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自傳 · 第一部

1944年2-6月口述，並據段畹蘭記錄整理稿修改，其中《蘇州舊日的情調》及《我的祖母》先載《田家畫報》1944年；《我的祖父》先載《努力畫報》第1卷第1期，田家出版社，1945年1月1日。1979年夏，據王煦華整理稿再修改，改題《玉淵潭憶往》，載《蘇州史志資料選輯》1984年9月第2輯。 《我在北大》系1945年6-12月作。原載《北大化訊》第10～12期，1945年9月-1946年1月。 我的家世 蘇州，這被譽為「地上天堂」的城市——我的故鄉，又名吳縣，這「吳」字的來源，是由於春秋時吳王建都於此而得的稱呼。當時的蘇州是它歷史上最光榮、最燦爛的一頁，後來吳雖被越所滅，這一段吳、越之爭的史實，不但今人常道，而且也被編入了戲劇。吳國雖亡於夫差之手，而吳縣的名稱卻因襲至今未變。再談「顧」姓的由來，卻又與越國有密切的聯繫呢。吳、越之於我鄉、我姓關係如此之深，不得不在此略談一談。原來「五霸」之一的越王勾踐的領域，在當時記載上只說明北至山東琅琊，而未指出西南部的界限，當然不止於發祥地會稽，從《漢書》上「百越」的記載就可證明。百越原是分布於閩、粵一帶的越王支系，其中一支名東越，本盤據於福建沿海，其氏為騶。及漢武帝封東越王搖之子期視於顧余山（江陰山名），乃改姓顧氏，這是江南顧姓的起源，由此可斷言我的遠祖是越王支系的後裔呢。自漢以來，史書上屢見有聲名澎湃的江南顧氏的記載，如東漢時的顧綜，三國時的顧雍，南朝梁時的顧野王，唐朝顧況和明代顧鼎臣、顧亭林等是。雖然因為譜牒失散，已無明文可考這些聞人與我先祖的關係如何，然而從我先祖明末清初卜居地唯亭與「二顧」的故鄉崑山相去如是之近，多多少少沾些血統上的關係。 在清光緒年間所修的《重修顧氏家譜》中，第一位先祖是明朝成化年間的允齋公，此公以前的遠祖惜已失傳，無從探究了。允齋公時，我家是唯亭鎮上的一位大地主。允齋公傳子東山公，再傳到小山公，三傳到蘭台公，都是耕讀傳家，過著富裕舒適的地主生活，安居樂業，無所掛心。及蘭台公晚年，當明萬曆年間，不知他為了什麼，從唯亭遷居蘇州，從此我家是城裡人了。雖然家庭經濟的來源仍仰賴田賦，然生活的方式卻由富農而轉為市民，這是我家的第一次大轉變。 蘭台公一傳而至岳宗公，再傳而至大來公、松交公堂兄弟，那時已是清朝初年。松交公是我們先祖中鋒芒畢露的傑出人才。當順治皇帝初次舉行會試時，他就用舉人的資格前去應試了，結果取得了進士的身份，以後歷任浙江山陰知縣、山西靈壽知縣和吏部考功司員外郎諸職。他喜歡文學，和吳梅村、龔芝麓等名士交好，公餘從事於韓昌黎、溫飛卿詩集的注釋，這書是後來被收入《四庫全書》的。晚年住在家裡，巡撫朱國治挾了嫌怨，把他株連到「哭廟案」內，幾乎同金聖歎一起送命，幸而皇帝明白，把他釋放了。從他開始，我先祖乃由普通士人而步上仕宦之途，這是我家的第二次轉變。 松交公時代不僅是我先祖史上最顯耀隆盛的一頁，也是族中人口最興旺的時期。松交公娶四妾，生十一子，這在家譜上是空前絕後的。人多並不足以稱榮，而當時文風豪氣的充溢，卻是頗足自贊的。例如當時風行的雅事——建造私人花園，玲瓏的假山，寬闊的池塘，奇花異草和三數果木雜羅其間，完全以人力造成的庭園，確實是競相傳為美談的。松交公時我家竟造了七個花園——雅園、依園、秀野草堂、學圃草堂、寶樹園、自耕園、浣雪山房，規模都相當宏大，其中尤以松交公自己在舊學前造的雅園、第十子迂客公比連雅園造的依園、幼子秀野公在因果巷造的秀野草堂和大來公在懸橋巷內造的寶樹園為最著。依園內有南北朝梁代妙嚴公主的墳墓，我幼時還去看過一次呢。松交公諸子之間以迂客公和秀野公最風雅，都從事於刻印書文。而二者之中又以秀野公為著，他印有《元詩集選》，後來修《四庫全書》時把它收了進去；又印有《秀野草堂集》，更是洋洋大觀，可惜家中不曾存得原刻本，只有一部翻印本。及康熙帝下江南時，風聞我家文風之盛，乃譽曰「江南第一讀書人家」。其時我家的氣勢，本已很可觀，及得此崇譽後，更有不可一世的氣概，不但在大廳上高高懸掛著「江南第一讀書人家」的大匾，凡與親友交往的名片、禮券、禮匣上都印著這一句話，以示榮崇。秀野公確不負此譽。秀野公號俠君，極嗜酒，家中每有客來，必先敬以酒二盅以代茶，俟主賓歡飲後，始敘正事，故當代人送他一個綽號曰「酒帝」，他的酒量自可不言而喻。又好刻印，所以他造的花園因此得名。現在秀野草堂已成了我家的祠堂。當時雄偉奇觀的七個花園，而今除了寶樹園尚存得有枯塘一隅的廢墟外，都已無跡可尋了。遙念當日情況，不免令人有滄海桑田之感！ 雖然，名震一時的秀野公並不是我的直系祖先，但我家從他以下歷代都以他而自豪。大來公更不是我的嫡系先祖，然而我卻降生成長並承有他的遺產——寶樹園的一部分呢。 松交公第四子岩卜公，名用霖，是我的直系先祖。他雖沒有像他兩位幼弟那般印書築園的風雅事跡留傳後世，這是因他中舉後就開始仕宦生涯，沒有在家鄉久居，當然無此閒情逸趣，曾任湖南寶慶府知府。岩卜公傳子魯常公，也是翰林出身。當接任寧夏府知府時，遂舉家徙寧夏，不幸該處地震，全家殉難，帝皇恤其因公殉身，追封為太僕寺少卿，得到了相當高崇的官職，族中聞訊，悼亡之心更切，除立祠堂以資紀念外，其兄弟恂如公將己子嗣於他名下，以繼其香火。這位嗣子列圃公，是先祖中一位名宦，曾任湖北德安府知府。乾隆末年，做甘肅洮州同知時，年已越七十，行當退休養老之際，突然厄運天降，由於布政使王亶望監賑案的牽連，以致連坐，竟而充軍黑龍江，風燭殘年，何堪當此慘遇，卒客死他鄉！他在潘氏巷舊址的家，亦因而被抄封，其眷屬無可奈何，乃遷居寶樹園。後來列圃公的孫子少游公把他的靈柩運回家鄉，安葬於虎丘附近。父子二代所遭之運命，可算是同樣的悲慘了。從列圃公遺眷遷入寶樹園始，我直系先祖乃世代卜居於懸橋巷裡，但這實在不是光榮的遷徙，而是家道中衰的開始，因自他獲罪以後，我家累代仕宦之途，既致中斷，而家中歷代所積蓄的財寶，亦被搜括一空，我家頓由富宦之家一降而為平民，充溢著衰頹的氣氛，這是我家的第三次大轉變。 經此人亡家破的慘遇後，列圃公之子除為生活鞭笞而工作外，毫無精力來復振祖業。再傳到少游公，家境仍是赤貧如洗，又不仕，何由而振興呢？ 少游公有二子，即雨香公和蓉庵公，雨香公的事跡不詳，因為他無子嗣，無人記傳其事。蓉庵公則曾出外，生子東生公亦曾跋涉廣西。東生公生仞之公名元昌及廉軍公名之義，兩位都是當時的秀才，太平軍打到蘇州，避居鄉間多年，仞之公竟因而在鄉間娶親，也竟娶到一位極其精明強幹的女子，就是影響我人生最大的嗣祖母，詳情當另闢一章專門記敘。及後清兵克服太平軍，整個蘇州城市遭到了歷史上空前的浩劫，我家的受害自是不免，所以先祖由鄉間歸來時，見到的是家徒四壁和荒園在那裡等候原來的主人回來重整家園，但這談何容易？迫於生計問題，於是兄弟二人馬上拋棄了書本，從事工作。仞之公就開了一個藥店並代人管理賬目，廉軍公則開始了幕賓生涯，結交名流雅士。這樣，昆仲二人總算擔起了家庭的重擔，也略略修葺了荒園破屋，然昔日的豪華，終已是摧殘殆盡，不能復觀了。廉軍公生子虬公和子蟠公，就是我的父親、叔父。因仞之公無嗣，我的父親就嗣了過去。我父親是秀才而優貢，經過殿試後，就做了安徽候補知縣，正準備走上仕宦之途時，辛亥革命旗鼓揭發，知時勢已變，乃退休故居，但不久因生計窘迫，不得已乃接任南京造幣廠文牘之職。及民國二年改任杭州仁和場鹽運署課長，後直至廿五年告老退休止未有調動，因之得稍置薄田，修建屋宇，並略購置古董字畫以供賞玩，家道遂進入所謂「小康」的境界，廿七年春病逝故鄉。我上無兄姊，下無弟妹，而我自抗戰軍興後輾轉入川，遂不克親視入殮，竟使家父含恨以終。我叔父生有二子，一名誦濟，一名誦震。叔父因投資公債虧折，憂憤而早逝。堂弟誦震於民國廿六年隨所屬機關松江徙至江西，病死客鄉。誦濟於60年代去世。 憑著記憶，先祖的事跡僅能記下這一些，但由這模糊簡略的東鱗西爪中，尚可窺見一個大概，至少從中可以提出兩點：一是從先祖直到我本人，都是很少閒居家鄉的，這與普遍的憚於奔波而好享受定居生涯的故鄉人性格截然不同，所以中國雖大，而內部十八行省都布滿了先祖及我的足跡。雖不必引以為榮，確在族中算得是一特點。一是歷代人口的稀少，松交公一房例外，尤怪的是長房往往絕嗣，一再由次房立嗣，而終不旺盛。就是我，現在也算是長房唯一繼承人了，迄今既無弟兄，又無子嗣，只有二女，因此堂弟第二子在我父親在日已嗣於名下，而堂弟則子女繞膝，真是咄咄怪事！ 蘇州舊日的情調 我小時候所看見的蘇州城市街道，幾乎全是唐、宋朝代的樣子。唐朝詩人白居易做過蘇州刺史，他的詩里曾有「紅闌三百九十橋」的句子，到我生時，蘇州城裡的小河小橋仍舊那麼多。蘇州府學裡留著一塊石碑，叫做《大宋平江城坊圖》，平江府是宋朝蘇州的名，上面刻繪著一座蘇州城，同我小時候所見的蘇州城池幾乎全然一樣，只是城中心的「吳王城」被明太祖朱元璋拆掉了。那時這片斷井頹垣，一半做了兵士的操場，一半則變成高高下下的瓦礫堆。