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散文十五講 · 第一講 古代散文的欣賞
我國的古代散文，跟古代詩歌一樣，都是源遠流長，有不少傳誦的名篇。欣賞古代散文的名篇，有助於豐富我們這方面的知識，提高我們對古代散文的欣賞力，體會古代散文的感染作用，從中取得借鑑。
欣賞古代散文，第一要弄清楚那篇散文在講什麼，即弄清楚作者的用意。有一些古代散文，它的用意有時不明白說出，有待於體會，像司馬遷《報任安書》便是。這封信里講了「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這是極有名的話，這也是篇極有名的散文，但這篇究竟在講什麼，卻引起了疑問。這篇是給任安的回信，任安寫信給他，勸他「推賢進士」，即向漢武帝推薦賢人。那司馬遷的回信，只要說他因為李陵戰敗投降匈奴，他替李陵說話，因此得罪，受到宮刑，他身已殘廢，沒資格推薦賢人，就已經夠了。可是信里還講屈原放逐作《離騷》，孫臏砍了膝蓋骨作兵法，來比他的作《史記》。再說他在受宮刑前就在著作《史記》，跟屈原、孫臏不一樣，那他講這些幹什麼？而且，信里又提到任安犯了死罪，不久要被處決，這跟他這封覆信又有什麼關係？因此包世臣在《藝舟雙楫》的《復石贛州書》里說，這封信是兩千年來沒有人能讀懂的。他認為任安是在監牢里寫信給司馬遷，請他救自己，不好明說，只好說請他推薦賢才。所以他的回信，提到任安「犯了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再過十天或一月，迫近冬季，就要處決了。他提到替李陵說了幾句好話，就受了宮刑。所以他不能救任安。他受了奇恥大辱的宮刑，沒有死，為了著作《史記》，他是為《史記》活著。暗示他不能救任安，他一救任安，就得被殺，他的《史記》就著不成了。包世臣因此說兩千年來沒有人讀懂這封信，誇耀只有他讀懂了。
包世臣的話對不對呢？這就要靠知人論世了。《漢書·司馬遷傳》里說，益州刺史任安寫信給司馬遷，可見任安是在做益州刺史時寫信的，不是在監牢里寫信的。任安寫信後，被調到京里來做護北軍使者。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江充說太子宮內有巫蠱氣，因為他在太子宮裡挖出桐木人。其實桐木人是他帶進去的，用來誣陷太子咒死武帝。太子被逼假造武帝的詔書，說江充謀反，殺了江充。太子召護北軍使者任安發兵，任安接了太子節。太子與丞相劉屈氅戰，任安不發兵。太子戰敗自殺。武帝認為任安在觀望，太子勝了，他接了太子節；太子敗了，他不出兵。因此把他關在牢里，判了死刑，準備處決。司馬遷的信里說：「會東從上來」，「今又薄（迫）從上雍」。武帝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三月，司馬遷從武帝東封泰山；十二月，從武帝西巡雍州。覆信里又說：「曩者辱賜書」，說明任安的信是以前寫的，即在太始四年前寫的。巫蠱之獄在征和元年至征和二年間（公元前92—前91年），任安的信是公元前93年以前寫的，任安犯罪是在公元前92—前91年。任安的信寫在巫蠱之獄前一年或兩年，是他在益州刺史任上寫的。因此，包世臣的解釋是不對的。再說，《漢書·司馬遷傳》里先寫司馬遷寫成了《史記》，再寫《報任安書》，司馬遷在覆信里也講已經寫成了《史記》。包世臣說他因為《史記》沒有寫成而不能救任安也不對。
那麼任安在做益州刺史時，寫信給司馬遷，司馬遷為什麼不寫回信？到任安快要被處決前才寫這封大發牢騷的信呢？原來任安勸他推薦賢才，就是想請他推薦自己進京做官。司馬遷收到信後，碰上武帝調任安進京做護北軍使者，任安的目的已經達到，加上司馬遷又忙著跟武帝東封泰山，西巡雍州，所以沒有寫回信。到任安快要被處決時，他怕任安死了，「是仆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所以寫回信。任安有什麼「私恨」，他有什麼「憤懣」呢？原來任安接了太子節，不出兵，是犯了罪。不過太子是假造武帝詔書來發兵的，當時事起倉促，只有接近武帝的人才知道詔書是假的，任安怎能知道。他接太子節，當是相信武帝命令太子發兵的。但很快知道丞相出兵與太子戰，說明詔書是假的，因此他不出兵，那他沒有死罪。武帝判了他死罪，使司馬遷想起他替李陵說了話，不該處宮刑，卻受到宮刑。當時判刑的可以出錢贖罪，可是他沒有錢。當時任安不該處死卻被判死罪，任安也沒錢贖罪。因此提到任安有「私恨」，引起了他的「憤懣」，所以在信里大發牢騷，表示對任安即將處死的不平，含有他無法救任安的意思。那麼要了解司馬遷寫這封信的用意，就要了解當時的情況，即知人論世。讀其他名篇，跟當時情況有關的，也要知人論世，了解當時的情況，才能了解作者的用意，作深入體會。
