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散文十五講 · 第六講　孟子的辯論文

一 就古典散文說，辯論文具有悠久的傳統。早在先秦時代已經產生了大量優秀的辯論文。孟子就是傑出的辯論文作家之一，在他的書里所包含的一些辯論文的寫作技巧，還是值得我們借鑑的。談孟子辯論文的寫作技巧，就得接觸到孟子人生觀的深度和他包羅生活現象的廣度。先就人生觀說，結合孟子的辯論來看，確有高出於當時一般的遊說之士的地方。 二 孟子所處的戰國時代，是中國歷史上的百家爭鳴時代。當時的縱橫家像蘇秦、張儀那一班人，就是非常講究辯論的技巧，靠遊說各國君主來取得富貴的。孟子在當時也以擅長辯論著名。他的學生公都子問他：「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滕文公下》）可是孟子的愛好辯論跟縱橫家不同。縱橫家的遊說目的在於為個人取得富貴，只要能達到這個目的，他可以提出完全相反的主張：一會兒主張合縱，要聯合南北的六國來抵抗西方的強秦；一會兒主張連橫，要拆散六國的聯合，使東方各國走投降秦國的路。一個人講的話可以前後反覆，只是為了要取得個人的富貴。孟子完全不是這樣，他的辯論不是為了要取得個人的富貴，而是要宣傳他那一套主張，所以他的辯論是有一個中心的，就是他所提倡的「仁義」，這個中心是始終不變的。為了宣傳這種主張，他奔走遊說。要是國君不能接受他這種主張並推行到政治方面去，那麼即使用優厚的俸祿、崇高的地位來供養他、尊崇他，他也不干。就這方面說，孟子是遠遠地超出於那些追求利祿的說客的。 由於這一個根本的不同，所以孟子跟當時那些說客講究辯論的技巧也是不同的。那些說客講究的是一套遊說的本領，怎樣揣摩國君的心理，研究當前的形勢，懂得他要遊說的國君愛好什麼，害怕什麼，然後用種種方法來打動他，有時利誘，有時威脅，從而說服對方取得個人的富貴。孟子是為了宣傳自己的學說而辯論，所以他除了研究對方的心理以外，更重要的是對於自己的學說所下的工夫，那就是他所說的「知言」和「養氣」。「知言」是就了解對方說的，「養氣」是就自己對所宣傳的學說的實踐說的，而後者尤其重要。孟子的學生公孫丑問他：「夫子惡乎長（老師擅長什麼）？」孟子說：「吾知言，吾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和「養氣」就是孟子對辯論所做的基本功夫。 什麼叫「知言」？孟子說：「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公孫丑上》）他把那些不正確的話分做四種：詖辭就是偏在一邊的話，對於這些話就要知道他受了什麼東西的蒙蔽，使他看不到真相。對於這種話，辯論時就要解除他所受的蒙蔽，那他自然會看到真相了。淫辭就是誇大得過分的話，對於這些話要知道他迷陷在什麼地方，辯論時要解除他這種迷陷。邪辭就是違反正理的話，對於這種話，要知道他在什麼地方離開了正理，然後引導他回到正理上去。遁辭是明知不對卻給自己掩飾的話，對於這種話就要揭穿他的掩飾，使他辭窮理屈。孟子對於不正確的話這種分法是否恰當，他的所謂正理是否正確，在這裡不討論。值得注意的是，對各種不正確的話能夠這樣進行分析，研究它所以造成錯誤的原因，從而針對這種原因來做說服工作，用這種方法來進行辯論還是可取的。孟子這樣分析各種不正確的言論，是本於他的一種認識。他認為錯誤的言論是從錯誤的思想認識來的，而這種錯誤的思想認識會造成種種危害，不論在行政上、在事務上。所以他的辯論不是為了爭強鬥勝，是要糾正當時人各種思想上的錯誤——當然是他所認為的錯誤——從而避免這種錯誤思想所造成的危害。所以他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他把他的辯論作為救世的事業，所以說：「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他要用他的辯論來反對邪說，來糾正人們的錯誤認識，他把這種工作比做大禹的治洪水。把辯論的工作提到這樣高度來認識，是跟他要用「仁義」來救世的人生觀密切結合著的。這遠遠不是說客所能比擬的。 孟子既認為辯論是「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的工作，也就是成為宣傳真理（當然是孟子所認為的真理）的救世工作，那麼對於自己所宣傳的學說就得身體力行，也就是自己得先實踐起來，這便是孟子所說的「養氣」。