除此之外，一直沒有什麼變化。 蘇州是一座周圍三十六里的長方形的水城，水道同街道並列著，家家戶戶的前門都臨街，後門都傍水。除非窮苦人家，才搭一個沒有院子沒有井的「下岸房子」。一條條鋪著碎石子或壓有凹溝的石板的端直的街道，夾在潺湲的小河流中間，很舒適地躺著，顯得非常從容和安靜。但小河則不停地哼出清新快活的調子，叫蘇州城浮動起來。因此蘇州是調和於動靜的氣氛中間，它永遠不會陷入死寂或喧囂的情調。 小河是蘇州的脈絡血管，輕便的交通利器，低廉的運貨騾馬，它們還使蘇州更美起來。月兒窺著悠悠長瀉的水流，每次全出落得格外玲瓏剔透、清明圓潤，恐怕只有威尼斯的月亮，才能夠相與比擬哩。蘇州所有的清雅明慧的色調，想是從這樣的背景中孕育出來的吧！若果認為「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句話還說得不錯，那麼蘇州這條通天之路，便應該派在這些穿門繞戶的小河身上。 大運河圍繞著這座南北廣而東西狹的長方城，兩岸有石頭築成的高堤。蘇州人除了入茶肆、上酒館，又可趕著春秋佳日在運河上泛盪起比小房間還要大些的花船，飲酒玩牌，叫妓女，或吹著笛、哼崑曲，竟是可以在水上消磨終日呢！至於城裡的小河，只能行駛小快船，船頭一人撐篙，船尾兩人搖櫓，遠遠望見對面有隻船來，便高聲打招呼。因為水運便利，蘇州沒有車馬，出門不趕船，便只有坐轎。在窄窄的街道上，僅僅能夠容許兩乘轎對面掠過，兩邊房子的屋檐，則相逼得更近，在鬧市中走，鋪子前面還伸出一大塊遮陽來，那就只能窺見一線天空了。每條街上都有一兩家茶館、酒店和糖食鋪，尤其多京、蘇大菜，在南方是頂呱呱的。這形形色色恰恰正面表現出蘇州人的閒散。花園的藝術則是這種閒散風味的登峰造極的造詣。 ⋙1911年1月，顧頡剛和同學在蘇州中學校門口。 蘇州是顧頡剛的故鄉，他小時候看到的蘇州城市街道幾乎全是唐、宋朝的樣子。 蘇州士紳對於花園藝術的造詣，全因受了宋徽宗的感染。徽宗真是一位大藝術家，他賞識太湖石的玲瓏剔透，便在汴梁的皇宮裡堆造一座「艮岳」來，掠盡了太湖裡的佳石。可是石頭尚未搬盡，汴梁已給金兵打下來了，留下來的，本來算是「皇產」，放在一座鷲峰寺里，待到元代，就給一位蘇州的和尚造了一座獅子林，因此那個寺院便稱為獅林寺。這就鼓勵起蘇州士紳造花園的狂熱，他們各各運用慧心，巧奪天工，太湖的好石頭用完了，他們也會把平凡的石頭堆疊成清幽的丘壑。當你走進這類園子，經歷曲折的荷池、幽邃的山徑，滿眼迎來蔥翠的林木、珍異的花草，竟會忘記自己還在江南的綺羅紅塵中，會皈依池邊的旱船（在陸上造的屋子，具有船的形狀，稱為旱船）、山中的石室，或流水上的小橋，做終生的歸宿哩。是的，這裡的景色，還要比那艮岳勝過十分，宋徽宗得到了跨灶子孫了。蘇州的詩人畫家，都殫盡心力在詩畫中去追求表現這種花園的藝術，無疑的，這種藝術是中國第一，甚而可以說世界第一。 茶館、酒店、精美食品、幽雅庭園等，全屬於中產以上士紳階級的享受，這種享受完全建築在窮苦的佃農身上。蘇州靠了太湖與運河的灌溉，土地肥沃，不患災旱，是魚、米、蠶、桑異常富饒的地方。但自耕農極少，卻有好多擁著上千上萬良田的大地主，他們大都住在城中，儘量風雅，儘量享受。每年秋天開棧（棧是倉庫的意思，收租的人家常把堂名寫做棧名，在轎廳上放著櫃檯，收取農民的租金，田地不多的人家，可附在別家棧上收租）後，就有專門收租的人替他們去向佃戶收足租銀，佃戶若是繳納不足時，便會被差役抓到縣府里去帶枷挨板子。自從明太祖打下張士誠，遷怒江南，田地加重糧稅後，蘇州農民的生活就一直變得更困苦了——儘管那時的蘇州是怎樣的繁華。不過繁華的蘇州雖是建造在農人的血汗上，它那種清雅的風味，究竟和十里洋場的上海不同，飲酒、品茗、堆假山、鑿魚池、清唱曲子、揮灑畫畫，沖淡了士紳們的胸襟，他們要求的只是一輩子能夠消受雅興清福，名利的念頭輕微得很，所以他們絕不貪千里迢迢為官做宦，也不願設肆做賈，或出門經商，只是一味眷戀著溫柔清幽的家園。從前為了博得科第的榮耀，還上京赴考，民國成立後，省會移往南京，後來又遷到鎮江，從此退出政治漩渦，更落得深居簡出，各自逍遙了。 我的祖母 我的一生，發生關係最密切的是我的祖母。簡直可以說，我之所以為我，是我的祖母手自塑鑄的一具藝術品。 要說我的祖母，必須先說我的家庭。我家是蘇州城裡的一個大族。說也奇怪，我們一支總單傳是常態，有弟兄的是變相。從清初到清末，在譜牒上只占了狹狹的一條長行。我的曾祖生有二子，大的號仞之，小的號廉軍。仞之公元配韓氏，繼配張氏，但他們都沒有生過孩子。廉軍公配的是王氏，生有二子，大的是我父子虬，小的是我叔子蟠。照封建社會的老規矩，「大房無子，小房不得有子」，於是我的父親就照著這封建教條，承繼給他的伯父為子，而我也隨著他嗣了過去，稱初之公為「祖父」（或「嗣祖父」），張氏夫人為「祖母」（或「嗣祖母」），而稱廉軍公為「本生祖父」，王氏夫人為「本生祖母」了。這裡所說的「祖母」，就是我的嗣祖母張氏夫人。 ⋙顧頡剛幼年時和祖母在一起。 顧頡剛的一生發生關係最密切的便是其祖母，他可以說是祖母一手培育起來的。 蘇州這塊地方，是最高度的農業文化，又是全國商業的交通中樞。所以，一家只要有了幾百畝田或幾十間屋，就一生吃著不盡，不必到社會上去奮鬥立業，更不必到外地去尋求生活的出路。一個孩子讀書應舉，只要得了科舉，就可以做個鄉里中的紳士，戴著頂子去見官員，全家和他的姻親都滿足了。如果想出門去，像范仲淹這樣，「以天下為己任」，大家就會要笑他：「他這個人仿佛不會死的。」就是考中科舉，到朝廷上做官，親戚們朋友們也要勸道：「『伴君如伴虎』，何必去冒這個大危險！而且『爬得越高，跌得越重』，你有現在這點功名已經夠了，再爬上去幹什麼！」如果得不到科第，只在家裡看看書、寫寫字、畫畫山水花卉，或者唱唱崑曲、聽聽說書（評彈），只管自得其樂，老輩們也就把他當做「佳子弟」，不加責備。在這般情勢之下，一個席豐履厚之家，經不起兩傳三傳，消費數字超過了生產，就漸漸地沒落下去了。舊家沒落，自有新興的代替。這新興的大都不是土產，而是外方人挾了較雄厚的資本來做買賣的。例如一二百年以前，安徽人，尤其是徽州人，來得真多，像出汪士鎔的汪家、出潘祖蔭的潘家、出吳大澂的吳家都是，他們先富後貴，占了各方面的上風。但是盛極必衰，他們的子孫也就踏上了蘇州人的覆轍。近百年來，浙江、江西、廣東、四川等省人也就踏著安徽人的足跡而享受著蘇州的安富尊榮了。 我的祖母的先世也是由徽州搬來的，所營的生意是進出口貨物——所謂「洋貨」。祖母小時還看見她家中人在上「漂洋船」之前舉行的盛大祭禮，又記得她自備了一些蘇州的繡貨托「漂洋船」帶去販賣。因此張氏本是一個富厚的人家，住一所極大的住宅，在西城支家巷。她還記得有一座花廳叫做「聯珠館」，有一座書房叫做「汲井書屋」。但到了太平天國和清軍拉鋸戰役中什麼都完了。我那時聽得她的話發了好奇心，到支家巷訪古，只見存在的只是一個約高20米的瓦礫大土墩了。 她的父親名張玉岑，她的母親的姓我已經忘記。他們只生了五個女兒，而我的祖母是最小的一個。祖母告訴我，她的父母年紀大了，極希望得子，偏偏生下來卻是一個女兒接著一個女兒。那個接生婆不小心，對著產婦說「恭喜你，又添了一位千金」，氣得她筋肉起了痙攣，左臂短了一段。於是命名為「招弟」，希望她最後還招一個弟弟來，可是這是最後一胎了。祖母小時候也曾和她的四個姊姊在家讀過幾年書，不過那時對於女子的教育是極不重視的，名為讀書，實則隨便坐坐而已，所以識字無多，寫字也只能記賬。她說：「我的大姊才不行呢，讀了七年書，連自己的姓也不曾識得。出嫁之後，她的小姑們騙她，拿了別人的名帖說：『你的父親來了！』她相信這是真的，連忙出去迎接。」 太平戰役中，張家避難到王江涇橋（大約屬無錫），恰巧我的祖父仞之公也挈眷避難到此，韓氏夫人忽在那邊病故，經人說合，他便和張五小姐結了婚。經過洪、楊革命，真是家徒四壁。仞之公雖是一個秀才，但受環境的逼迫太甚，不能不求急速的出路，因此他就轉學了醫，又集股開過生藥店，又幫人家收租。我的祖母管理內部，井井有條，漸漸達到小康的境界，買進了些田產，又在寶樹園廢址里添蓋了一些房屋租賃出去。 我的父親16歲出繼之後，仞之公於光緒十七年（1891）剛替他完娶周氏（我的母親），不幸就病逝了，那時他只有52歲。我的祖母是48歲，我父正在少年，無力養家，勉強托人介紹到蒙養義塾教書，一年工資才得三十千文。蘇州有三個書院——紫陽書院、平江書院、正誼書院——我的父親拚命作文應考，雖然名第很高，可是獎金有限，無力應付家用。這一家的負擔就落到了我的祖母的肩上。然而那時的女子是絕對沒有辦法服務賺錢的，又值大水之後，田息無收，更形拮据，沒奈何只有把飾物和田地一畝一畝地托人賣去。而把實際的開銷竭力地節約。我的父親本來酷嗜杯中物，看到這般情形，自願出門尋出路。那時蘇州人潘子牧正任山東武定府知府，我父親就投奔到那裡，做了他的西席，一年工資加到七十千文。那時他懂得了稼穡之艱難，除了剃頭之外，一錢不用，都寄回去。又拚命用功讀書，以期上進。