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立國同農業和國民經濟的關係 · 關於杜能

約翰·海因里希·馮·杜能於1783年6月24日生於奧爾登堡耶弗蘭他父親的卡納林豪森田莊，是弗里斯蘭自由地主家族的後裔，他的身上體現著高尚的德心和獨立的意志。杜能早年喪父，他父親當時以數學和機械學著稱，本來可以是杜能的良師益友。杜能的外祖父是法蘭肯遷來的書商，任耶弗市參議，杜能的母親容德兼備，能幹而有教養，對子女的教育完全獨立自理，直至1789年改嫁。杜能幼年就好深思，嚴肅認真，他母親對他影響必定很深。杜能在中年回憶童年時說：是我母親的淚水培育了我。 母親改嫁，新居在耶德河畔的一個小埠霍克齊爾，杜能隨之移居。他智慧過人而體質較弱，最初入當地的小學，十四歲起在耶弗的當時稱作「高級學校」就讀。繼父馮·布特爾是個商人，喜好數學，這對杜能的影響很深，後來在杜能學術著作中起了頗為重要的作用。然而不久杜能須接管父親的田產，這也正符合他的志向，所以1799年起就埋頭學習農業，最初在耶弗某貴族的格里茨豪森田莊見習，他力求掌握必要的技術知識。後來又求學於漢堡附近大弗洛特貝克農業學院——院長施陶丁格爾——並且與熟知當時頗負盛名的英國農業的預算專家福格特交往很密，學業進步很快，但他並不自滿。遇到任何實際問題，他都用理論加以貫通，這種精神使他勤奮求知永不滿足。關於那時的求學情況，杜能二十歲時向他的兄弟抱怨說，學校布置的作業太多，學術研究則太少，頗為遺憾。直到1803年杜能在策勒遇到偉大的農業理論家阿爾布雷希特·特爾，他的求知慾才得到滿足。除了亞當·斯密之外，特爾是杜能畢生敬崇的老師。 同年秋天，杜能入戈丁根大學，他本想完成理論上的深造，但僅過了短短的一年他便中止學業。1804年秋杜能為實地見習而去梅克倫堡，這次旅行使他生活發生了一次意外的轉折。杜能愛上了他同學的妹妹海倫·柏林，訂婚以後因急於成家，最後決意提前離開大學，他變賣了父親的瓦森斯田莊，隨後移居梅克倫堡經營農莊。然而時間的進程表明，他的經營並不順利。因此直到1806年1月14 日才完婚。由於時局不穩定，杜能只在安克拉姆附近租了魯布科田莊做試驗，經仔細檢查發現，莊稼種植得並不好，收穫量也低。加上戰禍、駐軍、賦稅、疾疫相繼而來。這位年輕的農莊主儘管竭盡全力，仍未能克服重重困難。1808年6月，他終於放棄田莊，後來他覺得這是件額手稱慶的事。 杜能即使處於這種困難境地，仍繼續從事他的學術研究，這證明他內心對學術研究的需要。特爾主張英國的輪栽作物制，杜能對此持適度的批判態度。他要進行徹底的分析，但還缺乏資料和從容的時間。杜能猶豫很久，終於決定購置特洛田莊，從而結束了他的不定的生活。1810年他攜帶眷屬在那裡定居。他在那裡過了十年隱居生活，將他的田莊治理成為當時最著名的模範。他將空閒時間用於研究記載極為詳細和精確的賬務。這成了他後來進行深遠理論探討的厚實基礎。杜能在致他兄弟的信中說，「我親理特洛田莊的會計，範圍很廣，凡是我能登記的及合乎我計算目的的，我都記載入冊，如工作量、穀物量和錢幣的計算必須既詳細又精確，這一切幾乎全由我一人承擔，否則我擔心整個會計失去系統，影響內部的可靠性。」唯有極高的學術熱情才能勝任這種興味索然的工作。 大約在1820年末杜能的目的才達到。他發表了一些篇幅較短的關於這一時期農業問題的專門論著，這些文章是他主要著作的先導。他研究和深思的結果，經過了許多年才敢公布於眾。《孤立國》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很遠的過去。著者後來自述說：「在青年時代，當我在漢堡附近弗洛特貝克施陶丁格爾先生的學院中學習農業時，關於孤立國已有最初的雛形。」