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匯編皇極典 · 皇極典第一百六十五卷

帝紀部藝文三 《明皇論》唐·崔鶠 穆王戒太僕曰：仆臣正，厥後克正。仆臣諛，厥後自聖。仲虺告成湯曰：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夫實凡也。而自以為聖，則偃然，以天下為莫己。若以天下為莫己，若則有罪不聞，有過不改，禍亂之形成，而卒以不悟，是亡之道也。以唐考之，克有天下者，十有八王，而不以諛臣之故，別加稱號者，高祖、太宗、睿宗、文宗四君而已。其餘皆立虛名。而開元天寶之間，群臣至六上尊號。嗟乎，諛亦甚矣。而明皇受而不辭，蓋將自以為聖者歟。其播越流離，至於亡國，其不幸也夫。加以天地道德聖神文武之號，兼覆載之大美，極今古之徽稱，彼其臣遂以為誠爾耶。直以為吾君好諛喜佞，故逢之也。以為誠爾，則天不以號，然後推其高。地不以名，然後推其厚。三皇無有也，五帝無有也。自古賢君懿主皆無有，而吾祖宗亦無有也。彼其後世中君幽主獨有之，是直以好諛喜佞，待吾君而以諛佞，逢之人君之賊也。聖矣，夫光武之為君也，詔天下上書，不得言聖，明矣哉。顯宗之為君也，曰：先帝詔書，禁人言聖，自今有過，稱虛譽尚，書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諂子嗤也。嗚呼，奸人之情得矣。其成建武永平之盛，有以矣夫。 《漢高祖論》宋·蘇洵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嘗先為之規畫處置，使夫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方是時，劉氏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臣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而無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為諸侯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為不少，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譙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惡未形也，惡之者誠偽，未必也，且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傑，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者矣。夫高帝之視呂后，猶醫者之視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於殺人而已。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帝之六年，天也。使之尚在，則呂祿不可紿，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高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為親幸，然及高祖之未亡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為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漢論上》石介 噫嘻，王道其駮於漢乎。湯革夏，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禹之道。周革商，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湯之道。漢革秦，不能盡循周之道，王道於斯駮焉。夫井田，三王之法也。什一，三王之制也。封建，三王之治也。鄉射，三王之禮也。學校，三王之教也。度量以齊，衣服以章，宮室以等，三王之訓也。三王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五十者養於鄉，六十者養於國，七十者養於學。孤獨鰥寡，皆有常餼。周衰，王道息。秦並天，下遂盡滅三王之道。漢革秦之祚，已矣，不能革秦之弊，猶襲秦之政，而井田卒不用也。什一卒不行也，鄉射卒不舉也，學校卒不興也，度量卒不齊也，衣服卒不章也，宮室卒不等也，市廛而稅，關譏而征，林麓川澤，不以時而入，用民之力無日，五十、六十、七十者不養，孤獨鰥寡無常餼，三王之道不復，非秦之罪也，漢之罪也。桀滅夏道，湯亦受命，克承禹烈，故夏之民歸於商，不見商之政，而見禹之政。商之民歸於周，不見周之政，而見湯之政。秦滅周道，漢亦受命，不襲周之政，而沿秦之弊，立漢之政。故秦之民歸於漢，見漢之政，而不見周之政。蓋以漢之禮樂，易三王之禮樂也。以漢之制度，易三王之制度也。以漢之爵賞，易三王之爵賞也。以漢之法律，易三王之法律也。以漢之政令，易三王之政令也。噫，漢順天應人，以仁易暴，以治易亂，三王之舉，其始何如，此其盛哉，其終何如，此其卑哉。三王建大中之道，置而不行，區區襲秦之餘，立漢之法，可惜矣。 《漢論中》 或曰：漢改三王之道，作之者，其誰歟。曰：曹參、陸賈、叔孫通之罪也。漢高祖以干戈而定天下，陸賈曰：陛下馬上得之，不可馬上治之。於是使賈著秦所以得天下，及古今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輒稱善。高祖已平天下，群臣飲酒爭功，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叔孫通乃與弟子百餘人，雜采古禮，與秦儀以為漢儀。帝用之，曰：今日知其為皇帝之貴也。漢高祖豁達大度，聰明神聖，溫恭浚哲，英威睿武。其資材固不下乎禹湯與文武之道。使為帝，則帝矣。使為王，則王矣。方平定禍亂，思為漢家，改正朔，定禮樂，立制度，明文章，施道德，張教化，一風俗，興太平，以垂於千萬世。賈若能遠舉帝王之道，致於人君，施於國家，布於天下，通若能純。用三王之禮，施於朝廷，達於政教，格於後世。以高皇之材，而不能之乎。乃齪齪進夫當時之近務，王霸之猥略，貴乎易行，孜孜舉夫近古之野禮，亡秦之雜儀，求夫疾效，使高祖上視湯武有慚德，漢家比蹤三王為不侔，可惜也哉。初，蕭何為相，天下未甚乂。而何死，曹參代之，參以為蕭何之規，當守之，勿失。日飲醇酒，寬縱不治事。雖復惠帝求治，參不能竭才輔之。直以高祖之初定禍亂，蕭何之草創律令，民僅出塗炭，為已太平。國僅立法式，為已大備。當其高祖之既平禍亂，蕭何之既定律令，惠帝之方求治，參能竭伊尹致君如堯舜之心，周公輔成王致太平之道，以事惠帝，制度之未修者，修之。教化之未格者，格之。文章之未備者，備之。禮律之未明者，明之。刑政之未和者，和之。盡循三王之道而行之。賈與通既施之於前，參復行之於後，漢豈有不及三王之治者乎。故曰：陸賈、叔孫通、曹參之罪也。 《漢論下》 或曰：時有澆淳，道有升降。當漢之時，固不同三代之時也。盡行三王之道，可乎。曰：時有澆淳，非謂後之時不淳于昔之時也。道有升降，非謂今之道皆降古之道也。夫時在治亂，道在聖人，非有先後耳。桀紂興則民性暴，湯武興則民性善。湯之時，固在桀之後。武之時，固在紂之後。而湯武之時，豈有不淳于桀紂之時，其道亦已降乎，其民亦已難教乎。時治則淳，時亂則澆，非時有淳澆也。聖人存，則道從而隆。聖人亡，則道從而降。非道有升降也。民厭周久矣，苦秦甚矣，秦之政檻阱也，民得出檻阱也。惟使之，從三王之政，非如檻阱之深閉可畏也。既得出檻阱而得適，非檻阱人，皆樂然從之也。況使從三王大中之道，躋於泰然安樂乎。當高祖，提秦之民於千萬丈不測深淵中，置之於平地，若示之以三王之政，革之以三王之化，鼓之以三王之號令，明之以三王之律度，民有不肯從之，乃曰：不如在千萬丈不測深淵中之樂邪。吾未之信也。當乎天下初定也，民未有富兼貧，民未有彊凌弱，民未有眾吞寡，民未有大並小。