我母在家，於光緒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1893年5月8日）產下了我。我的祖父是會排八字的，排出一看是五個「火」，兩個「水」，一個「木」，「五行」中缺了「金」和「土」兩項，所以起名為「誦坤」，字曰「銘堅」，以示補足之意。再要起一個小名，做家人的稱謂，因為他和我的嗣祖母那年都是50歲，定為「雙慶」，再把它簡化，稱為「阿雙」。 ⋙蘇州的著名書院紫陽書院。 我的祖母身體甚胖，自和我祖父結婚，二十餘年中不曾懷一次孕，這是怎樣地使她失望。兒子既不可得，只得希望抱孫子了。因此我既出世，她的全副精神就都寄托在我的身上。她常說：「兒子是嗣來的，嗣的時候他已長成了，我不能管。孫子是在我這裡生出來的，我可以自小管起。這是俗諺所謂『假子真孫』。」因此，她常常抱我到仞之公的遺像前，叫我「拜拜阿爹」，我當時還聽不懂大人的話，錯認了，以為這個神像的名字是「拜拜阿爹」，常問道「拜拜阿爹的性情怎麼樣」，「拜拜阿爹的時候家裡是怎樣的」，到了年長的時候也就改不過來了。 我的母親死得很早。我六歲時，她就犯了肺結核病，過了兩年，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離開人間。她留給我的影子太淡了，我只記得起她是一個身材高高而精神非常嚴峻的年輕奶奶。她管教我很嚴，我有什麼不好，她打我，我一討饒，她就打得越凶，說「這孩子沒志氣，沒出息」。當我三歲的時候，有一夜夢中遺了尿，她就把我從床上扔了下來。我凍得大哭不止。那時我的祖母尚未睡著，聽得隔壁地板一聲響，接著就是我的大哭聲，心中不忍，推開房門來看。我看見祖母來了，一把拉住她的頭頸，再也不放。祖母道：「你今天和我一起睡，好不好？」我點了點頭，她就抱了我回房。從此以後，我就和祖母一床睡，直到18歲我結婚的時候。 其實祖母管母親和我一樣的嚴厲，不過母親為了自己身體不好，又為了「兩姑之間難為婦」，心境老是不好，使我記不得她的笑顏。祖母則有時嚴厲，有時慈愛，而嚴厲的態度是從慈愛的本心上出發，所以使我產生了又畏又愛的複雜心理。當我五六歲時，有一個親戚來了，家中買點心款待，我站在客人旁邊看吃，客人為了對小孩表示好意，分一個給我，我當然很樂意接受。祖母當時不作聲，待客人去後，關起房門把我一頓打，直打得我從此以後不敢再看人家吃東西。七八歲時，蘇州剛有廣東糖食店，我一次和女傭上街，看著他們的廣東餅和廣東橄欖非常羨慕。女傭就替我買了一點帶回家來，滿心以為可以大嚼一頓，哪知給祖母看見了，就把這些糖食向屋瓦上一擲，一點也吃不到。這一打擊太重了，我禁不住號啕大哭，哭得鄰家正在學刺繡的王素心小姐也來看，逼得我自己因慚愧而停止。大約在我12歲的時候吧，親戚家有喜事，媒人是雙方的太太們做的，照封建排場，婦女不得出面，她們就請我代做名義上的媒人，不知在哪裡借來了一身小禮服，我穿了外套，戴了翎頂，坐上轎子，到男家去做大媒了。男宅看我以小孩子而做大媒，就拉了六七個吃喜酒的小客人來陪我吃飯。我們吃整桌的菜，一樣地有豐富的酒果，小孩子們高興，就學大人們一樣地灌酒，灌得個個大醉了。我走到這家內室，一橫到床上就呼呼睡著，哪料胸中做惡，把酒和菜都嘔了出來，吐了人家一床。那家就派人背了我回家。祖母看我熏熏然進來，問了隨從的人就知道了這件事，立刻把房門關起，不讓我上床，我坐在堂屋裡哭了一個通宵。從此以後，酒就不敢沾唇了。祖母常說：「你父親愛喝酒，已誤了不少的正事，我再不能讓你這樣糊塗下去！」自從有了這幾次的經驗，使我對於飲食方面淡泊萬分，每當走過稻香村、采芝齋，或各種水果鋪、點心鋪時，從來不想買點零食吃了。 吃飯不許狼藉米粒，落到桌子上的就要揀到碗裡去，她常說：「惜食有食吃，惜衣有衣穿。人間狼藉一粒米，天上看了就像一粒星。」淘湯，每碗飯只許淘三匙。不許多夾菜，說：「是菜過飯，不是飯過菜。」每樣菜，大人沒有下箸的時候，小孩不許先下。 祖母管教我雖很嚴厲，但對於我的飲食起居，卻無一處不仔細周密，體貼入微的。我小時候身體很弱，祖母總是嚴格地限定我的食量，把營養豐富的食品省給我吃，為我培養了一個十分強健的腸胃。我的腸胃到現在還可說是在朋友們中算是最好的，無論菜的好壞，我總可吃一個飽。可是我的祖母太愛我了，凡是有殼的，像瓜子；有子的，像西瓜，她都要去了殼和子才送到我口裡。有骨的，像魚，她要去了骨給我吃。難吃的，像蟹，她要出了肉給我吃。這卻減低了我吃東西的技能。當時雖沒有吃鯁，但到現在，瓜子就不會嗑了，蟹也不會剝了，魚是怕鯁而很少吃了。 還有我的病痛，也使她受了許多的苦。在我兩歲時出天花，三歲時嘔血，八歲時患喉痧。這三場大病，都差一點兒死去，她悲痛焦急到極點，跑到灶門前點起香燭，求灶神保佑，不停地叩頭，一直叩得額上腫起一個大塊。我脆弱的生命，總算依靠著她的無限慈愛和庇護長育了起來。 ⋙1912年1月，顧頡剛（右三）和葉聖陶（右二）、王伯祥（右一）等中學好友在一起。 顧頡剛的祖母用了全部力量愛他，但在學業上對他的要求極嚴。 她雖然用了全副精力來愛我，但在我學業上，卻極其認真。她常說我的全部希望如今都放在阿雙身上了。因此她盼望我上進的心非常的迫切，她要我跟上祖宗的腳步，由讀書求科名。從我五六歲起聽得大人的話明白以後，她常常對我說：「阿雙，你讀書要好好用功啊！我們家裡從來沒有一個白衣的人，你總不要坍了祖宗的台才好啊！」她總是這樣不厭煩地叮囑我，鼓勵我。 每天放學回來，晚上總要叫我溫習。她又極注意我的品行，凡一舉一動，都加以約束。每晚臨睡時，她總要檢討我一天的行為。若果做了錯事，便叫我寫在紙條上貼到帳頂上，第二天早晨睜開眼睛，第一件事便是叫我把那張寫上過失的條子誦讀幾遍，表示悔過。犯得重時，或犯了再犯時，還要另加體罰。就這樣地她逼得我自己對於行為負起責任來。 小孩子總是貪玩的，我整天被關在私塾里，一年中除過新年放一個月的長假外，其他只有端午、八月半放兩天學，所以我也很想藉故逃學。從我家到私塾里大約有半里多路，有一天遇著下大雨，吃過早飯，我看著祖母說：「今天雨太大了！」她毫不思索地指著天堅決地說：「你想不去了吧！就是落鐵，也得去！」這斬釘截鐵的幾個字，我一世也忘不掉。自從到了社會上服務，逢到大雨的時候，我妻在旁邊勸道：「不去了吧！」但我立刻說出祖母這句教訓來：「落鐵，也得去！」祖母的面容十分慈祥，但卻閃爍著一對銳利的眼睛，尤其是當你犯了過失時，仿佛看到你心裡一般，使你不由得要慚愧而畏縮地低垂了頭。 祖母又是很會講故事的，在傍晚時分，還沒有點燈，她常常坐到堂屋前那把藤圈椅子上去。我明白這時可以請求她了，就搬過小板凳去挨著她的膝頭坐著。不等我開口，她便用手撫摩著我的頭頂，笑眯眯地問：「又想聽講故事了？好，就講『目蓮救母』吧。」這多半是在認真溫書之後，用故事來做獎賞。蘇州的文風雖盛，但婦女都不讀書，也少有準許出門逛街，祖母也不識字，但她記性極好，又會談話，她記著許多如「老虎外婆」之類的民間傳說，和流傳於婦女中間的迷信神話，用她那婉轉而清脆的聲音，講述得娓娓動聽。我想，祖母用這些動人的故事已經增加了我的向善心，打開了我的想像力，她高高地擎起了照亮我生命的第一盞明燈。我的祖母是我的恩師，又是我的慈母，當我長大了時，總是常常對人這樣提起她的。 我的祖母非常能幹而有決斷，我們的本家和妯娌間每逢遇到難處的事情總要到她那邊來請教，她能剖析事理，侃侃而談。如果她是一個男子，我想，她一定能做出一番事業，並會判清許多寃獄，像包龍圖一樣。我從小喜歡讀書，怕管人事，這一點大為祖母所不滿。她常斥責我道：「一個人應當眼觀四處，耳聽八方，像你這樣的呆頭呆腦，將來怎麼可以做事！」又說：「忠厚是無用的別名，你一味忠厚，必歸無用。」這句話到今天看來，也可說有些寃枉，因為我常覺得自己有極強烈的正義感，只是為許多長輩所逼，不敢向他們當面說話而已。 ⋙1937年3月，顧頡剛在禹貢學會的辦公室里。 辛亥革命時，顧頡剛加入中國社會黨，民國元年就到了北京。 祖母是這樣地愛我，但她不像別的太太們，只要把心愛的人放在身旁邊就感滿足。她要我到外邊去見世面，所以並不反對我出門。當辛亥革命時，我加入了中國社會黨，希望一步跨上天，在民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後，把社會革命這個最高的階段就完成在我們的手裡。民國元年，中學畢業，我的同志陳翼龍君正在北京辦社會黨支部，他招我去，我怎肯不去，但此事若和家庭直說便行不通，只說北京有一家報館要我去任編輯，月薪三十元。我的父親知道了，來書不許，但我的祖母卻滿口答應，那時我的父親正在南京工作，我就由她的手裡放出來了。後來我考進了北京大學預科，離本科畢業還遠得很，但她很放心地讓我前去。一般親戚都責備她道：「你們只有這一個孩子，為什麼放他走得這樣遠？如說要進大學，那麼蘇州有東吳大學、上海有聖約翰大學，哪一個不可進呢！」但她很堅定地答道：「男孩子是該讓他出出遠門的。」 她一切節省，只有對我買書卻極慷慨。