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自傳 · 第二部
1950年5—6月作。原名為《顧頡剛自傳》，連載於《東方文化》雜誌。
我怎樣從事民眾教育工作
《古史辨》第一冊《自序》，是我35歲時的一篇自傳。現在又過了24年了，在這一段時間內我經歷不平凡的生活，久已想再寫一篇自傳。現在趁著趙紀彬先生的邀約，我便寫出這一部來。
我在《古史辨·自序》里曾說：我既不願做政治工作，也不願做社會活動，我只望終老在研究室里。這個志願，在這二十餘年中沒有變過，然而卻做了社會活動，也接近了政治工作。為什麼會這樣？再也想不到是做了一次旅行的結果。
自國民革命後，蔡元培先生做了中央研究院院長，就任我為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籌備人。我很高興，得著一個最理想的職業，我決定辭掉中山大學的教授，到中央研究院。可是，我在中大里做得太有勁了，很得學生的好感，所以傅斯年、汪敬熙、羅常培等對我非常妒忌，用種種方法排擠我，我做不下去，請蔡先生把我改為通信研究員，實際上脫離了中央研究院。我記得燕京大學早來聘我任哈佛—燕京學社的研究員，我就到北平接洽，說定除了專任研究員之外，兼歷史系課三小時，就於1929年9月就職。
當時聘我的還有北大及清華，為什麼我都不就而就燕京呢？只為燕京是一個教會學校，我既非教徒，也非校友，不致叫我辦事，便可一心一意地讀書寫作，實現我最企望的生活。
到了燕京之後，研究工作展開，一年裡就做了七十餘萬字的論文，把十年來蓄在心頭的問題，看在眼裡的材料，系統化了一下，心中當然有說不出的高興。可是，用功得太過分了，成了怔忡的病，一構思，一動筆，心旌搖盪，好像要跳出腔子似的。我的工作不能繼續下去，是多麼的苦痛！於是向學校當局請求，許我做一次旅行，考察國民革命後各地的古物古蹟的現況。學校里允可了，1931年的春天，我旅行了河北、河南、陝西、山東四省。所有經歷，見我所作的《辛未訪古日記》（在《開明書店20周年紀念論文集》內）。
這次旅行，所見的古蹟古物殘毀的情狀，固然大可傷心，但真正最傷心的倒不是這些，而是國計民生的愁慘暗淡的實況。我們久居都市，已度現代化生活，而內地民眾則還過著紀元前20世紀的生活，除了一把切菜刀是鐵器時代的東西之外，其他差不多全是石器時代的。要是僅僅這樣的渾樸，那還保持著古人的健康，要改造也不難。無如鴉片、白面的流行，普遍得像水銀瀉地一樣。我到一個小縣城裡，只有200家鋪子，煙館倒占了40家，其數量遠超過米店。許多農村里，可以買不到一張紙、一支筆，但鴉片、白面是不會不有的。那時穿中山裝的是何等表示前進，我親見一位中山裝的朋友接連在菸捲上抽著白面，悠然地自得。但白面癮的急劇增進，以致家破身亡的慘劇是大家說得出的，聽說實在窮得沒有辦法時可以把身體出賣給製毒的人，因為他死後可以從骨頭裡取出白面的成分來，再行製造。當白面癮發時，如瘋如狂，盡在地上滾，在那時，房子也捨得拆，連老娘的衣服也要剝去變賣了。我一路看見的人，「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的不計其數。再有一樣可怕的東西，是梅毒。自民國以來，北方內戰多，梅毒隨軍隊而蔓延。許多農村里，別的藥沒有，「六〇六」和「九一四」總是有的；西醫可以沒有，打針的人總是有的。亡國，我們住在都市裡的人早已有此恐懼了，因為帝國主義的侵略已經成了國民的常識。滅種，城市裡人還沒有這感覺，而我在親歷華北農村之後就清楚地看出來了。我帶了一顆沉重的心回到北平，然而北平卻是酒綠燈紅，金迷紙醉，上下都在頹廢酣嬉之中。一經對比，使我忍不住流下淚來。我對朋友說：「你們不要高興了，中國人快滅種了！」人家聽了，只覺得我言之過重；就使相信了我的話，也只有做同情的一嘆，說：「這有什麼辦法呢？」本來我的精神是集中在學問上的，從此以後，總覺在研究學問之外，應當做些救國救民的事，我要學范仲淹「以天下為己任」了。
⋙1932年11月，顧頡剛與俞平伯（右十一）、朱自清（右六）、鄭振鐸（右一）等人在燕京大學。
顧頡剛因受排擠，脫離了中央研究院，於1929年到燕京大學任職。
就是這一年的秋天，「九一八」事變起了。別人都悲憤填膺，我反心中暗喜。我以為如果沒有這件事，我們的國家是亡定了，我們的民族是滅定了，再也翻不起來了。現在固然已到肺病第三期，但留得一口氣，究竟還有起死回生的一點希望。日本人性急了，沒有等我們絕氣就來搶我們的產業，激起我們的自覺心和奮鬥力，使得我們這一點希望能夠化成事實，這是一個極好的機會，我們應該捉住。如能捉住這個機會，帝國主義便真可打倒，中華民族便恢復健康了。
長城之戰，丟了熱河，河北省成了前線，燕大的師生感覺到時局危急，都組織起抗日會，學生自由捐輸，教職員扣薪金百分之五，經費有了著落。校中同仁推我任宣傳工作，我對他們說：「我們的文字是民眾所不能了解的，他們有他們的詞彙，有他們的語句，又有他們的趣味。我們的宣傳如面對知識分子，他們天天看報，自會知道一切，用不著我們費力。如要面對民眾，便該順著他們的口味，不能閉門造車。」我說這句話，因為在「五卅慘案」時曾經有一回經驗。北大在民國六年後就有歌謠研究會，後來出《歌謠周刊》，我主編了一個時期。為了對於民眾文藝有些認識，所以當「五卅慘案」時，北大同仁要我寫傳單，我便模仿了民歌作了一首，開頭幾句是：「咱們中國太可憐，打死百姓不值錢，可恨英國和日本，放槍殺人如瘋癲。上海成了慘世界，大馬路上無人煙……」這張傳單一發出去，過不了幾天，牆上便有用粉筆寫出來的，街頭的孩子們也唱出來了。所以我們的宣傳工作，大可走這一路。只有發動民眾的力量才能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校中師生聽了，也以為然，就請我做去。我想大鼓書在北方鄉村里最流行，因為樂器簡單，只要一人彈弦子，一人打鼓兼唱，有了兩人搭檔，便可走遍農村；而且句子長短不拘，最接近說話，尤其適於做宣傳之用：所以決定出大鼓書詞，先在報上登一廣告，列了許多題目，如「胡阿毛開車入黃浦」、「宋哲元大戰喜峰口」等，徵求稿子。北方自有這一類的作家，果有趙伯庸等二三十人投稿。選了幾篇好的，印成小冊子，每種印五千，發給書攤，幾天就銷完了。喜峰口離北平近，民眾都知道這地名，也聽到最近這次戰事，所以銷得更快。作戰的二十九軍那時撤退到北平，看見攤子上有說他們戰績的新書，大家來買，官長士兵都讀到了。打磨廠的二酉堂等專做小書生意的書鋪，知道這種東西銷路好，他們也各各翻印了。我們的發行機構，取「三戶亡秦」之義，命名「三戶書社」。學校里的事情本來難辦，幾個月過去，大家的抗日情緒已經衰落，薪金停止扣用，經費來源斷絕，這社本該收歇。但我的性情，不做則已，一做則越來越有勁，所以燕大抗日會的事業就成為我私人的事業，我竭力挺下去，除了自己貼錢之外，再在外面募捐。可憐得很，經常的收入只有教育部津貼100元，申報館「民眾講座」的稿費80元。我又覺得灌輸民眾知識，單是抗日還不夠，必須兼及農工業及醫藥衛生等項，才有改善他們生活的希望，所以擴大範圍，改名為通俗讀物編刊社。
⋙20世紀30年代初，顧頡剛（最後排右三）、傅斯年（最後排右四）等人歡迎蔡元培時留影。
日本人情報網做得周密，他們知道我們的一切，屢次到華北行轅主任何應欽及北平市長袁良處交涉，要求他們取締，他們聽話，北平市上我們出版的東西就看不見了。這又是給我們一個打擊。但農村裡邊政府的力量還達不到，我們仍在海淀一帶賣。真正農村人民對於文字宣傳還不夠接受，我們要供應這般人的需要，就請廊房頭條畫燈片的工人畫了許多抗日性的畫片，五彩套印，銷路就大了。農村里每逢過舊曆年的時候，一定要買幾張畫片貼在牆上，所以這類畫稱做「年畫」，平均每家約費五毛，這是一筆很大的數目，所以我們出多少就銷多少。到1936年，宋哲元做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秦德純做了北平市長，他們都是二十九軍的人物，早知道我們這個工作，且久表同情，所以就由李錫九、劉治洲諸耆老出面介紹，由政委會聘我為顧問，月送夫馬費1000元，另外津貼本社工作費每月1000元，全歸社中收用。從此社務得以開展，請王真（今在宣傳部工作）任編輯幹事，李一非任事務幹事，正式辦公、寫作、繪圖、彈唱，二十餘人，分工合作，每星期編出小冊子八本，報紙副刊六七種，圖畫數張。發行網也組織了起來，遍及華北各省，主要的人員是各村鎮的小學教師，因為他們接近民眾，我們所做的東西，可由他們做橋樑而迅速灌輸給民眾。有幾位編輯寫作技術已很熟練，但仍恐和民眾的口語不一致，要求社中請一位原業鼓書的藝人，取得溝通的效果。於是我們請了一位瞽目的翟少屏來，除由他教授歌唱外，每成一篇新詞，就讀給他聽，他覺得哪些地方不順口，就把它改得順口了；哪些地方描寫得不夠，就把它加意渲染了：所以此後印出的東西都是可以唱得動聽的。在這一年裡我們的社真成了北平城的民眾中心，識字的警察、郵差、洋車夫都常常來問有什麼新出版的，一有就買去讀。所以日本人對我們更憤恨了，連次到宋哲元和秦德純處抗議。他們答道：「我們只能管中小學；這些事是大學教授乾的，我們管不著！」但是他們的抗議在上海竟生了效。我們出的《民眾周報》交開明書店印行，訂戶就有兩萬，英界的捕房竟受理了日本人的申訴，把該報全部沒收了。
當我用全力辦通俗讀物的時候，北平各大學裡的師友很多和我過不去。北大校長蔣夢麟用惋惜的口氣說：「顧頡剛是上等人，為什麼做這下等事呢？」有一次當面向我說：「你何必這樣刺激日本人呢！」好像日本軍人的侵略是由我逼出來的。他是教育學的博士，我做民眾教育工作，他竟說是下等事，好像教育只有高等華人才能享受。真使我聽了身體冷了半截。在「雙十二事變」前，我曾應陝西考古會之招，到西安一次，和張學良見過面，事變後我又曾聯合北平教授致電政府，主張和平解決。於是北平城裡就有一個謠言起來，說：「這次事變是顧頡剛替張學良劃的策！」羅常培看我們業務發展，在北大里義憤填膺地說：「通俗讀物編刊社裡的人都是共產黨！」他和蔣夢麟一吹一唱，要把本社逼倒。那時南京的官吏中，朱家驊最拉攏我（原因詳後），先後在中央黨部里弄到兩萬元匯寄北平，做本社的出版費。然而在國民黨里，陳果夫、立夫兄弟攻擊朱氏最甚，他們看朱氏扶植我的事業，就嗾使北平市黨部向中央黨部告我為共產黨，要查辦我。他們也沒有得到什麼證據，只是說：「顧頡剛倘使不是共產黨，為什麼要接近民眾？」我聽了哈哈大笑：「國民黨天天念孫總理的遺囑『必須喚起民眾』，現在竟把民眾送給共產黨了！」但他們的政治壓力我擔當不起，就帶了出版物到南京去，請他們看：「哪幾篇是有嫌疑的，請指出來！」他們也明知不是，我既走了一趟，這風波也就平定下來了。我趁了這個機會捐錢，羅家倫捐了500元；孫科為我提出中山文化教育館，每月補助500元，總算不虛此行，雖則中山文化教育館的錢只寄了兩個月就停止了。「盧溝橋事變」既起，日本人開出黑名單，交給宋哲元緝拿，第一名是主持舊學聯的張申府，第二名便是我。經冀察政務會傳出消息，我就於7月21日離開北平到綏遠，本社也搬到那邊。為什麼把本社遷到綏遠呢？因為傅作義收復百靈廟，我們編了一冊鼓詞，傅氏知道了，要我們的歌唱班到綏遠去唱給他的部隊聽。一唱起來，惹得許多士兵都哭了，他們想不到在冰天雪地里的戰功竟給北平城裡的作家描寫得這般親切，使他們的艱苦奮鬥取得了歷史的地位。因此綏遠人對通俗讀物編刊社是有好感的，戰事起時，他們屢次電催前往，我們就應命了。不幸閻錫山把傅氏留在山西，綏遠軍事無人主持，不到一個月又告陷落，於是我們的社再遷到西安，三遷到漢口，四遷到重慶。而我呢，為了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派赴西北設計教育工作，也到了甘肅。
⋙1934年7月，顧頡剛和燕京大學旅行團在綏遠與傅作義（右五）在一起。
抗戰是全國人民最興奮的一件事。我到甘肅後，那邊的旅外青年因學校停頓而歸來，他們知道我辦通俗讀物，要求我們在甘肅也辦一個社，來推動抗戰期的民眾教育，經幾次商談，我們成立了一個老百姓社，出版旬刊一種，我被推為社長。蘭州刊物少，這個刊物又很新奇，就受到各方面的注目。
那時甘肅教育廳長葛武棨看甘肅學界的人們太接近我，怕我勢力日長，將來會搶奪他的廳長地位，便想把我安置在他的勢力之下，他在蘭州辦西北訓練團，以蔣中正為團長，他自任教育長，而把教務主任一職畀我。我想，黨國的事情非我所能做，而且我正在臨洮辦小學教師講習會，也不能去，所以他連來數電，我就連辭數次，結果，他老羞成怒，把通俗讀物編刊社編的《八路軍大戰平型關》做證據，把我告到庚款會、教育部，甚至軍事委員會，《老百姓》旬刊也禁止出版了。我說：「這是國共合作的時代，平型關之戰是八路軍的勝利，也即是中華民族的勝利，為什麼不能編成鼓詞？既是國共合作的時代，我就是共產黨也不犯罪，你告我什麼？如要殺我，何不說我是漢奸！」因為有這件事，所以我不久就離開了西北。
抗戰期中，我屢次想恢複本社工作，可是舊人已經星散，捐錢更為困難，我又整日為生活而忙，發動不起來。勝利後，我到社會教育學院任教，就開設民眾文藝一課，訓練學生寫通俗文字，得到他們的成績之後，又和陳禮江、古楳、董渭川、馬蔭良諸同事組織民眾讀物社，出版《民眾周刊》。在這經濟崩潰的當兒，捐款比了抗戰時期更難，不得已跑南京找朱家驊，請求教育部幫助。他先後捐了一億元，數目固不小，但派不了用途。加以教育部總務司腐化，他們領了錢自做生意，待匯到我們手中的時候，早已打了一個對摺，因此更不能做事。這個刊物只出了30期光景，便因無法周轉而停刊了。這可以說是我的民眾教育工作的迴光返照。
我怎樣從事邊疆運動
這又是出於意外的工作，其原因一半由於研究古史，一半則仍緣做了幾次旅行。
1922年，我開始辯論古史，《堯典》、《禹貢》兩篇，一記制度，一記地理，尤為古史料里的重心，所以特別注意。可是《禹貢》一篇，問題太多，牽涉到中國古今全部地理，許多問題不易解決，不敢輕易作文論定，所以我在燕大任課，就開了一門「中國古代地理沿革史」，把《禹貢》及其有關各篇詳細研究。後來北大邀我兼課，也開了這一門。兩校上這門課的學生約有六七十人，所作筆記論文頗有好的，同時譚其驤在輔仁大學開「中國地理沿革史」課，也有些學生成績，我和他商量：我們聯合三校學生創辦一個學會，出一個刊物，把師生研究文字陸續登出，借收觀摩之益，豈不很好。他贊成了，於是組織禹貢學會，出《禹貢》半月刊，1934年3月創刊。開頭每期只有2萬字，印刷費30元，他任三分之一，我任三分之二。刊物發給學生，他們大興奮，很多人集中精力來干。那時的大學生學問根基相當好，經我一鼓勵，進步快極了，本來只能寫一兩千字短文的漸漸伸展到一兩萬字了。於是半月刊的分量，也就逐期增加，到後來一期竟超出10萬字了。
