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防論 · 第六篇 中國國防論之始祖
緣起
往者在東，得讀《大戰學理》及《戰略論》諸書之重譯本，嘗掇拾其意義附詮於《孫子》之後，少不好學，未能識字之古義，疑義滋多焉。庚戌之秋，余將從柏林歸，欲遍謁當世之兵學家，最後乃得見將官伯盧麥，普法戰時之普軍大本營作戰課長也。其著書《戰略論》，日本重譯者二次，在東時已熟聞之矣。及余之在德與其侄相友善，因得備聞其歷史。年七十餘矣，猶好學不倦，每歲必出其所得，以餉國人。余因其侄之紹介，得見之於柏林南方森林中之別墅。入其室，綠蔭滿窗，群書縱橫案壁間，時時露其璀璨之金光，而此皤皤老翁，據案作書，墨跡猶未乾也。余乃述其願見之誠與求見之旨。將軍曰：「余老矣，尚不能不為後進者有所盡力，行將萃其力於《戰略論》一書，今年秋當能改正出版也。」乃以各種材料見示，並述五十年戰略戰術變遷之大綱，許余以照片一，《戰略論》新版者一，及其翻譯權。方余之辭而出也，將軍以手撫余肩曰：「好為之矣，願子之誠有所貫徹也。抑吾聞之，拿破崙有言，百年後，東方將有兵略家出，以繼承其古昔教訓之原則，為歐人之大敵也。子好為之矣！」所謂古昔之教訓雲者，則《孫子》是也（是書現有德文譯本，余所見也）。頃者重讀
《戰略論》，欲舉而譯之。顧念我祖若宗，以武德著於東西，猶復留其偉跡，教我後人，以余所見菲烈德、拿破崙、毛奇之遺著，殆未有過於此者也。子孫不肖，勿克繼承其業，以有今日而求諸外。吾欲取他國之學說輸之中國，吾盍若舉我先民固有之說，而光大之。使知之所謂精義原則者，亦即吾之所固有，無所用其疑駭，更無所用其赧愧。所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放諸四海而准，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嗟夫，數戰以還，軍人之自餒極矣，尚念我先民，其自覺也。
計篇
總說此篇總分五段，第一段述戰爭之定義，第二段述建軍之原則，第三段述開戰前之準備，第四段述戰略戰術之要綱，第五段結論勝負之故。全篇主意，在「未戰」二字，言戰爭者，危險之事，必於未戰以前，審慎周詳，不可徒恃一二術策，好言兵事也。摩爾根曰「事之成敗，在未著手以前」，實此義也。
第一段
兵者，國之大事；
毛奇將軍自著《普法戰史》開章曰：「往古之時，君主則有依其個人之欲望，出少數軍隊，侵一城，略一地，而遂結和平之局者，此非足與論今日之戰爭也；今日之戰爭，國家之事，國民全體皆從事之，無一人一族，可以倖免者。」
格魯塞維止著《大戰學理》第一章，戰爭之定義曰：「戰爭者，國家於政略上欲屈敵之志以從我，不得已而所用之威力手段也。」
伯盧麥《戰略論》第二章曰：「國民以欲遂行其國家之目的，故所用之威力行為，名曰戰爭。」
案既曰「事」，則此句之兵，即可作戰爭解，顧不曰戰而曰兵者，蓋兼用兵（即戰時運用軍隊）、制兵（即平時建置軍隊）二事而言之也。兵之下即直接以國字，則為孫子全書精神之所在；而毛奇之力辟個人慾望之說，伯盧麥之一則曰國民，再則曰國家之目的，皆若為其註解矣，豈不異哉。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案死生者個人之事，存亡者國家之事，所以表明個人與國家之關係，而即以解釋上文之「大」字。「察」者，審慎之謂，所以呼起下文種種條件：
第二段
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
此段專言內治，即平時建軍之原則也。道者，國家之政治；法者，國軍之制度；天地人三者，其材料也。中國古義以天為極尊，而冠以道者，重人治也（即可見孫子之所謂天者，決非如尋常談兵者之神秘說）。法者，軍制之根本，後於將者，有治人無治法也。五者為國家（未戰之前）平時之事業。經者本也，以此為本，故必探索其情狀。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