第二，欣賞古代散文，要深入進去，還需要找問題，作全面的探討。包世臣在《藝舟雙楫·復李邁堂祖陶書》里提出問題，認為司馬遷《史記》中的《六國表序》跟《秦始皇本紀贊》有矛盾，看到了疑問，再反覆讀書，能夠深入進去。他認為《六國表序》開頭講秦襄公祭上帝，就是違反禮制，因為只有天子可以祭上帝，秦襄公是諸侯，是不能祭上帝的。又講秦國「先暴戾，後仁義」。司馬遷是反對秦國的違反禮制，又暴虐的。又說：「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秦國既然暴虐，為什麼又說它成功大呢？又提出「法後王」來，即指漢朝效法秦朝。司馬遷是漢朝人，不好批評漢朝，所以在《六國表序》里用了曲筆，為了維護漢朝，所以對秦國的違反禮制和暴虐雖然不滿，還說它成功大。包世臣又指出《秦始皇本紀贊》里引了賈誼的《過秦論》，批評秦朝的滅亡，是由於不行仁義。這跟《六國表序》里說秦國「先暴戾，後仁義」卻「成功大」，不是矛盾嗎？因此他認為司馬遷說秦朝不行仁義而滅亡，是他的看法；說秦國暴虐而成功大，是為了維護漢朝的學習秦朝說的，不是真心話。包世臣這樣找矛盾，想對司馬遷的散文作深入探索本意是好的，但他缺乏全面探討，所以他的看法不正確。司馬遷在《六國表序》里，一方面批評秦國違反禮制，又殘暴；另一方面指出：「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何異。悲夫！」他指出時代不同，應該改變才有大的成功，所以要「法後王」；又因為跟自己時代相近，世俗的變化相類似，議論淺近，容易實行。在這裡指出秦國的成功在於能夠適應時代變化。讚美漢朝的「法後王」，即效法秦朝的政治制度，批評不敢講秦朝制度的人。那他在《秦始皇本紀贊》里為什麼又批評秦朝不行仁義而亡呢？這是兩回事。他讚美的是秦國能適應時代的變化，制定新的法制；他反對的是秦朝不行仁義。他認為漢朝在法制上應該繼承秦朝，在對待人民的態度上應該實行仁義。對他來說，這兩者並不矛盾。因此，在閱讀古代散文時，既要找問題，還要作全面了解，才能作深入探討。
第三，可作比較。古代散文寫同一件事的，可以通過比較來分辨哪個寫得好。像寫鴻門宴，《史記》、《漢書》里都寫了，就可拿來比較。《史記·項羽本紀》里寫道：
項王項伯東向坐，亞父南向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汝）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汝輩）皆且為所虜矣。」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
就這一小段，《漢書》寫在《高祖本紀》里，把五人的座位方向刪了，只說：「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把「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刪了，把「默然」刪了。范增對項莊說的「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簡作「汝入以劍舞」。這段下面，《史記》作，「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這些話《漢書》里都刪了。《史記》里細緻生動的描寫，《漢書》里大多略去，保留一些情節。大概《漢書》要把《史記》的文學散文改為歷史。從文學散文的角度看，《漢書》比《史記》差遠了。這也說明文學散文要寫人物的精神面貌，與歷史重在記事不同。
再像評論人物，像《論語·述而》里。子貢問：「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說：「古之賢人也。」問：「怨乎？」說：「求仁而得仁，又何怨？」這是指伯夷、叔齊是孤竹君的兒子，孤竹君遺囑立叔齊為君，叔齊讓位給哥哥伯夷，伯夷說這是父命，不肯受，兩人互讓，一同逃走。孔子稱互讓為「仁德」，他們求仁得仁，沒有怨。當時衛出公要孔子出來做官，孔子因出公不肯把君位讓給他的父親，認為出公無禮，因此不肯出來做官。他讚美伯夷、叔齊無怨，正說明自己不出來做官，也是無怨。孔子就讓位這件事來讚美伯夷、叔齊，在當時爭權奪利的風氣中，是有諷刺作用的。司馬遷在《史記·伯夷列傳》里，說伯夷、叔齊反對周武王伐紂，因此不食周粟，在首陽山採薇。「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兮。神農虞夏，忽焉（然）沒兮，我安適歸（回到何處）矣。吁嗟徂（往，指死）兮，命之衰（指不利）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是觀之，怨耶非耶？」司馬遷採用了伯夷、叔齊餓死前作的歌，認為伯夷、叔齊是怨的。司馬遷用了伯夷、叔齊餓死悲歌的材料，說天道無知，不能幫助善人，這是結合他自己的遭遇說的。他替李陵說話，受到宮刑，因此借伯夷、叔齊來表示他的怨。司馬遷在這裡指出「天道無知」，是進步的。不過司馬遷引的歌里，把武王伐紂說成以暴易暴，不符合歷史的記載。韓愈寫了《伯夷頌》，稱讚伯夷：「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韓愈讚美伯夷的特立獨行，指他不怕得罪武王，敢於反對伐紂。不過他的文章里有個矛盾。他認為伯夷是「適於義」，即認為伯夷的反對武王伐紂是正義的，那麼武王伐紂就成了不義的了，可他又說：「武王、周公，聖人也，以天下之賢士與天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從這句話來看，武王伐紂應該是正義的，伯夷的反對武王伐紂，又怎麼是義的呢？