因定之經界，因為之井田，民有爭乎。國未有巡行之費，國未有兵眾之動，國未有土木之耗，因為之什一之法，因立之中正之道，國闕用乎。封建以域之，射鄉以仁之，庠序以教之，養老以厚之，秦之民，不為漢之民，為三王之民也。民不見漢之政，見三王之政也。伊尹俾其君，不及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湯去堯舜，數百年矣。而又承桀之大亂，其時固亦澆漓矣。且能以堯舜致其君。曹參、陸賈、叔孫通，乃獨不能以三王之道，事於漢。使漢不及三王，誠可罪也。或曰：漢之輔政者，前有蕭張，中有平勃，後有霍光、魏相公孫、博陽侯韋賢父子，而獨責於賈與通暨曹相國，不亦偏乎。曰：《易》之革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君子以治歷明時。鼎曰：君子以正位凝命。當高祖定天下，乃革去故鼎，取新之日也。曹參、陸賈、叔孫通，正當君子以治歷明時，正位凝命之際也。會其時，乘其際，不能創製度，明律令，以垂萬世法，適當其罪也。至於後世，法令已定矣，條章已著矣，制度已行矣，朝廷循之已慣習矣。而遽更之，得無亂乎。富者已連田兼地矣，彊已凌弱矣，眾已吞寡矣，大已並小矣，而遽正之以經界，居之以井田，民肯從乎。後嗣奢縱日，作土木不息，內畜嬪侍，外耽畋游，殫天下之力，猶供億不足，而遽行中正之道，取什一之賦，罷關市，開山澤，國其不乏乎。故晁錯請削國地而被誅，仲舒請限民田而不用。霍光、魏相公孫、韋賢博陽侯，雖有其才，豈復能為漢家革制度乎。適不當其時也。故吾罪曹參、陸賈、叔孫通也。 《武王論》蘇軾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為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弒君，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氏與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子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子，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弒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為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弒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為二王后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不改過，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主，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為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文若為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為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而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斬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武庚，蓋亦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俗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滅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平王論》前人 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髭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主，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議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於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度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於絳、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飢，群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為灰燼。溫嶠欲遷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郢；項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秦始皇論》前人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焉。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和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為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為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迴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葬，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為奸。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並諸侯，自以為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恥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以禮者為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為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為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為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跡，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為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奸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偽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利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秦始皇扶蘇論》前人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