毛奇將軍《普法戰史》第一節，論普法戰爭之原因，曰「今日之戰爭非一君主欲望之所能為也，國民之志意實左右之。顧內治之不修，黨爭之劇烈，實足以啟破壞之端，而陷國家於危亡之域。大凡君主之位置雖高，然欲決心宣戰，則其難甚於國民會議。蓋一人則獨居深念，心氣常平，其決斷未敢輕率；而群眾會議，則不負責任，易於慷慨激昂。所貴乎政府者，非以其能戰也，尤貴有至強之力，抑國民之虛驕心，而使之不戰。故普法之役，普之軍隊僅以維持大陸之和平為目的，而懦弱之政府（指法）適足以卷鄰國（指普）於危亡漩渦之內。」
此節毛奇所言，蓋指法國內狀而言也。拿破崙第三，於俄土奧意之役，雖得勝利，僅足以維持其一時之信用，而美洲外交之失敗，國內政治之不修，法國帝政日趨於危險。拿破崙第三欲自固其位，不得不借攻普之說，以博國民之歡心，遂至開戰，故毛奇曰「懦弱之政府」云云。
《普奧戰史》第一章摘要，自拿破崙之亡，普人日以統一德國為事，所持以號召者則民族主義也。顧奧亦日耳曼族也，故普奧之役，時人謂為兄弟戰爭，大不理於眾口，而議會中方且與俾士麥變為政敵，舉前年度之陸軍預算而否決之。千八百六十六年春夏之交，普人於戰略政略之間乃生大困難，蓋以軍事之布置言，則普國著手愈早則利愈大，而以致治之關係言，則普若先奧而動員，微特為全歐所攻擊，且將為內部國民所不欲（西部動員時，有以威力強迫始成行者）。普王於是遷延遲疑，而毛奇、俾士麥用種種方法僅告成功苦心極矣。數其成功之原因，則一為政府之堅忍有力，二為平時軍事整頓之完備，三為軍事行動之敏捷，卒能舉不欲戰之國民而使之能戰。
案本節文義甚明，所當注意者為一「民」字及一「令」字。民者根上文國家而言，乃全體之國民非一部之兵卒也。令者有強制之意，政府之本領價值，全在乎此。案正式之文義，例亦不勝枚舉，茲特舉普法戰役之例，以見國民雖有欲戰之志，而政府懦弱不足以用之，卒至太阿倒持，以成覆敗之役。特舉普奧戰役之例，以見民雖不欲戰，而政府有道，猶足以令之，以挽危局為安全。可見「可與之死，可與之生」，兩句決非尋常之疊句文字。與民死，固難（普奧之役之普國）；與民生，亦不易也（普法時之法國）。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廣狹、死生也。
案觀下文「天地孰得」之語意，則知此所指，乃天時地利之關於國防事業者，曰陰陽，曰寒暑，曰遠近，曰廣狹；皆確實之事實，後人乃有以孤虛旺相等說解天字，而兵學遂入於神秘一門。神秘之說興，而兵學晦矣，（另有說）而不知孫子當時固未嘗有此說也。
「時制」雲者，時，謂可以用兵之時，制，限也，謂用兵有所限制也。如古之冬夏不興師之謂。日俄之役必擇正二月中開戰，預期冬季以前可以求決戰等類是。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
格魯塞維止《大戰學理》論軍事上之天才文，摘譯如下：
細論（甲）勇
戰爭者，危險事也，故軍人第一所要之性質為勇。
勇有二：一為對於危險之勇，一為對於責任之勇。責任者，或指對於人而言，或指對於己之良心而言，茲先論第一種對於危險之勇。
此勇又有二：有永久之勇，有一時之勇。永久之勇，為不懼危險，此則或出於賦稟，或成於習慣，或由自輕其生命而生，要之皆屬於恆態，永久的也。
一時之勇，由積極之動因而生，若名譽心、愛國心，及其他種種之感奮而出者是也。此種之勇，要不外乎精神之運動，屬於情之區域，為非恆態。
二者效果之異，可無疑矣。恆態之勇，以堅固勝，所謂習慣成自然，無論何時，不離其人者也；感情之勇，以猛烈勝，而不拘以時。前者生節操，後者生英氣。故勇之完全者，不可不並有此二者。
（乙）局面眼（慧眼）果斷
戰爭與勞動困苦相連，軍人慾忍而不疲者，則其身心不可不具有一種堪能之力。人苟具此力，而不失其常識，則已適於戰爭之用。吾儕嘗見半開化之國民中，頗有適於戰爭者，不外具此力也。
若進一步而為完全之要求，則軍人不可不有智力。
戰爭者，推測之境界也，凡事物為軍事動作之基礎者，其四分之三常不確實。譬在雲霧中，或濃或淡，惟有智力者能判斷之。於此中而求其真，尋常之人，或亦偶得其真，又有以其非常之勇，而補其智之所不及者，偶然而已。若綜合全體而論，其平均之成績，則不智者終不能掩其所缺。戰爭者，不虞之境界也。人生事業中最易與意外之危險相觸者，莫如戰爭，主將於此不能不為之稍留餘地；而諸狀況不確之程度愈增，事業之進步亦愈困難。