因此，我在11歲以後就天天出入書肆，一本一本地買了回來。積少成多，一年就可有五六百冊。有時要買一部大書，須十餘元或廿余元的，向她懇求，她每月只有從我父親那裡收到三十元錢，一切蘇州開銷包括在內，卻肯付給我一筆書款。所以我從小懷著做一個藏書家的野心。當我十六七歲的時候，就買了幾部叢書（《惜陰軒》、《咫進齋》、《滂熹齋》、《功順堂》……），這些書錢哪有一個不是我的祖母從千省萬省中省出來的。自從她去世以後，我為了北京歷史材料豐富，做終生居住之計，蘇州的書全帶了去。「七七」事變，孑身南行，家人把這些書寄存在燕京大學司徒雷登校務長住宅的地窖子裡，以為是最保險了，不料太平洋事變起，美、日兩國宣戰，燕大被封閉，司徒住宅所藏什物劫取一空，我祖母傳給我的這部分產業算是完了，我怎麼不悲痛呢！ 我現在被人稱為「歷史家」，我自己也確有搜集材料研究「史料學」的癖好。但我的父親和叔父是最不愛保存舊材料的，每隔一年半年就把各處來信和其他認為用不著的日曆及各種宣傳品一把火燒光。我在旁邊看著，嘴裡不敢諫止，心中總覺得太可惜了。父子之間的性格為什麼有這樣不同呢？我很明白，這不光是先天的差異，乃是我受祖母的教育太深了。她從來不肯輕棄一張紙、一個小瓶、一些過時了的東西，所以她的房間裡儘是些舊材料。她固然每隔幾個月也要整理一次，但這不過理得齊整些而已，東西的數量是只會增加而不會減少的。她的目的只為的「惜物」，覺得世上原沒有一件廢物，只要善於用它。但我承受了她的思想教育而應用於學問工作上便成為「搜集材料」的科學要求了。 蘇州人家最重衣著，所以有「身上綢披披，家裡沒有米」的諺語。我的同輩，從小就是夏穿紗，冬穿皮，而且灰鼠、銀鼠、胎羊、紫羔種類紛紛。我呢，小寒的時候只有穿袷衣，到了大寒才得穿棉衣，直到結婚的那年才穿上了一件羊皮袍。這就養成了我的衣著隨便，下身不怕凍的習慣。 ⋙顧頡剛的祖居——顧家花園故居。 顧頡剛的直系先祖古代卜居於懸橋巷裡，這正是家道中衰的開始，他家一降而為平民。 祖母固然給我許多好習慣，但也把我養成了些壞習慣。她只要我讀書，不要我做一點家務勞動。例如洗衣、買菜、掃地、擦桌椅等等，我如要插手，必然被喝住道：「這些事不是你做的！」我看見家裡婦女都在縫製衣服時，我也想學一學，動一動針線，可是便被她們喝住道：「男做女工，爛脫胴肛。」我到廚房裡去看打稻結、出稻灰、做羹湯、加調味時，那位本喜吃魚而偏擺架子不願下廚房的孟軻說的「君子遠庖廚」這句名言又在我的耳邊響起來了。我受到了這樣嚴格的管制，當然一切勞動我就一點兒不會做了。後來，到了北方，喜歡雇騾馬，行長途，天天要打開鋪蓋，又要捆起鋪蓋時，我就不會緊緊地打成一團了，因此每被同行的朋友們所笑，我自己也有時笑了起來。 祖父的故事 蘇州最長的一條街是偏近西城，直貫南北城的護龍街。在東城同護龍街平行的長街有平江路和臨頓路。我們的家就在這兩條路之間的懸橋巷內，東、北兩面都給小河圍繞著，東面隔著河便是平江路。從我家出來，跨過了北面河上的板橋就到達懸橋巷。在板橋以內，稱為顧家花園。這個地方是明末清初我們家裡的一座花園，因為種了許多山茶花，它的真名是寶樹園。在太平天國時便被毀了。但我小時候還有一個方廣一畝多的池塘和幾塊玲瓏剔透的假山石。我們的家就在池的西邊，是祖父在亂後重建起來的；但我們的大廳卻系園中故物，據懂得建築的人說，廳上的青石柱礎還是明朝的東西呢。 蘇州是舊文化的一個中心，歷來出過不少的學者、詩人、畫家。這條懸橋巷裡出了幾位名人：一位是明朝的文學家鄭桐庵，一位是乾嘉間以收藏宋版書著稱的黃蕘圃，另一位便是娶賽金花的洪文卿。而且巷內有家姓祝的是明朝畫家祝枝山的後裔，說不定祝枝山當年也住在這裡呢。還有丁家祠堂里有九樓九底的藏書，可惜終年封閉，不知裡面藏著什麼好東西。 祖父是頂會講故事的，用他那低啞平靜的聲音差不多把蘇州城內的這些掌故舊聞全部對我講遍了。從坐在連台交椅中認字起，一直到十一二歲，一味讀書沒有遊戲的生活，快把我的性靈烘烤乾枯了，幸而有祖父這些故事來打破了這種沉悶呆滯的空氣。所以我的最高興的時候就是跟隨祖父上街和掃墓。我家的墳墓不在一處，在石湖和虎丘的一天來回，在唯亭的兩天來回，在望亭的卻要三天才能來回。我們坐到船里，這時祖父簡直變成了智慧的化身。過山塘時他就講唐伯虎的故事，過越來橋時他就講勾踐滅吳的故事，在運河裡他就講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故事。在我眼目中他真成了一個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聰明人。而且他喜歡講高等的笑話，在船里他就舉出一副對聯：「醉客騎驢，搖頭擺腦算酒賬；艄公搖櫓，打躬作揖討船錢。」他指著船夫向我說：「你看，他不是在討船錢嗎？」在進街時，凡遇著匾額、牌樓、橋樑，也必把它們的歷史講給我聽。到范莊前，他就講范文正公「斷齏畫粥」的苦生活。上雪糕橋，他說：「從前有一個孝子，母親病了，想吃糕，但他沒有錢買，不得已抓起一堆雪，壓成糕形，騙母親道，『買到了』，可是他母親真要取來吃時，他哭出來了。」祖父的聲音雖是平靜低啞，但他極會表情，別人都裂開嘴角或扭曲嘴唇打皺麵皮笑起來，他卻能在澄澈的眼波里浮蕩著笑意。他的故事深印在我的心上，都是一張一張有聲有色的畫頁。 我的祖父正同當時的蘇州士紳一樣，也有著那種幽雅閒適的風度，他講究吃著，高興品茗，也抽鴉片——這多半是弄得他身體消瘦、聲音低啞的原因，可是這煙盤子卻變成了啟發我、娛樂我的神奇的搖籃。遇上哪天的生書容易記誦，晚上便跑到煙盤子下面坐著，祖父挑起鐵煙簽在指頭上一面裹著煙泡，一面就給我細細講述故事。他講親身經歷的「長毛軍」，又說在江西巡撫衙門裡見過拘禁洪秀全的兒子，這人每頓吃整桌的菜，一天吃西瓜子一斗，等到北京文書一到，就被拉出去砍了。為了講胥門的故事，就說起伍子胥因忠諫被殺，那時聲音更見低啞了，煙泡被燒燃了，他噓噓噓地吸泡，從嘴角冒出了一陣迷迷濛蒙的白霧。我深深地嘆息了，怔怔地望著煙燈，仿佛親眼看見了掛在城門上的伍子胥的頭顱，哽咽地說道：「阿爹，不要聽了。明晚還是講些諸福寶欺侮人的笑話吧！」於是引得祖父扔下煙槍眉開眼笑地打哈哈：「看你小孩子，倒能有這麼一副正義心腸！」他教我讀書也在煙鋪上，我到今還記得他教我讀《五柳先生傳》和《歸去來辭》的神味，好像他就成了陶淵明，那是何等的閒適呀！ 我後來想：祖父的這些溯源窮委傳神盡情的故事，對於我的喜歡研究歷史，一定給予了很大的誘發。 ⋙丁日昌的著作《沈幼丹尚書評選》書影。 顧頡剛的祖父是在丁日昌做江蘇學政時進的學。丁日昌很賞識他，為他寫過一聯：「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取彼福澤以成功名。」 我的祖父名之義，號蓮君，又常寫同音字作「廉軍」，是一個秀才，丁日昌做江蘇學政時進的學。當時丁日昌為了看得起他，親自寫了一副對聯贈他，上聯是「士先器識而後文藝」，下聯是「取彼福澤以成功名」，還題著「蓮君茂才」的上款。這副對聯是始終掛在堂屋裡的。可惜他的福澤不能符合學政的期望，進了幾次秋闈考不上舉人，灰心不考了，就做了闊官的幕僚，像江西巡撫彭芍丞、貴州巡撫潘偉如，都是他的上司。當他隨了湖北巡撫某公到武昌，還沒有上岸，四面放起炮來迎接這位新撫台，他猛不提防，把耳膜震破了，所以我們對他講話時是要高聲的。他在人家幕府里，很有機會認識當代名士，像作《疇人傳》的諸可寶、研究古文字學的鄭知同、工於治印的徐三庚、善畫鍾馗的王鴻朗，他們的手跡我們家裡都有。這位徐三庚是浙派的宗師，刻的印好像《天發神讖碑》，非常的剛勁有力。我的祖父模仿他，調和以溫潤的丰姿，刻得一手的好鐵線，身後我曾把他的印譜編輯為《古慕軒印蛻》八冊，可惜沒有印出來。他最愛《說文》，逢到這類書就買，因此在他的藏書里《說文》占了半數，其餘就是篆隸的拓本。他寫的篆隸是師法吳大澂的。我家同吳大澂是姻親，所以吳大澂寫給他的對聯稱他為「賢表阮」。他最愛金石，我小時候看他抄補郭忠恕的《汗簡》，又輾轉借得寧波天一閣舊藏的《石鼓文》，用西洋的拷貝紙雙鉤下來。因此使我注意到石鼓文。在孫家私塾里讀書時，看他們曬書，其中有《隨盦金石文字》一種，開頭就是鉤刻的石鼓文，想帶給祖父看一看，私下包在書包裡帶了回家。他看見了，嚴詞厲色地責問我從那裡拿來的，立刻逼我送回去。但孫家曬的書已經收起來了，我真沒有勇氣向他家的主人自認偷竊，只得放在他看不見的地方完了此事。他研究《說文》的結果著有《說文通俗》14卷，把每個字的通用字或俗體字列舉出來，加以說明或考證。我的父親曾把它油印了幾十部。他記筆記，也記日記，可惜自己不收拾，沒有保存下來。 由於在大官的幕府里，所以他有機會保舉功名。他得有五品藍翎，一逢到婚喪和祭禮，就戴起水晶頂子，後面插了花翎，穿了箭衣和外套，怪威風的。我們族裡，做官的出門了，留在本地的都不會說官話，可是逢到祭宗祠的時候，必須請一位府學老師來主祭，這位府學老師很可能是江北人，招待他的時候就非說官話不可，所以只要我的祖父在家鄉時，待招官員的事情總是由他負責的。