琅琊，次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奸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祀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之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其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此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取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沉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荊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而莫之救者，以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騺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易彼。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霆鬼神，不可測識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而後致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有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之果於殺者。 《魏武帝論》前人 世之所謂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是而已矣。此其為智，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為之，唯其害而不為，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下莫能敵之。昔者，晉荀息知虞公必不能用宮之奇，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於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不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併，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呂爭為強暴，而孫權、劉備又以區區於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於分裂，訖魏之世，而不能一。蓋嘗試論之，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為而至於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為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嗟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紛焉。或勝或負，爭為雄強，而未見其能一也。 《唐論》曾鞏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為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之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為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之為君也。詘己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眾，賦役有定製，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辟，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致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裔萬國，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為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跡，非獨為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漢文帝論》曾肇 予嘗謂：治天下，本於躬化。而觀漢文帝，躬行節儉，以德化民，宜其有以振起衰俗。而賈誼以謂：殘賊公行，莫之禁止。其說以背本趨末者，為天下大殘，淫侈之俗，為天下之大賊。以當時風俗，可謂敝矣。豈所謂躬化者，果無益於治哉。蓋文帝雖有仁心仁聞，而不修先王之政故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則有不忍人之政。而其政必本於理財，理財之法，其定民之大，方有四。任民之職，有九。士農工商，以辨其名，九穀草木、山澤鳥獸、材賄絲枲、聚斂轉移，以辨其職。又為之屋粟里布，夫家之徵，以待其不勤。是故天下無遷徙之業，無游惰之民，其於生財，可謂眾矣。至於愛養萬物，必以其道，故罻羅網罟，斧斤弓矢，皆以時入，而覆巢麛卵，殺胎伐夭，皆為之禁，取之又有其時也。於是制禮以節其用，天子都千里之畿，諸侯各專百里之國，卿士大夫至於庶人，莫不有田，而視其位之貴賤，稱其入之厚薄，而為之法。制度數以待其冠婚，賓客死喪，祭祀之用者，隆殺多寡，各適其宜。為上者，謹名分以示天下，而人人安於力分之內，無覬覦於其外。是以淫僻放侈之心不生，而貧富均一，海內充實，無不足之患。然後示之以廉恥，興之以德義，故民從之也。輕方此之時，游惰者無所容，而雖有僭侈之心，亦安所施於外哉。教化之所以行，殘賊之所以熄，蓋出於是也。自秦滅先王之籍，而漢因之，務為一切之制，由天子至於庶人，無復有度量分界之限，而人人去本趨末，爭於僭侈。高祖嘗禁賈人，不得曳絲乘車。其令卒於不行。至文帝之時，商賈富厚力過，吏埶而末伎游食害農者，蕃庶人牆，屋飾文繡，仆妾之衣，皆宗廟之奉，天子之服，則其俗之不善，可知矣。而文帝不知修先王之政，以救其弊。方其開籍田以勸耕者，衣弋綈而斥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其意美矣。然法度之具不行，而欲以區區之一身，率四海之眾，豈非難哉。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非虛言也。雖然，以彼之德，成之以先王之政，則庶幾三代之賢主哉。 《夏論》蘇轍 聖人之道，苟可以安天下，不求為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後世以為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授之其子孫。此以好異期聖人也。夫聖人之於天下，不從其所安而為之，而求異夫天下之人，何其用心之淺耶。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為天下，而湯不以予其臣，武王不以予其弟，誠以為其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則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為異也。