1803年杜能在論述大弗洛特貝克村農業的文章中已最初暗示過這一點，以後著作的結構越來越完整。現在，這部著作如此精美，杜能自然也愛不釋手了。確實他並不愛慕虛榮，不想以名作家炫耀自己。他擔心著作發表後會受到敵意的攻擊，他不願作令人厭惡的無休止的論戰。像李嘉圖一樣，杜能用明晰的洞察力只是為了寫作，而他的朋友們幾乎強行從他手中奪過書稿送去出版。漢堡書商佩特斯接受了書稿。全書稿酬為78塔勒，必須在出售四百本以後才能付款。這些就是書商給著者的這部不朽作的稿酬！它反映了時代的面貌。 1826年，該書第一卷題為《孤立國同農業和國民經濟的關係》問世，副題為「關於穀物價格、土地肥力和徵稅對農業影響的研究」。《孤立國》出版影響深遠，1830年羅斯托克大學哲學系一致通過以名譽博士授予杜能。再版有所增訂，1842年與讀者見面。然而，著者自己認為暫時只完成了使命的一半。1826年杜能寫下了《重要內容的夢想：論工人的命運》(Ein Traum ernsten Inhaltes：ϋber das Los der Arbeiter )，從中我們看到了這位孤寂的思想家對普世的愛。杜能對工人問題的研究至少大致已經完成。1850年發表了《孤立國》第二卷，副題為「論合乎自然的工資及其與利率和地租的關係」，在這一卷中杜能寫下了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以後，杜能有生之日不多了。早在1848年，他就因年邁體衰沒有出席法蘭克福國民會議。杜能記述說，「我一生由於健康原因而沒有出席許多會議，唯獨這次最感內疚。」1850年9月22日腦溢血奪走了他的與世無爭的生命。杜能死於特洛。生前他對家事作過悉心的安排，包括他的學術遺著在內。遺著後來編入《孤立國》第二卷第二節及第三卷 [1] ，後者於1863年出版。杜能的信件也許較為重要，1868年舒馬赫—察希林編寫杜能傳記時將這些信件一併發表。幸而得到這些信件的補充，我們在研究杜能的著作時才能獲得全貌。 杜能的墓碑上刻有一個數學式ap ，他認為這是符合自然的或者說這是自然工資的表式。杜能自己說：「符合自然的工資就是工人的需要及其勞動產品之間的中間比例數，只要將工人的不可或缺的需要(用穀物或貨幣表述)乘以工人勞動產品(以同樣尺度計算)，再將乘積開方即得。」今天誰都明白，這種原理對實際毫無用處，杜能在世時也知道這一點。即使在孤立國中，在杜能所設的先決條件下，這一工資數學式也是不正確的，後來從各個方面看，以及用各種觀點衡量，最終證明它是錯誤的。杜能好用代數式表述，又迷信數學在經濟中應用的功能，上述數學式就是他積習的表現。 儘管如此，格林貝格教授仍適當地強調指出，杜能在經濟學史上，特別在德國，是最為重要的人物之一。在杜能之前，德國對在英法土地上成長起來的經濟學說曾持全盤接受的態度。到杜能時發生了轉折。當然杜能思想上並沒有擺脫亞當·斯密的束縛，在經濟學方面杜能是把斯密看作師表的。但是杜能的寫作沒有單純重複或更精確地闡述外國人的思想。他不是一個「小氣的編輯匠」。他的一系列獨到的見解充實了我們的知識，他的著作以其自有的方式為經濟學今後專門的研究樹立了榜樣。 杜能於1820年除夕夜致他的兄弟信中寫道：「今天我的一生將告一個重要而愉快的段落。因為我費時十年，歷盡艱辛，今天完成了一部著作。十五年前，最初我在探索關於植物吸水和吸收養分的規律時，頗為興奮，我覺得這種思想極為重要，值得我畢生為之奮鬥。當時我躊躇滿志，我富於幻想，不斷推論，且總有新的發現。但不久產生了煩惱，我發現，凡是在這樣情況下的創作，最後結果總與實際不相一致，如果我想拿出一些真正有用的和實際需要的東西，我必須以經驗作為研究的基礎。當我認識到這一點以後，我就為自己作出嚴格規定，停止好高騖遠的追求，竭盡全力以探索實際。」 