孟子講的養氣，帶有神秘色彩，那是哲學上的問題，這裡可以不論。我們講他把「養氣」作為辯論的基本工作，跟「知言」相配合。「知言」是對別人所做的功夫，「養氣」是對自己所做的功夫，孟子是在這兩種功夫的基礎上來進行辯論的。孟子解釋「養氣」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公孫丑上》）這是說，他所養的氣是跟正義和正道配合的，沒有正義和正道，就會泄氣。因此要一言一動都合於義，這才能培養這種氣；並不是偶然做了一件事是合於義的，便可以裝作自己樣樣正確。只要做了內心不安的事，就泄氣了。可見所謂「養氣」，就是他對於自己所認為的真理的實踐功夫。自己的一言一動，都符合自己所認為的真理，這樣就培養成一種強烈的正義感。看到了壞事，自己的正義感就逼著自己出來說話，那時說的話自然理直氣壯。要是自己做了壞事，那麼看到別人做壞事就沒有勇氣批評，就泄氣了。孟子的所謂「養氣」，大體上就是這個意思。做好了這步功夫，培養好了強烈的正義感，才能夠對於錯誤的言論行動進行猛烈的勇敢的批評，這種批評也才能具有說服力。 在「知言」「養氣」的基礎上進行辯論，為了宣傳他所認為的真理，為了救世而進行辯論，從這裡我們看到他的人生觀高出於當時一般的說客。再看他的辯論。他跟齊宣王辯論的時候，對齊國的情況、齊國的歷史很熟悉，甚至對齊宣王的生活小事，像看到一頭牽去宰殺的牛在發抖，齊宣王有些不忍，要赦了它，孟子都知道。這說明他非常熟悉統治階級的生活。他在辯論中，經常引經據典，像引《詩經》、《書經》中的話，引孔子的話，還經常引證歷史，說周文王怎樣，周朝的太王怎樣。這說明他具有廣博的知識。他也很留心人民疾苦，所以能對梁惠王說出「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餓死的人），此率獸而食人也」（《梁惠王上》）。他勸國君行仁政，首先注意到農民問題和土地問題，雖然在當時的人誰都不可能解決土地問題，不過孟子能夠注意到這些問題，確實是很難得的。從這些方面看，我們可以看到他在辯論中所包羅的生活面是廣闊的。孟子辯論的技巧，是在這種比較高的人生觀和廣闊的生活面上獲得的。 三 孟子深入生活，看到其中的問題，想用辯論來「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那他又用什麼方法來進行辯論呢？孟子說：「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盡心下》）意思是，說的是眼前切近的事，但是含義卻很深遠，這是好的話。腰帶以上的東西，是眼前最容易看到的，這是用來比作講的是眼前最切近的東西，但卻能講出深刻的道理。「守約而施博」，是說比方孟子自己信奉仁義，這是他的守約。他根據仁義來談政治，談做人，來駁斥一切他認為錯誤的理論，這是孟子辯論時的總的方法，就是用極切近的話來說明深遠的道理，根據原則來推論一切事理。 根據這個總的方法來進行辯論的時候，還有種種不同的變化。在這方面，需要結合具體的例子來作說明。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梁惠王上》）梁惠王一開頭就提出一個「利」字，這個「利」字的含義，對內就是要加強對人民的奴役和剝削，對外就是要進行不義的戰爭來開拓疆土，這是孟子所反對的。於是孟子提出「仁義」來反對「利」，並指出梁惠王所說的「利」有什麼害處，「仁義」有什麼好處，用對比的方法來駁斥「利」。再說，梁惠王就是魏惠王，因為定都大梁，所以稱梁。魏和韓趙三家本來都是晉國的大夫，後來這三家擴張自己的勢力，終於把晉國分掉了。這個歷史教訓，對梁惠王說來是就在眼前的事。孟子暗暗利用這個故事來反對梁惠王所說的「利」。他說：「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韓魏趙三家正是要問「何以利吾家」而把晉國分掉了，這正是「萬乘之國（如晉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如韓魏趙三家）」，用梁惠王所深切感受到的歷史教訓來警告他，達到說服他的目的。這裡孟子確實說出了一個深遠的道理，就是只為了爭取私利的人一定沒有好結果。