自從「九一八」事變後，不久就有「內蒙自治運動」，主其事的是烏蘭察布盟的副盟長德穆楚克棟魯普，因為他的爵是親王，所以簡稱為德王。1933年的冬天，政府派黃紹竑去宣慰，報紙上大量登載這事，使我們住在北平的人也有到百靈廟一見德王的想望。第二年夏天，我們竟找到一個機會直赴百靈廟，和德王及其幕僚談了三天，才知道邊疆問題的嚴重。邊疆本無問題，問題之起都是帝國主義者製造出來的。德王的帳房裡放了很多部創業英雄的傳記，他的漢話說得很好，可是對我們做公開講話時必說蒙語而令人翻譯，足知其有滿懷的雄心，然而他自身沒有力量，要站起來時只有依附帝國主義。他的幕僚對我們講：「自從黃部長到這裡巡視，中央允許我們設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規定月給經費三萬元；到現在半年了，分文不給，催索不寄。現在會中職員的薪水，都是德王自己掏腰包，每人只拿15元而已。但是日本人卻時常來說：『你們如果肯倒向我們這邊，一定給你們每月30萬元。』我們沒有答應，因為知道倒向他們之後，一時雖好，而終究要吃虧的，朝鮮就是先例。」
⋙1937年3月，顧頡剛與禹貢學會同仁在一起。
我們對於他們的處境太同情了，回到北平就去見何應欽，請他從速發款，哪知款尚未發，而為自治會訓練保安警察的韓鳳麟已在北平寓中給軍統特務抓去殺死了。這使我們知道中央政府對於邊疆毫無辦法，毫無信用，只想在小地方占便宜，斷定德王的必變。邊疆人和帝國主義的關係，本不十分密切，但政府定要逼他們倒過去，豈不是幫助了帝國主義的進攻。我看到這種情形，痛心極了，心想蒙古如此，他處不知，若干年後，不是把邊疆送光了嗎？於是就在《禹貢》半月刊里討論起邊疆問題來，也討論起民族史和文化史來。我們接連出了《東北》、《察綏》、《西北》、《康藏》、《回教》、《回族》、《南洋》等的專號。綏遠，因為交通便利，我們又組織了一個調查團前往，出版了一期《河套調查》專號，做最翔實的報告。
張國淦先生是地方志的專家，自己搜集了一兩千部地方志，又天天到北平圖書館去搜材料，作成一部數百萬言的《中國地方志考》。他看了我們的半月刊，引為同調，把他從前辦的培德學校的基地捐給學會，地址在西皇城根小紅羅廠，從此本會有了正式的會所。可是有了正式會所之後就要一筆開銷，他替我們計劃向政府請款。那時翁文灝做行政院秘書長，他從前做地質調查所所長時，張先生做農商總長，曾給以極大的方便，使得調查所的工作迅速開展，禹貢學會既是研究沿革地理和邊疆地理的機關，料想他必能本著「己所欲，施於人」的意義加以扶助，所以張先生寫了一封親筆信，交我帶到南京去見他。哪知他是一毛不拔的人，在秘書長任內每月必有餘款繳還國庫，所以他見了我，竟不考慮地拒絕，只說：「求人不如求己，你們自己去想法罷！」張先生還有幾封信，也得同樣的結果。我沒有辦法，就去見朱家驊，請他想法。他說：「你們學術團體的刊物，照例只有到教育部請求補助，但這種團體太多了，教育部平均分配，所得一定不多。好在你們講的是邊疆，而中英庚款董事會正要辦邊疆教育，你回去備一個正式信來請求補助，我在董事會開會的時候，替你們提出討論。」我聽他的話做了，居然於1936年夏天由董事會通過在一年度內給我們1.5萬元的補助費。我們學會的工作從此有了正常的發展，有了專任的研究員，發表的文章自然有更充實的學術貢獻。可是好景不長，到下一年董事會討論補助費時，就有南京一班中學教員前去包圍說：「禹貢學會可以補助，為什麼我們不能補助！」整整鬧了一天，董事會只得決議，禹貢學會停止補助。事後打聽，才知道這班中學教員是張其昀所策動的，他本辦有《方誌》月刊，歷史較《禹貢》久，成績沒《禹貢》好，所以他一定要擊倒了我們的學會好讓他稱霸。
1937年4月，中英庚款會總幹事杭立武到北平，召集一班對於西北問題有研究的人商談西北教育的補助事宜，我也在內。「七七」事變後，我離開北平，杭氏就派我到西北去就地設計，同行的有戴樂仁（英國人）、陶孟和、王文俊三位。9月中，我們先後到了蘭州。本來補助的區域定為綏、甘、寧、青四省；後來為了綏遠淪陷，寧夏也近前線，縮小為甘、青兩省。我在北平時因注意邊疆問題而接近了回教人士，因接近回教人士而出兩期回教專號。回教人士是不大和外界往來的，往來越少，了解越難，所以外界人只覺得回教的神秘。我去和他們聯絡，他們起初覺得奇怪，後來熟了，就非常的親密，凡由邊地來到北平的教中領袖，差不多全由他們介紹而認識，禹貢學會的名望竟在西北回教徒中建立起來。他們說：「我們所知道的漢人只有兩個：一個是侮辱我們以豬為祖先的婁子匡，一個是好意扶助我們的顧頡剛。」因此我到西北之後，清真寺和伊斯蘭學會、新疆同鄉會都招待起來，而同去的幾位先生，因為向來沒有做這個工作，所以他們也就沒有延接，這未免使人有相形見絀的感覺。同樣，我是做民眾教育的，我要到農村里去調查，除了戴樂仁因為辦合作事業有此興趣之外，其他全要搖頭。這也難怪，住慣現代化都市的人，要他睡土炕、坐騾車、吃削麵，進最不潔淨的茅廁，當然是處處不合的。所以在一兩月之內，到了蘭州和西寧兩個省城，寫了一篇設計報告之後，他們就覺得任務已經完成，乘了飛機走了。我呢，以為要了解西北決不能單看省城，必須到外縣，到邊地去走一趟，才可有親切的了解，才可有合於需要的設計，所以我不走。好在庚款會給我們的旅費還未用完，生活是不成問題的。
他們走後我第一處到臨洮。這是甘肅省里教育最發達的地方，有私人興學的風氣，有的教師為了家中生活有了維持就不支薪水，所以教育經費雖少，而學校數目極多，男孩子都能讀到高小畢業，可說是西北唯一的普及教育的地方。可是學校雖多而經費不足，設備不完，孩子進了學校只是讀教科書，教師也沒有參考材料，等於從前的私塾，所以我覺得應當在那裡辦一「小學教員講習會」，使他們得到教科書以外的知識。我就約了蘭州的許多專家到臨洮，就寒假裡講習三星期，除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常識之外，還講些農田水利、農村衛生、合作事業及抗戰期內需要的國防教育，擴大他們的知識圈，並激發他們對於時代的認識。臨洮一辦，渭源人就來要求了，說：「為什麼單是我們的鄰縣有福呢？」因此，又到渭源去講了一星期。到了渭源，才知道他們教育上的大問題是師資不足，因為這個縣在萬山叢中，交通不便，生產寡少，不但本縣沒有適當的師資，連到外縣去請教員也請不到，所以我就在那邊辦了一個「師範講習班」，以半年的工夫造就一班小學教員。又為西北地區蒙、藏、回、漢諸族雜居，有的地方感情好，不鬧麻煩，有的地方就不然，隔一段時間就斫殺一次，要了解這些事實，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我又到康樂、岷縣、臨潭、卓尼、夏河、和政、寧定等縣走了一周，我明白了這問題的中心癥結，全在於交通的不便，人民不明外間的情形，心胸無從開廣，以致只記得近鄰的恩怨，而又為野心家所利用，加以煽惑，因此弄得草木皆兵，盡人懷著疑懼的心理，碰到一件不幸的事情發生，就猜想是對方的攻擊，於是尋讎生釁，星火化為燎原。要改變他們這種心理，當然以發展交通為最要，和他配合的應是社會教育，因為蒙、回、藏民認識漢文的很少，而又膠執於宗教的成見，以為要他們的子弟進學校讀書就是強迫他們信仰「漢教」，而消滅他們的回教和喇嘛教。為潛移默化計，辦學校不如辦社會教育，因為戲劇、電影、廣播總是他們所喜歡接受的，醫藥也是他們十分需要的，我們應當採取外國傳教士的方式，用這種東西去接近他們，使他們從我們這裡得一點好處和快感，因而引導他們和各種的現代文化相接觸，讓他們自動地感到受教育的需要，爾後我們再替他們代辦學校，這樣，效果固然遲後一點，然而水到渠成，就可以立於不敗之地了。我在臨洮時，曾在省城裡借到一架電影機放映過一回，受到了極大的歡迎，因為臨洮是沒有電影院的，他們還是第一次見咧。臨洮尚如此，何況邊區，所以這個效果是絕對可以把握的。拉卜楞保安司令部有一架播音機，寺院的門口就貼著藏文的抗戰新聞；有一個番女是司令的姻戚，她就會唱《毛毛雨》等廣播的歌曲。西北防疫處在拉卜愣設了一個工作站，連活佛也去打針；有一個番民積著現洋50元，為了家人生病，他把這筆錢送到寺里，請喇嘛唪經消災，然而病沒有好，待工作站設立，一醫就好了，於是他跑到寺里，要求還給他錢，這證明他的信仰已為現代文化所改變了。信仰尚可以改變，生活的改變當然是不成問題的。待到生活改變，漢、蒙、回、藏的人民齊向現代文化走去，再有什麼此疆彼界，也何必再爭什麼你死我活。
⋙1938年1月，顧頡剛等人在甘肅臨洮。
在甘肅跑了一年，我認識了各地方的實際需要，就擬出一個最具體的補助教育計劃。我以為在甘肅辦教育應和別省不同，別省交通比較便利，地方比較富庶，只要省城裡的中高級教育辦得好，外縣青年自然享受得到，而甘肅在山嶽區里，出外既艱難，又因富源沒有開發，人家多窮困，因此青年只能在本縣上學，一定要本縣有了中學，方能受到中等教育；一定要本縣有了女子小學，住在附近的女孩子方能受到小學教育。（那邊人的禮教觀念深得很，除了省城以外絕少男女同學的。）所以為甘肅青年計，應當逐縣設計，方可切合各地的需要。否則無論省城裡點綴得天花亂墜，和全省青年還是不能發生關係的。為了針對這種情形加以補救，我擬了一個實驗區的計劃。不過這裡的實驗區和別省的實驗區不同，別省選了一縣做實驗區，這一縣實驗好了，就可以推廣到多少縣，甘肅則應當設立許多種的實驗區，或注重師範教育，或注重職業教育，或注重邊疆教育，或注意社會教育，跟著調查的報告而定其推廣的區域。例如，回教徒本來只讀《可蘭經》，不讀漢文，現在感到時代的需要，也有讀漢文的了，可是他們的阿訇不能教，又不願請漢人做老師，於是在回、漢雜居的區域裡，雙方的兒童便不能受同等的教育，心理上的隔閡終沒法打開，所以我們在這種地方，急須開辦「阿訇訓練班」及「回民師範學校」，培養他們自己的師資。又如喇嘛教區域裡，人民以為送小孩進寺院做喇嘛便是受教育，政府設立的新式學校往往被他們迫害，應當像我上面說的辦社會教育，但有些地方已比較開通，如卓尼禪定寺的宋堪布，他到過沿海諸省，深感不識漢文的不便，主張在寺里設半日學校，讓小喇嘛半天讀經，半天讀漢文，這當然是該採取的辦法。又甘肅天然富源極多，只是沒有開發。例如隴西縣，燃料貴極了，做一次飯，燃料價比食物高一倍，所以許多人家，半月烘一次餅，吃到十天以後已經酸壞，但還是非吃不可，然而附近山里就有煤礦，倘使政府能替他們開發，同時創辦一個採礦職業學校，培養一班開礦的技術人才，則將來既可「就地取材」，也便「就地取才」，豈不大好。此外，有大批的牛皮和羊毛，就可辦製革學校和紡織學校；有滿山繁殖的馬蓮草，就可辦造紙學校；有玻璃砂，就可辦製造玻璃學校；有當歸等藥物，就可辦藥物學校。又甘肅本來木材甚多，因為多少年來只砍不種，以致燃料大成問題，只有蒙、藏區里因為燒牛馬糞的緣故，保存得一部分森林，所以燃料特別缺乏的縣裡，應當設林業學校，從事栽培。又甘肅蒙、藏人富而回、漢人窮，由於蒙、藏人畜牧而回、漢人耕田，寒期既較久，只有夏天一熟，然而夏天多雹，往往一下雹子，就把農產物全部打壞，一年收成因此無望；應當在回、漢人區內獎勵畜牧，設立畜牧學校，改若干山田為牧場，使得他們可以避免天災的損害。能夠這樣，生產和教育合而為一，教育有了生產的後盾，那就只有繁榮，不會衰落。甘肅如此，推廣到綏、寧、青、新，不是整個西北都變變樣子嗎？這篇報告書寄到庚款會，杭立武覆信說我「計劃周詳，條理綿密」，但一條也沒有採用；他仍用了他們幾位的計劃，在蘭州辦一個「科學教育館」，在西寧辦一所「湟川中學」。他所以這樣對我，就是葛武棨在外邊攻擊我，而某君在裡邊攻擊我，我的內憂外患太多了！
西北之行深入了農村，使我對於帝國主義的獰猙面目認識得更清楚些。基督教在西北傳教本來是極困難的，因為那邊的人，蒙、藏民信喇嘛教，回民信回教，是先天所註定的，斷不會信基督教，他們所能拉攏的幾個教友只限於漢人。但是到西北的外國傳教士則處處有之，在邊地里沒有漢人的地方也都有他們的工作站。他們到西北來是當做終生職業的，有的已來了三四十年，說的話完全和當地人一樣，教士的太太也梳了七八十條小辮同番女一樣。他們不求傳教，唯做聯絡，向當地人民挨家送禮：這家送茶，那家送面，又一家送布，攪得非常融合。他們替番民照相，揀鼻子較高，眼睛較深的，取出來給眾人看，說：「你們瞧，你們不是和我們同種嗎！你們本來也是西方人，流落到中國來的，咱們是一家人！現在中國政府欺侮你們，我們來幫你們抵抗！」於是許多的槍械從印度輸入西藏，再送到西康和青海，以及滇、蜀、甘、新的邊沿，所以邊民家家有槍彈，他們也常常拿來供部落間的打仗。這些傳教士的工作站里大都有無線電，向國外通報。我曾在一位到邊區做縣長的龔瑾家看到一張地圖，名為The Map of Great Tibet ，把喇嘛教所達到的區域除了滿洲、蒙古之外都算做西藏，這是他在一個傳教士旅行中遺忘了的東西里撿出來的。我看了這種東西，心想：日本人造「偽滿洲國」，稱為「民族自決」，這種事大家知道是假的，「滿洲國」有幾個滿洲人。但是這個「大西藏國」如果真的建立起來，稱為「民族自決」是毫無疑義的，因為他們有自己的血統、語言、宗教、文化和一大塊整齊的疆土，再加上帝國主義做後盾，行見唐代的吐蕃國復見於今日，我國的西部更沒有安寧的日子了。因此在離開甘肅之後，常把這些見聞告給人家，以為外國傳教士應盡數驅逐出去。可是政府的高級人員總覺得這事的關係太大，不便一下子徹底地干。我只有常向人家說：「這次的國難是東北問題造成的，諸位不要以為這次國難終止之後就沒有事了，須知西北和西南的問題更嚴重的階段在後來呢！」
為了對於邊疆問題排解不開的心情，一心要做曲突徙薪的謀劃，所以於1938年冬到了昆明之後，就在《益世報》上編了一個《邊疆周刊》，集合許多朋友來討論。我曾在這刊物上發表《中華民族是一個》的一篇文字，主張中國沒有許多民族，只有三種文化集團——漢文化集團、回文化集團、藏文化集團。中國各民族經過了數千年的演進，早已沒有純粹血統的民族。尤其是「漢族」，這名詞就很不通，因為這是四方的異族混合組成的，根本沒有這一族。如滿族，在沒有入關的時候是自成一族的，入關後就接受了漢文化而成為漢文化集團的一員了。如蒙族，現在固然還自成一族，但因信仰喇嘛教的緣故，一切接受了西藏文化，也成為藏文化集團的一員了。回族一部分是由阿拉伯、土耳其等處來的，但大部分則是西北各省的漢人信仰回教的（也有些是蒙古人信仰回教的），所以也只該稱為回文化集團。
⋙1938年2月，顧頡剛等人在甘肅渭源。
這三種文化，漢文化是自創的，藏文化是取於印度的，回文化是取於阿拉伯的，一個中國人可以隨著他的信仰而加入一個文化集團，不受限制。我為什麼這樣說？因為我到西北時，在民國十七年「回民大暴動」之後十年，在這暴動區域裡，處處看見「白骨塔」、「萬人冢」，太傷心慘目了；經過十年的休息，還不曾恢復元氣，許多的城鎮滿峙著頹垣殘壁，人口也一落千丈。到西寧時，一路上看見「民族自決」的標語，這表示著馬步芳的雄心，要做回族的帝王。我覺得如果不把這種心理改變，邊疆割據的局面是不會打破的，假借了「民族自決」的美名，延遲了邊民走上現代文化的日期，豈不是反而成了民族罪人。所以發表這篇文字，希望邊民和內地人民各個放開心胸，相親相愛，同為建立新中國而努力，揚棄這種抱殘守缺的心理。這文發表後，聽人說各地報紙轉載的極多，又聽說雲南主席龍雲看了大以為然，因為他是夷族人，心理上總有「非漢族」的感覺，現在我說漢人本無此族，漢人里不少夷族的成分，解去了這一個癥結，就覺得舒暢得多了。