情況之不明，預料之不確實，與意外之事變，常使主將生「所遇者恆與所期不相侔」之感。而影響即及於各種計劃，其或竟舉前計直棄之，而易以新，而一轉瞬間，新計劃之根據又不見完全。蓋戰狀雲者非一時盡現，日有所聞，日有所異，而此心常皇皇於所聞所異之中。
當此而能鎮定者不可不具二種性質：一曰智，智者如行路於黑暗之中，常能保有一點之光明，而知本線之在何方者也；一曰勇，勇者使人能藉此微弱之光明，而邁往前進者也。彼法人之所謂局面眼（慧眼）（Coup d'oeil）者，此則謂之果斷；果斷雲者，勇其父而智其母。
此法語之所由生，蓋謂戰爭以戰鬥為主。而戰鬥則以時間及空間之兩要素為體。當時騎兵之使用，及其急劇之決戰，凡一切皆以迅速及適當之決斷為成功之要訣。而形容此時間空間之目測力，謂之為慧眼。兵學者迄今以此古義釋慧眼者不少，蓋凡動作迫切之時而能下適當之決斷者，無非由此慧眼而生。例如發見適當之一攻擊點等，則尤可見慧眼雲者，非僅謂形體上之目，實兼指心目而言者也。
由慧眼乃生果斷，果斷雲者，則所謂責任之勇也。又得雲精神之勇，法語名之曰心勇，以其由智所生故也。然此勇之生，雖由於智，而其動則不由於智，而由於情。蓋智者不必有勇，且多智之人，往往有臨難而失其決斷力者，吾儕所嘗見也。故智尚矣，尤賴於情之勇。大抵人當危急之秋，與其謂為智所左右，毋寧謂為情所左右也。
臨事之苦於疑慮，尤恐其陷於猶豫也，則果斷要矣。世俗常以冒險大膽暴虎馮河之勇為果斷，然吾儕則以為若不具完全之理由，決不許以果斷之稱。完全之理由，則由智力而得者也。
果斷生於智，而成於勇，固矣。然觀察之智、感情之勇，僅曰兼也，實猶未足；所貴者，則二者之調和力也。世有人，其心目頗能解釋困難問題，而平生當事，亦未嘗無勇；顧有一臨應行果斷之機會，而忽失其能力者，則智力不融洽，故不能交互而生第三者之果斷也。彼無智者，即遇艱難，未嘗思想，即無憂慮，幸而成功，則例外也。
是故吾輩論果斷者由智力之特殊方向而生，與其名之曰英邁，毋寧謂為強硬之腦髓，下之事實則足以證之。即在下級官時，頗能決斷一切，一旦晉級稍高，即失其固有之能力者。蓋此種人明知不能果斷之害，而目下所遇諸事務，又非從前所習慣，而固有之智力，遂失其作用也。此其果敢之動作，習之愈久，猶豫之危險愈大，見之愈明，而決斷力之萎縮乃愈甚。
常住心（恆）
性質之鄰於果斷者為常住心，當不意之事變能得正當解決（此屬於智），而急危之際能保守其固有之宗旨者也（此屬於情），固不必屬於非凡之列。蓋同一事也，出諸深思熟慮之餘，則為平淡無奇，而當急劇之際，乃仍不失其深思熟慮之態度，則常住心之所以可貴也。此種性質，或屬於智之活動，或屬於情之平衡，則視際會之何如以為定。顧智與情，二者苟缺其一，則失其常住心。
（丙）不拔堅固忍耐感情及性格之強健
戰爭者，由四原質所成之蒙氣圍繞之，曰危險，曰形體之勞苦，曰不確實，曰不意是也。入此蒙氣中而能兼確實之動作與完全之成就者，不能不有賴於智力交互之力，戰史所稱述之不拔、堅固、忍耐等，要不外由此力之變化而出。簡言之，則諸英雄此種性質之表現，不過自唯一之「志意力」而出。顧其現象，則相似而不相同。試分析如左：
欲使讀者之想像易於明了，不可不先提起一問，曰：凡重量負擔抵抗等之加於主將之心上，而足以挑起其心力者，何耶？答之者必曰：此種重量未必即為敵人之行為也，蓋敵人之行動，直接及於兵卒而已，與指揮官不相觸；例如敵若延長其抵抗之時間，由二時至四時，則指揮官唯使其部下加二時間之形體危險而已；此種數量則地位愈高，價值亦愈減，在將帥之地位言則戰鬥延長二時間之差，又何足論；唯敵之抵抗，次第影響於主將所有之諸材料（合人員材料而言），抵抗愈久，消耗愈多，則間接及於指揮官之責任問題，則是主將所痛心，而意志之力因之觸發者也。
然指揮官負擔之最重且大者猶不在此。
當軍隊猶有勇氣，猶有好戰之心，則動作輕快，其勞指揮官意志之力者蓋少。戰況一及於困難，則如平常隨意運轉之機關，忽生一種抗力，非敵人之抵抗，而我兵之抵抗也，非必其抗命抗辯也。（當是時抗命抗辯亦時時有之，茲所云者指概況言。）
