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講座 · 從《書信集》看陀思妥耶夫斯基 [1]

獻給皮埃爾—多米尼克·杜布耶 托爾斯泰偉岸的身影仍然遮擋了地平線，不過——這就像走在山裡頭那樣，我們越是走得遠，就越能越過最近的山峰，看到曾被它擋住的遠處的最高峰巔——我們的某些先驅者也許注意到了，在巨人般的托爾斯泰後面，又顯現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影，而且越來越大。他是依然半隱半露著的頂峰，是綿延伸展的山脈的神秘紐帶，幾條最充沛慷慨的河流從那裡發源，新近乾渴的歐洲今天正在痛飲它們的水。應該將他，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不是托爾斯泰，與易卜生和尼采並列。他跟他們同樣偉大，也許還是三人中最重要的一位。 大約十五年前，德·伏居耶先生 [2] 把開啟俄羅斯文學的鐵鑰匙，放在稱為雄辯的這一銀盤子上，獻給了法國。他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時，卻為這位作家的粗野感到抱歉；他承認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某種天才，但同時高雅地對此表示了保留態度，並請讀者原諒陀思妥耶夫斯基大量的粗話，承認「絕望使得他試圖讓我們的世界來理解他的世界」。他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的幾本書是成功的，至少是可以忍受的，他因而為此花費了不少筆墨，但他最後停留在了《罪與罰》上，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才華從這本書起便停止了發展」，當時的讀者對他的這句話不能不信以為真，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作品幾乎都還沒有翻譯成法語。他還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會使勁地扑打翅膀，但始終在天空下日益渾濁的霧陣中轉圈」，他寬厚地介紹《白痴》中白痴的性格，接著，又說《群魔》「含混不清，結構混亂，常常十分可笑，充滿了世界末日的理論」，又說《作家日記》是「晦澀的讚歌，既不是分析，也不是論戰」；他隻字不提《永恆的丈夫》 [3] 和《地下室手記》，他寫道：「我沒有提到一本叫《少年》的小說，跟先前的作品相比，它大為遜色。」他還以更為鄙夷的口氣說：「我也不提《卡拉馬佐夫兄弟》，一般認為，沒有幾個俄羅斯人會有勇氣讀完這個沒完沒了的故事。」最後，他這樣歸納道：「我的使命僅僅是請人們注意這位作家，他在俄國享有盛名，而在我們這裡卻默默無聞。我還在他的作品中指出了三個部分（？），它們似乎最能體現他才華的不同側面，這就是《窮人》、《死屋手記》和《罪與罰》。」 因此，我不知道我現在是應該感謝德·伏居耶先生，因為畢竟是他最先向我們介紹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呢，還是應該抱怨他，因為他可悲地削弱了這位天才作家的非凡形象，使之不完整，甚至被歪曲呢？當然，他那樣說，是出於一種誠懇，儘管他的做法似乎有違初衷。我有些懷疑，《俄羅斯小說》的作者提請人們注意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底是在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幫忙呢，還是通過將注意力集中在三本書中，而替陀思妥耶夫斯基幫倒忙？這三本書當然是非常好的，但並不具有最大的代表性。只有超越它們，我們才能充分地展開我們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景仰之情。此外，對沙龍人士的智力來說，很難乍一眼就能把握或者深入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他不能讓人消除疲勞，而只是讓人感覺疲勞，就像不停奔跑著的純種賽馬；讀者得保持始終的清醒……使注意力集中……從而引起精神的疲勞……」三十年前，社交界中許多人也是這樣談論貝多芬的最後幾部四重奏的。（「過快地被人理解的東西維持不了多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一封信里這樣說。） 當然，這些帶貶義的評價延緩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翻譯和出版、傳播，事先就使讀者氣餒，使夏爾·莫里斯先生最初提供給我們一個殘缺不全的《卡拉馬佐夫兄弟》譯本 [4] ，不過，它終究未能阻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著作漸漸地由不同的出版社先後出版 [5] 。 如果說，迄今為止，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在相當特殊的精英階層中慢慢地贏得了讀者，如果說，他使那些教養不夠、不太嚴肅、略有善意的公眾頗為反感——這些人同樣也不大欣賞易卜生的戲劇，卻會欣賞《安娜·卡列尼娜》，甚至《戰爭與和平》——或者使另外一些不那麼與人為善、而讚賞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公眾也頗為反感，那是不能歸咎於德·伏居耶先生的。其中的原因相當複雜，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信集，有助於我們找到其中大部分的原因。因此，我今天要談的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著作，而僅僅是法蘭西信使出版社1908年2月出版的那本新書（《書信集》）。 一 人們期望找到一個神，但觸及的只是一個人——疾病纏身，貧困交加，終日勞累，而且完全缺少他極不喜歡的法國人身上有的那種偽品質——能言善辯。