1939年秋，我到了成都，集合同志創辦「中國邊疆學會」。適值馬鶴天（今在民族事務委員會）在陝西、黃奮生（今在西北大學邊政系）在重慶，各不相謀，成立了「中國邊疆學會」。社會部通知三方面，說你們三個會性質既同，名又不異，應當合併起來；我們就照辦了，以重慶的一個為總會，陝西、四川為分會。會員共有六百餘人，凡邊疆的知名之士和內地人對於邊疆有研究的都網羅在內。其後雲南、西康、甘肅諸省也都設有分會。分會有《邊疆周刊》，總會有《邊疆月刊》，也算有些表現。只是幣值日跌，捐來的款無濟於事，各會員又為生活壓得喘不出氣，無心研究，加以轟炸嚴重，圖書疏散，收集參考材料極端困難，要組織旅行團更談不到，所以一天天地消沉下來，直到去年就只得聽其死亡了。
我怎樣厭倦了教育界
從前人講韓信的故事，說他「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句話大可說明我和北京大學的關係。我是民國二年就進北大預科的，可以說是一個「老北大」。自民九本科畢業之後，留在本校當助教，直到張作霖入關才離開。在這六年中，因為管的是國學研究所的編輯事務——《國學季刊》、《歌謠周刊》，所以可以儘量讀書寫作。那時的北大是全國知識分子所仰望，而我操著刊物的筆政，所以每發表一篇文章就為全國人所傳誦稱道。我聲譽日高，許多大學請我做教授、做主任，我舍不掉北京這環境，只是不接受。直到奉軍來了，聽說通緝的黑名單里也有我，所以不得不走，而任教於廈門大學。我沒有經歷講師和副教授兩種階級，直從助教升為教授，這是在一般情形里所沒有的。從此到現在，我教了12個大學，東南西北都走遍了，這教書的職業成了打不破的飯碗。這實在要謝謝北大給我的恩惠。可是我許多年來所受到的打擊，所發生的煩惱，也大都由於我是北大出身的緣故。這些事本是我私人的，不應當公開；但因不說這些即沒法了解我近年所以竭力想退出教育界而從事於商業的原因，所以我還是寫出這一章。
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釘子是魯迅對我的過不去。因為《魯迅全集》里說到這事，所以許多朋友也常來問我，我現在借這機會和盤托出。
北大自從蔡先生做了校長，引導學生自由思想並做社會活動，積了四五年的力量，於是有五四運動的軒然大波，北大就一躍而成為全國政治和文化的領導者。因為成功太快，所以不幸的根苗也就伏在裡面。蔡先生組織教授會，定出教授治校的辦法，因此教授就有了權。權之所在成了爭奪的目標，於是馬上分成「英美派」和「法日派」兩大系，用團體的力量做鬥爭的工作。校里要請一位教員，他如是美國留學的，那麼「法日派」里必定提出一個他們的人，要求同時通過；「法日派」如果先提出，「英美派」也必要這樣以保持其平衡。假使單是這樣，還不妨事，而無如「法日派」的後台乃是李石曾，他是蓄意打倒蔡孑民的。李氏前在法國辦進德會，辦勤工儉學團，辦中法大學，蔡先生無不與之合作，他回國後蔡先生又請他到北大來教授生物學，我想蔡先生決不會有對不起他的地方。但是五四運動以後，蔡先生聲望委實太高，在全國人的心目中成了一個教主，也許李氏為了這點而吃醋。李氏是法國留學的前輩，他在北大里當然成了「法日派」的領袖，但他不大出面，而專是利用別人來替他干。他當時辦有中法大學，又辦有孔德學校，適值北京政府積欠學校薪水，北大同仁無法存活的時候，凡是接近他的人都要插在他的學校里，所以他的勢力就逐漸大起來。他不搶北大，因為知道「英美派」人多，他搶到手也是麻煩；他專搶北京的各專科學校，搶的方法就是把原來的校長罵倒，或利用學生要求「改大」，爾後他介紹新校長給政府，這個學校就成了他的了。最明顯的一個例，就是他利用魯迅、周作人在報上攻擊女師大校長楊蔭榆，爾後他介紹易培基為該校校長。現在《魯迅全集》俱在，請大家看看，楊蔭榆果有何種不可恕的劣跡，李石曾這人會播弄人家，使得人家在不知不覺間給他用了。如魯迅、周作人，我相信他們決不會甘心情願幫李氏搶地盤的，只因他們會寫文章，李氏就叫人激動他們，使他們自己覺得發於正義感而攻擊楊蔭榆了。
當時「英美派」和「法日派」各有兩種刊物——「英美派」是《現代評論》和《晨報副刊》，「法日派」是《語絲》和《京報副刊》——老是相對地罵。有許多事，只有北大里知道，外邊人看著也莫名其妙；但這種罵人的輕薄口吻卻是傳播出去，成為寫文章的技術了。我在當時，深不願參加他們的陣營，但因師友間都是極熟的人，來邀請時又不容不做，於是就把我研究的古史問題短篇考證送去登載。我既非英、美留學，也非法、日留學，我的地位本來是超然的，我以超然的態度對付他們豈不很好。但問題又來了，我的上司並不願意我超然。當時北大有「三沈」、「二馬」之號：「三沈」是沈士遠，沈尹默、沈兼士兄弟；「二馬」是馬裕藻、馬衡兄弟。他們結成一個團體，成為「法日派」的中堅，魯迅、周作人所以常寫罵人文章就是由他們刺激的。其中沈尹默尤能策劃，所以他的綽號是「鬼谷子」。當陳獨秀辦《新青年》時，他本來也是寫文章的一個，他的新詩很有名，但他看著陳、胡的勢力日漲，安徽人壓倒浙江人（「三沈」、「二馬」均浙江籍），總覺得受不了，所以他發動北大取消「分科制」，校長直接管各系，這案通過，文科學長陳獨秀就不得不去職了。因為他能策劃，所以李石曾特別器重他，托他主持孔德學校，後來又主持中法庚款。我在北大畢業後回校工作，是胡適之先生的主意，他因助教薪水開頭只有50元，知道我有一妻二女，這點錢不夠用，拿他私人的錢每月借給我30元（這筆錢我後來已還清），那時派給我的職務是圖書館編目。後來國學研究所成立，沈兼士先生又把我調到研究所。這一調固然更適於我的讀書，可是「兩姑之間難為婦」，我的厄運就此開頭了！胡先生寫了文章交給我，我在研究所的刊物上登了出來，沈先生就發怒道：「他不是研究所的人，為什麼他的文章要登在研究所的刊物上！」其實，胡先生明明是研究所的委員，而且是研究生的導師。有一回，沈尹默的女婿某君，在南池子開印刷廠的，為了發展業務，邀請北大教授編纂教科書，借研究所地方開一次商討會，為了派別關係，當然不通知胡先生。可是，胡先生是一個歡喜管事而又很天真的人，聽了這消息，就打電話給沈先生說：「你們開會編教科書，為什麼不通知我？」沈先生答道：「我是囑咐頡剛通知你的，恐怕他忘記了吧？」這樣一來，這責任就落到我的頭上，好像顧頡剛已投身於「法日派」，有很深的黨見似的。我的為人只能行其心之所安，寧可兩面不討好，不願兩面都討好的，所以我和沈先生就漸漸疏遠起了，他當然對我很不高興。自張作霖入關，傳說開出的黑名單上有一百多人，平日在社會上露些頭角的人都在內。適會廈門大學校長林文慶找北大教授林玉堂回去做文學院長，並請他籌備國學研究所，於是他請了北大好多人前往，充實這兩個機關，而風潮以起。
廈大在那時是陳嘉庚獨資創辦的。他的橡皮生意好學校就可發展，生意壞就須緊縮。閩南一帶大都做南洋的商業，很少人從事文化工作，他覓到一位林文慶博士，是學法律的，請他做校長。可是這位校長從小在外國，到這時年已六十餘，不懂得漢文，一切漢文文件均由秘書兼理學院長劉樹杞代看，因此劉氏成了實際上的校長。這個學校是行獨裁制的，和北大「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大不相同。林玉堂在北大里呼吸自由空氣慣了，回到家鄉，只覺得和這位校長和這位秘書格格不入。北大里有光榮的歷史，為全國所矚目，當然出來的人不免趾高氣揚一點。因此，不到兩個月工夫已經相持不下。林玉堂一心要把劉樹杞打倒，可是你越攻擊他，林文慶就越相信他。不久林文慶就宣布「陳嘉庚先生因為橡皮落價，要把國學研究所經費大量縮減」。
⋙蔡元培、宋慶齡、魯迅、林語堂等人與蕭伯納在一起。
顧頡剛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釘子是魯迅對他的過不去。
那時林玉堂從北大請去的人，沈兼士是國學研究所主任，魯迅、張星烺和我是研究員。文學院裡有潘家洵、陳萬里、孫伏園、羅常培、容肇祖等。魯迅在北京是罵慣人的，到了廈門，知道林玉堂受屈，也就大罵林文慶和劉樹杞，並寫文章在上海報上發表，好像林文慶的壞足和楊蔭榆、章士釗鼎足而三。有一次校長請客，席間，他說：「廈門盡多有錢人，眼看廈大經濟困難，一些也不肯幫助。如果有一個人肯出一個銅子，我們就請他當董事！」魯迅就站了起來，從口袋裡挖出兩毛錢，遞給校長，說：「我捐兩毛，可是我不想做董事！」林玉堂的哥哥玉奇一向以「傻」出名的，也跟了魯迅捐出兩毛。這一回，這位校長真下不了台了，這個宴會就不歡而散，學校里的空氣越來越緊張。
就在這時，魯迅和沈兼士就橫生枝節，攻擊到我的身上。沈先生對於我的不滿意，上面已說到；魯迅則因我在《語絲》、《現代評論》幾種刊物上都寫文章，久已嫌我為「騎牆派」。這時恰巧有一位胡先生的同鄉青年程憬在清華研究院畢業後尚未就事，要我替他在廈大里找一個助教職位，這位青年也真冒失，沒有得到我的回信已搭船到了廈門，我非替他加緊進行不可，魯迅就說我「要在廈大里造成一個胡適之派」；繼而又說：「廈大里胡適之派攻擊魯迅派」；繼而又說：「顧頡剛是研究系」（研究系是憲政研究會的簡稱，在那時研究系是反對國民黨的）。有一個學生質問他：「你說他是研究系，有什麼論據呢？」他盛氣地答道：「這要什麼論據，我說他是研究系就是研究系！」這位學生倒也幽默，出而告人道：「恐怕顧先生在研究所工作多年所以成了研究系罷！」學校當局為了減低風潮計，看魯迅們攻擊我了，就來拉攏我，說：「即使研究所停辦，你和張星烺兩位千萬不要走！」當局一用這分化手段，更像我聯絡了學校來攻擊「魯迅派」了。那時真使我精神苦痛到極點。到今二十餘年，想著還是心悸。
廈大的風潮消息傳了出去，廣州中山大學的委員會只知廈大鬧風潮而不知道魯迅和我的糾紛，決議延聘魯迅和我二人前去任教。適值孫伏園到粵參觀，校中就把兩份聘書交給他轉，他回到廈大，和魯迅商量的結果，把我的聘書銷毀了，魯迅獨自前往。我蒙在鼓裡，毫不知道。魯迅既走，風潮更難收拾，學校長期停課。我那時彷徨得很，心想：魯迅雖對我攻擊，北大出來的團體還是團體，我為顧全團體的名譽計，在林玉堂弟兄及其他同仁被解聘的時候不該不走；可是在這國民革命的時候我走向哪裡去呢？不久，中大來信催我了，我才知道有聘我這一回事，便束裝前往。
論理，魯迅在廈大里已經這般攻擊我了，現在他在中大，我又到中大去，不是自投羅網嗎？但我如不離開廈大，魯迅更要宣傳我是林文慶的走狗，攻擊起來更加振振有詞，我也更沒有法子洗刷。我現在到中大，他至少不能說這句話了，看他用什麼方法對我。我第一天到了廣州，第二天魯迅知道了，就對學生說：「顧頡剛來了，我立刻走！」他就不上課了。學校里為他罷了三天課。可是我的成績也為學生所知道，所以他們並不逼我走。學校當局起來調停，一方面派我到上海、蘇、杭一帶購書，一方面也批准了魯迅的辭職書。
⋙顧頡剛和中山大學的同仁在一起。
顧頡剛被聘到中山大學，適魯迅在那裡。顧頡剛第一天到廣州，第二天魯迅知道了，就對學生說：「顧頡剛來了，我立刻走！」他就不上課了。
當我在杭州買書的時候，接到一位朋友的信，裡面附了一張《武漢日報》的副刊，這副刊是孫伏園編的，所以登載著魯迅給孫伏園的一封信。上面說：「我萬想不到，那個攻擊民黨使兼士憤憤的顧頡剛竟到中大來了！中山大學是國民黨的大學，會得延請了顧頡剛，真是『天下老鴉一般黑』，所以我只得退了出來。」我在廈門時，他說我是「研究系」，不過罵我參加了國民黨的敵黨；這次竟把「攻擊民黨」算做我的罪狀，而那時的民黨除了國民黨外更無別的，在這國民革命的時候加我以反對國民黨的罪，而且登在國民黨的報紙上，是不是要致我於死地？這未免太狠毒了。所以我就給他一封信，要在法庭上辨一個黑白。他究竟沒得到我的反革命的證據，所以我秋間到廣州時，他已離開了那裡。
在中山大學不及二年，受了中央研究院的聘而離開（見前），但為了北大老同學的攻擊，竟沒有進成。所以然的原因有三：第一，一件事我不做則已，做便拚命干，所以必然有些成績，一有成績大家便側目而視，以為我喜出風頭，有意壓倒別人。我在中大，除教授之外，兼史學系主任，又兼語言歷史學研究所主任，又兼圖書館中文部主任，日常的工作已經不勝其忙；而我又為獎進青年，提倡研究的風氣，出了三種周刊、二種叢書，新書接疊地出版，使得一班同事眼裡冒火，說：「中山大學難道是顧頡剛一個人的天下！」可是我何嘗阻止別人的努力，你們有學問、有力量，為什麼不用出來呢？第二，那時中大的教授很多北大出身，我是民九畢業的，盡有民初及民七、民八畢業的，他們自視為前輩，然而風頭出不起來，仿佛他們所以不出風頭完全受制於我，所以越是老同學越攻擊得厲害，正合於諺語所謂「熟皂隸打重板子」。第三，學生對我的獎進扶掖極願接受，他們沒有研究的題目我就替他們想，他們找不到材料我就替他們找，他們作的文章詞不達意我就替他們改，一個大學生經過兩年嚴格的訓練，也盡夠入學問之門了。那時有一個最喜歡打扮的女生，教師們以為沒有法子訓練的，在我的指導之下也居然上了路，大家說是奇蹟。所以我的離開中大，許多學生是依依不捨的，有一個學生竟休了學而隨我北行了。可是學生越對我好，同事們就越對我吃醋。直到現在，中大同學想起那時還覺得是一個「黃金時代」，他們不知道有一個為了創造這「黃金時代」而受了無數的明槍暗箭，以致遍體鱗傷的人。
進了燕京大學，這是一個陌生的環境，又不擔負行政責任，起初幾年很好。但一做了民眾教育的工作，學生自然來了，尤以民族解放先鋒隊為多。一經學生的擁護，事情既忙，學校當局也就另眼看待，有的時候為要對付教員及學生就要拉我出面。例如「鄭振鐸解聘事件」，本來是吳雷川校長的意思，因為他作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錯誤太多，給國文系學生吳世昌揭發出來，登在報上，妨了校譽，所以要辭掉他。又因國文系教授馬季明上課敷衍，聞宥和鄭振鐸積不相能，形勢洶洶，工作停頓，要把三個人同時去掉，組織一個「國文系審議委員會」處理此事，我既非文學院長，又非國文系教授，關我甚事，乃偏偏要套在我的頭上，使人疑心我排擠振鐸。歷史系主任洪煨蓮本來是極意拉攏我的，自有此事，因為鄭振鐸是他的同鄉，馬季明是他的死黨，疑心我要拆他的台，因此對我攻擊。我為了研究《尚書》，先編《尚書文字合編》、《尚書通檢》、《尚書學討論集》數種，向哈佛—燕京學社請款美金2000元。《尚書通檢》已出版，《尚書文字合編》刻成了十分之八，《尚書學討論集》已抄數百篇，也印出一部分。抗戰既起，我離開燕京，他把我告到哈佛—燕京社的總幹事G. Elisseeff處，說我拿錢不做事，這位總幹事就給我來信，要我退還這筆錢。在抗戰時期幣值大跌的時候，逼我拿出2000美金，不是要我的命嗎？我還了一封信去，說：「請你查查哈佛大學的圖書館，是不是有我編印的《尚書通檢》和《尚書學討論集》？還請打聽北平文楷齋刻字鋪，是不是刻了《尚書文字合編》？」這信去後就沒有事了。但這種手段，可不使人害怕？