而天下之人，何獨疑夫禹哉。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以予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聖人以是為不可易，故因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亂。以至於堯，堯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舉天下而授之人，此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為之，豈以為異哉。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焉，為異而震之，則天下皆將喜其名而失其真，故夫堯舜之傳賢者，是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肯傳之舜，舜肯傳之禹，以為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為不足受也。使天下復有禹，予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啟足以為天下故也。啟為天下，而益為之佐，是益不失為伊尹、周公，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魯人之法，贖人者受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賞，夫子嘆曰：嗟夫。使魯之不復贖人者，賜也。夫贖人而不以為功，此君子之所以異於眾人者，而其弊乃至於不贖。是故聖人不喜為異，以其有時而窮也。閔子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援琴而歌，戚戚而不樂，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夏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取琴而鼓之，其樂侃侃然，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而夫子皆以為賢。由此觀之，禹益之事，傳者之過也。記有之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後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舜禹皆有所從。受天下者，其所從受天下者，不可忘也。故舜宗堯而置瞽瞍，此天下之大義也。至禹不獨廢堯，而且忘舜，鯀雖得罪，以父故，得祭於郊，從舜之義，則禹為忘其君。從禹之義，則舜為忘其親。二者，皆聖人之所不為也。予聞之，禮之所行，義之所許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舜禹之有天下，則先王之所未有也。故堯雖非父，而其德載於後世，不可以不宗。瞽瞍雖其親，而無功於人，不可以私享。二者皆義也。至夏後氏，郊鯀而宗禹，此禹之子孫之禮也。孰謂禹之不宗舜哉。柳下惠稱：有虞氏郊堯而宗舜，先儒以為此虞氏子孫之禮也。以虞推禹，則禹其有不宗舜乎。雖然，夏之子孫，所以不宗舜者，以有鯀也。鯀雖得罪於舜，而從事於水者九年，非瞽瞍之比也。故卒為夏郊，而三代祀之。三代猶以其功祀之，而其子孫顧可以他人廢之乎。故夫虞夏之祀，皆義之所予也。 《商論》前人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彊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彊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彊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彊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彊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彊，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寖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彊；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彊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周論》前人 《傳》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予讀《詩》、《書》，歷觀唐虞，至於商周。以為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為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斗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而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不寧於中。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於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飯土塯，啜土鉶，土階三尺，茅茨不剪。至於周而後大備，其粗始於父子之際，其精布於萬物，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謂文於前世，而後之人乃更以為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籩豆，列其鼎俎，備其醪醴，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醉飽之樂而不可見也。於是灌用郁鬯，藉用白茅，既沃而莫之見，以為神之縮之也。體魄降於地，魂氣升於天，恍惚誕謾，而不知其所由處，聲音氣臭之類，恐不能得當也。於是終祭於屋漏，繹祭於祊，以為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滋味，重之以膾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恐父祖之不吾安也。於是先黍稷，而飯稻粱，先大羹而飽庶羞，以為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覆，優遊而不忍去，以為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凡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於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於毫釐纖悉，蓋以為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於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彊陵弱，眾暴寡，而後世乃以為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於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婚喪祭而不為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為法也。 