流血既多，軍隊之體魄道德諸力均為之沮喪，憂苦之情起於行列之間，而此情遂影響及於指揮官之心。主將於此僅持我心之不動未可也，尤貴逆眾庶之心而支之。眾庶之心力，既不能自支，則其意志乃悉墜於將帥一人之上。眾庶之希望冷矣，則由主帥胸中如燃之火而使之再溫；眾庶之未來觀暗黑矣，則由將帥胸中皎潔之光而使之再明：夫如是，始足以成功。非然者，將帥將自失其心力，而眾庶將引將帥而墮於自卑之域。世有因危險而忘恥辱者，此其由也。是為將帥不可不支持之最大抵抗，此種抵抗，人愈多則愈長，地位愈高則愈重。
凡臨戰所以激人之感情者甚多，其能最久而有力者，莫如名譽心。德人於此語附以好名之鄙義，蓋謂濫用之，易生不正之動作者也。然溯此心發動之原，實屬於人性中最高尚之域，而為戰爭中發生動力之樞紐。彼愛國、復讎諸感奮，或則高尚，或能普遍，或能深入，然不能驅名譽心而代之。蓋愛國心等為全軍所共有，非不高尚也，而主將於此則無由自別於群眾，而不足生其較部下為更大之企圖。名譽則按其等以差，而各種機會，各種動作，皆若為各人所私有，無不思所以利用之。以名譽為產業，而各極其鞭策競爭之致，則成功之由也。古來有大將帥而無名譽心者乎，未之見也。
堅固者，於各事之衝突上所生意志之抵抗之謂。忍耐者，則意志抵抗之自時間上言者。二者甚相近，而其本則相異，蓋堅固僅由於情之強，而欲其持久不變，則不能不藉於智之徹，蓋行為之繼續愈長，則對於行為之計劃亦愈密，而忍耐力則實生於智力之計劃者也。
（丁）感情之強健
欲進論感情及性格之強健，不可不先釋強健二字為何義。感情之強健雲者，決非謂感情猛烈，或易於激動之謂。不論何種感動激刺，而其人常能隨智力為動作者，是為感情上強健。此性質果由智力而生乎？一疑問也。世有優於智力者，而忽為情所驅使，遂妄動妄作者，論者猶得曰智有大小廣狹，而此必其小而狹者也，顧吾人則以下說為近於真。
當情之熾，而能隨智為轉移，吾儕名斯人以為有自制之能，此自制力則生於情者也。偉人當情至於激，則別生一種情以平衡之，而亦無害於前者之激情，得其平而後智力之作用現。顧此特別之情又何自生乎，曰生於自尊心，蓋彼終身不忘為萬物之靈也，故其動作不背於有智慮者之原則。吾儕以激情雖至極致，而猶能不失其平衡者，謂為感情之強健。
感情上之人物，大別為四類：第一種，為無情之人物；第二種，則情易動而常不逾矩，人所謂多情而靜穩之人物；第三種，則其情易於刺激，一時雖猛烈，而消滅則甚易；第四種，則其情甚不易動，而其動也不急劇，必以時，顧一旦既動，則且強且久，既深且激。此四種之差別與體魄上亦大有關係，吾儕不欲以薄弱之哲學，為高深之研究，但舉此四類人而論斷其於軍事上之關係，兼以釋明此感情上強健之義。
無感情者，容易不失其平衡，然不能謂感情強健，蓋此種人全無發動力者也。其於軍事上有偏頗之器能，用之得其宜，亦足以奏多少之功，顧不能得積極之效果，然亦不至於僨事。
第二種之人物，頗足以經營小事，而臨大事則易為所抑壓；例如見一人之橫禍，則能披髮纓冠以往而視，及國運之將亡、民生之病苦，則亦徒自悲痛而不能自奮。此種人之於軍事，其動作頗能和平，而不能建大功，其或智力出眾，未始不可建特殊之事業，然而鮮矣。
情之易激而烈者，既不適於世矣，彼其長在於發動之強，而其短則在經過之速。此種人物若加以名譽心，則頗適於下級軍官之用，蓋其職務之動作，以短時間而告終也。鼓一時之勇以為大膽之攻擊者，數分間事耳，反之一會戰為一日數日之事，一戰役為一年二年之事業也，則與此種人實不相宜。感情速而易變，一失平衡，即成喪氣，是用兵者所最忌也。然必謂易於激動之人必不能保其感情之平衡，是又不然。蓋易激之人，思想頗高，而自尊之情，亦即由之以生，故其事之及於誤也，則常慚愧不能措，故若裕以學問，加以涵養，閱歷漸深，亦能及於感情強健之域。
大凡軍事上之困難，猶若大容積物之壓迫然，旋而轉之，非大有力者不可，具有此力者，則惟此第四種具深潛激情之人。此情之動猶若巨物之前進，其速度甚小，其效果則甚大。顧以此種人為必能成功，則亦屬誤解。未開明國之英雄，一旦因自制力之缺乏而挫折者，屢屢見也，是亦由其智力之不足，而易為情所驅使者也，然顧開明國中亦未始無之。
我儕於此不憚反覆重言以申明之：所謂感情上強健者，非其情感發動之強之謂；當強情之發能不失其平衡，而動作猶為智力所支配，譬若大舟涉風，顛倒輾轉，而羅盤之針尖，常能不失其方向，是為感情之強健。