說到這裡，又要提起那位處心積慮攻擊我的老同學羅常培。他是民八北大國文系畢業的，和傅斯年同班，可是傅辦的是《新潮》，他辦的是《國故》，這個《國故》是走黃季剛路線的，兩種雜誌代表了國文系的新、舊兩種思想。當我到廈門時，他就囑我介紹進廈大。我到中大時，他又囑我介紹進中大。中大的文學院長是傅斯年，我向他介紹了。他說：「羅常培是《國故》派，我不要！」我說：「他的思想是另一問題，他的音韻學確實不錯，你就聘了他罷！」結果，他的事情成功了。可是他進了中大之後，盡在傅氏面前破壞我，我們十餘年的友誼完全毀了。後來我到燕京，北大招我兼課，有一次胡先生召開風謠學會，寫上我的名字，他就說：「顧頡剛不是北大的人，為什麼寫他上去？」後來我在昆明雲南大學任教，他在西南聯大任教，聯大的學生有來聽我課的，又有和我通信討論學問的，他就斥責學生道：「顧頡剛不是聯大的教授，你為什麼和他往來！」有一個學生寫了一封哀婉的信給我，說：「並不是我們疏遠了你，我們在這樣的環境中是沒有自由的。」
在昆明住了不到一年，我到成都，任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我和齊大向無淵源，他們的請我是由張維華介紹的。張維華齊大畢業，入燕大研究院肄業，上了我兩年的課，後來他又回到齊大教書。抗戰後齊大內遷到成都，他是齊大校友，主張恢復國學研究所，請我當主任。我因免得在昆明受羅常培等的氣，慨然應允。我的意思，在抗戰期內，我既不能投降敵偽，就在齊大歇腳；待到抗戰結束，這研究所的根基已打好了，我就離開齊大，把研究所交張維華接辦。不知道他所以拉我到齊大的原因，是為想把持研究所，要我當個傀儡主任。但我的負責任的精神使我不能當傀儡，他就感到礙手礙腳，聯絡了錢穆來倒我。說到錢穆的起來，我應當擔負一半的責任。他在中學讀書時，為了鬧風潮被開除，當了十年的小學教員。但因他實在用功，課餘常寫文章，所以為中學校長所知，升任了中學教員。又做了八九年，他的著作出版得更多了。我還到家鄉，他把《先秦諸子系年考辨》的稿本給我看，我想不到一個中學教員能有這樣的成就，就把他介紹到燕大做講師。過了一年，北大要請一位中國通史的教員，我又把他薦去。他是自學進修的人，有這樣成功當然值得驕傲。但在北平的環境裡，究竟專家多，要驕傲也談何容易，所以他還可以專心讀書寫作。後來流亡到昆明，因為他孤高，所以也為羅常培所排擠，他就搬出了聯大的宿舍，住到宜良去，有課時乘火車來。我為他這般生活太不安定，又介紹他到齊大。但成都的空氣和北平大不相同，那邊是有三四百種大小宗教的地方，佩服一個人時總喜歡捧他做教主。錢穆能言善辯，在華西壩上課時，不但齊大學生來聽，其他各大學的學生也來聽，城裡許多中學教員也來聽，以至課堂容不下，每次上課必在大禮堂，使他覺得自己真成了聖人，驕傲的氣焰撲人慾倒。張維華看他有如此的社會地位，就聯合了他來打擊我，想入非非地造出謠言來。我受不了這種侮辱，於是我到了重慶，而和國民黨發生了些關係。
在現在時代，人家看了我這章文字，不免要說：「你有了這樣的社會地位，又有學生做後盾，你怕他們什麼！人家給你打擊，你也以拳還拳好了，何必這樣處處退讓，讓他們高興！這真是小資產階級的懦弱性的表現！」但我之所以這樣，因為我的唯一目的是研究學問，如果我和人家鬥爭，固然未必失敗，但這塊地盤到手之後，一定是丟不掉的包袱，從此我只能終老在這塊地盤上，成了一個正式的「學閥」，研究工作就永遠無望了。現在的生活固因漂泊而不安，但肩上總是輕鬆的，只要有適當的環境，立刻可以做理想的腦力勞動，實現多年期望的生產計劃，豈不更好。
我怎樣脫離了國民黨
在我年輕時，國民黨在孫中山先生領導之下是唯一有辦法、有希望的政黨。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停靈在社稷壇，我去瞻仰他的遺容，又讀了他的《三民主義》，心悅誠服到極度。國民革命後，我第一次看見做紀念周，感動得流淚，心想從此中國得救了。可是在那時我已走上了研究學問之路，我自省沒有政治才，我不願參加政黨，所以有人拉我進黨時我都拒絕。到了中山大學，黨費是在每月薪金里扣除的，然而並不做黨員。
1936年，我為辦民眾讀物，到南京捐款。那時政府正諱言抗日，一班官員，自然奉命唯謹，所以捐不到多少錢。只有朱家驊說：「這件事情可以喚起民眾的民族意識，是極重要的一件事。由你出來做，更好。我可以在中央黨部里替你弄些錢，只是有一樁，你須得入黨，否則以黨內的錢供黨外人花是說不過去的。」我為要事業成功，不惜犧牲了平昔的主張，就答應了。為了我已有社會地位，所以不曾經過預備黨員這個階段，立刻做了正式黨員。這是我入國民黨的一幕。可是我雖入了黨，始終沒有參加過區黨部的集會。
在這裡，我應當說明朱氏和我的關係。當民國初年，北大設有預科，分甲、乙兩部：甲部是準備學文科和法科的，讀英、法兩種文字；乙部是準備學理科和工科的，讀英、德兩種文字。朱氏初到北大，是教德文的預科講師，那時我已入本科，不曾相識。後來他留德歸來，任北大地質系教授，其時我在國學研究所工作，難得見面。不過那時我發表的文字太多了，也使他注意到我。國民革命時，他任中山大學的委員，主張請我去也有他的成分。我去後碰到魯迅辭職風潮，受了購書的任務，一共花了10萬元，得到五六十萬冊，充塞了中大許多間屋子。以一暑假工夫有此成績，頗使他驚訝。後來他做了浙江建設廳長，到杭州，那裡是我買書最多的地方，他聽了書肆里講我的故事，說：「送他書也不要，自己要的書也花錢買，這是從來為公家辦事的人所沒有的。」使他更要拉攏我在一塊做事。他雖做廳長，仍兼中大副校長，隔幾個月來一次，我向他請求設備費、印刷費，他無不批准，所以我在中大里可以做出許多事來。到1929年，我要離開中大，他一定不答應。但因他不在廣州，沒法阻擋我的行程。我終於到了燕大，他也沒奈我何。這時我既從事民眾讀物，他就表示他的同情與協助，而把我拉進了黨。
⋙顧頡剛在重慶北碚。
1941年，我在齊大，他連來許多函電，要我到重慶去辦《文史雜誌》。我很奇怪，為什麼在這抗戰緊張的時候要辦這種太平時候的刊物，我辭謝不去，但他仍是不斷地來催我。恰巧在這時候，張維華和錢穆合力倒我，我想：成都既不可留，還是到重慶去罷，就於「大隧道慘案」那一天飛去了。見面之後，我問他辦這個刊物的原因，他說：「抗戰以來，物價日高，一班大學教授生活困難。政府正替他們想辦法，這個雜誌就是辦法的一種，要使能寫文章的文學院教授們得到些稿費做生活的補助。」我又問他：「為什麼一定要我來呢？」他說：「這個刊物雖是黨部里辦的，卻是純學術性。以前盧逮曾主編，但他沒有學術地位與號召力，決不能編好，所以非請你來不可。」那時朱氏是中央組織部長，吳鐵城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這個雜誌社是屬於秘書處的。社長是葉楚傖，我是副社長兼總編輯。葉氏多病，長住山洞林主席官邸內養病，我只見了一次。當時決定社中經費每月8000元，開頭是夠用的，但後來就越過越難。我與吳鐵城素無淵源，他又是一個標準的「官僚派」，氣味不相投，我就不願去看他。經費不夠用時請求增加，他老是不理，所以《文史雜誌》的稿費愈來愈低，落到水平線以下，所謂補助文學院教授這句話畢竟成了空話，好稿子也沒得來了。大約吳氏受了「二陳」的暗示，要逼我自請停辦，但我是吃苦吃慣了的，還撐得下去。直到1945年2月，我在文化界發表的要求召開臨時緊急會議，組織戰時全國一致政府的宣言上籤了名，經費才真的停了。但我還靠中國出版公司的資助，這雜誌沒有停。到勝利後這公司關了門，我還交文通書局出版。直至金圓券發行，市場大亂，書肆無法再出，然後咽了氣。
「二陳」對我的攻擊可以說是很嚴重的。我在北平辦民眾讀物，他們諷市黨部來彈劾我，已見前章。這次又斷絕我的經濟來源，要逼倒《文史雜誌》，可說是第二次。我對「二陳」，向來不熟，無恩無怨。他們所以要這樣打擊我，目標原不在我而在朱，唯恐朱的勢力大過了他們。所以有一年，「中全會」朱氏被選為考試院副院長，他們就造謠言，說：「朱家驊要辭去教育部長，新任是顧頡剛了。」有人來告我，我莞爾道：「連一個小小的《文史雜誌》社還辦不好，哪能管教育部！」
朱氏要我到重慶，並不專為編《文史雜誌》，而是要我幫他做邊疆工作。他在組織部里辦了一個邊疆語文編譯委員會，他自兼主任委員，要我做副主任委員。我說：「我雖極熱心於邊疆工作，但我是半路出家，不懂得邊疆語文的，我負不了這個責任。既經部里要辦這個機關，我介紹韓儒林君何如？他是懂得蒙、藏文的，又是蒙古史專家。」他聽了我的話，趁著到成都的方便，親自到韓家去訪問，回來對我說：「我很感謝你，這位先生真是一位專家。但他正患肺病，應當靜養，你代他一個時候何如？」我沒法拒絕，只得應承。這個會在我計劃之下，請了許多蒙、藏、阿拉伯、暹羅、越南諸種語文的專家，先譯《三民主義》，次則準備譯《論語》、《孟子》等書，希望邊疆各族及和我國接境的各族能了解中國文化及其前進的道路。本來這項工作可以干好，但因我那時已在中央大學任教，我不能常到會裡去，一星期只到一兩天，實際主持會中事務的是邊疆黨務處處長李永新，他是C. C. 系的分子，不願朱氏搞好這個機關，所以用消極方法來破壞，工作就很難推動。朱氏對此事固然熱心，但他太忙了，平均一天見80個客，夜中看100多件公事，又有開會交際等務，向他當面講好的事也往往忘記辦。我覺得，如我只用做官的態度敷衍下去，我良心的痛苦更要加甚。所以管了一年零四個月之後，我就下了一個決心向朱氏辭了職。
到重慶不久，政府任顧孟余為中央大學校長，他邀我做史學系主任。我說：「我是北大出身，中大和北大向來不能沆瀣一氣，如果我做史學系主任，恐怕又鬧出麻煩來。如果一定要我擔任些事務，我做個出版部主任如何？」他就任我為史學系教授兼出版部主任，我們籌劃出文史哲、科學、社會科學三種季刊以及分院的叢書，可是不久就碰了壁。顧氏本是改組派，屬於汪精衛一系，抗戰起後住在香港。汪氏想組織偽政府時，他竭力反對，為避免汪氏的拉攏，便遷居到重慶。蔣氏要他做官，他不肯，因此免了中大校長羅家倫的職而改任他。他自從鐵道部下野之後，十年沒有做事，把全國新出版物讀了不少，國內各方面的專家都給他登記起來，論理，他做了大學校長一定可以做出一點事。不幸教育部長是陳立夫，他是只知有系而不知有黨，只知有黨而不知有國的人，在他極端褊狹的心腸中，總想把C. C. 系統一全國大學。西北臨時大學本來徐誦明做得很好，他派張北海做該校法學院長，帶了手槍去發給學生，教他們鬧起風潮來，就把徐氏逼走。中央大學，他滿意把校長一席位置他的部下，不料蔣氏下了手諭派顧孟余，勢不可挽回。顧氏行輩資格全出陳氏之上，又沒法使他屈服在C. C. 系統之下。於是他就用「經濟封鎖」的辦法來對付他。本來學校的經費以經常費為主、臨時費為副，但到這幾年，幣值慘跌，變成了以臨時費為主，經常費已不足輕重。那時適值沙坪壩大轟炸，中大校舍毀壞甚多，要重行修建，到教部請款。教部批道：「修建費暫由該校自籌墊付，俟完成後再由本部撥給。」待到完成，這筆錢左催右催再也不來。第二年，教育部下了一道命令道：「近來淪陷區青年來後方的甚多，該校應大量增加新生名額，俾不致耽誤其學業。」顧氏遵了他的命令，增加名額四百。到快開學的時候，教部又派了400名來。既增出800名之多，課堂、宿舍、飯廳等不夠用，又該蓋房子了；學生既多，教員也必增請，教員宿舍又須添蓋了。再去請款，教部仍批令先行籌墊，到造好時依然不付。這兩次建築費使得顧氏負了800萬元的債，他相識的銀行已經不能再幫他的忙了。那時是1942年的冬天，800萬元實在是一個極重的負擔。他無可奈何，去見蔣氏，請求辭職。蔣氏問他原因，他說明前情，蔣說：「這有什麼困難呢，只要你來一個呈文，由我批交國庫，發出就是了！」顧氏滿心以為問題解決，就去了一個呈文。哪知道陳果夫是侍從室第三處主任，這呈文落在他的手裡壓了起來，再無回音。蔣氏事忙，早已忘記。顧氏是一個有骨氣的人，他決絕辭了職。自1941年秋，到四三年春，他做了不到兩年的校長，天天做無米之炊。窮得校中生不起爐子，全校師生沒有熱水喝，教員上了兩堂，口渴了，跑到中渡口茶坊中喝水去。學生亦然，和教員做了茶侶。至於窮學生沒錢上茶坊的，只得永遠不喝水了，因此害病的非常多。我主持了出版部，只買了一架石印機，印些有插圖的講義，又勉強出了三冊季刊。校中已付給我10萬元設備費，但過不了幾天，因為窮得無奈，又索還了。我在這等情況中毫無擺布，就和顧氏同了進退。
1941年，陳立夫曾和我開一個玩笑。這件事關係史學，常有人提起，所以我就在這裡記述一下。我在1923年討論古史時，曾引《說文》的「禹，蟲也，從禸，象形」及「禸，獸足踩地也」，疑禹本是古代神話里的動物。這本是圖騰社會裡常有的事，不足奇怪。陳立夫屢在演講里說「顧頡剛說大禹王是一條蟲呢」，博得大家的一笑。這是意見不同，也無所謂。到那時，一天晚上，顧毓琇來，問我：「禹的生日可考不可考？」我說：「禹是神話中人物，尚不必有其人，何從考出他的生日。不過在川西羌人住居的松、理、茂、汶等地方，他們以六月六日為禹的生日，祭祀禱賽很熱鬧，這是見於地方志的。」他問了這件事就走了，我也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過了些時，看見政府於六月六日舉行「工程師節」，報紙上出有特刊，內有陳立夫的一篇文章，說：「大禹治水是我國工程史上第一件事情，現在禹的生日已由顧頡剛先生考出，是六月六日，所以我們就定這一天為『工程師節』。」我才明白顧毓琇前些時的問就為的這件事。禹以六月六日生，本是一個羌人的傳說，只要翻翻地方志就可以知道，何勞我的考證。這不是愚弄我是什麼！嗣後，中大教授繆鳳林就作文罵我，說我「既說禹為蟲，又考出他的生日來」，好像我只會信口亂談似的。實在，陳立夫正要借了繆鳳林說出這番話來以壓倒我的古史研究呢！
為了我在陪都，所以政府又給我一個參政員的頭銜。自1941年至四七年，經過三次改選，我雖簽名在文化界的要求組織聯合政府的宣言上，居然不曾除名。我剛去時很熱心，著力做了幾個提案，也曾被通過，但政府對於通過的案件，向來是不執行的，所以提案是白紙黑字，通過的議案還是白紙黑字。我認識了這種情形，以後也懶得做此傻事。只有質問有時使得幾個部長下不了台；但他們仍有一個躲避的辦法，就是「書面答覆」，一經書面答覆，自有秘書們替這位長官作文章，滑過去了。我對陳立夫曾有一個嚴厲的質問，他自從做了教育部長之後，大量添設學校，安置他的私人；又辦了許多獨立或附設的師範學院，規定凡做中學校長的一定是師範學院出身，為將來控制選舉，擴充C. C. 勢力的準備。大學和學院開了許多而教授人選不夠，只有濫竽升格，因此有剛在大學畢業的人而做教授的，上年已給會中質問，他無可答覆，保證此後不再添設。哪知他第二年就創辦了貴州大學，以他的私人張廷休做校長，經費十分充足，校中剛有一年級學生，而已請了三四年級的教員，教員沒有功課開，就儘管拿錢不做事；拿中央大學沒有水喝的苦境來比，簡直有天堂地獄的判別。我質問他，為什麼去年保證不添設而今年又添設？為什麼新設的貴大會有這等的浪費？這質問他當然諉之書面答覆。嗣後我和他同在一處吃飯，席散後，他避人責我：「顧先生，要是你不是國民黨，你不妨這般質問我。但你是國民黨，就不該這樣！」我說：「貴州大學不是國民黨的經費辦的呀，我們只該就政論政，有什麼黨不黨呢！」有一次，蔣氏招待茶點，請大家表示意見。有一位老先生，站起來不客氣地說：「現在文官、武官都是貪污，貪污的程度比了前清的親貴還厲害，比了民初的軍閥還要厲害！」蔣氏即勃然大怒，說：「你老先生恐怕中了共產黨的宣傳吧？國民黨就有不好之處，亦何至像親貴和軍閥，你以後說話要小心才是！」我聽了蔣和陳的兩次談話，才真實知道國民黨的腐敗已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高級的人不願接受批評，下級的人自然可以一無顧忌地橫行，不怕人家的告發。好像一座木材築成的房屋，滿生了白螞蟻，已蛀得空空的，哪有不塌下來的道理。我既沒有和你們一同誤國，何必和你們一同擔負誤國的責任，所以我決心退出來。勝利之後，熊式輝要我做東北行轅教育處長；朱家驊要我做教育部東北特派員，其後又要我做社會教育學院院長；顧祝同要我做江蘇學院院長，我都堅決地拒絕。1946年國民大會把我的名字列在「社會賢達」類里，我一報到就走，到復旦大學和社會教育學院上課；後來他們催得緊了，才在臨閉會的時候去了幾天。待到第二年為了選總統而選國大代表，政府把我的名字列在東區的教育界候選人裡面，社教院的先生們對我說：「只要你請吃一次茶，我們都選你。」但我搖頭說：「我決不競選，謝謝諸位的好意！」因此，就沒有當選。可是後來看見政府印出的代表名錄上，卻有我的名字，這太奇怪了。