我十餘歲時，科舉停了，可是我的父親必要我有些功名，替我到北京去捐了一個監生，加捐了一個五品銜，18歲結婚的時候也就戴起水晶頂子來。我那時也覺得很光榮，為的是可以繼承我的祖父的功名了。 我在北大 一 我十一二歲的時候，看見我的父親伏案寫一個稟帖，他是寫給府學老師的，上邊有「親老待養，子幼待教」的話，原來「庚子拳變」之後，北京重辦京師大學堂，到各省招考，我的父親是一個廩生，被府學裡召去考試，取上了，要他即刻到北京讀書，但他覺得家庭的一副擔子放不下，所以遞上這個稟帖，請求免行。 可是稟帖上去，上官不准，沒奈何他只得走了，祖母和我一起送他到上海，看他和同榜的幾位取齊之後，一塊上大輪船。那時的我多麼沉醉於「京師大學堂」這個名詞呵！天下的學問哪有比這個再多的，再高的！因此它就成了我的前進的目標。 父親到了北京，來信說：「為了年紀大了，算學和外國文字學不好，所以進了師範館。」這是造就高級的教育人才的，就是後來北平師範大學的前身。我看他寄來的信封上寫的「北京馬神廟京師大學堂齋舍天字一號」，又使我幻想那開設馬神的廟裡的大學堂，心想我的父親每天總經過這位馬王神像吧？這個像該是怎樣的偉大呀？「天字一號」是第一的別名，莫非我的父親在學校里考了第一，所以住在那裡？這一切一切，都夠得我吟味的。 大約經過了一年半的時間，我的父親回來了，回來的理由是學校里膏火金不多（那時大學中每個學生都受政府津貼，名為「膏火金」），不能靠著養家活口，為了維持一家的生活，他不得不棄掉學堂，另尋出路。他對我說：「大學堂的書，我是讀不成了，我只望你好好用功，將來考得進這學堂，由你去讀完了它罷！」這當然對於我是一個極大的誘惑。那時我看見一部《欽定學堂章程》，知道大學堂裡面分成經科、文科、理科、工科、農科、法科、商科、醫科等八科大學，大學畢業可以取得和進士同等的資格，大學之上有「通儒院」。這裡邊是做極深研究的工作的，通儒院畢業就取得和翰林同等的資格。在科舉廢止以後還能取得科舉的資格，這是該如何躊躇滿志的。 父親帶回來的東西我一一檢視了。有粗呢的操衣，紐子是銅製的，上面有一條小龍，紐子的兩旁還縫著八吉的花樣。有一張大照片，照的是大學裡的江蘇同鄉，坐著密密層層的人，穿著一色的制服，居中的一位方面大耳留鬍子的，是地理教員屠敬山先生（寄），他有一部中學地理教科書，新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我是看到的，這等的博學工文的老師碩儒，怎不成了我的崇拜的對象！此外進士館裡的許多學生，都是已點了進士的，他們好了再要好，又該做怎樣的敬仰！又有一張油印的四首律詩，題目是「重陽節登景山」，是父親的同學作的，我把它讀熟了，到現在還記得其中的兩句：「茫茫太液池邊水，落落先朝巔上楸。」原來景山就是煤山，崇禎皇帝吊死在上面咧。 民國元年，我在吳縣縣立中學畢了業，從此我取得考大學的資格，我可以實現父親和自己的多年願望了。但那時正在革命之後，不知道大學堂招不招生，就大膽寫一封信去問。回信到了，信上的話是不關痛癢的，說「本校招生，定當登報，望君靜候」。信上的字做靈飛經體，非常的秀麗，這又使我猜想，該是翰林的筆墨。 直等到民國二年的一二月間，報上有北京大學招生廣告出來，招的學生除工科外，只有預科，這正適合於我的希求。我就趕到上海在帕克路寰球中國學生會報了名，試期不遠，就住在孟淵旅社等考。考的一天，我和中學同學吳奎霄君一起入場，因為試場不大，考生擠得太緊，交頭接耳極容易，監試的只有一位白白胖胖常帶笑容的先生。試題有的很易，有的也很難。考了兩天完畢，回家等候發榜。大約過了一個月，報上在新聞專電欄里登出一百多人的全榜，我是第九名，奎霄是第十名。我的父親看了喜歡道：「你們兩人怎會聯了名？」他不知道因為我們兩人座位太挨近了，各門的答案都是經過協議的。 親戚朋友們看見了報，都來道賀。只有幾位老太太責備我的祖母道：「你只有一個孫兒，怎忍捨得他走這樣遠的路！」祖母很安靜地回答她們：「這原為他的前程呀！」她為我準備行裝，購買各種旅行用品。動身的一天，她又為我祭祀祖先，默默通神，禱祝他們保佑我路上的平安。那時她已是71歲的人了。 津浦車已通車，但大家還不知道利用。奎霄的家裡要他仍走海道，我也隨著他們的意思。我們二人都帶了一口箱子、一個鋪蓋、一隻網籃，上了路。在海船上我不暈，自早到晚除了吃飯總是在甲板上看海景，那波浪的起伏、風聲的叫號、水色的變幻，使我心胸開朗，好像進了一個新的世界。 由天津上車到北京時，天色已晚，在打磨廠第一賓館歇了一宿。第二天早晨雇了兩輛騾車，載著行李，「格楞楞，格楞楞」，包鐵木輪慢慢滾轉了兩個鐘頭，才由前門外走到後門裡。車子停下，張眼望去，門口兩個石獅子，朱紅的大門，旁邊兩排短窗，門的高頭掛上一塊長方匾額，行草書「大學校」三字，用柳字做根底再加上孫過庭《書譜》的，我從《英文漢詁》里認識了嚴又陵先生（復）的字體，知道這是他去年當大學校長時所寫。可惜他已離開這裡，我不容接近這位名師了。 ⋙1924年9月，顧頡剛和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的同仁胡適（右四）、陳垣（右一）等在一起。 下了車，門房接了我們的行李，就領到總務處去，一道一道的紅漆門扉和綠紗槅子充滿了神秘的色彩。我知道快要享受這裡的神秘生活了，心中有說不盡的高興，可是總務處的職員卻對我們說：「新近畢業學生還沒有搬走，你們來無處可住，而且新招的學生一時尚未來齊，開課須等待些日子，你們還是在城外客棧里住幾天罷！」這真是一個出乎意外的打擊。我失望了，只得垂頭喪氣地走出門來，再把沉重的行李搬上了車。這位職員送我們出來，吩咐騾車夫道：「你送他們二位到西河沿高升店去。」於是再格楞楞格楞楞地出了前門，這樣一來一回真的把我們的肚子餓癟了。 高升店是純粹的舊式客店，一間房裡一個炕，夜裡送蠟燭來，比了洋氣十足第一賓館，電燈點得亮亮，屋子裡全是洋式木器的，差了幾個世紀。可是他們的房價真便宜，兩個人每天只三吊錢，合起洋價來還不到兩毛。 困在前門客棧里有什麼消遣呢？我們不能不排除讀不了書的苦悶。好在鮮魚口裡有天樂園、糧食店有中和園、大柵欄有廣德樓、肉市有廣和樓，天天有好戲，從西河沿去都是近在咫尺。而且那時的戲價便宜得不能使人相信，像廣和樓老生有劉鴻升、老旦有龔雲甫、小生有德珺如、青衣有朱幼芬、武旦有九陣風、黑頭有金秀山、小丑有王長林，這樣一個整齊的班子才賣兩毛錢。天樂園呢，有孟小茹的老生，梅蘭芳的青衣，王惠芳、路三寶的花旦，瑞德寶的武老生，田雨農的武小生，張黑的武丑，價更賤了，只賣一毛。我輩窮小子，別的錢花不起，這一點倒可以。所以那時上午11時半吃了飯，12時便進戲場，直到天快黑時才出來，一天的光陰很容易消磨過去。此外再逛逛勸業場、青雲閣、首善第一樓等市場，在地攤上撿幾本破書，又填補了這餘閒的空隙。 這樣的生活似乎經歷了一個月，才得到北京大學的通知，說於某日正式上課，才搬進學校，改做了一個人。可是好戲子的吸引力，比好教員更大，好像講堂的樑上繞著他們的餘音似的，收拾不住這心猿意馬，我終究做了他們的俘虜了。 二 自從進了北大，住在寒字號宿舍，地點在二院工字樓旁邊。幾年後拆掉了，改造的便是理學院的講堂。二院是四公主府的舊址，這位公主是乾隆皇帝的愛女，嫁給和珅的兒子的，院落重重，朱門翠柳，充滿了宮廷的色彩。最後一院是一帶高樓，學校用做圖書館，雖然清靜，光線卻不好，職員們的臉又都是陰沉沉的，同學們看書的極少。我曾去徘徊過幾次，從玻璃柜子里望見平生想看而不得的幾部叢書，但也沒有勇氣去借覽。 民國二年春天，是北大本科第一班畢業的時候。我們進校時，這張畢業榜還高高地貼在牆上，第一名是「陳漢章」，就是陳伯弢先生，浙江象山人，經學家黃元同先生的弟子，一個極淵博的史學家。他以舉人資格入校，聽說學校里本請他來做教員，後來不知為何不聘了，他就自願來做學生，到畢業時已近五十歲了。我的父親告我，這一班人還是他當年的同班同學呢。 校長那時是何燏時先生，他曾經編過一部中學數學教科書，所以這個名字我是記得的。但我們進校之後，卻從未見過他的面，也許當時無所謂行開學禮吧。工科學長兼預科學長是胡仁源先生，一見面，原來就是到上海來監考的白白胖胖而上唇留有鬍子的那一位。 我們新考進的學生一百餘人，除了一小部分工科同學大都招的南洋公學畢業生之外，其他都編在預科。預科分為兩類，甲類是準備進文、法、商等科的，乙類是準備進理、工、農等科的。那時的制度，預科三年、本科三年；預科里注重的是治學工具，本科里注重的是專門知識。我在中學校里愛看的書是文學、哲學，這時要我簽名定部，我填的卻是乙類，我夢想進的是農科。這個原因就為平常讀的詩詞里描寫農村生活太美麗了，如陶淵明這等乞食，還能在大自然的懷抱里享受那「悠然」的滋味，這是何等真摯的樂趣。再有一個原因，那時革命的興奮過去了，放在面前的是愈來愈緊的袁世凱的虐政，使得我們這班青年大為失望，覺得還不如隱居的好。