性格上之強健
性格之強健雲者，即人能確守其所信之謂。所謂信者，固不問其說之出於人，或出於己也。意見之變易，不必由於外來之事物，即一己智力之因果作用，亦足以生影響，故人若屢變其意見，則不能謂之為有性格之人。性格雲者，確守所信，而能持久者也。如持久力或由於聰明之極或由於感覺大鈍，其在軍事，則印象及於感情者強，而所見所聞之變幻不可測，乃至於懷疑之，甚且舉其已定之徑路而逸出者，決非與世間常事所能同日語。
戰時而欲決行一事，其根據大都屬於臆測，決不明了。故各人意見之不同，亦以戰事為最。而各印象之潮流，乃時刻迫其所信而覆之。此則雖毫無感覺之人，亦不能不有所觸動，蓋印象過激而強，則其勢必將訴諸感情也。
故非見之極深，知之極明，則不能確守其固有之原則。以指導一切，惟原則與事實，其間常有一種間隙，彌縫於其間者，則不僅恃推測因果之智，且有賴於個人之自信力。故吾人當動作之始，不可不先有萬變不離之信條，苟能確守信條，不為物動，則行為自能一貫，此則所謂性格之強健也。
感情能常得其平衡，則大有助於性格，故感情之強健者，其性格亦多然。
吾儕於此，又不能不舉類似此性之執拗（愎）一言之。
執拗雲者，人之所見愈於己而拒絕之之謂。既有能力足以自成一見解，則其智力必有可觀者在，故執拗者非智之失而情之失也。蓋以意志為不可屈，受他人之諫而不快者，要皆由於一種我見；我見雲者，所謂「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世有顧影而自喜者，其性質實與執拗類，其不同者，彼則在外觀而此則在事實也。
故吾人以為感情不快之故，而拒絕他人之意見者，是為執拗，是決不能謂為性格之強健。執拗之人往往以智力不足，而不能具強健之性格者。
案格氏此說，其論果斷為智勇交互之結果，及名譽為堅忍之原動等，精矣詳矣。顧僅足解原文之半，何者？蓋格氏之說，專為臨戰而言，而孫子之五字，合平戰兩時而兼言之也。曰信，曰仁，曰嚴，蓋實為平時所以得軍心之原則；在近日之軍制度修明，教育精密，則有賴於主將之德者較少，三者之用不同，而其極則為眾人用命而已，此則軍紀之本也。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案，曲制者，部曲之制；官道者，任官之道；主用者，主將之作用也。以今日之新名詞解之，則軍制之大綱也，主用者最高軍事機關之設備，若參謀部之獨立，君主之為大元帥，皆直接關於主將能力，威嚴信任之作用者也。官道者所謂官長之人事，也凡進級補官等事屬焉。「道」之字義形容尤極其妙，道者狹而且修，今觀各國軍人之分位令何其似也。曲制者則軍隊之編制也。觀下文法令執行之意，則知法者含有軍紀之意。國軍之強弱以軍紀為本，而人事整頓、部隊之制度、主將之權威，實為軍紀之基礎，而建軍之原則盡於此矣。
參照後文「凡用眾如用寡者分數是也」義，分數雲者，即編制之義，所謂曲制者是也。
此節杜氏注謂「主者，管庫廝養職守，主張其事也；用者，車馬器械，三軍須用之物也」，則似舉編制、經理兼言。就本節論，文義較完，惟就上下語氣考之，則此節似專指編制言，故以主用為主將之作用。
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
此為第二段之終，所述者僅建軍之原則，而即斷之曰勝，曰不勝，可見勝不勝之根本問題，在此不在彼也。
第三段
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
案此則言未戰以前，人主所當熟思而審處者也。死者不可以復生，亡者不可以復存，故孔子曰「臨事而懼」（臨者，將戰未戰之際之謂）。此節連用七「孰」字，正以形容此懼也。
強弱無定衡，故首重在比較。然有形之比較易，無形之比較難，此節所言則屬於無形者居多。今各強國之參謀部，集全國之俊材，所以勞心焦慮，不皇寧處者，則亦惟此數問題之比較而已。此種蓋有兩難：