要談論這樣一本毫無修飾的赤裸裸的書，我心裡只想做到公正不偏。如果有人想在其中找到藝術、文學或者精神上的某種娛樂，那我勸他們最好還是別讀。 這些書信的文本通常很混亂、笨拙而又欠通順，感謝比昂斯托克排除了美化譯本的打算，沒有試圖彌補如此具有代表性的這一笨拙 [6] 。 是的，最初的接觸令人氣餒。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做了傳記的德國人霍夫曼表示，俄國出版商挑選的書信不太理想 [7] ，但我相信，書信的格調不會有什麼太大的不同。就像眼下的這本書一樣，開本很厚，令人窒息 [8] ，不是因為書信很多，而是因為每封信都是扭曲的。也許，我們還從來沒見過文學家寫出過這麼糟糕的書信，我是指毫不做作的信。作為小說家，他能做到巧妙地「談論別人」，但以自己的名義說話時，文理卻那麼混亂，思想似乎不是按照先後的順序從筆底流出，而是一下子同時湧出來，或者說，就像勒南 [9] 所講的那樣，成了「枝杈繁雜的重擔」，表達時肯定要擦傷自己，同時也會把一切都鉤破，而這混亂的一大堆，一旦被掌握，就將服務於他小說結構的有力的複雜性。他創作小說時十分刻苦，一再修改，不知疲倦地從頭再來，一頁一頁地重寫，直到每一個故事都表現出它所包含的深刻靈魂；然而，在寫書信時，他卻很隨便，大概什麼也不刪減，倒是經常改口，儘可能地快速，也就是說，沒完沒了。這就很好地說明了作品與生產作品的作家之間有著多麼大的距離。靈感！哦，這浪漫主義的理想！平易近人的繆斯女神！你在哪裡啊？——「一種長久的耐心」，如果要問，布封 [10] 的這幾個不起眼的字詞用在什麼地方最合適，那就該是在這裡了。 「你的理論是什麼，我的朋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初涉文壇時寫信給他的哥哥說，「你認為畫畫應該一次完成？你什麼時候相信這個的？我認為，普希金的詩，短短几行，既輕巧又優美，仿佛一氣呵成，那正是因為，它經過了他的長期推敲和修改……即興寫出的東西是不成熟的。據說，莎士比亞的手稿上沒有塗改的痕跡，正因為如此，這才出現了那麼多彆扭和粗糙的地方。要是他多多地推敲，那就會更好。」 這就是他全部書信的基調。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了最多的時間、最好的心情來創作，而他寫信卻從來不是出於樂趣。他經常說到，他「對寫信感到一種可怕的、無法克服的、難以想像的厭惡」，「信是一種愚蠢的東西，根本不可能用來傾訴什麼」。還有：「我什麼都告訴你了，但我明白，關於最基本的東西，關於我的道德生活和精神生活，我什麼都沒對你說，我甚至都沒有給你一個大約的概念。只要我們繼續通信，情況就會是這樣。我不會寫信，我不會寫我自己，恰如其分 地寫我自己。」他還說：「人們在信中是什麼也表達不了的。因此，我始終無法忍受塞維涅夫人 [11] ，她的信好得實在過了分。」他還幽默地寫道：「如果我下地獄，我肯定會因為罪孽而被判罰每天寫十幾封信。」這就是我們從這部陰沉的書信集中找到的唯一一句玩笑話。 因此，他只是在迫不得已的緊急時刻才寫信。他的每封信（最後十年里寫的信除外，那時的寫信語氣完全不同，我會在下文中專門講到的），每封信中，他都是在呼喊：他一無所有了 。他精疲力竭，他請求 ，不，是呼救……這是一種哀號，無止境的、單調的哀號。他的請求既不巧妙，更缺乏自尊和嘲諷。他在請求，卻又不善於請求。他哀求，他催促，他一再固執地堅持，詳細敘述自己的需求……他使我們想起聖方濟各 [12] 《作品集》里講的故事中，一個天使偽裝成雲遊四方的旅人，來到斯波萊特山谷，大敲新誕生的修會的大門。據說，他那急匆匆的、長久的、猛烈的敲門聲，使修士們十分氣憤。修士馬塞奧（我假定，他就是德·伏居耶先生）終於給他開了門，問道：「你是從哪裡來的，為什麼敲門時如此不講禮貌？」於是，天使問道：「那麼應該怎樣敲門呢？」馬塞奧回答說：「你要有間隔地敲三下，然後等著，要是還沒有人來開門，你再繼續敲……」「可是我實在很急 。」天使回答說…… 「我拮据得只想上吊，」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道，「我沒有錢還債，也沒有錢出去旅行，我完全絕望了。」——「到年底我會成為什麼樣子？我根本不敢想，我的腦子都裂開了。我再也找不到人借錢了。」（「你可懂得這是什麼意思嗎：無處可去？」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一個人物說。）——「我寫信給一個親戚，向他借六百盧布，如果他不寄錢來，我就完了。」他的書信集中充滿了這樣的抱怨，或者類似的話語，我只是信手拈來而已……有時候，每半年他會重複一次這樣的天真請求，如此一而再，再而三：「金錢在生活中是如此的重要，這是生命中絕無僅有的一次。」 晚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沉醉於他的謙卑之中，也將它灌輸給了自己筆下的人物。這是一種奇特的俄羅斯式的謙卑，它很可能跟基督教有關，然而，據霍夫曼說，它存在於每一個俄羅斯人的心靈深處——即使他沒有基督教的信仰——而以尊嚴為美德的西方人，對此是永遠也無法完全理解的：「他們為什麼會拒絕我？我又不是強求，而是謙卑地懇求。」 也許這部書信集讓我們產生了誤解，因為，它所表現的，總是處於絕望狀態中的寫信的絕望人……不，他一到手的錢，立即就被他的債務給吞沒了，因此，在他五十歲的時候，他寫道：「我一生都在為金錢寫作，我一生都在窮困潦倒中度過；而眼前比任何時候都更窮。」債務……或賭博、混亂，以及他本能的、毫無節制的慷慨，使他二十歲時的同伴里森坎普這樣談論他：「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這樣的一種人，你和他在一起時很舒服，但他自己一生都很窮。」 陀思妥耶夫斯基五十歲時寫道：「三年多以來，這本未來要寫的書（這裡指他九年以後才寫的《卡拉馬佐夫兄弟》）使我日夜不安，但是我沒有動筆，我想從容不迫地寫，就像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岡察洛夫那些人那樣。