學校里的同事和我爭名，千方百計來打倒我。政府里不然，要把名送給我，什麼會議都掛上我的一塊牌子，但不要我做事，也不用我的計劃做事。這兩種滋味在這二十餘年裡我嘗夠了，我也嘗厭了，我決計退出。所以1947年國民黨舉行重新登記，凡未登記的都算脫黨，我就不去登記，我脫離了國民黨，精神上是怎樣的鬆快！
想不到解放之後，一般人以「獻九鼎」做成我的罪狀。這事我在別處不辯，但在這自傳里要說個清楚。1943年1月11日，中英、中美另定新約，廢除百年來的不平等條約，這是抗戰以來第一件可喜事，我們精神都為之一振。全國大學黨部和工礦黨部議決慶祝，並由民生廠鑄銅鼎九座獻給蔣氏致敬。因為我在中大，所以由中大的同學邀我撰鼎銘，適有歷史系學生劉起釺善作文言文，我交給他做了。銘文中有「親仁善鄰，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載欣載舞」的話，也是實在的情形。我把劉君所擬的送去，說明不是我作的，但過幾天報紙上登出來，仍寫了我的名字，這是他們要引我的名以為重的意思。這獻鼎的事既不出於我的提議，又不出於我的設計，製成之後我不但未見實物，連照片也沒有見。哪知隔了六年，忽然舊事重提，說我獻鼎。我哪裡來的鑄鼎的工料錢？倘使我存心迎合，我豈不是早做了官？再說，當時國、共合作尚未決裂，共產黨尚喊「擁護蔣委員長」的口號，而廢除不平等條約也未始不是共產黨該慶幸的事，這鼎銘就使是我做也並不在今天犯罪。拿這件事來攻擊我，並不能使我「內疚神明，外慚清議」。
總之，我的一生是虛名誤了我。拉攏我的人並非真為我有才，乃是因為我有名，要我在他們的錦上添一朵花。攻擊我的人也不是真為我有罪，乃是因為我有名，要先把我打倒了好在眼中拔去一個釘。真正知我的人，真正要用我的人，希望他們洗剝掉我的虛名，把我放在合適的研究室里，讓我做出些實實在在的工作來！
我怎樣進了商界
我的性格和才力，學界、政界中尚不得相安，何況持籌握算、孳孳為利的商界，臭味當然更不能相投，何以我偏願去？這事說來，也有個久長的歷史。
1922年夏天，我的祖母逝世，因需辦理喪葬等事，我一時不能回北大服務，就請校中留職停薪，住在家裡。那時新學制頒布，商務印書館急需編輯中小學教科書，招我到館任國文、歷史兩種工作，蘇、滬路近，容易顧家，我就到了上海，這是商務的全盛時代，編輯部300多人，全館職工3000多人，使我看到了現代化的出版企業。沈雁冰、胡愈之、鄭振鐸、葉聖陶、周予同、王伯祥、章錫琛，都是同事，天天見面。有一回，振鐸激昂地說：「商務是靠教科書賺錢的，我們替資本家編教科書，拿的薪水只有100元左右，而為他們發的財至少有一二百萬，我們太吃虧了！我們應當自己經營一個書店，到力量充足的時候也來出版教科書，豈不是我們的一切的經濟問題都解決了！」大家聽了，各各贊成，過幾天就結合了一個團體，由予同起名，那時他醉心清代的樸學，定為「朴社」；推我為總幹事；每一社員按月繳付10元，作為公積。第二年教科書編好，我的家事也安排妥當，我就回了北大。1924年秋天，江、浙有「齊盧之戰」，上海緊張，他們為有避難的迫切要求，把兩年來存儲的款子收回去了。我聽得這消息，大為不滿，就在北京招集朋友，重新組織起來，其時參加的有范文瀾、馮友蘭、郭紹虞、吳維清、潘家洵、俞平伯、朱自清、蔣仲川等，編印書籍多種；不久又在北大第二院對門租賃房屋，開一書店，命名景山書社，作為門市部。我編的《古史辨》就是在這裡出版的；真想不到，這樣專門的東西竟銷路奇佳，一年中翻印了幾版，因此這個鋪子就站住了。但因我們都在大學裡教書，不能有一個專人集中精神來管理，而且商人刁滑，發出了書常常收不到錢，我們對付不來，至於銷路不暢的書，又徒然壓了書架，所以《古史辨》賣得雖好而這鋪子還是不能獲利。我把《古史辨》一集一集出下去，不支版稅，門面賴以維持，居然延到了抗戰。抗戰之後，併入開明書店；開明原是朴社的上海同仁開的，可說是由合而分，再由分而合了。
因為有了一回開書鋪的經驗，我總想和很能經商的人合作。眼前有一個模範，就是商務的張元濟和夏粹芳。夏氏本是工人出身，他能管理工廠及商店。張氏是前清翰林，戊戌政變時，西太后嫌他是新黨，給以革職永不敘用的處分，他不能在政治上發展，回到上海，入南洋公學任教，後來和夏氏聯合而把商務擴大起來。當時社會開始蛻變，大家知道《四書》、《五經》已不適於做教科書之用，但想不出一種新式的教科書來。杭州人葉瀚模仿了千字文的形式編出了《天文歌訣》和《地球韻言》，把天文、地理的科學知識作成了四個字一句的東西，雖說是「舊瓶裝新酒」，然而文字古雅，小孩子讀了不能懂；而且沒有插圖，就是老師也何嘗懂得。南洋公學編了一種《蒙學課本》，開頭是單字，繼以兩字以上的名詞，又繼以句子，又繼以短篇文章，又繼以長篇文章，深得循序漸進之意。但這課本只有一冊，從單字到長篇文章在一冊內讀完，不知道他們要把這一冊書占據一個孩子的多少時間？如說一年，孩子知識的進步哪能這等快？如說五年，那麼一課書是不是讀半個月？所以這還是不適宜的。大約張先生也感到這個困難，所以他進了商務之後就集合許多人編出一套《最新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其循序漸進的方式和《蒙學課本》一樣，但是他分為十冊，每課都有插圖，每冊都有彩色圖兩幅，圖文對照，更沒有看不懂的；選取材料又多是富有趣味的，令兒童高興去接近。這部書一出來，大家覺得耳目一新，競買給子弟讀，雖是私塾先生教慣《四書》、《五經》的也教學生換讀這書，中國的新式教育在這書上奠定了基礎，商務的商業資本也在這書上大量地擴展，於是商務執了文化界的牛耳。張先生在這個時候要干他的本行了，就編《四部叢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把許多好版本，介紹給讀者。這又是一個大貢獻。我深信以我的興趣和才力來步張先生的後塵，是做得到的，只是夏粹芳到哪裡去找？
我常夢想著我如能把握一個力量充足的書肆，我當做兩條路的開展，一條路是新的，一條路是舊的。所謂「新路」，就是民眾讀物。我們以前的通俗讀物編刊社，出了600種小冊子，銷了5000萬本，可見民眾是怎樣需要新的讀物。近數十年來，教育漸漸普及，民眾識字的日多，但他們識了字之後就苦於無書可讀，只能看幾本舊唱本、舊戲劇、舊小說。這都是幾百年或幾十年前所作，思想非常陳腐，毒素太多，他們受了新式的識字教育之後，如想再進一步便非接受這種含有毒素的教育不可，豈不可駭可痛！豈不是識了字反而害了他們！我們以前編輯民眾讀物，主要目的在激勵他們的民族思想和對於日本軍閥的仇恨，太過單調，我也自知。所以然者，本沒有新式的民眾文學家，要寫別的東西不容易寫，只有這一套可以提起筆來就是。這在正常的狀態下是不合適的。我們要做好這個工作，一定要常常大規模地徵文，無論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應用科學各方面都要，看其文筆斐然、思慮靈活的給予進修的機會，而在進修期內又限定他一年中要繳到幾次成績，這樣就可使他學識與技術同時並進，學識愈高，通俗化的技術也愈高，如此，民眾的知識也就跟著他提高了。這當然要花一筆大錢，可是這筆錢花出之後是有報償的，是有優厚的利息的，國家為了教育民眾固然應當做，就是持籌握算的商人只要他們眼光放得遠一點也該做。教科書只有在校的學生讀著而已，而已使商務在過去四十多年中成了書業的領導者。何況這民眾讀物是普遍到各階層的，工、農、商、兵無不可看，教師、學生無不可看，家庭婦女無不可看，只要會做，將來擴大為幾個以至幾十個商務印書館也不難咧！這是新的一條路，正銜接著商務的教科書而前進的。至於舊的，就是整理古書，使得凡是讀中國古書的人必須看我們這一部，使得這一部成為長時期的標準本。張先生的《四部叢刊》固然有價值，但他只是把古本的原樣介紹出來而已，至多只有把一兩種古本對勘，附一校勘記而已，根本他沒有整理，後學者是不容易看的。何況古本並不即是善本，真正的善本乃是清代學者的校刻本，他們已經把許多古本集合校勘，並作新注，以清代人文字學和經學根底之好，讀書之淵博，當然這些本子的價值遠在宋、元刻本之上。張先生專求古刻，不收清刻，以《春秋》責備賢者的眼光看來，未免古董意味太重。至於王雲五主編的《萬有文庫》和《叢書集成》，除了一部分之外也是介紹舊籍；他把古書印成小冊子，易帶易藏，這設計也不錯；他把古書斷句，便於尋省，更適合於需要。可是，他做得太潦草了，斷句的錯誤和校勘的粗疏，數也數不清，如果給我時間替他做一個勘誤表，篇幅該和《牛津大字典》一樣多。我每看他的書，總要蹙額疾首，說：「古書碰了王雲五，真走上厄運了！」他為什麼這樣？因為他要出得快，把古書發出去請人點，一頁兩毛錢，人家貪圖錢多，儘快地點，點畢交他，他又不請人復看，馬上發印，以致不但有錯字錯點而且有錯頁的。線裝書每每有錯頁，第一頁接著第三頁，再接著第二頁、第四頁的；到王雲五印書的時候，點的人既不曾看清，校的人更馬虎，就隨順了這個錯誤。當這錯頁在線裝書里，人家看不下了，一看頁數自然明白；現在既已重排，原來頁數已不存在，當讀不下的時候，除非找到原本校對是再也讀不下了。所以王雲五真是舊書的蟊賊，固不待金圓券的發行而即知其大膽妄為，害國病民了。又中華書局模仿商務，出了一部《四部備要》，既為介紹古本和善本，又不曾加以整理，只是仿宋字排得好看，猜測起來，他們發刊此書的目的恐怕只為替仿宋字做宣傳的。我們如做此事，應在大學文、史兩系的學生中選取學問有相當根基而心又仔細的，加以幾年的訓練，然後令他們到各圖書館、各藏書家收集古本和善本，做一度「集校」，再把前人各家的注匯合起來，汰劣存優，做一個「集注」，然後加以標點、分段，做校勘記和索引，使得讀者得了這一本便可信任，不必旁騖。這才是真的整理，必有了這個整理而後古書可讀，古人遺產的真面目可為極遠的後人所認識。印行古書固在現在時代不感甚大的需要，但此事則今日必做，因為能讀古書的人越來越少，在二三十年內怕要完全死亡，今日如不請他們擔任整理的工作，到時局安定，大家想讀古書的時候，這已是不可挽回的損失了。而且現在全世界人都注意中國，通漢文，讀中國古書的日多，只要看兩部《皇清經解》在市面上絕了跡，就可知外國人搜購我國線裝書數量之多到了什麼地步。我們印出這種標準本來，不但全中國的圖書館和大學都要置備，即全世界的圖書館和大學也無不要置備，而且有永久的銷路，我們為什麼不做。這是舊的一條路，也是銜接著商務的《四部叢刊》而前進的。
我懷抱了這樣一個大計劃，可惜找不到大資本家和我合作。有一次，晤見商務的總編輯張天澤，他為和總經理王雲五搞得不好，正謀改業，他有志自辦一個出版機構。我想，他是廈門人，廈門是商業中心，他從小耳濡目染，想來他懂得經商，他是學經濟學的，在商務工作十年，又必然懂得出版的技術和金錢的運用，更具備了適宜的條件，因此慫恿他干。經過許多朋友的幫助集股，到1944年集到了1000萬元，當時可換得黃金20條，雖不算多，比了我們的朴社究竟寬裕了。機構成立，定名中國出版公司。不幸得很，他做慣了王雲五的幹部，沒有獨當一面的勇氣，進一步退兩步，遷延復遷延，存在銀行的錢愈來愈貶落，我的極熱切的期望竟完全落空了！
就在這時，我到北碚遊覽，認識了亞光輿地學社的金擎宇。他和他的哥哥振宇、緯宇等在抗戰揭幕後創辦亞光，制印地圖。為了那時逃難的民眾和開拔的軍隊都需要地圖做旅行中的參考，有一種袖珍的《中國分省圖》竟於數年內銷了35版，每版1萬冊，奠定了他們的經濟基礎。這時他的弟兄在江西、湖南、廣西一帶推銷，他則為了邀請製圖人員到重慶。到了之後，知道科學工作人員集中在北碚，製圖以北碚為最宜，所以他就在那邊蓋了幾間屋，設立中國製圖社。既和我遇見，知道我有意在出版方面發展，就請我加入，成立中國史地圖表編纂社，推我為社長。我家居柏溪，離北碚六十里，本不能去，忽然我前妻殷履安一病不起，病中既無法延醫購藥，死了連棺材都買不到，托人從磁器口買了來才得成殮，因此我痛恨這窮鄉僻壤，要遷家到有醫院的地方，而北碚恰合這條件，因此我就正式做了社長。過不多時，金氏昆仲來北碚協議擴大組織，招收外股，成立大中國圖書局。我當時正值喪妻之際，不但積蓄都光，而且負債纍纍，哪能加入股子。承他們的好意，替我加入20萬元，於是我也成了書局的股東。抗戰勝利，書局遷到上海，再謀擴充資本，定股份總額為2億元。那時幣值跌落更快，我的收入因此較多，陸續付款，到招股截止時湊足了200萬元，恰占全部股份的百分之一。1946年7月，開股東大會，萬想不到，被推為總經理兼編輯部主任。副總經理陳宣人，前在商務擔任事務多年，抗戰期間在重慶辦大信文具公司。經理二人：一金振宇，即前亞光總經理；一丁君匋，前生活書店及《大公報》館的函購部主任。協理一人：金緯宇，即亞光的副經理。他們為什麼選我呢？一因我年齡最長；二因我在教育界工作近三十年，交遊眾多，做書店生意不能無教育界的聯絡。我堅決地辭謝，因為我實在不會做經理部工作。但他們說：「不妨，經理部的工作自有我們做，不來煩你。你只要在外面做聯絡的工作就是了。」因此，我雖負了總經理的名義而仍住在蘇州。公司有事，打一電話來，我就到上海去。所以我得在蘇州住了兩年，擔任社教學院的教授。
⋙20世紀40年代初，顧頡剛在重慶柏溪。
在這裡，我當說一說我的家庭狀況。我們顧家大都住在滬寧路沿線，我的直系祖先在明成化時是唯亭鄉的一個富農，每逢災荒即捐出大量的穀子。到萬曆間遷到蘇州城裡，從此專事讀書，得了科第就做官，得不到科第就教書或游幕。太平天國時代，蘇州城裡受了嚴重的兵禍，祖先產業蕩然。我祖我父兩代辛勤，又掙起一份家產。到我父老年，有田400畝，屋50間，現款4萬元。這份產業也不算小，但與我無干。因為我的生母早死，我由祖母撫養成人，我自小和繼母齟齬，而我的叔父又覬覦我們的產業，看我父僅我一子，心想只要把我趕掉，我家的產業就是他的，他和我的繼母常在我的父親面前交互說我壞話，挑撥我們父子間的感情，所以我決心遠離家庭，自祖母死後撤座，就把妻女們接到北京，說：「從此這個家不是我的家了！」當北京政府欠了一兩年的教育費時，我一家四口，衣食不周，我父看見報載情狀，寫信給我，說：「要不要由我接濟？」我咬緊牙關，說：「男在此自有辦法可想，請大人寬懷！」實在，當這教育界普遍的貧困時，想辦法是何等不易，我只怕父親寄了錢來，繼母和叔父更進讒言，寧可拒絕了使得精神上舒服些呢。我父收入多而開銷省，所以到了晚年可以有這點積蓄。繼母和叔父都亡故了。抗戰之際，我父病逝，我不得歸家治喪。田地托給姻戚管，他為了抽大煙，賣去了兩百畝。抗戰結束，我回到家裡，存在銀行的現款又成了廢紙。為辦婚喪，又賣去了百餘畝田。到這時，我父遺下的產業只有房屋可以收到一點租金，其餘全完了。為什麼說全完了？因為田地久已收不到租。
