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語絲 · 第六　創作自由考

三十年代初期，我在廣州組織了「普羅作家同盟」，出版《廣州文藝》周刊。那時候創作是沒有自由的。「普羅作家同盟」活動的結果，是龔明同志被捕入獄，最後不幸犧牲。 一九三三年我到上海參加了「左聯」的工作。那時候創作仍然是沒有自由的。我的作品經常被檢查官扣留不放，或者被檢查官改得面目全非。如果你想自己印刷出版，首先是沒有印刷費，其次是一出版就被禁止、沒收。你想把自己的作品送到人民大眾那裡去，真是比登天還難。 後來，到了一九三七年，抗戰開始，情況算是好了一些。也僅僅是一些：暴露日本帝國主義可以，但是暴露國民黨就不行；描寫軍人殺敵可以，但是描寫人民武裝抗日就不行；描寫人民愛國可以，但是描寫人民要求改善生活就不行。 到了一九四一年，我到達延安以後，才第一次真正得到了創作自由。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作家可以描寫人民翻身當家作主人，也可以描寫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種種醜惡罪行；在藝術上，作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寫什麼、怎樣寫、寫了給誰看。作家沒有了苦悶、憂慮、憤懣和恐懼，感到了無拘無束，自由自在。 到了一九四九年，全國解放，全國人民都站了起來，翻身當了主人。理所當然，全國的作家、藝術家都同時得到了解放，得到了思想上、政治上、藝術上的充分自由。 令人驚奇的，是有一些作家和藝術家，沒有感覺到這種自由。一直到三十六年以後，即一九八五年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代表大會以後，也就是某人大肆鼓吹沒有任何前提的「創作自由」的口號以後，才獲得了這種自由，並且得到了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承認。 如果作家、藝術家在一九四九年就得到了自由，那麼，一九八五年又一次得到了自由。這樣，得了一次自由以後，又得了另外一次自由，豈不是重床疊架，得了雙重自由了麼？有什麼必要呢？ 也許是兩次自由的性質不一樣，是兩種不同的自由。又或許是，獲得自由的人有遲有早，一九四九年雖然大部分人獲得了自由，但是，仍有少數人到一九八五年，也就是在三十六年以後，才獲得了自由。事實究竟是不是這樣呢？很值得作一番考證。 有一種看法認為，一九八五年的自由是否定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否定了反對精神污染的自由。這是它的一個特點。又有一種看法認為，以前的創作自由沒有得到資本主義國家的承認，一九八五年的創作自由，是得到了資本主義國家的承認的。這是它的又一個特點。還有一種看法認為，一九四九年大多數作家、藝術家得到了自由，但是有少數人沒有得到自由；到了一九八五年，少數人得到了自由，但是大多數的作家、藝術家卻失去了自由，弄得惶惶不可終日。更有一種看法認為，一九四九年的自由是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自由；一九八五年的自由，是資本主義的，所謂西方自由世界的自由，是西方資本主義學說、思想、制度、風俗、習慣、趣味、愛好和種種生活方式的自由…… 凡此種種，都是頗堪玩味，也值得花一番功夫去考證的。我想，還是留給大家去「開動腦筋」吧。 一九八九年抗戰五十二周年紀念日