第一為知之難。吾人於普通之行事，有誤會者矣，於極親之友朋，有隔閡者矣，況乎國家之事，況乎外國之事，而又涉於無形之精神者乎？必於其政教風俗、人情歷史，一一融會貫通之，而又能平其心氣，銳其眼光，僅僅能得之，而未必其果然也。當俾士麥為議院攻擊之時，孰敢謂普之民能與上同意也。當苦落伯脫金於俄土戰役之後（苦於俄土之役為參謀長，著有聲譽），孰敢以今日之批評語譏之？普法戰役之初期，毛奇乃與第一軍長相衝突。日俄戰役之終期，而兒玉（參謀長）乃與各軍長生意見。幸而戰勝，故說之者寡耳，非然者則豈本亦為勝敗原因之一，嘖嘖於人口哉！況「軍紀之張弛，教育之精粗，非躬與士卒同起居，則不能識其真價」（毛奇之言）。而精神諸力又容易為物質所誤，讀日俄戰爭前歐洲各報之評論，蓋可見也。故此節曰「索其情」，「索」者探索之意，言必用力探索始能得其情也。
第二為較之難。較之雲者，言得其彼此之差也。無論何國，有其長，必有其短，其間程度之差，有甚微而其效甚大者。今以最淺顯者譬之，例如調查兩軍隊射擊之成績，而比較之。甲平均得百分之零三（即千發中中三的），乙得百分之零三五（即千發中中三的半），此固有種種關係不能定為孰優孰劣，然一戰役間，假定每兵彼此人數相等，則乙已可滅甲之半矣；氣弱者見敵之長，見己之短（二者常相因），則鄰於怯；氣強者見敵之短，見己之長，則鄰於驕。故同一時，同一國，而各人之眼光不同，所說亦互異。為主將者，據種種不同之報告，而以一人之神明判定之，且將綜合其全體（譬若主有道而將未必能），截長補短，銖兩悉稱，於以定和戰之局，立外交之方針，其非易易，蓋可見矣。昔普法未戰以前，法國駐普使館武官，嘗列陳普軍之強矣；拿破崙不之省，蓋數戰而驕，亦以法之地位自有史以來較普為強也。顧與其驕也，毋寧稍怯，蓋怯不過失其進取之機會而已，驕則必至於敗亡之禍也。
伯盧麥著《戰略論》第三章，論國家之武力曰：「當戰爭時，國家欲屈敵之志以從我，則用武力。武力雲者，全國內可以使用於戰爭之各種力之總稱也」
武力中之最貴重者，曰民力，即國民之體魄、道德、智識之力也。征之於史，固有用外國兵以戰者，然背於近今戰爭之原則，蓋國民有防衛國利之榮譽義務者也。民力之大小，以其多寡及性質而定；民力者，各人之力之總積也。故隨數以俱增，為當然原則，然各人之力之差則甚大，故有其數大而其積小者。勇敢質樸之人民，比之懦弱萎靡者，其數雖小，而軍事上之能力反大也。
然道德、智識之力，實較體力為尤重，義務心、果斷克已、愛國精神等諸德性，其增加國民之武力者蓋偉，智識之程度亦然。故戰爭者，國民價值之秤也；上流者安於逸樂而失德，則其軍之指揮不靈，普通人民之文化不開，則其鋒芒鈍。
其次為物質之資料，土地之富力、農業之情狀、商工業之發達程度，及養馬牧畜，皆為其重要之分子。其能確實心算者唯蓄藏於自國，或自國之出產而已，故金錢亦重要之資料也。然近世軍隊雖比於昔為著大，而金錢問題則轉在其次，何者？蓋國家使用國民材料之權利較昔為大也，近今則國民之材料愈發達，故國家間接以受其利。
雇兵之費，較徵兵為大，夫人而知之矣。至有事之日，馬匹及材料等非由外國購入不可者，則其國之金錢問題愈占重要位置。更進論之，則財政之整理與否，亦為國家武力之重要原則。蓋財政苟整理，則能以國債集一時之現金，而取償於將來也。
此外則國土之位置及形勢及其交通線，亦為武力之一種。顧此種有對待之利害：
（甲）領域之廣袤及人口之多寡 地廣人稀者利於防，地密人稠者便於迅速及猛烈之動作；
（乙）國境之形狀及地勢 由此則國土之防禦或為難，或為易；
（丙）國內之交通線 交通便利，不僅能流通各種之材料及使用各種武力，迅速萃於一處，且可保持其武力而不疲。
以上地理及統計之關係於一國之武力上，在一定範圍內可以呈其各種功用，如英之海、俄之大漠、瑞士之山，或為援助，或為防禦，皆有功用可言也。
國家之原質有三：曰土地，曰人民，曰主權。凡武力之關於土地、人民者，述之如上，今且論國家之主權如何。
主權者，所以萃民力、地力以供戰用之主體也。其力之大小強弱，則視政體制度及施政之性質以異。資材愈廣大，則其關係愈著，欲舉土地、人民之全力以從事於戰爭，則須明察勇決，舉國一致。然惟元首則明良堅確，政府則和衷共濟，庶幾有成；若眾說紛擾，而元首無定見，則其力即弱。要之，建制適當之國家，則各機關於平時即能自奮其力以赴元首確定之意志，一旦臨戰，必能發揮其力，無遺憾也。