《秦論上》前人 秦人居諸侯之地，而有萬乘之志，侵辱六國，斬伐天下，不數十年之間，而得志于海內。至其後世，再傳而遂亡。劉季起於匹夫，斬刈豪傑，蹶秦誅楚，以有天下。而其傳子孫，數十世而不絕。蓋秦、漢之事，其所以起者不同，而其所以取之者無以相遠也。然劉、項奮臂於閭閻之中，率天下蜂起之兵西向以攻秦，無一成之聚，一夫之眾，驅罷敝謫戍之人，以求所非望，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以匹夫而圖天下，其勢不得不疾戰以趨利，是以冒萬死求一生而不顧。今秦擁千里之地，而乘累世之業，雖閉關而守之，畜威養兵，拊循士民，而諸侯誰敢謀秦。觀天下之釁，而後出兵以乘其弊，天下夫誰敢抗。而惠文、武昭之君，乃以萬乘之資，而用匹夫，所以圖天下之勢，疾戰而不顧其後，此宜其能以取天下，而亦能以亡之也。夫劉、項之勢，天下皆非吾有，起於草莽之中，因亂而爭之，故雖驅天下之人，以爭一旦之命，而民猶有待於戡定，以息肩於此。故以疾戰定天下，天下既安，而下無背叛之志。若夫六國之際，諸侯各有分地，而秦乃欲以力征，彊服四海，不愛先王之遺黎，以為子孫之謀，而竭其力以爭鄰國之利，六國雖滅，而秦民之心已散矣。故秦之所以謀天下者，匹夫特起之勢，而非所以承祖宗之業以求其不失者也。昔者嘗聞之：周人之興數百年，而後至於文、武。文、武之際，三分天下而有二，然商之諸侯猶有所未服，紂之眾，未可以不擊而自解也。故以文、武之賢，退而修德，以待其自潰。誠以為后稷、公劉、太王、王季勤勞不懈，而後能至於此，故其發之不可輕，而用之有時也。嗟夫。秦人舉累世之資，一用而不復惜，其先王之澤，已竭於取天下，而尚欲求以為國，亦已惑矣。 《秦論下》 三代聖人以道御天下，動容貌，出辭氣，逡巡廟堂之上，而諸侯承德，四裔向風，何其盛哉。至其後世稍衰，桓、文迭興而維持之，要之以盟會，齊之以征伐，既已畢矣。然春秋之後，吳越放恣，繼之以田常、三晉之亂，天下遂為戰國。君臣之間非詐不言，非力不用，相與為盜蹠之行猶恐不勝。雖桓、文之事且不試矣，而況於文、武、成、康之道歟。秦起於西陲，本以彊兵富國為上，其先襄公最賢，詩人稱之。然其所以為國者，亦猶是耳。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夫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彊勁，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為霜，然後堅成，可施於人。今夫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蒼然盛哉。然而君子以為未成，故其後世狃於為利，而不知義。至於商君厲之以法，風俗日惡，鄙詐猛暴，甚於六國。卒以此勝天下。秦之君臣，以為非是，無足以服人矣。當是時，諸侯大者，連地數千里，帶甲數十萬。雖使齊威、晉文，假仁義，挾天子而令之，其勢將不能行。惟得至誠之君子，自修而不爭，如商周之先君，庶幾可以服之。孟子游於齊梁，以此干其君，皆不能信。以為詐謀奇計之所不能下，長戟勁弩之所不能克，區區之仁義，何足以致此。然魏文侯，當時之弱國也。君王后，齊之一婦人也。魏文侯行仁義，禮下賢者，用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秦人不敢加兵。君王后用齊四十餘年，事秦謹與諸侯信，而齊亦未嘗受兵，而況於力行仁義，中心慘怛，終身不懈，而有不能勝者哉。夫衣冠佩玉，可以化彊暴。深居簡出，可以卻猛獸。虛心寡慾，可以懷鬼神。孟子曰：仁不可以為眾誠。因秦之地，用秦之民，按兵自守，修德以來天下，彼將襁負其子而至，而誰與共亡。惜乎其明不足以知之，竭力以勝敵，敵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 《始皇論》前人 諸侯之興，自生民始矣。至始皇滅六國，而五帝三代之諸侯，掃地無復遺者，非秦能滅諸侯，而勢之隆污，極於此矣。昔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傳商及周文武之間，止千七百餘國。夫人之必爭彊弱，之必相吞滅，此勢之必至者也。彼非諸侯，獨能自存，聖賢之君時出，而齊之是以彊者不敢肆，弱者有以自立，蓋自禹五世，而得少康，自少康十二世，而得湯，自湯八世，而得太戊，自太戊十三世，而得武丁，自武丁八世，而得周文武。當是時，雖有彊暴諸侯，不得以力加小弱。然虞夏，諸侯亡者，已十八九矣。自文武成康以來，三十有三世，獨一宣王能紀綱諸夏。幽平以後，諸侯放恣。春秋之際，存者百七十餘國而已。雖齊威、晉文迭興，以會盟征伐持之，而道德不足其身，所攻滅蓋已多矣。陵遲至於六國，獨有宋衛中山泗上諸侯在耳。地大兵彊，皆務以詐力相傾。雖使威文復生，號令將有所不行非，有盛德之君，不足以懷之矣是。以至於盪滅無餘而後止，秦雖欲復立諸侯，豈可得哉。而議者乃追咎李斯不師古，始使秦孤立無援，二世而亡。蓋未之思歟。夫商周之初，雖封建功臣子弟，而上古諸侯，棋布天下，植根深固，是以新故相維，勢如犬牙。數世之後，皆為故國，不可復動。今秦已削平諸侯，蕩然無復立錐之國。雖使並建子弟，而君民不親，譬如措舟，滄海之上，大風一作，漂卷而去，與秦之郡縣何異。且獨不見漢高、晉文之事乎。割裂海內，以封諸子，大者連城數十，舉無根之人，寄之萬民之上，十數年之間，隨即散滅，不獲其用，豈非惑於其名，而未察其勢也哉。古之聖人，立法以御天下，必觀其勢。勢之所去，不可以彊反。今秦之郡縣，豈非勢之自至也歟。然秦得其勢，而不免於滅亡，蓋治天下在德，不在勢，誠能因勢以立法，務德以扶勢，未有不安且治者也。使秦既一天下，與民休息，寬徭賦，省刑罰，黜奢淫，崇儉約，選任忠良，放遠法吏，而以郡縣治之，雖與三代比隆，可也。 《三宗論》前人 黃帝、堯、舜，壽皆百年，享國皆數十年。周公作《無逸》，言商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受命中身，享國五十年。自漢以來，賢君在位之久，皆不及此。西漢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三年。東漢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然與《無逸》所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無以大相過也。至其享國長久，如秦始皇帝、漢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元宗，皆以臨御久遠，循致大亂，或以失國，或僅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富，其倍於人者千萬也，膳服之厚，聲色之靡，所以賊其躬者多矣。朝夕於其間而無以御之，至於夭死者，勢也。幸而壽考，用物多而害民久，矜己自聖，輕蔑臣下，至於失國，宜矣。古之賢君，必志於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貴，其視子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山林學道者比，是以久於其位而無害也。傅說之詔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嗚呼，傅說其知此矣。 《兩漢論》前人 古之聖人，制為君臣之分，天子以其一身，立乎天下之上，安受天下之奉己而不辭。天下之人，奇材壯士，爭出其力，以自盡於天子之下，而無所逃遁。此二者何為如此也。天下之事，固其賢者為之也。仁人君子盡其心以制天下之事，而無所不成；武夫猛士竭其力以剪天下之暴亂，而無所不定。