自從杜能抱這種觀點以後，他就確認任何理論觀察必須以經驗內容為堅定不移的出發點。但是，求知慾迫使他超越經驗的範圍。杜能以充分的理由責備亞當·斯密，認為他在一些重要問題上只描寫狀況，而不解釋原因。杜能不允許自己到此止步，他「探求理性，以此作為自己的目的，而不是存在」。杜能當時還不知道李嘉圖，最初開卷寫作時應用他那嫻熟的抽象孤立的方法，杜能稱之為「觀念的一種形式」，這在他「全部著作中是極為重要的東西」，他應用得非常廣泛。 這種觀念形式就是「孤立國」，亦即是一種可以「用其觀察經濟力的器械」，正如「用以觀察物理力的空間」一樣，是一種「形象的敘述，便於綜覽和開闊視界」，也是「理論所立的一面鏡子，在這面鏡子中可以無偏見地看到種種雜亂無章、錯綜複雜的現象的線條」。所以孤立國是一種「輔助結構，一種精神的運用方法，類似我們在物理學和農業中所運用的種種試驗方法，亦即是我們在那裡只求從數量上提高探索的能力，令其他一切因素都不變化」。杜能這樣研究就不必放棄實際的牢固基礎。確切地說，形成孤立國的原理，在實際中也存在；但是這裡所述的現象，是以改變了的形式表述出來，因為同時還有許多其他關係和情況在起作用。杜能說：「幾何學家在考慮『點』時是不計面積的，考慮『線』時是不計寬度的。兩者在實際中是找不到的，同樣，我們在考慮一種主導力量時可以排除一切枝節和偶然因素，唯有如此我們才能認識主導力量在我們所見現象中占多少比重。」 然而，我們不禁要問，為了精確地斷定各種經濟因素及其作用之間的關係，為了科學的探討，如果我們將「主導力量」孤立起來，「排除一切枝節和偶然因素」，這樣可行嗎？杜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據說「能廣泛應用」，但並沒有宣稱為獨一無二的正確的方法。然而在應用上有一個不易辦到的條件，如何正確區別主次；此外，通過孤立處理各種因素而得的結果，又如何同複雜的實際重新相結合。杜能自己研究的結果恰好告訴我們他的方法的效用範圍。杜能用此方法研究穀物的價格、土地的肥力和徵稅對農作的影響，獲得了不朽的真理；特別是根據李嘉圖的地租理論校正了亞當·斯密錯誤的地租理論，然而他又與李嘉圖不同，以為地租起源於主要不是土地的肥瘠不等，而是土地位置的遠近。杜能的方法簡直已經否定了他熱衷追求的關於自然工資的抽象推論，而他還自信他的這一部分學說最具有理論和實際的價值。 這位務農的隱士早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中期就已遠見到，現代社會如果根據科學研究使用和平調解的方法，仍不能回答下面的問題，「工人在自己的產品中所占的符合自然的部分應該是多少？」那麼它將遇到可怕的危險。杜能於1842年寫道：「人類的發展進步是經過無數倒退以後才成為事實的，而且是數代人付出流血和痛苦的代價才換得的，當然這一點並不是世界精神或天意規定的。處身於優越地位的人，如果能認識真理和公道，克制利己主義，自願 放棄不正當的占有，那麼導致人類發展和掌握更好的命運的辦法就在其中了。」 杜能認為，社會問題的核心，亦即是如何緩和經濟上的階級矛盾，如何排除每個工業企業家(例如工廠主、承租人甚至經理)的報酬和手工業工人的工資的不相稱，歸根結底是個教育問題，這個問題從教育角度看「唯有改造國民心」方可解決。杜能問道：「如果國民心得到改造，工人獲得像中等階級那樣不貧困的生活，他們把對子女進行精神教育認為必要的事，如果這種必要條件沒有保證就不結婚成家，那麼結果將會怎樣呢？」杜能回答說：「待業的工人將會減少，工資將會提高，這是首先直接的效果。」如果人們願意：工人為了給予子女以良好的教育而在未來作出犧牲，實行晚婚，那麼必須在目前年青一代中喚起對精神發展的需要。