提到這件事，我要為蘇州的地主說幾句公道話。別的地方，田主自己管著田，農民直接受田主的剝削，而蘇州則不然。我們的地主是和佃戶不見面的。所以這樣的原因，就為蘇州人太喜歡享受，無論有錢沒錢，衣食總求美好，每一個男子總要有固定的茶坊酒肆來度他的日常生活；因為這種生活太有規律了，自早起到夜寢都有適當的支配，弄得不但遠地方不能去，即離城不遠的鄉間也憚於涉足，所以城裡的地主簡直不知道自己的田在什麼地方。這種「大少爺」的派頭是明、清全盛之世養成的，為了這樣，所以無錫、南通成了工業區，上海成了工商業區，而蘇州的地主只能在糊塗的生活里度過一世，使得地方和自己的家族漸漸地沒落下去，而不會學了人家改變生產的方式。在前清時，農人抗不繳租，還可請求官廳替他追繳，用打屁股來威嚇他們。但民國成立，官廳早已不管這一套，而地主又不能自己下鄉，所以佃農不繳也只得任他。在抗戰前，繳納的已經不多，靠田租過日子的顯出奄奄待盡的樣子。抗戰後一切失了常態，繳納的竟成為例外。我父親未死前曾對我說：「你做到55歲，就歸家來專心著作罷，我積下的產業是夠你養老的。」但1946年，我自重慶歸來，百畝的田租僅僅收到法幣10萬元，不足半月的家用。我知道沒有休息的希望，而我幸有書局的企業，走上了新式生產的道路，心想：吃飯問題總不太嚴重吧？
大中國圖書局開張在上海之後，營業極佳，因為我們在重慶已繪了好些地圖，外蒙讓出去了，台灣收回來了，東三省變為東北九省了，這些變動上海書肆都尚未畫出而我們已都有了，在勝利之後人心振奮的時候我們印一版就銷一版，甚或我們尚未再版而訂貨的已來，大有供不應求之概。但國、共談判破裂，戰事一起，發行網就縮小了一半。以後解放區日廣，到上海蔣軍消滅之前，我們的發行網竟至不出上海。而且為了工商業的不景氣，購買力也萎縮非凡，就是上海一區也遠非昔比。到這時，我們的地圖是沒有銷路了，只靠了販賣鋼筆吃飯。我為書局編的一套《中國歷史故事小叢書》一百數十種，出了十餘冊就出不下了。特約呂叔達編的《中國通史演義》八十回，編輯部里用了五六年的氣力繪出的二百萬分之一的《中國分縣地圖》，其細密為歷來坊間所沒有的，都不能付印了。這多麼痛心！
我住蘇州，拿了一校一局的薪金本也夠用，但蘇州這地方，遊手好閒的太多了，借錢求薦的麻煩不必說，就是不借錢、不求薦的人上門，他們沒有時間觀念，一坐就是半天，我沒有這閒暇去陪他們，然而多是本家、姻親和上輩的朋友，得罪不得，為用出我的力量在正當工作上打算，我非遷出蘇州不可，所以辭掉社教學院的教職，於1948年遷到上海，專做書局的事。我在書局，雖不能任經理，但編輯是可做的，我當然可以一心一意編出幾部書來。只是時局動盪過甚，局中營業日落，我的薪水一減再減，打了一個對摺，為要維持家庭生活計，只得兼教書，所以我便於解放前就蔣維喬先生的延聘而任了誠明文學院的教授。
⋙顧頡剛手跡。
解放之後，發行網寬得多了，可是又有難問題來。地圖是表示政治區劃的，區劃改變地圖就得照改，要改就得重新造貨，要造貨就須有生產資本，但我們的流動資本已乾涸了，造新貨談何容易。原印的圖，一切不合適，只有賣給紙廠造「還魂紙」。再則，新印的圖是否合適也是問題。例如南京中國地理研究所編了一冊《蘇聯新圖志》交給我們印，我們覺得這些編者都是專家，料不會錯，就出版了。哪知出版之後，得到出版總署胡署長的信，說：「其中有《帝俄東部發展圖》一幅有妨邦交，不便出版。」我們把這個意思告給地理研究所，他們答道：「帝俄時代的事自有帝俄負責。而且帝俄不但受蘇聯的攻擊，也受我們的中蘇友好協會劉少奇主席的攻擊，為什麼不能把他們過去的事實揭發出來！」出版總署是國家機關，地理研究所也是國家機關（今已併入中國科學院內），為了他們步伐的不一致，害我們鋪子賠了3000萬元，這種苦痛該向誰訴？本來我們已定出版民眾讀物，仍用通俗讀物編刊社的名義，在平津報紙登了徵文廣告之後也收得了些稿子，自從《蘇聯新圖志》生了問題，我們一再考慮，恐怕自己政治認識不夠，出了岔子，加以出版總署並不負審查的責任，我們也沒法質正於政府，所以就改變方針，從學校的自然科學掛圖著手了。
在這個大時代里，我自問無應變之才，越來越覺得無能。去年解放前，金圓券一日數落，局中同仁無不喊窮，不絕地向經理部請求增薪。編輯部因為由我主管，工作人員向我要求更切。我因為這是實在的情形，與經理部同仁磋商增加津貼，然而那時正是營業極不振的時候，局方實不能加。我爭之再三，有一位經理就說：「顧先生，你究竟是什麼立場呢？你若是站在勞方，你的爭是對的，但你卻是資方的總經理呀！」這句話駁得我啞口無言。自從局中組織了工會，勞方與資方有共同組織的業務會議，以及福利、膳食、學習等的委員會，關係愈來愈密切，鬥爭也愈來愈尖銳，我既負了總經理的名義，也不該不實際負總經理的責任，然而折衝樽俎非我所長，要我在勞、資兩方確定立場，尤非我所能，我真躊躇了，彷徨了！我還是退出商界罷！下次開股東會議時，我決定辭職了。
投身在商界，已有五年歷史，我覺得商界確實好。他們固以營利為目的，但這個目的是公開的，除了公開的競爭之外再沒有鉤心鬥角的破壞行為。不像教育界人，口頭上清高萬分而實際則較及銖錙，為了一點小小的出入而激起了高度的妒忌，以致鼓動了別人來鬧風潮。可惜我進商界遲了，不然我必可踏著張元濟先生的足跡而前進。
我的性格的分析
近來各種從業人員都做自我的檢討，逼著自己努力向上，這是最好的事。我則因頭腦向來不肯休息，所以在舟中車中，或枕上廁上，凡是不能讀書做事的時候永遠在做自我檢討，所以要我指出自己的優點與缺點來非常容易。只是我以為優點與缺點不必是對立的兩種品行，而往往是一種品行的兩種看法。這正如說北方氣候，因水蒸氣的缺少而天色清朗，人的精神也松爽，可說是一個優點；但水蒸氣的缺少便使沙土飛揚，一起風害人張不開眼，這豈不成了一個缺點。南方地土滋潤，植物茂盛，出門無風塵之苦，當然是優點；然而陰雨連綿，衣服穿在身上黏而不爽，又不能不說是它的缺點。人也如此，所以有「好人不能做事」的諺語，缺點即存在於優點之中；而曹操徵求「受金、盜嫂」的人以供他的驅使，分明唯有這種無賴方能適合於特別的時勢，優點又即存在於缺點中了。
⋙1954年8月，顧頡剛在上海武康路寓所。
我的性格很複雜，這是朋友們一致的批評，因為我有的時候極理智，有的時候又極感情；有的時候很高明，有的時候又很沉潛；有的時候喜歡衝鋒，有的時候又喜歡退讓。我常細細地分析我的性格，所以現在說得出為什麼這樣複雜的原因。
我的性格的第一點是有強烈的責任心。這大概得於遺傳。我的父親對於該做的事情從不躲避，有時正在發燒還挺著辦公，這種責任心在我們蘇州人中是少見的。但我還加上一重後天的學習，則是出於我的祖母對於我的嚴格訓練。我自幼由祖母撫養，她對我期望太殷，所以責備也獨厚。我或沒有得她的同意而買了糖食，或說了謊話和流氓們的話，或和小朋友打架，以及做了其他錯誤舉動，她必叫我把這事寫上紙條，貼在帳子上，早晨剛醒，就令我看著讀著，問我要不要再犯。為了自幼便有這樣的訓練，所以一生對於自己言行無處不負起責任，凡於良心（所謂良心，是責任心、正義感、同情心的一個集合名詞）上有不安的事一概不做。一個年輕人誰不善於鍾情，一個所愛的人肯來昵就誰不願意接納，但我則以早婚的原因，不願對於妻子做薄倖郎，也不願對於所愛者做輕薄兒，便假做痴聾把對方擋住在友誼的界線上，這在我的感情方面是多麼痛苦，對方又必然以我為不近人情而恨我，但我為著良心的平安就斷然做了。有一個基督教牧師堅勸我信教，他說：「凡人都有罪過，只有信了教，才可因你的懺悔而得到上帝的赦免。」我說：「我是一生不做罪過的，自己既不需懺悔，上帝也無所用其赦免。」這位牧師表示他的驚訝，仿佛這種人是不該有的，但我自問從小受了祖母的教訓已達到了這個階段了。有一位在事業上對我做劇烈攻擊的朋友，他有一次問我：「頡剛，你為什麼專喜歡做吃虧的事情？」我笑而不答，心想：如果我要占人家一點便宜，我的良心就犯了罪了！但你知道我專喜歡做吃虧的事情，是你已認識了我，你在道義上就不該攻擊我了！我有這樣的責任感，我肯為人家犧牲自己，可說是我的優點，然而缺點即由此而來。大概這樣負責任的人只該做一件事，因為一件事如要做得真好就可耗費你全部的光陰。但不幸，我的責任感太強了，凡我所見到而人家沒有做的事情我即引為己責，要憑我的情感拚命去干，有如宋朝陸象山說的：「宇宙內事即己分內事。」又如孟子說的：「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這種話理學家說了當然見得他的氣象博大，但要實幹起來便非大規模地組織黨團共同努力不可。而我呢，為了情感的橫溢，好像野馬的不可控制，樣樣事都覺該做，樣樣事都要負起責任；自己則既沒有才，又沒有財，又沒有組織做後盾，結果哪一件事都只開了一個頭而沒有做好，徒然把生活弄得十分忙亂，精神也十分不安寧，於國無益而於己有損，真何苦來！現在我的年齡已不容我再浪費時間了，我必須完成我本行的工作以儘自己的責任心，再不該濫用我的責任心到本行以外的各種事務上了。
我的性格的第二點是有強烈的同情心。我真愛人，我既不願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又不願人家有一點苦痛。人家有一點苦痛時，仿佛是我自己的苦痛。因此，看戲劇，看小說，常常為悲劇的主角而流淚，雖然明知這是假的。這同情心的由來，不是受教育的結果而是出於天性。我生長書香人家，長輩們總覺門第高人一等，常對我說：「我家男子沒有一個白衣人，起碼是個秀才。」並拿這個理由來做我讀書的目標。我和鄰家小孩玩，又常被長輩喝住，因為他們是「小人家」，怕我受了壞影響。在這等教育之下理該發生優越感而鄙視民眾。但我卻沒有接受這誘導，看地位不如我的人一樣是朋友，從不感到擺架子的威風。一班同學們一做了事，立刻穿好衣，吃好菜，抽起菸捲，坐起頭、二等車，變了一個人；但我依然如故。有的同學看不過去了，質問道：「頡剛，你為什麼過的還是學生時代的生活，難道你沒有錢？」其實，我不是為省錢，也不是裝窮，只覺得民眾的生活並不可厭，高級的生活並不可羨。在這等心理下，使我能和民眾接近，到人家所不願意去的地方去。民眾教育和邊疆運動，何以高等華人不做而我做，就為我肯到他們所認為腌臢的地方去而得到親切的觀感，以至激發了我的強烈的同情心。至於我所以能夠接近青年，也是這個道理。我不會說話，雖是教了30年書還不是一個好教員，教的東西又是古老的典籍，不易吸引現代青年的興趣，然而竟有許多青年來依附我，我能做成幾件事情是靠著他們的幫助，我受人家的攻擊也是由於他們的牽累。所以然之故，就是我太過愛才，太過希望他們好。《尚書·秦誓》上說的：「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這幾句話真寫盡了我的心。我看見了已有成就的人，便敬重他；年紀比我大的便尊為前輩。例如柳翼謀先生，他駁斥我的「古史說」，不免盛氣凌人，我答覆他的時候還是很有禮貌的，這並不是我要假做謙虛，只因學問之事本不是一時可以決定是非，我從這一點想，他從那一點想，參加討論的既多，才可以慢慢地尋出一個結論來。他肯和我討論，原是應當歡迎的。但我的朋友們幫我答覆的就不免以盛氣來回報，孫伏園在副刊上寫文竟斥之為「柳逆翼謀」，這種狹隘的心胸則剛和我處在兩極端。至於比我年輕的人，則我理該獎進他、指導他，使他達到成功的境界；凡有一長可取的人，我理該介紹他到一個適宜的崗位上，使他能發展他的長處，為社會服務。我自入世以來，不斷地辦期刊，青年的文章不斷地送來，只要有閒暇，我無不替他們修改。曾經有一個學生來質問我：「在雜誌上看見一篇文章，寫的是我的名字，卻不是我的手筆，這是為何？」我告他：「這是我替你改得太多了。」一個大學生，已有相當的程度，只要有人指點，他又肯學習，當然進步是很快的，所以我所指導的學生，往往費了兩三年工夫即已取得學術上的地位。他們有時作文駁我，我也隨順了他們的意思為做修改，這在別人大覺奇怪的而我則行所無事，因為必須許人這樣自由思想，學問界才能蓬勃發皇起來。傅斯年曾說：「哪一個青年只要同頡剛一接近，就封了『一字平天王』了！」我說：「倒沒有這樣容易。凡是和我接近的青年，我時時逼他們工作，必須肯工作、能工作的人才有封王的希望呢。」我這樣訓練青年，他們對於我固敢駁，對於別的前輩也敢駁，而別人不能像我一樣寬大，他們一經被駁就跳了起來，說：「這是顧頡剛派他來攻擊我的，顧頡剛想拆我的台！」於是我便代這位青年受了過，而且仿佛有了什麼陰謀。所以，我所培植起來的青年學問越好，我的受攻擊的程度也越甚，他們提到我時，常常稱為「顧老闆」，以表示其手下有一班人。唉，我的這顆心怎能使一班只有權利心而沒有事業心的人們所了解呵！而且，我所能接近的青年，也就是他們所能接近的，他們為什麼自己不去做老闆，偏要把這些群眾讓給我呢！這些為了同情心而招來的痛苦，固於我有損而卻於人有利，也可說是我的同情心的好處。從壞處看，則濫用同情心比了濫用責任心更誤事。我看人，往往只看一節之長，因了這一節而用他，結果他就用別節之短來造成不幸的結果，使我在十分的好心之下得著十分的惡報。一有這種事起來，笑我的人就說：「頡剛什麼人都敢用，現在自食其果了！」憐我的人就說：「頡剛看什麼人都是好人，現在上了人家的當了！」其實，我並沒有看什麼人都是好人，只是我愛才之心勝過了嫉惡之心，喜歡隱惡而揚善，希望人家盡向善的一方面發展；但是這個時代是最不安定的時代，社會上鼓勵人做壞事的力量勝過了我鼓勵他做好事的力量，所以我的一點好心給他拋棄了。有人規勸我：「頡剛先生，你的門下太雜了！」是的，太雜了！所以太雜的緣故，就因為我要在每個人的身上尋出長處來，尋出了一點長處我就不放棄他。但是，我深知道這是不對的。如果我是一個雄才大略的君主，或是大官，或是黨魁，自可這樣「來者不拒」，使得各方面的人都來供我的識拔，安插在各個適當的崗位；現在我僅是一個治學的人，至多做一個小規模的教育行政者，我要這樣大規模地造就人才當然只落一個可悲的結局。我還是收束我的同情心，使它做正軌的發展吧！
