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 · 山至數
譯文
桓公問管仲說:「梁聚對我講:『古時候實行輕稅而薄征,這算是稅收政策中最適宜而易行的了。』梁聚的意見如何?」管仲回答說:「梁聚的話不對。輕賦稅則國家倉凜空虛,薄徵收則兵器工具不足。兵器、工具不足則皮、帛不能出口,國家倉凜空虛則戰士低賤無祿。對外,皮貨和絲帛不能輸出於天下各國;對內,國家的戰士又處境低賤。梁聚的話顯然是錯誤的。國君有山,山中產銅,可用銅鑄造錢幣。如能用錢幣折算糧食發放全國俸祿,糧食就全都囤集在國家手裡,糧價可上漲十倍。農民晚睡早起,不用驅使就可以成十倍地增加產量。這樣一來,戰士只要有從前一半的糧食俸祿,就可以為國效命;農民又晚睡早起而努力耕作不止。所以,善於主持國家的人,不必直接用言語驅使百姓,而百姓不得不為所驅使;不必直接用言語利用百姓,而百姓不得不為所利用。這樣,使百姓沒有不為他所用、為他所使的。梁聚的意見是錯誤的。」桓公說:「好。」 桓公又問管仲說:「有一個名叫請士的人對我說:何以不對各種有才能的人進行管束?」管仲說:「何謂管束有才能的人?」桓公說:「就是為了使智者全部拿出智慧,謀士全部拿出謀略,百工全部拿出技巧。這樣做,就可以治國麼?」管仲回答說:「請士的話是錯誤的。俸祿輕,士人就不肯死難;幣值低,士人就輕視獎賞;物價低,謀生易,士人就苟且偷生。國家有此三種怠情現象,還有什麼辦法呢?如果把糧食的七成操縱在國家手裡,只讓三成在下面流通,謀士就可以用盡他們的謀略,智士就可以用盡他們的智慧,勇士也就不惜生命了。請士的話是錯誤言論,因為不懂得輕重之術,就只能叫作錯誤的言論。」 桓公問管仲說:「從前周朝享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行於天下,然而竟被下面篡奪了。下面是用的什麼辦法呢?」管仲回答說:「國君在不同地區得到貢物,是放在市場上自由買賣的。這樣,利用黃金買賣是一個辦法,利用江陽之珠買賣是一個辦法,利用秦地明山所產的曾青是一個辦法。這叫作以少變多,以小變大,也屬於輕重之數的範圍。」桓公說:「天下的理財方法全屬於輕重之術麼?」管仲說:「例如現在糧價上升十倍而其他物資價格尚低,大夫便把商入找來說:『請替我販賣糧食而收購其他物資。』如果糧食原價為一,這就有九倍盈利。由於糧貴而其他物資尚賤,這樣,大夫就買進來九倍的物資。待糧價恢復原狀,又把這九倍的物資加價銷出去。貨物推銷到民間,九倍的貨幣又進入大夫之手。結果錢、糧的贏餘收入都歸大夫了。天子成了客位,大夫卻隨時出頭露面。精通糧食業務的官員外逃,被別國諸侯接納為官。他們結聚朋黨,操縱物價,包攬市場民用。就國內說,大夫自謀私利而不肯盡忠;就國外說,諸侯串通結聚朋黨。精通糧食業務的官員則外逃。所以天子便喪失了他的政權。」桓公說:「講得好。」 桓公又問管仲說:「保證終身享有天下而不失。有辦法做到麼?」管仲回答說:「這辦法不要先在普天下實行,只可先在本國實行。」桓公說:「這話是什麼意思?」管仲回答說:「國內土地的大小和土壤的肥瘠是有定數的,全年糧食的消費和剩餘也有定數。主持國政的,只需經營好糧食就行。也就是說,無論某縣的土地多大,也無論某縣多小,都必須有一筆貨幣貯備。在該縣州里向農民貸放公款。到了大秋,糧價下降三分之一,國君便下令通告郡縣屬大夫管轄的里邑都來向政府交售糧食。糧價與時價相同,為國家把糧食貯藏起來。結果,國內糧食如果算作三分,有二分掌握在國家手裡。翌年春天,糧價成倍上漲,就是因為此法。夏天,便把糧食按市價發放民間,此時百姓正需要糧食經營農事。到了大秋,就對農民說:『過去存在你手裡的糧食是多少,現在國家要求折成錢數歸還。』百姓說:『手裡無錢只好還糧。』結果農民剩下的十分之三的糧食又歸國家了。這樣,利用糧價的上漲,掌握季節的變化,無不是國家的理財之道。君主取用大夫的存糧,是通過流通拿到國家手裡的;取用百姓的糧食,是通過季節價格變化拿到手裡的。囤積低價的糧食,再用高價賣出去,這都是有效的辦法。