這就是「言近而指遠」的具體說明。在這裡，孟子用的是對比和暗示的方法，提出仁義來反對「利」，用這兩者來作對比，暗用三家分晉的歷史教訓來警告梁惠王。 在另一次和梁惠王的談話里，孟子用的方法又有所不同。「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池）上，顧鴻雁糜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同上）這個情境是愉快的。不像上一次談話時那樣緊張。這時候，孟子就用另一種方法來宣傳他的主張，那主要是誘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他勸誘梁惠王，只有讓自己成為有賢德的國王，才能長期享受這種快樂，否則就享受不了。下面他就引《詩經》和《書經》中的話，說明周文王有賢德，人民愛戴他，他便能享受那樣的快樂；夏桀王無道，人民咒他滅亡，他就無法享受這種歡樂。這次談話，是在養鳥獸的地方說的，孟子就結合著當前的景物來說。他引《詩經》，就講養鳥獸和魚類的靈囿靈沼，有糜鹿魚鱉和白鳥，他引《書經》，就聯繫到「台池鳥獸」。這樣聯繫眼前看到的東西來講，就顯得非常親切。通過這種親切的景物來說明一個道理，也是「言近而指遠」。這次說服，也用對比，不同的是通過引經據典，結合具體歷史來進行誘導。我們知道，經典是有權威性的，但是光引經典而沒有加以引申說明，有時人們聽了還是不懂，還是不解決問題。孟子引了《詩經》、《書經》的話，還加以申說，所以更有說服力。 梁惠王已經被孟子說服了，就願意向孟子求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何）在其為民父母也？」這次談話，講的像用杖與刀殺人和廚房裡有肥肉，田野里有餓死的人等，也都是眼前所看到的，也是「言近而指遠」。孟子用眼前看到的事物來說明君主的罪惡，意義是深刻的。但這次他所用的方法又跟上兩次不同。上兩次梁惠王都提出自己的意見，所以孟子針對他的意見或者加以駁斥，或者加以勸誘。這次梁惠王沒有提出自己的意見，所以孟子既不用駁斥也不用勸誘，用的是揭露。又因為梁惠王已經被說服，安心受教，所以揭露得就不妨尖銳了。孟子在這裡是通過比喻，由遠及近，一步步進逼的。先問用杖和刀殺人有沒有不同，這是用比喻來提問的，光聽這話不知他是什麼用意。再問用刀和用政治殺人有沒有不同，這就逼近一層了。因為梁惠王是主管一國政治的，這一問就逼到他身上來了。但所謂用政治殺人究竟指什麼還不清楚，於是再逼近一步，逼到馬吃得飽飽的，人民都餓死，這就更具體地揭露國君的罪惡。這種現象是孟子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跟著提出極尖銳的抨擊：「此率獸而食人也！」這次進行說服，用的方法又跟前兩次不同。他是用提問，用比喻，用由遠及近一層逼近一層的方法，達到猛烈的一擊，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齊宣王問齊桓晉文之事章，孟子用的是另一種不同的說服方法。他不談齊桓晉文之事，卻勸齊宣王行王道，勸他「保民」（愛護百姓），並舉具體例子來說明： 臣聞之胡齙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牽到哪兒去）？』對曰：『將以釁鐘（鍾鑄成了，殺牛取血來塗在接縫上）。』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發抖），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歟）？』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 齊宣王看到那頭牛害怕得發抖，就說赦了它，用羊來換。孟子說：「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吝嗇）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對這件事，齊國百姓認為齊宣王節約，用一隻羊來換一頭牛。若說哀憐一頭牛無罪被殺，那麼換了一隻羊還是無罪被殺，為什麼要用羊來換呢？