我的中學同學葉聖陶君那時寄給我的詩便說：「……已驚人事隨波電，祗覺桑麻系夢思。近習農書消永夜，田園村集自相期。」我對他的建議表示極大的同感，學了農，既可自給自足，不靠人家吃飯，不浸入這惡濁的世界，又得嘯傲雲山，招邀風月，上與造物者為友，這不是人格的完成，這不是人生的至樂？ 剛上學，我們都用極大的信仰心送給各位授課的老師，覺得他們無論是高的矮的，肥的瘦的，都已包藏滿肚子的大學問，他們可以引導我們去窺探宇宙的秘密。實在，「京師大學堂」這塊金字招牌照耀得太光亮了，逼得我們竟不敢張目直視。 想不到才上了三星期的課，校中便發生了巨大的風潮。原因是商科同學數人，不知為了何事被校長開除學籍，全校同學起來援救，請求收回成命，校長不答應，成了僵局。那時東、西兩齋的門口，貼了密密層層的條子，上面寫的都是些義憤填膺的話頭。有一天，我們正在東齋的大飯廳吃早飯，忽然有幾位同學大聲宣傳說：「吃完了飯我們一起到教育部請願去！」我們是新到的學生，完全不了解這事的內幕，只緣年輕好事，給他們一鼓吹也就跟著走了。於是排了長長的隊伍，走到西單牌樓教育部。站了一上午，沒有結果，同學們便買了大量的饅頭燒餅當飯吃。下午，參議院議長張溥泉先生來勸導，要我們回校，我們要求他保證被開除的學生無條件恢復學籍，他哪有這權力，站了好久，失望地走了。等到下班的時候，次長董鴻禕走出大堂，準備回家，同學們就一起擁上要他答覆。他穿著一身黑色西裝，留著尺許長的鬍子，瘦削的臉上架了眼鏡，大有天主教神父的派頭。他沖不出去，氣得發抖說：「我不願答覆，我不能答覆。」翻身轉後又進大堂去了。我們仍是等著不走，隔了些時候，暮色蒼茫了，一位部中職員出來誠懇地向我們說：「今天總長沒有來，次長前門走不過，已從後門走了。你們等的是誰？我勸你們還是回校去罷！如有說話，明天推舉代表來商量，好不好？」但是我們都不甘屈服於他的好意之下，就有一位同學高聲喊：「今天晚上我們都住在這裡，大家回去搬鋪蓋來！」我們真的回去提了鋪蓋來，分睡在兩廊和大堂上。明早醒來，很覺得有些冷。第二天總長、次長都沒有到部，我們看著這樣相持是得不到結果的，漸漸地散回去了。後來這幾位同學恢復了學籍沒有，我已想不起來，只記得從此上半年沒有上課，何校長辭職，由胡學長代理了校長職務。 在這罷課期間，我當然又大看其戲，我最心醉的女伶小香水，她是善演悲劇的秦腔青衣，有時扮做被夫虐待的妻，有時扮做被後母虐待的子女，有時扮做被婆婆虐待的兒媳婦，一腔的哀怒呼喊出來，眼淚跟隨了聲音滴下；在表演自殺的時候，那股剛勁之氣又使人感覺到不可侵犯。我推想她一定是傷心人，所以會得借他人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又推想她的性格是烈女型的，所以表演得這般有力量。我對戲中的她同情極了，往往她在台上哭時，我便在台下哭。那時樊樊山、易實甫兩翁是詩壇的宿將，一篇詩出，報紙競載。有一次易先生作了《數斗血歌》，把崇效寺的五色牡丹比喻諸女伶，比小香水的是綠牡丹，他說：「使我如見萬古女龍雌鳳之啼痕。」這一句畫龍點睛的話把她的沉痛而高貴的神情提挈了出來，使我更加顛倒。但我沒有勇氣去叩她的門，認識她個人，我只會從旁收集關於她的材料而給予想慕。收集的結果，知道她的假父姓趙，她也冒了趙姓，名佩雲，是奉天義縣人。 暑假期到了，家中催歸，我又乘了海船回去。可憐家中長輩只知道我到北京讀書，那會想到我除了兩三星期之外盡沉溺於戲園子裡的呢。在暑假中我的好友陳翼龍君為了反對黑暗的北京政府，響應「二次革命」，給袁世凱槍斃了。我的父親看報，見到這消息，手中的水煙筒不知不覺地跌到地上。我是他的獨子，他生怕我也做了革命黨，到北京去送命。然而秋季開學時，他還允許我前去，只是千叮萬囑，叫我小心。 民國二年的秋天，預科和本科分開了。本科在馬神廟，預科在北河沿的譯學館，就是後來的第三院。我們是預科生，上課和住宿都在譯學館。我住的是工字樓，八人一間，就是後來法學院的課堂。 到了那時，我們擾攘了大半年的生活才告結束，我們正式讀書了。可是我的問題馬上就來，既然是預科乙類生，就得演算，就得繪圖，這都是我在中學時期最拆爛污的功課，如何追趕得上呢？尤其是用器畫，一張圖須先打好鉛筆稿子，再加墨線，我的一雙手分泌的汗汁太多，畫得滿紙都是指紋手印，簡直不敢交上去了。 第二種外國文，甲類讀的是法文，乙類讀的是德文。我在中學裡英文讀滑了，根底沒打好，永遠是似乎懂而實不真正懂。這回讀德文我可改變了態度，凡是課本上習題無一不做，而且自己修習，常讀在同學們的前頭。德文的草書，我學會了，看看同班人寫的都不及我。我是只喜跑舊書鋪的，到了那時，燈市口的華英圖書館就成了經常的主顧，和朋友通信也改用鋼筆寫了。德文教師姚寶名先生在我的作文本上批了許多嘉獎的話，更增加我讀書的勇氣。 這樣挨過了半年，學期考試臨頭了。自揣有幾門功課實在考不出，與其考不及格，還不如不考的好，因此寫信與父親，請他准許我休學半年，留在這裡自己讀書，明秋改入甲類肄業。父親回信居然沒有罵我，只說：「你從前不該不自量力，貿然選讀你不近情的功課，以致吃這躐等的虧。」我得此允許，就不赴考場，下學期開學時也不上課了。北大的管理松得很，雖然我沒有考試，沒有註冊，還任我住在那裡，還許我繼續包飯。 在這休學期中，我的戲癮更大了，戲園子變成了我的正式課堂，除非生病，沒一天不到。每天上午9時許，東安門外廣告板上貼出各園的戲報，我就前去選定了下午應看的戲。除了平常走慣了的前門幾家之外，再窮搜那些不很聞名的園子去看。像崇文門外東茶食胡同里的廣興茶園，是老派秦腔班所在，其中有老生郭寶臣、青衣崔靈芝等等，都是過了時的名角。尤其是玻璃翠、蓋陝西一類角色，已經是五六十歲的老人，從額角到嘴唇普遍起了皺紋，還搽脂抹粉，裝模作樣，扮做少女，乍見時使我嚇得一跳，真成了蘇州話里的「新鮮活死人」，無怪觀眾的寥寥落落，常常不超出一百人了。再從聲調上說，老派秦腔直著嗓子喊，唱的怪累，聽的人也感不到趣味，遠不如新派奉天梆子的宛轉抑揚，會令人迴腸盪氣。然而我的看法並不這樣簡單，我以為秦腔在北京的年代比漢調早，新派的秦腔固然比老派好聽，但新派是從老派出來的，我們要尋求歷史材料，便不能不多看這類的山陝戲，我還恨未能看到甘肅戲呢。天橋草棚中的戲班，一齣戲演畢便托著筐子向每個客人收取一二枚銅元。我因為他們足以代表北方的鄉間戲劇，也去站著看。有了這樣的博覽，使得我對於戲劇具有一個時間性和空間性的系統研究的眼光。我那時正在讀劉知幾的《史通》，深喜他的系統的記敘和批評，就想照著這個方式作一部書名曰「戲通」，把古今戲劇的演進歷史、地方性戲劇的特殊風格、各種角色的名目及其任務、各種切末（戲場上的東西）的意義及其使用，以及各種戲本和各種小說的關係，一一考出寫出。這部書的目錄是擬定了，共有五十題，可是這計劃太偉大了，一時只該搜集材料，不能寫下去。已動筆的是《戲劇表》，把每出戲做一分析：這戲有什麼別名，是怎樣的故事，是哪一部全本戲中的一節，有幾個角色，唱的是什麼調子，一切都記上了表格。還有《論劇記》，寫上每天看戲以後的心得。倘使那時的北大設有戲學院的話，我固然不會唱，也不能拉胡琴，得不到術科方面的成績，但學科方面經過了這樣的專心致志，我真不想做第二人了。 ⋙著名京劇藝術家譚鑫培的演出照。 顧頡剛為看譚鑫培的戲，曾想出了許多方法。 那時譚鑫培是北京伶界的領袖，他不常出台，只有演義務戲時才唱上幾天。可是「譚迷」太多了，你按時入座，別想擠得上。我想出一個方法：老譚演戲必在夜間，我知道他在哪裡演，便帶了燒餅去看白天的戲。等到白天戲散，我即在池子裡覓一個適當地方，坐了吃燒餅。那時看戲的條凳是直排的，和戲台成直角，所以無所謂前排。工人打掃，激起了滿園的塵土，我也滿不在乎。到別人擁擠進來時，我卻已安然據有了好位子。那時戲票不在門口買，演到中間時按客收錢。再有一件困難，也得解決，夜戲必須12時後才散，譯學館早已關門上鎖，回不去了，因此只得在白天看戲之前，在旅館裡定下一個房間。夥計們識趣，看我是學生模樣而又沒帶行李，便用了偵探的眼光笑嘻嘻地說道：「您是到城外來聽夜戲？今天好，譚老闆的《空城計》。」 這樣的流連忘返，當然費錢。家裡給我的學費一年約三百元，這個數目在北大同學裡不能算少，許多北方同學一年只帶出一百數十元呢。可是也有闊人家的子弟一年用一千元，以至兩三千元的。「兩院一堂」的招牌，就靠這班紈袴少爺打出來，否則怎能和月薪四五百元的參眾兩院議員老爺們媲美於八大胡同的風月場呢。可是我一個月中可以支配的錢只有二十餘元，聽一次譚鑫培，戲價是八毛，加上茶資和住宿總需三元，他一連演三天，我一連聽三天，這不要十元錢？再有十餘元如何應付一月的開銷。因此我又想出一個花樣，就是不向學校包飯。那時北大飯食是學校辦的，一月六元，八人一桌，六菜一湯，雞魚肉蛋經常有，饅頭米飯隨意吃，營養很不差。我停止包飯之後，省出這六元錢來聽戲，雖是聽老譚和楊小樓的不在其中，聽其他的戲班卻夠了，因為到廣和樓聽劉鴻升一班，到中和園聽小香水一班都只兩毛錢，已是最貴的；到天樂園聽梅蘭芳一班只一毛錢；至於到廣德樓聽馬連良，到民樂園聽白牡丹（即後來的荀慧生），只有五分錢，為的是他們尚在科班中肄業，不需分取戲錢的。