此其類非不智且勇也，然而不得其君，則其心常鰓鰓然，曠四海而不能以自安，功成事立，缺然反顧，而莫之能受。是以天下之賢才，其才雖足以取之，而常喜天下之有賢君者，利其有以受之也。蓋古之人君，收天下之英雄，而不失其心，故天下皆爭歸之。而英雄之士，因其君之資，以用力於天下，功成求得，而不敢為背叛之操。故上下相守，而可以至於無窮。唯其君臣相戾，而不能以相用，君以為無事乎其臣，臣以為無事乎其君，君無所用，以至於天下之不親，臣無以用之，以至於煢煢而無所底麗，而天下始大亂矣。且彼不知夫天下之意也，天下之人，皆人臣也，而誰能以相從。惟其因天子之權而用之，是以雖其比肩之人，而莫敢抗。彼見天下之莫吾抗也，則以為天下之畏我，而不知己之戴君之威而行也。故或狃天下之畏己，而反以求去其君。其君既去，而天下之人，孰畏而不為變哉。昔者西漢之衰，王莽竊取其人君之權而執之，以求取其天下。方其執之而未取也，天下不知其將取之，是以俛首而奉其所為。何者。天下之心，猶以為漢役之也。至於天下在莽，而其英雄之士，遂起而共攻之，不數年，而莽以大敗。何者。天下不服無漢之王莽也。其後東漢之亂，獻帝奔走於草莽之中，曹操出之以為帝王。當是之時，天下已無漢矣，而唯曹氏之為聽。然天下之英雄，猶以為名，皆起而爭之，終曹公之身，而不能以自安。猶幸其當時之人，皆知漢之天下已去，而操收之也，是以心服曹氏而安為之臣。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蓋天下之情，居下而干其上之政者，以為己之享其利也，而不知天下之爭心皆將囂然而不平。是以其素所服者愈狹，則其失之也愈速。何則。其不平者眾也。故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而三桓之子孫微矣。嗚呼。公室既微，則三桓之子孫，天下之所謂宜盛者也，而終以衰弱而不振，則夫君臣之分可知也已。 《漢武帝論》前人 天下利害，不難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氣定，高不為名所眩，下不為利所怵者，類能知之。人主生於深宮，其聞天下事至鮮矣，知其一不達其二，見其利不睹其害，而好名貪利之臣，探其情而逢其惡，則利害之實亂矣。漢武帝即位三年，年未二十，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帝問太尉田鼢。鼢曰：越人相攻，其常事耳，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帝使嚴助難鼢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何所愬。帝詘鼢議，而使助持節發會稽兵救之。自是征南越，伐朝鮮，討西南裔，兵革之禍加於四裔矣。後二年，匈奴請和親，大行王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請許其和，帝從安國議矣。明年，馬邑豪聶壹因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議之，安國、恢往反議甚苦。帝從恢議，使聶壹買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覺之而去，兵出無功。自是匈奴犯邊，終武帝無寧歲，天下幾至大亂。此二者，田鼢、韓安國皆知其非，而迫於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究利害之實，而遽從之。及其晚歲，禍災並起，外則黔首耗散，內則骨肉相賊殺，雖悔過自咎，而事已不救矣。然嚴助交通淮南，張湯論殺之。王恢以不擊匈奴，亦坐棄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戮，豈非首禍致罪，天之所不赦故耶。 《漢昭帝論》前人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霍光懼不敢入。帝召見光，謂之曰：燕王言將軍出都肄郎，道上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二事屬耳，燕王何自知之。且將軍欲為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伏其明，光由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故議者以為昭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臨死生之變，其言琅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三年，年甫及冠，功未見於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夭壽雖出於天，然人事常參焉。故吾以為成王之壽考，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昔晉平公有蠱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國之大臣，榮其寵祿，而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譏趙孟，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逃焉。成王之幼也，周公為師，召公為保，左右前後皆賢也。雖以中人之資，而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逮其壯且老也，志氣定矣，其能安富貴易生死，蓋無足怪者。今昭帝所親信，惟一霍光。光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共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斷幾事者，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義理者，光不識也。其後雖聞久陰不雨之言，而貴夏侯勝，感蒯瞶之事，而賢雋不疑，然終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宮，近嬖倖，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眾矣，而安能及遠乎。人主不幸，未嘗更事而履大位，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邪正，曉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此大臣之職也。不然，小人先之，悅之以聲色犬馬，縱之以馳騁田獵，侈之以宮室器服。志氣已亂，然後入之以讒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無所不至。小足以害其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雖欲有言，不可及矣。《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故人必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保天下。故吾論三宗享國長久，皆學道之力。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導之以學。故重論之，以為此霍光之過也。 《漢光武論上》前人 人主之德，在於知人，其病在於多才。知人而善用之，若己有焉，雖至於堯舜可也。多才而自用，雖有賢者，無所復施，則亦僅自立耳。漢高帝謀事不如張良，用兵不如韓信，治國不如蕭何，知此三人而用之不疑，西破強秦，東服項羽，曾莫與抗者。