有了強烈的責任心，論理我該做政治家。有了強烈的同情心，論理我該做宗教家，或是捨生取義的革命者。為什麼不在大時代里發揮自己的特長呢？唉，這是給我性格的第三點——強烈的知識欲——所拉住了！我對於一切享受的欲望都非常淡薄，獨獨知識欲是極端的旺盛。這也是與生命俱來的。從小我就喜歡翻看一切書，不管懂與不懂。那時還沒有圖書館，我就天天跑書鋪子，也不分新書鋪與舊書鋪。又盡搜羅書目，全國的書鋪子凡是印出書目的我沒有不索取了。所以當時的我雖是一個中學生，而目錄學的智識已非常豐富。直到大學畢業之後，我才知道我所做的就是史料學，我的研究工作應當向史學方面發展。我又喜歡定工作計劃，常常把預計的和實做的做一個對比的進度表。可是一件事情，預計時總比較輕簡，實做起來往往須費加倍或加幾倍的時間，所以實做的進度總追不上預計的進度，使我老是覺得負了一筆債。何況在社會任事之後，常有突然起來的事情足以破壞預定的工作，所以更趕不上，我的成功竟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遠景。我是一個長期的神經衰弱的人，因為神經衰弱而成為神經過敏，我的頭腦里永遠裝著許多問題，不停不歇地在想。周予同曾把我和周谷城做一相對的批評，他說：「谷城忙裡亦閒，頡剛閒里亦忙。」我許為知言。為了我頭腦中常想問題，所以逢到一點材料時就不會輕易放過。例如《禹貢》的梁州為什麼叫梁，歷代釋經的人從沒有一個切實的解答；我那年第一次到重慶，住在大梁子，附近又有小梁子，我發現這是山頭的名稱時，我就想起從西安坐飛機到成都，望到下面只見接連不絕的山頭，因知這個「華陽、黑水」的梁州一名即因峰巒攢聚而來。又如春秋時陸渾戎和姜戎同自瓜州東遷，瓜州所在自漢以來都說是敦煌，因為那邊出產好瓜；我覺得如果真在敦煌，秦人就不能逐他，晉人也不能迎他，這一定在離鳳翔不遠的秦嶺里；果然有一位從漢中出來的朋友告我洋縣山中有一種人，稱為「瓜子」，他們專賣身做苦力的，這就證明了我的「瓜州說」。這種事雖是偶然的發現，但在我腦筋里已不知轉了幾千百度，所以一說出來就給我捉住了。有朋友問我：「為什麼你會得看出許多奇奇怪怪的東西？」其實，這沒有什麼技巧，只是不休不歇地想，也不休不歇地找，自然而然看出來了。我肚子裡有10餘篇長文章，有的已醞釀了10餘年，有的已30年，因為問題複雜，非有整段時間不能寫，而近年生活太不安定，所以始終頓在肚子裡。這正如一個婦人懷了孕，十月滿足而產不出來，其苦痛的程度是不難想像的。我的知識欲強到這樣，當然發生了我的缺點。因為研究是我畢生的訓練而辦事只是半路的出家，所以我在書房裡可以心無雜念，一意讀書寫作，新的生產是不難按日成功的，也是可以自信的；但在辦公室里，在會議室里，則面臨著現實而心想著學問，我不能全神貫注到事務上，歧路亡羊，我哪裡做得好事。我認識我自己，常對人說：「我要過的生活，只有兩種：一種是監禁式的，一種是充軍式的。監禁式的生活是把我關在圖書館和研究室里，沒有一點人事的紛擾；充軍式的則是許我到各處地方去搜集材料，開闢學問的疆土。」
在我的性格里，還有一股拉向後退的力量，乃是缺乏政治性。我所以想脫離了政治而做文化事業和社會事業，就是為此。到了今日，證明了這只是我的幻想，在政治的大前提沒有決定的時候，一切的枝枝節節的工作都是白費勁。但我所以如此，恐有蘇州人的性格在內。蘇州人是最和平的，怕起風波，但求安安逸逸地過生活。所以在前清時代，科第極多，做官極方便，但只想做做內閣和翰林院的清閒的官，很少外任，也很少表現政績。民國以來，只有張一麐做過部長；這並不是政府不要他們做，只是他們守著「知足不辱」的戒而不肯做。蘇州本是一個地方政治中心（省會）和全國工商業中心，其繁華富庶可想；近百年中，東邊有了上海，西邊有了無錫，把蘇州的工商業拉過去了，自辛亥革命後省會也移到南京了，蘇州只成一個住宅區，市面日就凋零。國民革命後，南京成了首都，江蘇省署要遷回蘇州，這件事如發生在別省，一定歡迎之不暇，哪知蘇州紳士竟推代表去拒絕，他們的理由是怕做了省城之後容易受兵災，於是江蘇省城遷到鎮江去了。在這一件事情上，可以看出蘇州人是怎樣的沒有政治性。人不能跳出政治，他們要跳出，徒然加速其沒落。可是壞處的反面也有些好處。蘇州人因為不熱心於政治，很少奔競的習慣，輕易不見投機分子。他們大抵對本身業務負責，做人家的忠實幹部，所以海關、銀行、郵局、電局等從業人員以蘇州人為最多，他們安分地做技術人員，做上一世，絕不躁進，父母、妻子也不勉勵他們向上鑽，只要家裡人有飯吃，和養生送死的周全，就一切滿足了。我生在蘇州，在蘇州的空氣里陶冶了最初的20年。固然我們的時代已是革命的時代，從小讀了梁任公、孫中山的文字，滿心想救國；但章太炎、劉申叔輩討論學問的文章更能吸引我，中學時代就已立志治經了。到辛亥革命，沸騰了我的血，但我好高騖遠，不參加國民黨而參加了江亢虎的中國社會黨，為的是社會主義比三民主義徹底；然而一進了北京大學，學問的興趣又轉移了政治的目標，於是我死心塌地地走向「整理國故」的道路，為的是實有許多工作等待著人去做。「九一八」事變後，又大動了一下；但到了對國民黨無希望的時候，我又投進商界去了。綜合我一生的事實看來，學問的路很早就走上而政治的路則始終走不上去，這就因為知識欲太強而政治欲太弱的緣故。所謂小資產階級的散漫性，我是不敢辭的。唯其如此，所以每逢人家來個打擊就自己甘心退下，不與他們計較，雖則我有力量，然而總不肯用。我一生做事，到處碰壁，每讀《離騷》，輒覺屈原的心即是我心。他碰到楚懷王這般昏君、上官大夫這般佞人，毫無辦法，只有投江自殺。我呢，則本有學術的崗位在，事情做不好，還可以閉戶讀書，所以我不需走向他的最後一條路。只是閉戶讀書也需有閉戶的物質背景，我這背景在哪裡呢？
上列四點的提出是我多年自我批評的結果。我為有強烈的責任心和同情心，所以感情驅迫我前進；但也為有強烈的知識欲而沒有政治欲，所以理智拉扯我後退。人家看出我的行為的矛盾，實即是我的內心裡的感情和理智的矛盾。在少年壯年時代，理智和感情並強，所以表現的矛盾也特別厲害。現在我快到60歲了，生理上已不容我有很強的感情；人世的經驗多了，理智的力量又當然超過了感情；所以矛盾的表現可以漸漸地降低了。此後我想把責任心嚴格配合知識欲，使得學問上一定可以有新的創造，以貢獻於將來的人民。
我的治學計劃
當我用全力辦民眾教育的時候，曾在燕大的宿舍里掛上一方「晚成堂」的匾額。這有兩個意義：第一，許多人看學問的事太簡單，總以為什麼問題只要一討論就可得著結果的，所以一見我面，總要問道：「你討論古史幾時可以終了？《古史辨》準備出幾冊？」我答以：「古史問題是討論不完的，《古史辨》希望在我死後還繼續出下去。至於我自己，離開成功還遠得很，總要做到晚年才可有些確實的貢獻。所以，現在只是提出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說到這裡，我就指著匾額給他們看，說道：「倘使我活70歲，就以70歲為成；活80歲，就以80歲為成。若是八十以後還不死，還能工作，那麼，七十、八十的東西又不成了。所以成與不成並無界線，只把我最後的改本算做定本就是了。」第二，當時我做了民眾教育，古史研究當然放鬆，但我年紀剛過四十，望望後面還長得很，心想只要把日本軍閥壓了下去，我仍可規規矩矩做我本行的工作，只是把我的論文遲幾年發表就是了，所以也把「晚成」二字做我的希望。哪裡想到，抗戰一起就是十多年的生活不得安定，而我的年齡已日長，眼看工作能力最強的一段時間就此浪擲了，只有深深地嘆息痛恨。今年我已58歲了，頭白如雪，見我的人不是稱我「老先生」就叫我「老伯伯」了，我一想再過12年就是七十，覺得再不該延遲。丁文江在時，曾將他的父系、母系的年齡平均一算，知道自己不能過五十，他確沒有到五十就死了。我記得我的祖父卒年六十六，父親卒年六十九，都沒有滿七十；我的外祖和舅父也不過六十左右。我翻著家譜，看我直系祖先的年齡，最高的才七十一。固然我的上輩又抽菸，又喝酒，斫傷了身體，我兩俱不犯，也許我比他們特別長壽，但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報載蘇聯的醫學界已發明了延遲衰老的藥劑，但這只是一個消息而已，還未見傳來。所以我一想起這「晚成堂」的匾額就擔了心，現在已到了「晚」的境界了，如何能使我「成」呢？自從國民黨政府發行了金圓券以來，一家生計時時在飄蕩中，負債之多也超過了北京軍閥政府欠薪的時代，我為了經濟的壓迫永為尋取報酬而工作，這不把我的身體折磨以死嗎？我是不是還有「晚成」的一天？……越想越怕，使我不能多想了！
我的古史研究，從一般人看來是脫離現實的，所以前兩年有人警告我道：「你不能再走這條路了。你如換走一條路，青年還能擁護你。」我以為這位先生未免短視。我們現在的革命工作，對外要打倒帝國主義，對內要打倒封建主義，而我的《古史辨》工作則是對於封建主義的最徹底的破壞。我要使古書僅為古書而不為現代知識，要使古史僅為古史而不為現代的政治與倫理，要使古人僅為古人而不為現代思想的權威者。換句話說，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經典——經——整理好了，送進封建博物院，剝除它的尊嚴，然後舊思想不能再在新時代里延續下去。以前有人說：「現在人對於古史可分為三派：一派是信古，一派是疑古，一派是釋古。這正合於辯證法的正、反、合三個階段。」我的意思，「疑古」並不能自成一派，因為他們所以有疑為的是有信；當先有所信，建立了信的標準，凡是不合於這標準者則疑之。「信古派」信的是偽古，「釋古派」信的是真古，各有各的標準。「釋古派」所信的真古何從來，乃得之於疑古者之整理抉發。例如近日報紙上有艾思奇先生的一篇講社會發展史的文章，裡面說到神農、黃帝是神話人物，《詩經》、《楚辭》是民間文藝，這種問題即是我們廿餘年來所討論的。釋古派認我們的討論結果為得古史的真相，所以用來解釋社會發展史了。同樣，我們當時為什麼會疑，也就因得到一些社會學和考古學的知識，知道社會進化有一定的程序，而戰國、秦、漢以來所講的古史和這標準不合，所以我們敢疑。有人以為我們好做「翻案文章」，譏諷我們「想入非非」，那是全不合事實的。我們討論古史的初期，尚沒有人用了唯物史觀來解釋古史的，所以我們所立的標準只根據普通的社會學。自從郭沫若先生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出版以來，我們也自覺所建立的信的標準要更進一步，所以我在《古史辨》第四冊的序里說：「我自己決不反對唯物史觀。我感覺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跡、書籍真偽，需用於唯物史觀的甚少，毋寧說這種種正是唯物史觀者所亟待於校勘和考證學者的藉助之為宜；至於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時，則我們不該不取唯物史觀為其基本觀念。」又說：「清代學者的校勘訓詁是第一級，我們的考證事實是第二級。等到我們把古書和古史的真偽弄清楚，這一層的根底又打好了，將來從事唯物史觀的人要收取材料時就更方便了，不會錯用了。」所以，我們所做的考證工作是唯物史觀者建設理論的基礎，然而唯物史觀的理論又正是我們考證工作的基本觀念。彼此所信的「真古」是相同的，只是工作一偏於理論，一偏於事實，這原是分工合作所應有的界域。哪一個理論離得開事實？哪一個事實離得開理論？近人每喜出主入奴，揚彼抑此，我想只要大家心平氣和地一想，自能彼此釋然。至於哪位先生為了要我再給青年擁護而囑我換走一條路，則我敬謝不敏。我寫出許多古史論文，原為科學工作，並不在求青年擁護；青年願意接近我的，我只望他在學問上自求進展，對於我所說的不妨駁詰，也無須做我的應聲蟲。又以前有人說：「《古史辨》的時代是過去了！」這句話我也覺得不對，因為《古史辨》本不曾獨占一個時代；以考證方式發現新事實，推倒舊史書，自宋到清不斷地在做，《古史辨》只承接其流而已。至於沒有考出結果來的，將來還得考，例如「今古文問題」。這一項工作既是上接千年，下推百世，又哪裡說得到「過去」。凡是會過去的只有一時的風氣，正似時裝可以過去，吃飯便不能過去。所以即使我停筆不寫了，到安定的社會裡還是有人繼續寫，這是我敢做預言的。
在講我的治學計劃之前，該先講一下我的思想、學問的淵源。我的出生正在大變動的初期，十歲左右剛懂得看書時就和梁任公的文字相接觸。梁氏這人從現在看來當然有許多落伍的地方，但在當時則是建立一個從來未有的批判態度，他要把一切的政治和文化重新估定價值，實是啟蒙時代的一位開路先鋒。我進了中學之後，喜看《國粹學報》，從而認識了章太炎的學問，他的範圍比梁氏縮小得多，只要把古今的學術思想另行估定價值。但梁氏所批評的是現實社會，我尚未和實際的社會相接觸，觀感是空洞的，而章氏所批評的乃是古書，古書我已讀過若干，翻看過若干，所以所得的觀感是實在的。我懂得了他的方法，也想把古代的東西徹底整理。進了大學，上了胡適之先生半年哲學史課，覺他條理清楚，裁斷有制，不肯貿然信從古人，已很佩服他；及至他《水滸傳考證》發表，我才極度地心折，因為《水滸》故事在傳說里、在雜劇里、在小說里，種種的不同，好像沒法理清的一堆亂絲，現在經他的手法，不但理得秩序不紊，而且把各個的時代背景都指出來了，這是中國學者的文章里所從來沒有的，是梁、章二家所寫不出的。為什麼會這樣？這個問題直到我看了一些辯證法的書才知道，他原來用的是辯證法里的聯繫的觀點和變化的觀點，不把一件東西看做孤立的和固定的。他應用辯證法，我沒有聽他說過，也許因他看的西洋人的著作多，其中不乏用這方法論學的，所以他在有意無意間接受了。我自己曾因看戲而將戲劇里的故事和小說及正史比較過，錯亂極了，我想了幾年想不出整理的方法，自從看了胡先生這篇文章，恍然大悟，觸類旁通。我又想起古代史里神話傳說極多，神話傳說同戲劇小說里的故事一樣，是不是可以拿研究故事的方法來研究古史呢？一想到這裡我就豁然貫通了，於是有《古史辨》的出版。所以，我的研究古史的方法，直接得之於胡先生，而間接得之於辯證法。我真要對於這個方法做一番深入的研究才好。自在北大畢業，我才認識錢玄同先生。他為了家庭關係，生活不安，不能著作，除了教音韻學之外，一肚子的學問不能為人家所知道。他從小治經學，先從章太炎受古文經學，後從崔甫（適）受今文經學，把漢、清兩代中兩大派的原委弄明白了，而又富於批評的精神，要跳出今古文的家派來談今古文問題，主張用古文家合理的話來打擊今文家，同時即用今文家合理的話來打擊古文家，使得他們彼此的原形畢現，將來人不致再想投入今古文家派。我本來看了清代學者卓越的成績，也想治經學，然而總得不到一個治學的目標，雖也上了崔先生兩年《公羊學》課而不得其中心；及至見了錢先生，他和我談了多少次，我始認清一個目標，知道我們治經學的任務不是要延長經學的壽命，乃是正要促經學的死亡，使得我們以後沒有經學，而把經學的材料悉數變成古代史和古代思想史的材料。所以董仲舒和京房等是系統的經學的開創者，而我們乃是經學的結束者。
⋙胡適和夫人新婚之際。
胡適是顧頡剛在北京大學讀書時的學生。二人是中國現代最有影響的學術大師。
我們要結三千年來經學的賬，結清了就此關店。——以上說的四位先生，梁與章給我以批評的精神，胡給我以整理的方法，錢給我以研究的題目，我的學問到此方始有了一個雛形。只是我的命運不佳，剛具這雛形時便逢了「九一八」事變，擾擾攘攘，以至於今，當年所定的計劃還只是一個計劃，而我的年紀已經老了！
自從接受錢先生的見解之後，我就立志著四部書：第一部是《帝系考》，第二部是《王制考》，第三部是《道統考》，第四部是《經學考》。這四部書是中國古書古史的總批判，而且是系統的批判，《帝系考》是屬於民族史和宗教史的，《王制考》是屬於政治制度史及社會制度史的，《道統考》是屬於思想史和宗教史的，《經學考》是屬於學術史和思想史的。自周、秦以迄明、清，一代有一代的堆積，一代有一代的活動，而無不以孔子與「六經」為號召，所以這四部書作成之後對於中國文化史也就可以做一總清算了。