這樣平均起來，一月耗在戲園裡的加上茶錢也不過七八元。可是包飯雖停，飯終不能不吃，我便立志吃燒餅過日子。那時燒餅有大小兩種，大燒餅值小銅元一枚，小燒餅一枚兩個。我每天中午從譯學館出去，到東安門，便在小鋪子裡買四個銅元的小餅，沿著皇城根走。那時皇城城牆尚未拆除，赭牆黃瓦，很美麗的。那是一條大車路，專做運輸用的，不容易碰到熟人，我邊吃邊走，走到戶部街時八個燒餅早吃光了。到了戲園，泡一壺茶，渴也解了。戲散之後，進了前門，走到戶部街的角上，拿出四個銅元來買餅，到譯學館時又已解決了麵包問題。那時一元錢可換銅元170枚，一個月吃兩元錢的飯也就過得去了。 為了看戲，天天出進前門，天天在城門洞裡看到軍政執法處槍斃亂黨的布告。其中往往有些知名之士，為我中學時代所仰望的。例如程家檉先生，我久在《民立報》上知道他是個同盟會的中堅分子，雖沒有見過面，但曾見他的照片，留了長鬍子，很有學者風度，如今也「驗明正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了！這政府究竟算是甚樣東西，我恨極了袁世凱，同時也恨極了那個逢君之惡的執法處長陸建章。每次在這些布告底下走過時，總要朝著他的名字咬一咬牙。 我的朋友陳翼龍君是湖北羅田人，辛亥革命時曾在上海出了許多力。他為了希望實現民生主義的社會，加入社會黨，到蘇州來組織支部，因與我成了莫逆之交。其後他到北京和天津成立支部，和北方的民眾很接近。「刺宋案」既由程德全將證據發表，「二次革命」便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翼龍就想在北方發難，響應南方。當民國二年初夏我要南歸時，他執著我的手說：「我現在正想犯法，犯法的結果，或者成功，或者死。如果是死，請你替我寫一篇傳留個紀念。一年來人家給我的信，我留了一網籃，現在就交給你，你看了自然會明白我的所作所為的。」我就點頭，把籃子收下了，寄存在親戚家裡。他果然在夏末秋初成仁了。袁、陸之徒對他的案子特別看得嚴重，別人槍斃後出布告，他卻先出布告，隔了三天才槍斃。可憐我在蘇州看到報上載的處死他的布告時，他還在北京呼吸著監獄裡的惡濁空氣呢。秋間返校，這籃子就帶到譯學館，放在我的床下，不幸風聲日緊，袁政府委派人到學校里來查房間，學校當局又一再申令，學生不得和亂黨往來，否則查出嚴懲。我想著父親叮囑的話，實在再沒有法子保存這東西了，就悄悄地撿起籃子裡的信件，一卷又一捲地投在洋爐子裡燒毀。燒了十幾回，洋鐵管子給紙灰塞住了，爐子就此燒不著，害得我們房間裡一冬天沒生火，苦了那七位同學。剩下的一半，我半夜起來，投在井中，算滅了跡。我一生沒有做過對不起朋友的事情，這次竟辜負了死友的諄囑。「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乎其言。」我在這句話的前面是一個徹底的失敗者了。 三 自從「戊戌政變」和庚子八國聯軍入境之後，舉世滔滔，目光都集中到政治改革問題。政治改革不出兩種：治本的是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張推翻滿清，成立民國；治標的是康、梁的立憲，他們要維持滿清，縮小君主的權限。革命派的機關報是《民報》，我們內地學生根本看不到，只從立憲派反駁的言論里知道一些他們的意見。立憲派的機關報是梁任公先生先後主持的《清議報》、《新民叢報》、《國風報》。其中以《新民叢報》的銷路為最旺，上海書坊又縮小做中箱本，以便應舉的人攜入考場，做時事對策的參考。我的父親就有一部石印的《壬寅新民叢報匯編》，計16冊，字雖小而清楚。我當十一二歲的時候，知識已開，常常取來誦讀，最愛他氣勢發皇，其中有幾篇（如《少年中國說》、《呵旁觀者文》）都給我讀得爛熟。因此，我要勇敢地肩起救國的時代使命。後來進了小學，唱歌唱到「中國男兒，中國男兒，要將雙手擎天空」的時候，真覺得我身上的血和天地同流了。 ⋙章炳麟在日本時留影。 顧頡剛受了章炳麟的短期指導，感到了享有知識的快樂。 在政治運動極熱烈的當兒，獨有一種雜誌是講中國學問的，名為《國粹學報》。這報系鄧秋枚先生（實）所辦，他也是同盟會的一分子，但他豎起的旗幟卻是保存國學，這便使得一班不想革命的學問家像孫詒讓、羅振玉、況周儀、鄭文焯……都高興來投稿了。然而章炳麟、劉光漢、陳去病、黃節……卻是明明白白提倡春秋攘夷大義，鼓吹種族革命的，再有反元反清的一班先烈謝皋羽、鄭思肖、張煌言、張家玉等等的遺著也搜來翻印，編做《國粹叢書》。報紙上時時載有他們的廣告，使我心嚮往之。我從這些書報里既得著學問的指導，又吸收了《新民叢報》所缺少的革命的主義。 《國粹學報》創辦於光緒三十一年乙巳，我初看到時是三十二年春天我為了爛腳在家養病的時候。那時在報上見了廣告，便請父親去買，他買回了兩冊，在病榻上愛玩不忍釋手。可是孫仲容（詒讓）、章太炎（炳麟）兩位先生的文章是看不懂的，後來進了中學托人到上海買了前三年的一個全份，在校翻讀，竟忘記了考試，被監學先生斥責了一頓，他以為我規避考試呢。 過了一二年，北京又有《國學萃編》出版，也是一月兩冊，我按期買了。那是沈太侔先生（宗畸）集合一班詩文同好所編的，裡面有陳衍、孫雄、冒廣生、諸宗元諸人的作品，也常常表彰古人湮沒不傳的著作。我們在中學裡一級有一級的報紙，都是推舉能寫文的做編輯，能作畫的做插圖，能寫鋼版的做繕寫，能印蠟紙的做印刷，全班同學湊錢買紙，一兩天出一份。我想，鄧先生已組織了「國學保存會」，我就借這機會組織一個「國學研究會」罷。因此在正常的刊物之外，還找些未刊的著作油印出來，算是國學研究會的叢書。當時出版了多少種，已過三十餘年記不真了，只記得《藝蘭要訣》一種是在吳姑丈家裡找到的，《龔半千續畫訣》一種是在孫伯南先生處抄來的，這毋寧說是受的《國學萃編》的影響。 宣統辛亥年，先有溫生才刺孚琦，次有七十二烈士在廣州發難，終於武昌起義，全國響應，人心動盪極了，連《國粹學報》也停刊了。喜歡鑽在故紙堆里的我，受不住這強烈的刺激，回復了讀《新民叢報》時代的精神，想獻身於革命。可是單單種族革命還不能令我滿意，我要的是社會革命，於是費了整整一年多的心力在社會黨里。那時曾作一長詩，敘述胸懷，末尾數語是：「嗟爾經與史，存之有空櫝；寧乖俗士心，勿污靈精目。」我確是隨著革命的潮流，把五六年來嚮往國學的念頭推翻了。 然而民國建立之後，眼看袁世凱的反動政治一天天發揮他的專制淫威，革命元勛一個個化做了「槍頭之鬼」，時代只有倒退，決無前進的希望，我那跳上九天的一顆心竟沉淪而入九淵了，這是多大的悲傷！好在那時我已聽戲成癖，心想就把歌台舞榭作為我的麻醉劑罷，於是我也和一般人的人生觀一樣，混一天是一天。 「章太炎先生講學了，你去聽吧！」有一天同學毛子水君（准）向我說。子水是浙江江山縣人，我和他同時進北大預科乙類，非常的投契。他的學問根底是很切實的，除了學校的正式功課之外，還自己讀《說文》和《儀禮》。我生性倔強，不易服從老師的指點，順著自己的興趣看書，又什麼都喜歡，不能安心走一條路。我知道，自己的一點知識是從雜誌里得來的，雜誌當然雜，印在我心頭的也成了雜亂無章的一大堆。我幼年看我父親圈書，每一冊都從第一頁圈到末一頁，心裡也很羨慕，想模仿，沒奈何好博的欲望總是克服不住，桌子上老是堆得高高的，想起前人有「書如青山常亂疊」的詩句，就把自己的書齋題做「疊青室」。如今碰到了子水，看他書桌上乾乾淨淨的只放一本書，讀書時心不旁騖，慚愧得汗流浹背。那時適讀《莊子》，立志學個好樣，把這書點完，結果居然在極勉強之下做成了。這時他告訴我章先生在宣武門內化石橋共和黨本部講學的消息，問我參加不參加時，我立刻很欣快地答應。我自從讀了《國粹學報》之後，仰慕章先生已歷八年，如何肯放過這個機會呢！ 章先生開的是國學會，聽講的人不拘資格，只須繳費兩元就可聽一個月。一堂之上坐了四五十人，留著鬍子的不少呢。講學時間是在夜裡，那時是民國二年的十二月，正值隆冬，我們踏雪冒風而行，天氣冷得厲害，我們的知識欲熱得厲害。除星期日外，每天兩小時，從下午7點到9點。講的門目，星期一至三講文科的小學，星期四講文科的文學，星期五講史科，星期六講玄科。玄科就是哲學，小學就是語言文字學。他的香菸癮極大，不停地抽，慢慢地講。我是讀過他的《國故論衡》的，自然聽得頭頭是道。以前我在黑暗裡摸索，文字上常有看不明白的地方，尤其是音韻學方面，簡直莫名其妙，現在經他口頭一敘述，就成了我所享有的知識了，這是多麼的快樂，又是多麼的驕傲！可惜聽得正在高興的時候，章先生突然給袁政府捕去了，從此在龍泉寺里監禁了好幾年，我們只面受了三星期的教導。我因寫字快，堂上筆記多，整理出來，成了一冊《化石停車記》。 那時袁世凱蓄意做皇帝，特別獎勵復古思想，好把中華民國改變成中華帝國，孔教會的聲勢浩大得很。我們在國學會裡，有一夜見到牆壁上貼著一張通告，上面寫道：「余主講國學會，踵門來學之士亦云不少。