齊宣王聽了笑道：「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他說他並不是為了節約，但為什麼要用羊來換，他自己也說不明白。孟子說：「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王說（悅）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我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心動貌）焉。」這裡，孟子拿用羊換牛這件小事，說明齊宣王的不忍。他認為對牛尚且不忍，更不要說對百姓了。所以，只要把這種不忍之心擴充開來，用到政治上，不忍百姓被虐殺，那自然會想法減輕對百姓的迫害，想法使百姓能夠活下去。孟子的這種想法當然是唯心的，但他這種辯論的方法，卻能夠說服齊宣王。齊宣王對於百姓說他吝嗇這點，他自己認為並不是的，但又無法解釋。孟子替他解釋了，讓他獲得一種了悟的喜悅。這樣作分析，說出了別人自己說不出來的行動的意義，是最能打動人心的。古人說，好的文章，是人人意中之所有，人人筆下之所無。這是說人們有一些體會，不過是朦朧的，不自覺的，還說不出來。作者給他說出來了，使他從不自覺轉為自覺，從模糊轉為清晰，獲得了了悟的喜悅，這就是好文章。孟子對齊宣王說的這段話，正具有這樣的作用。 孟子一方面勸齊宣王把不忍之心擴充到百姓身上，一方面又反對他興師動眾地發動不義戰爭。他問齊宣王道： 「抑（還是）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歟）？」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歟）？」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寵幸的人）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闢土地，朝秦楚，蒞（臨）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您）所為，求若（您）所欲，猶緣木（升樹）而求魚也。」 他在這裡，不先提出反對不義戰爭的話，卻先提問是不是這樣做心裡才感到快活。這樣逼得齊宣王說出要求的大欲。但所謂大欲的範圍還很廣，肥甘、輕暖、采色、聲音、便嬖使令，這些都是國君所欲的。孟子故意從這些方面來問，再逼近一步，逼到他的所謂大欲，就是要統一天下。然後急轉直下，指出想發動不義戰爭來統一天下，等於攀登到樹上去捉魚，是無法達到目的的。這樣，就對方的各種欲望來說，層層進逼，逼出他的真情，具有打開對方的心的作用。做說服工作，要是一開頭就引起對方的警惕，處處設防，深閉固拒，那就不好進言。孟子在這裡，說得使對方笑起來，是有打入人心的作用的。在這次說服工作里，孟子還引用了好幾個譬喻，這裡不談了。這次說服工作的特點，是分析對方的行動，指出他的意義，引起他了悟的喜悅。根據他的愛好，層層進逼，逼出他的真情。這種方法，是上舉的幾次辯論中所沒有的。 以上我們指出孟子在辯論時所運用的方法，根據言近而指遠這個總的原則，針對不同的人、不同的時間、場合和情況，使用反駁、引導、對比、比喻、證明、啟發、類推、由遠及近層層逼近等等方法來進行說服。假使我們把這些算作辯論方法的一個方面，屬於修辭和邏輯推理這一方面；那麼孟子的辯論方法還有另一方面，就是怎樣觀察問題和考慮問題這一面。這一面更為重要，這是他所以能夠駁倒敵人和說服對方的主要武器。 四 孟子怎樣憑藉他觀察問題和考慮問題的方法來駁倒論敵，說服對方呢？ 一次孟子跟齊宣王談外交，談到大國要愛護小國。齊宣王說：「寡人有疾，寡人好勇。」他認為有好勇的毛病，所以不能愛護小國。孟子又跟齊宣王講到救濟窮苦無告的百姓，他說他做不到，因為「寡人有疾，寡人好貨（愛財）」。齊宣王又說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梁惠王下》）。照齊宣王的看法，這些毛病跟要做的好事是相對立的，自己有了這些毛病，就不能做好事，孟子不是這樣看，他引《詩經》來證明周文王也好勇，周文王看到密國人去侵略小國，便赫然震怒，起兵去反對侵略。他勸齊宣王學習周文王那樣的好勇。這說明好勇用來欺侮弱小是件壞事，用來反對強暴是件好事，孟子說服齊宣王從壞的方面轉到好的方面來。孟子又引《詩經》來說明周朝的祖先公劉也愛財。