主權虛無者也，其表現者為賦兵法，即政府依何種條件、何種範圍，得以使用其國民之身體及財產以為國務用之規定者也。詳言之，則兵役之年限、現役之人數及久暫、人民備戰之程度、召集之先後、徵發之範圍等皆是也。
凡獨立國皆獨立制定其賦兵法，而以國民稟性、文化程度、國家存立條件及政事方針之種種不同，故遂至千差萬別。或則以其財產生命，一一供諸國家，以圖進取；或則圖目前之娛樂，而不肯以保障此娛樂，故耗其財力；或以國無外患，解武裝以從事於經濟事業：此則由人而異者也。其國境線甚長，外兵易侵入之國，欲保其安全，則又不可與島國、山國同日語；或界鄰強敵，或界鄰弱國，則其情又異，最後則戰爭技術上之要求，及經濟與財政上之利害，皆一國制定賦兵法時所當熟思而審處者也。
然彼此依義務兵役之制，驅百萬之軍而求勝，則有俟乎卓絕之編制法，及國民堅實之性質。其中最重者，尤在上中兩階級人民之卓見及勇氣；以瓦礫之材泥塗黏附，牆壁雖高，不可以經風雨也。
賦兵法則陸軍編制之基礎也，編制之本旨，即在合民力與物產以造成適於戰爭之具也。民力、物產，原料也，依賦兵法而精製之則成物。劍之銳也，一由於鋼質之良，一由於人工之巧，依賦兵法則編良材而鍛煉之者，厥有賴於名工。故國家之武力，依賦兵法而出其材，依編制法而成為用。
又第四章言國家當將戰未戰之際，應行列為問題者五，其立說之精神，則頗足為參考。
至兩國之利益相反，而不能以和平解決，則兩政府之腦力，務明辨下記之五問，以為決心之基礎。
第一問：敵能舉若干之武力乎？
欲答此問，當先測定臨戰時敵國全體之武力，即我軍侵入敵境時，敵之內部抵抗力之大小，及敵軍侵入我境之難易是也。敵之武力或有不能用於他處者，則去除之。反之，無論出於故意，出於推測，其能受他國之援助者，則亦須加算入之。
第二問：敵將以如何氣力決心戰爭乎？
敵人志意之強弱剛柔，視爭點利益之重輕，及氣概之大小為衡。
各國之氣概，則由人民之性質及政治之情形而大差。同一事也，於甲國不過為皮相之激昂，於乙國則或觸動其極度之決心。人民而敢為、堅忍、富於愛國心、能信賴其有力之政府，則其氣概又決不可與萎靡之政府、柔弱之國民同日語。
決戰意志之強弱，大都視其動因之大小，即利益之重輕以為準。國家若以存亡之故而動戰爭，則其剛強不屈之態，決不能與貪小利而動兵者相等；蓋前者必奮戰至於竭國之力而後止者，後者不過舉一部之力以從事，適有不幸，即能屈從敵志以圖免後患。
案日俄之役正其適例：日失朝鮮，三島為之震動；俄得滿洲，不過擴充一部分之邊界，與歐俄之存亡關係無與也。故戰役之後半期，俄人以內部擾攘之故，雖歐洲之援兵續至，寧棄南滿以和。
第三問：敵人於我之武力及氣力下何種觀察？
敵人於臨戰時亦必起前之二問，故此第三問之解答甚為緊要。政略機敏之國，則戰爭將起時，即於國際間監察其舉動。敵若下算我的武力及氣力，則其最初所舉之力必不大；顧敵若一覺其誤，則或即屈從我志或即倍張其力。二者何擇，亦宜預算及之。
第四問：敵當交戰時，果用幾許之材料？
此問之義甚廣，即敵人武力、氣力之性質、大小，其銳氣，其忍耐力，軍事上之目的，及最初所舉兵力之外，將來更能舉若干之武力種種等皆在焉。
第五問：我若欲屈敵之志以從我，或竟使敵斷絕其希望，果須若干之軍資乎？我果具有此數乎？具有此數而我目的之價值，果與此應行消耗之軍資相稱乎？
此五問皆相連絡，故總括揭之於此。惟討論第一問時，則我軍軍事之目的首當注意，此目的則由於政略上之關係及敵之處置以生。
依正理論則外交之方針，戰略之布置，皆當由此五問題而生。顧事實上則和戰之局，未必悉決於正當之研究，而兩國當未戰之先，未必能舉上文五問，一一為數學的解決也；蓋彼此苟皆出於深思熟慮，則中間必有一身知奮勵之無功，戰爭之不可以意氣為，甘心其少少損失，而不敢賭存亡於一旦，此則近五十年之諸強國之所以未見戰事也。
測算敵之軍資而求其正確，其為事已不易易，至欲公平秤量彼我之力，則尤屬困難。蓋元質之編入軍資者其數極大，其類又雜，而戰時不意之事變，亦影響於軍資者至偉，測算者主觀之謬誤，猶在所勿論也。
洞見敵人政略之企圖，而測定其外交上強硬之程度，亦不易易。兩國宣戰之言，一具文耳；世固有利用僅小之原因，而啟存亡之大決戰者，又或一戰之後，勝者乘其餘威，擴張其本來之目的者。