但願我至少有一本書是自由地寫出來的，而不是被迫在一定的限期內完成的。」他後來又說：「我不理解那些為了金錢而草率寫出的作品。」不過，他說這話也是枉然，金錢問題始終在干預他的寫作，他一直害怕不能及時交稿：「我害怕沒準備好，害怕延誤，我本不想由於匆匆忙忙而耽誤事情。當然，我的大綱是仔細地構思好了的，但是，過分的匆忙可能會破壞一切。」 由此，產生出了一種可怕的勞累過度，因為，既然他把艱難的忠誠視為自己的榮譽，他也就寧可累死也不願交出不完善的作品。他在晚年時說：「在我的全部文學生涯中，我總是不折不扣地履行諾言，從不食言，此外，我也從來不僅僅為了金錢，或者為了履行諾言而創作。」在同一封信的上文中，他這樣寫道：「我在構思主題時，從來不是為了錢，不是為了履行在預定期限內交稿的義務。而當我的腦子裡已經有了主題，我真正想寫、非寫不可時，我便承諾——而且預先賣出。」大約二十四歲時，在他最初寫的某一封信中，他這樣驚嘆道：「無論如何，我立下了誓言：即使將來一貧如洗，我也要堅持，決不按訂單來寫作。訂單只會扼殺作品。訂單只會葬送一切。我要求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完美的。」他可以坦然地說，他畢竟遵守了自己的諾言。 然而，他一生都懷著這個痛苦的信念：假如他有更多的時間，有更多的自由，他就能更好地表達自己的思想。「使我苦惱的是，假如我提前一年時間寫小說，然後再用三個月時間來抄寫和修改，那肯定是另一回事。」這或許是一種幻想，誰又能知道呢？如果有更多的閒暇時光，他會寫出什麼來呢？他還會追求什麼呢？——或許會是一種更簡潔的文體，一種對細節更完美的把握……其實，他最好的作品，就現在的這個樣子，幾乎在每一個部分都達到了很難想像能被超越的精確和顯而易見。 要達到這一程度，你得下多大的功夫！「在某些地方，靈感突然爆發，如泉水湧出，僅此而已，然後，就剩下了十分艱苦的工作。」他哥哥曾有一次大概責備他寫得不夠「簡單」，也就是說不夠迅速，沒有「任靈感信馬由韁」，他當時還很年輕，便回答他哥哥說：「顯然，你是將靈感，也就是對畫面的即時的初次創作，或者心靈的衝動（這是常常發生的），跟工作混為一談了。舉例說吧，我的腦子中出現了一個場景，我立即把它記下來，並且我很高興，然後，我要用幾個月的時間，甚至一年的時間去修改它……結果當然要好得多。我當然願意有靈感啦，沒有靈感的話，你顯然什麼都做不成。」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應該為這麼多的引文道歉，不過，讀者也許會感謝我儘可能地讓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自己來說話。「最初，也就是去年年底（此信寫於1870年的10月），我把這個東西（指小說《群魔》）看作已經研究好了，構建好了，我居高臨下地俯視它。隨後，真正的靈感出現了，突然，我愛上了它，這部作品，我雙手緊緊地捧著它，我開始刪除最初寫下的東西。」他還寫道（1870年）：「整整一天，我沒有做別的事情，只是在撕毀和修改……大綱至少修改了十遍，第一部分整個兒重寫。兩三個月之前，我處於絕望之中。最後，一切終於都組織好了，不能改動了。」但是，即便這時候，仍然有一個揮之不去的念頭：「如果當初我有時間從容不迫地寫，不受期限的約束，很有可能會寫出傑作來。」 每一本書都使他感到焦慮，對自己不滿意。 「小說很長，有六個部分（《罪與罰》）。11月底，已經有很大一部分寫完了，一切都準備好了；我把稿子都燒了！現在，我承認我不喜歡那稿子。一種新的形式、新的提綱吸引了我。我又開始重寫，沒日沒夜地寫，但進展很慢。」他在另一處寫道：「我工作，但什麼都沒做成。我整天都在撕毀。我十分氣餒。」另一處：「我整天工作，腦子發蒙，犯傻。」另一處：「我在這裡（舊魯薩）像苦役犯那樣工作，雖然室外是一片大好春光，我應盡情地享受。我夜以繼日地埋頭寫作。」 有時候，一篇簡單的文章也像一本書那樣使他狠下功夫，因為，事情無論是大是小，他都會全力以赴地去做： 「我一直把它（指回憶別林斯基的那篇文章，後來失傳）拖到現在，總算咬著牙寫完了……寫十頁小說都比寫兩頁文章要容易！這篇倒霉的文章，我先後寫了至少有五遍，時不時地把寫好的刪掉，從頭修改。總算好賴對付著把它寫成了。但寫得很糟糕，讓我噁心。」 陀思妥耶夫斯基對自己思想的價值，一直抱定了堅定的信心，即使對他最好的作品，他也不滿意，而是要求嚴格： 「我很少寫過更新鮮、更完整、更獨特的東西（《卡拉馬佐夫兄弟》）。我這麼說並非出於驕傲，因為我指的只是主題，只是我腦子裡的思想，而不是指寫作實踐，實踐由上帝決定，我可以破壞它，這在我是常有的事……」 他在另一處又寫道：「不論我寫的東西有多麼糟糕，多麼惡劣，對我這個可憐人，對我這個作者而言，小說的思想，以及我為之而付出的勞動，是世界上最珍貴的東西。」 他在創作《白痴》時寫道：「我不滿意這本小說，甚至感到厭惡。我試圖竭盡全力工作，但做不到，因為我心裡難受。現在我在努力地寫第三部分。如果寫好了這本書，我是會康復的，否則，我就完了。」 他不但寫出了被德·伏居耶先生認可的三部傑作，還寫了《地下室手記》《白痴》《永恆的丈夫》，然而在努力寫新的主題（《群魔》）時，他仍然在叫喊：「應該寫一點嚴肅的東西了！」 在他去世的那一年，他還第一次給N夫人寫道：「我知道，作為作家，我有很多缺點，因為我自己第一個就對自己不滿意。您可以想像，我在做自我反省的某些時刻，常常痛苦地看到，我所表達的東西不是我原本想表達的，我能表達的只是我想表達的東西的二十分之一。是習慣性的希望救了我，有一天，上帝將賦予我很多的力量和靈感，我將能更完全地表達，總之，我能把心靈和幻想中所包含的一切都展現出來。」 這離巴爾扎克，離巴爾扎克的那種自信和那種不求完美的粗枝大葉有多麼遙遠！福樓拜曾對自己如此苛刻過嗎？曾經經歷過如此艱苦的鬥爭、如此狂烈的勞動嗎？我想未必。福樓拜的苛求純粹是文學性的。如果說，福樓拜在其書信中首先講述的是自己的勞動，那是因為他喜歡這種勞動，雖然不能說他對此加以了吹噓，但至少他是以此為榮的；同時，那也是因為福樓拜取消了其他的一切，認為生活「是一件極其醜陋的事，忍受它的唯一辦法就是避開它」，並將自己比作「燒毀乳房以便拉弓的阿瑪宗女騎士」 [13]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卻什麼也沒有取消，他有妻子兒女，他愛他們；他不蔑視生活。