所謂《帝系考》者，帝系是「三皇」、「五帝」的系統及他們時代的重要人物，這許多古人本來或是各部落的酋長，或是他們的祖先，或是他們的圖騰，或是他們的上帝，神與人已混雜而不易分，而又加以日後交通線擴大，使得各民族漸漸混合，因民族的混合而各族所奉的神與人也混合了起來，發生父子、翁婿或君臣的關係，從而在混合所成的系統之中分出了時代的先後，編排為一串的政權繼承人。這編排的工作由周朝做起，到三國才完成，因而這系統中也含有這各個時代的政治社會的背景在。我們應當細為分析，若干是原來的，若干是後加的；若干是甲民族的，若干是乙、丙民族的；誰是神、誰是人，誰是由神而轉為人，誰是由人而轉為神的。這些問題弄明白，中國境內各民族的關係和他們所崇奉的宗教也就跟著明白了。
《王制考》所討論的是「三王」的制度。夏、商、周三代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可是孔子已慨嘆夏、殷的文獻無征，可見在東周時已不很能知道前二代的禮。到戰國時，有人問孟子周室班爵祿的制度，這是一代的煌煌大典，而孟子已說「其詳不可得聞」，可見周尚未亡而開國制度已不易找。材料缺乏到這樣，然而經過諸子的托古改制，秦、漢實際制度的反映到學說上，以及經師的任意斷代，遂使三代制度燦然陳列，反若孔、孟所見不廣。其實他們所說的古代制度全是憑著一點真實材料而一推、兩推、三推地「推」出來的。我曾經總括成幾類：（一）以一朝代的推做數朝代的，如因了周的稷神而推出夏、殷的稷神；（二）以一地方的推做數地方的，如因了秦臘而推出虞臘和周臘；（三）以一階層的推做各階層的，如五等爵所執的圭璧和天子、諸侯、大夫、士的廟制；（四）以一時的推做四時的，如一歲本只一次田獵而推為三時田與四時田，又如鑽燧取火一歲本也只一次而推為四時取火；（五）以一德的推做數德的，如周有赤烏之祥與騂牛之祭，原是偶然的事，而即因此指定周為火德，就用來推出商金夏木的制度。我們現在應當研究他們的「推致法」，從而剝去其所推致的，以獲得其僅有的一點真實，再配合了考古學的結論而把古代的政治和社會看個真確。如果捨不得剝離那些推致的東西，那你對於古代史無論研究得怎樣深，總是要被諸子和經師們蒙蔽牽纏的。
古人夢想道有一統，而這個道統在孔子以前即是君統。自從《孟子·盡心》末章記了他的堯、舜、湯、文王、孔子的一個「聞知」、「見知」的系統之後，接著是《論語·堯曰》的「執中」，偽《大禹謨》的「人心，道心」，見得三聖傳心的精髓，有如佛家的衣缽相傳，確實有一個心領神會的實際。漢人又在《易傳》里加上觀象制器的一章，於是伏羲、神農、黃帝和堯、舜們也發生了道統的關係，道之所在即是《易》理。孔、孟以後，道既不在君統而在師統，所以凡是能為師的就可爭取這個道統而成為萬世的師表，參加競選的就很多，結果為宋代的周、程、張、朱所得著。朱以後這個統又在爭了。直到清代學者紛紛攻擊理學，指出他們的道是混合儒、釋、道的，並不是貨真價實的堯、舜、孔、孟之道，才使一般人憬然於爭取的無聊。但因這一說傳衍了兩千餘年，入人已深，所以總有一個「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感覺，雖是時代不能不變，而他們還想拉住這巨輪。這隻要看近百年來中國受帝國主義者的壓迫，創巨痛深，無論新舊的人們都覺得應當發憤圖強，但要發憤圖強就不得不改變舊的制度，而舊的制度是舊倫理說的具體表現，要改變舊制度就得侵犯舊倫理說的尊嚴，於是一班舊人物為了維繫道統便死命與新黨為敵了。「戊戌政變」之所以失敗，就在於此。「中和派」要調和新舊的衝突，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是什麼，不是這個「道統說」嗎！他們要建立新制度，所以取「西學為用」；又要保衛「道統說」，所以取「中學為體」：用心甚苦而其事難於做到，所以還是一個失敗。然而「道統說」中人太深，連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里還是要承接這道統。我作這《道統考》，要說明道是每個時代的需要而反映於人心的，時代不斷地在變，道也只得跟著它變，絕不能建立一個不變的統。堯、舜以上，本來是神話傳說中的人物，有無其人尚不可知，何況他們的道。孔、孟以下，固然他們都有其道了，但因時代的變使得他們的道也不能不變。只要看孔和孟，居地如此其近，時間也不算遠，然而相同的實在太少了。孔子尊周室而孟子要「以齊王」；孔子美管、晏而孟子竟說「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孔子主忠孝而孟子惶惶然亟於救世；孔子嚴階級而孟子說「民為貴」。為什麼這般相差，就為戰國中期的社會已絕不是春秋末期的社會了。宋朝理學家要混合儒、釋、道以為道，也自有其不能不混合的時代背景。我深信這部書寫成之後，必可除掉國人心理上這種僵化的癌症。
經學，是我國人研究了兩千多年的學問，因此一切學問都會合在經學裡。要做一個理學家，可以儘量地空談；但要做一個經學家，便非實事求是不可：所以經學在中國文化史里自有其卓絕的地位。但是經學為什麼不能成為科學，則因有兩件事情在作梗：第一是聖道。凡聖人的話是不容許批評的，所以明明見出其不對而絕不能道破；進一步則政府所定的正注也是不容疑的，你即使有極好的意見足以改正舊注的，也只需寫在私人的著作里而絕不許寫在考卷里。為了思想這樣受統治，所以除了極少數的幾個叛徒之外，一般人只有奉經書為教典，沒法走上客觀研究的路。第二是家派。因為經書不易讀懂，所以經師要專利，其實他何嘗讀懂，只是敢於立說，似乎言之成理而已。這家的經師講通了一部經，那家的經師又自出心裁把這部經講通了，兩家說的不同，政府也沒有法子決定其是非，於是並立於學官，各各收徒弟，徒弟在道義上不能違背老師，講這一部經的就成了兩派。再有立異的起來，就成了第三派、第四派。漢代家派的所以多，說穿了不值一文錢，就是由於這樣搶飯碗的實際需要來的。這種小黨派勢力不可久，所以後來就有一班通學者起來，打破門戶，擇善而從，成了幾部混合的注釋。但是到了清代，因為學者好古情殷，又要把自己束縛在漢代的家派里，甘心做他們的奴僕。為了他們的擁護一家派以攻擊別家派的成見，所以他們仍不能做客觀的研究。我們現在，唯有大聲疾呼，打破聖道和家派的迷夢，使得幾部經書可以呈露其本來面目，如《易》本來是卜辭，《詩》本來是歌曲，《書》本來是檔案，我們可以把它們同類的東西和它比較研究而發現其所含的古代史實；再把兩千餘年來的經解、經注汰劣存優，纂成集注，使得後學者於短時間內就能識得其正確的意義，不再白費工夫在無聊的糾紛上。再做一部《經學考》，把經學的演變及其所受時代影響揭發出來，使人看了明白這種學問為什麼到了今日該得結束。結束之後，經書與子書及幾部古史同是古籍，應在平等的待遇之下為史學家所取材了。
⋙1935年8月，顧頡剛和家人在北京燕京大學宿舍。
當顧頡剛用全力辦民辦教育的時候，曾在燕京大學的宿舍里掛過一方「晚成堂」的匾額。
以上四部書擬總名為《古史四考》，工作的時間，不能少於十年，因為要作這書時必得先做幾件準備工作，如決定經書的性質，考定重要古籍的年代，以及審查真書里的偽材料及偽書里的真材料等等，凡問題較大的就作成論文，先行發表，激起人家的討論，使得寫入《四考》時已有正確的結論可以依據。
這是一項，還有第二項。我在大學教書已有25年的歷史，教的多是中國古代史，用的主要的書總是《尚書》、《逸周書》、《春秋三傳》、《國語》、《戰國策》、《竹書紀年》、《史記》等數種。但因近年做這工作的人頗少，書鋪里沒有出版依了現代的要求而整理的新版，適合於學校師生之用的，使我教學時頗不方便。為將來大學的國文、歷史兩系的學生設想，應當利用從前人的成績，把這幾部書好好整理一下。我以前曾翻譯過幾篇《尚書》，到現在人家還是覺得好，因為商、周的文字太古奧了，單有注釋仍看不懂，只有譯為白話文才可懂得它的意義，而翻譯的工作委實不易做，許多人想學我而學不來，所以有很多人希望我把《尚書》全部翻譯。我對於這工作也有興趣，預計此書該分三格：上格為本文及校勘，中格為歷代解釋選，下格為譯文；再將重要的金文，如毛公鼎、散氏盤及舀鼎等，也用同樣方法譯出，作為本書的附錄，使學生多得一參考的資料，啟發其把古籍與古物打通研究的志趣。又如《國語》與《左傳》究竟是一部書還是兩部書，這個問題也已討論了兩千年，現在該得解決。解決的方法是儘量用先秦諸子及《史記》里說到春秋時事的都抄出來和《國語》、《左傳》相比較，以猜測其原來的形式。要是這樣做了還不能解決，那麼這個問題是永遠沒法解決的了。要是還可以解決，則左丘明著作的原樣可以給人認識，兩千年爭辯的公案可以給它判決，豈不是學術界的大快事。又《史記》一書，清代學者因為它牽涉的方面太多，不敢替它作新注。我前在北平，想做徹底的整理，已將標點分段的白文印出，銷路很好，足見一般學人的需要。將來我們國家走上文化建設的階段時，我希望有一機關給我方便，許我在朋友中選取十人，共同工作，把前代學者研究的結果會合於一編，如王先謙《漢書補註》例，做專門學者的讀物；再揀其精粹，作一簡注，並加上地圖及器物圖，做大學生的讀物。
我在燕大時，曾用「嚼飯哺人」的方法，把史料融化了寫出來，成了兩部講義：一是《中國古代史》，二是《漢代學術史》。這第二部印了出來，雖是有人批評我，說我不該強迫古人說現代的白話，但是贊成我的很多。至於第一部，則是混合考古學與古籍研究寫的，因為裡邊未解決的問題太多，未敢出版。但我既教了廿餘年的古代史，忍不住把它系統化的要求，想對於新史學學習到一相當程度，把這部稿子重新寫出；對於問題的考證則作為附註，約計正文30萬字，附註70萬字。有了這部書之後，青年們方能接受前人的研究成績，不負他們一番辛苦。和此書並行的，是一部《中國古代史研究法》，以古史材料為主，逐書逐物做說明，且分析其內容，使青年讀了即可知道門徑，省暗中摸索之苦。
⋙1957年8月，顧頡剛和譚其驤、侯仁之在一起。
以上兩件事情，一是整理古史料，一是敘述古史及其材料，偏重於編輯方面。固然比了作《古史四考》輕易得多，但因分量既富，範圍也廣，工作的時間恐怕最快也在十年以上。
再有一項工作也耿耿於心，就是《中國民族史料集》的編輯。這是我主持禹貢學會和邊疆學會時遺留下來的志願。中國民族為多種民族所結合，中國文化為多種民族文化所薈萃，這是毫無疑問的事。但是，如要我們細細地說明其結合和薈萃的情形，則材料就嫌不夠，而且根本未經整理，要採擷這點材料時也非常的不湊手。一部《廿四史》放在你面前，你也沒法找。現在全國各民族既有平等發展的自由，他們便不會不想知道自己的歷史，可是他們自己的歷史裡糅雜神話太多，遠不及我們正史里記載得正確。例如西藏人，他們自己說他們的種族的由來，是一個在觀音菩薩處修道的獼猴和一個魔女結合了而生出來的，其統治階級則是一個印度的太子為避難而逃出來，為藏民所擁戴的。其實，《新唐書·吐蕃傳》里明明說他們是發羌的後裔，發羌是由青海遷去的。照他們的傳說，是他們和印度親而距中國遠，看我們的歷史，是他們和中國親而距印度遠，我們難道讓他們尊重了神話而捨棄了歷史事實嗎？為我們國家聯合各民族計，為指導各民族得著其自己民族的正確歷史計，為將來的著作家會合了各民族的史實以寫成一部真正的《中國通史》計，這基本的工作是不能少的。我自從跑了幾次邊地，久蓄整理民族史料的意志，可是這件事情實有相當的困難：第一，應確定各民族的人名、地名，這在近代蒙、藏史固有他們用自己文字記載的典籍，可以根據著整理，至於匈奴、鮮卑、突厥之類，他們的文字或未發現，或雖有發現而材料極少，不夠解釋一切，需待慢慢地尋找和研究。第二，從前各民族向無地圖，現在不能不替他們補出歷史地圖來，但古代地名當今日何地，其幅員廣狹如何，其交通路線如何，在在是問題，這也必有待於考證。第三，我們做這項工作的最終目的是要了解古代各民族的組織狀況。民族和國家向來可以不一致，或一民族而分為數國，或一國而含有數個民族，或一國的國民是一個民族而統治者則來自別一民族，或開頭是一個單純的民族而後來則化為複雜的民族，此中千頭萬緒，而記載則或簡或無或誤，總不能適合我們的需要。這隻有用極度的耐心去研究，使得分散的材料可以集合，失去的材料可以找回來，文字上沒有的材料可以從夾縫裡看出；還該把歸納出來的事實送給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審查，請他們用地下的材料來證明或推翻。所以這一工作，我雖是願意干，但我絕不敢包攬，我只想把《廿四史》細細地讀，抄出材料，做初步的整理，編出一部民族名、地名、人名、器物名的《民族史辭典》，或者更把整理的結果作成一部不完全的《中國民族史》，待將來學者的改造。
把《廿四史》細細讀一過不是一件容易事。這一部3243卷的大書，以日平均讀兩卷計，即需時4年半；再加上編輯和研究的工作，不是又需10年嗎？
⋙1973年，顧頡剛與整理《廿四史》的同仁在中華書局。
這三項工作——研究古史、整理古史、整理民族史——的具體計劃開了出來，總計已需時30年，而且這是一個粗略的估計，如果實做起來一定還不夠，難道我能活到90歲以上嗎？難道我能工作到九十以上嗎？但是想到文化建設不遠來臨，到那時我要請求政府，派幾位編輯、幾位書記一同工作想是做得到的，那麼我個人的工作時間或者可以縮短十餘年，確實完成這志願。否則，便干一點是一點。
現在，我極想擺脫了商人和教授兩種職務，專力在寫作上。不知上面開的三項工作，政府要我做哪一項。政府如要試一試我的工作能力，我想不妨先從小的做起。「《尚書》今譯」和「《國語》與《左傳》」兩種工作，估計每種速則一年，遲則二年，平均數則共計三年。如果給我的稿費夠我的開銷，我一定能如期完成。
至於工作的地點，我想仍在上海。一來，現在搬家不易；我的殘餘書籍3萬餘冊已於前年由北平運至上海，再要搬走已無此力量。二則，上海有幾家圖書館，我需要的書，凡自己所沒有的，大概都能得到。其三，則因上海是個工商業都會，社會活動自有工商界領袖人物出來擔負，我既不把交際圈放寬，人家便想不到我，因此頗能做我的學術工作。不像北京，我住了二十多年，熟人多了，多出許多牽纏；而且北京是以知識分子做中心的社會，一去之後人家就不會放我的。像我的年齡，已不容許我再浪費時間，所以我覺得住在「莫我知」的上海最為適宜。
⋙顧頡剛和學生譚其驤等人在青島海濱。
新中國成立前，山東大學聘顧頡剛為文學院長，他沒接受。接受普通教授的聘請後，又沒有成行。他想，他的工作倘能附屬在山大（當時在青島），每年到青島兩次，與那裡的教授討論，那是很高興的事。
去夏，山東大學聘我為文學院長，我不敢接受，但普通的教授是願意接受的。不料9月前往時，適逢膠濟路水淹，退了回來。山大里有幾位研究新史學的教授，我十分願意請教。我想，我的工作倘能附屬在山大，我每年到青島二次，使得我所寫的東西因有他們的討論而趕得上時代，那是最高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