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之爭 · 15 生物解剖 （1947）

Vivisection 關於活體解剖，在這個世界上要聽到理性討論，真是難上加難。那些否棄活體解剖的人，常被斥為「濫情」（sentimentality），而且他們的論證也驗證了這一斥責。他們描繪的畫面，都是可愛的小狗在解剖台上。可是，另一方恰好也面臨著同一指控。他們為之辯護，所描繪的畫面則是痛苦不堪的婦女兒童，只能靠活體解剖的成果來減輕他們的苦痛（我們這就放心了）。跟前者一樣顯而易見，後者也訴諸情感，也訴諸我們叫作憐憫的特定情感。兩者之訴求，什麼都沒證明。要是此事乃正確之事——要是根本正確，那就是個義務——那麼，為履行義務，憐憫動物就是我們必須克服的誘惑之一。要是此事乃錯誤之事，那麼，憐憫人類苦痛，正好是最有可能使我們做錯事的誘惑。而真正的問題——此事是對是錯——仍然原封不動。 理性討論這一論題，一開始就要問，痛苦是不是一種惡。要是痛苦並非惡，那麼，反對活體解剖就宣告破產。支持活體解剖，也如此。辯護若非根據減輕人類苦痛，還有何根據可為之辯護？我們因而必須把痛苦是惡，設定為整個討論的一個基礎，否則就沒有什麼可討論的。 現在，假如痛苦是一種惡，那麼施加痛苦，就其自身而論，顯然必定是一種惡行。可是總有一些事情，作為必要的惡（necessary evils）而存在。一些舉措就其自身而言是壞事。可是，當它們是更大的善的必要手段之時，卻有情可原，甚至值得稱道。我們說施加痛苦僅就自身而言是一種惡，但我們並沒有說，永遠不應施加痛苦。我們絕大多數人認為，為了好的目標，施加痛苦就名正言順——比如拔牙，比如正當且能感化人的刑罰。關鍵在於，它一直需要正名（justification）。我們發現誰人在施加痛苦，誰人就有責任說明，為什麼在此特定情形下，本身是壞事的舉措卻是好事一樁。當我們發現有人在提供快樂，（要是我們批評他）證明其行為錯誤，是我們的事。然而，當我們發現有人施加痛苦，證明其行為正確，卻是他的事。要是他不能證明，那他就是個壞人。 這樣說來，活體解剖要想得到辯護，只有靠表明，一個物種應受苦而另一物種應更幸福是正確的。這時，我們來到了岔路口。活體解剖的基督教辯護者和普通「科學主義」（即自然主義）辯護者，不得不走上不同路線。 基督教辯護者，尤其是拉丁國家的，極容易說，我們對動物隨心所欲乃名正言順，因為它們「沒靈魂」。可是，這話什麼意思？假如它意味著動物沒有意識（consciousness），那麼，怎麼知道的？動物的某些行為顯得它們好像有意識，或者至少說高級動物有。雖然我本人也傾向於認為，具有那種應被認作意識的東西的動物，比我們設想的要少很多。 可這只是一家之言。除非我們有其他根據得知活體解剖之正確，否則，我們萬萬不可僅僅基於一家之言，去冒折磨動物的道德風險。另一方面，它們「沒靈魂」這一陳述，或許意思是說，它們沒有道德責任（moral responsibilities），並無永生（not immortal）。可是這一意義上的「沒靈魂」，使得給它們施加痛苦更難正名（justify），而不是更容易。因為這意味著，動物之痛苦不可能是罪有應得（deserve），不可能是有道德進益的痛苦磨練，也不可能是會有來世補償的今生苦難。於是，就人而言，使得痛苦尚可忍受、使得它並非全然是惡的全部因素，就動物而言則付諸闕如。「沒靈魂」，只要它與活體解剖問題根本相關，就是對活體解剖的一個反駁。 對於基督教活體解剖論者來說，要採取的唯一一條理性路線就是去說，人高於動物是個真正的客觀事實，啟示（Revelation）保證了這一點，禽獸為人做出犧牲之正當性就是其邏輯結論。我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 我們這樣說，並非因這一物種是我們自己而自然而然就有一種偏袒，而是遵照上帝所創造的尊卑有等的秩序（a hierarchical or-der）。這一秩序確實體現在宇宙之中，不管是否有人體認到它。這一立場或許並不令人滿意。我們或許不明白，一位仁愛的神（a benevolent Deity）如何希望我們從祂所創造的尊卑有等的秩序之中，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我們或許發現，很難找到這樣的說辭，申明（formulate）人有權折磨動物，同時又不隱含著天使有權折磨人。