從苦役犯監獄中出來時，他寫道：「至少，我已經生活過了；我痛苦，但我畢竟生活過了。」面對自己的藝術，他表現出了忘我的精神，這種精神雖然不那麼高傲，不那麼自覺，未經過深思熟慮，卻更為悲壯，更為崇高。他喜歡引用泰倫提烏斯 [14] 的話，認為人類的一切對他都不應該是陌生的：「人沒有權利迴避和忽視世上的一切，在這一點上，存在著最高的道德理性：Homo sum, et nihil humanum.等等 [15] 。」他毫不迴避自己的痛苦，而是充分地承受它們。當他的第一個妻子和他的哥哥米哈伊爾在幾個月的時間內相繼去世時，他這樣寫道：「於是，突然間，我又變成孤獨一人，我感到恐懼。真是太可怕了！我的生活被折成兩段，一段是過去，以及我生活的一切理由，另一段是未知數，沒有一顆心能代替兩位死者。嚴格地說來，我已經沒有生存的理由了。建立新的聯繫？創造一種新的生活？僅僅是這樣想一想，就讓我覺得噁心。於是，生平中第一次，我感到我沒有任何什麼可以替代他們，在這個世界上，我愛的只有他們，而一種新的愛不僅不會有，而且也不應該有。」但是，就在半個月之後，他卻寫道：「在我勇氣和精力的所有儲備中，在我的心靈深處，仍然存在著某種紛亂的、模糊的東西，某種近乎絕望的東西。紛亂，苦澀，對我來說最為反常的狀態……而且，我孤獨一人！……然而，我似乎始終準備著生活下去。這很可笑，不是嗎？真是貓的生命力！」他那時候四十四歲；不到一年，他又結了婚。 二十八歲時，他被關押在要塞中，等待發配去西伯利亞，當時他寫道：「現在我知道，我身上原來儲備著取之不盡的生命力。」後來，他在西伯利亞結束了苦役生活，剛剛娶了寡婦瑪利亞·德米特里耶夫娜·伊薩耶娃，便在書信中（1856年）這樣寫道：「現在，已經不像以前了，在我的工作中充滿了那麼多的思考，那麼多的努力，那麼多的活力……在這六年期間，我有過那麼多的活力和勇氣用來鬥爭，還帶著無比的痛苦，而我卻沒有辦法弄到足夠的錢來餵飽我自己和我的妻子，這一切可能嗎？算了吧，沒有人知道我的力量有多麼大，我的才能有多麼高，而我靠的正是這些！」 但是，咳！他要抗拒的不僅僅是貧困！ 「我工作時幾乎總是神經質，焦慮，煩躁。當我工作太多時，我就真的病倒。」「最近，我實際上是在夜以繼日地工作，儘管我的病不時發作。」在另一封信中：「我的病發作起來會要了我的命，每次發作之後，我得用四天的時間，才能讓我的思緒穩定下來。」 陀思妥耶夫斯基從不隱瞞自己的病。他那「神聖痛苦」的打擊也來得太頻繁了！以至於他的一些朋友，還有一些不相干的人，有時成了目睹現場的證人。斯特拉霍夫曾在他的《回憶錄》中給我們講述了那樣的一個發病場景。他跟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樣，並不認為癲癇病有什麼可恥的地方，除了引起寫作上的某些困難之外，並不表現為精神上或智力上的某種「低下」。即便在第一次給一些女性通信者寫信時，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會對自己遲遲沒有覆信表示道歉，並且天真地、直接地說：「我剛剛忍受了我的癲癇病的三次發作，以前從來沒有發作得如此劇烈，如此頻繁。在發作之後的兩三天裡，我什麼工作都做不了，我不能寫，甚至不能閱讀，因為我的心靈和軀體全都垮了。所以，我現在請求您原諒，您已經知道是什麼原因了，請原諒我遲遲沒有給您回信。」 這一疾病，在他去西伯利亞之前就已經有了，在苦役營中犯得更重了，去國外旅行時稍有緩和，但再度發作時更兇猛。「當這毛病久不發作時，突然發作一次就特別厲害，讓我的情緒低落到極點。我陷於絕望之中。以前（他寫這封信時五十歲），發作後低落的情緒會持續三天，現在，則要持續七八天。」 儘管癲癇病發作，他還是緊緊地抓住工作，努力不懈地完成自己承諾的事：「已經預告了，在雜誌（《俄羅斯通報》）的四月號中要刊登我的續集（《白痴》），可我還沒有寫完，只寫了無關緊要的一章。到時候，我給他們寄什麼呢？我真的不知道！前天，我又犯病了，犯得很厲害。但是，昨天，我還是寫了一點，在幾乎瘋狂的心態中寫的。」 假如，發病之後他只感到難受和痛苦，那還真算不了什麼。「可是，咳！讓我絕望的是，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像不久之前那樣快速地工作了。」有好幾次，他抱怨說，他的記憶力和他的想像力都在減退。在他五十八歲時，也就是逝世前兩年，他寫道：「很久以來，我就注意到，我越是前進，我的工作就越是困難。因此，我常常生出一些總是難以撫慰的想法，一些陰鬱的想法……」而這一時期，他在寫作《卡拉馬佐夫兄弟》。 去年，當波德萊爾的書信集出版時，蒙代斯先生曾經慷慨陳詞表示抗議，而且誇大其詞地提到了藝術家的「道德廉恥」，等等。而我在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信集時，不禁想起了那句據傳為基督本人所說的精彩話，它在不久前傳得很廣：「當你們重新赤身裸體時，當你們不再感到羞恥時，天國就將來臨。」 [16] 無疑，總會有一些生性敏感、廉恥心容易被觸動的文人，跳出來反對出版私人書信和隱秘文獻，他們只希望看到偉人的正面形象。他們在這些書信中似乎只看重一種沾沾自喜，那是平庸之輩因英雄的書信中暴露的那些與自己相似的缺點而產生的沾沾自喜。因此，這些文人就說，這樣的出版物「很不得體」，或者用浪漫主義的語氣說，這是在「挖祖墳」，至少，這也是一種不健康的好奇心。他們說：「不要來碰作者，只有作品才是要緊的。」——顯然如此！但是，令人讚美的，讓我受到了無窮教益的是，儘管如此 ，他還是寫出了作品。 我不是在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寫傳，而僅僅是根據書信集提供的材料，為他畫一個肖像。我只談到了他自身的那些局限，我想我還可以談談那些局限中的持續不斷的苦難，那種苦難跟他是如此的緊密相依，似乎成了他天性的一種秘密需求……但是，一切都對他冷酷無情。儘管他自幼體弱多病，卻在剛剛開始文學生涯時就被認為適合於服兵役，而他那比他強壯得多的哥哥米哈伊爾卻退了役。