這樣做,哪裡還容有自謀私利的大夫獨自囤糧食呢?至於各諸侯國的糧食,如果他們的糧價是十,我們是二十,那麼各諸侯國的糧食就流歸我國了。如果他們是二十,我們是十,我們的糧食就流歸各諸侯國了。所以,善治天下者,必須嚴守高價流通政策,各諸侯國就無法泄散我國的糧食。糧食流向高價的地方,就象水往低處流一樣。我們國家並不是發生災荒,而是投放貨幣加以囤積,使糧價加倍提高,所以各諸侯國的糧食就來到了。這就是我們藏一分就可以吸取各諸侯國的一分。財利不致被外國所奪,大夫也不能占有糧食過多。這種『以重藏輕』的政策,使國家可以常保十個財政年度的收入。所以諸侯服從而不會發生征戰,本國臣子也服從而盡其忠心。這就是以輕重之術駕御天下的辦法,謂之為理財方法的實效。」 桓公問管仲說:「請問國家的統計理財工作。」管仲回答說:「國君對大夫經濟失去了解,等於沒有部屬;對百姓經濟失去了解,等於沒有基礎。掌握大夫經濟情況要根據一個縣的調查計算,掌握縣要根據一個鄉的調查計算,掌握鄉要根據一個家庭的調查計算。」桓公說:「其統計理財方法如何?」管仲回答說:「貨幣流通的標準數量,在一個縣須有適合於該縣土地的調查數字,在一鄉須有適合於該鄉土地的調查數字,在一家必須有適合於一家人口用度的數字。所以不及時掌握郡的經濟情況就等於無人相與,不及時掌握縣的經濟情況就等於沒有部屬。」桓公說:「怎樣實行?」管仲回答道:「成王業的藏富於民,成霸業的藏富於大夫,敗國亡家則是把財富收藏在箱子裡。」桓公說:「何謂藏富於民?」管仲說:「請拿出棧台所存的錢幣,貸放在城陽一帶;拿出鹿台的錢幣,貸放在濟陰一帶。國君還向百姓下令說:『百姓富君主不會窮,百姓窮君主不會富,因此國家不向百姓徵收錢幣,府庫也不積累錢財,把財富都藏在百姓手裡。』等到年景豐收,五穀豐登。糧價大降,比上年降低一半,就要用這筆貸款收購,使糧食歸國家,貨幣散在民間。這樣因錢幣都投在民間,幣值下跌,糧價則上升一半。上年的糧食有兩分在下,下年的糧食有兩分在上,兩年有四分糧食在上。則只有一分在民間流通,糧價可繼續上漲到三倍。國家按人口徵稅,每戶一年才收十錢,如每家都向政府買糧。把每十畝地產糧食加價十錢,就可以從一戶得到相當於十戶的人口稅收入。這正是來自糧食銷售政策和利用貨幣的作用。然後用國家所掌握的貨幣的半數,再次發放於百姓,分糧食為四分,使之三分在國家,一分在民間,就又形成此項政策的再一次反覆。至於大夫,由於他封地多,囤積糧而對抗君主,也請用統計理財方法來剝奪他。」桓公說:「何謂用統計理財方法來剝奪?」管仲回答說:「統計有四分之三的糧食掌握在國家手裡時,就通知百姓都來買糧,按照君主之所藏儘量出賣。糧價就會互相影響而跌價十分之三。剩下的糧食以貨幣收購,糧價按跌落回來的標準,大夫也就無法抬高糧價了。國君發放俸祿也用錢而不用糧,全部糧食就都被國家掌握起來。最後國君把其中十分之七的糧食拿出來,也就是留三成,貸出七成,賑濟貧民,也是一種仁義的舉動。這樣,採取措施使糧價跌落,是對付大夫的一個辦法;靠鄉的市場管住糧價,而對大夫所住的城市進行收取,是對付大夫的又一個辦法;投出糧食與物資,既博得仁義之名,又平抑其他物資價格,是對付大夫的最後一個辦法。一切都要掌握時機而決定進退。所以說:成王業者善於掌握時機,稱聖人的善於掌握變化。」桓公說:「好。」 桓公問管仲說:「特告訴我:『把天子的葬衣定為三百件,固然太吝嗇了,但要想削減大夫財富,則可以照此而行。』這項使大夫散財厚葬的主意如何?」管仲說:「這不是法家的辦法。讓大夫把墳墓修得很高,把墓室修得很美,必然侵奪農事和市場上的傭工,不是利國之道。百姓死後也不可用彩帛作為覆棺之物,而埋於地下。善於治國的人,只需掌握市場時機而採取有緩有急的措施,就可以控制大夫了。這叫作運用國家的統計理財工作。」 桓公問管仲說:「請問國家的爭奪之事是怎樣出現的?」管仲回答說:「是從宗戚開始的。」醒公說:「何謂由宗戚開始?」管仲回答說:「一國的國君,生下弟兄十人,就分封為十個國家;生弟兄五人,就分封為五個國家。他們傳了三代以後,彼此僅是同族同祖的關係而已。傳了十代以後,僅是祖宗牌位放在一起的關係而已。