而且我們或許會感到，說人客觀上優越（objectvie superiority），是沒錯，可是這個優越應當部分 在於 ，不像一個活體解剖者那般行事。要證明我們優於動物，恰恰要藉助這一事實：我們體認到對它們的義務，而它們不會體認到對我們的義務。不過，在這一切問題上，觀點分歧都是開誠布公。假如根據我們的真實的、神授的優越（superiority），一位基督徒病理學家認為活體解剖沒錯，並在活體解剖之時，哪怕一絲一毫的不必要的痛苦都小心避免，為他所承擔的責任而戰戰兢兢心存敬畏，並真切感受到人類生命必須具有的高風亮節（high mode）——假如人類想藉此為犧牲動物正名的話，那麼，（無論我們是否與他意見一致）我們也能尊重他的觀點。 可是，絕大多數活體解剖者並無這種神學背景。他們絕大多數都是自然主義者或達爾文主義者。而在這裡，我們的確碰見一個令人瞠目的事實。他們會帶著最大鄙夷，把對動物所受折磨的任何考慮掃在一旁，要是它擋住了「研究」去路的話。可正是同一批人，在另一語境中，最激烈地否認人與其他動物有何巨大差異。在自然主義者看來，禽獸究其根本，跟我們自身是同一 種 （sort）事物。人不過是最聰明的類人猿。基督徒會拿來為活體解剖辯護的全部根據，因而被攔腰斬斷。為我們自己這一物種犧牲其他物種，並非因為我們這一物種相對於其他具有任何客觀的形而上特權（objective metaphysical privilege），而只是因為這一物種是我們。忠於我們自己物種，或許極為自然而然。可是，我們無需再聽自然主義者的陳詞濫調，說反活體解剖論者就是「濫情」（sentimentality）。忠於自己物種、偏袒人，只是因為我們是人——假如這不是一種情操（sentiment） ，那什麼是情操？它或許是好的情操，或許是壞的情操。可是，它定然是一種情操。努力把它付諸邏輯，看看會發生什麼！ 現代活體解剖，其最為兇險之處就在這裡。要是單單一種情操（a mere sentiment）就能為殘忍正名，為什麼走到對全人類之情操這裡，就裹足不前了呢？還有一種情操愛白人恨黑人，愛統治民族恨非雅利安人，愛「文明」或「進步」人士恨「未開化」或「落後」人士。最後還有愛自己的國家、黨、階級，恨其他。人與禽獸絕不同類這一古老的基督教觀念，一旦放棄，我們再就找不到任何論證，為動物實驗辯護的同時，卻又不為拿低等人做實驗辯護。要是我們割棄禽獸只是因為它們不能保護我們，因為我們在生存競爭中背水一戰（backing our own side），那麼出於同一理由，割棄低能兒、罪犯、仇敵或資本主義者就合乎邏輯。實際上，拿人做實驗（experiments on men）已經開始。我們都聽說，納粹科學家已經在做。我們都疑懼，我們自己的科學家或許隨時可能開始偷偷去做。 我們當醒覺，活體解剖者已經贏得首輪勝利。在十八十九世紀，人反對活體解剖，不會被貼上「怪人」（crank）標籤。要是我沒記錯的話，路易斯·卡羅爾 在他那封偉大書信里反對活體解剖的根據，就是我方才用的。 約翰遜博士——此人心中的鐵石（ iron ）不亞於任何人——在讀《辛白林》的一則札記中反對活體解剖，值得全文引用。在第一幕第五場，王后向醫生解釋說，她要拿這種毒藥做實驗，「在那些不值得用繩子勒死的畜類身上試一試你這種藥品的力量——當然我不會把它用在人身上的」。醫生答道： 娘娘 這種實驗不過會使您的心腸變硬。 約翰遜評論說：「如果莎士比亞能活到今天，看見報導現今科學實驗的文章，一定會大大震驚。當他眼見這類人施酷刑毫無惻隱之心，口出大言絕不羞愧，生活在人群之中仍然挺胸昂首，不接受任何責難的話，莎士比亞一定會改寫這一場，更強烈地發揮它的主旨。」 這是他的話，不是我的。實際上，在這些日子裡，我們不大敢用這種不動聲色的嚴厲文字。為何不敢，原因就在於另一方事實上已經獲勝。儘管殘忍對待動物就已是大事一樁，但是，他們的勝利則是更重大之事體的表征（symptomatic）。活體解剖的勝利，標誌著一個大躍進，標誌著無情的、非道德的功利主義戰勝了倫理律法的古老世界。在這一勝利之中，我們以及動物，都已經是受害者（victims）；關於這一勝利，達豪和廣島標誌著其最新進展。 在為殘忍對待動物正名之時，我們也將我們自己置於動物水平。既然選擇了叢林，我們就必須承擔其後果。 你會注意到，我並未花費時間討論，實驗室里實際上發生了什麼。當然，我們將被告知，那裡的殘忍出奇地少。目下，這一問題與我毫無關係。我們必須首先決定，什麼應得到允許：在此之後，發現已經做了什麼，則是警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