他不巧進入了嫌疑分子集團中，遭到逮捕，被判死刑，後來被赦免，發配到西伯利亞服刑，在那裡一待就是十年，四年在苦役營，六年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當列兵。在那裡，興許不是出於我們一般人認為的偉大愛情 [17] ，而是出於一種熾熱的同情心，出於憐憫、柔情、獻身需要，以及他那承擔一切而毫不迴避的天性，他娶了一個苦役犯伊薩耶夫的遺孀 [18] ，她當時已經有了一個很大的兒子，這孩子是個遊手好閒的無賴，從此就由陀思妥耶夫斯基來撫養。「假如您問到我的情況，我怎麼回答您好呢：我承擔了家庭的苦惱，我一直在苦熬著。但我想，我的生命還沒有結束，我還不打算去死。」他的哥哥米哈伊爾死後，其家庭成員也由陀思妥耶夫斯基來撫養。他只要有點積蓄，就投入到他所創辦、維持、領導的那些報紙雜誌中 [19] ，另外，把可能有的餘暇也一齊搭進去：「當時必須採取一些有力的措施。我開始在三家印刷作坊同時出版；在金錢、健康、精力功夫上，我毫不吝惜。我一個人擔當一切。我看校樣；我跟作者們、跟書報檢查官們打交道；我修改文章；我找錢；我一直站著工作到清晨六點鐘，只睡五個小時的覺。最後，我終於使雜誌走上了正軌，但為時已晚。」確實，雜誌避免不了破產的命運。「但是，最糟糕的，」他接著寫道，「我一方面像苦役犯那樣工作，一方面卻不能為雜誌寫任何文字；沒有一行字是以我的名義寫的。讀者根本就看不到我的名字，不僅在外省，而且在彼得堡，公眾並不知道是我在主持雜誌。」 沒關係！他繼續下去，堅持不懈，從頭開始。什麼都不能讓他灰心，不能讓他垮掉。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他還在繼續鬥爭，不是與公眾輿論斗，因為他最終已經贏得了它，而是跟報紙上的反對派鬥爭：「我在莫斯科說了一番話（指他關於普希金的演說），您瞧一瞧，幾乎所有的報紙是如何對待我的，仿佛我在哪家銀行里偷竊或詐騙了錢似的。就連烏康采夫本人（當時的一個著名詐騙犯）受到的謾罵都不如我來得多。」 然而，他追尋的並不是一種獎賞，促使他行動的，也不是作家的自尊心或者虛榮心。在這一方面，最能說明問題的，是他接受他最初的輝煌成就時的方式。他這樣寫道：「我從事文學已經有三年了，我已經暈了頭。我不在生活，我沒有時間思考……人們為我創建了一種可疑的名望，而我不知道這一地獄將持續到什麼時候 。」 他是那麼地堅信自己思想的價值，以至於他作為人的價值也與之緊緊混雜在一起，並消失於其中。「我對您做什麼了？」他這樣寫信給他的朋友弗朗熱爾說，「值得您如此地愛著我？」在他生命的晚年，他這樣寫信給一個陌生的女性通信者：「您認為我是解放心靈、拯救靈魂、驅趕痛苦的人嗎？許多人給我寫信，但是我相信，我恐怕只能引起他們的失望和厭惡。我很少能夠撫慰別人，儘管我有時候也能這樣做。」然而，在這個如此痛苦的心靈中，蘊藏著多麼深厚的溫柔！他在西伯利亞寫信給哥哥說：「我每夜都夢見你，我成天提心弔膽。我不願意讓你死去；我想在我的有生之年再一次見到你，並且擁抱你，我親愛的。請看在上帝的分上，讓我安心吧。請看在基督的分上，假如你身體健康的話，你就放下你的一切事情、一切煩惱，馬上給我寫封信，因為，不然的話，我會發瘋的。」 至少，在這裡，他是不是要找到某種支撐？「請儘快給我寫信，仔細地給我說一說。你覺得我哥哥怎麼樣（這是他於1856年3月23日從塞米巴拉金斯克寫給弗朗熱爾男爵的信）？他對我是怎麼想的？以前，他是那麼地愛我！他跟我告別時痛哭流涕。他沒有冷落我吧？他的性格改變了嗎？這會讓我多麼的悲傷！……他把過去的一切都忘了嗎？我不能相信。但是，如何解釋他一連七八個月都沒有來信呢？…… [20] 再說了，我看到他身上已經沒有了太多往日裡的那種真誠！我將永遠也忘不了他對K所說的話，當時，我曾托K轉告他，讓他照看一下我。他在信中寫的是『他還是留在西伯利亞為好 』。」沒錯，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寫了，但是，這句令人寒心的話，他只求人們把它給忘了；我剛才引用了一些片段的那封給米哈伊爾的精彩的信，寫在這封信之後；此後不久，他寫信給弗朗熱爾說：「告訴我的哥哥，我緊緊地擁抱他，我請求他原諒我給他帶來的一切苦難，我要跪在他的面前。」1855年8月21日，他寫信給他哥哥本人（這封信比昂斯托克也沒有翻譯發表）說：「親愛的朋友，當我在去年10月的信中向你做同樣的抱怨（關於你的沉默）時，你回答我說，你很難讀得下去。哦，我親愛的米沙！看在上帝的分上，請不要埋怨我！想想我孤獨一人，像一粒被遺棄的石子，我的性格始終是那麼的陰鬱、病態、喜怒無常；想想這一切，假如我的抱怨是那麼的不公正，我的設想是那麼的荒誕，就請原諒我吧。我第一個就相信是我錯了。」 興許霍夫曼是對的，西方讀者面對如此謙卑的懺悔，會嗤之以鼻；我們那帶有濃重西班牙色彩的文學總是教導我們，要在永遠不忘侮辱中見出一種高貴性格來！…… 那麼，這樣的一位「西方讀者」，讀到以下這句話時會說什麼呢？陀思妥耶夫斯基說過：「您寫道，所有的人都愛沙皇。那麼，我也愛他。」當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下這句話的時候，他還待在西伯利亞。這是一種反諷嗎？不是，在書信中，他反覆提到「皇帝是無比的善良和慷慨」；當他在十年之後，在同一封信中請求允許他返回聖彼得堡，同時接受他的養子保爾入學時，他這樣寫道：「我反覆考慮過了，假如他們拒絕我的一個請求，他們也許不好意思拒絕另一個，假如皇帝不准許我在聖彼得堡生活，那麼他也許會同意給保爾一個學籍，以免把一切都拒之門外。」 確實，如此的順從讓人困惑。虛無主義、無政府主義，甚至社會主義，都從中得不到任何的好處！什麼！竟然沒有一絲一毫造反的吶喊嗎？假如不反沙皇的話——因為對沙皇最好還是要尊重——那麼，至少也應該反對社會，反對他從中出來時已年老體衰的監獄，難道不是嗎？那麼，請聽他是如何說的：「關於這四年中我的心靈和我的信仰，我的精神和我的情感，我就不說了，因為一說起來話就太長了。我用以躲避殘酷現實的那些沉思，不會是沒有用的。我現在懷有的欲望和希望，是過去根本無法預料的。」 [21] 還有：「我請求你，不要猜想我還像我最近幾年裡在彼得堡時那樣憂鬱不堪，那樣疑慮重重。一切都徹底過去了。此外，是上帝在指引著我們。」