但是，這一點唯有通過較好的學校教育才能達到。因為目前的工人既無意志，又付不起接受良好教育的費用，教育設施 不得不依仗國家出資才能建立和維持 。 杜能繼續說：「如果上述之點已經辦到，工資已經提高，工人所受學校教育可與工業企業家比美，那麼階級間的阻隔就不再存在，企業家的壟斷地位也就消失；而且習慣於較少需要的工人子弟起而與企業家競爭，那麼工業利潤就將減少。工業企業家(包括經理和助手等)中低能的部分，為競爭所迫，淪為工人階級，才能優異的人將放棄他所從事的只提供微薄報酬的職業，改治學業，去當國家官員，因此在這一專業中出現了激烈的競爭，這將降低國家官員的報酬，節約了國家行政費用。」 杜能認為，社會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少數非常富裕的人能不勞而生；手工勞動報酬很高，手工業工人、工業企業家和國家官員的報酬遠較目前的差別要小。現在一部分人在體力上幾乎疲於奔命，生活幾乎沒有樂趣；而另一部分人則認為勞動可恥，荒棄使用體力，因而健康受到損害，精神並不爽快。所以大多數職業等級應該把時間用於精神勞動和適度的體力勞動，這樣人們重又回到符合自然的狀態，不負訓練能力和才智的使命。如果人們最終認識到，智育訓練得到普及，那麼在工業和農業中能作出發現和發明的人就越多，這類發現和發明將使人們勞動的效率提高，生產增長；如果人們最終認識到，精神文化越發達，體力辛勞就越減少，那麼就可以得出結論，數千年之後人類社會將能達到天堂樂土，那時人人將不會遊手好閒，都將適度地從事精神和體力以及有益於身心的活動，以終天年。 杜能於1826年所設計的關於人類社會新秩序的「夢境」，也許比杜能的前輩和後人的「夢境」更接近實際。二十五年以後杜能說，夢境中關於人類未來的見解儘管讓人很稱心，因為它使命運同我們協調，並且在歷史的進程中將讓我們看到對人類頗為好感的天意，但是在它的實現的可能未經證實之前，這種夢境只不過是烏托邦。因此，唯有從人類組織中發展必然的東西，才能實現這種夢境。 1850年杜能大聲疾呼說，「我們雖然抱著提高工資、改善工人教育的虔誠願望，如果不能證明，這兩者合乎人類天性，又是力量所能辦到的，那麼這又有什麼用呢？難道我們沒有看到，工資有了增長，工廠即行停業；工資有了提高，整片較貧瘠的土地即停止耕種，遭到荒棄，那麼工人的命運豈不比現在更糟嗎？」唯有較深入地研究才會使我們明了起源於人類天性的規律的科學，才能解決這些難題；如果我們願意認識與人類命運深切有關的對象，即使前進的道路頗為荒涼而且荊棘叢生，我們也應當獻身於這種科學的研究。 杜能已先於我們在這條荊棘叢生的道路上前進了。杜能與李斯特和洛貝爾圖斯三位研究者另屬一派，雖然他們處於學院生活之外，因而不依附於任何一派，但他們是德國社會經濟學新發展的開路先鋒。杜能更是一位有深思遠慮的思想家。認識的實際目的，他並不切切在心，像他同時代人李嘉圖一樣，認識本身卻是他熱衷的需要。杜能具有兩種研究科學的天賦，一種是精細的觀察能力，另一種是合理的思維能力，如此完美地集中於他一身，真是難能可貴。洛貝爾圖斯強調指出，杜能把「最精確的方法同最熱愛人的心相結合」，產生了他的著作，他的著作是天才的不朽的作品。所以羅雪爾在談到杜能的著作時說得好：「如果我們的學術一旦衰敗，不能振作，那麼杜能的著作將屬於有可能復興之列。」 海因里希·文蒂希 (哈雷大學教授博士) * * * [1] 本書據以翻譯的1921年耶拿古斯塔夫·菲捨出版社出版的本子，僅有第一、第二兩卷，第三卷系杜能逝世以後他人所編，本版未收入。——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