要之，以上五問，無論如何明察，決不能得數學之確解。其至善者，亦不過近似已耳。故賢明之政府，則於此五問之外，更生一問，曰：萬一敵之力較預測為大，我之力較預測為小時，其危險之程度當在何等？故對於彼此同等抑或較強之國，尤不可不審慎出之。文明國之戰爭，其起也甚難，而其動也甚猛。不動則已，動則必傾全國之力，而財力、國力不許其持久，故動作尤必速而且烈。
案伯盧麥之所謂主權云云者，即主將法令賞罰之謂，所謂民力云云者，即兵眾士卒之謂，所謂有形諸物質云云者，即天地之謂。
總括智信仁勇嚴五項而斷之，曰能。其說亦見之近今學說。能者，了事之謂也。德國武人之習諺曰「不知者不能」，又曰「由知而能，尚須一級」。
天地者，彼此共有之物，而利害有相反者，故曰得。（參觀上文）
兵眾者，指全體國民而言；士卒者，指官長及下級幹部言。兵眾之良否，屬天然者居多，故曰強；官長之教育屬人為者居多，故曰練。練者，含有用力之意。法令指軍事上之政令言，賞罰指全體之政令言。
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我計，用之必敗，去之。
案此所謂「計」，即上文七種之計算也。古注陳張之說為是，以將為裨將者非也。
第四段
此節說交戰之方法，其主旨在「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一句。然於本末重輕先後之故，言之甚明，讀者所當注意也。
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
上文之計，乃國防戰略之大綱；此所謂綱，乃下文交戰之方法，即戰術之總訣也。此節所當注意者，在數虛字：一曰乃，再曰佐。「乃」者，然後之意；「佐」者，輔佐雲耳，非主體也。拿破崙所謂苟戰略不善，雖得勝利，不足以達目的也。計者，由我而定，百世不變之原則也；勢者，視敵而動，隨時隨地至變而不定者也。故下文曰詭道，曰不可先傳，其於本末重輕之際，揆之至深。未戰時之計，本也；交戰時之方法，末也。本重而末輕，本先而末後，故曰乃，曰佐。
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為交戰方法之主旨。「能而示之不能」，以下十二句，專指方法言。蓋欲實行「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之原則，必應用以上十二種方法，始有濟也。兵家之勝雲者，猶言此尋常用兵家之所謂勝雲耳，非吾之所謂勝也，故曰不可先傳。先者，對於「計」字言，承上文
「乃」字、「佐」字之意，所以呼起下文（夫未戰）之「未」字，言真正勝負之故，在未戰之先之計算，不可以交戰之方法為勝敗之原，而又轉以計算置於後也。此篇定名曰「計」，若將全篇一氣通讀，則自「計利以聽」以下，迄「不可先傳也」一段為本篇之旁文，更將第二段、第三段之斷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吾以此見勝負矣）與此段斷語一比較，其義更顯。
篇中開宗明義，即曰「兵者國之大事」，而此則曰「兵者詭道也」，然則國之大事而可以詭道行之乎？蓋此節入他人口氣（大約竟系引用古說），即轉述兵家者言而斷之曰「不可先傳也」。不可先傳，猶言不可以此為當務之急也。以不可先傳作秘密解，遂視詭道為兵法取勝之要訣，而後世又以陰謀詭詐之故為兵事，非儒者所應道，不知孫子開宗明義即以道為言，而天地將法等皆庸言庸行，深合聖人治兵之旨，曷嘗有陰謀權變之說哉。
第五段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此段總結全篇，「計」字之義以一「未」字點睛之筆。計者，計算於廟堂之上，而必在未戰之先；所謂事之成敗，在未著手以先，質言之則平時之準備有素者也。
「得算多少」之「多少」兩字，系形容詞，言上文七項比較之中，有幾項能占優勝也。多算少算之「多少」兩字，系助動詞，言計算精密者勝，計算不精密者不勝也。
「而況於無算乎」一句，與開篇死生存亡之句相呼應，一以戒妄，一以戒愚，正如暮鼓晨鐘，令人猛醒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