最後，多年後，在1872年致S.D.雅諾夫斯基的一封信中，他承認了那樣一種非凡的情感：「您是那麼地愛我、照顧我，我這前往西伯利亞之前精神上有病的人 （因為我現在承認自己有病），我的病在那裡痊癒了。」（引文中的異體字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強調的） 竟然沒有一句抗議的話！有的反倒是感激！就像約伯被永恆之神的手摺磨，卻從他口中得不到一句褻瀆神聖的話 [22] ……這個殉道者實在令人氣餒。他因了什麼信仰而活著？是什麼信念在支撐著他？——興許，通過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信集中表現出來的他的觀點，我們將能夠理解他在公眾中不太成功的那些秘密原因，理解他的不走運，理解他為什麼遲遲地留在這榮譽的煉獄之中。 二 陀思妥耶夫斯基無黨無派，懼怕派系之爭。他寫道：「我思考得最多的事情是，我們的共同思想是由什麼構成的，不論我們各自的傾向有多麼不同，我們會在哪一點上相遇。」他深深地堅信，歐洲的「各種對抗的因素在俄羅斯思想中調和了起來」，他，作為一個如他自稱的「老俄羅斯歐洲人」，他以全身心的努力，致力於這一俄羅斯的統一，而所有的黨派都應該融於對國家和人類的巨大的熱愛之中。他在一封寄自西伯利亞的信中寫道：「是的，我同意您的觀點，俄羅斯將完結歐洲，這是它的使命本身。這對我來說向來是顯而易見的。」在另一封信中，他說到俄羅斯就像一個空閒的民族 ，「有能力站在全人類共同利益的最前列」。假如，出於一種信念，興許還是一種過於早熟的信念，他對俄羅斯人民的重要性抱有一種幻想（這可不是我的思想），那根本不是基於一種沙文主義的自負，而是基於他作為俄羅斯人而具有的一種直覺，他認為，他對分裂歐洲的各派系的不同激情和不同理由有著深刻的理解。談到普希金時，陀思妥耶夫斯基讚揚他具有「人類普遍同情心的能力」，但他又補充說：「這一天賦，他恰恰是跟我們的人民一起來分享的，正是因為這一點，他才是民族的。」他把俄羅斯靈魂看成是「歐洲一切傾向的一個調解地」，他甚至這樣高喊道：「哪一個真正的俄羅斯人不會首先想到歐洲！」甚至說出這樣一句驚世駭俗的話：「俄羅斯流浪漢需要人類的普遍幸福才能得到安寧。」 他深信，「俄羅斯未來作用的特點，應該是在泛人類的最高層面上，而俄羅斯思想興許將是歐洲在其不同的民族中持之以恆努力發展的所有思想的綜合」。他常常把目光轉向外國，他對法國和德國所作的政治判斷和社會判斷，對我們來說，是他書信集中最有趣的部分。他在義大利、瑞士、德國旅行並逗留，甚至滯留了好幾個月，原因很簡單，最初是渴望多多地了解，後來，則由於持續不斷的經濟困難，或是沒錢繼續旅行和還清新債，或是害怕回俄羅斯後被債主告上法庭……他在四十九歲時寫道：「我的健康狀態不好，要是被監禁的話，我怕連半年都經受不了，更何況我無法工作。」 但是，一到了國外，他就懷戀俄羅斯故鄉的空氣，懷戀與俄羅斯人民的接觸。對他來說，無論是在斯巴特，在托萊多，在威尼斯，都沒有故鄉的那種空氣，他都無法適應。有一段時間，他無論到哪裡都鬱鬱寡歡。他寫信給斯特拉霍夫說：「啊！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我簡直無法向您表達，我在國外生活感覺有多麼的難受！」沒有一封流亡中的信不表達這種抱怨：「我必須回到俄羅斯，我在這裡煩悶得要死……」就仿佛，他本來是在那裡盡情地汲取著他作品所需的神秘營養，而現在，一旦根系從俄羅斯的土壤中被拔出，他就失去了元氣。「我沒有了寫作的興趣，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或者說，我寫作起來十分痛苦。這究竟意味著什麼，我實在弄不太明白。我只是想，這是因為我需要俄羅斯。無論如何，必須回國。」另一處，他寫道：「我需要俄羅斯，為了我的工作，為了我的作品……我十分清楚地感覺到，無論我們生活在哪裡，在德勒斯登或是在別的什麼地方，那都無關緊要，我始終是在異國他鄉，脫離了祖國。」還有：「假如您能知道，我在這裡，是那麼地感到自己是個無用的人、外鄉人……我變得愚蠢和狹隘，我丟失了俄羅斯的習慣。沒有俄羅斯空氣，也沒有俄羅斯人。總之，我根本就不能理解那些俄羅斯移民。那都是一些瘋子。」 然而，他卻是在日內瓦，在沃韋寫的《白痴》，在德勒斯登寫的《永恆的丈夫》和《群魔》。這又有什麼關係！「您對我在這裡的工作說了一些金玉良言，確實，我在這裡落後了，不是從世紀進展的觀點來看，而是從我們國內發生的情況來看（我當然比你們更清楚這一點，因為，每一天 ，我都會從頭到尾地讀三份俄羅斯報紙，我還收到兩份雜誌 ），但是，我這樣會脫離生存的活泉 ；不是它的思想，而是它的精髓本身。這大大地影響了藝術創作工作。」 因此，這種「人類普遍同情心」始終伴隨著一種熱情的民族主義，並因之而強化，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中，這種民族主義是它不可或缺的補充。他不知疲倦地、毫不懈怠地反對當時被那邊的人們稱為「進步主義者」的那些人，也就是說（請允許我在此借用斯特拉霍夫的定義），「那些政客，他們期待促進俄羅斯文化的進步，但不是通過民族資源的有機發展，而是通過倉促地吸取西方教導」。——「法國人首先就是法國人。英國人首先就是英國人。他們的最高目標是保持自身的原樣。這就是他們的力量所在。」他反對「那些將俄羅斯人的根基拔掉的人」，他不等巴雷斯 [23] 冒出來，就警告那位大學生，「他脫離了社會，拋棄了社會，不是走向人民，而是走向別處，去國外，進入歐洲主義 ，進入從未存在於世的世界人的絕對統治中，以這樣的方式與人民決裂，蔑視人民，誤解人民」。他跟巴雷斯一樣，反對「不健康的康德主義」，他在給自己主編的雜誌寫序言 [24] 時寫道：「從國外引入的思想無論有多麼豐富，它都無法在我們這裡生根和馴化，無法真正地對我們有用，除非，我們的民族生活在毫無外界的啟示與推動下，自然而然地、切切實實地從自身中產生出這種思想來，以滿足大家必然的需求。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沒有任何一個多多少少比較穩定的社會，是按照一種從國外進口的命令程序而構成的……」在巴雷斯的作品中，我也沒有見到比他更為斷然和堅決的宣稱。 