原來韓愈是借伯夷來讚美自己，借伯夷的反對武王伐紂，來比自己的敢於反對唐憲宗迎佛骨進宮。借伯夷的特立獨行來讚美自己的特立獨行，認為自己是正義的，所以也稱伯夷是義。當時人稱皇帝是聖人，所以稱「武王、周公，聖人也」。所以他寫《伯夷頌》沒有感到有什麼矛盾，因為他的《論佛骨表》是正義的。但就韓愈的《伯夷頌》看，上面指出的矛盾是存在的。倘武王伐紂是正義的，那麼伯夷的反對就不義，伯夷的特立獨行就不該歌頌了。王安石也作了《伯夷頌》，說：「伯夷嘗與（姜）太公聞西伯（周文王）善養老而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滅）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耶？及武王一奮（奮起伐紂），太公相之，遂出元元（人民）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耶？」「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功）豈下太公哉？」王安石這樣讚頌伯夷，說伯夷會幫武王伐紂，實際上是希望當時的前輩，贊助他實行變法，一起建功立業。這是對當時反對變法的人說，伯夷不會反對武王伐紂，你們也不要反對變法，要像伯夷那樣贊助伐紂來贊助變法。不過這篇贊也有個缺點：歷史上只有伯夷反對武王伐紂，沒有讚美伐紂的說法，因此王安石這樣說沒有根據。通過這樣比較，我們既了解以上這些講伯夷的文章，都是古為今用，借伯夷來替自己說話。其中講得確切的是孔子；司馬遷提出天道無知是進步的，但引用的歌詞有問題；韓愈的頌有矛盾；王安石的頌沒有根據，憑空設想，更不行。通過比較，我們得知，材料和論點一定要切合，有根據，沒有矛盾，這樣才能成為完美的論文。
第四，通過比較，還可以探索古代散文的繼承和發展，即把兩家有關係的散文來作比較，看他們的相類似和不同。歐陽修的散文有繼承韓愈散文的，但又有發展。拿歐陽修的《梅聖俞詩集序》同韓愈的《送孟東野序》比，就可看出來。韓愈在序里提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即「不平則鳴」的著名論點。歐陽修在序里提出：「蓋愈窮則愈工」，即「窮而後工」的著名論點。窮困不得志才有不平，不平的鳴聲才好，所以「窮而後工」就從「不平則鳴」來的。但韓愈說：「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伊尹鳴殷」，「周公鳴周」。結合「不平則鳴」來看，受到壓抑，才有不平。咎陶、禹、伊尹、周公都是掌權的人，談不上什麼「不平」，就跟「不平則鳴」聯不上了。又說：「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這裡，韓愈把李白、杜甫說成是「以其所能鳴」，說孟郊「始以其詩鳴」，用個「始」字，說以詩鳴的是孟郊開頭，那在孟郊以前的李白、杜甫都不是以詩鳴了嗎？這是一；說孟郊「存而在下」，好像李白、杜甫都是在上了，這是二；又說：「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使「鳴國家之盛」，就同「不平則鳴」相矛盾。韓愈的序就有這些問題，這說明韓愈序創見不錯，但邏輯性差一點。
歐陽修序講「窮而後工」，從「詩人少達而多窮」來的，指出「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從實際情況來說，又指出「蓋愈窮則愈工」，是「窮而後工」。不提到得意的達官貴人，這就沒有矛盾。這篇講梅聖俞「困於州縣，凡十餘年」，「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都是講梅聖俞的詩是窮而後工。韓愈序從唐虞三代講到唐朝，像有意在做文章。歐陽修序只從梅聖俞身上講，講他的窮困，講王文康讚美他的詩說：「二百年無此作矣！」講得比較自然，邏輯性強。從風格看，劉大櫆稱韓愈序「雄奇創辟，橫絕古今」；林雲銘稱歐陽修序「婉曲淋漓，感嘆欲絕」。這是善於借鑑而又加以變化的一例。
這樣，就欣賞古代散文來說，先弄清楚古代散文的用意，體會到作者在散文中所表達的思想感情（包括他沒有說出來的言外之意），才有助於我們的欣賞。接著，要對古代作家的散文作全面的探討，把作者所作的有關的散文，結合起來看，看得更為深入。要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才能深入進去。第三，還可對寫同一題材的散文作比較，通過比較，看出不同作者對同一題材的取捨和用意，分別他們所寫散文的得失和高下，提高我們的欣賞力。從古代散文的思想性到藝術性都可以作探討。第四，這種比較，還可以跟古代散文的繼承和發展聯繫起來，那就超出了對個別散文的欣賞，對個別散文家的研究，接近於對古代散文史的探索了。就散文史的發展演變來看，看到唐代散文跟宋代散文的不同，通過對唐代韓愈散文跟宋代歐陽修散文的比較，逐步弄清楚他們的繼承和發展，進而弄清楚唐宋散文的演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