀，何以能得群眾的同情呢？因為人類於飲食外（生命之維持），更有男女（生命的創造）。兩個人在路上拾到一塊金子，最初的感想就是二人均分，兩個人在交際場中遇到一個女子，結果必是一個獨占。國家之有獨立性，基於人類之有家庭，國家之有歷史性，基於人類之有父子。「國之本在家」這句話，從法西斯國家來看，實在是不錯的。墨索里尼卻能從人心的自然里煽動它。 講了半天，真夠你們受的，如今我這話匣子要收起來了。細想我這幾講，真像美國人的遊歷，坐一部汽車，兜一個圈子，到處投一張片子，畫一個到，實在的時間不過三四個鐘點，實在的地方不到三十里；可是不然，一兜就是三千年，一轉就是九萬里！ 其實我玩的戲法並不奧妙，你們一下子就拆穿了我的西洋鏡。我這裡先是揭出了羅馬「犧牲個人以為群眾」的英雄主義，怎樣與耶穌「犧牲現在以為將來」的宗教精神不謀而合地奠定了現代文化的始基，其後說到各種因素的一起一落，此消彼長，耶教怎樣專制了人類的性靈，漠視了現實的世界，於是激起了反動，而有資本的崛起、文藝的復興、宗教的改革，形成了商人的第三帝國，其間雖有許多的福利，但有更多的悲慘。少數的個人是得志了，多數的群眾是憔悴了；現世的快樂是圓滿了，未來的信念卻動搖了，何異重踏古希臘人的覆轍？新羅馬精神，於是適應需要而起，為山窮水盡的現代文化，另闢柳暗花明的境地。是的，它指示了全世界一條新的途徑，一種新的人生觀，讓我們牢牢記著這兩句教訓：鍛煉個性以服務群眾；努力現在以開拓將來。 呵，富於歷史性和時代性的羅馬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