公劉的愛財，叫百姓積蓄糧食。他勸齊宣王學公劉那樣愛財。這說明愛財也有兩個方面：剝削別人那樣的愛財是壞事，跟人民一起來積蓄財富是好事。孟子又引《詩經》來說明周朝的祖先古公亶甫愛他的妻子，使百姓「內無怨女，外無曠夫」。這說明因為好色而侵犯別人的幸福是壞事，要是推己及人使有情人都成眷屬便是好事，孟子勸齊宣王把壞的好色轉變到古公亶甫那樣的好色。孟子看問題要比齊宣王高明，他已經朦朧地看到有些事物有好壞兩個方面而且可以轉化。他就根據這種看法來進行辯論，收到說服對方的效果。 孟子的學生陳臻問道：「前日於齊，王饋（贈）兼金一百（好金一百［一百鎰，一鎰二十四兩］）而不受；於宋，饋七十鎰而受；於薜，饋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送盤纏費），辭曰饋贐，予何為不受？當在薜也，予有戒心（當時有人要害孟子，孟子請人保護），辭曰聞戒。故為兵饋之（送錢作為請人保護費），予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饋之，是貨之（用錢收買）也，焉（哪）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公孫丑下》）這裡孟子的看法跟陳臻不同。陳臻離開了具體情況，光就別人送錢或受或不受來考慮，覺得這裡有矛盾。孟子結合具體情況來考慮，認為受或不受不是絕對的，要看具體情況來決定，在有些場合可以受，在另一些場合不可以受。這裡孟子已經能夠認識到要結合具體情況來考慮問題了。 孟子的學生公孫丑問道，「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拉）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親）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稍微刺激一下就發怒）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告子下》） 這裡，高子對《小弁》詩提出了批評，說它「怨」，是不好的。高子認為做兒子的不該怨父母。這首詩寫出了兒子對父親的怨恨，所以不是好詩。這是把詩的具體內容拋開了，只是根據一個標準來進行批評，把它否定了。孟子反對這種看法，認為高子固執而不知變通。他結合這首詩的內容、作者和時代來看，那時候，周幽王寵褒姒，廢掉申後和太子，這首詩是太子的老師做的，替太子抒寫哀痛迫切的感情。孟子認為碰到這種遭遇怨是應該的，因為父子的關係太密切了，太子看到他父親這種荒唐的行為，不僅給他和他母親帶來不幸，還要引起周和申之間的糾紛，給國家帶來災禍，所以詩中情辭哀痛迫切，完全是合理的，否則反而不親了。高子根據一個原則——兒子不該怨父親，不考慮具體情況而加以抹殺，所以孟子說他固執不通。 公孫丑聽了這話還不明白，便問，那麼《凱風》這首詩為什麼不怨？《凱風》里講，有七個孩子的母親，不能安於其室，七個孩子作詩自責，感悟了他們的母親。那也是兒子對父母的，但只責怪自己而不怨母親。公孫丑聽了孟子的話，他的想法又偏到另一邊去了，他認為既然父母有了過失做兒子的就該怨，不怨反而顯得不親，那麼《凱風》里的兒子為什麼不怨呢？孟子還是結合具體作品來考慮，他指出《小弁》里父親的過失大，那會使家庭和國家遭致不幸，所以不怨反而見得疏遠，好像自己如同路人那樣冷漠了。《凱風》里母親的過失小，她只是感到在家裡待不下去，那樣，孩子就怨恨，也不合適。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孟子不是根據一個教條來看問題，而是結合具體情況來考慮，所以能夠糾正錯誤的看法。在這裡，孟子也給我們指出了評價作品的方法，就是不要離開具體情況的分析，而用一個簡單的教條去抹殺它。 任人問孟子的學生屋廬子道：「禮與食孰重？」曰：「禮重。」又問：「色與禮孰重？」曰：「禮重。」又問：「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答不上來，去請教孟子。