但是，與此緊密相連的，是我很遺憾地並沒有在巴雷斯那裡發現的思想：「能夠在一段時間裡脫離自己的土壤，以便不帶任何成見地看待自己，這是一種很強烈的個性的標誌，與此同時，能帶著善意來看待外國，這是最偉大的、最高貴的天賦之一。」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並沒有預見到，這一學說會把我們引向何等的盲目：「要讓法國人清醒，要阻止他自認為是天下第一，這是辦不到的。更何況，法國人對天下的事知道得很少……而且，他還不想知道。這是他們全民族的共同特點，很有代表性。」 幸運的是，由於他的個人主義，他跟巴雷斯截然不同。而與尼采相比，他對我們來說倒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足以表明，對自身價值的這一信念，有時候並不伴隨有多少的自滿自得和自命不凡。他寫道：「世界上最困難的，莫過於保持本身的原樣。」還有：「不應該為了任何目的而糟蹋生命。」因為，對他來說，沒有了愛國主義，沒有了個人主義，他也是沒有辦法來服務於人類的。假如，我剛才引用的這些話會使某些巴雷斯分子信服的話，那麼，下面的引語若不能引起他們的反感，那就怪了。 讓我們來讀一讀這些話：「在新人類中，美學概念是混亂的。建立在實證主義之上的社會的道德基礎，不僅沒有產生什麼結果，而且也不能確定自己，只能在欲望和理想中摸索。要想證明社會不是這樣建立起來的，證明那些道路並不通向幸福，證明幸福並不像人們以為的那樣來自它，難道事實還遠遠不夠嗎？但是，幸福到底是從哪裡來的呢？人們寫了那麼多的書，人們卻忘記了最基本的東西：在西方，人們失去了基督……因為這個，只是因為這個，西方衰落了。」讀到這段話的時候，法國的天主教徒會鼓掌的……不過，我剛才故意刪掉了那幾個關鍵的詞：「人們失去了基督——由於天主教主義的過失 。」那樣一來，請問，哪一個法國天主教徒還敢於被這書信集中所包含的虔誠的眼淚而打動呢？即便陀思妥耶夫斯基想「向世界顯示一個俄羅斯基督，在世上默默無聞，其原則包含在我們公認的教義中」，那也是枉然，因為，法國的天主教徒，出於他們自己的正統教義，會拒絕聽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後來又說：「在我看來，這就是我們未來文明化力量的原則，是我們使整個歐洲死而復生的原則，是我們未來力量的整個精髓。」但這樣說依舊枉然，至少在今天是枉然的。 同樣，如果說，陀思妥耶夫斯基讓德·伏居耶先生在他的身上看到了「對思想、對豐滿人生的竭力反對」，看到了一種「對愚痴、對漠然、對消極的神聖化」，等等，那麼我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給他哥哥的信（未被比昂斯托克收入《書信集》中）中，卻讀到這樣的話：「人們會對我說，這是一些簡單的人。但是，一個簡單的人要遠比一個複雜的人更為可怕。」一個少女渴望「成為一個有用的人」，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示她想當一個護士或者一個助產士，他這樣給她回信說：「……通過有計劃地接受教育，人們就是在準備一種更有用一百倍的活動……」他還說：「您接受高等教育難道不是更好嗎？……我們的大多數專家是一些並沒有多少知識的人 ……我們的大多數男女大學生根本就沒有什麼教養。他們能夠為人類帶來什麼好處呢！」當然，我並不需要讀這些話語也能明白，德·伏居耶先生實在是弄錯了，但是，人們畢竟還是可能誤會了。 同樣，我們實在很難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底是贊成還是反對社會主義；因為，一方面霍夫曼確實有理由說：「社會主義者，如果從這個詞最人道的意義上來說，那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終就是這樣的人。」然而，另一方面，我們同樣也在他的書信集中讀到：「……已經侵蝕了整個歐洲……」 是保守派，卻不是傳統主義者；是保皇派，同時又是民主派；是基督徒，卻又不是羅馬教廷的天主教徒；是自由派，卻又不是「進步分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終是一個人們不知道如何使用的人 。人們在他的身上發現讓各個黨派都不滿意的東西。因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從來就沒有相信過，他有著完成他使命的一切智力，或者說，為了當前的即時目的，他有權利讓這一無限微妙的工具傾斜、歪曲。他寫道：「說到所有這些可能的傾向 （異體字是他自己強調的）——它們匯集成了一種對我的歡迎（1876年4月9日）——我本來是想寫一篇文章，好好說一說由這些信件引起的感受……但是，經過對這篇文章的考慮後，我突然發現，我根本不可能真誠地來寫它；而假如沒有真誠的話，那還有什麼寫的必要呢？」他這是想說什麼？無疑，是這一點：要寫出這篇既使人們皆大歡喜，又能確保成功的文章，就必須歪曲自己的思想，使它極端地簡化，最終把他的信念推到超越自然的地步。而這，是他斷然不能同意的。 出於一種不太生硬的、跟他思想簡單的正直性相吻合的個人主義，他只同意介紹自己的思想時要展示其複雜的完整性。他在我們這裡的不成功，或許可以歸咎於這個最重要也是最隱秘的原因。 我並不是在暗示說，偉大的信念通常總是帶有某種不太正直的推理；不過，它們往往不需要什麼智力；而巴雷斯先生實在是太聰明了，不會不馬上明白到，要想讓一種思想迅速地流行在世界上，人們不應該公平不偏地闡明它的各個方面，而只應該堅決地推行它的某一方面。 要讓一種思想獲得成功，就必須單獨地提出它來，或者不如說，假如你們願意的話，要想獲得成功，就必須單獨地提出一種思想來。找到一個好的模式還不夠，還必須鑽進去不再出來。公眾在面對每個名稱時，都願知道它們所指的到底是什麼，他們忍受不了讓他們費腦子琢磨的東西。當他們聽到巴斯德這一名字時，他們總願意立即能想到：是的，狂犬病。聽到尼采的名字呢？想到超人。居里夫人？鐳。巴雷斯？大地與死者。甘東 [25] ？原生質。完全就像是一說到波尼布斯 [26] ，馬上就想到的是他的芥末。