所以爭奪起來鬧得伏屍滿地,用兵決鬥不止。輕重家們還從中乘機謀利。所以說:不可把土地分封於人,不可把財富資源授讓於人。財富資源是終而復始的生產消費,隨四時運動而發展消滅的。聖人總是統一用號令的緩急來掌握它,統一用政策的開閉來控制它,用輕重理財之術來奪取它,用仁義之道來支配它。所以,能夠與天地共同長久不敗,這正是一統天下君主的大權。」 桓公問管仲說;「請問關於貨幣的計算籌劃。」管仲回答說:「當初是三夫為一家的生產單位,占用六里見方的土地,出兵車一輛,配備二十七人。所謂貨幣的計算籌劃,就是以六里見方的土地為單位,計算其好地瘠地各有多少,產糧多少,糧價高低多少,六里見方土地需要貨幣多少,以及就其糧食價格來計算應需要貨幣多少。因此,貨幣的計算籌劃,就是把這個需要量推算於全國,使貨幣的數字與全國的土地數量相適應,這就叫作貨幣的計算籌劃。」桓公說:「貨幣計算籌劃的理財方法,應該怎樣實行?」管仲回答說:「士的俸祿用貨幣支付,大夫封邑的租稅也用貨幣,官府的人夫、馬匹等一切開支也用貨幣支付,這樣,糧食就全部留存在國家手裡,貨幣就散布在民間流通。糧價上漲十倍左右,就是因為此法;其他物資因糧貴而降價二成左右,也是這項政策的結果。然後就對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及其他財物,如合乎國器規格和君主需用的,都訂立收購合同。國君的糧食本來就是貯藏在各鄉各州的。於是就發出通告說:『某月某日,凡與國家有合同的債務關係的,即可在本鄉本州就近解決。』這就是說,雇用車馬人夫運物領糧只需一天時間就可以辦完。國家理財政策,固然是出於糧食的統計,但國家謀取上述物資,也是貨幣計算籌劃的作用。如今,錢幣雖然貯藏在官府,但巧法使用貨幣和操縱物價的都是商人。市場上凡幣值上升則物價下降,幣值下降則物價上升,糧價上升金價下降。人君能掌握好糧食、貨幣、黃金的平衡關係,天下的經濟秩序就可以安定了。這也是控制天下的一種辦法。」 桓公問管仲說:「平準之法,輕重之術以及國家的統計理財,我都知道了。請問利用祭祀的理財方法。」管仲回答說:「從狼牡到馮會口,從龍夏以北到海莊,是禽獸牛羊生長的好地方,何不利用這個條件來貫徹國家理財之策呢?」桓公說:「何謂貫徹理財之策?」管仲回答說:「在馮會口這類牧場設一官吏,負責記載牛羊繁育並查管牧養事務。若是從事牧養的官員,照料牛馬沒有折損死亡的,就從『都』一級提升為縣級。若是查到大夫不肯提供種牛種馬配種繁殖的,就叫作目無祭祀禮儀,禁止他春秋兩季用牛羊進行祭袍。一般百姓有此行為的,禁止他祭把門神與山神。由於加強管理,馮會、龍夏一帶牛羊的月價將比往日上漲十倍。這項政策,是從祭把禮儀出發的,取得收入于山林無用之地的,壟斷牛羊市場的政策。這正是對國家理財政策的『貫徹』。」 桓公問管仲說:「請問國內的地勢問題。」管仲回答說:「有山區,有低洼多水地區,有山陵平原各占一半的地區,有常年溢水為害的地區,有土壤漏失水分的地區。這五種不利地勢,是人君所憂慮的事。山區尚可貯備糧食三分之一,低洼多水地區尚可貯備糧食三分之一,山陵平原對開的地區尚可貯備糧食的十分之三,被水泉傷害,常年溢水地區尚可貯備糧食十分之二,唯有土壤漏失水分的地區,就只好努力掌握外國糧食。發展手工業的精美木器生產來掌握各諸侯國的糧食,這就是準時解決五種不良地勢問題的辦法。」 桓公問管仲說:「如海內統一,控制了天下諸侯,解決地勢的政策就不用了麼?」管仲回答說:「現今還是諸侯掌握天下各州的余財,還要利用季節的變化,實行操縱市場的辦法,使東西南北相補助,為取得一致而加以調節。所以說:在諸侯分立條件下,則直接掌握物資貴賤來對付各諸侯國;在天下統一的條件下,則利用貨幣掌握物價漲落,使之調平就是了。東西充足則使之調出,不足則制止之。統一天下的君主按時視察各鄉、各州的經濟情況,故百姓謀求財利不至於互相傾軋,生活極為穩定。國君則掌握大局奉行利出一孔的政策,這叫作國家整體的經濟統計謀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