及天下既平，政事一出於何，法令講若畫一，民安其生，天下遂以無事。又繼之以曹參，終之以平、勃，至文、景之際，中外晏然。凡此皆高帝知人之餘功也。東漢光武，才備文武，破尋邑，取趙、魏，鞭笞群盜，算無遺策，計其武功若優於高帝。然使當高帝之世，與項羽為敵，必有不能辨者。及既履大位，懲王莽篡奪之禍，雖置三公，而不付之事，專任尚書，以督文書，繩奸詐為賢，政事察察，下不能欺，一時稱治。然而異己者斥，非讖者棄，專以一身任天下，其智之所不見，力之所不舉者多矣。至於明帝，任察愈甚。故東漢之治，寬厚樂易之風，遠不及西漢。賢士大夫立於其朝，志不獲伸。雖號稱治安，皆其父子才智之所止，君子不尚者也。 《漢光武論下》 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其心力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寘力焉，誅產、祿，立文帝，若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甚盛，風流相接，至申屠嘉猶召辱鄧通，議斬晁錯，而文、景不以為忤，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景、武之後，此風衰矣。大臣用舍，僅如仆隸。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異議。至於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刻，非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楊惲、蓋寬饒，害趙廣漢、韓延壽，悍然無惻怛之意。才高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氏之禍。故莽以斗筲之才，濟之以欺罔，而士無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興，雖文武之略，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幸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少幼，竇後擅朝。竇憲兄弟恣橫，殺都鄉侯暢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單于，以樹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三公守義力爭，而不能勝，幸而憲以謀逆敗。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積其弊乃見於此。其後漢日以衰。及其誅閻顯，立順帝，功出於宦官；黜清河王，殺李固，事成於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能容，復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極，天下不能堪，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祚盡矣。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禍，勢極於此。夫人君不能皆賢。君有不能，而屬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於正，則其成多，其敗少。歷觀古今大臣任事而禍至於不測者，必有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它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滅，至以外兵繼之。嗚呼，殆哉。 《三國論》前人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惟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蜂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捽，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吒，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盪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為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沖，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為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之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惟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為椎魯而不能純，欲為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沖，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目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為不可及也夫。 《晉論》前人 御天下有道，休之以安，動之以勞，使之安居而能勤，逸處而能憂，其君子周旋揖讓不失其節，而能耕田射御，以自致其力，平居習為勉彊而去其惰傲，厲精而日堅，勞苦而日彊，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憚執天下之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無足為者，而天下之匹夫，亦無以求勝其上。何者。天下之亂，蓋常起於上之所憚而不敢為，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為，則有以乘其間而致其上之所難。夫其上之所難者，豈非死傷戰鬥之患，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者耶。彼以死傷戰鬥之患邀我，而我不能應，則無怪乎天下之至於亂也。故夫君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不辭，而勞苦有所不憚。昔者晉室之敗，非天下之無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談揖讓，泊然沖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於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奸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而雪霜饑饉之所勞苦，其著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談笑而當其沖，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奸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命之意，而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於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治。