而帕芒蒂埃 [27] ，由於他「發明」了土豆，僅此一點，就使他變得赫赫有名，甚至比他假如發明了整個菜園中的所有品種還要更有名。 陀思妥耶夫斯基差點兒在法國獲得成功。當時，德·伏居耶先生髮明出了「對痛苦的崇拜」這一稱號，並由此為他在《罪與罰》最後幾章中找到的學說貼上標籤。《罪與罰》中存在著這個學說，這一點我很願意相信，而且這個標籤模式找得也很貼切……可惜的是，它並不能徹底地涵蓋作者本人，他從各個方面都要超越出來。因為，即便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這樣的一個人，對他來說，「只有一件事是必須做的：認識上帝」，那麼，至少，這一對上帝的認識，他是想通過自己的作品，在自己充滿人性的、充滿焦慮的複雜性中來做到。 易卜生也不是隨隨便便就能簡化的，作品中疑問多於肯定的那些作家，情況大致也一樣。易卜生有兩部戲劇贏得了相對的成功：《玩偶之家》和《人民公敵》，這不是由於它們的卓越，成功來自於易卜生在其中加入的所謂的結論。其實觀眾對作者並不那麼滿意，因為作者並沒有找到某種明顯的解決辦法。他們認為，這是不確信造成的罪過，是思想的懶惰，或者信念的微弱。而更經常的情況是，品嘗到很少一點點智力後，他們就斷定這一信念充滿了暴力、堅韌，以及單調的肯定。 我不想再擴大本來就已經十分廣泛的話題，今天，我並不尋求明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學說；我只想指出它所包含著的被西方人認為是矛盾的東西，因為西方人不怎麼習慣這種對極端相反的東西的調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終堅信，在民族主義和歐洲主義之間，在個人主義和自我犧牲之間，這些矛盾只是表面的。他認為，如果只明白這一重要問題許多側面中的一面，那麼，對立的各派別離真理都是一樣的遙遠。請允許我在這裡再次引用他的話，它無疑將比任何的闡釋都更能說清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立場：「難道必須失去個性才能達到幸福嗎？拯救存在於抹卻之中嗎？要我說，恰恰相反。不僅不應該抹卻自身，而且還應該成為一個個性，甚至要達到一個比西方還更高的程度。請理解我的話：自覺自愿的犧牲，在充分的意識中、自由地獨立於任何強制的犧牲，為所有人的利益而做的自我犧牲，在我看來，這正是個性最高發展的標誌，是它最高級的標誌，標誌著對自身的一種完美擁有，一種最大的自由意志……一種徹底發展的個性，十分堅信自己有成為一種個性的存在權利，不再為自己擔心，不能拿自己做任何別的事，也就是說，只能服務於一個用途，只能為其他人而犧牲自己，好讓所有的其他人都成為同樣自由而又幸福的個性。這是自然法則：正常的人都要達到這一點。」 [28] 這個答案，基督早就教導給他了：「凡想保全生命的，必丟失，凡奉獻生命的（出於對自我的愛），必真正救活性命。」 [29] 1871年到1872年的那個冬天，五十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返回彼得堡，他在給雅諾夫斯基的信中寫道：「應該承認，衰老已經到來；但是，我不怎麼想它，我還準備再寫（當時他準備寫《卡拉馬佐夫兄弟》），發表一些最終能讓我滿意的作品；我還等待著生命中出現新東西，但是，很可能我已經收穫了一切。我對你談到我；是啊，我是那麼的幸福。」人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生活中，在他的作品中，感覺到潛伏著的，正是這一幸福，這一超越了痛苦的歡樂。尼采早就徹底地嗅到了這一歡樂，而我最怪罪於德·伏居耶先生的，恰恰是他沒能覺察到這一歡樂。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這一時期寫的信，突然改變了語氣。他以前的那些通信者，現在都跟他一樣居住在彼得堡，他現在不再是給他們寫信，而是給一些陌生人，給一些臨時的通信者，他們找他往往是為了求得指點、安慰、引導。在這裡要援引的話恐怕得援引全部了，最好還是讓讀者自己去讀書信集吧。我寫這篇文章，無非也就是為了讓我的讀者自己去讀。 終於，陀思妥耶夫斯基擺脫了可怕的金錢上的煩惱，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中重新主編《作家日記》，不定期出版。1880年11月，也就是他去世之前三個月，他寫信給著名的阿克薩科夫說：「作為朋友，我向您承認，我打算從明年起就出版《日記》，我常常跪著，久久地向上帝祈禱，求他賜給我一顆純潔的心，一番純潔的話語，沒有罪孽，沒有欲望，不激不惱。」 德·伏居耶先生在這部《日記》中，只看到「晦澀的讚歌，既不是分析，也不是論戰」，但是，幸運的是，俄羅斯人民在其中看出了別的東西。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夠感覺到，他的那個排斥了武斷統一的精神統一的夢想，已經圍繞著他的作品實現了。 他逝世的消息一傳開，思想界這個既一致又紊亂的狀態便明顯地表現了出來。如果說，一開始有「一些顛覆分子計劃搶奪他的屍體」，但人們很快就看到，「俄羅斯其實掌握著那樣一種意外融合的鑰匙，當一種民族的思想點燃了它的熱情時，一切的派別，一切的敵對勢力，帝國中一切零星分散的碎片，都被這位死者團結在了共同的熱情之中」。這句話正是出自德·伏居耶先生之口，我很高興，在對他的論著表示了那麼多的保留態度之後，能夠在此援引他這些高貴的話。他還寫道：「人們談論老沙皇們時說過，是他們『聚集』了俄羅斯的土地，而這位精神國王則聚集了俄羅斯的心。」 而現在，在歐洲進行著的，正是這樣的一種精神集結，緩慢的、幾乎神秘莫測的集結，尤其是在德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那裡一版再版，在法國也一樣，那裡，新的一代人比德·伏居耶先生那一代人更能承認並欣賞他作品的價值。讓他的成功姍姍來遲的那些神秘的原因，也將讓他的成功變得更為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