孟子說：「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不度量它的下邊卻使它和上邊相齊），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高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豈只）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告子下》） 這次的辯論也是由於不同的看法產生的。孟子用比方來說明問題，講得非常明白有力。方寸之木當然比高樓低，要是不考慮兩者的高度，把方寸之木放在高樓頂上，那也可以說它比高樓高。金當然比羽重，要是不考慮兩者的多少，那麼一車子的羽毛也可以比一點點的金重。這說明用兩樣東西來作比較，要有個標準，比高低要量各物本身的高度，比輕重要講究體積。有些爭論就是由於作不適當的比較而造成的。 在比較事物的輕重緩急的時候，還要注意「經」和「權」。「經」就是在正常情況下要講究不變的原則，「權」就是在特殊情況下要有所變通，不能死守原則。有些爭論就是不注意這種分別而引起的。淳于髡問孟子道：「男女授受不親，禮與（歟）？」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離婁上》）當時儒家講究禮。任人跟淳于髡都想駁斥儒家的禮，可是他們的想法都不對頭，所以不但不能駁倒孟子，反而給孟子駁倒了。任人用食和色跟禮相比，可是他忘掉了兩樣東西相比時要注意彼此的輕重，要有標準和條件，所以給孟子駁倒了。淳于髡沒有考慮到正常情況和特殊情況的分別，所以也駁不倒孟子。孟子認為在正常情況下講究男女授受不親，在嫂溺這種特殊情況下要有變通，不能講究男女授受不親。 淳于髡又問：「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孟子說：「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以手援天下乎？」（同上）當時孟子週遊各國，勸各國君主推行仁政，各國君主都不能用。淳于髡根據孟子變通的說法，問孟子為什麼不把他的主張——推行仁政，變通一下，使各國君主能夠用他，從而可以達到救世的目的。這裡淳于髡就用孟子的主張來駁孟子。孟子認為天下亂要用仁政來救，這是原則，是不能變通的。在這方面，孟子的學生陳代也勸過他，說：「枉尺而直尋（八尺），宜若可為也。」（《滕文公下》）指出在小的地方不妨遷就一下，可以在大的地方得到伸展。意思是說，對國君不妨遷就，等他能夠任用自己以後，自己就可以實行救世的主張，做一番大事業。孟子認為這是原則問題，不能遷就。他說：「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先歪曲了自己的主張來遷就別人，那就只有遷就下去，怎麼還能改正別人的缺點呢？那也就不能貫徹自己的主張來救世了。這說明孟子對於原則問題又主張是不能變通的，這原則就是他一貫宣傳的仁義之道。在政治上就是推行仁政。 孟子看問題還注意對方的用心，從而發出誅心之論。齊王趁著燕國內亂去侵占燕國，孟子勸他不要那樣，他不聽。後來燕國人民起來趕走了齊國軍隊，齊王覺得不聽孟子的話遭到失敗，心裡很慚愧。陳賈替他掩飾錯誤，認為周公又仁又智，可是他派管叔去監護殷國，管叔卻造反了。要是他事前知道管叔要造反而派他去，結果給國家人民造成危害是不仁；要是他不知道而派管叔去，那他就不智。仁和智周公尚且辦不到，那麼齊王在對付燕國上的失敗，就不算什麼一回事了，也不必感到慚愧了。陳賈懷著這樣的動機去問孟子：「周公何人也？」孟子說：「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叛）也，有諸（之乎）？」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叛）而使之與（歟）？」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改）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公孫丑下》）陳賈要用聖人也有錯誤來替齊王掩飾，孟子指出這兩種錯誤根本不同，不能相提並論。同時，孟子一聽到他問周公的事，就知道他的用意在替齊王掩飾錯誤，所以當面指斥他順從國君的過失，還要替他文過飾非。這就是看到陳賈的用意而發的誅心之論。 孟子的辯論，還認為有些爭論是因為把近似的兩件事的界限混淆了所造成的，那就得分清它們的界限。