本會本以開通知識，昌大國性為宗，與宗教絕對不能相混。其已入孔教會而復願入本會者，須先脫離孔教會，庶免熏蕕雜糅之病。章炳麟白。」我見了這張通告，一時摸不著頭路，心想孔教會講的是《四書》、《五經》，我們國學會講的也有一部分是《四書》、《五經》，為什麼會有熏蕕之別，害得章先生要這樣的深惡痛絕？停了一刻，他演講了，他先說宗教的立場在信仰，學問的立場在研究；如果用了宗教的態度來治學問，學問決沒有進步的希望；如果用了學問的態度來治宗教，那宗教也就解體了。他又說現在提倡孔教的人是別有用心的，他們正如何準備推翻國體。他於是又因康有為講到清末的幾個今文家，像王闓運、廖平等等，他們發出種種怪誕不經之論，例如解「耶穌」為父親復生，解「墨者巨子」即十字架，解《論語》上的「君子之道斯為美」為由俄羅斯一變而至美利堅。他舉出這許多想入非非的話來，我們都哄堂大笑了，想不到孔教會中竟多這樣的妄人，又想不到今文經師竟會這樣地閉了眼睛亂說。他於是又說到今文家的祖師董仲舒，如何會牽附陰陽五行，如何懂得求雨止雨，竟是巫師道士一流人物。我們聽了，又恨起漢代的經師來了。從此以後，我心中便橫梗了一個問題：如何改造經學？我準備肅清經典上的妖妄之說，建立科學性的注釋，來實現章先生的理想。 民國三年的秋天，我進了預科甲類，讀的功課比乙類容易多了。我受了章先生短期的指導，讀書的興趣已提高不少，到這時候更想好好用一番功，就規定了八種書，每天點讀每種幾頁。這八種里有《史記》、《文心雕龍》、《史通》、《文史通義》，都是舊籍中有宗旨而又有系統的作品。有夏穗卿先生（曾佑）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後來商務印書館收入《大學叢書》改名《中國古代史》）。他這部書名稱雖是教科書，卻是他的一家言，他很有眼光，定夏以前為「傳疑時代」，說桀、紂之惡太相像，一定有後人的附會，說秦皇、漢武開疆拓土是對中國有大功的人，這些話以前的人都不敢說；只有他抄錄讖緯，把孔子寫成一教主，是我聽了章先生的講演之後所極端反對的。有《國故論衡》，把章先生的學說重新咀嚼一下。有《大乘起信論》，是章先生玄科講演所引起的，可惜沒有人指導，竟不曾看懂。有《新舊約聖經》，是看了夏先生的書所激動的，因為他講中國古代史時常常用《舊約》做比較。 那時候預科甲類的國文教師是馬幼漁先生（裕藻），年三十七；文字學教師是沈兼士先生，年二十八，都是章先生的及門弟子，講得都很切實，完全不是以前的古文先生那一套，我自然歡喜接受。馬先生不完全守師說，今文家的話他也有所取。沈先生編的講義，文句古雅，而又把篆文寫做楷體，觸眼有陌生的字。沈先生那時多病，常常請假，上課時聲音又低，一班同學對於這門功課似乎都不及上馬先生國文的興奮。法文教師是賀之才先生，他老老實實地讀講，並不鼓勵學生，所以我讀法文時，就遠不如上年讀德文的認真了。 上一班的同學沈沅、傅斯年諸君發起「文學會」，出版一種雜誌，命名《勸學》，請嚴又陵先生寫了一個草書的封面。他們來拉我作文。我想，我自從受了章先生的教導，痛恨今文家的造謠，現在就來一篇罵孔教會的文章罷。當時洋洋灑灑寫了一篇三千多字的《喪文論》，說《六經》是諸子所共有，不是孔子所專有，孔子是「九流」中的一家，不是地位特高的教主；現在孔教會中名為尊他，其實只是誣他。如果讓他們猖狂下去，孔子的文章將不喪於匡人桓魋而必喪於孔教會，我為孔子叫屈。這篇文字，措辭激烈，駕章先生《駁建立孔教議》而上之。傅君主張放在第一篇，但同學們不敢，他們拿給一位地理教師揚州桂老先生看，他老人家看了大驚，說：「這種東西哪裡可以印出來！」於是他們送回我了。 想不到就在那年冬天，我碰到了一個厄運。中學同學吳奎霄君和我一起考進北大，始終同住一個房間，那時是住在東齋辰字九號。我和他一樣愛看戲，不過我喜博，他喜精；我著有《論劇記》，他也寫了一本《劇屑》。每天夜裡，他工作到10點鐘睡了，我卻仗著身體支持得下，多看些書報，早到12點，遲到一兩點，方才上床。有一夜，他已入夢，我還在翻書，忽然滿屋子裡騰滿了燒布的臭氣。我疑心火爐子掉出的煤燒著了衣服，起身檢視，毫無跡象。心想，或者間壁房裡燒著了什麼吧，開門出來，左右走了一道，人聲已寂，月明如水，也聞不到特殊的氣息。回到屋裡，臭味依然。我怕了，因為依照家鄉的傳說，這是鬼來的徵象，叫做「布毛臭」。書既看不下去，就提早睡了。約莫過了十天，奎霄的一位親哥哥奎文忽然在法政學校里得了猩紅熱，送進醫院。奎宵得信後到醫院陪伴他，隔了兩天，自己帶病回來了。陪伴他的當然是我，看到他病勢甚急，請醫回來診視。醫生送溫度表到他嘴邊，他還張口銜著，可是醫生沒出門，他已咽了氣。這時大禍臨頭，除了跺腳之外再有什麼辦法！只得一面報告齋務處，移屍到東齋門口會客室里，一面通知幾位同鄉，並請他們借錢買棺木。這是一個大冷天，是北平稀有的冷天，生了火爐還在零下，夜班警察凍死了不少。我穿著薄薄的大衣，奔走各處，馬路上已不見洋車，鋪門緊閉，回來時右手的大拇指為了露在衣外，凍僵了，無論用什麼方法醒不過來；過了好多天才漸漸重溫，可是指甲指皮都是脫落重生。我和奎霄七年友誼，近兩年同出同歸，情分尤為親密，如今他突然死去，好像砍去我一半身子似的，傷痛到極點，友人說我近於瘋狂了。 家中知道我逢了一場大難，怕我也病，急速催我回家度歲。在家裡休息了一時，春間回到校里，就住在譯學館乙字宿舍（這所房子在工字樓之南，後來拆去），和朱孔平君（曜西）同室。孔平是子水的同鄉，章先生的國學會是我們三人一起去的，相處很投合。不幸的是，我到校不久就病了，好多天不下大便，熱度不降。北大的校醫有中醫、有西醫，西醫不甚管事，我的病是一位中醫看的，他說這病是春溫。一病病了一個多月，足足五候傷寒。孔平篤於友誼，隨時看護。為了怕我寂寞，常常講故事給我聽。我還沒起床時，校中已舉行學年考試。上一學期，我在四十人的班裡考了第八，成績總算不壞，但到這時榜上又無名了。 病後隔了些時，把身體將養得差不多，才回南去。可是到家半月，病又重發。雖是只有兩候傷寒，卻像宣布死刑似的，渾身失去了力量，連說話都發不出聲音來了。七十餘歲的祖母用了全副精力來護持我，父親從杭州趕回來，坐在我床前，看我危險的情形，出來嘆氣道：「我只有這一個兒子，他死了，我如何活得成！」所幸天不絕我，竟慢慢地挽了回來，補養半年才恢復健康。不過從此犯了盜汗，睡眠也艱難了些。 既經一病半年，曠了一學期的課，索性休學一年。在這一年中，我可自由了，我可以順了我的興趣來工作了。 蘇州本是文化中心，舊書版刻最多。太平天國戰事中雖說受了一次大大的損失，可是遺留的尚不少。自從廢止科舉設立學校之後，大家誤會，以為這些東西再也用不著了，舊書肆的生意便一天差似一天。觀前街的書鋪子，在光復前後十年之中，看它一個個由舊轉新，洋裝本替代了線裝本的市場，連賣佛經善書的琉璃經房也經營教科書和小說了。只有護龍街上來青閣等幾家是專買舊書的，沒有改樣子。我這時養病在家，這幾家便少不了我的足跡。我很想追蹤清代學者，努力於古文籍的考訂，因為他們的工作還不曾完成，而他們的方法卻是夠精密的，我們要對得起我們的先民，便不該任它半途而廢。為要認識清代學者工作的園地的實況，所以我就把他們的著作名目匯集攏來，以人為單位，無論他們的書已成未成，已刻未刻，都集錄在一塊，別的書中如有對於某人著作批評了的，也把這些批評抄輯到某人著作之下，使得這書的意義和價值開卷即知。我的工作的根據是《四庫總目》、《匯刻書目》、《書目答問》、《先正事略》，各家文集，加上各圖書館的書目、上海各書肆的書目，以及報紙上的廣告。這工作做了一年，約得三百家，訂成二十冊，名為《清代著述考》。此外又作清代學者的《師承表》、《籍望表》，看出他們所受的時代和地域的影響，作為附錄。 那時北大本科也收同等學力的學生。我想，我進了預科兩年，總沒有經過學年考試，或者我沒有在預科畢業的福分吧？我似乎可用同等學力的名義去考本科。我知道文科的入學考試是不需考數、理、化的，卻需試心理學和論理學，於是我把嚴又陵先生的《名學淺說》和他翻譯的《穆勒名學》細細地看，因而再讀他著譯參半的《天演論》，越讀越有興趣，我決計考取之後進哲學系了。民國五年夏天，我又到上海寰球學生會報了名。預科沒有畢業，照章是不該考本科的，所以我在報名單上改了名。我出生時，祖父為我算命，命里缺土缺金，我的排行是「誦」字，因此起名為誦坤，字曰銘堅。稍長，我的父親取名字相反的古義（例如孔子弟子子夏名商，子貢名賜），又起了一個號叫頡剛。我在預科里用的是誦坤，到這時就改用了頡剛。學歷呢，不好寫北大預科，但填「自修」二字。監考的還是那位代理校長鬍先生，我見了他裝做不認識。考題發下，文義很深，國文題竟考到了《爾雅》上，幸虧我還能敷衍過去。 發榜時，我幸列第五，從此我是本科生了。只是書記無知，後來學校編刊同學錄時，我的學歷竟成了「自修學校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