蓋古之君子，其治天下，為其甚勞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棄其糲。使匹夫小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為君子。至於後世，為其甚勞而不知以自復，而為秦之強；食其甚美而無以自實，而為晉之敗。夫甚勞者，固非所以為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喪天下之故也哉。 《七代論》前人 英雄之士，能因天下之隙而遂成天下之勢。天下之勢，未有可以必成者也，而英雄之士，常因其隙而入於其間，堅忍而不變，是以天下之勢遂成而不可解。自晉以下者，天下何其紛紛也。強者不能以相併，而弱者不能以相服，其德不足以相君臣，而其兵不足以相吞滅。天下大亂，離而為南北，北又自離而為東西，其君臣又自相篡取而為七代，至於隋而後合而為一。蓋其間百有餘年之中，其賢君名臣累累而出者，不為少矣。然而南不能渡河以有北之民；而北不能過江以侵南之地。豈其百年之間。南無間之足乘，而北無隙之可入哉。蓋亦其勢之有所不可者也。七代之際，天下常有變矣。宋取之晉，齊取之宋，梁取之齊，陳取之梁，而周、齊取之後魏。此五釁者，兵交而不解，內亂而無救，其間非小也，而其四鄰拱手遠望，而莫敢入。蓋其取之者，誠有以待之，而不敢以乘其倉卒也。嗟夫。北方之人，其力不足以並南，而南方之勢，又固不可以爭衡於中國，則七代之際，天下將不可合耶。嘗試論之。姚泓、宋武之際，天下將合之際也。姚興既死，而秦地大亂。武帝舉江南之兵長驅以攻秦，兵不勞而關中定。此天下之一時也。及夫劉穆之死，關中未安，席不及煖，兵不及息，而奔走以防江南之亂，留孺子孱將，以抗四方強悍之敵，則天下之勢已遂去矣。且此惟不能因天下之勢而遂成之也，則夫天下之勢亦隨去之而已矣。且夫孫權、曹操之事，足以見矣。曹操之不能過江以攻孫權，力有所未足也。而孫權終莫肯求逞於中國，蓋其志將以僥倖乎北方大亂，然後奮而乘其弊，而非以為其地之足以抗衡於中原也。嗟夫。使武帝既入關，因而居之，以鎮撫其人民，南漕江淮之資，西引巴漢之粟，而內因關中之盛，厲兵秣馬，以問四方之罪戾。當此之時，天下可以指麾而遂定矣，而何江南之足以芥蒂夫吾心哉。然而其事則不可不察也，其心將有所取乎晉，而恐夫人之反之於南，是以其心憂懼顛倒，而不見天下之勢。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故夫有可以取天下之勢而不顧，以求移其君，而遂失之者，宋武之罪也。 《宋武帝論》前人 東漢之衰，曹公始踐五伯之跡，挾天子以令諸侯，其志本欲盡掃群雄而後取漢耳。既滅二袁、呂布、劉表，欲遂取江東而不克，既破馬超、韓遂，欲並舉巴蜀而不果，再屈於吳、蜀，而公亦老矣。於是董昭進九錫之議，幡然聽之，而桓、文之業，至此盡矣。然方是時，公在河朔，而漢都許昌，雖使主盟諸夏，而不廢舊君，上可以為周文王，下亦不失為桓、文，公不能忍，而甘心王莽九錫之事，此荀文若之所以為恨也。至司馬仲達父子，其勢蓋與公異矣。擁兵天子之側，固已不順，既殺王凌，害諸葛誕，非人臣矣。又降劉禪，服曹氏之所不能服，非貪其土地，而利其人民也，志亦在九錫耳。雖欲復為桓、文，尚可得乎。宋武既誅桓氏，收遺晉而封植之，又克譙縱，執慕容超，逐盧循，擒姚泓，立四大功，天下莫能抗。然其志不在桓、文，而在九錫，亦已卑矣。方帝之克長安也，中原震恐，元魏雖姚氏之昏姻，而不敢救，羌氐雖關中之唇齒，而不敢爭。此其智力有餘，足以有為之時也。若能因其兵勢，據秦、隴之形勝，引吳、越之饒富，以經略中夏，成曹公河朔之勢，則王伯之功可冀，顧所以用之何如耳。然其兵未入秦，而使傅亮南走建業，發九錫之議。劉穆之死，南方無復可托，雖已入秦，而無留秦之意，舉千里之地，付一孺子而去。赫連勃勃乘之，兵將死者過半，狼狽而反，僅乃得脫。以帝之明，非不知諸將之不足以保秦，而志有所在，不暇他慮矣。悲夫。以目前之利，而棄百世之功，有曹公削平之業，而俯從司馬父子攘竊之陋，此君子之所追恨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古之為國，必其此四者，而後能成大功，如武帝之用兵，無敵於天下，可以言智矣。至其棄秦而歸，以求九錫之浮名，尚可以為仁乎。惟其仁智不具，故其功業止於是也。 《梁武帝論》前人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五帝三王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莫知也。文、武之後，雖召公、畢公之賢，君子不以為知道者。至春秋之際，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徒，以仁義忠信成功於天下，然其於道則已遠矣。孔子出於周末，收文、武之遺，而得堯、舜之極，其稱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嘗自謂我下學而上達者。於其門人，惟顏子、曾子，庶幾以道許之。一時賢者，若老子之明道，其所以尊之者至矣。史稱孔子既見老子，退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雲氣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體道而不嬰於物，孔子至以龍比之，然卒不與共斯世也。舍禮樂政刑而欲行道於世，孔子固知其難哉。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而漢世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後，略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之於世，疾之深者，則欲絕之於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絕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秦姚興區區一隅，招延緇素，譯經談妙，至者凡數千人，而姚氏之亡，曾不旋踵。梁武繼之，江南佛事，前世所未嘗見，至捨身為奴隸，郊廟之祭，不薦毛血，父子皆陷於侯景，而國隨以亡。議者觀秦、梁之敗，則以佛法為不足賴矣。後魏太武深信崔浩。浩不信佛法，勸帝斥去僧徒，毀經壞寺，既滅佛法，而浩亦以非罪赤族。唐武宗夷佛滅僧，不期年而以弒崩。議者觀魏、唐之禍，則以佛法為不可忤矣。二者皆見其一偏耳，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說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古之君子，以之治氣養心，其高不可嬰，其潔不可溷，天地神人皆將望而敬之。聖人之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一用此道也。《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廢；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絕；侯王無以為正而貴高，將恐蹶。道之於物，無所不在，而尚可非乎。雖然，蔑君臣，廢父子，而以行道於世，其弊必有不可勝言者。誠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不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泯然不見其際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遺意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