孟子的學生萬章看到當時的士，包括孟子在內，接受各國君主的饋贈，很不滿意。便問對於饋贈卻之不恭為什麼？孟子說：「對於尊長的饋贈，要是考慮它是不是不義之財，要義的才受，這種想法是不恭敬的，所以接受了不推辭。」萬章又問：「如果那是從百姓那兒取來的不義之財，那麼我用別的話來推託，不接受，難道不可以嗎？」孟子說：「要是他很有禮貌地送來，那孔子也是受了的。」萬章說：「現在有人在城外殺人搶劫財物，把搶來的錢恭恭敬敬地送來，那麼也可以接受嗎？」孟子說：「不可。《書經》的《康誥》篇里說，殺人搶錢，強橫不怕死，是所有的人都恨的。那是不用教戒就該把他正法的，怎麼能夠接受他的饋贈呢？」萬章說：「現在的諸侯從人民那兒取得財物，好比強盜的搶劫。要是他把財物恭恭敬敬送來，君子就受了。請問這是什麼道理呢？」孟子說：「你以為有聖人起來，要把現在的國君都誅殺呢，還是先教戒他，倘他不改再加誅殺呢？說取了不是自己的東西就是盜，這是充類至義的說法。」（《萬章下》）這裡，萬章認為國君從人民那兒取得財物跟強盜殺人搶劫是一樣的。孟子認為這兩者還是有區別的。說國君向人民取得財物是盜，這是提到最高原則上的說法。孟子的意思，強盜的殺人搶劫是人人痛恨認為可殺的。國君的向百姓徵稅，並不是這樣的情況，這兩者之間是有一個界限的。雖然提到最高原則上來說，國君的徵稅也是搶劫。孟子的這種看法是有道理的。因為當時的士人根本不可能去發動農民起來革命，他們只能去說服君主做些好事情，他們只能幫助比較好的君主來發揮作用。照萬章的說法，既然國君都是強盜，不可能跟他們合作，那麼除了去做消極的隱士就沒有路走了，要是所有的有理想有抱負的士人都跟君主不合作，那麼只會使政治弄得更糟，對國家對人民都是有害的。所以萬章的話好像很激進，其實是有些偏激的。孟子的看法還是切合實際的。這種看法到底說服了萬章。 五 這樣看來，有些爭論是從雙方對問題的看法不同所產生的。就上述的例子看，孟子的看法都比對方要全面些、正確些。這跟孟子的「知言」的說法是一致的。「詖辭知其所蔽」，孟子看到上述種種說法為什麼偏到一邊去，指出它受到什麼蒙蔽。比方對於高子的談詩，孟子就指出他受了一個教條的蒙蔽，所以看錯了。「遁辭知其所窮」，比方陳賈要替齊王文過飾非，孟子就把他揭穿，發出誅心之論。孟子為什麼能夠這樣呢？這跟他的人生觀和他包羅生活現象的廣度有關。拿陳賈來說，他想阿諛齊王討得他的歡心來保持自己的祿位，抱著這樣的人生觀，所以明知齊王錯了，還要來替他文過飾非。孟子的人生觀完全不是這樣，他要堅持他所認為的真理，想用它來救世，所以他絕不阿諛齊王。這才使他能揭穿陳賈的底，發出誅心之論。也因為這樣，他才敢於當面反對梁惠王所提出來的「利」，敢於在梁惠王面前尖銳地揭露統治階級的罪惡，說他們是「率獸而食人」。這些都是跟他的人生觀離不開的。再就上面舉的例子看，他對問題的看法比他的對手都要全面些、正確些，這跟他的人生觀、要實踐救世的主張和深入生活的廣度也是分不開的。比方他跟萬章的辯論，像上面指出的，要是照萬章的說法，把所有的國君都看做殺人搶東西的強盜，不跟他們合作，那孟子就無法去實行他救世的主張了，這是跟他要用仁義來救世的人生觀相違反的，所以他不能那樣看問題。再比方淳于髡、陳代勸他變通一下去迎合君主再來救世，但孟子認為堅持他所認為的真理，在這一點上絕對不能遷就，這也跟他的人生觀有關係。憑著他要用仁政來救世的人生觀，所以他對生活的體驗也跟一般利祿之徒不同。他不僅注意到各國政治上的缺點，也注意到人民的疾苦，更難得的是注意到農民問題和土地問題——雖然他不可能提出真正解決的方法。他對生活認識具有這樣的深度和廣度，這才保證他對問題看得比較全面，才能夠駁倒對方和說服對方。 但也由於孟子的人生觀並不是完全正確的，他對生活的認識也必定受到他所屬階級的局限，因而，他的言論中也有歪曲的理論，最顯著的是他對許行的攻擊。他提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滕文公上》），替統治階級的不勞而獲，替統治階級的剝削製造理論根據，完全站在剝削階級的立場上來駁斥站在農民階級立場上的許行。這就是由於他的不正確的人生觀所造成的歪曲理論。這也是他的階級偏見使他的眼光受到蒙蔽，看不到真理，因而發生的錯誤。這也說明正確的辯論跟正確的人生觀和生活的廣度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